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论文能参考文献吗

中国近代史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下，古老的中国在与周边民族和国家接触和交往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合纵连横”、“远交近攻”、“以夷制夷”等“驭夷”方略。这种外交策略一直持续到清末。然而，19世纪中期以后，伴随着一次次外敌入侵、一次次割地赔款，传统的“驭夷”方略再也显现不出往日的“神威”。在这种冲击之下，一部分封建士大夫开始重新审视与外邦的关系。李鸿章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对中围所处的国际新格局进行了再认识，认识到中国所面临的对手，已不是昔日的蛮夷之邦，而是拥有先进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的远方强国，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中国面对的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在对外交涉中，逐步摸索慢慢地确立了“力保和局，维护国权”的外交方针，为确保这一方针的实施，就必须讲究外交策略。当时国际上盛行的外交策略种类繁多，有均势主义、同盟外交、国际孤立、泛民族主义、门罗主义等等。李鸿章主要采取了“诚信待夷”和“以夷制夷”两外交策略。这两种外交策略对中国的近代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既有积极也有消极。一、诚信待夷即诚信外交，它既是李鸿章外交思想的理论基础，也是他对外交涉的一种手段。随着对洋人交住的增多，李认为既不能媚夷，“失之过弱”，又不能抗夷，“失之过刚”①，应该采取不卑不亢的态度。所以他将传统的儒家学说应用于近代外交，主张待洋人以“诚”、“忠”、“信”。“诚者，不欺者也。不欺者，心无私著也。” “若心中不著私物．又何必欺人哉？”同时认为“忠者，无欺诈之心，信者，无欺诈之言”②，所以诚信待夷就是主张以诚信待洋人，不能存有丝毫的欺诈之心，欺诈之言，乃至欺诈之行为，“凡中外交涉之事，总以必诚必信为主”。李诚信待夷主要体现于两方面：（一）首先，与洋人交际要坦诚、谦抑、礼让。李鸿章认为“谦抑二字先从自家身心做起。再就是对洋人要礼让。李鸿章认为对洋人要“可从则从，断不与之失和”，哪怕是洋人有刁难之处，也应“婉言慰藉” ①。（二）其次，与洋人交涉时要信守条约、循理等。他认为，凡事应“依约而行，接之以信，驭之以诚，断之以理”，从而能较好地处理中外交涉，“亦不至大有龃龄”。李鸿章希望以此策略来获得一个相对安定的和平环境，在这一和平环境下着手于中国的自强事业，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外敦和好，内要自强” ①，其主观愿望是不错的。但是“诚信”等道德原则与志在扩张、掠夺、奴役中国的西方列强交往，肯定是不会成功的，其结果必将是列强借势要挟，从中国攫取大量的权益。因此在李的这种外交策略下，中国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资本主义列强扶植封建势力作为统治中国的工具；蚕食和鲸吞中国领土；出兵控制，窃取中国军事要地；划分势力范围；控制重要通商口岸和建立租界；施行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通过战争勒索巨额赔款；在中国进行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外国资本主义列强推行的殖民主义，引起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巨烈动荡，中国不断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二、以夷制夷在确定了一定的目标之后，外交策略的运用，则在于“发现国际间之罅隙而有以图之” ③。李认为给中国带来灾难并构成极大威胁的西方列强，并不是铁板一块，它们内部有利益冲突，存在与列强进行周旋，从而达到力保和局，维护国权的目的。这就是“以夷制夷”外交策略。李鸿章“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可以说贯穿于他外交活动的始终，是其最主要的外交策略。其主要表现有三：（一）令各国均沾李鸿章令“各国均沾”的制夷策略，主要表现在处理清帝国周边地区与列强的外交交涉中，特别是在处理台湾、朝鲜等问题时表现突出。1874年，日本借琉球船民被杀一事，武装侵略台湾，清政府责成李鸿章处理此事，他主张同日本讲和。认为不能因此事同日本发生战争。讲到制日之策，李鸿章认为：“台湾系海外偏隅，与其听一国久踞，奠若令各国均沾。”即主张台湾向各列强开放通商，使各国在台湾均有自身利益，让他们在台湾逐鹿，相互牵制，达到借机控制他们的目的，借以保存对台湾名义上的主权。1876年，日本逼迫朝鲜与其签订《江华条约》，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气势，为寻求制日之策，1879年8月26日，李鸿章亲自写信给朝鲜原任太师李裕元，说服他对朝鲜宫廷施加影响，让朝鲜同各国通商订约。李鸿章说：“为今之计，似宜用以毒攻毒，以制敌之策，乘机次第与泰西各国立约，借以牵制日本。”还说：“若贵国在与英、德、美交通，不但牵制日本。并可札俄人之窥伺．而俄亦必随即讲和通好矣。”在这里，李鸿章是想让朝鲜与各国通商。使各国在朝鲜均有自身特殊利益，若日本或俄国想独占朝鲜，其他各国必加以干涉，这样可避免朝鲜为一国所灭，从而可保中国的宗主国地位。1881年，美国谴使要求与朝鲜通商，李鸿章让马建忠协助朝鲜签订了朝美通商条约，此后，德英等国都采取了类似的方法同朝鲜签订了商约。这便使欧洲各国均在朝鲜获得商业利益，而令日本侵霸朝鲜的野心遭到强力遏制，这是典型的引虎制狼，即“以夷制夷”策略的实施。（二）与日、俄联盟李鸿章在处理清政府的对外交涉中，存在着一种联盟思想，这主要体现在他的联日与联俄活动中。起初，他试图与日本联合，建立所谓的“东方战线”，在日本步步进逼之下，希望逐渐破灭，转而依靠俄国，企图借俄国的力量来达到遏制日本及其他国家过分侵略的目的。然而联合日本无异与虎谋皮，不但没有给大清带来太平，反而引狼人室。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促使李鸿章从联日转向联俄。日本吞并琉球，中日进行交涉之际，正值俄国侵扰新疆边境。中俄交涉伊犁问题之时，在当时士大夫中有“联日制俄”和“联俄制日”两种趋向，此时，李鸿章力主放弃联日，改为联俄。他认为在中俄、中日交涉中，中俄关系更为重要，认为“日人诡谲，断不肯助我拒俄。”“与其多让于倭而倭不能助我以拒俄，则我既失之于倭，而又将失之于俄，何如稍让于俄而得俄以慑倭。”他建议清廷以“延宕之法”拒绝批准中日分岛改约的草案，使日本妄图以分琉球南部两荒岛换取清政府承认“利益均沾”和片面最惠国待遇的阴谋归于失败。甲午中日战争以后，俄国联合德法成功地使日本“还辽”，并且使赎辽费由1亿两降至3000万两。清廷及一些地方督抚大员对俄国另眼相看。在朝野一片“联俄”的气氛中，李鸿章充当了清政府联俄的使者。1896年，李与俄国签订了《中俄密约》，建立了针对日本的表面上的军事同盟，至此李鸿章的“联俄”行动达到顶峰。但是，义和团运动以后俄国在东北的侵略扩张证明，《中俄密约》并未给中国带来好处。相反，却便利了俄国势力大举侵入东北地区，东北实际上成为了它的势力范围。（三）寄望于国际“调停”李鸿章“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还表现在他每遇中外重大冲突，便请求列强“调停”，把化干戈为玉帛的希望寄托在列强的干预上。这种“调停”，一般来讲，是想以较小的让步换得“和局”，避免中外发生大规模的冲突或战争，以此尽可能保全中方利益。李鸿章争取“调停”的活动，大多以失败告终。但当李的“调停”愿望与列强利益一致时，也起到过一些效果。如中英在交涉马嘉理案时，英公使威妥玛曾坚决要求处分云南巡抚岑毓英，但李鸿章借设宴各国公使之机，借其帮助，使威妥玛放弃了这一无理要求。再如“三国干涉还辽”，也使清政府至少名义上暂时性地收回了辽东半岛。 李鸿章“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在当时落后的中国曾起到过一定的作用，在实力远不如人的情况下，利用列强矛盾，周旋于他们之间，不失为一种可取的策略。但这种策略无疑是步险棋，在自己国家无实力掌握外交主动权时，片面依赖一“夷”的矛盾，其作用是有限的，而且往往不是“制夷”，而是被“夷”所制。虽然在有些时候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取得了些成功，但与其给中国带来的沉重灾难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但不论如何，李鸿章新形势下的“以夷制夷”策略已经开始走出传统的“驭夷”方略，加入了一些现代因素，中国外交的近代化由此开启。可以说，中国的现代化外交是从李鸿章开始的，这在中国的近代史上也算是一个小小的进步。参考文献：①李鸿章全集［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②曾国藩．曾国藩全集（书信）［M］长沙：岳麓书社，1994．③刘达人．民国丛书：外交科学概论［M］北京：中华书局．1937．④栾兆鹏．李鸿章全集［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⑤川崎三郎．日清战史：第七编（上）［M］．东京博物馆，18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