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十九首论文抒情主题

从内容上看，汉乐府民歌出于社会下层群众之口，题材范围很广泛。它“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班固《汉书·艺文志》），表达了人民自己的心声，道出了人民自己的爱和憎，广泛地反映了两汉人民的痛苦生活，像镜子一样照出了两汉的政治面貌和社会面貌。 《古诗十九首》大约产生在东汉末年桓灵时期。这一时期社会矛盾极为尖锐，下层人民深受水深火热的痛苦。在统治阶级内部，政治腐败黑暗，外戚宦官和地方豪强垄断政治，彼此又争斗不息。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中下层知识分子既无社会地位，又无政治前途，他们往往落魄江湖，背井离乡，辛苦辗转，走投无路，失意彷徨。《古诗十九首》就是这个危机四伏的时代生活的病态反映，它的题材范围比起汉乐府民歌来，就狭窄得多了。“它所反映的是处于动乱时代失意之士的羁旅愁怀而已” ，“在《十九首》里，表现这种羁旅愁怀的不是游子便是思妇之词，综括起来，有这两种不同题材的分别，但实质上是一个问题的两面。”[1]（P18）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也说：“《十九首》中所流露出的游子思妇的感伤，正是东汉末年封建统治阶级走向没落时期的反映。”[2]（P214）当然这都是上世纪80年代以前文学研究界比较流行的观点。倪其心指出：“《十九首》的思想特点是封建下层文士从自身地位、利益、处境、遭遇出发充满感伤哀怨，抒写惆怅不满，迸发气愤不平。为了改善提高地位和待遇，他们不得不放弃家庭生活，奔走仕途，追求功名，谋取富贵，因而造成这一阶层游子思妇的普遍离愁别绪的丛生。”[3]（P264）叶嘉莹认为：“《古诗十九首》之所以能引起千百年读者的共鸣，就在于它所写的三类感情：离别、失意、忧虑人生无常，是人类最基本的感情。”[4]（P79）由此可见，汉乐府民歌多反映当时社会，选题范围广泛，而《古诗十九首》多关注人生，题材范围比较狭小。当然其中也不乏共同关注的话题： 1.都反映征夫（游子）、思妇的离别相思 汉乐府诗中有大量的游子诗、思妇诗，如《悲歌》：“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思念故乡，郁郁累累。欲归家无人，欲渡河无船。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这首诗以朴素的语言表达沉痛的感情，真切地展示了人们生离死别颠沛流离的画面，这个家破人亡的游子，使我们联想到《十五从军征》中那个八十岁的复员老兵，可以想象，他的结局必然也是要加入流浪者的行列。游子思乡其实主要是思念着家中的妻子、亲人，而家中的亲人又何尝不在日夜思念着外出的游子，如《饮马长城窟行》写妇人对外出的丈夫日思夜想，竟成梦寐：“远道不可思，宿昔梦见之。梦见在我傍，忽觉在他乡。他乡各异县，展转不相见。”梦中固然甜蜜，但梦后更添一层相思。《古绝句》也写了一位闺中思妇对行役在外的丈夫的思念盼归之情，揭示了当时兵役给千家万户带来的家人离散之苦。 游子思妇的离别和相思是我国古典诗歌中常见的主题，到了《古诗十九首》，表现这种主题的作品更多，占了一半有余。其中既有游子之辞，也有思妇之辞，思妇之辞又占其中的多数。如《涉江采芙蓉》写了一位漂流异乡的失意者怀念妻子的愁苦之情。游子涉江采芙蓉，又入泽采兰草，“采芙蓉”以遗“远道”之人，可见游子对亲人感情之深。由于路途遥远，无法寄赠，惆怅感伤之情油然而生。“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直接写出了游子与新人“同心”却无法团聚的痛苦心情。又如《明月何皎皎》：“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帏。忧愁不能寐，揽衣起徘徊。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出户独彷徨，愁思当告谁？引领还入房，泪下沾裳衣。”从这些描写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孤独难耐、飘零无着，被强烈的乡愁苦苦折磨的游子形象。再如《行行重行行》这样写道：“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反。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此诗抒情脉络清晰，层层加深，突出表现了丈夫出行之远，别离之久及妻子怀念之深。《冉冉孤生竹》写了一个新婚女子与丈夫久别的怨情，不仅抒情浓烈而且文意起伏跌宕，把女子的怨情表达得真挚而强烈。同为写思妇之怨的其他如《青青河畔草》以生机盎然的春景，艳如春花的容颜，来反衬相思女子的孤独凄凉；《迢迢牵牛星》借牛郎织女“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的神话故事，来写人间男女相爱而不能相会的痛苦离情，写得委婉含蓄，生动感人。 2.都表现了追求人生的享乐和及时为乐的生活观 由于生活动荡不安、祸福难测，汉乐府很多诗歌在哀叹生命短促的同时，希望通过及时行乐的方法来解脱自己。如《西门行》在“今日不作乐，当待何时”的豪语之后，实际上却流露出内心无可消解的苦闷。“在人生短暂的压力下，及时行乐的宣言与其说是世俗生活的享乐，莫如说是急于把握生命的焦灼。”[5]（P147）《古诗十九首》也同样如此，诗人热恋仕途追求富贵，抱怨同门友的不引荐，当这些文人不得不直面这短暂而虚幻的人生时，就迫切地为自己寻找慰藉和解脱之道，而其中之一就是及时行乐。“他们希望通过及时行乐来麻痹、充塞自己虚无的人生，希望以短暂的快乐来消释人生的悲凉”。[5]（P226）《驱车上东门》：“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万岁更相送，圣贤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生年不满百》：“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这是来自下层文士们仕途幻灭后的真切的生存感受——对生命短暂的悲叹。 除了以上共同表现的内容外，乐府民歌中余下的多是揭露统治阶级，表达自己反抗情绪和歌颂爱情、抗议封建礼教封建婚姻的作品。 1.诉说生活艰难，抨击社会不公以及人民对统治阶级剥削和压迫的反抗。 汉代在大一统帝国强盛外表的背后，隐藏着很多社会矛盾。剥削阶级过的是锦衣玉食的生活，而“贫民常衣牛马之衣，食犬彘之食”，“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班固《汉书·食货志》）。汉代民歌中的很多诗篇诉说了生活的艰难，对不公的社会现实表达了愤慨的情绪。其中《相逢行》通过童子对主人豪富的夸耀，就揭露了统治阶级奢侈淫佚的生活：“ 黄金为 君门， 白玉为 君堂。堂上置樽酒，作使邯郸倡。中庭生桂树，华灯何煌煌。兄弟两三人，中子为侍郎。五日一来归，道上自生光。黄金络马头，观者盈道傍。”这首诗把统治阶级用黄金作屋，狎妓饮酒，婢妾成群的腐化生活毫无忌讳地反映出来。另一首《平陵东》则通过官吏敲诈良民，使无辜百姓倾家荡产的描写，控诉了贪官污吏的恶行：“平陵东，松柏桐，不知何人劫义公。劫义公，在高堂下，交钱百万两走马。两走马，亦诚难，顾见追吏心中恻。心中恻，血出漉，归告我家卖黄犊。”统治阶级生活的越是奢华，劳动人民的生活就越痛苦；在他们的那种花天酒地的背面，隐藏着千千万万无衣无食的劳动人民的血泪。如《妇病行》中病重的妇人在临终前放不下亲儿的命运：“属累君两三孤子，莫我儿饥且寒！”但是由于残酷的剥削，做父亲的最后还是违背了妻子的临终嘱托，狠心地抛弃了自己的孩子。著名的《孤儿行》就上演了一部封建制度下的家庭悲剧：一家父母死后，为了独占家财，兄嫂用对待奴隶的办法来虐待自己的亲弟弟。不是令其外出行贾，便是令其在家挑水、烧饭、看马、养蚕、种瓜，什么活都干。孤儿是“冬无复襦，夏无单衣”，在这样非人般的折磨下，孤儿喊出了“愿欲寄尺书，将与地下父母，兄嫂难与久居。”这既是孤儿对兄嫂虐待的血泪控诉，也是广大人民对统治阶级残暴行为的谴责！ 可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饱受压榨的人民用他们微弱的力量和自发的方式，向统治阶级表示他们的不满。如《东门行》，一个被贫困所迫的男子本已不考虑后果愤而出走，去寻求一家人的活路。但又放心不下折回家中，当他见到“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便更加坚定地“拔剑东门去”。善良的妻子不忍心丈夫去冒险，便牵衣啼哭：“他家但愿富贵，贱妾与君共哺糜。上用仓浪天故，下当用此黄口儿。今非！”可是主人公愤然表示：“咄！行！吾去为迟！白发时下难久居。”因为他知道：“他已经面临无衣无食的窘境，如果不走出家门，那么他的命运就只能坐以待毙了。”[6]（P95）“因此，应该说他的行为是自发的反抗行为，正义的行为，不能说是铤而走险。”[7]（P75）更不能说是“要做非法的事”。[8]（P67）另外一首《陌上桑》则是通过面对面的斗争来反映人民的反抗精神，文中歌颂了一个反抗荒淫无耻的五马太守的女子秦罗敷，她美丽勤劳、机智勇敢，面对使君的无耻要求断然拒绝：“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并机智地夸耀自己的丈夫，令使君自惭形秽，哪里还敢再生邪念，于是悄然退出，真是大快人心！ 2.对爱情的歌颂及对封建礼教和封建婚姻的抗议。 在质朴、自然的乐府民歌中，有许多反映爱情婚姻的作品。《上邪》通过誓词表现了少女对幸福无所顾忌的追求：“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诗中列举了一系列不可能的事情，用它们来宣誓，表现了对爱情的坚贞专一。追求幸福美满的爱情是人的天性，可在封建礼教、封建婚姻制度的束缚和钳制下，何谈美满的婚姻！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中，妇女们往往要面临被抛弃的命运。著名的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中主人公刘兰芝和焦仲卿夫妻感情虽好，却敌不过代表封建权势的婆婆，刘兰芝被扫地出门，夫妻劳燕分飞，最后只能以死抗争。《上山采蘼芜》写的是一个被休弃的妇女与故夫相遇，询问新人情况的对话：“将缣来比素，新人不如故。”流露出妇女对自己悲惨身世的幽怨和无奈之情。《有所思》一诗则抒写了爱情受挫前后的情感，女主人公先是为爱人精心准备礼物，出现变故之后，则将礼物“拉杂摧烧之”，还要“当风扬其灰”。前后两种态度的鲜明对比，形象地表达了爱之深与恨之切的强烈感情。《白头吟》通过一个被休弃的妇女的命运，表达了天下妇女的殷切期望：“凄凄复凄凄，嫁娶不须啼。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 而《古诗十九首》余下的则是大量反映中下层知识分子伤时失意，叹息人生短促，知音难遇，要求建功立业的作品。 汉代尤其是东汉末年，外戚和宦官交相干政，为政者安插亲信亲属以巩固其政治地位，大大影响了一般士人正常的进身之路，在中下层士人中就产生了许多伤时失意的作品：有的叹人生艰辛，如《回车驾言迈》中：“回车驾言迈，悠悠涉长道。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以一个在茫茫前途上颠沛奔波的赶车人的形象来揭示人生道路的艰难，以“东风摇百草”的萧瑟景象来暗示年华易逝，任重道远，从而引出下面两句深沉凄凉的悲叹；有的表达对知音难遇的感慨，如《西北有高楼》：“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交疏结绮窗，阿阁三重阶。上有弦歌声，音响一何悲！谁能为此曲？无乃杞梁妻。清商随风发，中曲正徘徊，一弹再三叹，慷慨有余哀。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高楼女子所弹奏的悲哀之音，正是当时文人的普遍生存感受，也是孤独者对知音的渴望，它自然能引起游子的共鸣。但高高的楼阁阻断了知音的交流，所以这令人伤感的琴音只能给孤独的旅人留下更为深沉的悲哀；有的揭露人情世故，对世态的炎凉感到愤慨，如《明月皎夜光》中：“昔我同门友，高举振六翮。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 通过以上对汉乐府民歌和《古诗十九首》内容上的比较，可以使我们在诵读欣赏诗歌中，更加了解汉代的社会面貌和人民的生活状况，以及当时一些文人的思想。 （二） 从风格和创作特点上看，由于乐府诗采自民间，正如十五《国风》也采自民间一样，这些“街巷谣讴”便上承《诗经》“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传统，形成“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特点。这一特点，“使汉乐府的题材、思想、艺术、形式都有一股活跃旺盛的生命力，形成了由《诗经》开创的现实主义传统的新源头。”[9]（P37） 《古诗十九首》以文温以丽、意悲而远的风格，被誉为“一字千金”和“五言冠冕”。这两种因素结合在一起，加上运用的是当时新兴的五言诗形式，使《古诗十九首》自《诗经》、《楚辞》以来，成为一种新经典。 可以说汉乐府民歌和《古诗十九首》风格迥异，各具风采，在中国诗歌史上都闪耀着夺目的光芒。 1.表现方法：叙事与抒情 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特点，使得诗歌具有叙事性与抒情性的双重特征，但“汉乐府民歌最大、最基本的艺术特色是它的叙事性……在我国文学史上，汉乐府民歌标志着一个新的更趋成熟的发展阶段。”[2]（P193）中国诗歌一开始，抒情诗就占绝对的优势。《诗经》中仅有少数几篇不成熟的叙事作品，楚辞也以抒情为主。直到汉乐府民歌的出现，虽不足以改变抒情诗占主流的局面，但已能够宣告叙事诗的正式成立。现存的汉乐府民歌，约有三分之一为叙事性的作品，这个比例不算低。与《诗经》、《楚辞》相比，汉乐府的叙事成分大大增加，具有一定的情节和场景。如《孤儿行》叙写孤儿遭受兄嫂虐待、辛苦劳役的经历，选取了“行贾”、“汲水”、“收瓜”几件事进行描述。《平陵东》、《孔雀东南飞》等都有完整的故事情节。有些诗则突出一定的场景或片段，如《妇病行》叙写病妇临终嘱托、丈夫孤苦无助两个画面；《东门行》截取平民男子欲铤而走险，妻子加以阻拦的片段；《上山采蘼芜》选取弃妇与前夫相遇的场景等等。在生动的情节中，人物形象也得到了鲜活、生动的表现。《孤儿行》中孤儿的委屈与苦楚，《东门行》中丈夫的惆怅与悲愤，《陌上桑》中罗敷的美丽勤劳、机智勇敢，都从字里行间表现了出来。 《古诗十九首》则都是抒情诗，它继承了《诗经》、《楚辞》的优良传统，从汉乐府民歌中汲取营养，以其精湛的艺术手法抒发了深挚的感情，并且增加了对人生短促的生命意识的悲叹。这一点几乎贯注在所有的作品中，或隐或显地得到体现。如《冉冉孤生竹》写的是新婚久别后的妻子对远方丈夫的刻骨相思，同时也隐含了对人生短促的生命意识的感伤，使得这首诗具有更深的内蕴，它启发读者不但要珍惜爱情，更要珍惜青春、珍惜朝气蓬勃的生命。 2.诗体：多样化与单一化 汉乐府诗的形式多变，自由灵活，具有一种飞动之势和流动之美。其句式完整的五言体已经很多，还有少量的四言体，但主要是杂言，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都有，呈参差错落、不拘一格之态，显辗转流动、奔逸飞动之势。如《有所思》：“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问遗君？双珠玳瑁簪，用玉绍缭之。 闻 君有他心，拉杂摧烧之。摧烧之，当风扬其灰。从今以往，勿复相思！ 相思与 君绝！鸡鸣狗吠，兄嫂当知之。妃呼唏！秋风肃肃晨风思，东方须臾高知之。”其它如《孤儿行》、《乌生》等诗都是杂言体。乐府古辞的这种杂言体，是自由灵活的，爱怎么写就怎么写，一篇之中从一二字到十来字的都有。这主要是由于乐府民歌来自民间，保留着很多民间的口语。它形式上错落参差的美感和艺术上的灵活生动，逐渐被文坛上的文人所发现，而成为后世五言、七言古体诗赖以产生的土壤。汉乐府诗中七言体的诗并不多，但整齐的五言诗却不少，如《陌上桑》、《孔雀东南飞》、《梁甫吟》、《伤歌行》、《怨歌行》等全都是五言体的。“两汉时的五言乐府新诗形式，它不仅奠定了中国古典诗歌五言诗的基础，甚至在二千多年的漫长时间里一直发挥着它的作用，它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10]（P260） 而《古诗十九首》全都是五言，这是文人们受乐府诗的影响并向乐府诗学习的结果。把汉乐府民歌中的五言诗和汉末文人们的五言诗相对照，可以发现文人五言诗处处有着脱胎于乐府民歌的明显印迹。体制如前面所述，汉末文人五言诗就是直接导源于乐府歌辞五言体。只是文人们毕竟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诗经》、《楚辞》及其它文化遗产对他们的浸润不断，再加上他们是在民歌五言体走过漫长曲折的发展历程后日趋成熟时，才开始五言诗创作的，因而他们能从民歌中充分吸取经验，在民歌五言体的基础上加以改进，使得这种远胜此前诗歌史上其它形式的诗体更加焕发光彩，既有民歌的活泼与清新自然，又有文人诗特有的工致与精美。从而树立起五言诗的新典范——这就是《古诗十九首》在中国诗学史上的重要意义。 3.风格：明朗与含蓄 乐府诗大多采用第一人称，直抒胸臆，以引起读者的共鸣。由于这些民歌唱的是自己心中事，抒的是自己心中情，饱含着自己的血泪或洋溢着自己的欢乐，感情基调是明朗的。如《上邪》，炽烈的感情独白式的语言，一个敢爱的女子形象跃然纸上。其它如《满歌行》慨叹“伶仃荼毒，愁苦难为”，《西门行》感伤“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表达了生命短暂、世事无常的忧虑。这些都是直抒胸臆的典型。 《古诗十九首》却情思深沉，抒写蕴藉委婉。《孟冬寒气至》用了近一半的篇幅写孟冬季节的凛冽寒气，写寒空星星的清冷孤寂，写月亮圆缺给人们无情的暗示，目的都在表现女子深闺寂寞的生活、怀人念远的离思，情景的渲染烘托了诗歌的抒情效果，并使之具有委婉含蓄、余味无穷的意蕴。《凛凛岁云暮》则主要是在结构的曲折上表达婉转之情，写思妇的念夫，因思之切、爱之深而产生“锦衾遗洛浦”的怀疑，因思而不眠，终于“梦想见容辉”，由现实转入梦境。梦中的描写也是极尽曲折，既写迎娶时的欢欣，又写相聚之须臾，最后写寻梦之悲哀，曲折地表达了思妇的婉转不尽的情意。 4.语言：口语的直白与文人诗语的工致精炼 汉乐府民歌语言质朴直白，多用口语，清新自然，表现力强，富有生活气息。如《江南》：“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几句全无雕琢，但却生动地勾勒出一幅清新自然的画面。乐府民歌中的人物语言，更是富有生活气息和口语色彩，如《妇病行》、《陌上桑》中的人物语言。 《古诗十九首》语言洗炼，词彩自然生动。可以说这是学习乐府民歌，保持民歌语言朴素自然、平易流畅的特色的结果。但又含意深远，耐人寻味，又加之这些文人有着较高的文化素养，比起民歌作者，他们在语言运用上有着得天独厚的地方。乐府歌辞之外，汉赋特有的华丽与挥洒，雅颂体的典雅与精致，都是他们语言的营养源。他们还可以吸收和运用前代典籍中许多词、成语、典故，把丰富的思想和情感内涵融入简约精炼的语言形式里。 通过以上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虽然汉乐府民歌和《古诗十九首》风格上各放异彩、独具特色，但从中仍可发现它们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古诗十九首》中体式及风格上的特点，或多或少的是在不断学习乐府五言歌辞，吸取其精华的基础上发展提高而来。 汉乐府民歌和《古诗十九首》在中国文学史和中国诗歌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它们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是古代人民智慧的结晶，是他们留给后代子孙的宝贵的文化遗产。因此，我们有责任去发掘它的博大精深，去研究它的文学价值，以便加深对祖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提高文化修养。

《古诗十九首》产生于东汉末年是中国古代文人五言诗选辑，是在汉族民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内容大都是游子思妇之辞，也有士人的彷徨失意和人生的无常感慨，思想较为消极，情调也比较低沉。在艺术上，长于抒情，善用事物来烘托，寓情于景，情景交融。 《古诗十九首》由南朝萧统从传世无名氏古诗中选录十九首编入《文选》而成。这十九首诗习惯上以句首标题，依次为：《行行重行行》《青青河畔草》《青青陵上柏》《今日良宴会》《西北有高楼》《涉江采芙蓉》《明月皎夜光》《冉冉孤生竹》《庭中有奇树》《迢迢牵牛星》《回车驾言迈》《东城高且长》《驱车上东门》《去者日以疏》《生年不满百》《凛凛岁云暮》《孟冬寒气至》《客从远方来》和《明月何皎皎》。 《古诗十九首》是乐府古诗文人化的显著标志，全诗语言朴素自然，描写生动真切，具有天然浑成的艺术风格，处处表现了道家与儒家的哲学意境，被刘勰称为“五言之冠冕”（《文心雕龙》）。 《古诗十九首》的情思内涵  《古诗十九首》抒发的是人生最基本最朴实的情感的思绪，主要表现在“思”“怨”“失”三个方面。 ① 思：思乡和怀人。 “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 此诗借助他乡游子和家乡思妇采集芙蓉来表达相互之间的思念之情，深刻地反映了游子思妇的现实生活与精神生活的痛苦。全诗运用借景抒情及白描手法抒写漂泊异地失意者的离别相思之情；从游子和思妇两个角度交错叙写，表现游子思妇的强烈情感；运用悬想手法，在虚实结合中强化了夫妻之爱以及妻子对丈夫的深情。 ② 怨：闺思和愁怨。“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这首诗感情浓郁，真切动人。全诗以物喻人，构思精巧。诗主要写织女，写牵牛只一句，且从织女角度写，十分巧妙。从织女织布“不成章”，到“泪如雨”，再到“不得语”，充分表现了分离的悲苦。诗对织女的描写很细腻，抓住了细节，如“纤纤擢素手”“泣涕零如雨”。同时，“札札弄机杼”又是动态的描写。这样，人物就在这样的描写中跃然而出。 ③ 失：人生失意，游宦挫折。“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古诗十九首》的艺术表现特征 意蕴多义，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表现风格（最鲜明的特点） 如“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 浅近自然、不假雕饰而富于表现力。 如“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情思与景物、情境的融合（也得力于比兴手法的运用。） 如“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扎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 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古诗十九首 《古诗十九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非常重要，区区十九首诗歌，在题材内容和表现手法上为后人师法，甚至形成模式。它的艺术风格，也影响到后世诗歌的创作与批评。就古代诗歌发展的实际情况而言，称它为“五言之冠冕”、“千古五言之祖”是并不过分的。 诗史上认为《古诗十九首》为五言古诗之权舆

（二）、《古诗十九首》的思想内容及主题《古诗十九首》以其内容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对它的分析历来是见仁见智。不少文章认同马茂元的观点，认为《古诗十九首》以“游子之歌”、“思妇之词”为题材，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汉末中下层文人在动荡不安的年代里坎坷不平的生活经历，抒发了他们离别相思的感伤、人生苦短的惆怅，知音难遇的悲哀和对世态炎凉的愤慨等世俗情怀，在中国古代具有普遍性和典型性，千百年来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共鸣。张茹倩、张启成先结合刘勰对《古诗十九首》“古诗之离别，词怨皆深”的评论，认为江淹《古离别》比较准确地概括了《古诗十九首》主要思想内容，又认真分析每首诗后，得出：第1、2、6、8、9、14、16、17、18、19是伤别；第3、11、12是叹时伤己；第13、15是及时行乐。《古诗十九首》的主题是以伤别为主，宣扬及时行乐的仅两首。[19]不少论文偏重于对“感时伤志、相思离别”两大主题中所反映的时代背景的描述、人物命运的把握、心理活动的推测、艺术特色的品评上，富有新意的偏少，陈陈相因的居多。能够代表此期研究水平的论文，没有满足于对诗中自然现象、社会现象、诗歌格调品位方面的表象描述，而是从生命哲学的高度，把研究的重点转向了对《古诗十九首》作者内心世界的分析及精神内蕴的阐释。他们相继提出了生命哲学、生命价值、生命形态、人性复归、精神形象等严肃命题，充分体现了新时期研究的特点：复归人性，重视人的生命价值。“生命哲学论”。王利锁分析了《古诗十九首》的哲学内涵，它作为文学自觉时代的先声蕴藉了丰厚而深沉的哲学精神和对人生的宏深看法，它表现出的深层心理意识即深沉的忧患意识，对人生短促的危机感和紧迫感，就是这一哲学精神的核心。[20]刘琦从文学史的角度分析《古诗十九首》，认为它“真实地展示了汉末下层文人的生存状态和心灵历程，表示了他们生命价值观形成的历史和社会原因，表现了儒家人生价值观被现实击碎后的精神空虚和道家消极人生观的抬头，在中国文学史上拓宽了文学的生命主题”。[21]解德枫对《古诗十九首》精神内蕴的发掘有独到之处，他认为《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如此强烈而集中地表达生存与死亡的命题，面对人生观、人生哲学、个体生命等问题作出的人生抉择，体现在他们对时间、节序的敏锐感和惊惧；对由永恒的时空构架中人的渺小和无所凭依所产生的漂泊感、虚无感；以个体生命之死亡大限的清醒而痛苦的体认和观照汇成了诗的主旋律，使个体生命的自觉成为一个时代的普遍意识，成为一个世纪的主题歌。[22]“生命价值论”。杨德贵认为：《古诗十九首》是一曲深沉的生命之歌，从内容到形式开一代之先声，之所以能产生一种“泣鬼神、动天地”的力量，也在于它以“人”为主题而体现了对“人”的生命价值的探寻。诗人们重视生命价值，积极去体现生命价值，在对生命存在的珍惜中渗透一种对生命意识的深深忧患。中国文人的生命意识的真正觉醒是在汉末和魏晋，古代文人突然之间意识到了个体生命的短暂易逝和人生的坎坷乱离。《古诗十九首》就是这种生命意识的典型表现。他们从自我的角度来反求人生的价值，具有生命的深刻内涵。[23]总之，“生命价值”、“生命意识”“人性复归”、“人文精神”等问题，成为一时研究的热点，姜兰宝、张振龙、黄桂凤等都参与了讨论，并对某一方面有深刻独到的见解。“生命形态论”。 郭自虎分析《古诗十九首》作者的生命状态时总结出“他们不能增加生命的长度，却可以用增大生命的密度来弥补”。[24]这一说法在不少论文中以不同的表述方式出现。宣丽华两次撰文,从深层次分析《古诗十九首》作者的生命状态：他们独特的抒情方式自始至终贯注着属于文人所特有的苦闷情绪，我们从《古诗十九首》中所感受到的，便是一种相悖于当时主流文化的独立话语，或者说作为藉藉无名的文人群体的独特生存方式，恣意挥霍生命密度来弥补令人遗憾的生命长度，外化为抛掷生命的种种状态。美酒佳人，宴饮冶游，构成了《古诗十九首》的作者们勘破人生，及时行乐的生命形态，他们在自己的失意人生中营造着独特的精神避难所，对人生无常与生命短暂的忧患，终于化为秉烛而游的生存状态。[25]“精神形象论”。 在古诗的字里行间，在诗人的心灵深处，安琪透过“消沉颓废的表面，看到了一群苦闷彷徨、在迷乱中探索的追求者的不懈形象，感染到他们对现实人生的深深眷恋”。安琪认为：《古诗十九首》为中华民族精神现象史增添了新质，塑造了一个自我生命开始觉醒的生机蓬勃的崭新的精神形象，诗人们探索到新的人生价值观念。从人生价值的哲学高度重新审视永恒的宇宙，短暂的人生和生命的意义。[26]与“精神形象论”相似的有“精神孤独论”。刘方喜从诗人“寄居外乡的特定语境中”，把握其思妇诗的真正意义，分析出《古诗十九首》作者在物质空间层面上，他们是远离家乡的游子；在精神层面上，他们同样失去了精神家园。《古诗十九首》就是作者在精神上不被接纳而失去认同感、家园感所发出的真挚咏叹。[27]刘则鸣也持相同的观点，他认为《古诗十九首》所渲泻的情绪乃是一种沉重的孤独感，这种在时空中、人世间的孤独感萦绕在每个诗人心间，并显露于每一首作品的字里行间。古人因对自身前途的迷茫和对社会命运的迷茫而处于一种焦虑状态，他们想藉爱情来排解，想藉友情、亲情、乡情来排解，用及时行乐来排解，醉生梦死来排解，用诗的清醒与迷狂来排解，终于吟成这千古绝唱。[28]“及时行乐论”。《古诗十九首》中的“及时行乐”思想，曾一度被批判和否定，说其是没落阶级的腐朽哲学，是追求富贵、长生的享受，以及抒发个人怀才不遇的牢骚和离愁别恨的感伤情调等。关于马茂元所受批判的阴影在相当时间内仍挥之不去。所以学术界一直采用低调处理方法，以谨慎的态度对待它。或用“消极颓废”来简单概括，或避而不谈。80年代以后，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仍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持否定态度，认为对古诗作者及时行乐、消极颓废的人生观不能肯定，也不能盲目称赞所谓“感情真挚”，应深入分析这些诗所表现的思想感情，不能模糊时代和阶级界限。随着思想解放，人们逐渐摆脱了偏见，能够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二重性，并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采取客观的、宽容的态度，辩证地分析评价当时中下层知识分子的坎坷命运和生命意识的觉醒，以及他们对自己生命的意义、个人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王利锁认为：享乐思想不过是假象的肆意畅怀，其背后真实的则是人体的自觉和觉醒之后找不到出路的苦闷。享乐思想也应被看作是觉醒时对人生价值追求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们意识到生命有限，要求在有限的时间中珍惜自己的生命，因此，他们企图增加生活密度来补偿人生短促的缺陷，在生活密度和自身亮度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29]郭精锐也指出：诗人们不是在生命短促的感叹中悲天悯人，也不是要超然物外求告神仙，它要追求现世享受，而这种享受是因为诗人不愿再在忧生念乱中虚度一生而理直气壮地追求的。[30]骆玉明和张湛非常直率地认为追求享乐本来就是人类的天性。《古诗十九首》是一种新的人生观念的宣传，及时行乐的种种表现中充满着对生命的强烈眷恋和无可奈何的的心情。诗人旨在从客观性出发，建立一种享受人生、任其自然的生活态度。这就是诗人赞叹神往的另一个天地，别一种人生。[31]（三）、《古诗十九首》的艺术特征《古诗十九首》的作者为中下层文人，有着较高的文化素养和实际生活的深切感受，艺术上汲取了乐府民歌的营养，又在表现方法上接受了《诗经》、《离骚》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在作品中形成了平易淡远的独特艺术风格，使之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早期抒情诗的典范。不少论文从艺术形式、创作态度、抒情方式、修辞技巧等方面总结《古诗十九首》的艺术特征。倪其心将《古诗十九首》的风格概括为：深入浅出的艺术构思，富于想象的比喻手法，情景相衬的描写技巧，如话家常的平淡语言，融合在一种直抒感兴、曲尽衷情而委婉动人的独特风格之中。[32]抒情方式。《古诗十九首》用浅貌表现深衷，用短语表现长情。潘啸龙结合具体篇章，论述了《古诗十九首》“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并加以延伸和具体化，认为“外在的抒写方式如长期托拟、遥映、交鸣、正笔反用手法取得“唤得醒、点得透”的艺术效果。[33]刘跃进从抒情方式的转变、独立精神的寻求上，指出《古诗十九首》呈现一种低回要眇的美学风貌，它按情感起伏的节奏剪裁诗思，让读者从各个侧面去领悟诗人的情思。抒情方式是网状的复合的，给读者留下更大的想象空间。[34]总之，真情是抒情诗的灵魂，不少作者从抒发真情实感的尽度审视《古诗十九首》的“爱情篇”、“友情篇”、“人生篇”，认为诗人向往真挚的爱情，渴望真挚的友情，追求真实的人生，在清新优美的诗句里，在低沉感伤的情调中，回荡着人间真情美的主旋律，闪动着诗人坦诚纯真的心灵。美学风格。 探讨《古诗十九首》的美学思想、审美特征和审美意象成为一个研究的热点。邓乔彬先后发表两篇从美学的角度研究《古诗十九首》论文，他认为《古诗十九首》对生活现象作了准确深刻的本质概括，体现出“美是生活”的精神。它不同于汉大赋对生活的游离，而是与生活的统一，且在表现生活美之中，创造了艺术美，达到了生活美与艺术美的统一。并总结出了《古诗十九首》惊心动魄的真情美、浑厚朴实的自然美、意境浑融的整体美，对我国诗歌美学的积极作用是不可置疑的。[35]盛树屏又总结出了《古诗十九首》的重复变化的节奏美、整齐规范的形式美。此“五美”是对《古诗十九首》美学意蕴的比较全面地概括。刘迪才对诗中动物、人物、时间、空间等九种典型的意象加以审美观照，发现诗人目前之象无不成为诗人心中之意投射的对象而深深烙上诗人主观情感的痕迹。从意象与诗中呈现的情感氛围中透视出诗人的灵魂。[36]语言特征。《古诗十九首》深衷浅貌的语言风格，体现在具有高度的概括力和丰富的表现力的炉火纯青的语言上。它具有乐府民歌朴素自然的优点，质而不野，浅而不露。不虚矫晦涩，不闪烁其辞的情感表达方式等等，是许多论文反复重复、极力称道之处。赵敏俐的观点具有代表性，他把《古诗十九首》的独特的艺术风格总结为：是情真意切的艺术，是文人抒情诗的典范。既有乐府歌谣的纯真，又有文人诗的文雅，不过于粗野，也不过于雕琢，质朴而自然，纯真而高妙，在追求思想表达的畅通无阻中，自然把自己的文化修养融入全部情感之中。[37]（四）、《古诗十九首》在文学史上地位近20年的中国文学史在论及这一问题时，大多是把它和《诗经》、《楚辞》、《汉乐府民歌》等进行比较研究，或侧重比较它们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刻程度，或分析它们产生的社会基础、政治思想、文化氛围；或评论它们的创作态势、语言特色、艺术风格等。概括起来，《古诗十九首》在以下四个方面奠定了在我国诗歌史上的地位：一是它继承了《诗经》以来的优良传统，为建安诗风的出现作了准备。二是它是汉代诗歌由民间文学过渡到文人创作出并现繁荣局面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三是它将五言抒情古诗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体系。四是它为五言诗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它的出现，标志着文人五言诗的成熟。它崭新的诗歌形式及圆熟的艺术技巧，为五言诗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基石，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叶幼明得出的结论是：《古诗十九首》是我国诗歌由“言志”向“缘情”的方向发展的开端，由叙事向抒情方向转变的伊始。《古诗十九首》尽情地毫不掩饰地抒写个人情怀，为我国古典诗歌开拓了新的描写领域。它继承和发展了《诗经》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开创的比兴系统。[38]赵敏俐认为《古诗十九首》在艺术形式上为文人五言诗的创作开辟了一条新路，也创作了一种雅俗相间的文人五言新诗体。这一抒情诗的艺术典范为魏晋六朝诗歌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为唐诗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张亚新则专门论述了《古诗十九首》为建安诗歌的繁荣所起的启示、示范、和推动作用。它在体裁方面为彬彬之盛的五言诗黄金时代建安文学的到来做好了准备，它直面人生的现实主义创作也直接开了魏晋文学的先河。[39]综上所述，20世纪《古诗十九首》研究有继承，有发展，有创新。但是也可以看出，交叉重复研究多，独具特色、有重大突破的少。关于《古诗十九首》作者及写作年代、思想内容、表现主题、艺术特征，尽管经过了近一个世纪的探索，仍有很多研究课题。如对《古诗十九首》的人性复归、生命意蕴、时间意识、时空感悟的研究正成方兴未艾之势。对21世纪《古诗十九首》研究，曹旭提出了较为明确具体的意见：一是材料的收集，将隋树森未收集到的资料（各种古诗选本、后人拟诗、历代诗话评论、各种专著中等）尽量搜罗完备；二是资料的整合工作，把诗歌的意象的层面、意义的层面、体式的层面、风格的层面结合起来研究；三是更新观念，丰富研究方法，拓宽视野。[40]我们相信21世纪的研究者会继往开来,使《古诗十九首》研究呈现出新的气象。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