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泥马叔叔
汪曾祺先生作为 “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写作风格舒朗质朴,自然恬淡。《老鲁》是汪曾祺先生创作于解放前夕在昆明北郊观音寺的“中国建设中学”的教学期间的短篇小说。描写了校警“老鲁”和“我”等一行人在学校清贫而有趣的生活场景。本文意在以作家早期作品《老鲁》为例,浅谈汪曾祺先生的小说艺术特色。 语言特色 “气韵流转,文狐老精”,汪曾祺的语言极富恰切的节奏感和美的感受,同时平淡质朴,浑然天成,如话家常,娓娓道来。小说开篇,作者采用聊天的方式单刀直入介绍清贫艰苦的校园生活:“去年夏天我们过的那一段日子实在好玩,我想不起什么恰当的词儿,只有说它好玩。学校里四个月发不出薪水,饭也是有一顿没一顿的吃......”,读来恍若一个老友的来信,亲切可感,又在平白的言语间,不着痕迹的调侃,不留把柄的感叹,似忧未忧地铺展开小说的背景安排。 汪曾祺语言的节奏感与美的享受,常常体现在平平叙事中突然的一段景色描写上,例如《老鲁》开篇写“采薇”喝茶时闪现的一段妙语:“下午常在门外一家可以欠账的小茶棚中喝茶,看远山近草,看行人车马,看一阵风卷起大股黄土,应在太阳光中如轻霞薄绮,看黄土后面蓝得欲流下来的天空。”一段流畅的景物人情描写,一个“看”字让画中人和读者的心绪紧紧随着文字的悠扬起伏飘扬回环。语言的节奏顿挫,世间万物、生命节奏的韵律美,“平淡中见奇崛”的诗意追求表现得淋漓尽致。 情感表达 文如其人,汪曾祺曾说:“我只是个安于竹篱茅舍,小桥流水的人”,诚然,在汪曾祺的小说中,情感是流动的。说感情,讲事实,调侃的淡然中仿佛还有隐隐一丝无奈,或者本应沉重的话题仿佛又被轻飘飘的写完了。 作家的气质和秉性确是文章的灵魂和风骨,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汪曾祺确实是文人雅士闲适、恬淡从容艺术的创造者、传承者。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一位文人说得好:“他有多爱玩,他多爱生活,他有多爱美,他的笔下有多少市井小民,活生生的,又有多少人情世故,悲欢离合”。老鲁在学校飘摇之际担起责任,以丰富的生活技巧和吃苦耐劳的经验能力为风雨飘摇中贫苦的生活带来一股活力,作者利用巧妙灵活的语言、神态、叙事描写使老鲁这一形象生动鲜活、跃然纸上。老鲁所代表的踏实肯干、聪敏灵活的“源头活水”,也正是作者在艰苦生活中饱含的希望和乐观的向往。 艺术风格 自然本味,汪曾祺在小说描写中对于野菜、黄土朝天的贫苦生活有着特殊而朴实的情感。“我”和一行人衣服头发里洗不尽的黄土、老鲁好像神农尝百草的“采薇”之举、对灰藿菜等野菜的细致辨别等等生活小事,在汪曾祺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描写中跃然纸上。没有做作的苦心经营,也不刻意追求题旨的玄奥深奇,对生活意趣和人生世事的独到见解正是作者唤起读者共鸣,让人有“于无声处听惊雷”的阅读感受艺术风格的内在原因。 各种风格的“冷幽默”是汪曾祺写作的一大特点,汪曾祺的文字之所以读来轻松却发人深省,原因就在此,无论什么感情,在汪老笔下仿佛都是读来轻飘飘、心里沉甸甸的,比如写老鲁做马弁时饿到吃棉花的惨状时,用老鲁自述的方法来写,在令人沉默的艰辛上添了一抹好汉正提当年勇的坦荡,文字加工下的苦仿佛没有那么苦,乐也不过就是那么回事儿罢了。再如《老鲁》结尾处的描写:“我挪过一张小凳子,靠门坐下来。门前是一道河,河里汤汤流水,水上点点萍叶,一群小鸭子叱叱咤咤向东,而忽而折向南边水草丛中......”诗意蒙蒙,从容自若,率性戏谑,童心荡漾,生动处辗转,留白处韵味无穷。 大道至简,大音希声,汪曾祺先生的文字正是大象无形、潜移默化动人心,汪老捡了块文学的石头一掷,落在读者的心海里就泛起层层涟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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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1920年3月5日至1997年5月16日),江苏高邮人,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和京味儿作家的代表。新中国成立前,曾任中学教师、历史博物馆工作人员。后来在北京做编辑,写剧本,被誉为 "抒情的人文主义者,中国最后的纯文人,中国最后的文人官僚 "汪曾祺在散文和短篇小说的创作,以及对戏剧和民间文学艺术的深入研究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他的作品有《守节》、《晚饭花集》、《过水》、《晚翠文坛》等。
汪曾祺是写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的高手。从他的代表作《守节》、《大傩》、散文集《蒲桥》、京剧《沙家浜》(汪曾祺是主要编剧之一),从文学研究者的关注度、被青年读者提及的频率、相关书籍的销售量、豆瓣的评分,可以看出汪曾祺的文学世界有着鲜活而强大的生命力。资深文学评论家、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说。"汪曾祺的文章还在不断被阅读,大概是有不朽的智慧和人性的温度"。
代表作品。守节》、《大淖记》、《鸡鸭大师》、《一兵》、《羊屋一夜》、《邂逅》、《晚饭花》、《茱萸》、《初到福建》、《逝水》、《浦桥集》、《独步浦深》、《人间草木》、《旅食小品》、《矮纸集》、《汪曾祺小品》、汪曾祺。文学与绘画》、《范进中举》 。
他的代表作品的特点是苦心经营而无章法,以及对主题的深奥和深刻追求。他们朴实无华,以一种家常的方式说话。汪曾祺一生经历了无数的艰辛和挫折,以及各种不公平的待遇。但是,他始终保持着冷静和宽广的心态,创造了积极乐观、充满诗意的文学生活。贾平凹曾这样评价汪曾祺:"他是一只文艺的狐狸,把自己修炼成了一个老法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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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的小说充满人道主义,正如他所说的“我大概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他说过“我是一个中国人。中国人必须会接受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的影响。我接受了什么影响?道家?中国化了的佛家——禅宗?都很少。比较起来,我还是接受儒家的思想多一些。”汪曾祺从60多岁开始小说革新“我的作品和我的某些意见,大概不怎么招人喜欢。姥姥不疼,舅舅不爱。也许我有一天会像齐白石似的‘衰年变法’,但目前还没有这意思。我仍将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有点孤独,也不赖。”“近事模糊远事真,双眸犹幸未全昏。衰年变法谈何易,唱罢莲花又一春。”汪曾祺的小说多是短篇小说。“我只写短篇小说,因为我只会写短篇小说。或者说,我只熟悉这样一种对生活的思维方式。”他在40年代写过一篇《短篇小说的本质》的文章,其中说:“至少我们希望短篇小说能够吸收诗、戏剧、散文一切长处,而仍旧是一个它应当是的东西,一个短篇小说。”“一个短篇小说,是一种思索方式,一种情感形态,是人类智慧的一种模样。”汪曾祺的小说被称为诗化小说。“我一直以为短篇小说应该有一点散文诗的成份,把散文、诗融入小说,……小说的散文化似乎是世界小说的一种(不是唯一的)趋势。”“我的一些小说不大像小说,或者根本就不是小说。有些只是人物素描。我不善于讲故事。我也不喜欢太像小说的小说。即故事性很强的小说。故事性太强了,我觉得就不大真实。”汪曾祺创作有很丰富的文化底蕴。他写人“我不大喜欢‘性格’这个词。一说‘性格’就总意味着一个奇异独特的人。现代小说写的只是平常的‘人’。”写风俗“我以为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生活抒情诗。”“风俗中保留一个民族的常绿的童心,并对这种童心加以圣化。风俗使一个民族永不衰老。风俗是民族感情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汪曾祺对散文艺术的驾轻就熟,使他能够汲取散文的规律和写法,进而对短篇小说的内在构成“大动干戈”,“破旧立新”。“有人说,小说跟散文很难区别,是的。我年轻时曾想打破小说、散文和诗的界限。《复仇》就是这种意图的一个实践。”“我的小说的另一个特点是:散。这倒是有意为之。我不喜欢布局严谨的小说,主张信马由缰,为文无法。”“散文化小说的最明显的外部特征是结构松散。只要比较一下莫泊桑和契诃夫的小说,就可以看出两者在结构上的异趣。莫泊桑,还有欧•亨利,耍了一辈子结构,他们显得很笨,他们实际上是被结构耍了。他们的小说人为的痕迹很重。倒是契诃夫,他好像完全不考虑结构,写得轻轻松松,随随便便,潇潇洒洒。他超出了结构,于是结构更多样。”意境结构也是汪曾祺经常采用的表现形式。选择一个富有审美意蕴的独特意象,以它为内核,展开画面,调度人物。这种结构形式,既接近诗歌,也接近散文。早期作品《小学校里的钟声》中,校工老詹敲出的洪亮而幽远的钟声,就是一个很美的意象。笔记体小说是汪曾祺晚年最主要的写作文体。他说:“我写短小说,一是中国本有用极简的笔墨摹写人事的传统,《世说新语》是突出的代表。其后不绝如缕。我爱读宋人的笔记甚于唐人传奇。《梦溪笔谈》、《容斋随笔》记人事部分我都很喜欢。归有光的《寒花葬志》、龚定庵的《记王隐君》,我觉得都可当小说看。”汪曾祺作品的感情时,这样说:“作家是感情的生产者。那么,检查一下,我的作品所包涵的是什么样的感情?我自己觉得:我的一部分作品的感情是忧伤,比如《职业》、《幽冥钟》;一部分作品则有一种内在的欢乐,比如《受戒》、《大淖记事》;一部分作品则由于对命运的无可奈何转化出一种带有苦味的嘲谑,比如《云致秋行状》、《异秉》。在有些作品里这三者是混和在一起的,比较复杂。但是总起来说,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对于生活,我的朴素的信念是:人类是有希望的,中国是会好起来的。我自觉地想要对读者产生一点影响的,也正是这点朴素的信念。我的作品不是悲剧。我的作品缺乏崇高的、悲壮的美。我所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你可以参考:这篇文章讲得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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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的散文作品有《逝水》《蒲桥集》《孤蒲深处》《人间草木》《旅食小品》《矮纸集》《汪曾祺小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