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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徐渭大写意花鸟画风及美学主张

导语：徐渭大写意画风的形成与他坎坷的人生经历有关，也受到明代社会文化思潮的影响。我来分析徐渭大写意花鸟画风及美学主张，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摘要] 明代画坛奇才徐渭将诗、书、画融为一体，以狂草笔法入画，抒发了他怀才不遇的满腔愤懑和激荡难平的心绪，作品凝结了他孤独落魄的人生经历，形成个性鲜明、狂放奇崛的艺术风格，开创了中国花鸟画大写意画风，并对后世画家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徐渭;大写意;花鸟画;美学主张

明代画家徐渭有着不同寻常的孤独落魄的人生经历，他凭借特有的艺术才华，以酣畅淋漓的笔墨，开创了中国花鸟画大写意画风，将文人画以画为寄、抒写真性情的追求发挥到了极致，并且不同于以往文人画的文雅、含蓄、静、淡泊，形成了汪洋恣肆、狂放洒脱的笔墨风格，成为明代绘画革新的代表。

一、狂放泼辣的大写意画风

徐渭可谓明代画坛的一位艺术奇才，自幼聪慧，才华横溢，诗文、书法、绘画皆有突出成就。但一生坎坷，命运悲惨，半生奋斗，终与仕途无缘，空有才华，托足无门。晚年以书画维持生计，穷困潦倒。多舛的命运使他伤痕累累，孤独忧愤，他借诗文书画宣泄自己倍感压抑的情感和无法施展抱负的痛苦。从他不拘一格的形式和充满张力的笔墨中，可以感受到他胸中的积郁和满腔愤懑。他把这一切都融入到他的诗文书画中，形成了个性鲜明、情感强烈的独特风格。

徐渭大写意画风的形成不仅与他坎坷的人生经历有关，也受到明代社会文化思潮的影响。明代后期，社会矛盾不断加剧，思想文化领域也呈现出新的变化，尤其是阳明的“心学”思想受到推崇，文化思想领域冲破了程朱理学和封建文化的束缚，重自我表现和个性解放，追求表达自我真情，成为明代中期以后的美学思潮，也成为文人和画家所信奉的美学趋向。这种具有叛逆精神和崇尚表达真性情的艺术风尚，也影响了徐渭的绘画思想基础。

徐渭的水墨写意花卉还注意吸收借鉴前人的经验，对陈淳的写意花卉，粱楷的水墨减笔，林良的粗笔，以及倪瓒的简逸等，都研习揣摩，融会贯通，集众家之所长，又不为传统所囿，自成一家。

徐渭在明代重自我表现和个性解放的社会思潮影响下，集前人之所长，变革古人的正统画风，以他全面深厚的学识修养和非凡的艺术才华，加之他坎坷的身世遭遇和愤世嫉俗、孤独狂傲的内心，最终融合为他狂放不羁、汪洋恣肆的大写意花鸟画风。

二、诗书画结合的绘画创作

徐渭学识修养丰富深厚，多才多艺，诗文书画样样俱佳。《明史文苑传》记载徐渭“天才超轶”，十几岁时就仿杨雄文章《解嘲》作了《释毁》一文。其文学功底非常深厚，诗文、戏剧都有很高造诣，诗歌创作以七律、七古见长，明代“公安派”领袖袁宏道对其诗文大加赞赏，称其“明代第一诗人”。戏剧方面，徐渭是明代中后期影响最大的杂剧作家，创作了杂剧《四声猿》，被誉为“天地间一种奇绝文字”。还著有研究宋元南戏的《南词叙录》，是我国最早研究宋元南戏的专著。

徐渭在书法方面造诣精深，他的'书法成名早于绘画，自评其书法为第一，有“吾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之言，在《题自书一枝堂贴》跋文中说：“高书不入俗眼，入俗眼者非高书，此言亦可与知者道，难与俗人言也。”其书法学习张旭、怀素、苏轼、米芾等，集诸家所长，受米芾影响最大，尤以草书最佳，最具个性特色。徐渭的草书运笔超脱，狂放不羁，字形大小参差，浑然天成，笔墨恣肆，章法纵横潇洒，草书也是他内心情感的宣泄。

由于徐渭有着丰富深厚的学识修养，在绘画创作上诗文书画互相渗透，相得益彰，将文人画的抒情性和笔墨情趣发挥得淋漓尽致，形成了其绘画的艺术个性。

其一，诗画结合，缘物抒情，尽情宣泄胸中郁愤之气。徐渭画作上常常题诗，从而深化了画的意境和思想内涵，诗情画意融为一体。最为人们熟悉的《墨葡萄图》以墨为色，浓墨淡墨随意交织，墨线勾画出的葡萄枝条纷繁披下，干湿浓淡、大小不一的墨块表现出叶片，其间以墨点随意点染出几串疏密相间、浓淡相融的葡萄果实，晶莹剔透、新鲜欲滴。画面上方以草书题诗：“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诗画交融，珠联璧合，相互映衬，抒发了半生落魄、命运坎坷的悲哀，宣泄了怀才不遇、托足无门的孤愤。《榴实图》以大写意的笔法画出一只饱满且已绽裂的石榴，上有狂草自题诗：“山深熟石榴，向日便开口;深山少人收，颗颗明珠走。”同样以题诗增强画面寓意，借题发挥，表达自己空有才华，无人赏识的郁闷。不仅使画面构图完整，更以题诗寄情寓意，意味深长。徐渭以诗画结合直抒胸臆，不仅表达对命运不公的愤懑，还有对明末黑暗政权的讽刺和对民众的同情。《黄甲图》中题诗“稻熟江村鱼正肥，双鳌如戟挺青泥;若教纸上翻身看，应见团团董卓脐。”暗喻横行一世的正是如东汉奸臣董卓之流。在《墨花图卷》中题诗“老夫游戏墨淋漓，花草都将四时杂;莫怪画图差两笔，近来天道够差池。”大胆指责明代政权。

其二，突破了传统文人画的题材局限。《杂花图卷》是他长卷水墨大写意花卉杰作，其间牡丹、石榴、菊花、荷花、梧桐、芭蕉、紫藤、梅花、水仙、南瓜、豆角、葡萄、竹枝等，四季花果树木13种。使花鸟画的题材大大拓展，无论清淡幽雅的梅兰竹石，还是平凡普通的四季花果，都成为他个性和激荡难平的胸臆的物化。

其三，以狂草用笔融入大写意笔法，气势奔放，豪迈潇洒。将草书笔法融入花鸟画，正是徐渭狂放奇崛画风的特点之一。元代画家赵孟大力提倡“以书入画”，为文人画家所接受，明代之前主要以楷书、隶书、行草入画，至明代后期更为提倡以草书入画，认为草书的书体更富于变化，更具有表意能力，也更为文人画家青睐。他的《杂花图卷》便以狂草笔法入画，笔墨淋漓潇洒，以疏密、浓淡、疾徐、抑扬的构图和笔墨，形成起伏跌宕的韵律节奏。徐渭深知书画相通的道理，并认为写意画的发展得益于草书，他曾说：“盖晋时顾、陆辈笔精，匀圆劲净，本古篆书家相形意，其后张僧繇、阎立本，最后乃有吴道子、李伯时，即稍变，犹知宗之。迨草书盛行，乃始有写意画，又一变也。”他也自认为其写意花鸟画得之于自身书法修养，草书的写意性与大写意相得益彰，使他的写意花鸟画具有了大刀阔斧、纵横自如、沉雄健拔的特色，书画相济，将水墨大写意花鸟画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清代张岱在《跋徐青藤小品画》中说：“今见青藤诸画，离奇超脱。苍劲中姿媚跃出，与其书法奇崛略同。昔人谓‘摩诘之诗，诗中有画，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余谓青藤之书，书中有画，青藤之画，画中有书。”道出了徐渭书画的共通性。

三、“不求形似求生韵”的美学主张

徐渭没有专门的绘画理论著作，其美学主张散见于他的诗文题跋和各种评论中，也体现于他的创作实践中。徐渭的艺术创作重视抒写性情，他笔下的形象都饱含着他的痛苦和沧桑，他的绘画、诗文、书法创作，无不流露着他内心的孤愤和情感的率真。

徐渭强调艺术的独创性。明代后期，印刷出版业开始发达，各种画谱纷纷出现，如梅谱、竹谱、翎毛谱、石谱等，徐渭不愿创造力因此受到束缚，《题画梅》一诗正体现了他对独创性的重视：“从来不看梅花谱，信手拈来自有神。不信且看千万树，东风吹着便成春。”“从来不看梅花谱”并非完全排除前人优秀传统，而“信手拈来自有神”与徐渭的“不求形似求生韵”异曲同工。

徐渭追求“不求形似求生韵”“舍形而悦影”的美学主张，“不求形似求生韵”体现了他对艺术造型的观点，由此也更强调了绘画的写意性。“世间无事无三昧，老来戏谑涂花卉，腾长刺阔臂几枯，三合茅柴不成醉。葫芦依样不胜揩，能如造化绝安排，不求形似求生韵，根拔皆吾五指栽。胡为乎，区区枝减而叶裁?君莫猜，墨色淋漓雨拔开。”(《画百花卷与史甥》)从中可见徐渭的创作主张和创作手法。写意画不是“枝减叶裁”，也不能“葫芦依样”，而要“能如造化绝安排”，徐渭以自然造化为本，不求形似，但得气韵。他笔下的葡萄、石榴、花果、瓜豆、鱼蟹等等，都不追求形似，但栩栩如生，生机勃勃，形象简洁概括，气韵生动，信笔挥洒，淋漓酣畅，横涂竖抹，浑然天成。“笔有未到而意已足，形有不备而神已全”。徐渭不是仅关注自然物象的外在形象，而是更注重于物象内在的本质和精神内涵，以及创作主体的内心世界和个性意趣的抒发。不仅传达出物象的神韵，也达到了文人画追求的“逸笔草草，不求形似”的最高境界。

徐渭的诗文及书画评序中，有他关于艺术形象的美学观点，如对“影”的认识，可参看他的画竹诗《写竹赠李长公歌》：“山人写竹略形似，只取叶底潇潇意。譬如影里看丛梢，那得分明成个字。”可见在绘画中善于表现“影”;还有在观画中欣赏“影”，在《夏圭山林图卷》题跋中，评价夏圭“苍洁旷迥，令人舍形而悦影。”赞夏圭山林图能使观者忘掉山林之形而获得山林影的美感享受。徐渭还强调“本色”，创作要见“真性情”，要直抒胸臆，这些也都成就了他的大写意画风。

徐渭把宋元文人画理论中强调书写主观意趣的传统与明代后期个性解放的时代特征结合起来，吸取宋元文人画及粱楷、林良、陈淳等人的长处，将狂草笔法融入大写意，以狂怪奇拙的形态，突破了题材的局限，作画常常随性所至，信手拈来，跌宕跳跃，脱略形似，并以墨气淋漓滋润的泼墨，尽情表达了他内心压抑悲愤的强烈情感。他开创了花鸟画大写意画风，完成了写意花鸟画技法的变革，使其后的花鸟画家为之膜拜，如石涛说“青藤笔墨人间宝”，郑燮说 “奇哉，造物无不有画工独出青藤手。青藤作画能通神……”并说自己愿为“青藤门下牛马走”。后世画家朱耷、石涛、扬州八怪的家及海派画家，直至现代齐白石、李苦禅等人，无不受到他的影响，从中可见徐渭的创造力和大写意花鸟画风给后人的启发和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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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西洋画来说，中国画有着自己明显的特征。传统的中国画不讲焦点透视，不强调自然界对于物体的光色变化，不拘泥于物体外表的肖似，而多强调抒发作者的主观情趣。中国画讲求“以形写神”，追求一种“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的感觉：而西洋画呢？则讲求“以形写形”，当然，创作的过程中，也注重“神”的表现。但它非常讲究画面的整体、概括。有人说，西洋画是“再现”的艺术，中国画是“表现”的艺术，这是不无道理的。中国画与西洋画相比有着自己独特的特征，还表现在其艺术手法、艺术分科、构图、用笔、用墨、敷色等多个方面。按照艺术的手法来分，中国画可分为工笔、写意和兼工带写三种形式。工笔就是用画笔工整细致，敷色层层渲染，细节明彻入微，用极其细腻的笔触描绘物象，故称“工笔”。而写意呢？相对“工笔”而言，用豪放简练的笔墨描绘物象的形神，抒发作者的感情。它要有高度的概括能力，要有以少胜多的含蓄意境，落笔要准确，运笔要熟练，要能得心应手，意到笔到。兼工带写的形式则是把工笔和写意这两种方法进行综合的运用。从艺术的分科来看，中国画可分为人物、山水、花鸟三大画科，它主要是以描绘对象的不同来划分的。而中国画中的畜兽、鞍马、昆虫、蔬果等画可分别归入此三类。中国画在构图、用笔、用墨、敷色等方面，也都有自己的特点。中国画的构图一般不遵循西洋画的黄金律，而是或作长卷，或作立轴，长宽比例是“失调”的。但它能够很好表现特殊的意境和画者的主观情趣。同时，在透视的方法上，中国画与西洋画也是不一样的。透视是绘画的术语，就是在作画的时候，把一切物体正确地在平面上表现出来，使之有远近高低的空间感和立体感，这种方法就叫透视。因透视的现象是近大远小，所以也常常称作“远近法”。西洋画一般是用焦点透视，这就像照相一样，固定在一个立脚点，受到空间的局限，摄入镜头的就如实照下来，否则就照不下来。中国画就不一定固定在一个立脚点作画，也不受固定视域的局限，它可以根据画者的感受和需要，使立脚点移动作画，把见得到的和见不到的景物统统摄入自己的画面。这种透视的方法，叫做散点透视或多点透视。如我们所熟知的北宋名画、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用的就是散点透视法。《清明上河图》反映的是北宋都城汴梁内外丰富复杂、气象万千的景象。它以汴河为中心，从远处的郊野画到热闹的“虹桥”；观者既能看到城内，又可看到郊野；既看得到桥上的行人，又看得到桥下的船；既看得到近处的楼台树木，又看得到远处纵深的街道与河港。而且无论站在哪一段看，景物的比例都是相近的，如果按照西洋画焦点透机的方法去画，许多地方是根本无法画出来的。这是中国的古代画家们根据内容和艺术表现的需要而创造出来的独特的透视方法。在用笔和用墨方面，是中国画造型的重要部分。用笔讲求粗细、疾徐、顿挫、转折、方圆等变化，以表现物体的质感。一般来说，起笔和止笔都要用力，力腕宜挺，中间气不可断，住笔不可轻挑。用笔时力轻则浮，力重则饨，疾运则滑，徐运则滞，偏用则薄，正用则板。要做到曲行如弓，直行如尺，这都是用笔之意。古人总结有勾线十八描，可以说是中国画用笔的经验总结。而对于用墨，则讲求皴、擦、点、染交互为用，干、湿、浓、淡合理调配，以塑造型体，烘染气氛。一般说来，中国画的用墨之妙，在于浓淡相生，全浓全淡都没有精神，必须有浓有淡，浓处须精彩而不滞，淡处须灵秀而不晦。用墨亦如用色，古有墨分五彩之经验，亦有惜墨如金的画风。用墨还要有浓谈相生相融，做到浓中有淡，淡中有浓；浓要有最浓与次浓，淡要有稍谈与更淡，这都是中国画的灵活用笔之法。由于中国画与书法在工具及运笔方面有许多共同之处，二者结下了不解之缘，古人早有“书画同源”之说。但是二者也存在着差异，书法运笔变化多端，尤其是草书，要胜过绘画，而绘画的用墨丰富多彩，又超过书法。笔墨二字被当做中国画技法的总称，它不仅仅是塑造形象的手段，本身还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中国画在敷色方面也有自己的讲究，所用颜料多为天然矿物质或动物外壳的粉未，耐风吹日晒，经久不变。敷色方法多为平涂，追求物体固有色的效果，很少光影的变化。以上谈的中国画的特点，主要是指传统的中国画而言。但这些特点，随着时代的前进。艺术内容和形式也随之更新，并不断地发生变化。特别是“五四”之后，西洋画大量涌入，中国画以自己宽阔的胸怀，吸收了不少西方艺术的技巧，丰富了中国画的表现力。但是，不管变化如何，中国画传统的民族的基本特征不能丢掉，中国画的优良传统应该保持并发扬光大，因为中国画在世界美术领域中自成独特的体系，它在世界美术万花齐放，千壑争流的艺术花园中独放异彩。中国画是我们民族高度智慧、卓越才能和辛勤劳动的结晶，是我们民族的宝贵财富。中国画从形式上区分，大致可以归纳为工笔画和写意画两大类。其中工笔画的产牛源远流长，并有过辉煌的成就。1972午春在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元前206—公元25年)墓中发现的汉代帛画，就显示出工笔画的高超水平。在唐代(公元618—907午)以前，工笔画可以说足中国绘画的主体。至宋代(公元960—1279午)工笔画和写意画虽然并重，但工笔画仍然占有一定的优势。只是到了元(公元1271—1368午)、明(公元1368—1644年)时期，某些文人画家崇尚写意手法，提倡水墨画而致使工笔画口趋衰微。然而发展到了近现代，人们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 一些有识之士提出了革新中国画之后， 工笔画才逐渐有了转机，不过中国工笔画艺术真正得到复兴还是在现代。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 国家重视民族艺术，提出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文艺创作方针， 中国画也随着整个文艺事业的发展进入了—个新的发展时期。不少画家在传统中国画以及年画、连环画、壁画等领域中，广泛地采用厂工笔画技法，在实践中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出现了如《考考妈妈》(姜燕作)、《西厢记》(王叔晖作)、《大闹天宫》(刘继卤作)、《同欢共乐》(刘文西作)、《玉兰黄鹂》(于非间作)等优秀作品。不过由于画坛积习甚深，致使工笔画这一画种尚未达到人们应有的重视程度。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地才真正迎来了艺术的春天。这时工笔画艺术才得以显现出其蓬勃的生机。当今的工笔画创作题材广泛、形式多样，既有反映古历史题材或贴近现实生活内容的人物画， 又有意境清新、别开牛面的山水画以及牛机盎然、栩栩动人的花鸟画；画家们在艺术和技法的运用上也争相展示各自的特色， 并皆有所创新。更为可贵的足，画家们在实践与创新的过程之中，越来越发现工笔画艺术及其技法有着极大的潜能，其表现力之强、适应性之广，使其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也必然会有无限广阔的前途。艺术反映时代， 当今的工笔画艺术足在继承优秀传统的同时加以创造和革新的，它融进了新的内容和形式，在整体上真正展现出了时代的风采和面貌。这本画册正足反映这转变发展时期工笔画的艺术风貌。中国画构图的特点 1.散点透视 2.平面布置 3.随“意”组合 4.诗书画印 5.立轴、长卷、扇面、...构图，传统绘画中称为章法，现代绘画中称为构成，新老观念虽有不同，但基本含义还是共通的。人生活在时间与空间之中，现实世界的时间是流逝的、无限的，空间是三维立体的，无边无界的；而人的创造物——绘画，就时间而言是凝固的、有限的，就空间而言是二维平面的，有边界的。这两者是如此地截然不同，却又有着最密切的对应联系。所谓构图，就是将无限的立体结构转换成有限的平面结构。这种转换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创造过程。尤其是现代绘画，这种转换以纯粹创造的外表显示出来，生活与艺术之间的联系就更为抽象了。

文人画文人画赏析文人画是画中带有文人情趣，画外流露着文人思想的绘画。陈衡恪解释文人画时讲“不在画里考究艺术上功夫，必须在画外看出许多文人之感想”。目录简介概况历史发展宋代以前宋代元代明代清代近代基本特征一、学养深厚二、言之有物三、格调高雅艺术风格当代画家霍春阳边平山王镛袁振西陈沫吾赵蓓欣朱新建一然汪为新简介概况历史发展 宋代以前宋代元代明代清代近代基本特征 一、学养深厚二、言之有物三、格调高雅艺术风格当代画家 霍春阳边平山王镛袁振西陈沫吾赵蓓欣朱新建一然汪为新展开 编辑本段简介概况文人画（Southern School），亦称“士夫画”，中国画的一种。泛指中国封建社会中文人、士大夫所作之画。以别于民间画工和宫廷画院职业画家的绘画，北宋苏轼提出“士夫画”，明代董其昌称道“文人之画”，以唐代王维为其创始者，并目为南宗之祖（参见“南北宗”）。但旧时也往往借以抬高士大夫阶层的绘画艺术，鄙视民间画工及院体画家。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曾说：“自古善画者，莫非衣冠贵胄，逸士高人，非闾阎之所能为也。”此说影响甚久。近代陈衡恪则认为“文人画有四个要素：人品、学问、才情和思想，具此四者，乃能完善。”通常“文人画”多取材于山水、花鸟、梅兰竹菊和木石等，借以发抒“性灵”或个人抱负，间亦寓有对民族压迫或对腐朽政治的愤懑之情。他们标举“士气”、“逸品”，崇尚品藻，讲求笔墨情趣，脱略形似，强调神韵，很重视文学、书法修养和画中意境的缔造。姚茫父的《中国文人画之研究·序》曾有很高的品评：“唐王右丞（维）援诗入画，然后趣由笔生，法随意转，言不必宫商而邱山皆韵，义不必比兴而草木成吟。”历代文人画对中国画的美学思想以及对水墨、写意画等技法的发展，都有相当大的影响。 文人画是画中带有文人情趣，画外流露着文人思想的绘画。它不与中国画三门：山水、花鸟、人物并列，也不在技法上与工、写有所区分。他是中国绘画大范围中山水也好，花鸟也好，人物也好的一个交集。陈衡恪解释文人画时讲 “ 不在画里考究艺术上功夫，必须在画外看出许多文人之感想 ” 。此之，所谓文人画或谓以文人作画，知画之为物。是性灵者也，思想者也，活动者也，非器械者也，非单纯者也 ” 。说明了文人画所具有的文学性、哲学性、抒情性。在传统绘画里它特有的 “ 雅 ” 与工匠画和院体画所区别，独树一帜。编辑本段历史发展宋代以前文人画的由来可以追溯到汉代，张衡、蔡邕皆有画名。画品虽不传世但是典籍皆有所记载。魏晋南北朝时期，姚最“不学为人，自娱而已”成为文人画的中心论调。使历代文人将其尊为绘画的宗旨。宗炳以山水明志“澄怀观道，卧以游之”。充分体现了文人自娱的心态。 唐代诗歌盛行，大诗人王维以诗入画。使后世奉他为文人画的鼻祖。他的绘画作品成为后世文人画家的范本。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蔚然成风，代代相传。宋代以前，中国绘画已经得到显著的发展，出现了“三家山水”和“徐黄体异”的花鸟画。宋代宋代建立了皇家画院。据《画继》作者邓椿记述，宋徽宗亲自主持画院，讲求“形似”和“法度”，法度是要学习传统，形似是要真切细致地再现客观事物。宋徽宗以写实、形似为主导思想，发展精工细刻的作风。宣和画院的上述画风在南宋绍兴画院继续得到发展，画家追求形象的逼真，构图的提炼。总的说来，两宋宫廷绘画都追求高度的“写实”，有的美术史家把两宋宫廷绘画称为“东方写实艺术的巅峰”。 写实艺术发展到极点就容易走向反面。宋代一些具有广博文化修养的画家就发现了这一弊端，并从理论和实践上另辟蹊径，首次提出了文人画的理论。 苏轼第一个比较全面的阐明了文人画理论，对于文人画体系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首先，他提出了“士人画”这一概念，“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乃若画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枥刍秣，无一点后发，看数尺许便倦。汉杰真 苏轼《枯木怪石图》士人画也。”（《东坡题跋•跋宋汉杰画》），其次，他抬高了画家王维的历史地位，表现出将文人画家与职业画家（画工）分开来的愿望：“吴生虽绝妙，犹以画工论。摩诘得之于象外，有如仙鬲谢龙樊。”（凤翔八观•王维吴道子画） 再次，他倡导诗情画意的文人画风格，反对完全追求形似的画工风格，“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 从绘画实践上看，苏轼的《枯木怪石图》可以看到他的美学实践，另外文同的墨竹图与苏轼共同开创了“枯木竹石”的文人画题材。人物画方面，具有很高文学、书法、古物鉴赏能力的李公麟把唐代的“白画”创造性的发展为白描，这种脱离色彩的线条更加强调书法功力和抽象的审美情趣，更加符合文人的审美标准。南宋米芾、米有仁父子独创的“云山戏墨”和“米点皴”，标志着山水画以简代密地转变，经元初的高克恭继承发展，对元明清的文人画产生了巨大影响。元代黄胄《墨竹图》元代文人处境相当卑贱，文人士大夫放弃仕进，疏于人事。在宋代主要作为仕宦文人业余文化生活的文人画，开始更多地转入在野文人手中，成为他们超越苦闷人生重返自然的慈航。画家心中的山水，寄寓了画家远离尘世的理想，融入画家忘情于大自然的自由心境，也渗入了无可奈何的萧条淡泊之趣。 随着元统治者吸收亡宋遗民参加政权和文化建设，在南北美术交流中，出现了在变革中影响一代绘画风气的赵孟頫。如果说苏轼是文人画的积极提倡者，那么赵孟頫就是开元代文人画风气的领袖。作为美术理论家，赵孟頫在《松雪斋集》中主张“以云山为师”，“作画贵有古意”和“书画同源”，为文人画的创作奠定了理论基础；董其昌绍述：“赵文敏（赵孟頫）问画道于钱舜举（钱选），何以称士气？钱曰：“隶体耳，画史能辨之，即可无墨而飞，不尔便入邪道，愈工愈远。” ”又引申为：“士人作画，当以草隶奇字之法为之，树如屈铁，山如画沙，绝去甜俗蹊径，乃为士气。都重视把书法的笔墨情趣引入绘画，勾勒线条亦具文人的典雅风格。 在元代绘画实践上 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元初以赵孟頫、高克恭等为代表的士大夫画家，提倡复古，回归唐和北宋的传统，主张以书法笔意入画，因此开出重气韵、轻格律，注重主观抒情的元画风气。元代中晚期的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四家及朱德润等画家，弘扬文人画风气，以寄兴托志的写意画为旨，推动画坛的发展，反映消极避世思想的隐逸山水，和象征清高坚贞人格精神的梅、兰、竹、菊、松、石等题材，广为流行。其代表人物倪云林就有一段具有代表意义的文人画论：“余之竹聊以写胸中逸气耳，岂复较其似与非、叶之繁与疏、枝之斜与直哉!或涂抹久之，他人视以为麻为芦，仆亦不能强辩为竹，真没奈览者何。” （倪瓒：《题为张以中画竹》）文人山水画的典范风格至此形成。明代明代初年画家分为两派，一派始忠于宋元文人画的传统，另一派是复古派，即明初复兴的皇家画院中继承南宋“马夏”院体山水画传统的戴进、吴伟等人。但“吴门派”为代表的明代文人画，扫除了“复辟”的“院体”画，把元人奠定的文人水墨风格推向更高一个阶段，其主要人物是沈周、文征明、唐寅与仇英。吴派画家的主要成员大多属于诗书画三绝的文人名士，他们敏感或切身体验到仕途的险恶，于是淡于仕进，优游林下，以诗文书画自娱，他们尚意趣、精笔墨、继承“士气”的元人绘画传统，表现自己的品格情怀。 晚明董其昌一出，拓展文人山水画新境界。至此，文人画在实践和理论上均已发展成熟，而董其昌则予以总结，遂使以文人画为主要特征的中国传统山水画臻于完全成熟的境地。董其昌之于绘画的最大影响，在于他提出了山水画“南北宗”和“文人画”的理论：文人之画自王右丞始，其后董源、僧巨然、李成、范宽为嫡子，李龙眠、王晋卿、米南宫及虎儿皆从董巨得来，直至元四家黄子久、王叔明、倪云镇、吴仲圭皆其正传，吾朝文、沈则又遥接衣钵。若马、夏及李唐、刘松年，又是李大将军之派，非吾曹易学也。（《画禅室随笔•画源》） 南北宗论以禅喻画，借用禅宗“南顿北渐”的特点，比喻山水画南宗画崇尚士气、尚质朴、重笔墨，而北宗画则是画工画，重功力、重形似；南北宗论强调文人画概念，并梳理其宗派体系。从董其昌本人的绘画实践来看，这意味着以书法修养融入绘画实践，“士人 唐寅《虚阁晚凉图》作画，当以草隶奇字之法为之”；以笔墨韵味代替造型原则。董其昌还强调文人画的“士气”。 董其昌的南北宗论及其绘画实践，哺育了明清一大批山水画家，其中佼佼者，当为画史所称的“四王吴恽”。四王借鉴董其昌南北宗论，对山水画南宗运动推行、绍述，他们以仿古为名，对南宗画的创作实践进行系统总结。在四王正统画派之外，还有石涛、八大山人和扬州八怪为代表的革新派，八大山人的简练、石涛的奇僻。但究其本质，四王和石涛、八大山人等人的绘画虽有区别，但都是为了表现各自的笔墨趣味和独特个性，因而，四王画派和石涛一路都是文人画内部的两条路子，一条是从创作实践进行总结和提炼，使中国绘画走向程式化的道路；另一条路是继续进行笔墨的艺术实验与大胆革新，以求进一步发展，两者皆有显著的历史功绩，体现了变与继承的辩证关系。清代清代到了文人画鼎盛的时期，涌现了诸多顶极文人画家，最突出的是“四僧”，“四僧”中又以八大山人、石涛最为 郑燮《竹石图》突出。身为明末遗民，他们在书画中寄寓国破家亡之痛，八大笔法恣肆、放纵、简括、凝练，造形夸张，意境冷寂。石涛努力体察自然，鄙视陈陈相因，亦步亦趋的画家，主张“笔墨当随时代”，“法自我立”，面向生活“搜尽奇峰打草稿”。他的主张对后世的“ 扬州八怪”（“扬州画派”）、虚谷、赵之谦、任伯年、吴昌硕等都起到了深刻的影响。近代近代以来，关于中国画发生了三次论争，其核心问题是如何看待以文人画为特质的中国传统绘画，是继承还是抛弃，是西化还是完全继承传统。第一次论争中，康有为、陈独秀等要求进行美术革命，并完全采用西方的写实手法改造绘画，而陈师曾等人则维护中国文人画的地位和价值，发表了《文人画的价值》一文，对中国文人画进行了理论上的系统总结和阐释。第二次是四五十年代徐悲鸿提出的“素描为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主张在艺术院校里中国绘画的学习必须从素描开始，而潘天寿等人则主张恢复中国画系，中国画应摆脱西画的影响独立发展和教学。第三次是八十年代以来，吴冠中提出现代绘画理念，要对中国画进行彻底变革。从创作实践来看，近现代的中国绘画有这样三条道路，并各自产生了大师。一是完全继承传统绘画并继续探索创新的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陆俨少；二是立足于中国传统绘画，并借鉴西方绘画技巧的刘海粟、潘天寿、李可染；三是采用西方绘画技巧，并融合中西方各种流派的徐悲鸿、林风眠。编辑本段基本特征从文人画的历史沿革来看，文人画要必备几个特点。一、学养深厚封建士大夫既是经科举制度层层选拔上来的，那么文才必须是为官的基础。要想胸有韬略，腹中需垒起万卷诗书。这样的人画出画来，不叫“文人画”也会文气十足。二、言之有物古时的文人画不是忙三火四画出来立马就要卖钱的，而是兴之所至，信笔拈来，承载的是亦忧亦乐，表达的是真性真情。所以后人才能从八大山人的鹰眼中看出睨藐不屑来。三、格调高雅翰墨丹青古来即称“雅好”，“雅”人之“好”的标尺，就是格调。这和画家的人品有一定的关系，但不是全部，更重要的是画家接受的教育和所处的环境。对格调的赏析与赏析者的品位有极大的关系，即俗语所说“好画还需识者看”。 文人画是一种综合型艺术，集文学、书法、绘画及篆刻艺术为一体，是画家多方面文化素养的集中体现，尤其和书法的关系更为密切。书法中的点、线和笔画间组合不但是构成艺术形象的基本元素，而且是重要的、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欣赏对象。运笔的疾徐轻重，点线的疏密粗细所形成的特有的节奏和韵律，要能体现出画家创作过程中特有的心态、气质和个性，并将这些与所表现的事物的形神有机地结合起来，做到心手相应，气力相合，迹虽断而气连，笔不周而意周。 在色彩和水墨上，文人画更注重水墨的运用，讲究墨分五色。王维之所以受到苏轼、董其昌的极力推崇，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后期创作中开水墨画的先河。文人画家所以重水墨而轻色彩，这同中国传统绘画的艺术观念和审美观念有直接关系，即传统绘画一直不曾把真实地再现事物的表象作为创作目的，而是把揭示事物的内在神韵作为最高的艺术追求。基于这种宗旨，又形成了民族特有的美学思想，即摒弃华艳，唯取真淳，讲究绘事后素、返朴归真、大巧若拙等等，这些都成为文人画家在艺术上的自觉追求。 文人画特色和体系的形成，又与文人士大夫将绘画视为精神调节手段有关，创作对这些画家来讲，起到的不过是一种精神舒络的作用，这样，不为物役，不被法拘，以最简单的工具（笔、墨、纸），最概括的语言（黑、白、灰3色），传达出最深切的感受，就成为创作中的必然的选择。编辑本段艺术风格文人画在题材内容、思想情趣、笔墨技巧等方面各有不同的追求，并形成纷繁的风格和流派。山水画科和水墨写意画法盛行，涌现出许多不同风格的流派。 文人画的题材多为梅、兰、竹、菊、高山、渔隐之类，文人借描绘目之所及的自然景物写心灵感受。他们眼中的梅、兰、竹、菊、高山、渔隐，不再是单纯的自然景物而是君子的化身。梅，冲寒斗雪，玉骨冰肌，孤高自赏；兰，清雅幽香，芳草自怜，洁身自好；竹，虚心劲节，直竿凌云，高风亮节；菊凌霜而荣，孤标傲骨；山水、渔隐则不问世事，淡漠名利。借此，文人抒发他们内心当中或豪迈或抑郁的情绪。表达其自身的清高文雅，因公因私，因国因家。有陶潜的"采菊东篱下，悠然间南山"；有苏轼作直竹曰"竹生时何尝逐节生"；有吴镇自号梅花道人，言梅妻鹤子而终老；有郑思肖因亡国失土作露根兰等，虽然都是儒家思想的左右和道释思想的慰藉，但是也不乏文质彬彬的浪漫。 文人画重意。杜甫讲"意匠惨淡经营中"匠心独运，可回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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