中国乡村体制改革的论文主题

学术堂整理了十五个农业发展方面的论文题目供大家参考:1、当前我国农业农村发展的几个重要问题2、现代农业发展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一)对"三农"工作新形势的综合判断3、德国农业和农村发展政策特点及其启示4、农村劳动力流动、农业发展和中国土地流转5、持续农业与农村发展综合效益评价指标体系探讨6、国外公共财政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主要途径及启示7、生态农村--中国生态农业发展的新思维8、"十五"期间农业、农村发展思路和政策建议9、苏南地区可持续农业与农村发展模式探索10、中国有机农业发展对农村劳动力利用和农户收入的影响11、试论农业女性化对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影响12、生物质能与农村能源及农业发展的关系13、可持续农业与农村发展研究述评14、可持续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定义与内涵15、持续农业和农村发展 : SARD的理论与实践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面临的难题及对策研究 摘要：农业、农村、农民这一问题是政府关心的重点，是学者研究的焦点。中国的改革第一步源起于“三农”，中国未来的成败，也必将取决于“三农”，这是显而易见的。泱泱大国，农为根本，只有“根本”的问题解决好，才是最彻底的，最有价值的，最革命的。 2006年4月，国家发改委下达了关于开展农村经济重大问题调研的指令，按照国家发改委下达的调研课题，笔者有针对性的深入湘潭县农村开展调研，并运用湘潭县县委基层办、县委政研室和湘潭县政府经研室的相关调研成果，形成了综合性调研报告。 调查结果表明：村级集体经济薄弱、农民增收乏力，村庄建设规划滞后和尚未建立长期投入机制，成为我国当前新农村建设面临的四大难题。影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要原因是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相悖的政策失衡、体制障碍、城乡隔阂。要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伟大目标，笔者以为要做好做活五个方面的文章： 一、生产发展 用工业化的理念 实现经济重建--关于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研究；二、生活富裕 用产业化的布局 实现社会重建 --关于增加农民收入研究；三、乡风文明 用市场化的思维 实现制度重建 --关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研究；四、村容整洁用城镇化战略 实现生态重建 --关于农村环境污染研究；五、管理民主 用科技化的手段 实现文化重建 --关于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研究 关键词：农村经济，经济发展，和谐发展 近三年，中共中央制定出台了关于“三农”问题的三个一号文件，有力促进了农民增产增收，提高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开创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局面。2004年2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下发，即改革开放以来中央第六个一号文件。文件要求，要调整农业结构，扩大农民就业，加快科技进步，深化农村改革，增加农业投入，强化对农业支持保护，力争实现农民收入较快增长，尽快扭转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 2005年1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下发，即改革开放以来中央第七个一号文件。文件要求，要稳定、完善和强化各项支农政策，切实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继续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努力实现粮食稳定增产、农民持续增收，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2006年2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下发，即改革开放以来中央第八个一号文件。文件要求，要完善强化支农政策，建设现代农业，稳定发展粮食生产，积极调整农业结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加快社会事业发展，推进农村综合改革，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确保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良好开局。 难题之一: 乡村债务问题 据调查，一般规模较大的行政村年刚性支出需15万元左右，规模相对较小的行政村也不少于10万元。但目前大多数村的经济现状都不乐观。原因有几个方面：一是受政策性制约，企业改制断了收入，税费改革少了收入，招商引资没了收入；二是经济发展空间小，受制于有限土地资源、资金和自然资源；三是财政转移支付入不敷出，不可预见性支出不断攀升，正常运转难以为继。村级集体往往经济薄弱、无钱办事，这成为建设新农村的突出难题。 一、乡村债务结构分析 ~~县乡村两级负债总额为万元，其中乡一级负债万元，村一级负债万元，其债务结构如下: 按成因划分:A、地方上项目、办企业，造成决策失误或因管理、市场原因亏损形成的债务万元(其中乡级万元、村级万元)占。B、办福利事业、“普九”、乡镇医院和村办福利事业建设形成的债务万元(其中乡级万元。村级万元)，占。C、民间高息借贷、完成各种上交任务，因本金、利息形成的村级债务万元(其中乡级万元、村级万元)，占。D、如通乡镇油路、农田水利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形成的债务万元(其中乡级万元、村级万元)，占。E、因村级财务管理混乱，干部因素形成的历史性债务万元(其中乡级万元、村级万元)，占。F、农户欠交税费， 逐年欠款而增加形成的集体债务万元(其中乡级万元、村级万元)，占。H、其它原因形成的债务万元(其中乡级万元、村级万元)，占。 按债权人划分:A、欠银行、农村信用社、基金会及其他金融机构万元(其中乡级万元、村级万元)，占。B、欠乡村工程业主万元(其中乡级万元、村级万元)，占。C、欠乡村干部万元(其中乡干部万元、村干部万元)，占。D、欠乡村教师万元(其中乡级万元、村级万元)，占。E、欠民间个人万元(其中乡级万元、村级万元)，占。F、欠其他经济组织万元(其中乡级万元、村级万元)，占。H、欠其他债权人万元(其中乡级万元、村级万元)，占。 二、乡村债务成因分析 1、财源有限。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撤区并乡、农村税费改革、免征农业税等农村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行，村集体不再有剩余产品的分配权和经济收入的支配权，“五统三提”、农业税附加等乡村集体收入也随之消失，乡缜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大多数被取消，预算外收入锐减，乡村集体收入来源被逐渐抽空;由于人才、技术、资金、市场缺乏、企业组织化程度低等方面的先天不足，曾经红火一时的乡镇企业，在90年代纷纷破产倒闭或改制重组，每个乡镇每年几十万元乃至上百万元的企业管理费收入顿时化为乌有;1988－1993年，国家实行：划分税种、核实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地方财政的留成比例较高，理财自主权较大，财政状况相对宽裕，而94年以后实行的分税制，地方的独享税种只有营业税、地方企业上缴利润、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等小额税种，而增值税、所得税地方只分享25%、40%，地方财源严重“缩水”。 2、刚性支出居高不下。由于机构雍肿，队伍膨胀，乡村二级的工资、误工补贴，办公费、交通费等基本支出使乡村不堪重负，政策性增资只能“挂空档”。旱涝灾害、山林火灾、矿山事故等突发事件而导致的不可预算费用，使原本拮据的乡村财力更加捉襟见肘。， 3、财源流失严重。分田到户后，村级集体财产被一分而尽;撤区并乡、企业改制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严重;人情税、关系税、税收征管力度不够，导致税收不能按国家政策足额征收;农民增收缓慢，，农业税费收缴缺口大，尾欠收缴难度大，征收成本高;实行分税制以来，一定四年的乡镇税收任务必须无条件完成，不能完成的乡镇只能高价买税(20~30%的手续费)或高息借贷垫交;成立于1994年的农村基金会、互储会，一开始就以高息和分红疯狂吸收存款，违规大额放贷，直接威胁金融秩序，99年国家下令强行关闭时，乡镇财政向国家举债亿元兑付农民存款，农村“两会”清收不仅使县、乡、村支付了巨额的清收成本，还承担了1368万元的利息债务，至今还有9000多万元的不良贷款没有收回， 4、盲目性建设投资强力扩张。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政企不分，政府办企业、政府为企业担保贷款，使乡镇不得不花巨资为企业亏损买单，为企业偿还不良贷款本息;各种达标工程、政绩工程劳民伤财，使乡村债务陡增;为推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政府运用行政手段组织农民发展新的生产经营项目，并和农民签订保产保利合同，项目失败后，政府不得不替农民交纳巨额学费。 5、预算约束力不强，挥霍浪费严重。乡镇人大会议上通过的财政预算报告往往是一个形式，乡镇的财政支出一是拆东墙，补西墙，毫无预算可言。二是乡镇财政支出往往是书记、乡镇长说了算，管他预算不预算，支出决策不仅脱离预算而且基本上没有民主可言、更不要说财务制度了。三是村级财务管理混乱，乡级财务账性违规违纪支出现象较为普遍，有限的乡村财力“跑、冒、滴、漏”严重，乡村债务雪球越滚越大。四是乡镇主要领导异动频繁(平均任期2年左右)，在领导的潜意识中，根本就没有长远打算，大多是过日子、守摊子、找路子，希望早日脱离“苦海”，支出的随意性也就被无限放大。五是村一级的支出就更没有计划了，“到手就是财、今朝有钱今朝用，管他明天怎么过”，是大多数村干部的理财之道。 在现行的乡村绩效考核机制中，数字化强制性硬指标不少，唯独没有行政成本的考核指标，乡村干部在行政过程中，没有成本意识，从客观上助长了铺张浪费的不良风气。个别乡村干部为了自己的仕途和声誉，不惜花公款制造虚假政绩为自己脸上贴金。在乡村财力日益拮据的状况下，办公费、交通费、通信费、公务接待费却节节攀升，大吃大喝俨然成风，公费请客送礼愈演愈烈。在公款消费上讲排场、讲档次、互相攀比，债务包袱越背越重，群众怨声载道。 三、乡村债务影响分析 巨额的乡村债务对基层组织运转、农村社会稳定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 1，是违法行政的重要诱因。乡村出现收支失衡后，乡村干部首先想到的是利用行政资源，巧立名目向行政相对人收取各种费用，因而，农村“三乱”久治不止;为了弥补工作经费的不足，乡村两级均热衷于违规征用土地搞建设，通过炒地皮，从中获取20-30%的收益;由于经费紧张，驱使政府机关和干部采取各种隐蔽手段经商办企业;为确保正常运转，乡村干部千方百计找门路，以项目建设为幌子，通过非正常途径，采取非正常手段，争取上级支持，以弥补工作经费不足。 2、直接影响党的执政能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沉重的债务包袱，使乡村主要领导整天处于“借新债、还旧债、躲追债”的状态下，影响了他们谋划经济发展的精力;湘潭县的干部工资只有~~市的1/2、长沙市的1/3，并且还不能按时发放。乡村干部为垫交税费、垫付工作经费，每人手里攥着几千元、上万元乃至10多万元的“白条”，兑付遥遥无期，乡村千部人心涣散、意志消沉；面对存量和增量均严重不足且强制带病超负荷运行的农村基础设施、亟待完善的社会事业公益设施，乡村二级无力改造和建设，农村公共产品供需脱节的现象更加严峻;由于缺乏足够的资金保障，有限的农业技术推广经费和教育经费被乡村挪用已习以为常，直接影响农业科技推广和农村基础教育。沉重的债务包袱，致使乡村二级运转困难，公共服务职能难以正常发挥，势必影响党的执政能力，同时，由于公共投入不足，也直接制约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影响农民增收致富。 3，有损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形象。巨额的乡村债务使乡镇政府、村委会成为农村最大的债务人。对内，欠乡村干部的工资和公款私垫费用，对外，大到欠金融机构贷款、施工单位工程款，小到欠水电费、运费、餐费、办公用品费，而且在目前状况下，乡村根本不具备偿还能力，只能采取能拖就拖、能躲就躲的应对之策，社会公信度大打折扣。债主为了早日拿回欠款，无奈之下，只能无休止地纠缠乡村干部，围堵干部家门和乡村驻地、封堵学校大门、强行搬走农具和办公用品，搞得乡村干部声名狼藉，无法开展工作。 难题之二: 农民增收问题 近年来国家实施了一系列惠农政策促进农民增收，但受多种因素制约，农民增收依然十分困难。农民富裕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根本目的，增收困难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重大挑战。 首先是种养业增收难。农业抵御市场风险和自然灾害的能力很弱，增收的不稳定性较大。虽然国家对农民实行了种粮补贴，但生产资料和机械作业费等持续涨价，无形中增加了生产成本，农民从事种养业增收困难。二是产业化带动难。近几年农业产业化有了一定发展，但农业竞争力总体还不强，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还不高，带动农民增收不明显。公司加农户和协会加农户等模式并未给农民增收带来多少实惠。公司、协会和农民之间还未真正形成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农民几乎没有在企业或协会的二次分配中获益增收。有的地方将合作经济组织或协会作为普通企业对待，有的作为社会团体对待，还有的地方根本没有适当的名分。这种混乱局面使得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贷款、纳税、保险等诸多方面困难重重，严重妨碍其发展。三是转移性增收难。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到二、三产业的比例逐年增加，外出打工和就地转移的劳动力队伍庞大，但由于综合素质低，大多数劳动力仍从事着低收入的工作，技术型、技能型劳动力转移输出很少，无法获得较高收入，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长受到抑制。四是政策性增收难。自2005年起，国家取消了农业税及其附加，“一免三补”政策提高了农民的种田积极性，但农民依靠政策增收的空间也在缩小，没有更多途径。 一、农业政策执行情况 税费改革前的2001年，~~县农民的税费负担情况为:农业税28404509元、农业特产税5160000元、生猪屠宰税1352700元、乡统筹47604645元、村提留18886556元，共101408410元。人平负担98元，亩平(按计税面积计算)负担108元。一些临时性摊派和搭车收费(约30元以上/人)尚未计算在内。 2002年税费改革时，湘潭县核减一批不合理计税面积，合理确定计税产量，取消农业特产税、生猪屠宰税和“五统三提”，将农业税费门类规范为农业税和农业税附加，2002年和2003年因税费改革使农民减负约30元/亩。 2004年农业税税率由7%下调至4%，全县农业税及附加总额3304万元，人平负担元，亩平负担元，较2001年下降。 2005年，农业税全免，全县预计免征农业税万元，从此，农民完全从税费负担的梏桎中解放出来。 2003－2004年，~~县共减免农业税万元，得到了上级财政等额专项转移支付。 2002－2004年，~~县共下援农业税灾社减免万元，重点照顾贫困村组的农户、五保户、烈军属、残疾人、受灾群众和水库库区内的困难群众。 2004年，~~县严格执行国家政策，发放直补资金970万元，粮补资金万元，使农民直接增收万元，人均增收元。 二，2000～2004年~~县农民收入情况 〈一〉、农民人均纯收入总量及构成的变化情况。 农民人均纯收入由2000年的2644元增加到2004年的3681元，5年内增加1037元，增长，年均递增。 2000—200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度增长具有极大的不均衡性（2000年较1999年增长，2001年较20001年增长，2002年较2001年增长，2003年较2002年增长，2004年较2003年增长）。5年中，农民收入虽稳步上升，但有四年的年间增速低于的年均增速;其增长规律具有较强的阶段性和明显的跳跃性，前四年为低速期，年均增速仅，2004年为快速增长期，较2003年增加516元。增长，首次超过城镇居民纯收入增返个百分点。若没有2004年的高速增长支撑，就不可能实现的年均增速。 5年间，农民纯收入的构成基本稳定。家庭经营收入占，5年间的增减幅度稳定在58—之间;工资性收入占，5年间的增减幅度稳定在～之间;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仅占、。湘潭县2004年农业总产值亿元，农业增加值亿元，粮食种植面积万亩，粮食总产量万吨，出栏牲猪万头，农民人均纯收入3681元，分别比上年增长、、、、、。以上数据显示，随着一系列以“多予、少取、放活”为核心的支农扶农政策的颁布实施，农业和农村取得了多年以来难得一见的好形势，粮食生产在短期内实现了恢复性增长，农产品全面丰收，农业效益明显提高，特别是农民收入增幅首次超过城镇居民，成为国家宏观调控下，县域经济特别是农业大县县域经济的最大亮点之一。 〈二〉、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特点 1、农民收入的增长仍然依赖于家庭经营收入和工资性收入，收入来源渠道依然狭窄。 2、农民收入增长与国家政策紧密相连，2004年农民收入的快速增长主要是政策效应。免征农业税不仅使农民减轻了负担，更重要的是从源头根治了农村乱收费的痼疾，使各种巧立名目的搭车收费失去其依附的载休，广大农民群众可谓欢呼雀跃，拍手称快。直补、良补给了农民一条稳定的政策性增收渠道，减负和增收使农民在长期的“高负低收”的恶性循环下解脱出来。 3、较长时期内农民收入增速一直低位徘徊。以2000~2004年为例，年均增速仅，其中，2000年较1999年仅增长，2001年增长，2002年增长。扣除物价上涨因素，2000~2003年的农民收入增长处于停滞和负增长状态。 4、农民收入的内部分化日趋加剧。2003年，我们调查了8个乡镇20个村50户农户的收入情况，户均收入8400元，其中年收入10000元以上的17户，占34%;年收入在5000~10000元的26户，占52%;年收入1000~5000元的5户，占10%;年收入1000元以下的2户，占4%。 三、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 1、农民增收的空间非常有限。1998年以来，农民收入持续低迷的原因除政策等因素外，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经历了10多年的家庭经营后，农村生产力、单位土地面积的生产效率已经发挥到了极至，在新的经济体制、产业格局、生产经营模式没有出现以前，农业生产和农民增收必然进入“休眠期”。2004年的增产、增收、增效缘于政策好、市场旺、人努力、天帮忙，政策的引扶效应和市场的刺激效应又一次发挥到了极至，要保持2004年的良好发展态势已属不易，要谋求新的发展和突破，难度可想而知。 2004年，农作物产量和价格也接近峰值，依靠提高单产和市场涨价增收显然“内存”严重不足。在世界农产品生产与贸易不断集中、全球农产品贸易的垄断性经营、发达国家对农产品进行巨额补内贴并对其他国家的农产品进口设置绿色壁垒的国际背景下，中国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不强。 2004年，我国农产品的平均关税从45%下降到17%，许多农产品的关税普遍下调20—30%，国际农产品在中国的市场价格也将下降20—30%，农产品价格回落的压力越来越大。一家一户的小生产已经无法经受国际国内大市场的冲击，国内农产品生产和加工企业面临新的考验和挑战。 进入鸡年，农产品价格就遭遇“寒潮”，首先是稻谷价格比2004年下跌5～8元/50kg，接着是4月下旬～5月下旬的牲猪价格直线下跌，良杂猪由去年的元/kg跌至元/kg ，良良猪由去年的11元/kg跌至元/kg，在经历了一个月的低价运行后，牲猪价格才触底反弹，小幅上扬，但仍然没有恢复到2004年的价格水平。工资收入己成为农民收入的“创业板”。受国民经济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和就业机会相对较多的影响，尤其是城镇建筑业、制造业等对农民工需求大的产业增长强劲，民工外出务工寻找工作的机会相对较多。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将为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提供一定数量的就业岗位。估计在近几年，工资性收入会成为农民收入增长最主要的贡献因子。但，从发展的角度看，劳务经济也面临诸多制约，一是竞争越来越激烈。全国共有农村劳动力42亿，农业自身的劳动力需求只有亿，尚有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加上城镇下岗失业工人和新增就业人员，城市的承载能力相对有限。二是随着工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对劳动力的需求越来越少。三是劳动力的供大于求，对劳动者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体力型务工人员的薪金待遇会越来越低。四是湘潭县的劳务经济至今是一种自发经济，管理松散，组织化程度低，若不引起高度重视，就有可能失去部分劳务输出市场。 2、农民增收的风险性系数大。农村是一个庞大的“露天工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农民是“靠天讨吃”。目前，我国尚末建立农业风险救助机制，一遇自然灾害，农民就只能望天兴叹。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实现了超常规的快速发展，资源、环境压力也与日俱增。众所周知，过度开发和盲目扩张所带来的环境污染、水士流失、生态失衡、资源紧缺必然导致气候的反常，自然灾害发生频繁，农民增收的风险系数也就不断放大。 3、农民增收的自主性非常有限。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受思想观念、认知水平的限制，农民死抱自己的一亩三分自留地不放，适应市场经济规律的土地浪转机制难以形成，产业结构调整步履艰难。作田、养猪、打工不可能使农民收入出现量的飞跃和质的变化，增收动力明显不足。 农产品价格是农业的“晴雨表”，农资价格又是农业的“风向标”，农民对“二价”只能无条件的被动接受，农民增收的不确定因素增加。今天以来，农产品价格有较大幅度的下跌，农资价格却一路飚升，尿素零售价（下同）1950元/吨，同比（下同）上涨；钾肥2200元/吨，上涨；碳胺540元/吨，上涨；复合肥1050元/吨，上涨；种子9元/kg，上涨；农地膜14元/kg，上涨4%；抛秧盘元/块，上涨160%；农药的平均涨幅也在20%以上。因农资涨价，农民种田成本增加50元以上/亩。按2004年湘潭县“二补一免”元/人计算，政策给农民带来的收益被农资涨价全额抵消。 受煤、电、油、运紧张和原材料涨价等因素的影响，农资价格上涨有其客观原因。但透过涨价现象还是可以发现一些不可忽视的深层次的问题。一是近年来，舆论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宣传有失偏颇。农业和农村经济刚有转机和起色，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体把农村形势说得天花乱坠，片面宣传和夸大成就，对仍在存在的各种问题或是忽略不计，或是轻描淡定，给人以“三农”问题已经解决，农民已经富裕的舆论误导，各行各业，特别是农资生产商和经销商也就争先恐后来分“蛋糕”，为农资涨价埋下伏笔。二是农民对农资生产成本、进零差率等生产经营信息全然不和，涨不涨价、为什么涨价、涨多少，全是生产企业和经销商的一面之词。三是国家在农业生产资料的“产前”补贴方面出台了许多优惠政策，投入大量资金，但真正的“好处”往往落到了生产企业和经销商手中，他们一方面享受国家的行业政策优惠，一方面叫苦不迭，大呼亏本经营，一次又一次提高农资市场价格，最终受“挤榨”的还是农民。 难题之三：村镇规划问题 一、农村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情况 二、98年以来建设的农村基础设施项目当前存在的问题 难题之四:投入机制问题 1，金融资源流失严重，经济发展受资金“瓶颈”制约 2、上学难、看病难、贷款难，打官司难。 主要原因：政策失衡、体制障碍、城乡隔阂 原因之一：生产经营模式落后，产业科技含量不高。 原因之二：基础设施薄弱，综合生产能力脆弱。 原因之三：乡镇机构雍肿，干部队伍庞大。 表现之四：乡村两级经费紧张，基层组织运转困难。原因之五：党群关系疏离、干群关系紧张。 原因之六：社会保障体系严重缺失 劳务输出引发社会问题 生产发展 用工业化的理念 实现经济重建

市场经济下的乡村治理与产业化发展 2005年12月6日12:27 农博网 ——以山西、河北农村为例贾大猛 卢向虎（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摘 要：在中国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乡村治理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比如政府能不能把农民直接推倒市场的浪尖上？如何在发展中解决农村稳定问题？乡村治理能否实现真正的村民民主治理？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是客观的。笔者通过对山西、河北农村的实证调查，总结出了目前乡村治理中的几个问题，提出了乡村治理发展中的几个困境，最后提出了相关的实证建议。笔者认为，在目前乡村治理中，基层政府（笔者把村一级也纳入了进来）作为主导，由于受市场经济的影响，其观念和某些做法引发了乡村治理危机，使农村稳定受到了动摇，同时政府行政的合法性也遭到了质疑。就此，笔者在经验调查的基础上，对市场经济下乡村治理的问题、困境和对策展开了讨论。关键词：市场经济 乡村治理 基层政府 农村稳定1 引言市场经济在中国已经进行了十几年了，它所带来的巨大变化，大家是有目共睹。并且市场经济的一些重要理念和理论也被国人认同，比如竞争、效率、逐利、“经济人”假设等。作为中国市场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乡村也免不了受到了波及。根据笔者近两年的农村调查，笔者认为，这种市场经济在乡村的波及已经从经济领域逐渐转到了乡村管理领域，进入到了乡村政治层面，触及到了农村的稳定，具体表现为农民参与度的下降和基层政府政策合法性的动摇等，这就使我们不可避免的引出了市场经济下的乡村治理话题，也即在市场经济下我们如何进行乡村治理。近两年，笔者在山西、河北农村进行了大量的的农村调查，对乡村治理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些问题或现象进行了观察和思考。本文将在实证调查的基础上，针对当前乡村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展开讨论，提出市场经济下乡村治理的困境，并在经验调查的基础上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2 问题乡村治理是指如何对中国的乡村进行管理，或中国乡村如何可以自主管理，从而实现乡村社会的有序发展（贺雪峰 ）。市场经济在乡村的发展破坏了中国传统乡村的发展秩序，同时也打破了中国传统基层管理体制，出现了许多发展中的问题，这些问题有些是可以预见的，也有一部分是在实践中被“引致”出来的。当然这本身并不能证明市场经济在农村的发展是错误的，因为市场经济已经被中国近十几年的发展所证明是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所以我们必须从另外一些角度来审视中国乡村治理中所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其中的一个角度就是我们的乡村制度层面和基层政府观念。首先我们应该明确是让市场经济适应我们传统的管理体制，还是让管理体制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笔者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借以为以下问题的论述提供一个思考的平台。 乡村治理中的权力垄断笔者在河北某农村调查的时候，发现当地村委决定村里事务的权力异常强大，村里的大小事务，皆有村委的几个“领导”说了算，比如税费征多少，村里的钱怎么用，谁当村委委员等等。而作为《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所规定的村民代表大会则形同虚设，当地的村民表示已有多年没有开过村民会议了。这就在当地形成了一个权力真空，外人根本就插不进来，作为乡村治理核心的村民自主管理实际实际上已经演变成了村里几个人的管理，这就形成了乡村治理中的权力垄断现象。进一步分析，村委的权力垄断很大的原因是和乡镇政府有关的。在上述村中，村长，村委书记实际上已经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产生物，而是乡镇政府在当地权力扩张的一种象征。也就是说村两委是和镇政府有密切联系的，或者说镇政府是村两委权力垄断的保护者和支持者。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笔者思之主要是权力垄断给他们所带来的巨大利益所致。村长，支书，职位本身我们知道并没有多大的利益，但是在当前乡村这种制度下，村长支书职位权力所带来的巨大利益是正常意义上所无法可知的。比如说村公共资源的支配权，使用权，政策信息的掌握优势等等。由于中国乡村数千年来“官大民小”思想的束缚，村民一般对这种本来属于自己权利的权力而表现的无动于衷，对这些权力背后所隐藏的权利保障（利益）更是少有察觉，这就助长了他们（村民）权力代理人（村两委）的权力侵占欲望。再加上平时和镇政府打交道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默契”（或勾结），促使他们（村两委）对权力的侵占。最终造成治理过程中的权利垄断。权利垄断为基层政府寻租创造了条件，尤其是在市场经济下，政府作为被假设的经济人，也在追逐着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于是农村腐败层出不穷，农民与政府对立加重，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重视。 村民参与度不足乡村治理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村民自治，村民自治也就是要村民自主管理自己的事务，前提就是要村民广泛的参与进来。但是根据笔者在河北 山西农村调查的结果来看，大部分地方的农民参与意识还很薄弱，农民普遍表现比较恐惧和缺乏自信。村民自治被学者成为是中国最广泛的民主，而现实中村民的冷漠却使这一带着政府和学者良好愿望的制度设计大打折扣。分析这一问题的原因，笔者认为有两方面：一是农民缺乏权利意识，在上一部分中笔者分析了村民缺乏权利意识为权力垄断制造了可乘之机，在这一部分当中，笔者认为村民缺乏权利意识直接引起了参与度的不足。并且政府在权力垄断后所树立起来的“权威”使村民感到恐惧，村民们认为谁当村长和“我”无关，反正都一样，让那些想当官的人当吧。大部分村民不敢或不愿当众表现（行使权力）。第二个原因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变得越来越迷失，由迷失变得不自信。农村的发展是相当不平衡的，即使是在一个村子里不同的村民之间由于接触外界信息的差异所表现出来的能力，气质，自信程度也是有相当大的差异的。市场经济下的花花世界，使一部分人适应了其中的环境，很容易吸收一些新思想，这样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就想把这些新思想展现出来，而也存在大多农民并不能接受这些新思想的侵入，他们在面对这些新事物的时候更多的是新奇，是迷茫，在与自己所生活的现实对比中逐渐表现的不自信了，所以他们不愿出来参与乡村治理。村民参与度不足已经影响到了乡村治理的效果，比如作为村民自治重要内容的村民选举，更多变成了农村精英们的游戏，失去了原有的制度愿望。 村两委关系问题村两委关系问题是村民自治过程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也是学者经常提到的一个问题。《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已经规定村党支部是领导核心，但就具体的一些事务则没有规定清楚，所以在操作层面却实存在不少问题，这也是造成村两委关系问题的重要原因。笔者认为这只是从制度层面的角度讲的，我们还可以从村长和村支书个人的角度讲。其实目前村两委关系问题也就是村长和村支书两个人的问题（这里不包括二者合一的村子），是两个人权力争夺中产生的问题。由于权力所带来利益的巨大诱惑，致使二者之间明争暗斗，相互不服。村支书说我是党支书是一把手，你应该听我的，而村长也不示弱说我是大家选出来的，我最能代表大家。二者权力的争夺造成两委的关系紧张。笔者在山西左权县某农村调查时发现该村的村长作为预备党员已经有四年有余了，村支书就是不让转正，害怕自己手中的权力被夺掉。所以笔者认为处理好村两委的关系问题，有必要先处理好村长和村支书的关系，其实在操作层面是很难说清的，更多的时候需要的是两委的配合。 镇与村的关系实行村民自治后，乡村权力格局发生了变化。村委会组成人员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而不是由乡镇委派，《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也规定乡镇与村的关系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这一变化对有的乡镇干部来说，由于观念上没有转变过来，仍把两者关系认为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处处干涉村级事务，致使乡村自治流于形式。笔者在山西左权县麻田村调查时还发现另一种现象：麻田村是由7个自然村组成的，然而在联村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存在着联村党支部的空缺，各村还是原来的党支部，还是原来的一班人马。这样根据《村委会组织法》，村支部在村子的发展中起领导核心作用，这样就使合村并组后的麻田村有了7个领导核心。这样，联村委员会在开展工作的时候，不得不照顾7个党支部的意见，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按《村组法》规定村委会是在村支部的领导下工作的，这样，在麻田就出现了一个村委会，7个领导的局面。其实麻田镇政府在一开始就犯了一个错误，即它在开始联村委员会选举之前就应该先把联村党支部组建起来，以避免出现这种状况。镇党委应该出面整合支部成员，维护联村后的正常治理秩序。但是由于对这种权力意识认识不清，导致治理上的混乱。笔者认为镇与村的关系应该遵守《村组法》的有关规定，镇一级政府应该明确职权，变领导为指导，同时转变观念，在乡村治理上处理好指导与自治的关系。 村民与基层政府的对立笔者在河北农村调查时，有不少农民反映当地政府太腐败，处理问题手段粗暴，至使有不少农民把当前的三农问题的根源归结为农村的腐败问题，认为只要中央政府把农村的腐败根治了，农村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笔者在各地农村调查时所听到的最多的也是有关农村腐败的，以前当我听到这些事件的时候，都会认为是农民的过激言词，但一次又一次的调查，尤其是当有的农民在我面前哭诉其遭遇，久握我的手不放时，使我觉得有必要把它写出来，以期引起更多的实证研究者也能多到农村去关注这些事件。笔者认为村民对农村腐败的痛恨，很可能引起农村不稳定因素的聚集。现在部分地区出现的农民集体上访事件很多是和基层政府有关的。这种农民对农村腐败的痛恨，尤其是受到农村腐败其害的村民越来越多，这种不稳定因素会逐渐走向另一面，比如以自杀的方式抗击政府的不合理待遇等。由于农民是一个弱势群体，在与政府博弈的过程中是处于劣势的，所以农民本身对这种腐败现象是无能为力的，然而政府的合法性地位却在这一过程遭到质疑，进而直接影响的就是农村的稳定问题。这是乡村治理过程存在的重要问题和障碍。 村庄精英的缺失在农民素质普遍提高之前，在农村中真正实践乡村治理的应该是乡村中的精英分子。根据效率和节约治理成本原则，这也是可取的。然而在市场经济下，乡村中的精英们更多的流到外面了，按照资源择优分配原则，这也是可取的。笔者把这种情况叫做市场经济下村庄精英缺失悖论。笔者在河北，山西农村调查时，发现村庄里的能人还是有很多的，这些人大都有一技之长，比如在农业种植方面，在家庭养殖方面，还有经商的。但这些能人和笔者在这里所说的村庄精英还是有一定区别的，这里的村庄精英主要是指能够组织带领村民进行有效自治的，有一定的领导管理才能，在村民当中有一定威信的人。目前这些人在农村中太少了，并且这种人在农村也是很难发挥才能的，首先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的存在直接威胁到了村庄某些权势人物的利益。并且作为上级的乡镇政府也是不太喜欢精英治村的，因为这样他们就会失去在原有体制下的某些特权，比如新当选的村长不能听乡镇的话了，村民的自主意识强了，乡镇的权威下降了等等。总之，村庄精英的存在会受到来自多方面的排挤，致使大量精英外流，就象笔者前面所说的这也是资源优化配置的结果，既然这个地方不适合他们，他们当然要离开。然而笔者想强调的是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资源优化配置。这些地方也需要他们，但是由于种种限制，精英们的才能没能最大的发挥出来，所以我们必须消除这些障碍，实现真正的资源择优分配，那时市场经济下的村庄精英缺失悖论则将消失。 乡村治理的地域性差异乡村治理的地域性是指乡村治理的好坏与村庄所处的位置有着密切的了联系，比如镇政府所在地的村治就要比处于两地交界处的村治要好一些。地域性的差异所引起的村治效果是有很大差别的。笔者在山西麻田村和河北的一些农村所看到的情况就很不相同。麻田村是镇政府所在地，村治比较良好，村民对基层政府的怨言也相对较少；而笔者所到的河北农村大都处于两县或三县交界处，这些地方干群矛盾紧张，干群对立严重，上访事件也较多。这种乡村治理中的地域性差异可以解释为什么有的地方村治就好，有的地方村治较差。知道了这一点，政府在做出决策的时候就应改多考虑一下“偏远农村”的村治问题，然后着力去解决之，这样就能减少几个上访村，“钉子户”。以上是笔者在农村调查后对当前乡村治理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的总结。当然在乡村治理中存在的问题还有很多，比如村财务问题，农村不平衡问题严重等，笔者在此不作过多论述。3 困境除了以上问题外，笔者在调查后也感到市场经济下乡村治理存在许多困境： 现代化与乡村治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目标是要实现现代化。现代化的含义是丰富的，简单来说分为两点：一是人民物质上的富足，二是精神上的充实，同时以良好的制度设计为依托，使人类和社会发展具有可持续性。按目前乡村治理所达到的水平，离现代化还有很大差距。乡村治理贵在村民的合作和参与，同时需要有一定的财力来提供乡村发展所需要的大量公共资源，包括目前城市所具有的社会保障等社会福利制度。然而在调查中，笔者看到这些在农村是非常缺乏的。即使作为村里重要公共资源的水利、交通等设施也是非常落后的，并且村民们的参与和合作意识也并不乐观，再加上近年来城乡收入差距的加大，农民手里的钱是很少的，物质上并不富足，相反有的村民因为大病或子女上学而家贫如洗，同时我国农村的各项制度还不健全，一些现代化进程中的问题还找不到一条合适的解决办法，比如农村土地征用问题，农民劳动力转移问题等。这些现状引起了乡村治理的困难，然而这些是在现代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那么我们就要处理好现代化与乡村治理的关系。中国的乡村还有很多传统因素，由传统到现代化的治理过程，本身就存在着众多的不确定因素，存在着政府的治理风险，所以政府是单一通过强行控制为现代化铺路，还是在发展的实践中寻找现代化与乡村治理的良好平衡点，这是乡村治理的一大困境。 稳定和发展：市场经济下的艰难选择稳定和发展本来应该是一对并列语，稳定才能发展，发展了才能更好的稳定，但是在农村这对相互依托的内容却发生了扭曲，有的时候甚至逆行。我党的工作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当前的农村，各地的基层政府也都在积极相应号召努力发展当地经济，然而由于制度缺陷和市场经济下的逐利行为，致使许多地方以方展的名义，大肆掠取民财，腐败成风，严重影响到了党的基层政权在农民当中的形象。有的地方政府还与农民争利，致使农民怨言重重，农民大批上访，农村不稳定因素加剧。笔者在河北顺平县某村调查时发现，该村预留的村集体机动地已被村支书全部发包出去，美其名曰是要发展村经济，然而这些被私人承包的土地却都盖上了民房（按协议应该建厂房），村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里面有问题。还有一件事，该村北边有一条大河，河床要比村子的地势高，以前发大水的时候，村子经常被淹。于是村民修了河堤，并疏通了河道，这十几年没有再发大水。村里看到这么多年没发水了，于是就动起了河床上那些没水的土地的心思，把河床也给发包出去了，现在河床上都是庄稼，而原来的河道现在只变的只有几米宽了。村民们反映一旦发大水，由于河道不畅，河水就会迅速漫过河堤，整个村子都将被水淹。当地的村民就此事进行了数次上访，结果毫无音讯。村民对基层政府怨言甚重。所以笔者就思考这样一些问题：在农村的发展过程中，我们能让农村也完全按照市场的做法去自由的发展经济吗？农村有自由发展经济的资源吗？包括有效的政府和防止利益寻租的有效机制。在发展中如何处理好发展与稳定的关系？这是乡村治理过程中必须做出的选择，但是这个选择很难。 弱势农民与市场势力农民是一个弱势群体，这是笔者在调查时深切感受到的。说农民是一个弱势群体是包含多方面内容的，笔者在此归纳为两点：一是农民对政府，二是农民对市场。农民对政府是弱势群体主要就农民与政府之间的对话地位而言的，二者相差太悬殊，农民根本就没有力量与政府相抗衡，包括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农民对市场是弱势群体是指单个的农民在面对市场时，往往表现的无能为力，市场激烈的竞争机制很容易使小农破产，由于小农经济所表现出来的弱质性和周期性长等特点，经不起市场风浪的冲击，并且一旦小农被冲垮想恢复是相当困难的。笔者把市场与弱势农民之间的这种差距叫做市场势力。市场势力越大，农民的压力越大，农民面临的风险也就越大。在调查中，笔者发现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势力是逐渐增大的，小农破产者甚多。下面笔者着重谈一下弱势农民与市场势力问题，如果说农民对来自政府的压力（主要指个别不法行为）还可以通过合法程序或有办法去解决的话，那么农民在面对市场时，单个的农民着实是无能为力的。笔者在河北顺平调查时（），遇到这样一件事情：这里的农民家里大都种桃树，走在山路上，两边都是桃树，仿佛进入了世外桃源。我们到达当地的时候正值桃子成熟季节。绿色的桃叶里点缀着红色的桃子，煞是好看。当时我心里就想，这里的产业结构调整做得挺好的嘛，今年的桃子肯定是一个大丰收，农民的收入也要上去了。在北京像这样的桃子少说也得1到2块钱一斤，这农民还不赚呀。然而，事实并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乐观。走到柴各庄，我们发现这里的村民并没有乐起来，相反他们的脸上却挂着愁云。经过调查后才发现，今年的桃子太便宜了。最大最好的桃子才卖5毛钱一斤，一般的桃子如果顺利的话能卖个3毛、4毛的，但大部分都在3毛一下。有一位桃农，至今才卖了20块钱，连成本的五分之一都没达到。他在向我们介绍的时候，指着一筐刚摘下的桃子，很无奈的说：“这筐桃啊，最多也就卖两块钱。桃不值钱了，像往年能卖到1块5左右呢。”当时我们就愣了，这筐桃少说也有50斤，居然才卖两块钱，简直不可思议。接下来的几户访谈，使我们相信这并不是在说笑。有一户桃农向我们展示了几筐不同价位的桃子，最便宜得不到3分钱一斤，桃子上面有裂痕。还有1毛的，2毛的，3毛的，5毛的，除大小之外，笔者看不出有其他任何区别。据桃农介绍，今年桃子普遍丰收，加上这几年种桃的农户增多，致使附近几个水果交易市场爆满，而收桃的商贩却就那么几个，造成桃农之间相互压价，恶性竞争，最后达到只要把桃子卖出去就行。桃农们说，卖了总比烂在家里强。他们普遍反映今年种桃不如种粮食。但这里是山区，种粮又收成不好，所以有许多农户进退两难，但有许多农户已表示来年就把桃树砍了，不种了。我们知道农民心里是很不情愿的，毕竟这些桃树已经长了5、6年了，不容易，但他们确实也没有其他办法。我们在离开当地时，听说附近村的一位老农因忙了一天却连一个桃子也没有卖掉，回家后硬是气死了（后经河北农业大学在当地做社会实践的同学证实，为真实情况）。由于时间关系，我们没有详细了解情况。谷贱会伤农，同样桃贱了也会伤农。农民心里也明白，什么东西多了就不赚钱了。但农民目前的能力，还无法根据市场做出合理的决策。什么东西值钱，大家就一拢的种什么，到最后不赚钱了，又一拢的不种了，这充分说明农民在面对市场时的盲目性。我们在当地住了两个晚上，每晚11点多睡觉的时候，我们都会听到村子里的农用三轮车声，我们知道又有农民连夜出去卖桃了（因为农用车没有上牌照，白天不敢上路）。他们一般在早上5、6点钟回家。这是笔者亲身体会到的事实，那么市场经济到底给农民带来了什么？我们能不能让单个农民直接去面对市场？政府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应该为农民做些什么？其实桃子是可以卖到1块钱一斤的，只要能把它们运出去。虽然在当地桃子市场是饱和的，但在全国市场上，桃子毕竟还没有多的才几分钱一斤。关键是单个农民运不出去，那样的成本太高了，不但不会赚钱，反而会赔的更多。所以我们就必须思考应该如何解决这这些事情（笔者将在第三部分论述）。总之，市场势力的存在打破了传统体制下农村发展格局，在目前体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农民的弱质性和市场势力的压力，使乡村治理难度加大，形成困境之一。4 对策笔者结合近两年的经验调查，在思考问题现象的时候，也思考了其中的相关对策，现特总结如下： 提高农民应对市场的能力在市场经济下进行乡村治理，我们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要提高农民应对市场的能力。不管市场势力多么强大，市场风险多么大，我们必须提高农民应对市场的能力，这对降低治理成本，提高治理效率是有重要作用的。那么如何提高呢？笔者认为有两点：一是加快农村的信息流通，二是让农民合作起来。（这两点笔者会在以下两部分具体论述）。笔者认为提高农民应对市场的能力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乡村有效治理的基本前提，否则进行任何乡村治理都要大打折扣，因为提高农民应对市场的能力所带来的外部正效果是一连串的，比如农民的自信心的建立，农民素质的进一步提高，农民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意识加强等等。事实已经证明与市场结合比较和谐的乡村在乡村治理方面做的也比较好。但是现在我们的大部分农民朋友的力量还是很薄弱的，他们无法抵挡市场上的大风大浪。所以社会各界，要想方设法提高农民应对市场的能力。但我反对从一开始就把农民直接推向市场，如果那样我认为是对农民的不负责任，毕竟几千年的小农思想还是很重的，我们需要慢慢来，我们需要把农民的思想慢慢转变过来。我认为现在有些学者所进行的新乡村建设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建立农民自己的组织通过对河北顺平桃农的调查，我认为把农民组织起来，成立合作社是很有必要的。单个的农户是很难面对市场的，激烈的市场竞争很容易让小农破产。市场存在太多的不确定性，并且存在信息的不对称，单个的农户在此情况下，难免会产生错误决策。由于农业的生产周期性较长，一旦决策失误，影响的就是一年，甚至更长。这样农民就不是以市场来决策了，而是在观望，在看我的邻居种的是什么，其他村民种的是什么，势必会出现桃贱伤农的现象。但如果把农民组织起来成立一个合作社，那么桃子的价格就不会是1毛，两毛，甚至几分钱一斤了，也有可能变成1块一斤。主要还是因为单个的小农在面对市场时很容易吃亏，但又没有能力进行相应的保护措施，就像一个人不可能办一个大企业，需要来一个股份制一样，农民也必须成立自己的组织。从市场的角度来看，农民组成合作社，是提高农民应对市场能力的一个很好的办法，大家共同承担市场风险，共同承担交易成本，共同采集市场信息，既提高了市场效率，又降低了单个农民的成本。从农民对政府的角度看，组成农民合作社，提高了单个农民与政府谈判的自信和成功率，有利于维护农民的权益。所以合作社有必要搞。我们在定县翟城村（温铁军先生创建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所在地）作调查时，发现农民对合作社还是很欢迎的，农民干劲也很大。我们需要政府尽快通过立法来规范合作社，用制度来保障合作社的发展，让农民在合作中得到实惠，同时也减轻乡村治理阻力。 加强农村市场信息的宣传和流通在农村由于受各种条件的限制，农村的信息资源严重匮乏，而当今社会是一个信息高度发达的社会，信息量大，信息传递、更新速度快，谁掌握了更新、更多的信息，谁无疑就会在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而这正是农民所缺少的，这就更大大降低了他们在面对市场时的决策能力，所以现在大部分农民表现的比较迷茫，久而久之造成信心缺失，治理效果不佳。所以我们必须加快农村信息的宣传和流通。这里的农村市场信息包括农业科技信息、法律信息、农产品市场供求信息，农村政策信息，以及其他与农民切身利益有关的各种信息。在农村调查时发现这些信息是农民相当缺乏的，但同时又是他们相当需要的。信息的不对称是造成农民应对市场时产生错误决策的重要原因。为此，我认为作为信息中要掌握者的政府有责任对农村的信息市场进行干预，使农村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尽量减少。地方政府应该本着一切为了人民的执政理念，真心实意地为农民做一些事情。比如，政府可以通过各种媒体向农民宣传他们所需要的信息，也可以帮助农民通过媒体向外界宣传农民自己所生产的产品，还可以用制度来规范农产品市场流通秩序，真正使农民既增产又增收。在这一点上政府的作用是关键，同时社会各界非政府组织，志愿者也应加入进来，大家共同努力，逐步使农村的信息对称化。 政府的治理观念应该有所转变本文笔者隐含的一个重要假设就是基层政府在乡村治理中起主导作用，在目前的乡村治理秩序下，除了政府，农村存在的其他组织很难起到使乡村自主治理的作用，也就是说在乡村能够达到真正自主治理之前，政府的作用还是不可小视的。但是正如笔者前面所说的，政府在市场经济下，符合经济人假设，存在有自己利益最大化需求，所以农村存在较多权力寻租事件。这些事件大多是与农民的利益有直接关系的，所以经常出现政府与农民之间利益的博弈，但是农民对政府是弱者，即使农民组成合作社，由于目前合作社制度的严重不健全，合作社在抵御政府权益侵犯的时候，也往往力不能及。所以政府经常与农民发

1。高效农业对农村经济的影响2。沿海地区的外向型农业定位思考3。大力发展中西部地区的资源型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