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司法困境研究论文

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技术加速创新，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领域、全过程。我国现已成为规模优势明显、产业局部领先的数字经济大国。

当今世界已全面进入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深刻地影响着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并催生了众多的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的交织影响，我国在数字经济建设方面仍存短板，面临诸多挑战。

1、数据要素市场化举步维艰

数据要素市场化将有效推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当前我国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尚处于起步阶段，数据要素市场化举步维艰，主要体现在：数据权属界定不清、数据开放共享程度低、数据孤岛化、碎片化现象突出、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的隐患。

2、数据权属界定不清

权属关系是生产要素至关重要的属性，也是数据交易的基础。我国现有法律对“数据产权”还没有明确的规定，数据权属界定不清一直是掣肘数据要素高效配置的痛点。当前，数据拥有方不愿或不敢把数据拿出来交易，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数据权利不清晰。脱离了明确的数据产权界定这一基础，数字经济市场化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的一种尝试，势必会引发一系列纠纷。只有破解数据权属界定不清的痛点，才能推进数据要素交易健康有序发展。

3、数据开放共享度低，数据孤岛化、碎片化现象依然突出

我国由于体制原因，部门行业条块分割的“行政孤岛”，导致了“数据孤岛”使数据共享不足、开放利用不够。数据孤岛化、碎片化的阵痛主要不是技术问题，尽管也会有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等方面的考虑，但主要还是利益问题，背后隐藏的部门集团利益导致了数据孤岛的产生。广泛存在于政企之中的数据孤岛不仅制约着数字经济发展，而且也制约了“数字中国”建设。

4、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的隐患

数字化时代，数据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被誉为“新石油”。通过数据再利用则可使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成倍增加，但数据也是把“双刃剑”。数据要素对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的要求远远高于其他传统要素，数据安全问题不仅危害个人隐私和商业利益，还会扰乱市场资源配置，甚至会造成公共危机。随着我国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政府数据治理框架和数据立法缺位，数据创造、收集、使用和开放无法可依，数据的深度融合应用不断衍生出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的隐患，已影响到了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发展数字经济，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既是重点，又是难点，更是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问题。

5、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

虽然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二，但我国仍然是一个数字技术应用型大国，不是数字技术原创型大国。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最大风险隐患，目前我国的一些关键零部件、系统软件、高端装备等关键核心技术基本上依赖进口，与之带来随时可能面临被“卡脖子”的风险，进而困扰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主要根源于我们急功近利心切，长期以来不重视基础研究。

破解核心技术卡脖子难题，只有积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潜下心来持之以恒强化基础研究，加大对“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如果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实施的高科技封锁与围堵，能够激起我国在关键核心技术上奋起直追，加快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这无疑也是一个机遇。

6、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薄弱、数字人才短缺

近年来,虽然我国数字经济迅速发展，但数字经济基础设施薄弱环节依然不容忽视,主要体现在5G网络、物联网、工业互联网、数据中心、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薄弱；在核心技术研发、大数据挖掘应用等领域的人才储备不足，自主创新研发能力较弱。

数字基础设施和人才是夯实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石，当前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薄弱和数字技术人才储备不足、数字化人才短缺，已成为制约快速推进我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瓶颈。试想没有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人才岂能有高质量的数字经济发展。

7、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壁垒仍然较高

企业是市场的主体，中小企业约占我国全部企业总数的99%，贡献了80%的就业，70%的技术创新，是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主力军。建设数字中国，仅有一批大企业是不够的，需要中小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上发力。相比于大企业，广大中小企业数字化发展水平总体偏低，不同行业发展水平良莠不齐，对不少企业而言，由于转型能力不够、转型成本偏高、转型阵痛期较长，陷入了“不会转”“不能转”“不敢转”的困境。加快推进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必然要求，也是大势所趋。我们必须抓住机遇、直面新挑战，多措并举为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赋能，全面降低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壁垒和成本。可以预期，广大中小企业会转型、能转型，敢转型之时，就是我国数字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之日。

必须强调的是，发展中的短板并不可怕，但决不能任其“短”下去，重要的是要把短板找出来。找准短板很重要，补齐短板更关键。当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浪涌潮兴，只有在发展中找准短板，才能精准发力补齐补好短板，打通制约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节点，顺势而上，加快推进“十四五”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换道领跑、“弯道超车”，使我国赢得未来全球竞争的新优势。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补齐补好数字经济短板路阻且长,需要保持战略定力和历史耐心，稳扎稳打，久久为功。形式主义急于求成、急功近利的行为都只会贻误历史发展的机遇。

从字面上看，数字经济就是基于数字技术的经济，而数字技术的发展往往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难以分清，所以很多时候数字经济也常被称作互联网经济或网络经济。早在上世纪互联网发展初期，美国商人唐·塔普斯科特就在1995年出版了一本名为《数字经济》的著作，详细论述了互联网对经济的影响，他被认为是最早提出“数字经济”概念的人之一。随后数字经济常被理解为因为数据信息可通过网络流动而产生的经济活动，比如开一家网店，店家和消费者不用实际见面，就能传递商品信息并讨价还价。这样的经济活动显然具有便捷优势。同时，一些关于网络发展的理论被引入数字经济中，比如梅特卡夫法则，它指出网络的价值等于其所有网络终端数量的平方，换句话说就是用一个网络虚拟平台的人越多，这个虚拟平台对于每个用户的价值就越大。互联网企业家、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也是从这个角度理解数字经济。他作为演讲嘉宾出席本届汉诺威IT展开幕式时说，今年展会的主题为“数字经济”，与其说数字经济，不如说是数据经济。因为数据传输的缘故，各种数字经济活动皆有可能。此外，“数字经济”还包含数字技术与各项实际产业的结合。汉诺威IT展官方网站指出，从农业、工业到医学，各行各业都在经历数字技术的改造。

数字金融是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从源头上防范和治理金融风险,法治将是基础保障。当前,数字金融法治建设现状如何?法律法规制度对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是否提供了充足保障?金融机构个人数据处理有哪些风险?数字金融司法裁判实践存在哪些问题和困境?对此,南都专访了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互联网金融法律研究院院长李爱君。 谈现状 不同规模类型的金融机构 数字化转型能力差别大 南都:随着国家政策密集出台,越来越多金融机构开始 探索 数字化转型,如何评价目前行业整体的数字化转型程度?有哪些特点和存在哪些问题? 李爱君:金融机构的数字化转型是长期存在、逐步推进的一个过程,广义范围来说 科技 发展与金融业务的结合过程都是金融机构的数字化转型。近些年国家政策支持之下的金融机构 探索 ,是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新一代技术出现后,金融机构运用这些技术以提升效率、优化服务、降低成本,推进线上服务以及进行产品创新等。目前行业数字化转型仍在进行中。 目前不同规模类型的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能力差别大,金融机构不同业务环节和不同类型的客户群体之间存在差异,金融机构和互联网平台企业的合作不平衡,数字化转型给现在的分业监管体系带来挑战,亟需适合行业发展和有效发挥监管功能的新体系,而且法律法规制度对金融机构的数字化转型保障相对落后。 未来数字化转型覆盖到金融机构服务和业态的方方面面,金融机构需更加重视维护数据安全、拓展服务领域,行业融合趋势明显,更加注重金融 科技 创新、金融效率与安全的价值平衡,强调数字驱动与数字治理。 谈治理 存在客户个人信息保护等风险 应建立数据安全协同治理体系 南都:由于 科技 发展,在综合经营的情况下,金融机构之间进行数据共享的情况越来越多,存在哪些风险?如何提高数据安全治理水平? 李爱君:目前主要存在客户个人信息保护、隐私保护、商业秘密泄露、数据泄露等风险。提高数据安全治理水平,需要建立数据安全合规审查机制,建立覆盖数据治理全生命周期的安全保护机制,建立金融机构内部与外部的数据安全协同治理体系,提高 科技 治理水平。 李爱君:数字金融消费者权益包括信息安全权、受尊重权、受教育权、依法求偿权、财产安全权、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及公平交易权等。相对应地,首先,数字金融经营者应在内部提升数据安全技术,完善数据治理制度,在外部进行数据共享时要注意保护消费者个人信息安全；第二,应结合特殊数字金融消费者群体的特殊需求,细化数字金融经营者的经营行为准则；第三,采取形式生动、最受消费者欢迎且容易接受的宣传教育方式,结合不同类型需求,开展有针对性的金融教育活动,这一定程度上可以缓和双方信息不对称和交易地位的不平等；第四,应完善纠纷解决渠道建设,强化数字金融经营者交易信息留存义务；第五,在监管部门严格准入管理、强化资金监测的同时,数字金融经营者应加强自身经营行为的合规性；第六,数字金融经营者应通过强制阅读的方式,强制数字金融消费者阅读可能对其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第七,监管部门应进行持续性的监测与管控,要求数字金融经营者及时整改限制消费者自主选择权与公平交易权的行为,同时为消费者提供便捷、有效的投诉渠道。 谈实践 数字金融案件存在属性界定困境 金融监管总是滞后于金融创新 南都:目前数字金融司法裁判主要集中于民商事及刑事领域,如互联网平台借贷合同纠纷、金融犯罪及个人信息犯罪等,在司法实践中主要存在哪些挑战? 李爱君:一是存在数字金融案件属性界定的困境。一方面是管辖法院和地域界限判断不明,另一方面来自于案件涉及主体的复杂性涉及多个主体。二是数字金融司法案件中的数字金融平台定位不明造成了司法实践中的不同思路,比如《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 健康 发展的指导意见》将网络贷款平台、股权众筹平台等数字金融平台的性质界定为金融机构,而《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将以网贷平台为代表的数字金融平台界定为信息中介机构。三是数字金融的司法裁判规则与监管规则适用界限不明,尤其是监管规则能否作为司法裁判依据的问题尚需进一步解决。四是存在“执行难”的问题,比如跨地域的数字金融案件的执行,会因为地域上的差异带来执行上的障碍,另外,由于数字金融的虚拟性,司法裁判机关在立案以及审理的过程中常常采用电子送达和执行等区别于实体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执行的不确定性。 南都:针对金融数据保护、数字货币、金融数据跨境等前沿问题,我国数字金融领域立法呈现什么样的特点和趋势? 李爱君:目前国家和地方关于数字经济的立法活跃。国家层面有《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等法律法规,各地方也纷纷出台针对数字经济的立法。国家政策导向明显,鼓励各部门各地方进行立法和 探索 ,数字金融领域立法成为数字经济立法的一个部分。 从数字金融立法发展趋势来看,重点包括 探索 以基本法形式出台个人数据权益保护或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的专项法,确立数据主体的权利；加大对侵害数据主体权益的处罚力度；结合国情设计跨境数据流动的条款；对数据监管职能进行统一规划,发挥各地资源或条件优势,统筹布局,协同发展,彰显特色；设立域外适用条款,扩大法律的地域适用范围,以保障数据主体的合法权益等。 南都:在推动数字金融发展的过程中,如何平衡创新驱动和合规发展?接下来一段时间内的监管要点和趋势是什么? 李爱君:金融发展规律证明了金融监管总是滞后于金融创新,金融创新加剧了法律的不完备性,而且监管本身就是为解决法律不完备性所创设的。在法律不完备时,金融监管的价值是实现“剩余立法权”和“剩余执法权”,目前我国数字金融监管主要致力于与国际 社会 接轨,推动数据立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是我们国家目前正在进行以及在可预见的未来继续 探索 的监管要点。值得一提的是,我国还大力发展金融 科技 ,并强化金融 科技 监管。从趋势来看,未来将坚持监管中性原则,鼓励创新、风险可控和金融安全相统一,确保普惠、效率和 社会 伦理的平衡,区分金融风险、经营风险和技术风险,进行分类监管。 在提高监管 科技 水平方面,应提高监管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强化监管 科技 的应用。以数字化手段为基础,创新监管工具、完善监管规则。提高金融领域监管的透明度和法治化水平。有序推进金融创新,开展监管试点。强化金融监管风险评估机制,实施包容审慎监管。 从趋势来看,未来将坚持监管中性原则,鼓励创新、风险可控和金融安全相统一,确保普惠、效率和 社会 伦理的平衡,区分金融风险、经营风险和技术风险,进行分类监管。——李爱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