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硕士论文

中国三农问题政治经济学农业是人类最古老的职业，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农民处在周而复始的春耕秋收的时间流程与狭小固定的土地上，很少存在不确定性，在关键性技术、制度、经济和文化变数上长期变化甚微。一则，传统农业知识和技艺通过口头传授和示范而得以代代相传，在长期内缺少意义重大的发明，仅局限于量上的累积和修补。再则，在传统农业中人们对拥有或获取经济物品和服务的偏好和动机长期保持不变。这种变化缓慢的社会里，人们更为关切的是维持传统，并期望把那些具有实际效用的标准行为传之后人，超越个体有限的生命周期。在传统农业运行过程中，农民从他童年期就开始那些被许多代人证明是可靠的经验和技术，即把祖辈相传的农业经济过程中的有关规范内化为自己的人力资本。这种农业中，老农老圃对青年农民来说，相当于一位老师，在某些技术性较强的农活、天气识别及种植期选择等方面，青年人都应向长者虚心学习，但就大部分的技术和经验而言，是靠机械性的模仿就可获得的，正如熊彼特（1935）所言，是不需要「用脑来反应的」。 很显然，在传统农业中，成为一个良农或种田能手固然是不容易的，但似乎也难以找到不会种田的农民。生产本身的技术特征和环境决定了这一点。作为一种理论上的推论，传统农业是一种以习惯为契机的「周而复始的经济（the circular flow）。其本质是，没有不确定性，农民事先就知道他的行为的结果，无须学会高深的统计和预测，日复一日，不变的经济机制可以教会他们所需的投入和产出量。周而复始，终会把行为转化为习惯，这是理性为立法的过程。农民在传统的模子里塑造出来，已习惯于缓慢的常规的运行机制，他们不需要创新，创新可被视作富人的奢侈品，技术进步的「水珠」几乎不会在乡村的画布上留下扩散的痕迹。而且，也不能高估传统农民的决策自由和决策权力，它们都是表面的而非真实的，因为农民尽管在原则上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地掌握经营方向以及资源流向和组合方式的，但是，传统的技术结构和社会结构使他们几乎没有选择。这样便由此形成了希克斯（1969）所说的习俗经济。 农民在传统社会的模子里塑造出来，已习惯于缓慢的、常规的运行机制。及至今天，进步和现代要素的投入极大地改变了农业的质态水准，市场的逻辑和力量愈来愈主宰着农民的命运，不断地改变着农业的结构、功能和属性，乡村工业的兴起、农工商一体化的发展和农民的流动则把农民从孤立的田野劳动中解放出来，带入了开放的产业体系和社会交往之中，同时一些人们所熟悉的乡村事物也已从视野中消褪, 代之而来的是新的村庄构架和生活方式。但是，不到三十年时间所带来的变化相对三千年的历史传统，毕竟根底太浅，我们所看到的变化更多的是经济活动的外在变化，而农民作为一个整体，文化行为上的变化，还不可能是本质上的脱胎换骨，其保守倾向也不可能完全改变，而仍然是他们相对于其他职业者所特有的劣势。

着力解决“三农”问题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全国的现代化；没有农村的市场经济体系就没有完善的全国的市场经济体系；没有农村的稳定就没有整个国家的稳定。因此，解决好“三农”问题，应当是我国政府下一步财政政策调整的核心问题。首先是农民的收入政策问题。我国党和政府历来重视农民的收入问题。但是，在经济转型期，农民收入问题比较复杂，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的时候，必须同时考虑在我国农村建立市场经济机制和解决农民收入这个双重的、有的时候是相互矛盾的问题。近年来，纵向比较，尽管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速度比较快，但是同城市的情况相比较，收入的差距还是相当大的。我们以今年前三个季度的情况为例，在前三个季度，我国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347元，扣除物价因素，比去年同期实际增长％；而同期农民现金收入人均只有1802元，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率只有％。农村与城市相比较，农民同期的收入只相当于城市居民的％，尚不足城市居民收入的1/3；而同期农民收入的增长幅度也比城市居民低个百分点。其次是农业生产条件问题，主要是政府对农业领域里的公共投入不足（例如，农业生产的基础设施和技术研究与推广等等）。而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实际上也是改善农民经济状况、增加农民收入的一个重要途径。我国和其他国家的实践均证明，增加属于“绿箱”政策（符合WTO规则的农业支持政策）的农业公共投入，可以通过提高单产水平和替代私人投资等方式有效地降低单位农产品的私人成本，从而降低农产品的国内生产者价格，提高我国农产品在国内与国际市场上同其他国家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再次是农村经济体制问题，即进一步稳定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权问题。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实践证明，稳定和安全的土地使用权和所有权是确保稳定的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与社会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通过完善土地使用制度，可以有效地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因为完善的土地使用制度，可以提高预期收益，有利于增加投资和提高生产率。积极推进城市化的进程城市化不仅仅是一个乡村与城市区域划界的改变的问题，更主要的，它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途径。纵观经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史，无一例外地都经历过城市化的过程。城市化，同时也意味着工业化，甚至是市场化；反之，推动工业化的结果必然也是城市化。另一方面，在现代社会，工业化和城市化发达的国家无一不是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因此，我国经济和社会经历城市化的过程，同时也意味着经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财政政策的重点，应当是积极推动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城市化。2001年，我国人均GDP大约为1000美元，城市人均GDP大约在2000美元以上；城市化率在37％左右，这意味着我国大约有5亿人左右处在人均2000美元的城市化高速起飞的起点上；2002年我国的成化率达到％，在城市化过程中，城市居民的消费结构升级、城市化引起的投资热潮的高涨构成了我国今后经济发展的动力。城市化与工业化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双引擎。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低价工业化和高价城市化。因此我国政府财政政策在这个方面调整的重点应当是转变传统的财政投资方式和理念，引入非政府部门参与公共服务和公共基础设施供给领域，提高财政政策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使用效率，以便有效解决我国城市化的高成本问题。我国城市化高成本主要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基础设施的高投入。例如水电、燃气、公路、交通、绿地等等，都需要相当多的资金投入；二是公共服务的高投入。例如控制和治理环境污染，公共服务部门（包括政府和其他公共部门）相对高额的人工费用，教育，城市运营，等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城市化的费用；三是社会保障的高投入。这一方面是我国目前尚无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体系，尤其是在大量的农民变为城市市民的情况下，即使是城市本身的社会保障投入也必将增大。而下一步的发展必然是建立起能够覆盖全社会的、包括城市和农村全体居民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而在这个体系建立的初始阶段，无论费用出自政府还是居民个人，都将是一笔高投入。从一些国家的经验来看，城市化的必然结果就是高成本，因而需要高投入，高税收。因此，我国政府面对高速度的城市化进程，一是利用政府财政政策的影响力解决好非政府部门对城市化基础设施和服务的投资问题，二是要提高政府财政支出的效率，尽量减少公共服务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对政府财政的资金压力，三是要进一步调整税制结构，建立健全中央税和地方税体系，确保政府有比较充足的财源和财力履行其职能。我国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尤其是在我国加入WTO以来，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成为一体已经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因此，我国政府在经济转型时期，其财政政策的制定、实施与调整必须充分考虑到开放经济这个现实，实行开放经济条件下的财政政策。开放经济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国际化。因此，传统的治理失业问题和通货膨胀或者紧缩问题的财政政策必须改变，必须充分考虑政策的国际效应，必须重新估价一个国家的政策由于国际经济的影响，由于其他国家相关政策的实施而形成的抵充效应。2003年10月底开始到目前出现的中国粮食、食用油和其他原材料价格波动，对世界市场的影响以及世界市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