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笔花鸟画毕业论文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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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中国写意花鸟画的发展及技法变化

图式与艺理:写意花鸟画创作琐议

浅析写意花鸟画的构图

相对西洋画来说，中国画有着自己明显的特征。传统的中国画不讲焦点透视，不强调自然界对于物体的光色变化，不拘泥于物体外表的肖似，而多强调抒发作者的主观情趣。中国画讲求“以形写神”，追求一种“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的感觉：而西洋画呢？则讲求“以形写形”，当然，创作的过程中，也注重“神”的表现。但它非常讲究画面的整体、概括。有人说，西洋画是“再现”的艺术，中国画是“表现”的艺术，这是不无道理的。中国画与西洋画相比有着自己独特的特征，还表现在其艺术手法、艺术分科、构图、用笔、用墨、敷色等多个方面。按照艺术的手法来分，中国画可分为工笔、写意和兼工带写三种形式。工笔就是用画笔工整细致，敷色层层渲染，细节明彻入微，用极其细腻的笔触描绘物象，故称“工笔”。而写意呢？相对“工笔”而言，用豪放简练的笔墨描绘物象的形神，抒发作者的感情。它要有高度的概括能力，要有以少胜多的含蓄意境，落笔要准确，运笔要熟练，要能得心应手，意到笔到。兼工带写的形式则是把工笔和写意这两种方法进行综合的运用。从艺术的分科来看，中国画可分为人物、山水、花鸟三大画科，它主要是以描绘对象的不同来划分的。而中国画中的畜兽、鞍马、昆虫、蔬果等画可分别归入此三类。中国画在构图、用笔、用墨、敷色等方面，也都有自己的特点。中国画的构图一般不遵循西洋画的黄金律，而是或作长卷，或作立轴，长宽比例是“失调”的。但它能够很好表现特殊的意境和画者的主观情趣。同时，在透视的方法上，中国画与西洋画也是不一样的。透视是绘画的术语，就是在作画的时候，把一切物体正确地在平面上表现出来，使之有远近高低的空间感和立体感，这种方法就叫透视。因透视的现象是近大远小，所以也常常称作“远近法”。西洋画一般是用焦点透视，这就像照相一样，固定在一个立脚点，受到空间的局限，摄入镜头的就如实照下来，否则就照不下来。中国画就不一定固定在一个立脚点作画，也不受固定视域的局限，它可以根据画者的感受和需要，使立脚点移动作画，把见得到的和见不到的景物统统摄入自己的画面。这种透视的方法，叫做散点透视或多点透视。如我们所熟知的北宋名画、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用的就是散点透视法。《清明上河图》反映的是北宋都城汴梁内外丰富复杂、气象万千的景象。它以汴河为中心，从远处的郊野画到热闹的“虹桥”；观者既能看到城内，又可看到郊野；既看得到桥上的行人，又看得到桥下的船；既看得到近处的楼台树木，又看得到远处纵深的街道与河港。而且无论站在哪一段看，景物的比例都是相近的，如果按照西洋画焦点透机的方法去画，许多地方是根本无法画出来的。这是中国的古代画家们根据内容和艺术表现的需要而创造出来的独特的透视方法。在用笔和用墨方面，是中国画造型的重要部分。用笔讲求粗细、疾徐、顿挫、转折、方圆等变化，以表现物体的质感。一般来说，起笔和止笔都要用力，力腕宜挺，中间气不可断，住笔不可轻挑。用笔时力轻则浮，力重则饨，疾运则滑，徐运则滞，偏用则薄，正用则板。要做到曲行如弓，直行如尺，这都是用笔之意。古人总结有勾线十八描，可以说是中国画用笔的经验总结。而对于用墨，则讲求皴、擦、点、染交互为用，干、湿、浓、淡合理调配，以塑造型体，烘染气氛。一般说来，中国画的用墨之妙，在于浓淡相生，全浓全淡都没有精神，必须有浓有淡，浓处须精彩而不滞，淡处须灵秀而不晦。用墨亦如用色，古有墨分五彩之经验，亦有惜墨如金的画风。用墨还要有浓谈相生相融，做到浓中有淡，淡中有浓；浓要有最浓与次浓，淡要有稍谈与更淡，这都是中国画的灵活用笔之法。由于中国画与书法在工具及运笔方面有许多共同之处，二者结下了不解之缘，古人早有“书画同源”之说。但是二者也存在着差异，书法运笔变化多端，尤其是草书，要胜过绘画，而绘画的用墨丰富多彩，又超过书法。笔墨二字被当做中国画技法的总称，它不仅仅是塑造形象的手段，本身还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中国画在敷色方面也有自己的讲究，所用颜料多为天然矿物质或动物外壳的粉未，耐风吹日晒，经久不变。敷色方法多为平涂，追求物体固有色的效果，很少光影的变化。以上谈的中国画的特点，主要是指传统的中国画而言。但这些特点，随着时代的前进。艺术内容和形式也随之更新，并不断地发生变化。特别是“五四”之后，西洋画大量涌入，中国画以自己宽阔的胸怀，吸收了不少西方艺术的技巧，丰富了中国画的表现力。但是，不管变化如何，中国画传统的民族的基本特征不能丢掉，中国画的优良传统应该保持并发扬光大，因为中国画在世界美术领域中自成独特的体系，它在世界美术万花齐放，千壑争流的艺术花园中独放异彩。中国画是我们民族高度智慧、卓越才能和辛勤劳动的结晶，是我们民族的宝贵财富。中国画从形式上区分，大致可以归纳为工笔画和写意画两大类。其中工笔画的产牛源远流长，并有过辉煌的成就。1972午春在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元前206—公元25年)墓中发现的汉代帛画，就显示出工笔画的高超水平。在唐代(公元618—907午)以前，工笔画可以说足中国绘画的主体。至宋代(公元960—1279午)工笔画和写意画虽然并重，但工笔画仍然占有一定的优势。只是到了元(公元1271—1368午)、明(公元1368—1644年)时期，某些文人画家崇尚写意手法，提倡水墨画而致使工笔画口趋衰微。然而发展到了近现代，人们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 一些有识之士提出了革新中国画之后， 工笔画才逐渐有了转机，不过中国工笔画艺术真正得到复兴还是在现代。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 国家重视民族艺术，提出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文艺创作方针， 中国画也随着整个文艺事业的发展进入了—个新的发展时期。不少画家在传统中国画以及年画、连环画、壁画等领域中，广泛地采用厂工笔画技法，在实践中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出现了如《考考妈妈》(姜燕作)、《西厢记》(王叔晖作)、《大闹天宫》(刘继卤作)、《同欢共乐》(刘文西作)、《玉兰黄鹂》(于非间作)等优秀作品。不过由于画坛积习甚深，致使工笔画这一画种尚未达到人们应有的重视程度。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地才真正迎来了艺术的春天。这时工笔画艺术才得以显现出其蓬勃的生机。当今的工笔画创作题材广泛、形式多样，既有反映古历史题材或贴近现实生活内容的人物画， 又有意境清新、别开牛面的山水画以及牛机盎然、栩栩动人的花鸟画；画家们在艺术和技法的运用上也争相展示各自的特色， 并皆有所创新。更为可贵的足，画家们在实践与创新的过程之中，越来越发现工笔画艺术及其技法有着极大的潜能，其表现力之强、适应性之广，使其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也必然会有无限广阔的前途。艺术反映时代， 当今的工笔画艺术足在继承优秀传统的同时加以创造和革新的，它融进了新的内容和形式，在整体上真正展现出了时代的风采和面貌。这本画册正足反映这转变发展时期工笔画的艺术风貌。中国画构图的特点 1.散点透视 2.平面布置 3.随“意”组合 4.诗书画印 5.立轴、长卷、扇面、...构图，传统绘画中称为章法，现代绘画中称为构成，新老观念虽有不同，但基本含义还是共通的。人生活在时间与空间之中，现实世界的时间是流逝的、无限的，空间是三维立体的，无边无界的；而人的创造物——绘画，就时间而言是凝固的、有限的，就空间而言是二维平面的，有边界的。这两者是如此地截然不同，却又有着最密切的对应联系。所谓构图，就是将无限的立体结构转换成有限的平面结构。这种转换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创造过程。尤其是现代绘画，这种转换以纯粹创造的外表显示出来，生活与艺术之间的联系就更为抽象了。

我在面对陈林画作时突然发现，此前评说过的画家虽然不在少数，却没有一位正儿八经画花鸟的。之所以这样，完全不是有意为之，潜意识里却应当有些原因。陈林接受《书画名家》记者访谈时表达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人物画和山水画的承载能力更强，容易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花鸟画程式相对固定，更容易墨守成规。对于我等评说者而言，人物画和山水画多有变化，提供了更多的评说话语，从而有话可说；花鸟画缺少变化，可说的话也就多乎哉，不多也，甚至无话可说，所以留下空白。但是陈林很清醒，花鸟画不是容易陈陈相因吗？那就寻求突破，努力画出新的观念和新的图式。评说者很幸运，碰到了评说花鸟画的合适对象，感到有话可说，甚至不吐不快。      诚如陈林所说，相比人物画和山水画，花鸟画的稳定性显而易见。自唐代成为独立画科以来，两宋直至明代前期的花鸟画图式一直处于稳定不变的状态，大抵就是全景构图，以及从全景中截取部分景观而分化出来的折枝构图。稳定不变的图式结构与再现自然形态的创作方法密切联系，全景也好，折枝也罢，都是真实再现客观存在的花鸟景观，例如，南宋林椿的那幅《果实来禽图》，就是呈现了成熟的果实引来小鸟觅食的画面。晚明以来诞生的大写意花鸟画有所变化，以徐渭为代表的淋漓尽致、以八大为代表的言简意赅，都是以意笔取代工笔，简约了画面元素，丰富了画面寓意，却在图式上、以及与图式密切相关的叙事功能上没有质的突破。此后，花鸟画沿着工笔和写意两条技法线路向前推进，再也不见重大变异。有了一千多年的花鸟画发展史这个深厚背景，再来审视当代出现的新工笔花鸟画，包括堪称这个阵营中坚力量的陈林的画作，我们便感到价值不菲，意义非凡，如同张见先生在《定格迷局》中所说的那样：“陈林的理念是，叙述比再现更为重要。”       是的，《果实来禽图》叙述了“果实引来小鸟觅食”的事件过程，不能说不是叙事。然而，在陈林和新工笔画家们看来，叙事虽然是人所熟知的常用语词，此时却偏离了既定的语词阐释框架，进而引申为超越了视觉经验的一种创作观念。也就是说，陈林试图呈现的叙事性花鸟画面，与花鸟自然景观的客观再现已经大相径庭，他想对笔下的物象及其物象之间的组合做出描述，这种描述中渗透了主观意味，解读为超现实的逻辑关系，目的是要表现出衔接着传统笔法却又面貌一新的花鸟艺术世界。沿着这样的创作思路，陈林开始了他的不懈追求。大约是2002年，陈林先后推出《红豆角红蜻蜓》《红扁豆黄月亮》等画作，所呈现的画面与千年以降的花鸟画自然景观模式拉开了距离，从中可以感到强烈的主观重组意识和借鉴而来的构成倾向，可以感到画家已经发出了求新求变的明确信号。其后几年，陈林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攻读美术学博士学位，在北京与悄然兴起的“新工笔”画家群有了频繁接触，并且一拍即合，加速了求新求变、特别是在创作中强化叙事功能的步伐。到了博士毕业的2006年，陈林笔下的禽鸟身份发生了重大变化，不再是单纯的自然物象，而被赋予具有现代意义的叙事姿态。这些禽鸟面对新鲜的、眼花缭乱的人文景观，正在细致观察，深入思考，准确判断，努力沟通，从而形成识别性很强的新工笔花鸟画风貌。      从2006年到2008年，陈林屡屡以《误入》系列参展。虽然现今找不到属于这个系列的太多作品，我还是对此充满兴趣，并确信这批作品在他加入新工笔阵营之初具有标志性意义。仅仅是这个带有悬疑意味的画题，包括那些同样带有不确定因素的子画题如“疑”、“恍”、“探”、“巡”等，就能激发旁观者的追问意愿和打探究竟的冲动。陈林果真是“误入”吗？应当不是，他以坚定的步伐走上“新工笔”的创作道路，无疑是蓄谋已久，掂量再三，准备充分。既然不是，陈林仍以“误入”冠名，乃是运用了灵活机动、以退为进的叙事技巧。毕竟处在冲撞传统工笔画法的尝试阶段，有所疑虑的画题为踏入新路留有很大的余地，展示了低调的身段，表达了谨慎的态度，发挥了缓冲的作用。即使前路受阻，抑或此路果真不通的话，反正有言在先，折回头重新探路就是。在这样的叙事背景下，《误入》系列里的那只雉鸡粉墨登场，表演十分精彩：它来到了一个通向远山的陌生路口，有时东张西望，显得四顾茫然；有时索性把头躲藏起来，遮挡着不能确信是否“误入”的尴尬表情。它心中正在盘算着未来的走向，前面的路还有多远？前面的山是我的归宿吗？其实，它知道自己没有走错路，只是作为开拓者，需要多思索一会，多权衡几次，以便找到准确无误的方位。循着这只先锋雉鸡的足迹，陈林的“误入”一发而不可收，不仅快步跨入先贤大师们的经典画廊，还径直闯入了中国画家很少涉足的西方名画禁区，从古今中外的文化冲突中寻找融合的可能性，延伸着“新工笔”的叙事旅途。比如那幅2006年画成的《梦中宣和·芙蓉锦鸡》，宋徽宗笔下的锦鸡正在诉说远离尘嚣的寂寞，经由几何体的折射呈现为顾影自怜的情状，失去了昔日拥有的五色斑斓的华贵和回眸翘望的典雅。陈林派出的麻鸭面对着时代变迁，沧海桑田，感到始料未及，一只脚爪不由自主地向后翘起。我们隐约听见麻鸭的慨叹，它踌躇于自己是不是走错了地方，而不管“误入”与否，锦鸡头上闪烁的光环终究有些恍如隔世，不可能永葆青春。又比如2008年画成的《凡·爱克的婚礼》，陈林派出两只冠鹤“误入”这幅尼德兰画家的名作，用以置换原画中的阿尔诺芬尼新婚夫妇。冠鹤已经意识到自已扮演着不速之客的角色，但是，既来之，则安之，事已至此，只能勉力掩饰内心的忐忑不安，融入略加改造的崭新环境，营造与婚礼仪式相适应的和谐氛围。应当承认，陈林派出的几批禽鸟都很胜任，它们打着“误入”的旗号，顺利完成了趟路和试水的光荣任务。它们的叙事过程充满了戏剧性，以疑问和悬念开场，以文化冲突转向文化融合的圆满结局落下帷幕。与此同时或者稍后一些，陈林还画出一大批性质类似的作品,诸如《偶遇韩干》《盛宴》《致维米尔的信》《镜中的玛格丽特》《怀斯的阳光》《波提切利之舞》《莫兰迪·误入》《游记·里斯特》《飞过爱德华·霍珀》等等，都可以视为巩固胜利果实之作，共同证明了此路并非“误入”，前途畅通无阻。      经过三、四年时间的创作实践，一种个性鲜明的新工笔花鸟画图式从陈林的笔底应运而生。在这种图式中，前景的禽鸟具备了灵性和知性，具备了审视与思考、分析与判断、回眸与展望的功能，它们与身处的虚拟场景组成了淡化矛盾、促进沟通、达成和解的叙事结构，从而摆脱了再现自然形态的传统程式，洋溢着浓郁的时代审美气息。此时，陈林对于精心谋划的既定方向愈加感到自信，不再是低调的“误入”，转而是执着的“寻觅”、深情的“迷恋”和欣慰的“共鸣”。到了这个阶段，陈林画作的叙事主题也在发生着重大变化，不再探讨“新工笔”的可能性，转而展示“新工笔”的丰富性。2010年，陈林先后推出《寻觅十二钗》系列、《瓷恋》系列和《天工之恋》系列，派出各类禽鸟广泛寻访，涉猎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诸多领域，深入梳理新工笔花鸟画与历史文脉之间的传承路径。很显然，与“误入”相比，“寻觅”的内在涵义更为积极主动，清晰表明了方向已经明确，目标就在前头，完全没有是否走错路的疑虑。《寻觅十二钗》系列是非常值得琢磨的作品，各色禽鸟摆出各种各样的寻找姿势，它们正在努力寻索的对象，在第一幅中只是空空如也，而在随后各幅中不过就是一串很平常的饰物。这个系列颇多耐人寻味之处：首先，“十二钗”的画题和那些画中饰物的点缀，共同给出寻觅目标上的提示，无论是《红楼梦》里的大家闺秀，还是珍珠手串与其他古典物件，无不富有强烈的历史文化指向，指引着苦苦寻觅的禽鸟们奔向前方，奔向传承文脉的深层空间。其次，那根用于串联饰物的红丝线，则给出寻觅关系上的提示，红丝线很细，但是很结实，很牢靠，牢固捆绑着各色禽鸟与它们的标的物，紧密牵引着新工笔花鸟画的来龙去脉，既是传统的变异，也是传统的衍生。再有，大同小异的画作竟然接连画出12幅，又给出寻觅立场上的提示，就是乐此不疲，就是不厌其烦，数量上的积累传递了不容置疑的叙事语气，宣告了不达目的、势不罢休的坚毅态度。遵循《寻觅十二钗》系列所提供的叙事线索，《瓷恋》系列和《天工之恋》系列朝着扩展领域和强化情感浓度两个方面深入行进，使个性突出的新工笔花鸟画图式趋于丰满，趋于成熟。在扩展领域方面，两个系列分别引入了瓷器和纺织器械，两者都是中国传统手工艺的杰作，而前者简约、纯净、温润如玉，更加贴切本土文化精神；后者带有几何构成倾向，更加衔接西方艺术理念，尤其是从未入画的后者，为工笔花鸟画的题材范围增添了新的审美趣味。在强化情感浓度方面，禽鸟们已经认定了心仪良久的对话物象，进而陷入深深的迷恋之中，这就增添了浓郁的情感色彩，这些禽鸟的叙事状态随之转换，或者愈加亢奋，有如《瓷恋·歌》中放声咏唱的大麻鳽；或者愈加心无旁骛，有如《天工之恋·牵》中咬定丝线不松口的两只火鸡。及至2011年，陈林的《共鸣》系列面世，把禽鸟与各种各样的民族乐器、西洋乐器并置在一起，不仅再次扩容了访问对象的范围，广泛调动了题材元素的参与意识，尽情拓展了画面构成样式的想象空间，而且开启了古今交流、中外碰撞的双重对话机制，体现了坚持不懈的学术追求和所达到的叙事深度。      大概是2012年以来，陈林每年都要画成几幅《畅神》系列的作品，至少持续了四、五年。其间，他还在画着《乐逍遥》系列、《逍遥游》系列和《醉潇湘》系列。我们看到上述画题，似乎看到了陈林派出的禽鸟们正在自由自在地翱翔，看到了一种更为宽松、更为放逸的叙事风度。此时，原先画作中那些起到分割块面作用的转角、扶梯、窗棂、屋檐等建筑构件已然退隐，那些与中外经典图像相关的拼贴痕迹也被悄然抹去，画面空间显得相对简净和恬淡，减少了舶来的构成倾向，进行了较大限度的还原性处理，为禽鸟的往返畅游营造了良好氛围。比如《畅神·潇湘之思》《畅神·半千之韵》《畅神·鹊华之秋》等作，没有局部镶嵌名人名画，而是全景式地展开了董源、赵孟頫、龚贤的山水画卷，处于同一时空的禽鸟们顾盼生姿，两者之间没有构成并置关系，而是相互包容，荣辱与共。《畅神·半千之韵》里的番鸭借助那座引桥，准备进入画卷，《畅神·鹊华之秋》里的角雉悠闲自如，干脆连引桥都不要，即将穿梭在宁静、疏旷的山水怀抱当中。还是《畅神·得鱼》更有意思，那只琴鸡闯入了一处文人书房，看到书桌上摆放着画有芦雁和墨竹的册页，以及压在上面的线装画谱，激动得难以自制，腾空而起，展翅高飞，毫不理会自己本是天外来客。由此看来，从《畅神》系列开始，陈林再次转换了创作重心，他的禽鸟们也再次转换了叙事话语：关于创新图式的形式感的探索，可能会暂时告一段落；关于传统文化内在精神的探究，相比之下则显得更为重要。      从“误入”到“畅神”，陈林经历了与笔下禽鸟朝夕相处的愉快的创作旅程，经由他的主导和有效掌控，所有的禽鸟成功实现了一次华丽的转身，不再是自然景观中步入画面、从而被真实再现的客体物象，它们肩负着画家的嘱托和重要的使命，成为画面的叙事主体。我们一面倾听着这些禽鸟的呢喃细语，一面见证了新工笔花鸟画所取得的显著进展。接下来，这些感动过我们的禽鸟们将要飞向何方，让我们满怀期待。                                        2018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