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治制度论文参考文献

[摘要] 本文从分析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中有关路径依赖的理论出发,用比较研究的方法着重探讨了英美两国议会财政权成长过程中所体现出的路径依赖特点。本文认为,渐进性、自发性和自主性是英国议会财政权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特点,而突发性、强制性和被动性则是美国国会财政权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特点,两国议会财政权的制度设计是与各自国家的具体国情密切相关的。[关键词] 议会;议会财政权;路径依赖从一般意义上说,现代政府的一切活动,甚至政府本身的生存,都建立在一定规模的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的基础之上。财政作为政府的生命线,其掌控权却不能完全落在政府自己的手中,否则,公民个人和社会的利益必将受到严重的损害。西方民主宪政的发展史清晰地展示了国家财政掌控权的成长路径,那就是国王的个人家计财政———议会独享的法治财政———行政和议会分享的民主财政这样一条基本途径。当代议制政府在英国首先建立,议会控制了政府财政以后,议会就控制了政府的一切活动,乃至其生存的基础。“没有哪一个政府的生存可以不用征集和使用金钱”,因此, “对金钱的权力事关政府的心脏”。[ 1 ]一、英国议会财政权的成长路径:从二元财政权向一元财政权过渡当人们探讨议会财政权的成长路径时,会清楚地发现,正是财政权的缓慢发展推动了议会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尤其在议会制形成的母国———英国,国王和议会围绕着财政权问题展开的反复较量成为议会制度发展的动力。“光荣革命”以后,英国逐步建立起一套近代财政管理制度,完善了议会对国家财政的控制。随着财政预算制度、专款专用制度、财政审查制度和国债制度的建立,英国议会的财政权得到了巩固。但英国财政制度的二元结构并没有完全改变,因为1690 年的“财政解决”没有将王室费用、政务经费和军费严格分开,给予国王的固定岁入仍须承担部分战争费用,国王仍然享有安排皇室支出和为此直接征收某些特别赋税的权力。作为一种控制财政的武器, 《权利法案》对补助金及其供应款项的规定是很不成熟的。它虽然没有授予国王征收固定数额的款项,但授予了国王征收特别赋税的权力,对于已征收的税款的用途,议会也没有控制的权力。[2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王室收入和国家收入还是不能完全统一。1697 年,英国议会通过《国王年金法》,授予国王每年70 万镑的年金,终生享用。此时,国王被迫同意放弃由王室征收的那部分财政收入,并以此换取下议院批准给皇室的固定年度拨款。这样,议会才完整地控制了全部财政收入。[ 3 ]由于英国议会分成上、下两院,两院都享有财政审核权,因此,从17 到19 世纪,英国议会行使财政权的结构始终是二元的。19 世纪后期,由贵族组成的上院的权力地位虽不断下降,但它仍利用手中的立法权,不断抵制下院通过的进步法案,扮演着一个保守的“制动器”的角色。下院忍无可忍,于1907 年通过决议,宣布:“为使人民通过自己选出的代表表达出来的意愿能发生效力,应当从法律上限制上院修改和否决下院法案的权力,以确保下院的决定最终得以实现。”[ 4 ]两年后,当上院不自量力地对下院财政权提出挑战时,改革上院的时机终于成熟了。1911年8 月, 《议会法》在两院获得通过。[ 5 ]该法明确规定,财政法案在送交上院1 个月后如仍未通过,可直接呈送国王批准;某项法案是否属于财政法案由议长判定。这意味着上院对财政法案不再具有否决权,而只拥有为期1 个月的搁延权。至此,上院的财政权已经名存实亡,英国再一次实现了从二元财政权向一元财政权的过渡。二、美国国会财政权的成长路径:从专有财政权向分享财政权过渡美国独立战争作为一场波澜壮阔的革命战争,其发生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是就其发生的根源来看,基于财政权的冲突而引起殖民地人民的不满和愤怒,是独立战争爆发的直接起因。1787 年,为了应付美国社会出现的各种危机,各殖民地派遣代表到费城召开制宪会议,制定了一部新宪法———《美利坚合众国宪法》。该宪法大大增强了联邦政府的权力,尤其是对国会拥有的财政权做了详细的规定。美国宪法第一次用成文宪法的形式规定国会在征税、举债、铸币等方面的权限,宣告财政权排他性地归国会专有。如宪法第一条第七款规定:“一切征税议案应首先由众议院提出,但参议院可以如对其它议案一样,提出或同意修正案。”;宪法第一条第八款规定:“国会有权规定和征收直接税、间接税、进口税和货物税,以偿付国债、提供合众国共同防务和公共福利”;同时,国会还有权“以合众国的信用借款”。[ 6 ]宪法第一条第九款规定:“除非经法律规定拨款,不得从国库提取款项。一切公款收支的定期报告和账目, 应随时予以公布。”[7 ]在建国初期,联邦政府的一切财政活动都必须置于国会的监督之下。国会对政府财政收支的监督过程十分严格,两院先后建立了两步式程序的拨款机制,使拨款权从集中走向分散,增强了两院有关委员会对相应的政府部门的财政控制,也大大增强了国会的财政监督能力;而普遍实行分项拨款又使各委员会更容易考察政府各部门使用拨款的效益。[ 8 ] 1921 年《预算与会计法》的实施,结束了美国财政史上政府没有统一的预算报告、国会不能全面审议政府总开支的状况。从那时起,国会每年都要全面审查政府的财政总支出,从整体上建立起监督政府施政活动的支出控制体系。在20 世纪30 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以后,在罗斯福总统的努力下,行政部门的权力大大增强,1939 年的第一项重组计划就是将预算局(Bureau of Budget , 简称BOB) 从财政部转移到总统的行政办公室,第8248 号行政命令明确规定了预算局的责任,协助总统准备预算和监督与控制预算的管理成为其主要职责。[9 ]该项制度的建立,使得联邦政府对财政预算的行政控制能力大大增强,二战的爆发更是助长了行政部门财政权力的扩展。战后,随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国会在财政权方面的专有领地渐渐被行政部门侵夺,从此开始了由国会与总统分享财政权的新时期。三、英美议会财政权的路径依赖比较分析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在研究制度变迁的理论时提出了路径依赖的观点,所谓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 ,是道格拉斯·诺思将前人关于技术演进过程中的自我强化现象的论证推广到制度变迁方面来的新解释。他认为,制度变迁过程与技术变迁过程一样,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一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也就是说,由于存在着设计成本、学习效应、协调效应、适应性预期的存在,一种制度形成之后,便具有一种自我捍卫和自我强化的功能,一旦人们选择了某种制度,惯性的力量就会使它继续存在一段时间,而不管它是否有效率。所以,敏感依赖于初始条件,历史是至关重要的,“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其现在可能的选择。”[ 10 ]沿着既定的路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化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迅速优化;也可能顺着原来错误路径往下滑,甚至被“锁定”(lock in ) 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下而导致停滞。[ 11 ]具体说来,路径依赖有两种不同的方向,一种是良性的状态,就是某种初始制度选定之后,其报酬递增促进经济的发展,其它相关的制度安排也向同样的方向相配合发展,从而导致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进一步的制度变迁;另一种是恶性的状态,就是某种制度的轨迹形成之后,初始制度的报酬递增消退,开始阻碍经济发展,那些与这种制度相关的制度安排和组织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而尽力维护它,此时社会陷入无效的制度状态,即“锁定”状态。一旦进入了锁定状态,要突破这种“锁定”状态就会变得十分困难。本文是从新制度主义的视域来分析英美两国议会财政权的成长路径的。从一般意义上说,财政权首先是一种权力格局,但由于议会财政权的运作机制经过长期的演变形成了一整套完善的规则和程序,符合新制度主义所定义的“制度安排”的范畴,因此,采用“路径依赖”的分析模式比较英美两国议会财政权的成长路径在逻辑上是完全可以解释得通的。1. 初始选择的差异新制度主义认为,制度变迁的模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它受利益的驱使。“诱致性变迁指的是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由个人或一群(个) 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另一种是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它由国家强制推行。“强制性制度变迁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实行。”[ 12 ]诱致性变迁具有渐进性、自发性、自主性的特征,新制度的供给者或生产者只不过是对制度需求的一种自然反应和回应。在诱致性变迁中,原有制度往往也允许新的制度安排渐进地出现,以保持活力。而强制性变迁表现出突发性、强制性、被动性,主要是因应制度竞争的需要。在强制性变迁中,创新主体首先是新制度安排的引进者而非原创者。就本质而言,诱致性变迁只是在现存制度不变的情况下所做的制度创新,即制度的完善;强制性变迁往往要改变现存的根本制度即实现制度的转轨。[ 13 ]从初始选择看,英国议会财政权的最终确立虽然也是通过颁布《权利法案》等成文法的方式进行的,但基本的形成过程则是遵循新制度主义所指出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的路径而发展的。相反,美国国会财政权的确立,从一开始就是通过制定成文宪法的方式进行,用新制度主义的观点来看,它所经历的是“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过程。英国议会经过几个世纪以来与国王在财政主导权问题上的反复较量,以“旧瓶装新酒”的方式,在继续保留名义性王权的基础上扩展了议会的财政权力,逐渐把控制国家钱袋的主导权从国王转移到议会的手中。然后,又经过一番漫长的权力冲突,下院把财政权从上院手中逐渐剥离,直到财政权完完全全地控制在下院的手里。从整个过程看,渐进性、自发性和自主性是英国议会财政权发展过程中最主要的特点。由于新的财政权体系是在旧的制度结构下渐进地出现的,新制度的供给基本上属于一种自然的反应和回应,因此,用诱致性变迁的理论来解释英国议会财政权的成长路径是十分确切的。美国国会财政权的确立则选择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新的国会制度是伴随着新宪法的诞生而出现的,国会财政权的取得也是通过宪法条文的明确规定而赋予的。从制度变迁的角度看,美国国会财政权的初始选择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是美洲殖民地人民对英国殖民者强加给他们的税负压迫的强烈反应,是通过独立战争的洗礼后主动建构的产物。这种制度变迁表现出突发性、强制性和被动性的特点,完全是因应制度竞争的需要而产生的。所以,用强制性变迁的理论来解释美国国会财政权的成长路径是非常确切的,因为强制性变迁往往要改变现存的根本制度即实现制度的转轨,而美国的宪政体制完全是建立在殖民统治崩溃的废墟之上的。2. 转换机制的差异根据新制度主义的路径依赖理论,英美两国议会财政权作为特定的制度安排,由于存在着设计成本、学习效应、协调效应和适应性预期方面的差异,一旦形成之后,便具有一种自我捍卫和自我强化的功能,即使随着时代的发展必须进行制度内部结构的调整,这种调整和转换机制仍然按照惯性的力量,继续按照它们的既定路径前进。这表现在两国议会财政权的成长过程都有独特的变迁模式,可以说,两国议会财政权的系统结构和演变过程有很大的不同。在19 世纪初,美国众议院通过它的小型委员会对行政机关的财政活动施加了严格的控制;但在英国,由于宪政环境的不同,议会否定了这样的过程,而是把财政权中有关税收和支出法案的提案权全部交给了国王,通过议会中的大臣来实施这种权力。这样一来,英国议会对政府的财政活动主要发挥的是批评的功能而不是控制的功能。英国议会的这一选择如今依然成为区分英美两国议会财政权运作程序的重要标志。[14 ]英国议会财政权是在长期经验积累的基础上形成的,其设计成本分摊到长的历史进程中,由于不成文宪法的制度框架赋予政治制度体系中每一个具体部分都具有按照时代需要灵活转换的可能性,这种“砌墙式”的制度转换机制以尊重惯例和适应实际需要为中心,因此,就学习效应、协调效应和适应性预期方面看,英国议会财政权的成长路径是灵活性压倒原则性的典范,每次重要节点上的制度转换都是在实践走到既定规则前面去之后,以规则改变的方式服从于实践的要求。所以,考察英国议会财政权的实质内涵,不能只注意规则和条文的规定,而要注重考察它的实际运作过程。例如,英国议会每届会期中真正列为“预算日”的只有3 天,如果只限于表面的观察,一定会认为英国议会财政权流于形式;但如果从议会下院针对预算案的实际辩论过程来看,执政党和反对党之间的激烈交锋是实实在在的,议会对政府财政开支的控制权也是货真价实的。美国国会财政权是由成文宪法赋予的,其设计成本与美国三权分立的总统制政体一样,是经过独立战争的战火考验的,不可谓不高。由于宪法是基本法则,它的制定是用以界定国家的产权和控制的基本结构,与执行法相比,它显得难以修改。[15 ]因此,美国国会财政权的结构和运行规则中的固定性就比英国要强许多。任何一次对议会财政权结构的修改都涉及新的法律条文的通过,而分权型的制度结构又大大增加了这种立法的难度,所以,美国国会财政权体系的几次重大变迁,无一不是以一份重要的法律文件为标志的,如《1921 年预算与会计法》和《1974 年国会预算及扣押款项控制法》都是明显的例子。美国国会财政权的成长路径是原则性压倒灵活性的典范,每次重要节点上的制度转换都是国会与总统围绕着立法而展开的权力较量,实质性的变迁过程只有在新法生效以后才能真正展开。因此,美国国会财政权的转换机制远不如英国那么灵活自如,但新规则制定后的刚性极强,在实践中很难钻规则的空子。所以,考察美国国会财政权的实质内容,只要认真研究其基本法律结构和规则程序就行,在权力运作过程中很难偏离法律既定的轨道。这种新制度主义的“路径依赖”分析方法,对深入剖析英美两国议会财政权的内在本质和外在形式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参照系,以此为起点,人们能够对英美两国议会财政权问题作更加全面的分析和阐述,并作为我国人大财政监督制度建设的良好借鉴。参考文献[1 ] Kenneth Bradshaw & David Pring , Parliament and Congress , London :Quartet Books , 1982 , p. 306[ 2 ] Ibid. , p. 307[3 ]程汉大. 英国政治制度史[M]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213[ 4 ]同上: 245[ 5 ]同上: 245 - 246. 有关1911 年议会法制定时的党派背景以及该法案的直接后果,请参考Michael Rush , Parliament Today ,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2005 , p. 49[6 ]谭君久. 当代各国政治体制———美国[M] . 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 : 339 - 341[7 ] Walter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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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点老了吧，书上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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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中美贸易摩擦原因探求最佳解决途径

[摘要] 随着中美贸易的发展。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不断增多，已成为中美经济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依据国家、市场和社会三个维度中的中美贸易互动关系，分析中美在双边贸易交往中存在的摩擦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探讨最佳的解决途径。

[关键词] 贸易摩擦 互动关系 共同利益

根据中国海关快报统计，2006年全年，中美双边贸易额达亿美元，同比增长％。其中，中国对美出口亿美元，同比增长％;自美国进口亿美元，同比增长％;贸易顺差亿美元，同比增长％。美国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 仅次于欧盟)，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六大进口来源地，从美国前三季度的统计数据看，中国是美国第三大贸易伙伴，第四大出口市场和第二大进口来源地。

一、中美贸易“三维”互动关系

国家、市场与社会三个维度上的中美经贸关系，主要体现在中美两国政府、企业与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互动关系上，这种关系不可避免地包含合作与冲突两个方面：在一些问题上，合作大于冲突，在另外一些问题上，冲突大于合作。这些行为体的共同作用，构成了当今中美经贸关系的复杂格局。见表。

表 国家——市场——社会的中美贸易互动关系

1.国家—市场层面的中美互动关系

政府帮助公司打开国外市场，建立贸易“壁垒”保护本国的产业，国家出台的国内法规又影响着公司在国际经济竞争中的表现。尤为明显的是，国家与市场之间、政府与企业之间在海外市场的拓展上形成了一种结盟关系。比如，美国政府在帮助美国跨国公司打开海外市场方面是不遗余力的，政府与公司两方面合作之密切超过了任何一个国家。这与美国政府标榜的“经济自由”“自由竞争”大相径庭。从这个角度讲，国家并没有什么独立性可言，国家就是本国企业利益的代言人，这一观念其实早已深嵌在美国的政治制度中。中国政府在对开拓海外市场的中国公司来说，同样具有极大的帮助作用。

2.市场—社会层面的中美互动关系

市场与公司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它们是支撑经济、消费与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公司的状况关乎民生，关乎众多就业者与投资者的利益，因此，社会力量往往要求政府帮助公司改善经济与经营状态。但是，在另一方面，公共利益集团又可能指责公司盲目追求利润和少数股东的利益，而置社会责任于不顾。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跨国公司在全球经济与生活中的作用显著加强。但是，它们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也同样大大增强。由于利益的差异，社会行为体又分化为不同的利益集团。公司利益结构的不同，特别是海外利益结构的不同，又导致利益集团之间的摩擦与对立。

3.国家—社会层面的中美互动关系

国家具有双重的职能。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国家的职能之一是作为阶级利益的代表，国家的政策反映统治阶级成主导集团的利益和意识形态，另一种职能则是维护社会的稳定发展。按照西方自由主义的看法，国家是公民选举出来的代表多数人意志与利益的政治代理人，国家必须维护公平正义，维护国家的长远利益。无论是知识产权协议，还是纺织品贸易协议、人民币汇率问题，都体现了这种双边合作化解国内利益集团压力的特性。正是这些复杂的互动关系，构成了中美贸易摩擦关系。

二、中美贸易摩擦的焦点问题

1.知识产权保护之争

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涉及到美国的经济垄断地位。从经济学角度来看，知识产权具有公共产品的特性。它的扩散有利于全社会的进步，它的国际扩散自然会让其他国家得益。而其他国家在科技上的进步，意味着美国在这领域的优势削弱。因此美国当然十分重视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美国对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之所以指责不断，主要原因就在于美国在华利益涉及知识产权的份额日益加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美国是中国最大的知识产权引进地，中国对美国知识产权的保护程度直接影响到美方的利益。其次，版权产业在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中具有重要地位。最后，美国批评中国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的目的是以知识产权为突破口，改善美国对华贸易逆差问题，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扩大美国在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所有中国市场的占有份额。

2.市场准入问题

(1)中美钢铁贸易摩擦问题

美国是我国第三大钢铁出口目的地，仅次于第一位的韩国和第二位的欧盟。2007年上半年，双方钢铁贸易摩擦升温，美方已连续对我提起三件钢铁贸易摩擦诉讼案：钢钉、标准钢管和矩形薄壁钢管，涉及我国数百企业，金额上亿美元。中国钢材生产基于满足国内需要，出口是对全球钢材市场的有益补充，现在及将来都不会对全球的供需平衡造成威胁。中国钢铁对美出口增加，是因为美国粗钢产量基本稳定在1亿吨以下，不能满足当地需求。而美国本地钢铁，因错过两次产业技术革新机会而缺乏市场竞争力。

(2)农产品转基因问题

美国是世界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长期以来推进贸易自由化，在国内对农业进行补贴，促进农产品的出口，因此，对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中国，要求作出“入世”承诺，对美国农产品市场开放，并将此作为同意中国“入世”的交换条件之一。中国有关转基因安全管理法律法规的出台，引起美国的强烈不满，美国认为中国出台管理办法是为了阻止其产品进口而专门制定的，为此表示坚决反对。从1998年开始，中国对美国农产品出口开始逐年增加，尤其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2002年对美农产品出口几乎翻了一番达到亿美元

（见图）。美国成为中国第四大农产品出口市场。这引起美国农场主的不安。

(3)倾销案问题

随着中美双边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美国对中国输美产品实施反倾销也日益频繁。美国对华日益增多，范围不断扩大的反倾销案件也已构成了扩大两国经贸关系的现实障碍。近几年，美国对中国化工、五金及农副产品的进口采取反倾销的行动有增无减。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是美国不公正的对待中美贸易。我们知道，反倾销诉讼是国际社会认可的关税保护措施，但是美国的反倾销法在应对中美贸易之时立法不公正。这主要体现在坚持认为中国是“非市场经济国家”对中国实行差别待遇。这一做法不仅使中国企业在反倾销应诉中处于不利地位，容易败诉，而且促使国外企业增加对中国企业的反倾销诉讼．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体制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市场经济正在加速形成之中。

(4)高科技出口管制问题

放宽高科技出口管制是缓解并减少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捷径。美国根据意识形态、经济制定、与本国关系以及科技实力等因素， 将世界上的国家分为Z组、Y组、W组、Q组、T组和V组7个级别，限制最严格的是Z组，即全面禁运。新中国成立之时，中国被美列入Y组。朝鲜战争爆发之后，升入Z组。1979年随着中美外交关系的恢复以及苏联入侵阿富汉，美国政府开始放宽对华技术出口限制。1981年至1983年，中美关系一度出现挫折，致使中美贸易额连续两年下降。1983年2月21日，里根政府出于政治和经济的需要，为了改善中美关系和维护美国企业界的利益，决定在对华技术出口管制的国别分组上，把中国从P组升到V组，即同美国的非结盟友好国家列入同一大组。布什政府上台不久，“9·11”事件发生，国家安全超过了经济安全，成为美国政府第一关注的问题。美国对经济快速发展、技术水平不断提升的中国，也变得更加的警惕和多疑。

3.贸易失衡问题

中国加入WT0以后，对外贸易获得快速增长， 中美贸易关系的发展更是突飞猛进，与此同时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在2006年达到创纪录的1 443亿美元(美方统计数据为2326亿美元)。中美经贸摩擦的领域正在由货物贸易向服务贸易领域和投资领域扩展，从劳动密集型产品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延伸，从传统的农业、纺织汽车等向电子信息、通讯、飞机制造、生物等高科技产业领域升级， 由传统的轻工、化工等低附加值较低产品向机电等高附加值产品扩大，由企业投资个案向国家金融政策的调整、资本市场的开放、劳工权利和环境的保护、产业制度的重建等宏观经济体制层面。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主要原因：一是统计原则不一致。美国按照原产国作为进口统计原则，中国内地的产品经由香港转口到美国，算作中国的出口。二是美国对华政策影响。美国出于政治目的，一直坚持对华出口管制，限制高技术产品出口。三是跨国公司生产基地的转移。由于生产成本的不断上涨，美国的跨国公司以及对美国出口的他国公司纷纷将生产基地转移到要素价格低廉的中国。四是中国企业竞争力的不断增强。近20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推动了中国对外出口、投资、国际收支顺差的扩大。

三、探求中美贸易摩擦最佳解决途径

1.利用多边机制解决贸易摩擦

解决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国际贸易争端我们应熟悉和适应及其他国际贸易规则，在实战中积极利用世贸组织多边机制维护自身权益，避免和应对各种可能的指控，并在贸易摩擦中处于有利位置，学会运用争端解决机制。国人应当加快熟悉规则的步伐，特别是要熟练掌握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规则，为抑制贸易战，打赢贸易战做好准备。

2.建立完善的预警机制解决贸易摩擦

有效的反倾销预警机制包括三个部分:市场预警，政策预警和政企沟通一个完善的预警机制，需要加强三个主体的作用一个是政府，政府有关部门要跟踪一些产品的进出口贸易，尤其是进口与出口激增，进口与出口价格急速变化的产品驻国外新闻记者也应具备极强的经济意识，及时跟踪和报导国外反倾销或限制进口的动向性信息，特别是对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国的一切限制进口措施要进行详细报道。二是建立对政府有影响力的全国性行业协会组织，以发挥其协调，谈判和行业约束及服务的功能行业协会，积极主动地应对，指导、协调涉案国内企业参与应诉，力争取得对我有利的结果。三是国内企业不但要学会规则解决国际贸易摩擦，更要学会如何避免摩擦。我国应借鉴国外成熟的贸易救济机制，进一步完善我国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及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法规，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贸易救济体系，健全应对贸易摩擦的快速反应机制

3.加快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减少贸易摩擦

我国目前被指控倾销的产品大多是科技含量较低的产品，本身很容易被替代。事实证明，技术层次高，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不容易被反倾销，从而减少与其他国家之间在技术贸易等方面的摩擦。因此，无论是为了获得稳定的市场份额，还是提高经济效益，企业都应从提高产品档次，形成产品的个性化竞争优势入手，打造产品国际品牌只有让产品本身具有一种价值感，才能提高消费者对产品的忠诚度，这样一方面避免了反倾销，另一方面又形成稳定的顾客群从企业长期发展的趋势看，塑造品牌形象，提升中国产品在世界消费市场的信誉，走品牌竞争的策略才是出路。为此，政府一方面要通过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鼓励企业创新，并尽可能给企业更多途径降低维权的成本;另一方面要引导企业创造条件到国外申请专利，这样不仅可以在国外市场获得创新所带来的利润，降低出口中知识产权问题带来的风险，还可以应对来自其他国家同类产品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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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林张荐华: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M].科学出版社，2005

[4]黄晓玲:中国主要对外经济贸易伙伴[M].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6

[6]刘建明袁永友:中美知识产权争端及对策[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7年（8）

[6]李卓盛杨怿:全球经济失衡与中美经贸关系[J].经济评论，2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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