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文献关于蛊毒的研究综述论文

蛊的传说由来已久。在众多充满神秘色彩的传说中，放蛊者大都是苗人。从武侠小说到电影电视，从正史、地方志到边地游记。蛊到底是怎么回事？多数材料上讲述的放蛊事实是不可信的，其中很多内容有相互传抄的嫌疑。因此，我倾向于认为巫蛊不过是某种汉人的类似鬼怪的传说，与苗人事实上并没有太大的关系，更不可能是一种释放毒物的技术。研究苗人的巫蛊问题的理论意义在于：第一，对巫蛊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巫术想象在建构族群之间和族群内部权力关系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第二，对苗人巫蛊的研究,有助于澄清问题，避免没有证据的想象和猜测。对于苗人社会中的巫蛊信仰背后存在的妒忌、社会排斥和利益冲突的说明，有助于揭示巫蛊谣言希望构建和改变的社会权力关系。就现实需要而言，此项研究至少有如下意义：首先，此研究有助于增加人们对巫蛊谣言的认识。人类学并不是摇椅上的学术，它长期以来的学术传统是面向社会面向现实的，不管其服务对象和对实际生活的影响怎样，人类学对我们增加对他乡社会现象的认识功不可没。我希望本文能增加人们对巫蛊谣言的认识。其次，此项研究有助于我们消除对于巫蛊及其类似内容误解和偏激想象，更加理智或则更加宽容地对待他人，而不是身陷其中不能自拔。对于我的很多被指认为有蛊苗族同胞来说这更为重要，他们遭受到太多的不公正的待遇。由于“巫蛊”问题在苗人社会里隐蔽存在，它又不能公开谈论，更说不上争辩，不幸被想象和谣言中伤的人们有苦说不出。我们不能保持沉默，应当有人为他们说话。相关回顾尽管中国历史上关于巫蛊的记载众多，然而长期没有专门的研究。对蛊进行研究是在二十世纪之后才开始的，而且有西方学术的影响。巫蛊问题真正引起国内学术关注是抗战时期，由于大量汉人迁移到西南地区，关于少数民族的研究在这一时期得到重视。内迁至贵阳的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的陈国钧在《苗族的放蛊》一文记述了与古籍资料相似的苗人防蛊的传说和防治之法。作者记述到许多汉人坚信苗人会放蛊，但是作者认为传言中不可思议的地方很多，所谓的“中蛊”可能是由于不卫生条件下的偶然中毒。陈国钧注意到汉人因为和苗人太隔阂又欺凌他们，因而惧怕苗人用蛊毒报复。作者没有与苗人交谈过。陈国钧开启了这方面的研究，引起了人们的重视。此后，李植人在《社会研究》第23期的《苗族放蛊的故事》。李植人通过对放蛊故事分析认为“蛊”的可能是人们对自然疾病的解释。作者指出长期轻视苗夷的观念存在，使得汉人故意夸张形容，将蛊传为一种苗族奇闻。李植人认为所谓苗人放“蛊”只是一种迷信。二者后来都收入了文通书局的《贵州苗夷社会研究》。它们都指出所谓苗人放蛊是汉人社会的迷信或传闻，而中蛊可能是人们对不卫生的条件所造成的一些疾病的解释。另外，他们的研究基本上没有明确地表明苗人的态度和观念。1960年《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九期刊发了李卉的《说蛊毒与巫术》一文。由于两岸分割，作者只能从历史文献的出发，以对文献资料的分析阐发了对巫蛊问题的看法。作者认为一些汉人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交往患上寄生虫病，又目睹西南民族的毒药制作，并耳闻那里的黑巫术之风，以致他们将这三者牵扯到一起，变成了书籍文字多有记载的巫蛊传说。李卉认为对西南少数民族使用毒药和黑巫术的恐惧，使得蛊被用以解释汉人遭受的寄生虫病。李卉认为所谓的巫蛊是对黑巫术的特定想象。黛曼（Norma Diamond ）在1988年指出由于苗人与汉人间在宗教实践、婚姻、家庭组织或者生态等方面不可调和的文化的不同造成了汉族对苗族的怪异想象。也就是说，巫蛊是汉人针对苗人的一种谣言和想象。显然，黛曼深化了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1]但是，也有认为苗人的放蛊有可能存在。凌纯声、芮逸夫在《湘西苗族调查报告》报告了巫蛊传说和一个巫蛊案件，没有什么分析。当年协助二人调查的石启贵在后来编著的《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中“巫蛊辟谬”一节对凌纯声、芮逸夫作了批评。他认为由于苗人过于迷信，人们相信巫蛊谣言并对巫蛊感到恐惧。他指出，“今者社会，众口云云，该以愚多智少，寡不胜众，以故便成一人传虚，百人传是。”[2]石启贵先生注意巫蛊谣言的传播在形成巫蛊信仰中发挥的作用。张紫晨在《中国巫术》一书，高国藩在《中国巫术史》一书，邓启耀在《中国巫蛊考察》一书，袁定基在《论放蛊和防蛊治蛊习俗》一文中，都将巫蛊看成是一种巫术。其中，高国藩注意到“蛊道巫术”在历史上的传承和变化。而邓启耀实际上看到了巫蛊的想象性，即它仅仅是一种信仰——或则说是迷信，它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危害，并形成社会内部的分隔。但是，由于他没有将巫术与巫蛊区分开来。因而不能摆脱巫术理论的影响。詹鄞鑫在《心智的误区》一书、黄世杰在《蛊毒：财富和权力的幻觉》一书中相信巫蛊是一种实在的巫术技术。但是，除了收集许多神奇的传说之外，他们并没有确凿的证据来证明巫蛊确实是一

蛊毒是无行的毒药，养蛊的人如果他不放蛊，蛊就会咬他全身痒痒，

1.什么是蛊毒 蛊毒是一种毒药，它的形态主要表现为4种：毒虫蛊，动物蛊、植物蛊和物品蛊。附随其上的各种神秘观念，都与特定时代的意识形态特征，社会生产力水平以及畜蛊者的目的有直接联系。原始时代的蛊只是一种疾病名称，当时叫蛊疾，如《左传·昭公元年》所记晋侯得的病即为蛊疾，《素问·玉机真藏论》云："脾传之肾，病名曰疝瘕，少腹冤热而痛，出白，一名曰蛊"。当时的蛊疾主要是指肾疾，血吸虫病，肝炎等。周代的蛊主要是指自然界毒虫如能"含沙射人"的蜮之类。春秋战国的蛊既有自然界的毒虫，也有人体中的寄生虫。先秦时代的蛊毒大多数是指自然生成的毒虫，主要有水蛊，蠹蛊和厉鬼之蛊等。汉代以后人们把蛊毒与黑巫术联系起来，蛊毒开始变得复杂和神秘起来，汉武帝时的"巫蛊之祸"，造成历史上的最大冤案。东汉时有为蛊驱傩，魏晋南北朝时犬蛊传播狂犬病。隋代有以咒语唤来猫鬼巫蛊偷盗钱财的巫术，尤为荒唐的是隋炀帝以蛊来窃美女，唐代以蛊在官廷斗法。中医药十分关注蛊病的治疗，敦煌出土文献中记录有治蛊的巫术。宋代有令人厌恶万分的金蚕蛊。元代有挑生蛊与 蛊，明代有稻田蛊、树蛊，当时瑶壮的蛊毒也令人十分惊心，清代广西有虾蟆蛊，福建有蛊神，为了钱财和权力而夫妻裸体祭蛊神。[9]人们把蛊奉为蛊神或药王，认为崇拜祀奉这个蛊神或药王，蛊神或药王即可保护他们，可赐与他们财富和权力。所有这些只是幻觉而已。 2、蛊毒的构成要素有哪些 一种被称为"咒语"的念念有词的表演性仪式和毒药等是蛊毒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成分。 蛊其实也是一种法术信仰。对这样一种朴实的观念，它是自觉或非自觉的，它具有行为的倾向，而各种相关倾向的行为都源自相似的目的和状态。对于蛊的行为分类，我提出下列一些初步的几种类型：一类是咒语之蛊。这是最简单和最基本的形式，蛊妇念动咒语可以控制对方，使对方生疾，甚而有一些蛊妇的言语都具有巫术效应，它是反话，也有一些蛊妇通过由于憎恨而释放出来的力量而造成伤害。如广西南部壮族的龙州、凭祥、靖西、那坡等一带地方的"倍亲、倍呀、倍那"等，就是明显的例子。二类是契约之蛊，各个民族对蛊的称谓各种各样，但仔细分析起来不外乎有一点，在这些蛊之背后，有一点就是与蛊的特殊力量有关，蛊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掌握，它只是由那些特殊的人所掌握，这特殊的力量就是隐藏在蛊之背后的药王，掌握了蛊的人似乎要跟药王定下契约，必须经常不断地放蛊害人，以此保持同药王的关系，而药王给予畜蛊者的赏赐就是与之过鬼夫妻生活和财富及权力。这一点同西方学术界有关魔法和巫术的概念是有所不同的。魔法一词不止具有一方面的意义：它既同特殊力量有关，也同用科学术语表示的效用的不明确有关。像蛊一样，魔法也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掌握的，它只是由那些特殊的人所掌握，因此，它也不可能为所有的人理解。三是法术之蛊，对这类蛊毒，人们认为多由巫士鬼师掌握，它可以是遗传的，也有经过学习得到，在龙州，天等等地的法术鸡鬼就是此种类型。对于法术之蛊每个月的初一十五一定要放出害人，否则会自蛊自身。所有这些法术均是发明人用自己的聪明与智慧创造的，其要义是旨在通过主观幻想的特定行动来影响和支配客观事物。 3、蛊毒应用的逻辑是什么 蛊是一种古代承传下来的黑巫术。作为巫术，它的体系与结构可以划分为"理论巫术"和"伪技艺"两部分。"理论巫术"又叫"伪科学"，在于它是一种被歪曲了的自然规律的体系，它的认识体系思维方式不能正确地反映客观世界的"真"，是一套错误的指导行动的准则。所谓"伪技艺"，民间通俗的说法叫法术，是由巫术的发明者运用自己的聪明与智慧创造的，它幻想依靠特定的主观行动来影响和支配客观事物的现象。"理论巫术"并不是创造法术者所必须遵循的指导法则，而是研究者通过探索各种法术的共性，归纳总结出的抽象原理，这些抽象原理的本质是人类某些思维方式的概括总结，同时也是古代科学、技术文明赖以创立的抽象原理。对构成蛊的各种具体法术的研究表明，蛊赖以成立的基础，是基于这样两样种思维方式：一是取象类比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隐藏在蛊信仰的背后，它体现着人类掌握和认识世界的一种基本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不能用现代的科学思维标准去衡量。科学对类比思维的运用是用已知的或已理解的事例作为基础来说明尚未全知的现象，应用的过程中可以产生一个有关说明者的预测，然后使其受到观察性和证实性的检验，以便确定预测是否是正确的，而蛊毒虽然也是以类比为基础，但是将某种特性强制性地转嫁到人或物身上，它不能用科学活动的实验实证标准去衡量，否则只能遭到误解。如在蛊的制作技术中，龙州，那坡，凭祥，靖西一带地方用一窝有三只以上的乳燕，将他们浸入水中，如果其中有抱成一团而死的，则被认为是雌雄一对的鸟儿，他们那种至死都纠缠在一起的生死不分离的情形，跟爱情上的男女恩爱海枯石烂不变心的情形相似，因此，用作蛊，这种基本的思维方式是相同原因（或形式）必然会产生相同效果。取象类比思维在原始初民社会中普遍存在，在现代社会里也还存有残余。这也就是为什么现代社会还存在有迷信现象及有邪教组织存在于世而没有被淘汰的一个主要原因。二是接触律。其基本概念是认为事物一旦互相接触过，他们之间将一直保留着某种联系，即使他们已相互远离。如云南的僳僳族有一种叫恋药的蛊毒，不论什么鸟若飞伏在地面就死的话，在鸟死之地，刮取一下些粉末，就成了蛊毒，若给外人食后，就可随你左右。它应用的思维也建立在接触律基础上。 4、什么人养蛊？蛊毒流传的地域主要在哪里？中国的哪些民放养蛊 养蛊的人基本上都是处于贫穷和边缘化了的人群，在这些从事蛊术的人员中，各民族各地区男女老少都有，但以成年女性居多。宋周去非的《岭外代答》，清李调元的《南越笔记》及张心泰《粤游小志》，清张泓的《滇南新语》等皆记巫蛊多为妇女所作。这些成年女性人们称之为蛊婆，如靖西龙州凭祥则称为"倍呀、信亲、倍那"，武鸣、马山、上林一带则称为"姆发"，认为这些蛊婆的言语具有巫术效应，但都是反话。一个成年女性无辜被指控畜蛊，其所遭受的迫害是空前残酷的。对这类成年女性的特征，中国及国外的看法是一致的。"传统陈规俗见中的巫婆是独居的成年女性，她不符合男性对女性的正常行为的看法。她过分自信，她不需要爱，也不施舍爱（尽管她可以施巫），她不服侍男人，也不养育儿童，她不关心弱者。她有咒语的力量，并靠它去保护自己和诅咒别人。除此之外，她也许还有其他的更加神秘的但不是取自既定秩序的力量。为了谋生，所有的巫妇都用她们特有的力量去威胁男人的权威，社会秩序取决于符合男性理想的女性行为的妇女。因此，识别出了一个妇女是巫士，那么，不仅是男人们，连女性和儿童也会反对她的"。[10]这些说明，蛊的起源，和母权制社会可能有某种联系。进入父权制以后，特别是进入阶级社会以来，妇女的地位每况愈下，在男人们眼里，妇女是不洁净的，尤其是她们周期性每月出一次血的月经现象，被认为最污秽，跟恐怖又可怕的蛊一样，十分令人畏惧，在这里人们认为妇女是恶毒的，这类妇女无端指控为蛊妇，因为人们普遍认为，独居的成年女性对侵略行径没有正当的发泄途径，放蛊便成了她们惟一的武器，蛊跟蛊婆一样，蛊就是蛊婆，蛊婆就是蛊。 宋代以前蛊广泛流行于全中国，宋代以后，其流行地域逐渐南移并逐渐远离国家统治中心，主要在江南及西南一带流行。 在中国，信仰蛊毒的民族历史上都善于使用毒药，它们是：壮族、瑶族、苗族、布依族、侗族、黎族、水族、傣族、怒族、白族、纳西族， 彝 族、羌族、高山族、僳僳族、哈尼族、拉祜族、景颇族、普米族和广东、福建一带的部分汉族以及未识别民族摩梭人等共约20个民族。这些民族主要分布于中国南方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这也说明蛊毒的产生，有可能与多毒的地理环境有关。 在对蛊的信仰中，各个民族都有自己本民族的特点，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外族思想文化的传入，蛊的观念也受到冲击，它并不排斥外来的东西，而是吸收了外来蛊信仰中的某些因素。比如，汉人早期的蛊毒十分简单，从汉代以后的蛊毒，人为地给它披上了神秘的面纱，便是受到来自南方少数民族蛊毒影响所致。 在各民族的民间，很多群众相信蛊毒的真实存在，也甚信仰，蛊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民族民间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放蛊造成了社会的恐慌和不安定，蛊的恐怖可怕充斥了人们的头脑，因此，对蛊的预防验证渗透在人们的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有些甚至演化为风俗习惯（如壮族的交杯酒习俗，其本意就是防坏人放蛊的需要）或生活禁忌（如云南僳僳族地区，外来的客人不能随便去抚摸小孩子的头顶，自己认定是慈祥的抚摸，但他们看来却是放蛊要害人）。在少数民族地区，人们不愿意外出远行经商，原因就是怕遭别人暗算放蛊受损害，这样的观念束缚了人们经济、思想的发展，应引起严重的注意。

古人相传将上百种不同的毒虫放到一个罐子中让它们自相残杀，最后剩下的一只虫子就是蛊。传说蛊可以毒害人的心灵乱人的心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