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律思想史论文题目

提要： 本文追溯了从古希腊罗马到二十世纪这一历史进程中西方学者对宗教本质的探索，认为从古希 腊罗马到中世纪着重于对神本质的阐述和论证，十六至十八世纪为宗教本质的探索从思想上和 方法上奠定了基础，十九世纪在对宗教的口诛笔伐声中，不同学术流派多角度地探索了宗教本 质，二十世纪因研究方法的多元化深化了对宗教本质的认识。 主题词：西方宗教本质多角度多元化 宗教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在对其进行全面研究时，不管是从哲学、社会学 、人类学，还是从心理学和现象学等角度出发，都会涉及对其本质的界定。然而对宗教本质 的论 述，却因研究者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同而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加之，宗教是一种动态的 社会文化现象，始终是与特定的时代相联系。所以要给出一个恰当而又普遍的定义是异常困 难的，迄今还悬而未决。学者们对宗教本质的探询构成了宗教研究的脉动。 一、从古希腊罗马到中世纪末期对神本质的阐述和论证 在基督教诞生之前，古希腊罗马的一些思想家和有识之士就开始对宗教本身的问题进行理智 性的思考和学术性的探讨，宗教或神灵的本质和起源问题一致困扰和吸引着众多的学者，从 而也就构成宗教学的基本理论问题。这一时期重在对神的本质进行探索和论证。 古希腊哲学开始时，哲学从宗教神话逐渐分化开来，他们批判古希腊传统的宗教，开始将宗 教的神改造成为理性的神。塞诺芬尼根据埃塞俄比亚人和色雷斯人各自有不同的神，得出不 是神创造了人，而是人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神。得谟克里特用其原子论否定了神创世界说 ，认为是万物皆由原子构成，包括神灵。他认为人们畏惧不可知的自然及统治者，想约束人 们的行为才创造了神。 公元前４世纪后，传统的宗教、道德走向没落，东方神秘主义和宗教迷信在希腊社会中广为 流传，灵魂不死观念充斥着整个希腊社会，引起思想家们的反思。伊壁鸠鲁反对灵魂不死， 反对盲目信仰。他认为宗教产生于对神和死亡的恐惧，只有依靠智慧才能摆脱这种恐惧。普 罗底库斯从分析希腊神话中神的不同神性得出，神的观念是人们对有利于人类生活的自然表 示感谢和崇敬而构想出来的。公元前５世纪末，克里底亚认为古代的立法者或统治阶级为了 约束人们的犯罪活动，便虚构了神，神是道德的象征。亚里斯多德认为宗教神话观念产生于 对自然和天体现象的迷惑与惊奇，对神的存在做了哲学上和理智性的“论证”，为中世纪的 神学提供了一个理性的基础①。 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启蒙思想家从人的角度去寻找神的本质，认为是人创造了神而非神创 造了人，神无非是人们思想观念的幻化，是由于对不可知世界的畏惧、崇敬、迷惑或谄媚， 被创造出来抚慰人类。在这里，宗教本质上是对神的信仰。他们的思想无疑启迪着后人对宗 教本质的探索。 中世纪是基督教神学垄断的时期，人们从不同角度论证神的本质。如奥古斯丁在其《忏悔录 》中，通过对自己意志回转历程的记录与描述，表明了对上帝的确信能够不假求于外物，那 是内心的一种确定性。托马斯·阿奎那在《神学大全》里提出了有名的“上帝存在的宇宙论 证明”，论证了上帝的本质和位格。他们都相信，信仰才是宗教的根本，理性应该为信仰服 务。所以，这一时期的宗教学说和宗教理论只能是宗教信仰和神学本身。这一历史实际决定 了此后西方宗教学说的内容和发展方向。 二、十六至十八世纪为宗教本质的探索从方法上和思想上奠定了基础 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家虽反对正统的基督教，但对神的话依然显出无比的尊敬，他们判定事 物均以神的话为绝对权威。正如马克思所说：“他（马丁·路德）把人从外在宗教解放出来 ，但又把宗教变成了人们的内在世界。”“他破除了对权威的信仰，却恢复了信仰的权威。 ”②在人文主义思想基础上产生的各种思潮虽然主张以人为本，以理性为权威，但依然摆 脱 不了神的阴影。如霍布斯、休谟、笛卡儿等就是其中的代表。霍布斯对基督教神学及其天启 说进行了批判，认为天启不能在信徒的直接经验中得到证实，主张人民不能只凭单纯的信仰 ，而要用感觉经验和理性去判断教会和《圣经》所说的一切③。英国的休谟用其人性哲学 及 经验主义来批判各种宗教理论，抨击宗教迷信的危害。但他又以怀疑论和不可知论为武器反 对从理论上对上帝的存在及其属性作证明，认为上帝的存在不容怀疑，主张建立对社会有益 的“真正的”宗教。他认为“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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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思想的中世纪基础 中文摘要】 本文从历史文化研究的视角出发,强调文化发展的连续性,反对简单的以时划界、各贴标签的做法。通过对西方中世纪文学史和思想史的分析,尤其是对但丁及其作品的分析,文章指出中世纪在西方思想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传承作用,其核心在于中世纪在重新阐述传统的过程中所体现出的"信仰和欢乐"的精神。

[行政法]论行政公正 行政公正指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办事公道，不徇私情，平等对待不同身份、民族、性别和不同宗教信仰的行政相对人。行政公正包括实体公正、程序公正和形象公正三个方面的内容,三者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笔者就构建行政公正的经济、政治、文化和法律平台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正义是人类社会至高无上的标准,公正则是法律的最高价值。何谓公正？如何实现公正？在西方思想史上，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有关公正的论证可谓学派林立，经久不衰。美国著名哲学家罗尔斯在《正义论》开篇中指出，公正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1〕（P231）各理论学说强调一个核心的理念：公正意味着每个人在同等情况下应得到同等对待。一般来说，公正意味着维护正义和中立，防止徇私舞弊，其核心是无私和中立。公正的理念在西方各国法律体系中也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如英国法治以Natural Justice (自然正义)为其核心观念，美国宪政以 Due Process of Law（正当法律程序）和Check and Balance（制约平衡）为其支柱。 行政公正原则指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办事公道，不徇私情，平等对待不同身份、民族、性别和不同宗教信仰的行政相对人。〔2〕（P48）行政公正原则的基本精神是公平、合理地对待行政相对人和处理行政管理事项。行政公正是确保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的过程和结果可以为社会一般理性人认同、接受所要遵循的原则。“行政公正要求改变过去权威行政的陈旧观念，实行民主行政、公正行政、公平行政、公开行政。”“行政公正作为一个整体，既是行政机关及行政人员的自我要求，也是社会公众的外在期望。”〔3〕（P48） 一、行政公正的逻辑起点—控制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 行政公正原则相当程度上是与自由裁量权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当行政官员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有选择行动的权力的时候，才会对其要求公正。行政机关在行政过程中，依据法律积极的明示或消极的默许，基于行政目的，自由斟酌、选择自己认为正确的行为的权力，称之为自由裁量权。行政自由裁量权是现代行政权的核心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说，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存在和扩大，一方面是使普遍的法律、行政法规更好地适应了纷繁复杂和发展变化的具体情况，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另一方面又为行政机关滥用行政权力提供了可乘之机。既然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存在和扩大是现代行政的必然要求，我们能做的务实的选择就是如何用法律来控制、规范它的行使，从而尽量减少行政自由裁量权可能带来的负面作用和影响，而行政公正的原则实质上是防止滥用自由裁量权的一整套规则。 二、行政公正的内容 行政公正包括实体公正、程序公正和形象公正三个方面的内容,三者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程序公正是实现实体公正价值的手段、工具和保障，实体公正是程序公正机制作用的对象和目标，并在程序公正机制的运作中接受检验。“实体公正是一种结果价值,而程序公正是一种过程价值,其二者的结合就构成了行政公正。”〔4〕（P99）形象公正则是行政公正的外在要求。行政公正的具体内容如下： （一）实体公正是行政公正的本质要求， 1、依法办事，不偏私。严格遵守法律规定,依法办事,是行政执法法治理念的要求。法律不是确定某一个人的特殊利益,不是针对某一个人或某几个人,而是针对人们整体,确定人们整体利益的。因此,它不会对处于同样情况的人,作出不同的规定。行政机关如果离开法律办事,就可能因感情或其他因素而不能一视同仁,就可能同样情况不同样对待,从而出现不公平、不公正。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必须清楚地认识到， 行政机关的权力是人民通过法律赋予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权力必须为人民服务，而不应当运用人民授予的权力徇私，为自己或者与自己有关系的组织、团体、个人谋取私利。 2、平等对待相对人，不歧视。这一原则是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宪法原则在行政法领域的具体体现。行政机关无论是实施具体行政行为，还是作出抽象行政行为；无论是授予相对人权益，还是要求相对人履行义务；无论是赋予相对人某种资格，还是对相对人科以某种处罚，都必须平等地对待相对人，不能因相对人身份、民族、性别、宗教信仰不同而区别对待。平等对待包括两种情形：同等情况同等对待、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当然，平等对待相对人并非意味着不分情况，不管差异，一律相同。对于一些社会弱势群体，不仅不应该歧视，而且还应当根据实际与可能，依法适当地给予特殊优待和保护。 3、合理考虑相关因素，不专断。所谓相关因素，包括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政策的要求、社会公正的准则、相对人的个人情况、行为可能产生的正面或负面效果等。所谓专断，就是不考虑应考虑的相关因素，凭自己的主观认识、推理、判断，任意地、武断地做出决定和实施行政行为。行政机关在执法中，既要合法，也要适当。一方面，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决定和进行行政裁量，只能考虑符合立法授权目的的各种因素，不能考虑不相关因素。另一方面行政机关在具体执法中应考虑相关因素,不能凭自己的主观认识、推理、判断,任意地、武断地作出决定和实施行政行为。 4、比例原则。实体公正还要求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作出行政行为时符合比例原则的要求，即行政机关采取的措施和手段应当必要，适当；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可以采用多种方式实现行政目的的，应当避免采用损害当事人权益的方式，即使万般无奈之下给当事人造成的损害也要求小于因此取得的行政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