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意识形态主题论文

《德意志意识形态》读后感 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史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是一部里程碑式的重要著作。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当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基本上完成了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和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的批判，清算了以往的主流哲学思想，实现了人类哲学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变革，创立了科学的实践观点，揭示了社会发展包括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一般规律，阐述了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为核心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其中也阐述一些伦理学的思想,例如经济伦理中的分工原则,在这里就得到了较细的阐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著作中，做了于分工及其作用的分析。分工起初只是性行为方面的分工，后来由于天赋（例如体力）、需要、偶然性等等才自发地或“自然形成”分工。分工只是草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才真正成为分工。分工是私有制、国家和阶级斗争的前提。分工包含着所有这些矛盾（生产力、社会状况和意识），而且又是以家庭中自然形成的分工和以社会分裂为单个的、互相对立的家庭这一点为基础的，与这种分工同时出现的还有分配，而且是劳动及其产品的不平等的分配，因而产生了所有制。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在这种形式下进行着各个不同阶级间的真正的斗争。分工是异化存在的前提。只要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还有分裂，也就是说，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所以这种社会力量在这些个人看来就不是他们自身的联合力量，而是某种异己的、在他们之外的强制力量。这种“异化”当然只有再举办了两个实际前提之后才会消灭。一是“没有财产”（无产阶级）同有钱有教养的世界相对立（使现存世界革命化），而是生产力的发展是绝对必须的实际前提。马克思和恩格斯阐述的关于“分工”的理论对于我们分析当今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至关重要的转折点，中国由此摆脱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经济开始腾飞。然而，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的是一系列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贫富差距的逐渐扩大，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民主法制的不健全...其中，贫富差距的逐渐扩大无疑是最令国人担忧的问题。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阐述了他们的“分工”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分工是联结生产力相互作用和矛盾运动的中介和纽带。一方面，生产力决定分工,分工的本质是生产力发展的合理逻辑结果, 分工又对生产力有反作用, 分工是生产力发展程度的评价标准；另一方面, 分工制约着生产关系的发展, 制约着所有制形式的更替, 而生产关系又对分工起着反作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引起分工的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与这种分工同时出现的还有分配，而且是劳动及其产品的不平等的分配（无论在数量上或质量上）；因而产生了所有制，它的萌芽和最初形式在家庭中已经出现，在那里妻子和女儿是丈夫的奴隶。”正式这种不平等的“分配”，使每个人所拥有的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必然要产生差异，贫富差距不可避免。伴随着私有制的产生和发展，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差异越来越大，贫富差距也就越来越严重。 改革开放以后调整了过去相对平均主义的生产关系，把私有制引入到社会主义公有制当中，虽然造成了社会贫富差距的逐渐拉大，但它是与当今中国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换句话说，当今中国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远没有达到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的能够消灭那种“异化”所要求的生产力高度发达的水平。因此，在当今的中国社会，要彻底地消除贫富差距是不可能的。相反，由于“分工”所造成的这种贫富差距，如果能够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能够调动人们生产的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当然，这种差距不能过大，否则会引起和资本主义社会那样尖锐的社会矛盾，这也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想的。 邓小平说过：“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强调的是“共同富裕”，这也是我们发展社会主义的目标。我们要采取消除那些不合理的贫富差距，把社会的贫富差距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相信随着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异化”的分工和私有制的消失，人与人之间的贫富差距也会随之消失，最终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和人的全面发展。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之一。在这部巨著中，马克思、恩格斯在对费尔巴哈、鲍威尔和施蒂纳为代表的各种唯心史观思想进行深刻分析和批判的基础上，第一次系统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

如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方式在社会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等。带着培养哲学思维，提升哲学素养的目的，我通读了这部经典著作，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我认为，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起点首先是要准确理解“现实的人”、需要、意识。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现实的人”是前提，需要是动力，意识是产物，三者交织在一起。

首先，“现实的人”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前提。历史的主体是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在这里，唯物史观所说的人不是处在某种幻想的与世隔绝和离群索居状态的抽象的人，而是处于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现实的活生生的人。

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的那样，“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

这种“现实的个人”是唯物史观乃至马克思主义整个学说的出发点和前提。“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

可见，历史是人的历史，考察历史必须先考察人，而作为历史活动主体与历史考察对象的人是“现实的个人”，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在一定的关系中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人”，而非旧哲学下抽象的、虚幻的“人”。

现实的人的活动构成了社会，构成了历史，所以对社会历史的认识和研究不能绕过“现实的人”。因此，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必须以正确理解“现实的人”为起点，确立这样的基础与前提至关重要。

其次，需要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需要是“现实的人”的需要，是人为了满足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对外部存在的索求，它贯穿于主体活动的每一个环节。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的需要即人的本性”，它是“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即能够生活)的基础和“第一个历史活动”(即物质资料的生产)的出发点。

他们指出，“我们谈的是一些没有任何前提的德国人，因此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

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它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

因此，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第二个事实是，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

因此，人的需要是有层次的。在最基本的物质需要基础上，还有更高层次的其他需要，即“新的需要”，包括物质需要本身量的增加和提高，以及与原来的物质需要不同的、处于更高层次上的其他需要。人类需要层次的不断提高，标志着社会的运动和发展。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人的需要是由最基本的生存需要(物质需要)、在此基础上的交往需要、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所组成的多层次结构。

物质需要和交往需要与生命的生产交织在一起。人类为了生存，“能够生活”，进行着物质资料的生产，这一“第一个历史活动”一方面满足了人们吃喝住穿的需要；另一方面，在基本需要得到满足的基础上，在实践中人们产生交往的需要，从而形成一定的社会关系。

起初，家庭是“唯一的社会关系，后来，当需要的增长产生了新的社会关系，而人口的增多又产生了新的需要的时候，这种家庭便成为从属的关系了”。

生命的生产可以说内涵了物质需要和交往需要，“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达到的自己生命的生产，或是通过生育而达到的他人生命的生产，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

社会关系的含义在这里是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至于这种活动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式和为了什么目的而进行，则是无关紧要的。

由此可见，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

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而，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

在此，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唯物史观的内核--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第一次科学地阐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原理，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有什么样的生产力最终就会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

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从而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基本的规律。所以，研究需要可以说是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一把钥匙。

再次，意识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意识是“现实的人”在生产劳动过程中基于需要产生的。这也是唯物史观揭示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真理: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

人具有精神属性，人是有思想的动物。但人们的任何思想意识现象不可能是凭空从人脑中就能够创造出来的“纯粹的”思想意识，它不过是社会物质生活的反映罢了。

“意识在任何时候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的生活过程。”在简单的劳动实践中,人对自己需要的意识和动物没有太大的区别,只是对环境的直观、狭隘、可感知的反映,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这种意识称之为“纯粹的畜群意识”或者“绵羊意识”。

后来，“由于生产效率的提高,需要的增长以及作为二者基础的人口的增多,这种绵羊意识或部落意识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提高”。正因为精神和意识是人类特有的现象,所以当“现实的人”开始他们的历史活动时,就必然同时伴随着精神意识现象。

总之，“现实的人”是唯物史观的哲学前提，需要是“现实的人”的本性，也是人类“第一个历史活动”的前提，意识是社会的产物，在“现实的人”的活动中产生、发展，并伴随着人类历史活动的始终。

因此，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必须把准确理解“现实的人”、需要、意识作为前提或起点。

读后感的写作技巧：

1、第一步"引"。

开头围绕感点，引出所读材料。引述原文要精简，不能大段大段地叙述所读书籍、文章的具体内容。

2、第二步"议"。

引出材料后，围绕材料阐发读后感受的道理，即提出论点（即感点）。论点要正确鲜明，不要含糊其辞。阐发道理时，既可就事论事对所"引"的内容作一番分析评价。

也可以由现象到本质，由个别到一般的作一番议论；对寓意深的材料更要深入剖析，然后水到渠成地"亮"出自己的感点，也就是中心论点。"引"与"议"的部分相当于一般议论文"引论"的部分。

3、第三步"联"。

由此及彼地联系生活中、历史上类似的现象、思想实际或相关的问题进行论述。这部分要注意比较分析说理，不要流于现象的罗列。

联系实际，既可以由此及彼地联系现实生活中相类似的现象，也可以由古及今联系现实生活中的相反的种种问题，有时候还可以是个人的思想、言行、经历。

4、第四步"结"。

归纳自己的看法，总结全文。既可以照应前文，强调感点；也可以提出希望，发出号召。

但不管怎样结尾，都要与前面的几个部分构成一个有机整体，不能是横空出世；也要结得自然，顺理成章收束全篇。

德国政治教育目标属性和绩效政治教学论文论文关键词：德国； 政治教育； 目标； 绩效论文摘要：当代德国政治教育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它以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认同”为基本目标，为其“政治合法性”进行辩证。它以清除纳粹思想和宣扬资产阶级民主观念为使命，并且基于自身的政治属性而被作为国家的政治资源加以建设，在实践中取得了较高的政治绩效。德国政治教育,曾经历了封建君主专制的第二帝国时期的“国民教育”（Staatbürgerliche Erziehung）、资产阶级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基于国家和民族的政治教育”（Staat und Volk Bezugspunkte politische Bildung）、纳粹统治的第三帝国时期的“政治教化”（Politische Erziehung）等历史形态。二战以后，鉴于联邦德国政府揭露并深刻反省纳粹统治的黑暗历史，帮助德国民众树立正确的“二战史观”的需要，建立、完善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政体的需要，以及铲除政治极端主义，按照资产阶级的政治理念培养教育青年一代，增强民众参与政治合作的热情和能力的需要，把政治教育作为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方面进行了精心设置，逐步构建了比较完善的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体系。它们在战后德国政治、经济发展，民族统一和社会转型过程中发挥了独特的重要作用。在当代，政治教育既是当代德国联邦议会、政府政治文明建设与社会治理的重要途径，也是一项基本的政府职能。以政府行政主导实施的德国政治教育，是对纳粹统治的批判和对魏玛共和国政治教育的扬弃与继承基础上的民主教育工作。当代德国政治教育在本质上属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德国资产阶级的政治利益、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紧紧契合。也基于此，政治教育被纳入德国资本主义政治体系和政府的公共职能之中，并从国家政治资源的高度进行建设。一、 德国政治教育的政治目标德国政治教育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联邦德国建立之初，“根据纳粹独裁统治的历史，联邦政府和社会需要履行一项特殊的任务，那就是促进以民主、宽容和多元化为基础的政治觉悟的发展。”基于此，西德政府在1952年建立了“联邦政治教育中心”（Bu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标志着独立自主的政治教育工作在德国正式启动。从本质上看，联邦政治教育中心及其所领导实施的政治教育工作，归根结底是要解决一个“政治认同”问题。“政治认同”的提高，有助于增强政治体系的“合法性”，进而增强民众的政治信赖感和政治责任感，有利于政治秩序的稳定。政治教育作为重要的意识形态形式，是一种政治认同的“意识性资源”。“正是由于意识形态在人们与本国执政政治权力之间起着连结点与桥梁的作用，才使意识形态成为了政治认同的理性基础”。德国政治教育的任务就是为了在德国社会中构筑这种理性基础，进而“在民众中推广民主意识，发挥联邦德国人民的能动性，让所有达到法定年龄的人都能主动地、批判地参与到政治生活中去”。以德国宪法为核心价值的政治教育，其根本目的是为了促进民众对德国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政治权力和政治体制的“集体认同”，从而使整个政治体系取得“合法性”基础。基于特殊的国家社会主义历史、建国初期的现实困境和德国的地缘政治理想，这种认同又必须是建立在对纳粹的全面反思和铲除的基础之上。因此，政治教育一方面要在社会政治思想领域继续占领时期的“非纳粹化”运动，另一方面，还要使德国民众在内心深处接受、认同现存民主政治体系。也就是说，帮助民众树立正确的“纳粹史观”尤其是“二战史观”与资本主义民主观，是新的社会条件下德国政治教育所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这既是实现德国的地缘政治理想，推行欧洲一体化外交时取信于国际社会的需要，又是建立、完善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政体，铲除政治极端主义，按照资产阶级的政治理念培养教育青年一代的必然要求。在德国各类学校，政治教育的基本目标，是通过各种教育手段，促进青少年以政治认知发展为基础的政治品格的形成，并能够有效参与社会政治生活，最终完成自身的政治社会化。“政治认知”和“政治参与”作为德国学校政治教育的两个关键词，既是青少年政治社会化的实现基础，又是主要的实现途径。其中，政治认知又是政治参与的根基，有效的政治参与必须以充分的政治认知发展为前提。在青少年政治认知发展的过程中，德国政治教育理论不仅重视各种政治知识的教授，更加强调政治技能的培养，注重的是传授知识与发展能力的统一。因为青少年只有具备了完备的政治知识和政治技能，才能为将来进行政治判断、从事政治活动、选择适当的政治行为奠定基础。在个体政治认知能力的发展过程中，现代教育学、心理学的相关理论，受到重视。德国古典人文主义传统“教育观”、“修养观”对学校政治教育的教学理念、实践也同样影响重大。政治认知的目的在于政治能力的提升，在于政治品质的形成，因此，它注重学生的自我修养和知识的内化。而这又需要学生依靠社会政治实践的体验，即所谓“知行合一”。德国学校政治认知教育的目标是使学生有能力和热情参与社会政治。德国政治教育理论认为，政治参与是公民接受和认同政治体系及其政治文化的重要参量。在联邦德国成立的最初十几年里，苦涩的历史传统的惯性使得德国民众对政治体系的取向相对被动，属于臣民取向而非参与者取向。这既影响到新生的政治体系的合法性，又影响德国民众的政治忠诚。因此，政治参与不仅仅是德国公民的基本权利，也成为政治教育的必然要求。“公民政治参与的程度越高，政治体系对公民意愿的反应就越敏感，这样也就提高了公民对政治体系的一体化和认同感，直接促进了政治体系的稳定。”二、 德国政治教育的政治属性源于盟国占领军政治“再教育”运动的当代德国政治教育工作，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愈发受到联邦议会和政府的重视。有关政治教育的理论探讨和学术争论日渐增多。这一时期风靡欧美的政治社会化理论，与德国社会实际相结合，成为德国政治教育的基本指导理论。在很多德语学术著作里，它都与政治教育密切联系，甚至政治社会化概念本身就被等同于政治教育，二者经常交替使用。政治社会化在社会层面就是一个政治体系的政治文化永恒化的途径，这需要对每一个社会成员进行持续性政治教育，以促使其完成“接受政治规范——认同政治体系——参与政治生活”的社会化过程。也就是说，政治社会化的最终目标集中在“广泛政治认同基础上的普遍政治参与”。在政治社会化的进程中，相比英、美等国，德国政治教育更强调和重视发挥国家、政府的职责和作用。政治教育在德国被视作一种重要且特殊的政治资源，它虽然不像国家机构、政党那样带有明显的“物质”特征，但却具有较大的政治交换价值。通过政治教育，支撑德国政治体系的价值基础（即德国宪法）才可能转化为社会大众政治认同的价值基础。显然，德国政治教育作为现实政治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实质不仅仅是一种教育行为，更是政治体系的一种政治行为。具有政治属性的政治教育因而成为国家权力机构的政治资源。政治社会化的基础就是国家对政治教育这种政治资源的合理配置。国家和政府政治教育的重要职能之一，就是对这种政治资源进行精心的培育、开发、管理和分配。学校、政治教育专门机构、大众传媒、政治党派甚至政府部门本身都是重要的政治教育资源，这些政治社会化的主要机构，在国家和政府的宏观调控下，积极配合、协调作用，营造出和谐统一的政治文化环境，从而为取得广泛的政治认同奠定基础。自20世纪50年代之后，联邦德国逐步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政治教育国家资源体系，将政治教育作为国家政治资源和社会公共产品纳入政府的整体规划来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出纵横交错的政治教育资源网络，与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工作有机结合，成为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从而充分发挥其应有作用。该体系的主要构成元素包括各级议会、政府，各政治党派、学校、社会组织等，它们在德国政治教育中担当各自责任，发挥各自功能。形成了“联邦议会总决策和总监督，联邦政府组织和管理，学校主导实施，社会组织参与实施”的政治教育工作格局。在战后德国政治教育的国家体系中，内政部下属机构联邦政治教育中心居于核心地位，是具体工作的策划、组织、实施和管理机构。它的工作直接受联邦议会的管理和监督。联邦议会对联邦政治教育中心的监督权是由一个专门的管理委员会行使的。委员会的成员由议长根据各议会党团的建议任命，通常由20位左右联邦议员组成。管理委员会的权力和职责具体包括：一是监督联邦政治教育中心在工作中的政治立场，以及是否违背“超党派原则”（überparteilichkeit）。所谓超党派原则是指政治教育中心的工作不能体现个别政党的意志，以防止违背基本法的民主和多元化根本原则。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超党派原则”实际上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和欺性。能超越个别党派，却不能超越其资产阶级性质；二是对联邦政治教育中心的重大事务进行决议，具体包括政治教育主题的确定、财政预算（包括制定和执行）、年度工作计划和年度工作报告等。其工作均不能违背管理委员会确立的方针政策。并且管理委员会有最终决议权。由此，联邦议会就把持了德国政治教育的总决策权，掌控了德国政治教育全局。联邦政治教育中心的主要工作职能包括：一是对各级各类学校政治教育工作做出规划，为各类学校的政治教育制定统一的教学大纲和考试要求，并对政治教育教师进行培训；二是组织政治教育领域的专家学者，编辑各类政治教育资料，为课堂政治教育教学提供参考，也免费提供给社会大众；三是面向全社会、各阶层民众举办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政治教育活动，如时事讲座、展览、参观旅行、主题节日、知识竞赛等；四是研究政治教育领域的重要问题，紧密结合现实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对社会政治进程进行持续地调查和分析，开展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五是以大量的各种形式的出版物为载体，向公众提供政治信息，引导公众树立对于复杂政治领域的正确观点和判断，在政治教育职责中扮演着全体公民的信息传播者的角色；建设并维护联邦政治教育中心的网站，通过互联网开展政治教育。 联邦政治教育中心最重要的职能体现在其对德国政治教育资源建设和配置方面。它积极引导、鼓励和支持各种社会力量参与政治教育工作，以促进政治教育这一重要政治资源的培植与建设。通过成熟的社会化运作的手段，以行政契约的方式，委托社会非政府机构实施政治教育，并通过规章制度及合同条款的约束，达到对之进行监督和控制的目的，使其举办的政治教育活动不与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教育的方针原则相违背，以实现政治教育的根本目标。通常，这些参与政治教育的社会机构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各种博物馆、展览馆、纪念馆、历史遗迹等，免费向公众开放，由国家给予财政支持和统一管理；另一类是作为政治教育主管部门认证的社会政治教育机构，包括各种注册协会、学会、科研院所、社会团体等。对这些社会政治教育机构，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通常的程序是：一是由政治教育政府主管部门做出明文规定，明确想要承办政治教育活动的社会机构所必须具备的各种“软”、“硬”件条件，如人员素质、场地条件等，尤其对这些机构所承办的政治教育活动的内容和主题的范围做出明确的规定。二是由这些社会机构提出正式申请，申请时须递交机构的章程、经济状况证明材料、机构主要领导成员名单，以及希望承担的政治教育活动的内容、形式等。三是由主管部门进行资格审查，当通过审查后，拨付活动经费，并对承担者所要举办的政治教育活动进行指导或建议，活动结束后进行效果评估。联邦政治教育中心每年资助数百家社会机构申请承办政治教育活动。德国政治教育工作卓有成效的关键在于构建了这种比较完善的政治教育国家资源体系，形成了“国家主导与政府行政指导下社会组织普遍协同和广泛参与相结合”的政治教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三、 德国政治教育的政治绩效在通过系统、持续的政治教育以促进德国社会和民众的集体性政治认同上，经历了一个由怀疑到接受再到认同的社会政治心理的转型过程。二战结束之初，在战争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联邦德国，面临一系列政治、经济、外交各方面的严重困难。尽管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盟国的大力扶持，这个新生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权并未能从一开始就得到民众的广泛认同。这一点，在1963年出版的阿尔蒙德所著《公民文化：五个国家人民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度》一书中对德国公民的民意调查结果就可窥一斑：1959年仅有7%的德国人把象征民主国家政权的基本法当作民族自豪之源。战后初期的民意调查显示当时德国人普遍对民主政治相当冷淡，对往昔的权威政治体制尚有眷恋。选民对民主程序缺乏了解也缺乏热情，他们对政治仍抱着被动的臣民而非积极的公民态度。当时德国人对政党和政治机构的态度是“接受式的、冷淡漠然、过分实用主义和玩世不恭。纳粹思想残余的根深蒂固、魏玛共和国的前车之鉴、东西方冷战夹缝中求生存的恶劣政治外交环境，再加上战败对德国经济的毁灭性打击，导致民众普遍的不信任与政治冷漠。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以西德联邦宪法为价值取向的政治教育，受到当局的高度重视，被赋予了重大历史使命。铲除纳粹主义思想和构建民主政治文化是政治教育两大最重要的政治任务。“清除”是“构筑”的基础，只有深入彻底地反思、清算纳粹思想，才能发展如哈贝马斯所说的“宪政爱国主义”的民主政治文化。而这种德国历史上可望不可求的政治文化，恰恰是联邦德国取得其存在的“合法性”及民众“集体认同”的思想基础。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德国新的民主政治制度已经明显为普通公民所接受。当时的民意调查显示民主政治文化已经在联邦德国形成。同样是对民主政治体制的态度问题，到1978年的认可度已经上升到31％，到1988年则为51％，而对基本法的支持率到1978年甚至达到了71％。同时，民众对议会、政党政制的高支持度，对联邦议会选举的高参与率也都体现了民主政治文化在德国的逐渐发展与成型。经过30年左右的时间，联邦德国基本上解决了“政治认同”的问题，究其原因，固然少不了经济的腾飞、政局的稳定和东西方对抗的历史机缘，而以政治教育为重要途径的政治文化建设也同样功不可没。自20世纪90年代两德统一以来，以“民主与宽容”为基本主题的政治教育，不仅对消除两部分德国人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实现两部分德国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做出了突出贡献，同时为培养德国人民的“欧洲公民身份”意识、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尤为重要的是，统一后联邦政府更加重视政治教育工作，并以国家立法的形式将政治教育上升到前所未有的政治高度。这也体现出德国资产阶级议会和政府为解决德意志民族沉重的历史遗产，稳固其资产阶级政体，对意识形态工作常抓不懈的政治现实。参考文献：[1]Bu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 ——Jahresbericht 2000/2001[M].Bonn：Bu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2][美]戴维·伊斯顿.社会生活的系统分析[M].北京:华夏出版社,.[3]程同顺.当代比较政治学理论[M].南京:南开大学出版社,.[4]Gabriel A. Almond and Sidney Verba．The Civic Culture：Political Attitudes and Democracy in Five Nations[M].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