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身边的历史小论文

“千里淮河穿城过，华夏故里英雄多”，这是当代着名词人闫肃对中国南北分界线，着名的帝王之乡、歌舞之乡、军事重镇、科教名城—安徽蚌埠市的由衷赞美。找寻历史留下的印记，触摸时代跳动的脉搏，而作为一个蚌埠人我就来写写我的家乡。抱璞岩在我们蚌埠的怀远县有一个抱璞岩相信大家都知道，抱璞岩之所以成为闻名四方的胜地，是与卞和献玉的故事分不开的。据说在春秋年间，楚国人卞和在这座山得到一块璞玉，并把它献给了厉王。厉王使玉工辨识，说是石头。卞和犯期君之罪被刖了左足。到了武王即位的时候，卞和再次向武王献玉，可工匠任说这是石头，于是又被刖了右足。后来文王即位，卞和整天抱着这块璞玉在荆山之下嚎啕大哭。文王派人来问，他哭诉道：“我哭的不是因为我失去双足，而是正直之士被诬陷成，一块宝玉被说成石头。”文王派人剖开这块璞玉后，果然得到了天下无双的良玉。这块玉，就是有名的“和氏璧”《中国名胜词典》有记载：安徽怀远县荆山有抱璞岩，传为卞和抱璞泣血之所。岩上有卞和洞，天然形成，幽深宽广，可容数十人；岩壁有摩崖书刻“青螺石帐”四字；洞上有坑，曰“采玉”，坑内有玉石层迭，晶莹闪亮，恍若白云攒集，俗称：“白云堆。”洞左有溪，碧流淙淙，名曰“濯玉涧”，传为卞和濯璞于此，故名；右有阁，曰“青山”，又名“梓潼”，其内旧有唐人胡曾《荆山诗碑》，上刻其诗云：“抱璞岩前桂叶稠，碧溪寒水至今流。空山日落猿声啼，疑是荆人哭未休。”《凤阳府志》有：“今两崖间凿痕犹存”的说法。卞和洞的绮丽，唐宋以来，已名播江淮。沿卞和洞循石而上，有一采玉坑，俗称白玉堆，卞和得玉于此，虽系传说，但也不无因由。石榴蚌埠怀远石榴栽培历史悠久，品质优异，久负盛名。据传为涂山禹王宫道长李慎羽于唐代武后天授三年从长安引入，到了清代则见诸正史。怀远县志中记载“榴，邑中以此果为最，曹州贡榴所不及也。红花红实，白花白实，玉籽榴尤佳”。可见怀远石榴在数百年前已经形成了独特的地方特色。自唐代起就有栽植了。清人李汝珍在《镜花缘》中说：“武则天命即将石榴二百株，传谕兵部，解交武八爷查收。此花后来送至东海郡，附近流传，莫不保护。”李翁所言虽有神话色彩，但自汉代至唐代，石榴在我国已有八百余年的栽培历史，从长安传到淮河流域的可能性是无疑的。怀远石榴见诸文字记载的，从现有资料看，可追溯到明代。明嘉靖年间，上蔡人张惟恕，时任巡按御史，游怀远时有《九日登山》诗：泉水细润玻璃碧，榴子新披玛瑙红。落日半山弦管发，百年此会信难逢。九日即重阳节，正是怀远石榴硕果缀枝，披红挂彩的时候，诗人观清泉，品览红榴，遥想大禹群会诸侯于涂山的雄姿与盛况，其诗情画意油然而生。石榴在古书上又有若榴、丹榴、天浆及金罂等名称。考其名由，其说不一。《齐民要术》中载：“凡植榴者，须安僵石枯骨于根下，即花实繁茂。则安石之名义或取此。”医学家、植物学家李时珍则认为：“榴者，瘤也。丹实垂垂如赘瘤也。”这或许是榴、石榴、安石榴等名称的由来吧。石榴在我国分布极广，遍及各省区。而重点产区多在黄河以南，就其着名者，除怀远石榴外，还有临潼、枣庄、会理、巧家、叶城等地。石榴作为水果与花卉历来深受人们的喜爱，被称为“天下之奇树，九州之名果。”引得不少文人墨客大费篇章。诗仙李白有《咏石榴》：星火五月中，景风从南来。数枝石榴发，一丈荷花开。宋朝的朱熹有《题石榴》：五月榴花照眼明，枝间时见子初成。可怜此地无车马，颠倒苍苔落绛英。怀远石榴嫩枝幼叶紫红如染，花瓣、花萼鲜红如火，哗哗荧荧，给人以热烈豪放之感。花姿丰满，雍容华贵，有贵妃美。榴花美则美也，可观，可赏，不可轻狂狎戏，因为她身着针刺，以防轻薄狂徒。其品格又高于流水桃花。古代文人，看到水流花谢春归去不堪惆怅。而“春花落尽石榴开”，石榴有力挽春色在人间之意，使那些惜春、叹春、伤春的诗人们得到心灵上的安慰。怀远的石榴不仅花美，果也奇。果近圆球形，花萼宿存，色橙红、黄白浑染，布着红晕，并有青翠光泽，如玉琢脂凝。形似醉翁谪仙的酒坛，又像典雅富丽的花瓶。籽粒晶莹剔透，圆润欲流。食之清凉甘美，风味醇厚，不仅可以饱口福，也给人以美的享受。中秋佳节，合家团圆，对明月品石榴，真是美不可言。中国的女皇帝武天则封石榴为“多子丽人”也不为过。老大桥“万丈高楼平地起”，而这座被人称“火车拉来的城市”，最负盛名，也最早进入我的视线、并被人们津津乐道的就是相对于后来雨后春笋般涌现的种类繁多、功能迥异的桥梁，人们还是情有独钟地称它老大桥的蚌埠淮河铁路桥。这座大桥1909年12月动工兴建，9孔的桥梁，62．8米的跨度，586．23米的全长，使它成为津浦线上仅次于济南铁路桥的第二大桥。而这座大桥也经历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历史让它至今任被我们蚌埠人所瞻仰：它1911年5月15落成。1938年初，蚌埠就被日军侵犯，而这时中国军队第一六七师薛蔚英部和广西军廖磊部为了防止日军北犯，在1月31日炸毁了淮河大铁桥。日本占领蚌埠后，因为战争急需，开始了达八个月的修复工作。但是修复的很仓促，留下了隐患。直到1949年淮海战役结束，国民的党败局已定的时候，为了阻止解放军南下、争取喘息的时间，所以由国防部参谋总长顾祝同指令第四厅派半个排的爆破兵，从南京运炸药到蚌埠，在李延年部第九十六军的配合下，在1月16日将淮河铁桥炸毁。但20号蚌埠还是解放了，为了迅速恢复津浦路，加速解放进程，铁道部和铁道兵团的负责人与苏联的专家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作出了在原桥的西面先建一个半永久性的木便桥，后来才建了正桥。木便桥5月1日开始动工，7月1日就落成开始使用了。但是为了建设这座大桥王吉珍等6人献出了他们年轻而宝贵的生命。正桥是1949年11月16日开始动工的，1950年7月4日完成。修复中，由于施工艰难，加上国民党飞机的平凡骚扰，筑桥的人员王焕伦、宋恒泰等人先后为之而捐躯。7月11日，举行了大桥落成典礼，铁道部长滕代远同志出席了典礼。1957年之后，铁路部门又对大桥进行过10几回的改造和加固，几度风雨几度春秋，风霜血雨搏激流，铁桥的荣辱沉浮、兴衰变迁，不仅是这个城市建设与发展的晴雨表和风向标，更是中国近现代的见证和记录！到了2000年后，为减轻老大桥的压力和适应铁路提速的要求，在老大桥的东侧，铁路又新建了一座铁路桥，形成了两翼齐飞、交相辉映的格局。当和谐号列车风驰电掣般地驶过这座大桥、驶过这座有着拥政爱民、驶过这座被周总理亲切地誉为“珍珠城”、“东方芭蕾”的城市的时候，万人空巷、万众瞩目，百姓奔走相告、笑逐颜开。为了适应新形势，时速200-300公里的京沪高铁、京福高铁穿越蚌埠，铁路人未雨绸缪、高瞻远瞩，新的高速铁路专用桥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预计今年将雄姿绽放，一个崭新的铁路货运、客运分离、加速发展的新格局和新画卷将我们走来。无独有偶的是，设计新颖、造型别致的淮河公路桥的运行也突飞猛进、一路高歌！现在当再次我举首瞻望着这座饱经沧桑的老大桥，那些为它献出宝贵生命的钢铁般的战士在暴风骤雨中建设这座老大桥时一个个小小的身影遍在我的脑海中回荡……孙家圩子渡江战役的决定性胜利，是邓小平以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才大略所绘制的宏伟蓝图得以实现的结果。蚌埠孙家圩子就是邓小平手中的“一支笔”刻划在我们心中的记忆。座落在蚌埠市蚌山区燕山乡孙家圩子村的渡江战役总前委旧址，在中国军事史、中国革命史和中国现代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省、市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国防教育基地。在1949年3月22日到4月4日的时间里，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粟裕和谭震林等很多领导，率领渡江战役总前委、中共中央华东局、三野司令部和华东军区等机关就驻扎在孙家圩子村，因此孙家圩子也就成为了渡江战役的政治决策中心和军事指挥中心。在这个原本不起眼的小村落里，总前委召开会议研究制定了渡江作战的方案，总前委书记邓小平组织拟定了渡江作战纲领性文件《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并确定了华东军区海军部队领导人选。作为渡江战役乃至全国解放过程中的重要节点，渡江战役是解放战争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继三大战役胜利后，乘胜追击国民党并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场重要战役。渡江战役的胜利，宣告了国民党22年反动独裁统治的寿终正寝，在夺取解放战争全面胜利和建立新中国的奋斗历程中，渡江战役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孙家圩子村的光辉一页在中国军事史、中国革命史和中国现代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沉睡多年的孙家圩子一下子变成红色旅游的热点。孙家圩子开发建设的重要价值，在于贯通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伟大胜利的轨迹，起到了红色旅游承前启后的历史作用。在2001年5月的一天张震副主席对渡江战役总前委驻地旧址进行过视察，并对修复总前委驻地旧址寄予了很大期望和很高要求。今天孙家圩子渡江战役旧址已成为了皖北地区知名的“红色旅游”景点。我们生活在历史里！历史牵缠着我们的一切，如影随形，无处不在。历史并不遥远，它就在我们身边，在我们的生活中。

（一）中国曾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古代有不少影响深远的科学著作，有灿如群星的科学家，有令现代人叹为观止的工艺精品，更有对世界文明作出过巨大贡献的“四大发明”。中国古代科技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但是为什么近代科技诞生在欧洲，而不是中国？为什么明末以后中国科技急剧地从先进变成落后？笔者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是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价值观念等综合因素影响的结果。一、政治方面，封建专制制度束缚科技继续发展。古今中外科学技术的发展必须依赖于国家政权的支持和正确的科技政策。我国封建专制制度一贯实行“重农抑商”政策，这种以农为本，限制商品经济发展的政策极大地阻碍了我国近代资本主义萌芽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而西欧各国都或主动、或被动地顺应历史潮流，大力推行重商主义政策，鼓励发展工商业，既增加了财富又大大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明末清初“闭关锁国”的政策，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自卫作用，但也严重妨碍了东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交流，扼杀了先进科学思想的成长，使先进科学技术因缺乏新陈代谢而日益萎缩。二、经济方面，腐朽的生产关系严重阻碍科技的发展。长期以来，中国封建社会占据统治地位的经济形态是自然经济。这种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经济形态，满足于一时的风调雨顺，自给自足，安于现状，绝少有改变传统的开拓精神和创造精神，对于科学技术的进步没有迫切的需求，因而使科学技术的发展失去了最根本的原动力，只能在日益没落腐朽的封建制度的轨道上蹒跚而行。三、文化教育方面，儒家文化和封建奴化教育阻滞科技的发展。我国封建教育偏重于政治与伦理道德，轻自然科学。封建教育是替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是一种奴化教育，鄙视技艺。“八股取士”的选官制度，其考试命题范围是以儒学为主的“四书五经”，培养、选拔出来的是“只读圣贤书，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奴才，而不是科学人材。在这种氛围下也就根本不能产生有气魄创立新学说和新理论的科学家，科技发展也就失去了文化基础。思想文化上的儒家文化氛围也束缚了科学的发展。西方科学的发展往往都有一个较好的文化氛围，如文艺复兴产生了近代自然科学，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增加了理性和科学的意识，也就大大增强了这种推动科学技术发展的良好氛围，几次科技革命则更是科技史上的辉煌。而中国是一个封建专制思想文化特别浓厚的国家，儒家文化氛围笼罩着一切，支配着一切，理学的唯心主义，使人们放弃科学的头脑，经学的独断像紧箍咒一样，造成了人们非科学的心态，形成了阻滞科学发展的巨大历史惰性。四、社会价值观导向方面，反功利主义的传统价值观制约着中国近代科技发展。科学界一般认为，功利主义是近代科学技术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必要社会条件。中国的功利思想表现为对利禄、社会地位的追求，因而文人都热衷于人文、政治制度。而西方人追求的是通过自身努力寻求个人发展、个人利益及与此相关的物质、精神价值，因而热衷于生产技术和科学。我国的这种反功利主义思想与西方的功利思想反映了东西方两种价值观的巨大差异，影响着各自国家个人和社会价值取向与国家政策的制定，也就直接间接制约着自然科学家群体的发展壮大。我国的这种传统价值观与社会环境形成了一种封闭的自我适应的系统使科学技术在中国受到了窒息

一、不可逆转的时代民国时期处在两次世界大战的大环境中，大国的激烈矛盾和斗争不仅使国际局势复杂化，同时也对中国的发展造成严重的影响。国际大环境既可给中国带来积极有利的因素，也可能造成灾难。孙中山早已讲过：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这个世界发展的大趋势，任何国家和人民都不能背离。于是在这样浩荡的大时代背景之下，中国也进入了民主革命。二、踏上现代化的梦与泪至于现代性观念，则是中国近一百多年来历史发展的主题。近代中国的历史就是中国人民奋发图强，摆脱帝国主义欺凌压迫和甩掉贫穷落后，努力实现现代国家的斗争过程。现代化是民国史时期的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奋斗目标，中国人民试图启动、推进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以及在期中所遭遇的种种挫折或失败是永不可磨灭的。作为中国人民艰难追求的独立、自由、民主、统—和富强五大政治选项与我们强烈宣示的反帝、反封建，应该是近代中国历史运动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三、辛亥革命的功与过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它与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共同标志着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第一个重要里程碑。我们不能简单地说辛亥革命最终失败了。我们分析一切革命的成功与失败，要观察它是否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使命。完成了，就是胜利的革命；反之，则为失败。历史赋予辛亥革命的任务有两方面，一是推翻清王朝的专制腐败统治；一是建立民主共和国。考察辛亥革命，这两项任务都完成了。至于当时深刻存在的更为复杂的社会改造任务，绝非武昌起义一声枪响，或革命党人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辛亥革命后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封建残留以及妄想复辟倒退的势力，这在任何一个翻天覆地改变国家民族历史命运的大革命面前都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对比一下l949年民主革命胜利后，中国政治、社会、思想领域中存在的大量旧传统遗留，已经走过了几十年，改革任务尚要深化，从中就不难理解辛亥革命胜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也就不会过分地苛求革命的先行者们了。四、对南京政府临时政府的认识对南京临时政府历史地位的认识：辛亥革命的重要成果是创建了中华民国，而南京临时政府是中华民国的主要象征。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作为新时代的新生事物，在中国历史上做出了卓越贡献，留下了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南京临时政府在暴风雨中诞生，它从政治、社会、经济等方面构建了中国现代国家的雏形，体现了孙中山建设现代国家的理论和构想。孙中山早在1901年就说过：“我们必须倾覆满洲政府，建设民国。革命成功之日，效法美国选举总统，废除专制，实行共和。”南京临时政府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展示了民主共和国未来发展的图景，它的贡献在中国是史无前例的。譬如，它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它打破并摧毁了中国存在两干多年的封建王朝制度和体系，从此，民主共和思想逐步深入人心。虽然曾出现过复辟皇朝的反复，但是将历史重新拉回到清王朝的统治之下，是完全不可能的。它确立了建设现代国家的基本原则。其一是以人为本的原则。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担任南京临时政府临时大总统的就职宣言中，更明确地宣告：“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南京临时政府确认：“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这与清王朝无视广大人民最基本权益有根本区别。其二是以法治国的原则。封建王朝是君权至上，以王法治国，而南京临时政府是以现代法制理论与立法观念规范国家的运行机制，依靠孙中山创造的中国式五权分立思想确立共和国的政治体制；第一部具有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使中国初步具备了进人现代法制社会所必备的法制性和民主性。其三是以人民治国的原则。现代国家与封建专制国家的根本区别在于现代国家对人民群众的高度关注及广大群众参政议政的实施和不断扩大。南京临时政府赋予人民群众以更多的民主与自由。它在中国历史上首次运用选举方式选举国家领导人——临时大总统和副总统，并在各级国家机关大力提倡公务员应做人民的公仆和实施廉洁政治。这些都是国家由专制政治走向政治民主化的重要标志。南京临时政府从其诞生至北迁，运行时间不足百日，其所制定的各项国策、政治体制、政策法规，均未及充分实践，更来不及检验成效。有些还停留在纸面文字上，或属于初创考虑不够周全，无先例可以借鉴，因而出现一些缺失或不足。但是，它的发展方向和政治上的首创精神是值得肯定的。它对中国迈向现代国家有着深远的政治意义。四、北洋政府的是与非北洋政府是中国政治转型期的必然产物。其一，北洋时期是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演变的转型时期。从表面上看，封建王朝被推翻，革命已经取得胜利，社会政治经济应有明显改观，可是整个社会充满矛盾、混乱、冲突和战争，人民怨声载道。然这些现象的出现并不奇怪，是历史处在大转折和社会变迁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甚至是必然的。北洋政府时期表现了社会转型期许多二元性的特点。它在政治、文化、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和突出的新与旧、进步与保守、现代性和传统性等的混杂并存与矛盾．并且对立双方在不断地消长，表现在整个社会的各个领域。北洋政府的军政人员大多来源于晚清统治集团或从中分化出来、他们保存了相当多的传统政治与传统意识的影响，但是在民主共和的大潮流下，也吸收并保持了较多的辛亥革命和南京临时政府取得的民主共和政治的成果，这在北洋政府政治体制和政治生活中有较多的体现。因此，北洋政治是中国残存的传统政治与日益成长的现代政治文明矛盾冲突的畸形政治形态。我们应该看到北洋时期的中国在两种政治文化形态变动冲突中缓慢向前进步。仅以武人政治或定性为封建专制政权，都不足以全面认识民国初期这一政权的性质。只是由于北洋政府没有建成稳定的政权，政治不断动荡，掌权者缺乏改造社会的理念和建设国家的纲领、方向和目标，无法取得各阶层人民的支持，最后被国民革命运动推下政治舞台也是自取灭亡。其二，北洋时期中国的现代化缓慢向前发展。中国的现代化起步于19世纪60年代。中国在西方列强的政治压力和物质文明的刺激下，经过半个世纪的曲曲折折、风风雨雨，现代化运动初见成效。现代社会应具备的各种因素都在不断增强或提高。除以上对政治状况的分析外，作为现代化基础的国民经济有了较大发展。过去我们分析民国初年的经济发展，多称它是民族经济的黄金时代，说它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无暇东顾而放松侵略和国内封建主义统治的夹缝里取得的。这一结论显然不够客观和确切。西方列强忙于战争是事实，但是北洋政府在其执政时期还是制定了许多扶持或有利于国民经济发展的政策和法令。它建立了财政部、农工商部等，起用张謇主持农林、工商部；它健全工商法律法规，完善现代金融体系，制定保护性税则，整理中央和地方财政，制定条例奖励工矿企业发展，种种措施促进了中国民营资本企业的发展。许多在民国时期有重要经济影响的大工矿企业是20世纪20年代建立起来的，因此我们应肯定北洋政府在推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其三，能否科学地评价北洋军政人物，仍是一个严峻的学术问题。我们不能一面肯定历史事实，一面否定历史人物，这样做是不符合历史逻辑的。我们常常把大大小小的掌握军事实力的人都称之为军阀，亦常将那时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甚至做过一些不好事情的人，统称之为政客，似乎北洋军政人物没有什么好人。然而，军阀混战的政局，最终没有演成五代十国的武人跋扈，斯文扫地的局面，民主制度居然还能发生作用，关键是社会上层有这样强固的信仰，相当一部分武人，其实是近代中国学习西方，实行军事现代化的产物，他们也有这样的信仰。阶级话语的背景，依然是进化论，只要有人能够成功地说服人们，有一种科学理论告诉我们，先进的人们属于最穷苦的某一部分底层百姓，只有他们才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那么阶级话语就可以起到改变世界的巨大作用。显然，在几千年贫富对立阴影不散，而且知识界具有传统的反智和民粹倾向的中国，做到这一点，并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