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道德与法律主题小论文

《法律信仰是法律职业道德的基础》

【摘要】法律职业者被认为是现代社会公平正义的守护者，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出现了不少法律职业者为各种利益或其他不当目的而背弃法律职业道德的现象，直接导致人们对法律职业本身产生各种误解，进而对法律的权威产生质疑，甚至部分人对相关社会制度信心产生动摇。我国法律职业者中因各种功利而弃道德甚至法律于不顾的根源在于缺乏对法律的精神信仰，建立法律职业者对法律的精神信仰是法律职业道德的基础，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重中之重。

【关键词】法律职业道德;精神信仰;法律信仰

一、我国法律职业道德建设的现实发展状况

法律职业道德是指法官、检察官、律师等从事法律职业的人员所应遵循的道德规范的总称。从法律职业的主体构成我们可以看出，法律职业者是法律的直接实施者，其与社会生活关系的紧密程度不仅说明了法律职业者的作为关系到民众的切身利益，而且还充当着在建设法治社会进程中法治思想的传播者角色。

鉴于法律职业者在建设法治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重要作用，我国对法律职业道德建设非常重视。国家先后出台了多项法律、法规对法律职业者的道德和行为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规范：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已经成为了我国法官职业道德的基本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检察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试行)》等对检察官应当遵守的职业道德规范和违反这些规范的纪律责任作了具体规定。而《律师法》、《律师执业行为规范》等法律、法规对律师的职业道德问题也进行了规范。

以上法律、法规的陆续出台，给我国的法律职业的道德行为进行了有效约束，在促进我国法律职业更加秩序化、正规化的同时也表明了我国法治建设的巨大进步。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在我国的现实社会生活中，司法腐败案件不时呈现，冤假错案也时有发生，律师行业之中的各种“潜规则”现象更是层出不穷，甚至有人将之称为一种“行规”，说律师不是打赢官司，而是打通关系。这些问题的出现都表明了我国在完善相关法律职业道德规范的同时，法律职业道德本身却难以深入人心。对于很多法律职业者来说，法律职业道德只是相关强制性规定在法律职业者心中形成的威慑、约束作用表现，而不能成为法律职业者所具有的个人思想，他们大多是“怕而不做，而不是自己不能做”。这种法律职业道德是十分脆弱的，因为它没有信仰支撑，形同虚设，可有可无。二、法律信仰是法律职业道德的基础(一)西方法律信仰起源概述

早在古希腊罗马时期，法律信仰的概念就已出现，其在后来西方历史各种法的精神文化建设中初步成型，如十二世纪中叶的罗马法复兴运动以及后来的人文主义者、自然法学派和启蒙思想家的进一步继承和发展罗马法基本精神的运动。

在这些运动中，法学家和思想家们提出“提倡个性自由和解放、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反对和废除封建等级和特权”等观念，这些都为后来的资产阶级法治观念奠定了基础。在后来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等发起的以“信仰得救”信条的宗教改革运动中，马克斯・韦伯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的新教伦理精神高扬了“信仰”的权威和价值。这一信仰理念，使广大教徒从等级森严的教会制度中解脱出来，并自愿在当时已成为社会权威的象征―法律的支配下，投身于社会的政治、经济活动中，这促成了西方国家法律信仰理念的形成，进一步为近现代的资本主义法治理念提供了强有力的精神动力。

纵观西方法律精神信仰的形成历史，可以看出西方民众对法律的信仰与宗教息息相关。西方唯心主义世界观认为世界分为现实世界和真理世界，人则是二者的结合体，人就是为了追求精神的高度发展而回归真理世界。西方的宗教信仰乃至法律信仰大都以此为基。“人不是物质的创造者，却是思想的创造者。”笔者认为唯心主义断不可取，但是客观物质世界发展到一定程度出现了人类，人类的特别之处就是具有智慧，那么，人的这种智慧意识的存在意义及追求人的精神智慧的升华应该就是人类的精神文明的发展方向，这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基础。物质文明的发展当然需要，但是人类自身精神文明的建设也十分必要，这早已被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所证明。一个国家只有完善的法律制度，没有社会大众对法律的信仰，法治是难以实现的。(二)我国的法律信仰建设浅谈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建国几十年来的实践检验，马克思主义被证明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然而，很多人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中的唯物主义理论有重大误解，说唯物就是物质利益至上，这当然是不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早已提出既要发展经济又要兼顾精神文明建设。当前，我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部分法律职业者在错误的价值观引导下，无法抗拒在社会工作中面对的种种诱惑，背弃法律职业道德的现象多有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加强对他们价值观的正确引导。笔者认为，建立法律职业者乃至整个社会对法律的精神信仰，解决我国的法律信仰危机，为法律职业道德找到支撑基础，要从社会的各个方面入手。

首先，法律信仰属于精神文化的方面，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出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依法治国方略、树立法律权威和宪法至上等思想无不是先进的精神文明成果。让整个社会接受这种思想，必须建立相应的宣传、教育制度，最好由各地方司法机关和基层群众组织等定期进行民众化的普法活动，这不仅能让普通民众了解法律的作用、价值，而且会让法律成为人人皆备的救济手段，长此以往，整个社会将逐渐呈现出人人懂法，人人守法的局面。

其次，建立法律信仰必须靠制度建设。这种制度建设不仅是法律职业道德规范建设，还包括整个法治社会的建设，这就对整个社会的法制发展提出了要求。要加强对法律职业者的惩处立法，不论是国家司法机关工作人员还是私人性质的律师，只要违反相关职业道德规范，一定要从严、从重惩处，因为法律职业者不仅是知法犯法，还是执法者犯法。同时，要更加全面和认真地审查立法工作，兴良法，禁恶法，树立法律权威。这些措施一方面会使法律职业者不敢随便践踏法律和违背道德，另一方面，通过对法律职业者违法行为进行惩罚，可以更好地体现法律的公平正义属性，使整个社会更加信服法律。

最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树立法律至上的观念，建立对法律的精神信仰与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崇高的社会理想追求相一致。建立更加强盛繁荣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而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本身就是对人类精神和真理的最高追求表现。实现这样的目标，基本要求是物质极大丰富，精神极大提高。而法律是人类最重要的精神文明成果之一，信仰并遵守法律及伴随法律产生的法律文化和人性精神(当然包括法律职业道德)不仅是对人类最高理想的追求，更是对人之为人的完善。法律职业者在违反法律职业道德或法律、法规的时候不仅仅是对法律权威的亵渎，也说明了法律职业者本身“人性精神”的丧失!这种法律精神的丧失是与人类社会及自身思想的发展趋势相背离的。当然，对于思想层次的改造向来是循序渐进的，我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繁荣发展，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不断潜移默化下，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法律信仰必将逐渐成型。

参考文献：

[1]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宗教[M].梁治平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2]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革命[M].贺卫方，高鸿钧，夏勇，张志铭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

[3]谢晶晶.法律信仰浅析[J].重庆科学院学报，.

道德是由道与德两个并列的词组成。 道是道路、行径、方式。 德是行为的表现。 道与德组合到一起，意义上就发生了变化，就有了道德的新义。 道字变成动词。 德是由道决定的。有道产生的德，演化成了道德。 现在人们把道德的意思着重地表现在德字上。 意思就是，不论你以什么道，只要能产生好的德果，人们都是乐意的。 在学术方面，道就是道，德就是德，是不容混淆的。 在人们的生活当中，可以把道德做为一个德字的意思去应用。 在很多事情上，人们只究其结果不问过程。对方不论采取什么道，表现出来的德是直观的。 所以，大多情况下，道德就是德的意思。

浅谈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及冲突 浙江大学法学院法学系 郭芳 作为治国方略的法治与德治的关系，历来就是一个争论很大的问题。如何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是当前人们面临的难题之一。 一、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法律是一定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下的统治阶级意志的反映，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量保证实施的行为规范的总和。而道德是调节人们之间关系的善恶价值取向和应该不应该的行为规定。因此，这两者有着明显的不同点： 第一，形式性与实质性。作为可量化操作的形式规范，法律所能规范的是人们的行为方式，在大多数情况下，它只能以行为的效果，并要求行为必须结合具体的环境和条件来实现动机和效果的统一。 第三，事后性与事前性。法律是惩恶于已然的，因此，它具有事后性，而道德则不同，它是防患于未然的，具有事前性。法律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主要手段，更多地侧重于事后调节，而道德作为社会大多数人的价值取向，主要体现在它是人们事前的评价准则。 第三，惩恶性与扬善性。法治以性恶论为基础，侧重于站在坏人的立场上看待问题，以性善论为基础的德治是侧重于站在好人的立场上看问题的。 第四，清晰明确性与抽象模糊性。法律是具体明确的行为规范，并伴有相应的制裁措施，有客观普遍的明确的标准。道德作为一种价值判断，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它的内容存在于社会成员的道德意识中，并通过人们的行为和言论表现出来。 第五，他律性与自律性。法律的实施是靠国家和强制力（ 如：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作为后盾的，以保证人伦关系的和谐，社会秩序的稳定。而道德只是靠社会舆论、风俗习惯、人们的内心信念等精神力量来维持，靠社会成员的自觉性来发挥作用。 第六，系统性与分散性。法律是统一的国家意志的体现，它是一个由不同法律部门的法律规范按不同的效力位阶有机组成的逻辑严谨的体系。道德则不具有这种特征，它可能来自于不同的阶级、阶层，不同的民族和种族，并形成不同的体系，每个体系中的道德规范也没有明确的部门和效力等级划分。 既然法律和道德自有个性，那么这两者之间又有什么内在联系呢？ 第一，法律与道德是一个不可分的整体，互相依赖，互为支持。只讲法律，废除道德，往往会造成严刑峻罚，最终造成社会的混乱，同时不讲法律，只讲所谓道德，则使人的行为没有畏惧，不知收敛，最终也会造成社会混乱。 第二，法律是手段，道德是目的。法律的最高目标并不是打击了多少罪犯，调处了多少纠纷，而是通过国家强制力的干预，引导人们依法办事。法律的目的，就是达到道德的效果，而道德的效果也有赖于法律来实现。 第三，法律是道德的保障，道德是法律的基础。法律必须以道德为基础，只有提高了全民道德水准，以先进的道德观念引导人、教育人，才能使人人遵纪守法，法治才有可能实现。同样如果没有严格的法律作保障，没有对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的严厉处罚，没有对各种矛盾的最终调处标准，就会使人们的行为失去准则，道德也就成为一场空。 二、解决法律与道德冲突的途径 （一）立法途径： 这是指法律确认或吸收的道义标准，使之成为法定标准以直接促进道德建设。 第一，对能够成为法律规范的道德规范的要求 1、确保道德规范的进步性。作为道德规范，其形成就是要经过一个长期的过程，其变化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所以，道德规范相对于社会经济、法律都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如果将不符合社会发展要求、不符合法律要求的道德法律化，势必造成恶劣影响，起到反作用。 2、是较低层次的道德规范。一般认为，道德包含着两个层次的内容：一是反映义务要求的道德，这是维护社会秩序所必须的，属于低层次的道德；二是反映人们愿望追求的道德，这属于高层次的道德。对于低层次的道德可以通过立法用强制力量使之得以实现。而高层次的道德主要体现了人们对未来美好社会的一种向往，是不可能法律化的。 3、该道德规范应符合时代发展和各国具体情况的要求。新加坡在1996年确立了一条法律，在自己家中裸体，也属违法。其立法理由是，现代城市的建筑高度密集，可视度很强，如果一个人不拉窗帘，在自己家中裸体，便可被邻近楼群的人看见，有伤社会风化，这条法律与另外一些国家存在着的“裸泳海滩”合法化形成鲜明的强烈对比。因此，在将道德规范引入法律规范时，要考虑其是否符合时代发展和各国的具体情况。 第二，道德如何入法 将道德规范收入法律规范可以有以下三种方式： 1、尽可能将在不同领域、不同行业的道德原则、道德规范明确化、具体化、规则化，并使之上升为国家意志的法律规范。比如说将婚姻家庭领域中的父母抚养子女、子女赡养父母、夫妻之间的相互忠诚义务等道德规范具体化、规则化，并明确规定违反者的法律责任，使之具操作性。 2、将难以具体化、明确化的道德原则直接引入法典，使之具有法律效力。由于法律规则永远是有限的，而社会生活中的法律问题、道德问题却是无限的，所以社会生活中的许多问题常常因缺乏明确的规则或者法律条文而无法解决。而由于道德规则的概括性、抽象性、适用范围的广泛性，这样，上升为法律规范的道德原则就可以成为法庭审判的依据，从而使这些问题得以解决。 3、通过立法规定准用性的道德规范，使其成为国家立法的有效补充。如在立法中肯定习惯或道德规范在法律实践中作为认定行为是否合法的标准。 （二）执法、司法途径 由于现实的法治和理想的法治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距，因此，在执法和司法过程中要正确处理“法”与“德”的矛盾。 首先，一般情况下，法官应依照法律的“普遍性”、“一致性”的要求，对各种行为，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处理，不论该行为是否违反道德。因此，假如法官在个案的审判中经常地置法律规定于不顾，而追求社会道德目标，那么法律就会形同虚设。 其次，在特殊情况下，道德在执法、司法领域也应具有相应的作用。道德对法律实施的保障体现在“从政道德”和“司法道德”的作用上。法律必须由一大批行政管理人员的司法人员来加以执行和适用，如果握有执法权和司法权的国家官员缺乏基本的职业道德品质，以权代法，以权废法就会随时出现。这就对执法、司法主体自身的职业道德因素提出了高层次的要求。首先，文明、严格是执法者的基本道德。执法者在执法过程中的简单粗暴、恣意放任，就损害了法律、法治应有的权威。其次，客观、公正是司法者的基本道德。司法腐败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司法职业道德的滑坡和司法者不能正确行使手中的权力。因此，加强司法者的客观、公正的司法职业道德就尤为重要。而客观、公正的司法职业道德，需要司法独立的制度保障，也需要视正义为司法首要价值的司法者的大量涌现。 （三）加强在守法中的道德引导 撇开守法主体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财产状况等具体差别，我们可以把守法主体大致分为法律职业群体与普遍社会公众全体。两大群体因法律知识、法律意识等存在差异，守法时的道德遵从度往往有层次差别。 法律职业群体，特指从事法律服务与法学教育工作的人。对于该类群体，所设立的标准应比普通公众的道德标准高。首先要求其在复杂的多变的社会中有效、持久的进行道德自律；其次，要引导该类群体理性地对法律进行道德评价。对实在法进行道德评价是法律工作者必备的素质，而这种评价在一定程度上会成为修正实在法的动力。而对于普遍的社会公众的守法的道德引导，第一，要强化守法道德宣传，强调其行为方式的合法性。许多普遍公众平素对司法腐败深恶痛绝，但当自身与案件有利害关系时，却又千方百计地想打通关系以便使案件结果对自己有利，这样就形成了民众还普遍存在对法治的渴求心理与行动的非法律范式的错位。第二，要树立普通社会公众为权利而斗争光荣的信念。不管是国民的权利，还是个人的权利，大凡一切权利的前提就在于时刻准备着去主张权利。我国民众权利意识淡薄，致使政治上经济上的强者恃强凌弱，法律规定的权利很多成了纸上宣言的情形时常可见。因此，应加强对普通公众的守法的道德引导。

书店有这类书买~~去书店找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