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期刊

《外国文学研究》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主管、华中师范大学主办的权威学术期刊。该刊在国内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并具有较大国际影响。该刊不仅为《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等国内权威检索机构所收录，而且是中国大陆第一份，也是唯一一份被A & HCI ( 美国艺术与人文科学引文索引) 全文收录的国际权威期刊。《外国文学研究》在国内由武汉市邮政局负责发行，代号为38－11；在国外由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中国国际书店）负责发行，代号为BM255。 《外国文学研究》杂志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国文学界最早创办的学术性期刊，于1978年9月创刊，最初为刊，于2003年由季刊改为双月刊，至今已发行一百余期。《外国文学研究》杂志由原全国文联主席、著名作家茅盾先生题写刊名，巴金、卞之琳、戈宝权、叶水夫、朱光潜、陈嘉、罗大冈、金克木、杨周翰、季羡林、草婴、方平，Hillis J. Miller等国际知名专家学者担任顾问。著名作家徐迟为杂志的第一任主编。1987年，著名外国文学研究专家王忠祥教授接替徐迟先生担任第二任主编。现任主编为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副会长聂珍钊教授，同时由王忠祥教授担任名誉主编。《外国文学研究》杂志拥有国际化的编委会，邀请了一批国内外著名学者担任编委，其中国内著名学者有吴元迈、黄宝生、董衡巽研究员以及夏仲翼、杨仁敬、谭国根教授；国外学者有英国学术院院士、剑桥大学英语系Stefan Collini教授，牛津大学英语系Valentine Cunningham教授，沃里克大学英语系教授Michael Bell, 美国印第安娜大学英语系David Nordloh教授，宾夕法尼亚大学英语系Charles Bernstaine教授，奥斯陆大学易卜生中心Knut教授。此外，《外国文学研究》还拥有一支高水平的编辑队伍，编辑部成员包括我国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一批知名中青年专家如胡亚敏教授、邹建军教授、李俄宪教授、王松林教授、罗良功教授、杨建副教授、苏晖副教授、刘渊副教授、刘茂生副教授等，以及一批由文学院与外国学院的博士和在读博士共同组成的编辑人员。 《外国文学研究》杂志创刊20余年来，一直得到广大作者和学界的热情支持，质量不断提高，影响不断扩大。为了促进外国文学和比较文学学科学术研究的发展和繁荣，加强同教育界、学术界在学术研究、学术活动等方面的广泛合作与交流，《外国文学研究》杂志联合全国部分重点院校于2001年成立了杂志理事会。理事会由华中师范大学聂珍钊教授担任理事长，湖南师范大学外语学院蒋洪新教授、清华大学英语系王宁教授、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张杰教授担任副理事长，一批全国知名高校学术带头人担任常务理事与理事。理事会的成立顺应了学术发展的潮流，聚集起各高校更强的学术力量，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共同把《外国文学研究》办成国际一流水平的学术期刊。 《外国文学研究》的宗旨是反映外国文学理论、思潮和创作的新动向，刊载我国外国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的新成果，开拓外国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的新领域、新课题，扩展我国文艺界的视野并提供借鉴。杂志的重点栏目包括：中外学者访谈、英国作家作品研究、美国作家作品研究、欧洲文学研究、东方文学研究、比较文学研究、问题与学术、文化与文论、外国文学在中国、学科建设与教学研究、文学伦理学批评等。 《外国文学研究》为保证杂志发表论文的学术质量和用稿公正性，全面实施匿名专家审稿制度。为同国际学术期刊接轨，《外国文学研究》采用美国现代语言协会（MLA）文体格式。《外国文学研究》在学界以注重学术规范、注重发表学术论文的广泛代表性和前沿性著称，既注重对外国经典作家作品的解读，也重视对当代文学前沿问题的研究，在国内同类刊物中以内容丰富、信息量大而著称。《外国文学研究》倡导理论和文学紧密结合的学风，强调理论必须为文学研究服务，并努力使刊物同国际学术界接轨。《外国文学研究》是我国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阵地，曾发表过众多老一辈作家和学者的研究成果，也发表过大量中青年学者的学术研究成果。我国诸多相关领域专家及研究人员，均在本刊上发表过学术论文。 近年来，《外国文学研究》所从事的学术事业有了更大的发展。2003年以来，本刊共主办全国与国际学术会议9次：“跨文化视野中的外国文学研究”全国学术研讨会（2003）；“回顾与展望：中国的英美文学研究”全国学术研讨会（2004）；2004年，“剑桥学术传统与批评方法”全国学术研讨会（2004）；“第三届易卜生国际学术研讨会”（2005）；“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研究方法新探讨”全国学术研讨会（2005）； “湖北作家与外国文学”全国学术研讨会（2006）；“易卜生诗歌研究”专题研讨会（2006）。这些会议多数学者云集，规模较大，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2006年，《外国文学研究》杂志与长江文艺出版社联合主办一种新的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丛刊《世界文学评论》，每年两期，已经出版第一辑与第二辑，获得学界好评，并为清华大学“中国学术期网”收录。

英语专业学术核心骑行有好多些。

翻开这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5年版的《文学理论》，我无比欣慰地发现，这本书不单有李欧梵的《总序（一）》，刘象愚的《总序（二）》，还有刘象愚用以代为本书译序的《韦勒克与他的文学理论》。这么多伟大的前辈用密密麻麻的文字给我堵死了道路，我比当年呜呼他说不出话的鲁迅先生还要无语。我无意将上述三篇鸿文弄成压缩饼干，这不但是偷懒耍滑，而且一不小心还会硌着大家的牙。写推荐的意思无非两条：告诉大家这本书写了什么，以及告诉大家我为什么推荐，现在第一部分可以从简，第二部分可以从详，再加上从边边角角兜兜转转地提供一些补充资料和粗陋思考，倒是也能凑出一篇文章。只是这样的写法会让本人露怯露得更加严重，也罢，反正学问不扎实早晚都会见笑于大方之家。 1984年，两个美国老头写的《文学理论》在我国产生巨大影响，当时韦勒克已经81岁，另一位著者沃伦还有两年就将为学术界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当年此书发行数万册，是一本确凿无疑的畅销书，现在一本学术著作据说印三千本就能赚钱，能印到数万的几乎没有——当然，于丹和易中天那个本来就不叫学术著作，他们应该去和郭敬明或者郑渊洁去比。韦勒克拿到语文学博士学位的时候才23岁，我现在也23岁，连个硕士学位还没拿到，人比人得死，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又有学问又能赚钱，韦勒克简直就是一代学人的偶像和榜样。我推荐《文学理论》的动因之一，就是希望各位低年级的同学能把眼光从绩点上拉开，关注一些更为值得关注的东西。没听说过哪个人学问好不是因为他会写论文，有问题意识，而是因为他当年现汉考了99，这种事情传得越广就越丢人。 毫无疑问，《文学理论》的畅销不是因为80年代的中国人都比较土或者爱赶时髦，我们现在又何尝不土不爱赶时髦，只不过评判的维度和关心的视域不再相同罢了。教育部曾经将《文学理论》列为中文系学生值得阅读的100本推荐书目之一，不少高校的中文系也将其用作教科书，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理论》足以称得上是我们所理解的“经典的教科书”，换言之就是用得久，用得广，因为用得好。不过我更愿意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理解“经典的教科书”，这或许是一种文字游戏，不过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体味到《文学理论》真正的价值所在。平常我们提到教科书，基本上想到的是教的内容，好的教科书在内容方面的优势就在于全面细致，深入浅出，这一点《文学理论》完全过关，后面我再细说。不过在我看来，教科书不应该只教内容，还应该教方法，教科书的目的不应该仅仅告诉我们知识是什么，还应该告诉我们如何抵达这些结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推荐所有低年级同学好好研究一下韦勒克和沃伦的治学门径，从最基本的：什么叫注释，什么叫参考文献，怎样获取材料，到高级一些的：怎样确定论述框架与层次，怎样进行概念辨析，怎样对既有的事实给出自己的声音，怎样寻找到自己的立场和位置。中文系没有专门教授论文写作的本科生课程，就我自己的经验来说基本上也都是摸着石头过河，现在回想起来走了不少弯路。从高中议论文到学术论文写作，这中间是一条漆黑而又漫长的道路。最开始你可能知道个摘要，知道个关键词，分不清注释和参考文献的区别，不知道所谓抄袭或学术腐败的具体定义；等到论文格式层面的花架子搭起来了，又开始在前辈学人论文的缝隙里面求生存，做的也都是些填补犄角旮旯的空白的工作，有没有意义还真不好说；再到后来才开始逐渐明白自己的立场的位置，知道自己要针对什么发言，才朦胧地对论文选题产生自己的判断，将论文的价值或意义跟一个叫做问题意识的东西挂上钩……就初学者来说，拿到《文学理论》，注释和参考文献的区别一目了然，立场位置、问题意识等等模糊不清的概念可能会从韦勒克和沃伦对“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扎实辨析中慢慢呈现出一个轮廓，若干年后你会发现，《文学理论》所给予你的是真正典范的帮助，要比你从中国期刊网上搜罗来的一堆什么大王庄幸福村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的学术垃圾强出银河里的星星那么多倍；从这里开始，“经典的教科书”的重心由“教科书”转向“经典”，我的描述也将由方法再次朝内容侧重。研读第六章《论据的编排与确定》，以及《文学理论》的各个注释，再加上70多页的参考文献和索引，我们大体可以明白什么叫做严谨扎实的学风。或者说，这不单是个方法问题，更是个态度问题。至于具体的方法，朱青生的《十九札》似乎有着更为详尽的指点，只可惜老朱是治艺术史的，好些地方跟人文科学研究还有着老大的不同，详尽归详尽，却并不贴切，不如《文学理论》的第六章更符合我们的学科习惯。其实，严谨扎实也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积极的和消极的，消极的简单点儿说就是“笨”。所谓学问做得笨，是说努力和收获不成正比，事倍功半，费了好大力气考证出贾宝玉的帽子到底有几个绒球，好像跟《红楼梦》的意义和价值没什么关系。韩国人也费了好大力气，最后考证出端午节是他们那儿出的，这个不叫笨，这叫傻（叉），跟我说的不是一码事。学问笨不笨，说到底要看这个学问的意义和价值，这个不是功利的“用”，不是说研究透了这个问题可以给国家创多少收，意义是针对学术本身的意义，价值也是学术角度的价值。拿《文学理论》来说，20世纪理论界向内转，关注语言、形式、结构、技巧、方法，某种意义上与之前的“外部研究”（内容、主题、人物和现实生活和关系）形成对话，韦勒克和沃伦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酝酿撰写这样一部符合现代主义文论精神的理论作品。说《文学理论》集大成或许有戴高帽之嫌，我没跟同窗打赌，不必急着送出去一顶，但至少韦勒克和沃伦的问题意识和立场姿态清晰可辨。好的学问是有情怀的，立场可以批判，情怀不容亵渎，《文学理论》就是这样一部有立场、有情怀的好学问。具体来说，“文学理论”，顾名思义，两个部分。第一：文学是什么，或者什么是文学，这个就是所谓“文学的理论”；第二：怎样研究文学，研究文学的方法，这个就是所谓“研究文学的理论”。前者是“本体论”，后者是“方法论”。我上高中的时候和同学讨论物理问题，同学猛地蹦出一个字眼儿：“方法论”，当时给我听得一愣，然后为同学能说出这么玄妙的字眼而对他五体投地，那种新鲜感就跟我现在跟一些本科同学聊“问题意识”的时候差不多。“本体论”和“方法论”构成了《文学理论》的两大版块，再加上前面说到的第六章（或可称之为“最本体的方法论”），这就是《文学理论》的总体框架和体系面貌。说到文学的本体论，大致有两种研究路数，一种说文学不是这个，不是那个，可文学到底是什么说到最后也还是让人一头雾水，另外一种说文学是这个，是那个，或者既是这个又是那个，反正就不是文学。这两种路数当然有立场的不同，前者相信文学性，后者反对，在这两者之间找到第三种道路似乎难上加难。《文学理论》经过大量的辨析，提出“想像性、虚构性、创造性”，并认为“虚构性”是文学的核心性质，可谓寻找第三条道路的一次重要尝试。结论本身并不那么重要，可能我们跟着韦勒克走到最后，发现他说的也不是那么令人信服，也还可能存在反证，这些自然都可以讨论，比结论更加重要的，恐怕还是韦勒克扫除障碍、无限逼近那个莫须有的“文学性”的这一步步坚实的脚印，接近思辨本身就是对思辨能力的一次检验或提高。比“本体论”更重要的是“方法论”，也就是《文学理论》成书背后的立场和情怀所在。描述本体论是为论证方法论提供前提，没有文学何来文学研究，而文学研究又如何才是真正的“文学研究”？沿着这一思路出发，《文学理论》的重点就在于对“外部研究”的分析与批判还有与此同时对“内部研究”的表述和论证，看看各部分的篇幅就能对此一目了然：写内部研究的篇幅比写本体论和方法论加起来的两倍还多，外部研究的篇幅差不多又是写本体论的三倍。还是之前那句话，结论可以辨析，论证不可轻视，即便是对“谐音、节奏和格律”这样离我们的直观感知似乎略显遥远的理论探讨，也依然闪耀着令人钦佩的学理之光。 （废）话已经说得够多了。韦勒克、《文学理论》，以及我们不大那么强调的沃伦，都有太多的东西可说，要不然那么多人研究他们写他们的论文干嘛。泛泛而谈只能蜻蜓点水，帮助别人浅尝辄止不但浪费人家时间更有可能以片面的误解给人家设置无形的障碍。这篇小文只是一个浅薄的导引，我没有引人入门的能力，只能告诉大家门槛在那里，以及有无迈出这步的必要。我到现在已经不再相信什么文学性，对于《文学理论》严谨精密而又宏大系统的表述更多地也只是怀有一种敬畏的离经叛道之心，可我仍然认为《文学理论》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有阅读乃至重读的必要，即便你现在已经和我一样满嘴“文学是权力”、“文学是学院建构”，或者“文学是扯淡”。当我刚上中文系的时候，我毫不怀疑“文学性”的存在是一个真理，并对形式主义、结构主义、英美新批评乃至叙事学和文体学抱有十足的好感，我真诚地相信“文学”的真理必将在这些充满活力的思想大厦之中得到呈现。没有接触就没有了解，没有了解何谈反思，我们要做的是言之有据的思辨，而非轻佻潇洒的调戏，没有当初的爱之深，我也就没有现在的痛之切。任何思想、任何理论，都只有在我们深入地接触、全面地了解、持续的思辨之后才会呈现出它真正的全貌，它的贡献与意义，它的洞见与盲视，更重要的是，我们才可能从中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因为我们真正寻找到了一个“他者”。某种意义上说，理论向我们敞开，我们也向自己敞开。因此，听惯了我的牢骚，不相信所谓的文学，不是我们拒绝《文学理论》的理由，正如不相信文学性、质疑体制和权力，也不是生产文字垃圾还将其称为“文学”的理由一样。通篇文字我都试图从“经典的教科书”的角度对《文学理论》做一个概要的描述，无论是“教科书”还是“经典”都值得我们细细品读。卡尔维诺曾经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叫《为什么要读经典作品》，里面提了12条理由，这里不再赘述。对我而言，每一次翻阅经典都会给我带来全新的收获；比方说现在，我刚刚又重翻了一下《文学理论》，猛然意识到：我原以为这本书是我借别人的，风风火火地读完，原来错了，这本书本来就是我的。我现在恐怕要着手做两件事，二一件是把《文学理论》再好好重读一遍，而第一件则是，我得赶紧把借人家的那本书赶紧读完。2008年12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