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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般聊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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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aomi595629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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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艺术是一种崇高的艺术形式,以其哀伤的叙事情节和悲愤的情感震撼人心。而中国悲剧艺术独特的文化视角,向人们展示了悲剧艺术的鲜明特征,它唤起人们对正义、崇高、良善的心理认同,激发人们对审美价值和人生价值的深沉思考。 悲剧艺术从广义上讲,就是以悲剧故事为体裁的艺术形式;从狭义上讲是一种特殊的民族艺术。不同的民族和国家由于政治经济、历史条件、民族性格、文化素质、道德观念、审美情趣等的各异,会形成各自不同的艺术特征。在我国,关于“悲剧”一词,据考证直至晚清时才偶然在一些文论中出现。而古代文学往往把那些悲惨之作称为“怨谱”或“哀曲”;在民间,老百姓则称之为“苦戏”,这可以视为中国悲剧艺术的最初形式。 从一定意义上讲,悲剧艺术是有明确的文化理想和价值目标的;反映的是人们在对苦难命运具有大致认同的基础上,怀着悲壮的豪情践履自己使命的情操。那些悲剧人物往往不畏险恶,甘愿为承担时代的苦难而付出,甘愿将其牺牲纳入道德的谱系中,牺牲者并因此获得精神的永生。同时,由于社会分为不同的政治集团、不同的结构层次,这种道德追求和社会评价的标准也会各不相同,而道德标准的异化也会滋生痛苦哀伤的情愫,因此而在艺术形式中表现出来。也就是说,道德生命同样会喷发出情感的岩浆,从而凝铸成悲剧艺术的基石。 中国悲剧艺术的艺术特征 在各种不同类型的悲剧艺术中,悲剧人物的人格形象,是伴随着悲伤苦难而逐渐在大众审美过程中被不断接受和确立的,正因为这个原因,悲剧艺术才总是有一种英雄的壮丽色彩,而在人们的情感反应中,也总是带着惊奇和赞叹的成份。悲剧艺术强调群体与个人二元价值的弹性选择,悲中有怨,怨中有悲,呈现出价值评判式的矛盾冲突的展示方式,从而构成中国悲剧艺术的独特模式。 一、叙事的冲突性。歌德说:“悲剧的关键在于冲突得不到解决,而悲剧人物可以由于任何关系的矛盾而发生冲突,只要这种矛盾有自然基础,而且真正是悲剧性”。如梁祝的故事不仅感动了一代代少男少女,而且也令许许多多的成年人为之伤感。人们如今已经习惯将这个故事界定为“悲剧”,称其为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梁祝的故事充分体现了悲剧艺术的特征,即人类情感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归结起来悲剧艺术的根本特点主要有两点:一是冲突的不可解决性;二是悲剧冲突引起人们的怜悯、同情、哀怨甚至焦虑、孤独、崇高、毁灭、死亡等情感体验;这些悲剧冲突的体验形式共同渗入作品之中,使作品的悲剧性在不同层面的体验之中显现出来。如《汉宫秋》以表现汉元帝与王昭君的爱情冲突为主线,同时,爱情线索与政治线索之间的冲突也以悲剧的形式表现出来,伴随爱情与政治线索之间的冲突便是怜悯和恐惧。因此,随着剧情的发展,到冲突的加速,作品呈现出了完整的悲怨情感的体验形态。对于悲剧冲突来说,由于其主要在于展开苦情的冲突历程,追求剧情的曲折性,即善恶、忠奸、正邪、美丑的多层次冲突,所以,得到的是悲愤激烈、凄惨的苦情审美效果。 二、审美的情感性。悲剧艺术鉴赏是一种审美情感,因而悲剧艺术的怜悯也是一种审美同情。悲剧艺术除了能唤起人们的怜悯外,同时能唤起人的情感。也就是说,我们欣赏悲剧艺术时,就好象观看一场大风暴。我们先感到的是,面对某种压倒一切力量的那种恐惧,然后那令人畏惧的力量又将我们带到一个新的高度,在那里我们体会到平时在现实生活中很少能体会到的活力,它在征服我们和使我们感到敬畏之后,又会使我们振奋鼓舞。欣赏者欣赏悲剧艺术时,随着故事情节的不断深入,会与主人公达到同呼吸共命运的共鸣境界,使人们感到振奋,产生快感。 三、题材的国民性。从悲剧意识上看,作为中国最著名的爱情悲剧《梁山泊与祝英台》,与在西方同样著名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所刻画出的国民性就不同。两者结局虽大同小异,主人公最终殉情,但反映出的两位作者的悲剧意识及其所体现的文化底蕴却“大相径庭”。中国的“梁祝”最后终于“化蝶双飞”,是一种凄美的结局,更体现了一种“神往”的祝愿。而西方的“罗朱”最后的结局很平凡,也很实在,是一种值得人信服的结局,因而给人以巨大的冲击与震撼。中国悲剧艺术所表现出的悲剧结局和西方不同。西方悲剧的结局意在普遍引起人们的怜悯与同情,甚至恐惧,使人们的思想在悲剧冲突中得到提升。而中国悲剧艺术并不重视悲剧结局引起的人们的种种情感体验,它不主张人性在悲悯中得到净化,而总是在悲剧事件结束之后,又续接一段体现剧作家或观众的理想愿望的情节,使悲剧冲突得到淡化,理智地去调控由悲剧冲突引起的情感体验,使之渐趋平缓,并获得心理上的满足与精神上的安慰,这不仅符合“中和之美”的美学原则,也符合中国大众传统的文化习惯和民族心理,正如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说:“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著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享”。① 中国悲剧艺术的大众审美价值 大众审美价值总是从具体而多样的艺术现象中“提取”出来的。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度,艺术现象不同,审美价值就可能体现出明显差异。悲剧艺术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从对人性的透视和人类价值的评判中,来达到心灵共鸣、精神启迪的作用。 归纳起来,中国悲剧艺术的审美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理想之美。亚里士多德最初在解释悲剧时指出:悲剧是人生中严肃的事情,它不是悲哀、悲惨、悲痛、悲观或死亡、不幸的同义语,它与日常语言中的“悲剧”一词的含义并不完全相同。所以作为美学对象的悲剧艺术,必须是能够使人发奋兴起,提高精神境界,树立对幸福人生的理想。悲剧艺术通过丑恶对美好的暂时的一种压抑,来强烈地展示美的最终和必然的胜利。实际上,悲剧艺术所显示的审美特性必然展现出一种对幸福理想之憧憬,更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在悲剧艺术中,人们面对失败的惨象,却有胜利的感觉。那是艰苦卓绝的斗争后的失败,而不是怯懦者的屈服投降。因此,对悲剧艺术来说关键的不仅是巨大的痛苦,而且是对待痛苦的选择方式,没有对灾难的反抗,也就没有悲剧艺术。引起人们快感的不是痛苦和灾难,而是反抗精神和对未来美好的执著追求。 因此,悲剧艺术在无意间产生出合乎道德理想的深远影响。因为理想之美受到摧残时,又导致其被压抑的情感得以反弹,使人们从悲剧人物的苦难和毁灭中认识到真理,它能唤醒人们,鼓舞战斗,从而使人们的道德情感得到陶冶。 二、道德之美。亚里士多德在谈到悲剧的道德作用时认为,悲剧激起哀怜和恐惧,从而导致这些情绪的净化,人受到净化后,就会感到一种舒畅的松驰,得到一种无害的快感。亚里士多德的净化说带有社会的道德的思考。可以说,古往今来,没有一个真正的悲剧作品不与道德有关。悲剧艺术具有道德教化的典型意义,藉此可以获得良好的道德启迪,有效地提升人们的道德情操。关汉卿的《窦娥冤》曾被国学大师王国维称作“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的悲剧艺术名作。对其主要人物窦娥的形象,人们普遍认为在她身上体现了对黑暗社会勇敢反抗、宁死不屈的斗争精神。但在今天看来,这个人物悲剧性格的完成,除了自身的生命要求遭恶势力压抑迫害所致外,也并不排除传统伦理道德产生的负面影响。这从她对妇女改嫁的态度和拒绝张驴儿逼婚的描述中可以体会出来:“日恩忘却,新爱偏宜;坟头上土脉犹湿,架儿上又换新衣。哪里有奔丧处哭倒长城?哪里有浣纱时甘投大水?哪里有上山来便化石?可悲可耻!”在这里,封建伦理倡导的“从一而终”的妇道成了女主人公抗暴的唯一武器,而促成窦娥悲剧的传统伦理道德在作品中却贯穿始终,这也是中国传统悲剧艺术不可避免的时代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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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亦儿

一、选材不同(一)题材来源 :中国古典悲剧多描写社会现实,关汉卿生活在元代社会底层,通过《窦娥冤》揭露统治阶层的仗势欺人和昏庸无能,歌颂窦娥的勇于斗争精神。西方悲剧多取材于神话传说和史诗,《哈姆雷特》根据丹麦传说改编而成,符合中国美学家朱光潜概括的悲剧艺术制造“距离”的方法之一 :时间和空间的遥远性,使读者产生额外的美感。(二)事件选择 :中国古典悲剧事件的发生具有渐变性,如窦娥的悲剧基调就由其父欠债不还而起,接着有赛卢医谋财害命、张驴儿父子以强凌弱和判官桃杌的昏庸错判,事件由小及大导致矛盾大爆炸,带有曲折美的性质。西方的悲剧事件则是崇高的基调,不仅人物高贵,而且悲剧事件经历大喜到大悲的巨大落差,呈现出阶段性特征,因此哈姆雷特才会以王子的身份为整个民族的幸福而复仇,拥有不惜牺牲生命的悲壮气势。二、悲剧主人公的设置不同( 一 ) 悲剧人物选择 :窦娥是悲剧中心人物,其父窦天章是线索人物。哈姆雷特是悲剧人物,犹豫的性格使其致命。中西方相似的悲剧情节选择了截然相反的悲剧人物,而且窦天章将悲剧导向结局,哈姆雷特使悲剧拉开序幕。这种设计成就中西方悲剧矛盾的不同解决方法 :中国是惩罚别人,凡是欺负到窦娥的都没有好下场,西方则是惩罚自己,哈姆雷特就生活在漫长的否定自我中,需要不断忏悔。(二)人物困境形式 :中国古典悲剧人物面对的是儿女私情、夫妻情义等琐碎事情,如窦娥的困境就是不愿婆婆受刑罚而屈打成招 ;西方悲剧人物面临的困境则有崇高性质,关系人类生死存亡,哈姆雷特就肩负为父报仇和拯救劳苦大众的使命。这导致中西方悲剧冲突的激烈程度不同 :中国悲剧冲突双方力量对比悬殊,弱小一方只能忍气吞声,西方悲剧则由于冲突双方力量相当,人物才会抗争到底。所以中国悲剧让人感到人是世俗生活的部分,西方悲剧让人感到人是宇宙的部分。(三)人物形象 :中国悲剧人物形象多是市井平民,窦娥就是封建社会下层的小人物,而统治者是不会有悲剧性质的。西方悲剧人物身份高贵,哈姆雷特就是王子,这是基于西方强烈的人文主义气息,所以悲剧可以无处不在。(四)人物主体的被动性与自知自觉性 :中国悲剧主体无法控制自己的命运和事件发展方向,窦娥就是被迫卷入冤案的代表。西方悲剧主体会有强烈的自由自主意识,多用理性分析困境原因,哈姆雷特就用理性战胜爱情和亲情。这就表现出中国人物的“为他性质”和西方人物的英雄主义情节。(五)人物追求的价值不同 :中国悲剧人物追求幸福感,即社会公平、家庭和睦、人生圆满等传统文化价值,窦娥想要的正是封建道德“衷”与“节”。西方悲剧人物则追求存在感,哈姆雷特用行动去证明存在改变现状。不同的价值追求导致中国悲剧需用毁灭实现,西方用斗争实现。三、悲剧冲突不同(一)人物内心冲突 :中国古典悲剧人物内心冲突来自两种社会伦理的夹缝感,冲突建立在社会现实中,且是外在情节悲剧,窦娥就处于善恶交织中。西方悲剧则是个性与社会的冲突,且悲剧冲突由客观向主观移动,所以莎士比亚才特别注意哈姆雷特的内心独白。(二)戏剧主题冲突 :中国古典悲剧冲突多是善与恶、忠与奸、美与丑的交织,符合中国文化中阴阳对立走向平衡的性质,窦娥在善恶的漩涡中实现三桩誓愿。西方悲剧则通过主人公的内心忏悔表达挣扎的冲突,哈姆雷特的心理犹豫、行为踌躇而延误复仇计划,造成内心冲突的悲剧。(三)冲突追求的价值 :中国悲剧追求情节曲折,悲剧人物有理想色彩,冲突双方人物性格有单向性,窦娥就是纯粹善良的化身。西方悲剧则是对立两面主动出击,且有一定联系,哈姆雷特追求人文主义,与现实克劳狄思为首的封建阵营产生冲突,导致互相残杀,双双毁灭。四、悲剧结局不同(一)形式 :中国悲剧结局追求大团圆,极少忧郁感,让人感觉是命运的弥补,窦娥就在浪漫主义手法的掩护下得以平反,符合观众的审美期待,属于中国式的带有安慰性质的喜剧结局。西方悲剧则惯用大悲结局,从过程到结局全部痛彻心扉,哈姆雷特就是用死亡和毁灭的极端构建悲剧的崇高感和悲壮感,从而达到精神的永远胜利。(二)原因 :中国的道德判断战胜理智而缺乏对人的本质盘问,这就导致精神的自我麻痹而从生理上得到补偿的快感,矛盾就会得到转化。西方由于基督教认为人死有灵,因此人们会把生死置之度外,必要时舍生取义,哈姆雷特身上就有一种绝不后悔的英雄主义牺牲精神,他死后,他的敌人也变为空白,代表了西方希望在斗争中重塑和谐的精神。五、审美效果不同(一)悲剧意义 :中国古典悲剧的弃恶扬善给人道德劝诫,教化人们知足常乐,遇到不幸不喜不悲,用平和心态面对一切,窦娥就用死来成就孝道。西方悲剧倾向于真理的探索,主人公具有冒险心理,哈姆雷特的悲剧实现了理智沉思,并带有强烈的真实感。(二)美学风格 :中国古典悲剧有中和之美,反映了中国人民中庸的生活态度,悲哀而有节制,无伤大雅,窦娥的悲剧实现了喜剧的效果,悲喜交加达到平静。西方悲剧则用英雄主义的理想实现崇高,哈姆雷特让人由怜悯到崇高最后再到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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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柚崽崽!

中西两弃妇 反抗各不同——美狄亚与刘兰芝悲剧形象比较提要:《孔雀东南飞》与《美狄亚》是中西方文学史上描写弃妇形象的典型作品,它们细致刻画了妇女在婚姻家庭中不自由、不平等的地位,谴责了封建家长制和夫权统治对女性的凌辱,塑造了善良忠贞、刚毅反抗的妇女形象。在艺术表现上,二者既有相似,又有不同。美狄亚与刘兰芝在地域上远隔千里,在时间上相距六百多年,是不同文化,不同时代,不同肤色,不同性格,不同语言,却有着相同悲剧命运的艺术形象。美狄亚是古希腊(奴隶社会)的妇女,刘兰芝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妇女,她们同样地位地下,命运有男子决定,一样要遵从“夫为妻纲”的伦理道德。而且,处于从属地位的妇女,生育男性后代是他们婚姻的目的和基础。这一点在二人思想中一样根深蒂固。刘兰芝因为没有孩子被驱遣,美狄亚虽然生了两个儿子却被丈夫抛弃,因为跟愤怒、委屈。此外,美狄亚和刘兰芝都具有一种抗争精神,不屈从于命运的安排,即使最后的命运很悲惨,但她们抗争、争取过了。虽然美狄亚和刘兰芝有很多相似点,但基于不同的文化影响,不同的审美意识,二者也有不同点。首先,被抛弃的理由不同。美狄亚是由于丈夫伊阿宋为了获得王位继承权,另接新欢,与科任托斯国王的女而结婚。也就是说,美狄亚成为弃妇的原因是丈夫的变心。而刘兰芝则不同。刘兰芝被驱谴的原因主要在于焦母,她和仲卿还是相爱的。总的来说,刘兰芝被遣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兰芝骨子里有一股倔劲,为焦母所不容,说她“无礼节,自专由”;二是焦刘两家贵贱悬殊,焦母见异思迁,为娶进罗敷而赶走兰芝;三是焦母丈夫早逝,有恋子情节,不能理解也无法容忍仲卿与兰芝间真挚的爱情;四是兰芝多年不育,焦母为传宗接代考虑,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文中始终称兰芝为“新妇”,可见其无子。古人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不能生育是焦母驱谴兰芝最冠冕堂皇的理由。因为在古时候,妇女被遣有七个理由,即“七出”:指已婚女子无子、淫逸、不侍公婆、口舌、盗窃、嫉妒、恶疾,既然不能生育,兰芝当然酒药被驱谴了。其次,二者对于被抛弃的命运的抗争也不同。美狄亚把自己炽热的感情全部倾注在伊阿宋的身上,献出自己的一切,包括贞操、亲人和祖国等等。为了爱情她失去的太多,她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不论是身体、道德还是心理。而当她发现这一切付出都毫无意义,希望被粉碎时,她就变成一头狂怒的狮子,发生心理的极端变态,做出常人难以理解的报复行动。首先,她用“道歉”的方式迷惑伊阿宋,然后让两个孩子给公主送去涂抹有毒药的礼服,导致公主和国王都被烧死。最后,她还亲手杀死了两个儿子,以达到报复丈夫的目的——断后在当时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打击是最大的。美狄亚的报复行动是疯狂的,甚至是残酷的,她这种以恶抗恶的方式受到了世人的谴责,这和我们的俗语“虎毒不食子”简直是违背的。其实,美狄亚之所以杀死自己的儿子,不仅仅是对丈夫的报复,她也怕孩子受到她敌人的侮辱,死在更残忍的手里,也许这也是复仇与母爱的冲突吧。从另一方面说,美狄亚的残忍狂暴与破坏欲都是在不公正的社会压迫写爆发出来的一种过激行为,是在别无选择的两难中疯狂而绝望的行为,她擎起的一面“逼上梁山的旗帜”。刘兰芝作为中国传统的女性,知书达理,温柔善良,肯定不会采取美狄亚那样极端的做法。被焦母驱谴以后,兰芝就回家,单被兄长逼婚时,一心还爱着仲卿的兰芝心里是一千一万个不愿意,因为她和仲卿约定“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韧如丝,磐石无转移”。眼看自己对丈夫的承诺无法实现时,她就选择了中国妇女最传统的反抗方式——自杀,以死求全。虽然生不能在一起,希望来世能与仲卿再接连理。这种做法似乎太懦弱,但在封建家长制的压制下,无法主导自己婚姻的兰芝与仲卿。也只能通过这种方式对不公平的命运做出抗争。再次,人物性格也不同。美狄亚不是俯首听命的弱女子,而是具有聪明才智,懂得巫术,拥有力量,集邮太阳的热情、活力,又有着太阳的残忍与毒辣的刚烈女子。她的才智使她能杀死破坏她婚姻幸福的公主并累及其父;她的残忍使她下决心杀死自己的儿子,使负心人受良心的煎熬,最终达到复仇的目的。如此看来,美狄亚简直是一个恐怖分子,让人毛骨悚然,应该说她的身上沉淀着西方文化中“以恶抗恶”的“刚性”精神。但是,作为一个母亲,美狄亚也有慈爱的一面,剧中相当细致的展示了美狄亚在杀自己儿子前后激烈的思想斗争和巨大的心灵痛苦。在第五场中,美狄亚已决定杀死两个儿子,但当她的目光和孩子的目光相遇时,她的心马上就软了:“唉,唉!我的孩子,你们为什么拿这样的眼光望着我?为什么向我最后一笑?哎呀!我怎么办呢?朋友们,我如今看到他们这样明亮的眼睛,我的心就软了!我决不能够!我得打消我先前的计划,我得把我的孩子带出去。为什么要叫他们的父亲受罪,弄得我反受这双倍的痛苦呢?这一定不行,我得打消我的计划。”由此可见美狄亚还是爱自己的孩子的,并不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后来,当美狄亚杀死自己的孩子后,伊阿宋要她把孩子的尸体留下来让他安葬,美狄亚不答应,她对伊阿宋说:“我要把他们带到海角上赫拉的庙地上,亲手埋葬,免得我的仇人侮辱他们,发掘他们的坟墓。我还要规定日后在西斯福斯的土地上,举行很隆重的祝典和祭祀,好赎我这凶杀罪恶。”这些都体现美狄亚内心美好的一面。而刘兰芝作为封建社会的传统女性,柔弱是其主要性格。同时,她也是一位美丽勤劳的女子。她具有“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着明月珰。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的外在美,又有“勤心养公姥、守节情不移”的内在美。同时,勤劳的她“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却不能让焦母满意。此外,兰芝也是一个蔑视荣利,忠于爱情,勇于追求自由与幸福的人,她三番两次的拒绝太守与县令儿子的求婚,如蒲苇一样坚韧,坚守自己与仲卿的爱情。应该说,兰芝是封建社会妇女最典型性格的代表。最后,二者被抛弃后的处境也是不同的。美狄亚被抛弃后,可以说是众叛亲离,无处可去。为了帮助伊阿宋盗取金羊毛,她杀死了自己的亲弟弟,科尔喀斯国是回不去了;他们借刀杀死了伊阿宋的叔叔,于是伊俄尔科斯也不会容纳她;科任托斯国王也要驱赶美狄亚。可以说,与伊阿宋的爱情是支撑美狄亚的精神支柱,现在伊阿宋抛弃了她,她真的就一无所有了,只能恳求雅典国王埃勾斯收留她。,可谓悲惨。相比之,刘兰芝还要幸运些,虽然被抛弃了,但还有丈夫的爱支撑她,她也可以回娘家。但是,娘家并不能长住,被兄长逼婚时,她内心的痛苦也是不言而喻的。由此可见,弃妇的命运是很悲惨的。总的来说,美狄亚和刘兰芝这两个可爱又可悲的异国姐妹,在那不公平的社会制度下,都成了弃妇。虽然他们抗争过,但最后还是被罪恶时代的狂涛恶浪所吞食,可谓悲惨。参考文献:1.《欧洲戏剧文学史》,郑传寅、黄蓓编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2.《外国文学作品选》第一卷,周煦良主编,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3.《孔雀东南飞》4.《透过悲剧看中西方女性与命运的抗争》——《美狄亚》与《窦娥冤》比较赏析,宝斗著,昌吉学院学报,2002年第四期。5.复印报刊资料《外国文学研究》,一九九八年第十一期,《扭曲的镜象》,杨莉馨著;找不到窦娥的,希望这个对你能有点启发.一九九九年第二期,《美狄亚与女性历史地位的思考》,吴晓群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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