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总编辑

1908年回国，张季鸾一度在于右任主办的上海《民立报》任记者。辛亥革命后，担任孙中山先生的秘书，负责起草《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等重要文件，并且发出了中国近代报业史上第一份新闻专电。因反袁世凯被捕。出狱后，在上海先后任《大共和日报》编译和《民信日报》总编辑。1916年任上海《新闻报》驻北京记者。1916～1924年任北京、上海两地的《中华新报》总编辑。1926年与吴鼎昌，胡政之合作，成立新记公司，接办天津《大公报》，任总编辑兼副总经理，主要负责评论工作。1942年9月6日病逝于重庆。身后有文集《季鸾文存》传世。张季鸾先生文笔犀利酣畅，在标题制作和版面安排上有独到之处。他和国民党元老，大书法家于右任，水利科学家李仪祉并称为“陕西三杰”。 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唁电中这样说：“季鸾先生，文坛巨擘，报界宗师。谋国之忠，立言之达，尤为士林所矜式。”张季鸾幼年时有点口吃，还体弱多病，但文章却写得又快又好。光绪三十一年（1905），张季鸾到日本去留过学，学政治经济学。1926年9月1日，他与吴鼎昌、胡政之合作，组建了“新记公司大公报”，同时《大公报》复刊，进入新记时期。他做起了《大公报》的总编辑（时称“主笔”）。在具体的办报活动中，张季鸾始终坚持对时局进行尽可能公正、客观的报道和评论。

徐凌霄（1882－1961），原名仁锦，字云甫，号简斋。笔名彬彬，凌霄汉阁主。祖籍江苏宜兴。京师大学堂土木工程科毕业，后因身体原因从文。曾任农林部主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戏剧讲师、平民大学新闻文学教授、盐务专门学校教员、《京报》创始人、上海《时报》特约撰稿等，与邵飘萍、黄远生并称“清末民初三大记者”。著名京剧评论家，在《新闻报》、《京报》、《实报》、《大公报》等副刊上发表京剧评论文章多篇，著有《皮黄文学研究》，被梅兰芳尊为先生。1954年被聘为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1961年1月19日在北京逝世。 徐凌霄在青少年时代潜心研究历史，钻研清末民初掌故。他治史，不拘于一时一事，而在于“通”；他不仅研究正史，对家乘野史、小说、笔记之类，亦几乎博览无遗。他特别注意研究中国近代史，认为可以从中探索中国变通兴盛之道。因此，他对清史了若指掌，掌故轶事如数家珍。徐凌霄幼年还刻苦学习英文，使他能够直接阅读英文书籍，学习掌握近代科学思想。 应天津《大公报》的邀请，徐凌霄曾两度为其主编《戏剧周刊》。第一次是他初步尝试为报纸主编周刊，在1927年9月13日至11月26日，为《大公报》主编了六期《戏剧周刊》(不定期)，受到欢迎。第二次是他正式为《大公报》主编了三年的定期《戏剧周刊》，从1928年1月4日开始，至1930年12月31日止，共编辑出版152期，在中国戏剧史上留下了宝贵的文字和图片史料。徐凌霄为《大公报》主编的《戏剧周刊》，从内容上划分，有三个方面:第一是“剧评”，包括对剧本、演员、舞台布置、表演、化妆、服装等，均有详尽介绍和分析评论。第二是发表作品，从数量上看，刊登话剧作品32个，戏曲作品5个；从表演形式上看，有独幕剧、两幕剧、三幕剧，以独幕剧为最多；从风格上看，有悲剧，有喜剧，有滑稽剧。第三是笔谈、随笔、杂记等，篇幅较小，旨在调节版面气氛，调动读者阅读兴趣。在1928年1月4日出版的第一期《戏剧周刊》上，徐凌霄撰写了《戏剧周刊述旨》的“开场白”。他写道:“本报自去年添设剧评以来，虽承读者加增注意、常致好评，而揆诸本意尚多缺憾，因篇幅限制不能充量登载。现值新年度开始，本报扩张版数并各种周刊分立之计划，亦已筹备就绪，《戏剧》一周一出成为专刊之性质，庶几收整齐划一之效果，为同志公共讨论之机关，敬述大纲，以为介引。”在天津《大公报》出版的《戏剧周刊》的3年中，编辑内容涵盖了戏剧的方方面面。300余篇文章展示了当时戏剧的生存状况和研究水平，至今仍有很大的参考价值。300余幅图片更是珍贵，现今已很难看到原件，具有宝贵的资料价值，为了解民国时期的戏剧，提供了直观的研究资料。1931年，金悔庐、程砚秋创办南京戏曲音乐院北平分院研究所，徐凌霄受聘担任研究工作。次年创办《剧学月刊》，任主编，每期均有专文及经他校订的戏曲剧本发表。同时在中华戏曲专科学校任教。 清末民初掌故在徐凌霄为《大公报》主编《戏剧周刊》之时，该报总编辑张季鸾和总经理胡政之知道他的研究功力不仅在戏剧，而且擅长文史掌故，且颇有造诣，遂邀其为《国闻周报》撰写清末民初掌故。徐凌霄就约其兄徐一士联手撰述。《国闻周报》是天津《大公报》的附属刊物，是一本集时事、评论、文艺、史料于一体的综合性周刊，发行量约5万份，有较广泛的阅读群体。徐凌霄与其兄徐一士在《国闻周报》上，联合撰写《凌霄一士随笔》，从1929年7月7日至1937年8月9日止，在《国闻周报》上连载8年，累计有近150万言。此作集中理析清道咸朝至民初一百余年的朝野掌故，尤矢志于此期著名人物、科举制度及风俗流变，其笔法则重在排比资料，连类缕析，探微析幽。《凌霄一士随笔》尤以补《清史稿》之不足，在《国闻周报》连载八年，加之准备时间，堪称十年磨一剑，是民国年间掌故笔记之压卷之作，恐非过誉之词。《凌霄一士随笔》从内容上看，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排比资料，探析近代历史上朝野重要人物，此类似于正史之传记。二是甄述清代科举制度演变历史。三是留意官制变迁与官场升降，力图理清清代官僚派系斗争之脉络。海内外知名的文史掌故大家郑逸梅先生在其《艺林散叶》中有一段话，是很可以说明《凌霄一士随笔》风靡一时、倾倒读者的情况的。他说:“《凌霄一士随笔》在《国闻周报》乃至现代期刊史上当属连载时间最长的掌故著作。在如此漫长的时间跨度内，徐凌霄徐一士兄弟每日搜集资料，撰稿不辍，以应报刊需索，付出大量劳动，而能乐此不疲者，一在距清亡不远，读者于前期轶事甚为留意；二在于徐氏‘累世重家举’，正史之外，兼通杂书，《随笔》征引杂书数百种，可见读书之广；三在于凌霄一士钟情掌故，‘早岁即喜弄笔墨，……尝试学笔记聊以自娱’。”著名近代史学家柯燕舲称:“研究近代史，不可不看《凌霄一士随笔》，其集朝野史之大成，加上他们二人的亲身经历，是最可靠的近代史资料。”这些说法可谓恰如其分。他是民国初年中国最杰出的报人之一，与邵飘萍、黄远生并称为“报界三杰”。新中国成立后，徐凌霄应北京大学之聘，从事整理古籍工作；1954年，又受聘为北京文史馆馆员，继续发挥余热。他于1961年1月17日在北京病逝，享年75岁。

在古训《增广贤文》中有我国唐代著名诗人、哲学家韩愈的一句治学名联：“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韩愈的这句话意在告诉人们，在读书、学习的道路上，没有捷径可走，没有顺风船可驶，想要在广博的书山、学海中汲取更多更广的知识，“勤奋”和“潜心”是两个必不可少的，也是最佳的条件。 《增广贤文》又名《昔时贤文》、《古今贤文》。书名最早见于明代万历年间的戏曲《牡丹亭》，据此可推知此书最迟写成于万历年间。后来经过明、清两代文人的不断增补，才改成现在这个模样，称《增广昔时贤文》，通称《增广贤文》。作者一直未见任何书载，只知道清代同治年间儒生周希陶曾进行过重订，很可能是民间创作的结晶。 王芸生(1901-1980)中国新闻工作者。原名德鹏，天津人。早年在天津当学徒。五卅运动中组织工会，编辑报刊，进行反帝宣传。1926年至上海参加报刊编辑工作。1928年任天津《商报》总编辑，始以"芸生"名撰稿。1929年入《大公报》，历任该报天津、上海、重庆等版编辑、主笔、总编辑。1941年成为该报言论的主要撰稿人和该报评论委员会主任委员。抗战胜利后任《大公报》上海版总编辑。1948年底，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进入华东解放区，旋抵北平（今北京）。1949年5月返回刚刚解放的上海，任《大公报》社长至1966年。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和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并当选为第一、二、三、四届全国人大代表。著有《芸生文存》、《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八卷)等。高雅美妙的读书对联不胜枚举，常被人们引用的一副：“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出自20世纪30年代《大公报》一个年轻编辑王芸生之手。上面一节是在某个论坛上看到的,下面的话是我的个人观点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在《增广贤文》中已有收录了,证明了在千年前已经有了这么一句话,并流传至今.上面说这对联出自王芸生之手,我觉得不可能的.古书已经有了收录了,那么在王芸生年代,他说了这么个对子,肯定是引用韩愈的名对而已.而且并没有确切的史料记载证明这个对子是出自王芸生之手,反而有《增广贤文》证明了是出自韩愈

书山有路勤为径 学海无涯苦作舟出自我国唐代著名诗人、哲学家韩愈的治学名联。《增广贤文》亦收有此联 韩愈的这句话意在告诉人们，在读书、学习的道路上，没有捷径可走，没有顺风船可驶，想要在广博的书山、学海中汲取更多更广的知识，“勤奋”和“潜心”是两个必不可少的，也是最佳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