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兴实体经济为主题的议论文

一、美国金融危机的内在原因 美国金融危机的出现有其必然原因。从本质上看，是美国低储蓄、高消费的发展模式问题，从体制机制方面看，金融疏于监管，存在六个环节上的重弊。 （一）次级房地产按揭贷款。 按照国际惯例，购房按揭贷款是20%—30%的首付然后按月还本付息。但美国为了刺激房地产消费，在过去10年里购房实行“零首付”，半年内不用还本付息，5年内只付息不还本，甚至允许购房者将房价增值部分再次向银行抵押贷款。这个世界上最浪漫的购房按揭贷款制度，让美国人超前消费、超能力消费，穷人都住上大房子，造就了美国经济辉煌的十年。但这辉煌背后就潜伏了巨大的房地产泡沫及关联的坏账隐患。 （二）房贷证券化。 出于流动性和分散风险的考虑，美国的银行金融机构将购房按揭贷款包括次级按揭贷款打包证券化，通过投资银行卖给社会投资者。巨大的房地产泡沫就转嫁到资本市场，并进一步转嫁到全社会投资者——股民、企业以及全球各种银行和机构投资者。 （三）第三个环节，投资银行的异化。 投资银行本是金融中介，但美国的投资银行为房贷证券化交易的巨额利润所惑而角色异化。在通过承销债券赚取中介费用的同时，大举买卖次级债券获取收益。形象地说，是从赌场的发牌者变为赌徒甚至庄家。角色的异化不仅使中介者失去公正，也将自己拖入泥潭不能自拔。 （四）金融杠杆率过高。 金融市场要稳定，金融杠杆率一定要合理。美国金融机构片面追逐利润过度扩张，用极小比例的自有资金通过大量负债实现规模扩张，杠杆率高达1:20—30甚至1:40—50。在过去的5年里，美国金融机构以这个过高过大的杠杆率，炮制了一个巨大的市场和虚假的繁荣。比如雷曼兄弟就用40亿美元自有资金，形成2000亿美元左右的债券投资。 （五）信用违约掉期（CDS）。 美国的金融投资杠杆率能达到1:40—50，是因为CDS制度的存在，信用保险机构为这些风险巨大的融资活动提供担保。若融资方出现资金问题，由提供保险的机构赔付。但是，在没有发生违约行为时，保险机构除了得到风险补偿外，还可将CDS在市场公开出售。由此形成一个巨大的规模超过33万亿美元的CDS市场。CDS的出现，在规避局部风险的同时却增大金融整体风险，使分散的可控制的违约风险向信用保险机构集中，变成高度集中的不可控制的风险。 （六）对冲基金缺乏监管。 以上五个环节相互作用，已经形成美国金融危机的源头，而“追涨杀跌”的对冲基金又加速危机的发酵爆发。美国有大量缺乏政府监管的对冲基金，当美国经济快速发展时，对冲基金大肆做多大宗商品市场，比如把石油推上147美元的天价；次贷危机爆发后，对冲基金又疯狂做空美国股市，加速整个系统的崩盘。 这六大环节一环扣一环，形成美国金融泡沫的螺旋体和生长链。其中一环的破灭，就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最终演变成今天美国乃至世界的金融危机。 二、走出危机需要三阶段统筹 2009年是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关键一年。遏制危机并早日走出困境，必须标本兼治、远近结合。当前燃眉之急是解决美国2万亿美元的金融坏账，中期是防止金融危机变成经济危机，远期是建立新的世界货币体系。 （一）当前措施：三招救市 这三招，一是股权重组，增资扩股；二是坏账打包、切割剥离；三是注入资金，解决流动性。首先，政府对陷入危机的金融机构进行重组，增资扩股。比如美国把“两房”国有化，把私有企业变成了国有控股的企业。其次，把银行的坏账剥离，打包放在一边，银行复苏后赎回资金，如果银行倒闭了，由政府埋单，将坏账清零。第三，当银行陷入流动性危机，老百姓挤兑时，注入资金，增加现金流。或者政府出面担保，增强社会信心；或者政府出面担保，让其他银行拆借。根据测算，美国大约有2万亿美元坏账，今年通过采取这三招大体解决了1万亿美元坏账，明年还将要解决剩下的1万亿美元坏账。 （二）中期目标：振兴实体经济 如何遏制实体经济下滑，是全球高度重视和重点解决的问题。解决的办法，仍然是增加投资、刺激消费、加大出口的三条途径和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目前，各国政府都启动了增加投资和刺激消费的政策，并且摒弃贸易保护主义而采取共同行动。 在中期，各国政府会采取三个方面的措施。首先是宽松的货币政策，松动银根，降息、降低准备金率，增加流动性。其次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补助困难企业和困难群体，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增强活力。第三是培育市场主体。抓住目前大批企业减产停产、破产关闭的时机，推进并购重组，推进企业改造发展。作为美国政府，除了启动投资、消费、出口三大需求，推进产业、企业的结构调整，振兴实体经济之外，还要亡羊补牢，从体制机制上解决滋生金融六个环节弊端的根本问题，健全金融制度。 （三）长期指向：重构国际货币体系 1944年形成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以黄金为基础、以美元作为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美元直接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固定汇率挂钩，并可按35美元一盎司的官价向美国兑换黄金。20世纪50年代后期，随着美国国际收支趋向恶化，出现全球性“美元过剩”，美国黄金大量外流，美国的黄金储备不能支撑美元的泛滥。1971年8月，尼克松政府被迫宣布放弃“美元本位制”，实行黄金与美元比价的自由浮动。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日本、加拿大等国宣布实行浮动汇率。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正式瓦解后，尽管美元不再承担兑换黄金的义务，欧元、日元实力日强，但美元的核心地位没有改变。 美国作为国际货币的主要发行者，本应该恪守世界金融制度，增强美元的货币责任意识，防止滥用货币发行权。但从这几十年特别是近十来年的实践看，美国没有肩负起职责，利益和责任失衡。2005年，美国万亿美元，贷款余额18万亿美元，超过GDP50%，股票市值20万亿美元，超过GDP60%。美国政府欠债超过10万亿美元，人均负债3万美元。各项金融指标的狂涨意味着大量的泡沫，必将带来金融动荡。从宏观上看，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是现有世界货币体系的积弊所致。因此，重构适应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货币体系是必然趋势。 怎样的世界货币体系才是合理的？我认为，未来的世界货币体系应该是美元、欧元、亚元（以人民币和日元为主的亚洲货币）三大世界主体货币三足鼎立的新体系。三大货币之间实行相对稳定的浮动汇率，各国货币与三大货币挂钩。三大主体货币对应的国家应实行“G本位”——以GDP为本位。即GDP与银行贷款余额、与股市市值、与房地产市值应该大致相当，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保持合理的比例。 三、中国经济有强大的抗危机能力 目前，世界金融危机对中国也产生了影响，股市、房市回调，沿海加工贸易企业订单减少，部分企业停产破产关闭，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更加突出。但是，从总体上看，在世界经济加速下滑的背景下，中国经济风景尚好。为什么？中国经济有六大优势： 第一，巨额的外汇储备。目前已有1万9千亿美元外汇储备，足可抗御外来风险的冲击。 第二，传统的储蓄美德和较高的储蓄率。中国老百姓勤劳节俭，有储蓄的传统美德。2007年中国居民储蓄达到亿元，储蓄率达到50%以上。中国政府内债、外债的总和不到GDP的60%，财政负债风险不高。 第三，审慎严格而又灵活，既管制又自由的外汇管理政策。资本项下实行管制，外国资本不能随意地进出中国，而在经常项目下的外汇进出又较为自由灵活。 第四，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巨大的内需市场。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的高速发展期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快速提升期，到2020年将建成全面小康社会，中国人均GDP10年后会突破1万美元。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强大的内需，不仅支撑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对缓解世界金融危机也将发挥重要作用。 第五，健康的金融体系和严格的金融监管。中国的金融体系经过几十年来的改革发展已经基本完善，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显著增强。中国金融制度健全管理严格，且严格控制金融衍生产品，没有出现类似于美国金融体系那样的问题。 第六，强大的制度优势和政府宏观调控能力。中国社会稳定、政治稳定，法制逐步健全，发展环境不断改善。中央政府有高超的领导艺术，见事早、行动快，宏观调控的预见性、针对性和实效性不断提高。比如今年，上半年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9月以后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实施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11月份以后果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等等，促进经济增长、稳定市场信心。 总体来看，中国经济增长今年将有所放缓，2009年上半年惯性下滑，下半年开始走出世界经济衰退的阴影。国际金融危机则到2009年底见底，经济危机到2010年底左右见底，2011—2012年开始复苏。

冷战结束后，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新自由主义不仅仅只是美国经济政策的基础，也成为美国在全球推行金融自由化的工具。新自由主义虽然对治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国家的滞胀起到了一定的疗效，但它不是万能的。 所谓新自由主义，是一套以复兴传统自由主义理想，以尽量减少政府对经济社会的干预为主要经济政策目标的思潮。一些学者称之为“完全不干预主义”，因其在里根时代勃兴，因此又称其为“里根主义”。而“金融大鳄”索罗斯把这种相信市场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的理念称为“市场原教旨主义”。索罗斯在接受法国《世界报》采访时表示，“（华尔街的危机）是我所说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这一放任市场和让其自动调节理论的结果。危机并非因为一些外来因素，也不是自然灾害造成的，是体制给自己造成了损失。它发生了内破裂。” 新自由主义的模式，突出强调“最少的政府干预，最大化的市场竞争，金融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由于美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主导作用，新自由主义的思想对这个体系也形成了极大影响。包括会计制度、市场评级体系、风险控制程序，乃至金融政策，甚至市场适用的语言、计价货币等，统统采用的是美国规则，国际金融体系实际上成了美国金融体系。很显然，这不符合平等、公平、协商的国际原则，无视各国发展阶段、管理水平、经济和社会体制的差异。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已经认识到，未来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与调整要想取得成果，就必然要触动这一思想基础。 在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发生的金融风暴，必然会产生比以往更强烈的冲击。 一、这个全球性的影响来自于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 上世纪70年代，在美国主导下建立的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但是，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美元仍然是当今国际储备和贸易结算的主要货币。直到目前，美元在国际结算和全球各央行外汇储备中的比重一直维持在60％以上。“领头羊”一出问题，必然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致使全球金融市场迅速陷于极度恐慌之中。 二、金融全球化让世界在享受全球化带来的红利的同时，也带来了相应的风险。 由于金融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今天世界各地都处在不同程度的金融开放之中，大笔“热钱”在全球各地迅速流动，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衍生品将全球金融机构盘根错节地联系在一起，而美国等发达国家又占据着最为有利的地位。最典型的就是，美国一些金融机构把大量的房地产抵押债券打包后，出售给了很多国家。正因为如此，发源于美国这一全球最大经济体和最发达金融体系的金融风暴，才会造成史无前例的影响。 随着全球金融动荡的加剧，世界各国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流动性短缺、股市大跌、汇率震荡、出口下降、失业率上升等现象，全球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正面临严峻考验。 金融风暴首先重创了美国的银行体系，粉碎了这个“世界最完备体系”的神话。美国商业银行的市场集中度远远落后于欧洲国家。美国有大量的州立银行与中小银行。这些银行在过去几年内投资了大量的次级抵押贷款金融产品以及其他证券化产品。次贷危机爆发后，它们出现了大面积的资产减记与亏损。这些中小银行抵御危机的能力很差，也很难得到美国政府的救助，因此在未来破产倒闭的概率很高。 在世界范围内，欧洲银行业受殃及最深，因为欧洲银行过分依赖于短期借贷市场，而不是通常的客户储蓄。新兴市场经济体也很难独善其身。金融危机爆发后，大量资金从新兴市场经济体撤离，一些自身经济结构比较脆弱、对外资依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正面临严峻考验。 最令人担忧的是，全球金融危机不可避免地要传导至实体经济领域，拖累甚至阻滞全球经济增长。目前，美国房地产投资已经持续缩减。而在房地产市场与股票市场价格交替下挫的负向财富效应的拖累下，美国居民消费日益疲软。由于自身股价下跌，美国企业投资的意愿和能力均有所下降。而由于能够提供的抵押品价值下跌，美国企业能够获得的银行信贷数量也大幅下降。美国经济在2009年陷入衰退几乎已成定局。欧元区经济、日本经济等发达经济体和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在2009年的增长前景也不容乐观。 由于美国经济占全球比重近30%，其进口占世界贸易的15%，美国经济衰退将导致全球商品贸易量下降，进而影响一些外贸依存度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和经济增长。而危机对实体经济的严重影响，很有可能带来全球范围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形成经济复苏的新障碍。大规模救市措施，也会使本来就有巨大财政赤字的美国政府雪上加霜，一旦出现大肆发行债券、印发钞票，势必会导致美元信用下跌，并推高全球通胀率。 规模空前的金融风暴是对世界各国经济治理能力的考验，是对世界各国加强国际合作的诚意与决心的考验。目前，国际社会正密切关注着这场危机的走势，关注着全球各国的应对举措及其所产生的效应。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实体经济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战略支撑。为适应新时代经济发展变化，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发展，就要把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作为重点工作任务。尤其是在疫情在常态化后，我国还是应该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 疫情以来，实体经济的回报率下降，许多企业、实体商铺等经营遇到一些困难，期间主要依靠网上消费，扩展线上经济为主要生存手段。越是在这样的时候，越是需要防止“脱实向虚”的倾向。道理很简单，如果一个社会的资本大量逃离实体经济，那么资金就没有进入生产领域，就没有创造社会财富，而是在虚拟经济中空转套利，这不仅会推高资产价格泡沫，更会积累金融风险。这几年，防控金融风险力度加大，更让社会形成了广泛的共识：不论经济发展到什么时候，实体经济都是中国经济发展、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根基。中国经济是靠实体经济起家的，也要靠实体经济走向未来。 提振实体经济需要把金融工作作为服务出发点和落脚点。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金融业取得新的重大成就，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和宗旨，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确保金融自身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举措。在互联网发展和国内疫情新形势下，我国经济面临的突出问题是实体经济循环不畅。为了解决实体经济在经营中的困难，中央有明确的认识，而且在陆续采取一系列有力举措。央行已经连续4次降准，目的正是为了优化流动性结构，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并且银行方面也突出重点，服务民营小微，积极为企业提供信贷及预授信。创新产品，丰富融资。面向小微企业和小微商户的便捷金融产品，支持中小微企业“增量、降价、提质、扩面”，让金融的“活水”流入实体经济。 发达的实体经济是社会长治久安的可靠保证。发达稳健的实体经济是最大的就业容纳器和创新驱动器，在维持经济社会稳定中发挥着中坚作用。振兴实体经济，既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支点，也是经济政策制定的基点，实体经济从业者和企业家应该充满信心。

华尔街,这条坐落在纽约市曼哈顿区南部、从百老汇路延伸到东河的街道,长不超过1英里、宽仅11米,却云集了美国著名的金融机构和纽约证券交易所等。 专题深度美国金融风暴之华尔街: 从造富神话到罪恶之源 对于很多人来说,纽约华尔街是一个神奇的地方。这里不仅是世界金融的中心,也是全球经济的心脏。过去,华尔街曾是点石成金、一夜暴富的代名词,华尔街曾成就了巴菲特、索罗斯、格雷厄姆等亿万富豪。但是随着华尔街引发的次贷危机波及全球金融市场,华尔街的贪婪与欺诈赤裸裸地暴露在全世界面前,华尔街也成为了很多人眼中的罪恶之源。 华尔街的一端是那头标志性的巨大铜牛,另一端则是17世纪的教堂和墓地。两端之间,步行最多20分钟。在哲学的意义上,短促得就像人生…… 令人愤怒的是,这些一手制造了危机的华尔街高层们,危机之后却拿着千万美元离职金全身而退,之后又改换门庭成为另一家公司的掌舵人 最终为危机买单的是美国的纳税人、全世界的中小股民和新兴市场国家! 贪婪:把钱贷给没有偿还能力的人 著名的金融学家邹恒甫说,华尔街最近的全面垮塌是虚拟金融资本剥削、竞争、欺、非理性投机、金融腐败、只作假账、操纵市场的必然结果,与几年前安然的倒闭没有任何差别。畅销书《贪婪、欺诈和无知:美国次贷危机真相》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华尔街的贪婪、欺诈和无知导致了如今的局面。 尽管“金融海啸”来势凶猛,扑朔迷离,但是追本溯源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造富神话。另一本畅销书《次贷危机》这样写道:世界上最好赚的是穷人口袋里的钱;把穷人打扮成具有消费能力的人,就可以赚全世界的钱。 从次级贷款到次级债,就是这样的逻辑。通过包装美国的穷人,造成美国房地产一片繁荣的假象,就可以在全世界圈钱,让全世界的人,帮着美国的穷人买房子,这个想法确实不错。于是,一个叫次级贷的金融产品就诞生了。美国的次级抵押贷款,就是通过金融市场,把不具备消费能力的人,拉入了不该进入的消费市场,然后将这些贷款证券化,以高额的回报率卖给机构和个人投资。 一场资本豪赌就这样开始了。雷曼倒闭,就是因为在次贷中赌得太狠。华尔街流行一句名言:“哪里有股市,哪里就有丑闻”。华尔街的每一桩丑闻都与贪财有关。华尔街因贪婪而疯狂,华尔街因失去理性而恐慌。华尔街点石成金术——把贷款的纸片变成金钱的魔术彻底演砸了。 欺诈:华尔街与评级机构狼狈为奸 美国的金融评级机构原本是为了确保债券的信用度而设立的,但是现在这些评级机构却丧失了中立,和华尔街一起欺诈全世界的购买者。美国这些所谓的权威评级机构收了一点好处费,就给这些“创新债券”盖上5A标记,欺全世界的购买者。 一位接近纽约联储的专家说,评级公司要为如今的危机负很大的责任,“他们不够自律、放松标准甚至造假,导致市场为资产定价的基础信息发生错误。”自去年次贷危机爆发之初,评级机构就饱受诟病。 错误的数据假设、迟缓的信用级别更新导致了误差巨大的评级结果。更有甚者,许多机构对于“违约率”这样一个房贷关键数据,使用的竟然是2001年~2003年低利率环境下的历史数据。进而有学者认为,机构之间存在着默契的“合谋”,认为评级机构受雇于投行,其与所评级产品的发行方利益共同体的性质,导致评级不够中立。 华尔街高管: 东山再起“很容易” 在亏损不断增加并面临管理失误指责的情况下,许多高级银行家和交易员的职业生涯中断。不过,与其他行业的管理者相比,通过在另一家银行任职或创办自己的企业,他们安然脱险的几率很高。 也正是因为没有后顾之忧,华尔街的高管们只顾着自己贪婪地捞钱,因为他们知道即便出事了,最后也有政府出面收拾残局。10年前,时任花旗集团总裁的戴蒙被辞退,如今他却成为摩根大通的首席执行官。 任何一个行业的高管都能让脱轨的职业生涯重入正轨。但在金融服务业,这个过程可能更快,也更为容易。华尔街动荡的本质常常有助于增强被免高管的理由:他们并非唯一因为犯错而离职的人。多数华尔街高管在丢掉工作后的很长时间都能保住自己的名誉,当然还有他们巨大的人脉。 “相对于在食品或剃须刀行业打拼的人,金融业参与者更容易看到职场阳光。”一位高管猎头表示,“在更为广泛的工业领域,决策不会很快,行动也更为缓慢。在金融服务业,人们可能在一夜之间名声大起抑或名誉扫地,然后再重建自己的名誉。” 事实上,不少华尔街高管早在金融海啸袭来之前,及时带着巨额离职金“逃之夭夭”。不到一年前,美林公司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斯坦利·奥尼尔离职时获得如今价值6600万美元的丰厚报酬。而现在,美林已经被美国银行收购。美国著名财经博客《宏图》的作者巴里·里科兹表示:“之前就是这些人在冒险,但是现在他们却无需为自己的决策付出任何代价。” 花旗银行总裁普林斯离职时带走1400万美元的现金、150万美元的额外津贴和价值50万美元的股份。而在普林斯离职之前,花旗银行刚刚公布远超人们预期的巨额亏损。 华尔街文化:“贪婪是好的” 本报综合报道 1987年,迈克尔·道格拉斯凭借影片《华尔街》捧走了奥斯卡“小金人”,他饰演的银行家戈登有句名言:“贪婪是好的。”赚钱越多,在华尔街越受尊敬。因为贪婪,他们拼命追求高额利润甚至贷款投资,最终导致美国信用的破产。华尔街模式破产的事实表明:“贪婪不是好的。” 加拿大宏利集团全球投资部资深顾问陈思进表示,在AIG没有出问题前,该集团是世界保险集团的老大,而加拿大的宏利集团位居第二,但现在宏利是老大了。他认为,这次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华尔街人太贪婪,扩张太凶猛。问题是,华尔街人赚钱后装进腰包,赔钱后却拍拍屁股走人,自己不掏腰包。“这与赌场不一样。在赌场赌钱,输赢都是自己的钱。在华尔街输钱的话,买单的是全国的纳税人。”他说,因为只赚不赔,再加上政府缺乏监管,这些人的胆子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