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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名、优、特”烟叶产区 提高烟叶品质和可用性 所在院校：云南省广播电视大学烟草分校 所学专业：农业技术推广2002级烟草种植专业 指导教师：徐江明 学生姓名：赵英佑 学号：029370017 论文完成时间：2003年9月6日 关键词 烟叶；产区；品质；可用性 我国种烟历史悠久，长期的市场选择、烟草种性变异和栽培条件的演变，形成了晒烟、晾烟、烤烟等多种类型。广东南雄晒红烟，湖北黄岗晒黄烟，吉林蛟河晒烟，甘肃、新疆莫合烟等久负盛名。建国后又成功地引进了香料烟和白肋烟，尤其是在国家烟草专卖局的扶持下，逐步形成了一批优质烟生产基地。但在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由于片面发展烤烟而忽视了其它类型烟叶，使很多优良的晒晾烟资源丢失或绝迹。在烟叶高农特税及多种附加税的诱导下，各地政府积极发展烟叶生产，致使不适宜区劣质烟叶也挤占了市场，适宜区由于缺乏正确的技术引导，使我国烟叶的“量”和“质”均不断出现大起大伏现象。同时在多种生态条件下共同追求一个技术模式和质量目标的做法，使有突出质量风格的烟叶走型变味，相当比例的烟叶因与市场脱节而成为库存。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者对烟气安全性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面对加入WTO后国外卷烟对我国市场的冲击，必须尽快调整种植布局，优化烟区结构，建立名优烤烟、白肋烟和香料烟生产基地，筛选恢复传统晒晾烟名品，使我国烟叶生产整体质量达到国际水平。 1 世界先进产烟国烟叶生产概况 国外的烟区划分是以环境条件和烟叶质量为依据，通过自然选择形成优质烟区。不同烟区的环境条件造成了烟叶质量风格的差异，将这些烟区分型，卷烟工艺配方人员则可根据不同类型烟区烟叶的质量风格进行配方。美国的烤烟约51%种植在北卡罗莱纳州，弗吉尼亚、北卡罗莱纳、南卡罗莱纳、佐治亚4个州的烤烟约占全美的91%［1］。在美国的分级标准中把这些产烟区分11型、12型、13型、14型［2］。肯塔基州的白肋烟约占全美的53%［1］，田纳西州约占，其它产区只有零星种植。因此，市场选择起到了优化烟区形成的作用。P�6�1M、BAT、大陆等烟草公司在收购季节就到拍卖市场直接购烟叶。不适宜的产烟区因产品没有市场已被逐步淘汰，故美国的烟叶种植纯粹是由市场选择。各大烟草公司除自身具有雄厚的技术力量外，为了购买到优质烟叶，给产地的州立大学提供大量的科研和技术推广经费，以改进生产技术，提高烟叶质量。巴西的烟区主要分布在巴拉那、里奥格兰德和桑塔卡塔里那南部3个省，北部种植面积仅占巴西的5%［3］。这些烟区被十几家烟草公司瓜分，在各公司的辖区里，由公司负责技术指导，提供贷款和物资供应，生产的烟叶由所属公司收购。土耳其的烟农种植烟叶要有许可证，试种3年被政府认可后方可获得种烟资格。 世界优质烟生产国的种植布局大多已固定，科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是不断改进生产技术以提高烟叶质量，如防治病虫害提高烟叶生产保险系数，提高自动化程度以降低劳动强度，提高吸烟安全性，利用生物技术调节烟叶的化学成分和提高烟草抗病性等。 2 我国烟叶生产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烟叶生产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年种植面积发展到100万公顷左右，年收购量180万吨左右，加上晒晾烟年收购量可达到200万吨左右，较好地满足了我国卷烟工业和出口的需要。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较，我国的烟叶生产还存在很多问题需要尽快解决。 烤烟独占鳌头 卷烟产品需要烤烟、晒晾烟、白肋烟、香料烟等多种类型的原料，尤其是混合型卷烟要求晒晾烟的比率较大。多年来，我国烤烟型卷烟发展很快，为满足烟叶总量的需要，下达烤烟种植计划较多。地方政府为获取较多的财政积累，对种植面积的保证措施也较多。同时因为烤烟调制需时短，受气候影响较小，烟农也乐于种植。这些原因造成烤烟面积和总产不断增加。与此同时，种植历史悠久，种质资源丰富的晒晾烟则逐步萎缩。20世纪70年代末期尚有1600个县种植，其产量约占烟叶总产量的16%，但由于卷烟工业需求量小，使其长期得不到重视，大部分地区没有纳入国家计划，致使面积缩减，产量减少，质量下降，许多优良品种失传。这种状况与当前卷烟工业发展对晒晾烟的要求不相适应。 不适宜区和次适宜区种植面积过大 烟草喜温、喜光，适宜种植在光热资源充足和微酸性土壤条件下，我国很多省区的自然条件适合烟草种植，但很多不适宜和次适宜区也在种植烟叶。西北部低温冷凉、土壤偏碱，不适宜种植烟草，但仍有不少地方种烟。近年来新疆在发展了一定规模的香料烟后，在伊犁和石河子地区种植了烤烟，烟叶难以正常成熟，少香无味。黄淮烟区覆盖面大，其中土壤pH值超过8的地区很多，有的甚至已盐渍化，但烟叶仍有普遍种植。在不适宜区、次适宜区或在适宜地带的非适宜区中生产的劣质烟叶通过搭配销售等手段，使烟叶进入卷烟配方或变成无效库存，降低了行业的经济效益。 生产模式单一，不适销烟叶比例较大 多年来，我国烟叶生产主要是以指令性计划方式安排，只有面积、收购量的计划，而没有分类型、分档次的生产计划，因此，形成了目标、质量单一的生产局面。20世纪70年代追求烟叶高产，形成了品种多、乱、杂，种植密度过大，营养不合理等技术问题，全国烟叶整体质量为叶小、片薄、油分差、烟碱含量低，少香无味。进入20世纪80年代烟叶生产以提高单叶重、烟碱含量为目标，但矫枉过正，致使20世纪90年代初期出现烟碱含量过高的问题。截止目前，上等烟缺口仍较大，不适销烟叶的工商库存达50万吨以上，上部叶比例达40%以上。 土壤贫瘠化，烟叶整体质量低 我国烟叶香气量不足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农业生态环境的改变，小型农机具代替了耕牛，牲畜粪肥减少了，作物秸杆大多就地焚烧，使宝贵的有机肥资源流失且污染了环境，造成土壤贫瘠化。在目前优质烟生产基础较差的情况下，为了尽可能地提高烟叶香气质量，有必要深入研究烟叶香气与土壤有机质的关系，从中确立能够产生较好香气的土壤有机质阈值，采用新的技术手段弥补土壤缺陷，建立与我国生态环境相适应的烟草施肥技术体系。 缺乏重点，名区不名 1985年《全国烟草种植区划研究报告》中提出，在滇中、滇东、黔北、闽西建立优质烟生产基地，在湘南、豫中、豫西、鲁中、淮南等地建立烤烟生产基地，在湖北、四川建立白肋烟生产基地等。从工业需要情况看这些产地的商品竞争力较强，但由于缺乏政策倾斜和技术指导，使得烟叶生产也随着全国的生产情况而改变，近年来滇中、滇东烟叶烟碱含量较高，贵州烟叶也因面积和总产大起大伏而使整体质量水平受到影响，黄淮烟区的烟叶销售形势也不乐观，造成了优质产区名烟不名。 3 开发“名、优、特”烟区的思路和技术路线 调整生产布局，优化烟区结构，划分生产区系 在烟叶种植分布普查的基础上，根据“生物相似论”以生物体反应(如烟叶评吸结果)为主，结合生态因素的综合评估，推测“气候”相似，选择烟区，划分生产区系。根据分区结果和烟叶质量风格进行香吃味品质的分型定位，并制定相应的定向栽培技术，从而实现优质烟叶综合配套生产技术的集成创新。通过“名、优、特”烟叶的研究和开发，重新优化种植布局，让生态条件好的产区名起来，使不适宜区、次适宜区限期逐步压缩，直至淘汰。立项开展全国不同生态区气候、土壤调查分析及烟叶品质测试分析研究；制订全国范围内的烟叶品质区划、品质分型及定向栽培技术方案；提出混合型主料烟、烤烟型主料烟及填充料烟的品质指标、适宜产区和生产技术方案。 筛选健全类型品类，满足混合型卷烟开发的需要 目前仍有较大种植面积的湘西晒红烟，云南腾冲晒烟，广东南雄、连县、鹤山晒烟，黑龙江亚布力晒烟，吉林蛟河晒烟等，且有较大开发价值，能够满足我国混合型卷烟对晒晾烟的需要。湖北建始、鹤峰，重庆达州、万州、宣汉的白肋烟，云南保山、新疆石河子、湖北十堰的香料烟均已具备了较好品质，要通过进一步研究开发，建立起我国白肋烟、香料烟的优质产区。 提高烟叶生产整体水平，增强烟草行业的竞争力 通过调整生产布局建立的生产区系要具备良好的烟叶生态条件，在此基础上通过改良土壤环境，建设水利、调制等基础设施，优化物资供应和提高烟农素质等措施，提高烟叶生产的整体水平。工业企业可根据各类型烟叶的产地及质量风格，挑选适宜的烟叶原料，创立名牌卷烟，提高产品质量的稳定性，增强我国卷烟产品的市场竞争能力。 工农业相结合，边评价边改进 “名、优、特”烟叶的研究与开发工作应坚持与卷烟工业的紧密结合，从光、温、水、土等自然环境角度选择优质烟区的同时，应由卷烟工业提出选择和评价意见，以实现烟区的逐步优化，市场的循序集中。烤烟、晒晾烟、白肋烟、香料烟等类型均应采取一边研究，一边评价和工业验证，一边大规模开发的做法，使其尽快形成名产和规模。 开展国际合作 在国际市场上，市场选择、优胜劣汰的经济规律使烟叶生产步入了较高水平。在“名、优、特”烟叶的开发过程中，应积极引进国际市场的质量观念，并尽快与之接轨。同时，邀请跨国烟草公司参与开发和烟叶质量的评价、论证，借助于其雄厚的技术力量，提高烟叶生产的整体水平和技术人员的素质，力争把我国不同类型的烟叶尽快推向国际市场。 参考文献 ［1］赵献章.中国烟叶分级［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 ［2］刘卫群.巴西烤烟生产技术考察报告［R］，2000. ［3］王宝华，吴帼英.地方晒晾烟普查鉴定及利用的研究［J］.中国烟草学报，1992，(2)：45-54.

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问题，是普通关注的问题，人们对于这一问题关注的目的在于可持续发展。中国是个文明古国，中华文化之所以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而不衰，可持续。近代工业文明以前是为农业文明。KING称以中国为中心的农业为可持续农业。探讨中国传统农学理论与实践中的天人关系。从中得到启示。天人关系指的是人与大自然的关系。[1]在传统的中国人心中，农业中的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具体表现为人、天、地、稼的关系。故《吕氏春秋·审时》说：“夫稼，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为之者，人也”。其中天和地是大自然的代表，相当于现在人们所说的环境，人和稼生于天地之间，天人关系也可以理解为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不过其中加入了稼的因素，稼同时具有自然的因素和人的因素。人按照需要与可能选择和种植作物。传统农业中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如何？过去在研究农业史时，强调人定胜天，强调人对于环境的改造，过份地强调人及其技术的作用，而技术又过分地强调土壤耕作技术。原始农业中刀耕农业和耜耕农业阶段的划分；传统农业中北方旱作技术体系的形成和南方水田技术体系的形成等，都是主要以土壤耕作技术为依据来划分的。现在，环境问题日益受到重视，人们开始重新用审视的目光看待人与自然环境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之下，一些历史地理学家开始强调环境对人的作用，甚至有学者重新祭起了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大旗，[2]受此影响农业史研究中，一些学者过多地把目光指向环境及其变迁对于农业的影响，指向农业对于环境的破坏，而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忽视了人对于环境的保护[3]与改造，更忽视了人对于环境的适应。这些都不符合中国传统农业发展历史的实际。我们认为，中国农业的发展受到环境的制约，环境变迁也引起过中国农业的波动，但真正决定中国农业发展的是人对于环境的适应和改造。一、环境对农业的影响中国人很早就注意到了环境对于农业的影响。同时也注意到环境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各种因素对于农业的影响并不相同，具体说来，天和地对于作物的影响是不同的。古人将它归纳为“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地，即土壤。由于在构成环境的诸多因素中，土壤与作物的关系最为直接，因而也最先为人所注意。古人认为作物的种类是由“地”来决定的。经常提到的例子是：“桔逾淮而北为枳，鸐鹆不逾济，貉逾汶则死。”[4]“菘菜不生北土。有人将子北种；初一年，半为芜菁，二年，菘种都绝。有将芜菁子南种，亦二年都变。”[5]前者说“此地气然也”，后者说“土地所宜”。地气和土地，指的都是土壤。土壤是导致变异的根源。[6]在土壤中首先注意到的是土壤上生长的植被。《师旷占术》曰：“五木者，五谷之先；欲知五谷，但视五木。择其木盛者，来年多种之，万不失一也。”《杂阴阳书》则将“五谷”和“五木”一一对应起来，有所谓：禾生于枣或杨，黍生于榆，大豆生于槐，小豆生于李，麻生于杨或荆，大麦生于杏，小麦生于桃，稻生于柳或杨。”孔子也说：“平原大蔽，瞻其草之高丰茂者，必有怪鸟兽居之，且草可财也，如艾而夷之，其地必宜五谷。”植被不仅是土壤状况的标志，同时还可以用作改善土壤的物质。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杂草“可以粪田畴，可以美土疆”，并将“于草木茂盛时芟倒，就地内罨腐烂也”，称为“草粪”。还有意识地种植一些豆科植物充当绿肥。民族学调查表明，中国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在进行刀耕火种的时候，首先选择林地而不是草地去作为土地，而在林地的选择方面主要考虑的是林木的长势和种类，而不是土壤的质地。决定什么地种什么庄稼也是根据树木，而不是根据土壤。其次是土壤的性状（颜色、手感、水份、土壤中的生物活动等）。禹平洪水之后，茫茫禹迹，划为九州，九州的土壤，各不相同，《尚书·禹贡》言之凿凿。不同的土壤进而有不同的农产品，《周礼·职方氏》记载甚详。《管子·地员》说：“九州之土，为九十物。每州有常而物有次。”书中还具体指出了九州土壤性状及适宜种植的作物。被李约瑟等称为是最早的地植物学著作。由于决定适宜作物的是土壤而不是行政区划，所以元代孟祺在《论九谷风土及种莳时月》又做了这样的发挥：“苟涂泥所在，厥田中下，稻即可种，不必拘以荆、扬。土壤黄白，厥田上中，黍、稷、粱、菽即可种，不必限于雍、冀。坟、垆、黏、埴，田杂三品，麦即可种，又不必以并、青、兖、豫为定也。”再次是地势。或认为《禹贡》中的“厥田中中”、“厥田中下”等，指的就是地势。“凡草土之道，各有谷造，或高或下，各有草木。”植物的垂直分布也直接影响到了作物的分布，古人说：“三农生九谷”[7]，所谓“三农”，郑司农（众）曰：“三农，平地、山、泽也。”（郑）玄谓三农，“原、隰及平地”。“三农生九谷”，正反映了环境因素中地势对于作物的制约。水流径于地。和土关系最为密切的便是水，有时水甚至是土壤的组成部分，如《禹贡》中所说的“涂泥”，其中的“泥”，实际上就是水和土的混和物[8]。水是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生物发生变异的根源，所以古人又说：“桔生淮南则为桔,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9]今人有言，“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对于某些生物来说，水更是须臾不可或缺。如水稻，《天工开物》说：“凡稻旬日失水则死期至。”水成为发展水稻生产最大的制约因素，于是中国历史上就有了“东周欲为稻，西周不下水”的故事发生。上述因素，古人统称之为“土”，“土气”或“地气”、“水土”。不同的土壤是有不同的物产，它们之间的引种是不可能的。即使强行为之，不是死亡，就是变异。于是有“桔逾淮而北则为枳”，“芜菁南种则为菘”的说法。狭义的天，指的是环境中的气候因素。气候随季节而变化，故称之为天时，用之于农业称之为农时。《孟子》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吕氏春秋·审时》更从“得时”和“先时”、“后时”对六种主要粮食作物的不同生产效果作了细致的对比。来论证“时”对庄稼生长的极端重要性。宋人将地势引入到农时之中，提出天时有“地势高下之不同”[10]，认为“高下之势既异，则寒燠肥瘠各不同。”[11]元代农学家更将时与地（纬度和海拔高度）结合起来。不仅指出了气候寒暑与纬度高低的关系，而且强调共性之间的特殊性，要求人们在选择农时的时候，应当考虑当地的实际情况来决定，这就叫做“因地为时”。[12]古人尽管对农时重视有加，但是他们对天时的认识是不全面的。也就是说，古人只是注意到了气候对于作物生长的影响，而没有注意到气候对于作物分布的影响，他们把各地作物不同的原因更多地认为是土壤的不同的结果，尽管元代引入了风土的概念，部分地考虑到了气候的因素，但他们总体上还是将土壤看作是根本的原因。只是到了明末，这种认识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徐光启认为作物栽种中的地区差异性，在引种的过程中“亦有不宜者，则是寒暖相违，天气所绝，无关于地”；是以“果若尽力树艺，殆无不可宜者，就令不宜，或是天时未合，人力未至耳”。“若谓土地所宜，一定不易，此则必无之理”。[13]徐光启明确提出了气候是引起作物分布差异的原因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