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墨趣味学位论文

作者：徐义生一、论笔中国画绘画语言的主体是笔墨，千余年的实践和目前绝大多数画家所遵循的模式不允许我们对它妄加臆断。所谓笔，实际上是指线这种表现形式在其运用过程中所展示出来的表现程式而言的。在中国画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各家各派不约而同地赋予线以性格特点。对线提出了很高的审美标准，并且反复强调线在表现程式中的地位和能动性。对于墨的解释就更加直观。墨，不仅是一种色彩符号，它的含意也包括这种单色在塑造形象的同时所展示出来的丰富而优雅的表现力，如轻重薄厚及干湿浓淡的相互照应，明暗度的对比推移以及配合工具材料时所出现的韵味。中国画塑造形象、撑持语言体系的主体是线。面对大千世界，它把西画所遵循的光色块面等造型因素弃之不顾，只选用了明快、犀利、多变的线来扑捉、记录、描绘对象的骨架、纹理、形象和风采。同时也有意无意地记录了画家当时当地的心理刺激和感受。一幅成功的作品，它的线，总是紧扣结构的要害部位，删繁守精，使描绘对象在缩小无数倍之后仍然活灵活现，入木三分。线的另一种表现力是讲究力度。力，就是要富有弹性，度，是对力的规范和调控。力度赋予线以性格和风采，成就了线的千变万化。强化了画面的综合效果，使所塑的形象和精警洗炼，或入格传神，或气概十足。即使蒙尘百年，画面上灰暗陈旧，而观之仍然栩栩如生，令人神清气爽，这就是线的力度所造成的视觉效果。中国画的线具有独立于描绘对象之外的审美价值和审美标准，尤其是写意，这种标准与价值就更显而易见。如线的曲折与率直，艰涩与舒展，凝重与活泼，迟钝与飘逸，苍辣与稚嫩，严谨与奔放，简约与繁密，质朴与修饰，犀利与浑厚，刚健与柔顺，雄壮与清秀等等。从视觉效应的情绪因素和审美观念的文化内涵看，这些堆彻起来的词汇下面，掩盖着三种情况：1.这些词汇大都在表述一种与审美有关的视觉效果和心理状态，这种效果与状态又是人生百味的一种浓缩与抽象。它在具备文化含蕴的同时还具备着社会化很强的人性品格。2.线本身的风格个性首先是相比较而互为依存的一种对立统一体。这是掩盖在风格个性之下的一种理性结构。尽管人们在发生常规审美行为的时候，理性思维往往处于一种潜意识状态，但是它却能以强有力的思维依据、强化视觉效应，即风格、个性、力度与气韵所表现出来的震撼力。3.这种理性结构和属于感性范围的风格个性相结合，线便具备了可以和普遍性识识经验容易沟通的可识性。这样，线在画面上施展铺陈的过程中，便直观的促成了艺术语言的社会化。强化了艺术与观众的心理溶渗度。

集以上三点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人们在对笔法、笔理、笔情、笔趣进行理性总结时，已经从视觉效应、理性结构、强化表现与常规认识经验并轨几方面作了思考和涵盖。因此说，中国画的用笔早已有了独立于描述对象的审美标准，反回来，这种审美的追求与实施，往往使描绘对象生辉，同时还自然而然的展示了创造者的精神面貌与心理状态。中国画的笔墨是人性品格和人文品格的外化与张扬：人生阅历、性格特征、道德涵养、学识品位往往决定一个人的价值取向及心性好恶。并且作为一种综合素质，自觉或不自觉的左右一个人的各种行为。一个画家，对于笔墨风格的选择和偏爱，不但反映着他的综合修养和心性特质，这时候，他的人性品格与人文品格的光斑，也就必然折射在他的语言系列的总光束里面了。笔墨的实施和运用，在上述主观因素的制约下，在完成表现对象之塑造的同时，在画家竭诚尽智一往情深地创造与追求中，笔墨作为昭示素质、学养、情态、心志的媒介与载体，也就必然成为他人性品格与人文品格的产物。在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一点，即人性品格和人文品格的高下差异往往决定一件艺术品是在优化人还是在伤害人。坏的艺术品往往伤害人。笔墨作为中国画艺术语言的主体，它是人和自然进行对话的心理扫描，各种不同风采、不同性格的线，是客观世界的各种状态在人的心理上唤起的各种感受，而笔墨则是对这种感受的模拟和实录。在大自然面前，人类总是一往情深的，自然被神化的古代或是企图更多利用自然的现代，人类的精神活动对自然的借鉴和吸纳，总是无处不在的。自然的人化，人的物化是一个客观存在。物化的过程体现着人的意志指数和智力投入量。它的主导因素是人的意志力。属于物质生产的层面暂且不谈，只就精神构建而言，在哲学方面，人道与天道的关系，在文学艺术方面，社会生活、心理状态以及精神境界的营造与表现，载体的选择与利用，语言体系的建筑与实施，几乎处处都离不开对自然的感悟和借鉴。国画的笔墨，尤其是线及线的延续——皴擦点染，在具备原始形态的同时还具备着介于抽象与具象之间的意象状态。它以意取象，以神取形，以情状物，以物言情，它的表述侧重点在意、神和情上面，因此，使用笔墨和创造笔墨的人，首先介入的就是人和自然的深层关系，而且必然的依附着气象万千的大自然，依附着人和自然进行精神交溶时的心理状态，也只有这样，笔墨才能既具有人文因素的广泛性，又具有艺术品格的典型性，才能常见常新。在这方面，历代巨匠为我们积累了大量的精神财富。人类由蛮荒走向文明的长途跋涉中，人性的发展一直存在着三种干扰，一是浩瀚而神秘的大自然，二是庞大而复杂的社会，三是欲望与理智相矛盾的自我。为了不断进步，就得不断的在新的层面上认识和超越这三种干扰，于是有了文化，有了精神世界的构建工程，有了抑扬风气、启迪智灵、摄形色之微，致情志之远、调节人生百味的艺术。据此以证中国画的用笔宗旨与含蕴，我们就会明白线的风格、个性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渊源，就会理解国画用笔的人性品格和人文因素。中国画给绘画下的定义都是围绕着这种感悟客观世界，完善自身修养，使之适应客观规律，以利长久生存这样一个总体精神展示开来的。中国画的笔墨作为一种交流感情和志趣的语言体系，它是东方民族群体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对于天道和人道的体察；感悟与效法的大文化背景上派生出来的一种表现语言系列。它萌发和发展的深层因素是人和客观世界的关系，直观因素是文化发展的推衍和人文观念的制导。因此，讨论笔墨，无视这些因素，便必然群盲摸象，莫衷一是。使经过千百年的努力才建树起来的高雅蒙尘或肢解，不但无补于新文化的建筑，而且会因为失去基础而踩空。任何一种表现形式，都有一种是否能被广泛接纳的社会性。一个群体的普遍性生活经验很重要，在审美的层面上，它往往决定一个民族的审美价值取向。一种形式，能被社会认可的程度往往和这种形式所包含的生活底蕴成正比。中国画的笔墨深深地植根于它的历史文化大背景和它所面对的现实生活土壤之中，这是它的优势之一。中国画的笔墨在善于言情言志的同时，处处体现着在表现形式方面的精雕细琢，这种世代相传的努力，凝聚着巨量的时空关系，浓缩着人生的兴观与浩叹。它以自己优越的品格和与人生难以割舍的缘分，显示着它的存在价值，这是它的优势之二。用现代科技眼光来分析中国画的笔墨，我们不难发现，这种紧扣现象结构的线，实际上是对客体要害构件的千百倍放大。是客体质感对心理刺激的一种高强度反馈。是以调节情绪，平衡心理，以展示审美为目的的抒情状态。笔墨具有这样的表现功能是和现代意识高度吻合的。因此，可以断言，在新的文化发展阶段，它将展示广阔的发展空间。一个久经历史的衍化与锤练、从来未断烟火、世代传承的文化，其根基的庞大、自我更新的深层机制，和它的社会性、世俗性及其紧随时代不断发展的基本事实，是不容忽视的。尤其是它的理性结构所依存的客观条件的恒久性，是不容忽视的。事物的发展，总是前因而后果。未来是今天的延伸和发展，斩断历史的做法是要自食其果的。线为物体结构之象，亦为心理反馈之迹，心籍客体有所感，线籍所感而应物，所以言线，线必源于心。人于天无所识，则心中必无线，画必赖心线而后能成立，无线心则必无心线，慎者之慎也。高手舞剑，神凝气聚，心指目随，足捷身轻，行止百变，观者多誉以精湛之称，法度功力使其然也。若以画者观之，则可见其进退起伏之势态，轻重缓急之力度，于动静刚柔之间，攻守取舍之时，自有一条曲线纠缠运动，贯穿始末，考究之极，大美也。

山水画，是一种表现山川之妙并能为人类寻求某种精神寄托的画种。中国的山水画起源甚早，据史书记载，秦汉时期已有了山水画，但实物未见流传。而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山水画，当是东晋名画家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和《洛神赋图》中的背景山水。前面我们在人物画一节中已谈到，顾恺之的这两幅画是以表现人物为主体的，山水只是人物背景的衬托。 但是，作为人物背景组成部分的山、兽、林、鸟却结合得很完整，表现得也很真实。山石开始依靠线的变化来表现不同的面，依靠层次来表现不同的山峦变化，利用俯视的角度来表现纵横的山川。这些都是后来山水画的基本表现技法，尽管这种表现还停留在比较幼稚的阶段，但却为以后中国山水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所以，顾恺之的名字，不但与中国人物画的历史发展联系在一起，而且也为中国山水画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在顾恺之之后的南北朝时期，山水画勃然兴起，出现了一批能画山水画的画家和第一批专论山水画的论文。但是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一幅当时的山水画作品流传下来，我们只能根据当时的有关山水画的文献，来认识那一时代中国山水画的发展水平。不过从此之后，山水画艺术以较完备的表现技法和系统的理论登上了中国画坛。 中国山水画到了隋唐时代，有了一个大的发展。隋代以展子虔为代表的画家们的作品为我们研究这一时期的山水画状况提供了重要材料。展子虔，是今山东一带的人，他曾历任北齐、北周、隋三朝的大夫，是一个绘画的多面手，据说对于人物、山水、界画和车马无不精湛。被世人称为“唐画之祖”。但是，他的最为杰出的贡献还是在于山水画方面，而现今留传下来的他的惟一作品，就是现保存于故宫博物院的《游春图》。 《游春图》是一幅描绘自然景色为主的青绿山水画卷，表现人们春天出游的情景。画家在不大的绢幅上以妥善的经营、细劲的笔法和绚丽的色彩，画出了青山叠翠，花木葱茏，波光粼粼的春光佳境，图中山青水秀，水天弥漫，在波光潋滟的湖面上，一艘华丽的高篷游艇随波荡漾。船中三位女子纵目四望，陶醉于明丽的湖光山色，流连忘返。湖边数人或骑马或漫步于山间小道，或袖手仁立岸边，兴致盎然。画家通过时各种自然景色和人物活动的生动描绘，成功地体现了《游春》这一主题，展于虔的《游春图》为唐代青绿山水画派的形成开了绪端。 到了唐化，李思训和其子李道昭直接继承了展于虔一系的山水画画风。李思训为唐王朝宗室，曾任“武卫大将军”。他继承井发展了展子虔的画法，用笔工致严整，着鱼浓烈沉稳，画面格局宏伟，堂皇华丽，装饰性很强。他的几了李昭道又继承了他的画风，时称为“变父之势，妙又过之”，并首创海景山水。 这样，从隋代的展子虔，到唐代的李思训父子，一脉相承，形成了我国山水画中具有特色的青绿山水画派。在唐朝，还形成了另一山水画派的源头，那就是水墨山水画。 水墨山水画的开山始祖是王维，据说他诗、书、画、音乐都很擅长，而且还官至尚书右丞。王维的画喜用雪景、剑阁、栈道、晓行、捕鱼等题材，其画以笔墨精湛、渲染见长，具有“重”、“深”的特点。王维的山水画还有一个重要的特色，就是诗和画的有机结合。前面我们已谈到，绘画史一般把他看着是诗画结合的创始者。王维之后的中晚唐时期，山水画的发展出现了一场“水墨运动”，这样，中国山水画发展到唐代，已经进入了一个自由的新天地。 至五代两宋，是山水画家辈出和山水画派叠现的时代，这些画家继承并发展了南北朝、隋、唐山水画家的优秀传统，把中国山水画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形成了五代时期的北派山水和南派山水，北宋时期的中原画派与院体山水画，北宋晚期的“米点山水”与青绿山水，以及南宋四大家为代表的南宋院体山水画。 五代时期，北派山水的代表人物是荆浩和他的学生关仝。荆浩是北方人，曾隐居于太行山，所以他接触的多是北方及太行山的崇山峻岭雄壮的景色。所画山水“上突巍峰，下瞰穷谷”，多作巨壑，具章法布局为中心全景式的布局，而以主峰为中心，用云蚰烟霞的断白，衬托出中、前景的全局安排。场面浩大，气势雄伟，空间感很强。据传《匡庐图》就为他的名作。他的弟子关仝则为长安人，师荆浩，却有“青出于蓝”之誉，自成一体，喜作秋山寒林、村居野渡的关、陕一带的风光。其传世之作为《关山行旅图》，画上巨峰高耸，气韵深厚；所画林木，有枝无干，却给人“乱而整，简而有趣”的感觉。 与荆浩、关仝为代表的北方山水画派相对应，南方有以董源和他的弟子巨然为代表的表现江南山水的江南画派，也称为“南派山水”。董源和巨然都是10世纪下半叶活跃在南方的画家，他们生活在长江中下游的环境，不同于旷寂、雄厚、寒冷的北方，而是地势起伏平缓、阳光和煦、温暖湿润的地区。他们体察自然，并以独特的艺术语言加以描绘。在董源的作品里，很难看到险峻奇峭的山峰，所见是平缓连绵的山峦映带无穷、林麓小溪、山村渔舍，全是江南丘陵江湖的动人景色。董源的代表作是描绘潇湘地区风景的画卷《潇湘图》和描绘夏日江南风景的《夏山图》，董源的弟子巨然，成了他画风的最好继承者，其代表作品有《秋山问道图》。此画表现深谷丛林中，临溪的草舍里，三个隐士正在谈经论道，周围是一片高爽的秋季景色，这也可以反映出画家的身份和心意。 到了北宋，出现了中原画派与院体山水画。中原画派以李成、范宽为代表，李成因徒居山东营丘，便常以齐鲁原野的自然环境为描绘对象，范宽长期居住在终南山和大华山，他的画也就崇山雄厚、巨石突兀、林木繁茂、气势逼人。继李成、范宽之后，山水画家接踵而起，在李、范的影响下，当时曾出现了“齐鲁之士惟摹李成，关陕之土惟摹范宽”的倾向。 北宋政权统一后，江南的画家们相继北上，并受到北宋画院的礼遇，这就冲击了以中原画派为主流的北宋山水画，南北画派开始了融合，便形成了以郭熙为代表的院体山水画。 北宋的山水画我们还要提到的画派就是“米点山水”和青绿山水。“米点山水”的创始人是米芾，他是北宋四大书法家之一，祖籍山西太原，后来移居襄阳、镇江等地，长江沿岸常常能看到的雾雨潆潆的云山烟树景象启发了他，于是他在山水画技法上进行了新的创造，用水墨点染的办法来画山水，以充分发挥水墨的融台。墨色晕染所形成的效果，形成了含蓄、空潆的神韵之趣。 再就是青绿山水。前面我们已经谈到，从隋朝的展子虔，到唐代的李思训父子，这一画派就已形成。但五代宋初，此种形式却为士大夫画家所不尚，被看成是职业画家的匠俗之作，曾一度在北宋消沉。北宋中期，一些画家们力排众议，又重新致力于青绿山水，创造出适合宫廷欣赏趣味的典丽的青绿山水画。使青绿山水画进入了成熟时期，其著名的代表画家有王希孟、赵伯驹等。 北方民族入侵，宋室南迁，称为南宋，在新的都城临安建立了南宋画院。由于政治上的变迁和画家生活地区的由北南移，使南宋的绘画艺术从内容到风格都有了新的变化，出现以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这“南宋四大家”为代表的南宋院体山水画。 南宋院体山水画与北宋院体山水画已有了明显的不同，他们弃置北宋以来以主峰为中心的高山激流式构图和细密繁复的笔墨，而创新为简笔化、单纯化的形式。常用两对角远近对照方法，来形成对角线构图，使画面的重心偏离正中，坐落在半边一角。被称为“一角半边”式的艺术境界。 五代和两宋时代，是画家辈出和画派林立的时代，但我们还得谈到另一种薪的绘画风格——文人画。文人画兴起于北宋初期，苏轼最早提到“文人画”这一概念，文人画的意思是指区别于民间画工和宫廷画师风格的文人、士大夫的绘画，其主要特点是主张以抒发作者的主观情趣为目的；取材花鸟竹石、水波烟云、借物寓意、回避现实；在创作方法上不受程式束缚，在艺术形式上强调诗、书、画、印的结合等。文人画的兴起，促进了中国山水画和花鸟画的发展。在山水画的领域，这种画风在宋之后通过“元四家”的艺术追求和实践，成为画坛的主导。 “元四家”是指元代最负盛名的四大山水画家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四家均善诗书，诗书画印结合就成为他们共同采取的艺术形式，都强调抒发个性，强调绘画的娱乐性，强调笔墨趣味。但四家经历不同，艺术偏好、审美理想也不一样，各有其鲜明的个性。黄公望的画只用两种规格，浅绛和水墨。笔法多变而平稳，用笔轻淡而浑厚，减少刺激，追求平静与和谐。 而王蒙的画则面貌丰富，有的以笔见长，有的以墨取胜，有的用色争雄。面又最为明显的区别是，三家都简，只王蒙繁。倪瓒呢？他的山水画的突出特点是简、干、淡，即是构图、笔墨、形象简，用干笔，用墨轻谈。再就是吴镇，最突出的是其他三家皆重笔，而吴镇却重墨，而且喜用湿笔。画面效果沉郁湿润，却保留着更多的来人遗风。 最后我们来看看明清的山水画。 明清山水画，除少数画家外，大多以摹古为能事，突出笔情墨趣，如明代早期的画坛就以崇尚南宋画院的院体、浙派为主。但之后的绘画，仍有所突破。他们多强调主观的审美感受。 融各家之长，手法灵活多变，构图不再遵循从揖让的传统格式，自由安排，强调生活情趣。明代中期的吴门四家——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的山水画成就较高。为什么称为吴门呢？因为他们四人同为苏州府入，苏州别名“吴门”，故得名。 沈周融合了前代大师们如董源、巨然、米芾、吴镇、王蒙等诸家之长，创作出了多种风格的山水画，有的细密，有的粗简，有的壮阔，有的秀雅。有全景式的高山大川，小也有田园小景。手法简率，很富生活意味。他的山水画的传世作品有《芦山高图》、《沧州趣图卷》等。文征明是沈周的学生，当然也为同乡。他师法沈周，诗书画均能。他的山水画有工笔、写意两种规格，写意水墨山水，自由挥洒，水墨淋漓。工笔山水细致入微，但又不刻板，有着典型的书卷气和“文人”趣味。唐寅的绘画取法李成、范宽和南宋四家，兼采元人之法，集众家之长而自成一体。作品场面宏大，手法严谨，既沉郁又清逸，既奇峭又秀润，既浓厚又饶于气韵特色。仇英出身画工，不是“文人”，但他在艺术上受到了文人画家和民间画师的双重影响，所以他的绘画把这两方面加以融合，也得到文人高士的欣赏，具有一种雅俗共赏的艺术趣味。 在吴门四家之后，明代山水画坛也开始派别林立，像两宋画坛一样热闹了一番。比较大的派别有华亭派，苏松派和云间派，其中以华亭派影响为最大。而这三派由于同属一地区（松江），且美学思想和绘画风格又基本一致，人们又将三者合称为“松江派”。 明末派别林立的山水画坛，到了清代，也很具特色。出现了所谓的“正统派”和“创新派”，并一直左右整个清代画坛的风气。 清代是中国美术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文人化体系内部在艺术思想、创作态度、艺术风格上出现了新的变化，这也与当时的政治思想文化的变化相随。由于清代统治者实行闭关自守和文化专制政策，极力巩固小农经济，压抑商品生产，使明中期以来增长的资本主义因素和在艺术上冲破传统的解放思潮，失去了滋生发展的土壤，全面的复古主义和禁欲主义盛极一时。 在这样的背景下，绘画领域内也开始出现倒退和变异。这以“清初六大家”为其代表，他们在艺术上强调“日夕临摹”、“宛然古人”，脱离现实，醉心于前人笔墨技巧的路线。摹古成为他们山水画创作的一大倾向。这种艺术主张和艺术风格颇能迎合当时清王朝的思想束缚政策以及士大夫的审美口味，很得当权者的支持和欣赏，被奉为所谓的“正统派”。 清初六大家以王时敏为首，其余的有王鉴，王翚、王原祁、吴历和恽寿平五人，而这五人似乎都与玉时敏有关系，王翚、吴历和恽寿平都是王时敏的学生，而王鉴则是他的同乡兼亲属，王原祁又是他的孙子，也许是这种家族关系造成了他们在艺术道路和艺术风格上的紧密结合。同时，王时敏与王鉴、王翚、王原祁在画坛上也称为“四王”。他们都提倡摹古，多以临摹所得来进行创作，笔法超凡，功力极深，使山水画在技术功力上被推进了一大步。但后来恽寿平放弃山水，另辟蹊径，专攻花卉，也别开生面，名盛一时。 当以六大家为代表的“正统派”向着复古主义的道路走下去的时候，一批民族意识强烈和富有创造精神的汉族知识分子画家，开始承接明朗中叶以后兴起的突破传统的解放思潮，在艺术上敢破敢立，强调个性解放，提倡“借古开今”，反对泥古不化，利用和改造传统的绘画形式来表达自己真实的生活情感。在画史上一般把这些人称为“创新派”，这一派的代表就是有名的清初“四大名僧”和“金陵八家”。 “四大名僧”是指石涛（原济）、石溪（髡残）、弘仁和八大山人。他们四人的特点都是因痛恨满族的统治而削发为僧，以绘画避肚山林，抒愤解忧。他们都反对摹古，主张自然创造。流露真实情感。但他们的绘画，又各有特点：石涛之画，奇肆超逸；石溪之画，苍古淳雅；弘仁之画，高简幽疏；八大山人之画，则简略精练。他们的画风对后来精干花鸟画科的“扬州八怪”有较大影响。 “金陵八家”以龚贤为酋，还有樊圻、高岑、邹喆、吴宏、叶欣、胡糙、谢荪等。因为他们都生长于南京而得名。他们的特点是不受摹古之风的影响，去从实际生活的经历和大自然中得到启示，作品的写实性较强。他们大多隐居不仕，往来于江淮之间，以卖画为生。同时也常常聚在一起，对酒当歌，以诗文书画相酬唱。“四大名僧”和“金陵八家”的画风，对后来中国山水画的发展，影响是非常深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