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板桥的艺术特色毕业论文

1、郑板桥是我国艺术史上一位重要的画家，他的画以兰、竹、石、松、菊、梅等为主要描绘对象，而尤工于兰竹，将墨竹推向极致。梅、兰、竹、菊历来被称为“四君子”，再加上坚硬、经久的石头，在文人们心目中象征着坚贞、高尚的美德和傲岸、洒脱的为人，所以常被用做入画的题材。 2、郑板桥的竹画达到了炉火纯青的艺术境界。他笔下的竹子千姿百态，多而不乱，少而不疏，体貌疏朗，笔力劲峭，是其人倔强的人格的写照。他善于通过简洁生动的线条勾勒，为我们展现出竹枝的坚韧和勃勃生机。他的画没有用彩晕色染的归画法，而是纸本水墨，在酣畅淋漓的墨色中传达出竹子的青翠或饱经风霜，韵味隽永，意境美妙，令人回味无穷。同时他的画，将自己具有狂怪风格的诗掺以书法用笔的画、掺以绘画用笔的字、放纵跌宕的印章结合起来，并熔为一炉，形成了与众不同的绘画艺术，开一代之画风，对后世有着巨大的影响。

扬州八怪是中国清代中期活动于扬州地区一批风格相近的书画家总称，或称扬州画派 “扬州八怪”之说，由来已久。但8人的名字，其说互有出入。据李玉棻《瓯钵罗室书画过目考》中的“八怪”为罗聘、李方膺、李鱓、金农、黄慎、郑燮、高翔和汪士慎。此外，各书列名“八怪”的，尚有高凤翰、边寿民、闵贞等，说法很不统一，今人取“八”之数，多从李玉棻说。扬州八怪是一群富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他们生活在社会的中层，对官场的腐败，富商的巧取豪夺，均有所了解。面对现实生活，结合自身的遭际，产生了对社会的强烈不满。在贫富不均面前，他们对遭受苦难的人民，常寄予深切同情，不时代为发出愤怒之声。但由于他们接受的是封建文化教育，当时清王朝又正处在所谓“盛世”，其感慨和不满不可能突破封建思想的藩篱。出仕则期望能有所建树，使百姓安居乐业，以维护封建秩序。绝意宦途或归隐，则洁身自好，不苟同流俗，以清高自我标榜。然而，他们又不可能摆脱对地主官商的经济依附，因而常处在思想矛盾的极端痛苦之中，在愤世疾俗之外，不得不妥协以求生存。他们当中郑燮可为代表，留下了较多的言论，可谓“八怪”的思想家。李鱓表现的矛盾痛苦最激烈，成为受攻击的主要对象。扬州八怪在艺术观上，最突出之点是重视个性表现，提倡风格独创，主张“自立门户”。针对当时扬州商品交易和商人唯利是图的现状，公然宣布自己的作品是为了卖钱谋取生活，撕破了过去文人画家把绘画创作视为“雅事”的面纱。在作品的题材上，一方面继承了文人画的传统，以梅、兰、竹、菊、松、石等为主要描写对象，除了表现出一般的清高、孤傲、绝俗等思想外，还运用象征、比拟、隐喻等手法，并通过题写诗文，赋予作品以深刻的社会内容和独特的思想表现形式。如郑燮以竹声比拟民间疾苦声。尽管扬州八怪的艺术当时只流行于扬州及其相邻近地区，但是它在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水墨写意画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扬州八怪是中国清代中期活动于扬州地区的一批风格相近的书画家的总称，他们也称扬州画派。“扬州八怪”有8人，他们是罗聘、李方膺、李（鱼旁加单）、金农、黄慎、郑燮、高翔和汪士慎。扬州八怪多数出身于中下知识阶层，他们中有的是被罢官去职的州县官吏，有的是没有考取功名的文士，还有家境贫寒、以画谋生的画师。他们或生长于扬州，或为外省来此侨居，各有一段坎坷经历，先后集结于扬州，在扬州繁华的书画市场上出卖自己的书画作品。 扬州八怪是一群富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他们对官场的腐败，富商的巧取豪夺，都有所了解。他们面对现实生活中的贫富差别，结合自身的遭际，对社会产生了强烈不满。对遭受苦难的人民，他们常寄予深切的同情，并代为发出愤怒之声。但由于他们接受的是封建文化教育，而当时的清王朝又正处于盛世，他们的感慨和不满不可能突破封建思想的藩篱。他们当中，作官的力争能有所建数，使百姓安居乐业，以维护封建秩序。无意官场的，则洁身自好，不苟同流俗，以清高自我标榜。然而，他们又不可能摆脱对地主官商的经济依附，所以常处在思想矛盾的极端痛苦之中，在愤世嫉俗之外，不得不妥协以求生存。扬州八怪的代表人物郑燮留下了很多的言论，可谓扬州八怪中的思想家。李（鱼旁加单）在作品中表现的矛盾最痛苦也最激烈，成为受攻击的主要对象。 扬州八怪在艺术观上最突出的是重视个性表现。他们提倡风格独创，主张“自立门户”,他们公然宣布，自己的作品是为了卖钱谋取生活，撕破了过去文人画家把绘画创作视为“雅事”的面纱。在作品的题材上，他们一方面继承了文人画的传统，把梅、兰、竹、菊、松、石作为主要描写对象，以此来表现画家清高、孤傲、绝俗外，另一方面他们还运用象征、比拟、隐喻等手法，通过题写诗文，赋予作品以深刻的社会内容和独特的思想表现形式。如：李方膺的《风竹图》用不畏狂风的劲竹象征倔强不屈的人品；黄慎的《群乞图》、罗聘的《卖牛歌图》表现了他们对的现实社会的细致观察，直接或间接地表现出社会的不平。扬州八怪在绘画的风格上，主要继承了前人绘画中的水墨写意画的技巧，并进一步发挥了水墨特长，以高度简括的手法塑造物象，不拘泥于枝枝叶叶的形似。在笔墨上，他们不受约束，纵横驰骋，直抒胸臆。由于他们的作品和当时流行的含蓄典雅的花鸟画风相违背，所以常受到评论家猛烈批评，被称之为“怪”。 尽管扬州八怪的艺术当时只流行于扬州及其邻近的地区，但是它在继承发展中国传统水墨写意画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扬州八怪”究竟指哪些画家，说法不尽一致。有人说是八个，有人说不止八个；有人说这八个，有人说另外八个。据各种著述记载，计有十五人之多。因李玉芬《瓯钵罗室书画过目考》是记载“八怪”较早而又最全的，所以一般人还是以清末李玉芬所提出的八人为准。即：汪士慎、郑燮、高翔、金农、李鳝、黄慎、李方膺、罗聘。至于有人提到的其它画家，如华岩、闵贞、高凤翰、李勉、陈撰、边寿民、杨法等，因画风接近，也可并入。因“八”字可看作形容词，也可看做约数。 “扬州八怪”知识广博，长于诗文。在生活上大都历经坎坷，最后走上了以卖画为生的道路。他们虽然卖画，却是以画寄情，在书画艺术上有更高的追求，不愿流入一般画工的行列。他们的学识、经历、艺术修养、深厚功力和立意创新的艺术追求，已不同于一般画工，达到了立意新、构图新、技法新的境界，开创了一代新画风，为中国的发展立下了不朽的功业。 中国绘画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其中文人画自唐宋兴盛起来，逐步丰富发展，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留下大量的作品，这是中国绘画的骄傲。明清以来，中国各地出现了众多的画派，各具特色，争雄于画坛。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以“四王”为首的虞山、娄东画派，而在扬州，则形成了以金农、郑燮为首的“扬州八怪”画风。这些画家都继承和发扬了我国的绘画传统，但他们对于继承传统和创作方法有着不同的见解。虞山、娄东等画派，讲求临摹学习古人，以遵守古法为原则，以力振古法为己任，并以“正宗”自命。他们的创作方法，如“正宗”画家王珲所说，作画要“以元人笔直墨，运宋人丘壑，而泽以唐人气韵，乃为大成”。他们跟在古人后面，亦步亦趋，作品多为仿古代名家之作( 当然在仿古中也有创造)，形成一种僵化的局面，束缚了画家的手脚。“扬州八怪”诸家也尊重传统，但他们与“正宗”不同。他们继承了石涛、徐渭、朱耷等人的创作方法，“师其意不在迹象间”，不死守临摹古法。如郑板桥推崇石涛，他向石涛学习，也“撇一半，学一半，未尝全学”。 石涛对“扬州八怪”艺术风格的形成有重要影响。他提出“师造化”、“用我法”，反对“泥古不化”，要求画家到大自然中去吸收创作素材，强调作品要有强烈的个性。他认为“古人须眉，不能生我之面目；古人肺腑，不能入我之腹肠。我自发我之肺腑，揭我之须眉”。石涛的绘画思想，为“扬州八怪”的出现，奠定了理论基础，并为“扬州八怪”在实践中加以运用。“扬州八怪”从大自然中去发掘灵感，从生活中去寻找题材，下笔自成一家，不愿与人相同，在当时是使人耳目一新的。人们常常把自己少见的东西，视为怪异，因而对“八怪”那种抒发自己心灵、纵横驰骋的作品，感到新奇，称之为怪。也有一些习惯于传统的画家，认为“八怪”的画超出了法度，就对八怪加以贬抑，说他们是偏师，属于旁门左道，说他们“示崭新于一时，只盛行于百里”。赞赏者则夸他们的作品用笔奔放，挥洒自如，不受成法和古法的束缚，打破当时僵化局面，给中国绘画带来新的生机，影响和哺孕了后来像赵之谦、吴昌硕、齐白石等艺术大师。 二、“扬州八怪”怪在哪里？ “扬州八怪”究竟“怪”在哪里，说法也不一。有人认为他们为人怪，从实际看，并不如此。八怪本身，经历坎坷，他们有着不平之气，有无限激愤，对贫民阶层深表同情。他们凭着知识分子的敏锐洞察力和善良的同情心，对丑恶的事物和人，加以抨击，或著于诗文，或表诸书画。这类事在中国历史上虽不少见，但也不是多见，人们以“怪”来看待，也就很自然的了。但他们的日常行为，都没有超出当时礼教的范围，并没有晋代文人那样放纵--装痴作怪、哭笑无常。他们和官员名士交流，参加诗文酒会，表现都是一些正常人的人。所以，从他们生活行为中来认定他们的“怪”是没有道理的。现在只有到他们的作品中，来加以研究。 “八怪”不愿走别人已开创的道路，而是要另辟蹊径。他们要创造出“掀天揭地之文，震惊雷雨之字，呵神骂鬼之谈，无古无今之画”，来自立门户，就是要不同于古人，不追随时俗，风格独创。他们的作品有违人们欣赏习惯，人们觉得新奇，也就感到有些“怪”了。正如郑燮自己所说：“下笔别自成一家，书画不愿常人夸。颓唐偃仰各有态，常人笑我板桥怪。”当时人们对他们褒贬不一，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偏离了“正宗”，这就说明了它所以被称之为“怪”的主要原由。扬州八怪画家突破了“正宗”的束缚，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重在自己创造与发挥，穷其一生，为创造新的画风而努力。 “扬州八怪”是指清代乾隆年间活跃于扬州一带的郑燮(号板桥)、金农、罗聘、黄慎、高翔、李、汪士慎、李方膺八人。他们究竟“怪”在哪里呢？ 他们对当时盛行于官场的卑污、奸恶、趋炎附势、奉承等作风深恶痛绝。八人中除郑板桥、李、李方膺做过小小的知县外，其他人均一生以“鲁连”、“介之推”为楷模，至死不愿做官。就是做过官的郑板桥也与常官不同。他到山东上任时，首先在旧官衙墙壁上挖了百十个孔，通到街上，说是“出前官恶俗气”，表示要为官清廉。 “扬州八怪”一生的志趣大都融汇在诗文书画之中，绝不粉饰太平。他们用诗画反映民间疾苦、发泄内心的积愤和苦闷、表达自己对美好理想的追求和向往。郑板桥的《悍类》、《抚孤行》、《逃荒行》就是如此。 “八怪”最喜欢画梅、竹、石、兰。他们以梅的高傲、石的坚冷、竹的清高、兰的幽香表达自己的志趣。其中罗聘还爱画鬼，他笔下的鬼形形色色，并解释说“凡有人处皆有鬼”，鬼的特点是“遇富贵者，则循墙蛇行，遇贫贱者，则拊膺蹑足，揶揄百端”。这哪是在画鬼，分明是通过鬼态撕下了披在那些趋炎附势、欺压贫民的贪官污吏身上的人皮，还了他们的本来面目。 在封建制度极端残酷又大兴文字狱的时代，他们却敢于与众不同，标新立异，无怪乎当时一督抚摇头直称“怪哉、怪哉”。 邓拓在咏清代著名画家郑板桥时曾写道“歌吹扬州惹怪名，兰香竹影伴书声”，可以算作对他们“怪”之特点的总结吧。 ——“扬州八怪” 实际上，当时活跃在扬州画坛上的重要的画家并不止八人，约有十六、七人，“八”并非确数。按最早的记载有：金农、黄慎、郑燮、李(鱼单)、李方膺、汪士慎 、高翔和罗聘。所以称他们为怪，是因为他们在作画时不守墨矩，离经叛道，奇奇怪怪，再加上大都个性很强，孤傲清高，行为狂放，所以称之为“八怪”。 金农(1487—1764)，字寿门，号冬心，杭州人，人称八怪之首。他博学多才，五十岁后始作画，终生贫困。他长于花鸟、山水、人物，尤擅墨梅。他的画造型奇古、拙朴，布局考究，构思别出新意，作品有《墨梅图》、《月花图》等。他独创一种隶书体，自谓“漆书”，另有意趣。 黄慎(1687—1768)字恭懋，号瘿瓢，福建宁化人。他幼时家贫，学怀素书法获 益，以草书入画，自创风格，擅长粗笔写意，人物画造诣最高。作品多以神仙佛道为题材，也有不少反映社会下层人物生活的作品。作品有《醉眠图》、《苏武牧羊图》等。 李鱼KG－＊6〗单(1686—1762)，字宗扬，号复堂，江苏兴化人。他从小喜爱绘画，十六岁时就有了名气。他曾经作过山东滕州知县。他受徐谓、石涛影响较大，画风粗放，不拘法度，泼墨淋漓，设色清雅，以“水墨融成奇趣”。作品有《秋葵图》、《松柏兰石图》。 李方膺(1695—1755)字虬仲，号晴江，江苏南通人。曾任县令、知府约二十年，和金农、郑燮交谊甚笃，善画松、竹、梅、兰，晚年专门画梅自喻。他在一首题画诗中写道：“此幅梅花又一般，并无曲笔要人看。画家不解随时俗，毫气横行列笔端。”他的作品有《游鱼图》、《潇湘风竹图》等。 高翔(1688—1753)，字凤翰，号西唐，扬州人。高翔生活清苦，性格孤傲，一生敬佩石涛，善画山水、花鸟，喜画疏枝梅花，作品有《弹指阁图》等。 汪士慎(1685—1759)，字近人，号巢林，安徽休宁人。幼时家贫，居扬州卖画为生，安贫乐道，精研艺术，擅画梅。他与金农、高翔、罗聘被时人称四大画梅高手，作品有《墨梅图》等。 罗聘(1733—1799)，字循夫，号两峰，祖籍安徽歙县，迁居扬州。他是金农的弟子，在“八怪”中，年辈最小，但见识很高，落笔不凡。他终生不仕，以卖画为生，一生潦倒。作品有《鬼趣图》、《醉钟馗图》等。 郑燮(1693—1765)，字克柔，号板桥，江苏兴化人。他为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曾任山东范县、潍县知县，因开仓赈济灾民，得罪上司，愤然辞官，居扬州卖画为生。他思想特别活跃，颇有创见，诗出画造诣俱高，擅画竹、兰、石。他还创造了一种集真、草、隶、篆于一体的六分半书体。人称“乱石铺街”体。他是一个有很强人民性的画家，在潍县任县令时，给巡抚画了一幅竹子，题句曰：“斋衙卧听潇潇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 “扬州八怪”有相近的生活体验和思想情感。他们大多出身于知识阶层，有的终生不仕，有的经过科举从政，一度出任小官，却又先后被黜或辞职，终以卖画为生。他们生活比较清苦，深知官场的腐败，形成了蔑视权贵，行为狂放的性格，借助书画抒发内心的愤懑。 他们的艺术大都取材花鸟，以写意为主要表现方式。他们在创作中重视个性，力求创新，不同程度地突破传统美学规范，带有某些反传统的意义，作品具有较强的主观色彩，令人耳目一新。但在当时，他们并不能够被完全理解，甚至被视为左道旁门，而受到“非议”。其实，正是他们开创了画坛上新的局面，为花鸟画的发展拓宽了道路。 参考资料： 回答者： liguang7638 - 初入江湖 二级 12-6 20:56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 回答者：匿名 12-8 18:48好 回答者： 小熊猫0321 - 试用期 一级 12-8 21:47扬州自隋唐以来，即以经济繁荣而著称，虽经历代兵祸破坏，但由于地处要冲，交通便利，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战乱之后，总是很快又恢复繁荣。进入清代，虽惨遭十日屠城破坏，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发展，又呈繁荣景象，成为我国东南沿海一大都会和全国的重要贸易中心。富商大贾，四方云集，尤其以盐业兴盛，富甲东南。 经济的繁荣，也促进文化艺术事业的兴盛。各地文人名流，汇集扬州。在当地官员倡导下，经常举办诗文酒会。诗文创作，载誉全国。有些盐商，堪称豪富，本身亦附庸风雅，对四方名士来扬州者，多延揽接待。扬州因而吸引了全国各地的许多名士，其中有不少诗人、作家、艺术家。所以，当时的扬州，不仅是东南的经济中心，也是文化艺术的中心。 富商大贾为了满足自己奢侈生活的需要，对物质和精神上的产品也就大量地需求，如精美的工艺品、珍宝珠玉、鲜衣美食，在书画方面更是着力搜求。流风所及，中产之家乃至平民中稍富有者，亦求书画悬之室中，以示风雅，民谚有“家中无字画，不是旧人家”之说。对字画的大量需求，吸引和产生了大量的画家。据《扬州画舫录》记载，本地画家及各地来扬画家稍具名气者就有一百数十人之多，其中不少是当时的名家，“扬州八怪”也就是其中的声名显著者。 以“扬州八怪”为代表的扬州画派的作品，无论是取材立意，还是构图用笔，都有鲜明的个性。这种艺术风格的形成，与当时画坛上的创新潮流和人们审美趣味的变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国绘画至明末清初受到保守思想的笼囿，以临摹抄照为主流，画坛缺乏生气。这一萎靡之风激起有识之士和英才画家的不满，在扬州便出现了力主创新的大画家石涛。石涛提出“笔墨当随时代”、“无法而法”的口号，宛如空谷足音，震动画坛。石涛的理论和实践“开扬州一派”，稍后，终于孕育出了“扬州八怪”等一批具有创新精神的画家群体。 参考资料：

郑板桥的书法，最让后人称赞不已的是他戛戛独造、惊世骇俗的“六分半书”。他的“六分半书”是以隶书为基础，掺杂真、草、篆而形成的一种新书体。关于“六分半书”名称的来历，众说纷纭，不尽相同，大概的分歧在于各体所占比例的分配上。板桥于书法的学习，主要侧重于碑学一路，他说：“字学汉魏，崔、蔡、钟繇。古碑断碣，刻意搜求。”(《板桥集诗抄》)早年在焦山读书时，板桥就对《瘗鹤铭》情有独钟，后来在山东范县、潍县等地为官数十年间，对汉魏以来的碑石更是广泛搜集、精心摹追，从而积淀了丰厚的碑学基础。同时，他又非常敬重苏东坡、黄山谷、徐青藤等前贤。东坡圆实厚重的点画、青藤乱石铺街似的章法以及山谷提按颤抖的用笔、斜昂取势的线条，无不对其书风的形成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大约板桥50岁以后，也就是他潍县去官，“而今再种扬州竹”后的十多年时间里，其书法渐臻化境，冶真、草、隶、篆为一炉。此时他独创的“六分半书”已是“别为一格，如秋花倚石，野鹤戛烟，自然成趣，时称板桥体，多效之者，然弗能似也”(牛应之《雨窗消意录》)。对郑板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傅抱石《郑板桥试论》中给予他高度的赞扬：“这不但在当时，是一种大胆的惊人的变化，就是几千年来也从未见过像他这样自我创造形成一派的。”传世作品有《新修城隍庙碑记》、《剑南诗轴》、《判词册》、《酒罄君莫沽诗轴》、《书曹操观沧海诗》等。

为“扬州八怪”之一，其诗、书、画世称“三绝”，画擅兰竹。他诗歌的特点是，不傍古人，多用白描，明白流畅，通俗易懂。他的词多写及百姓疾苦，语言风格接近于他的诗。其散文风格，真率自然，富有风趣他的画体貌疏朗，风格劲峭。重视艺术的独创性和风格的多样化

这么强的画，有什么特点？

“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以他“诗书画三绝,’蜚声艺苑,名扬四海。但是,二百多年来,人们也只偏重于他的书画,对他的创作思想、创作方法及文学主张却涉及很少。其实,郑板桥能在文网异常严密的雍正乾隆时代,脱尽复古主义、形式主义的窠臼,大胆创新,形成自己“别辟临池路一条”的独特艺术风格,是与他的创作思想、创作方法和治学态度分不开的。郑板桥的作品突破了传统花鸟画藩篱，他的作品不是自然景物的“再现”，不是前人艺术的翻版，也不是远离生活的笔墨游戏，是有着独特个性，有创新精神的。因而，自它的作品问世以来一直深受国内外人们的欢迎。不难发现，人们的审美标准，喜欢有个性，有意境，有创新，有感染力的作品，这就给我们启示：作品只有具有个性、创新，才有着无限的生命力。无论如何，郑燮在艺术还是在人格上都是历史的佼佼者，为我后人所景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