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民间艺术论文

云南少数民族服饰是一种民族文化，其本质是为人们创造合理和美的视觉享受。云南少数民族服饰创造与文化具有共同的历史渊源，文化在少数民族服饰特征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而民族服饰文化在社会生活中又体现着不同于其他文化的特征和意义。 时代对少数民族服饰的影响八十年代，我们到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旅游，看到男女老少穿着民族服装在田间劳动，赶集，参加民族节日，载歌载舞，体现出浓郁的民族气息和地方特点。九十年代后，还看到中、老年妇女、儿童穿着民族服装。到2000年以后，只有老年妇女穿民族服装。例如2004年，我们到云南神秘美丽的泸沽湖，即以摩梭人独特的婚俗著称的女儿国住了两个晚上，看到平时只有老年人穿民族服装，晚上酒吧里的服务小姐才穿民族服装招待客人，还有举行营业性的篝火晚会时才有男女青年穿着民族服装和客人一起跳舞。在白天，除了老年妇女，感觉都是汉人，感受不到电视报导、杂志和图片反映的民族人物风俗。其他民族地区的情况基本类似。在丽江的四方街只有餐馆、茶室、商店的服务员才穿民族服装，体现出浓厚的商业味，缺少自然亲切的气氛。这是个严重的问题。在提倡保护环境、回归自然、保护民族传统文化遗产的今天，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和服饰逐渐汉化。这个问题若不能引起社会的足够重视，再过几代，少数民族服饰文化将不复存在，这将是人类文化史上的一大遗憾。由于云南省复杂多样的地理和立体气候因素，人们迁徙定居，各个民族的文化长时间相互影响，逐渐形成本民族的独特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内涵。民族服饰也紧跟着形成了一套有着本民族深厚文化底蕴的传统风格。过去多数少数民族都居住在偏远地区，过着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活，很少受外来文化的影响，生活节奏相对较慢，有的地区经济还相当落后。服饰形成自身的民族特色后，一般变化相对不大。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社会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交通便捷，数字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缩短了地球的空间距离，经济发展了，人们生活节奏加快，出现了不同文化的大碰撞。这些情况难免影响了云南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和审美心理。内地人穿的服装款式多样化、个性化、形式简洁大方、穿戴方便，体现着时代的审美意识。多数服装是工业化大生产的产物，因此经济实惠，人们不做服装，只选购服装。而少数民族的传统服装大多数是自己做，也有一些是由当地裁缝做。制作工艺是一代代传承下来。苗族服装满身都是花纹图案刺绣，一套服装做下来要花一年的时间，至少半年时间。有的民族服饰还要用无机原料装饰，如玉石、翡翠、宝石、玛瑙、绿松石、金、银、锡、铜。还有人工制品，如陶瓷、珐琅、料珠、玻璃等等。一套服装做下来成本也很高，从原材料的采集和处理，纺线，织布，裁布，缝衣，刺绣都是在劳动之余进行，很少有妇女能专门在家做女红而不干农活和家务事。这些都是辛苦费时的劳动。也反应出少数民族妇女勤劳、朴实、爱美的精神追求。一套服装制成后，穿戴也较繁杂。如打包头，系腰带，扣钮扣，打绑褪，戴装饰物，编头发等。现在少数民族中的中青年人都是建国以后出生的，接受的是现代文化的教育，和外部世界的接触也较多，受到城里人的生活方式的影响。青少年要读书学习，在家务农，做家务事，很少有多余的时间学习制作服装和刺绣。看到城里人的穿着和电视里的时装模特儿的表演，也增加了自己的好奇心和审美感受，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的生活和审美观念。我曾问过一些少数民族为什平时不穿本民族服装，他们说主要是穿戴麻烦，制作民族服装费工费时，缝制成本也高。有的人还认为自己的民族服装土气，但恰愉是这种土气才有特色。人们一般都有从众的思想，毕竟汉族人口众多，和汉族生活和工作在一起的少数民族逐渐改变了自己民族的习俗，而忽视了自身独特的民族风俗文化。从广意上讲它就是一门艺术，也是时代中的一种艺术形式，是开发旅游经济的重要资源。所以那些制作精细费工耗时的民族服装的工艺技术面临失传的危险，加上少数民族穿着汉化的问题，这也引起了有识之士的忧虑和思考。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不能以牺牲自然环境和民族地方文化作为代价，走向单一性的现代文化。那不是变相的种族灭绝吗？如果这样我们的生活就会变得单调，失掉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内多样化民族的生命力。对我国长远的精神文明建设和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将产生隐性的消极影响，显性的影响就是阻碍旅游事业的发展，千百年来蕴育出的灿烂的少数民族服饰文化将付之东流。拯救少数民族服饰文化是我们的当务之急。我们必须呼吁政府对现代少数民族服饰文化的流失引起高度的重视，并发挥其调节社会关系的职能作用，采取切实可行的政策重振少数民族服饰文化的风采。本人对以上问题提出以下几点建议。建立民族服饰文化活性的保护机制少数民族服饰汉化的倾向是现代化生活冲击的结果。如果我们不采取活性的保护机制，到完全汉化后再来恢复民族服饰文化就相当困难了。这需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文化管理部门认真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建立建全有效的活性保护机制，同时也需要民间的积极配合和参与保护。1．树立保护本民族服饰文化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本民族服饰文化的形成有自身的历史渊源和合理性，也是现代多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本民族生命力的象征。如果本民族文化被汉化，就意味着本民族有名无实和变相的消亡。这不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吗？这些问题应该让每个少数民族引起共识，并为保护本民族服饰文化做出积极的贡献。在“保护本族语言”的一文中写到：“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那些一开始用本族语言接受教育的人会具有更好的自信心，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只有学生一开始就接受本族语言的教育才会产生最优秀的人才。”那么，从民俗学的角度看，穿本民族服装，才能树立对本民族的认同感和自尊心，才能知道保护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同时吸取别人的长处，自我更新，发展，完善，确立自信心，才能以自己的独特风貌在多民族的大家庭中相互交往，实现自身独立存在的价值。在建筑形式上，一些专家提出要有民族性才有国际性，我想这个观念引用到民族文化服饰上也是一样的。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国际社会的接轨，各民族只能展示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和精心打造自身可持继性发展的文化品牌才能屹立在国际大家庭里。在2003年，台湾高山族访问团身穿民族服装来到祖国大陆，受到有关政府部门的接待，并和当地民众联欢，以本民族的歌舞表演给大家看，体现出对祖国的眷恋、本民族的文化特色和自尊自信。这些使人深受感动。

导读：历史上不乏知识分子在真诚地为民请命的时候，却导致祸国殃民的后果，对此，当代知识分子还刚刚开始觉醒。当前，中国知识分子正致力于疏理自己与官方政治社会的关系，并逐渐将自己与之疏离开来，接下来的工作将是进一步反省自己与民间世界的关系，正视自己与民间的距离。我们并不主张一种新的民粹主义，主张知识分子重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实际上，主张知识分子应关怀民间和具有民间意识，与主张将知识分子消弭于民间并非一回事，也决不等于“媚俗”。一个清醒地认识到并同时拒守着自己与官方政治社会和民间社会之间距离的知识分子阶级，恰恰是一个民族文化能够健康成长的重要条件，而也只有当知识分子清醒地意识到了其与民间的距离时，他才会认真地去了解和理解民间，毕竟，民间社会虽然是历史的本体，但民间历史仍有待于知识分子去书写，这是当代知识分子所不可推托的文化使命。 对外开放，在使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同时，也回过头来更仔细地审视自己，文化史研究因此而兴。 一个国家的文化，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浑沌一体的，而是有着复杂的内在结构的织成物，存在着地域、民族、阶级、职业和年龄等方面的差别，其中，阶级差别是文化差别的重要原因，不同的阶级，由于其经济力量、社会地位、历史传统和教育机会的不同，而承当和依循着不同的文化，在古代中国，我们大致可以将文化划分为统治阶级、知识阶级和平民阶级文化，三种文化无疑都对整体的民族文化有所贡献，问题是，在三者中，何者应是中国文化的本体，因而应成为文化史研究的主体？ 文化是由人承当并作用于人的，如果文化丧失了对人的作用，就不再是活生生的文化，而成了仅供游人观赏的文物古董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则是由这个民族的全体成员所承当的，因此，在民族人口中占主体的阶级的文化，自然就是民族文化的主体，也就是说，文化史研究固然应关心统治阶级和知识阶级的上层文化，即所谓政治文化和精英文化，但更应该关注民众的下层文化，即民间文化。只有民间文化而不是别的，才应成为文化史研究的主体，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史，首先应该是民间文化史。 如果我们承认无论过去和现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永远是民众，承认民众是历史的主体，那么，我们就必须同时承认，要理解我们这个民族，要理解我们民族的历史和精神，就首先要理解民众，理解民间的历史和精神，而民间精神和历史只能保存于民间文化中，在气象万千的民间文化中，蕴含了民间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语言方式、思维方式和感受方式，寄托了民间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历史观，惟有理解了民间文化，才算真正切中了我们民族的命脉，聆听了我们民族的心声。如果说，民间文化是一条汇纳百川的浩浩巨流，那么，帝王豪杰、文人精英的文化只能是这一巨流偶或激起的浪花，甚或只是虚浮的的泡沫。 将民间文化确立为文化史的主体，有着实践的和理论的意义。 其实践意义在于，中华民族及其文化正经历着史无前例的深刻变革，一个民族的变革，主要是人的变革，而首要的自然是展占其人口大多数的平民大众的变革，其生活方式、意识形态等的一切文化侧面的变革，而欲求自新，必先温古，即认识民族主要是民众的文化传统和现实状况。人们不是常说要现代化首先要了解国情么？而中国亿万民众的文化－精神传统与现状，就是最大的国情。民间文化以及它所陶冶凝炼的民间精神，直接关乎经济体制、民主政治和法治制度的等社会变革的方方面面。 不过，本文所关心的主要是民间文化研究的理论意义。民间文化研究的实践意义迫切要求文化研究对民间文化的关注，然而，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中国当代学术界的“文化热” 虽历久不衰，但热点却似乎总是那有限的几个，什么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和嘉乾朴学等等，主要是一些思想史问题，在民间文化研究领域，虽也不乏默默的工作者，但其成果却未能在学术界激起应有的反响，民间文化仍处在学术视野的边缘，学术关注的焦点仍是思想史，而人们却是在文化史的名义下谈论思想史问题的（只要翻检一下时下流行的几份精英学术刊物，这一点就一目了然了），于是，文化史被归结为思想史，而思想史又被顺理成章地简化为哲学史、经典著述史。 思想史固然是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却不是如知识分子通常所相信的那样，是文化史的主要部分，更不能以思想史取代文化史。 首先，就文化形态学而言，思想在文化整体结构中，只是最表面的层次，我们不妨将之称为文化整体结构的“上层建筑”。 按其存在形态，文化现象可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事情层。指人们在具体生活中的具体的所作所为所言所思，每时每刻都在大量的涌现着和消失着的人生百态、世间万象，诸如送往迎来、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婚丧嫁娶、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等等，文化的这一层次以具体的行为的形态而存在，说穿了，就是生活本身。第二，制度层，即引导人们的具体行为、制约人们的生活实践的规范或模式，包括生活方式、交际方式、语言方式、思维方式、感知方式等等，它们使人们的行为成为有序的、可预期的。文化的这一层次以成文的或口传的典章制度的形态而存在，如礼仪、法典、谣谚等等。第三，意义层。即人们用以解释世界以领会其意义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历史观等等，它赋于世界以意义，使人们的世界成为意义世界。 文化的这一层次往往以高度抽象化、合理化的思想体系的形态而存在，如神学、哲学等。 文化的三个层次，相互引发、相互依托。从现成的形态学的角度讲，毋庸置疑，意义体系是文化的最深层次。人们的具体生活实践总是受一定的文化制度所制约的，而一定的文化制度总需相应的意义体系作为其合理性或合法性的辩护，因此，一言体系，或曰特定的思想体系，就被当成整个文化构成的奠基者，要理解一种文化现象，就首需理解其相应的思想或哲学体系。 然而，现成的形态学的关系不能被当成历史的发生学的顺序。文化史既然是关于文化的历史，就必须以历史的目光来理解文化，按文化现象各层次的自然发生顺序来理解其相互关系。就发生学的意义而言，意义体系是文化整体构成的最表面层次，而生活实践才是其发生的渊源和存在的基础。这正与其形态学意义上的关系相反。 这实在并不难理解。因为，生活，惟有具体的生活本身，才是文化萌芽、成长并植根于其中的沃土。先有人类的丰富多彩的生活实践，才有人类的一切，也才有人类的文化。具体地讲，人们只是在具体的生活实践中，经过长期的积淀、总结、升华和抽象，才建立了一定的文化制度：礼仪是交往的产物，语法是说话的产物，逻辑是思考的产物，总之，文化制度在生活中涌现并凝结成形的，说穿了，人们只有先如此这般地做事情，然后，才会有如此这般的做事情的方式和规范，这些方式和规范，无非是人类知识和经验的总结，它们流传于口头就成了谣言、古训，著于竹帛就成了典章、史册，而体现于生活本身就是民俗仪节。另一方面，文化制度产生于生活，却又反过来约束和规定生活：礼仪源于交际又反过来约束交际，语法源于说话又反过来约束说话，逻辑源于思考又反过来约束思考。文化制度又是意义体系赖以产生的基础。一定的文化制度确定了人与人、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设定了人们在世界中的地位，也设定了人们看待世界的立场，从而，就决定了人们对自我和世界的理解，也就是说，人们总是在一定的文化制度中并依赖于一定的文化制度来领会和理解世界的，人们置身于怎样的制度中，他在这一制度中处于怎样的位置，他就怎样领会和理解世界，世界就会又怎样的意义，这也就是说，一定的意义体系总是建立于一定的文化制度之上的，不同的民族因其不同的制度而具有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不同的阶级也因其在文化制度中的不同地位而拥有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因此，往往被思想史家视为文化最基本层次的思想体系或哲学传统，实际上是文化整体结构中最迟产生和分化出来的层次，它最初还是水乳交融地寓于具体的生活实践和文化制度中，只是随着社会的分化，随着专事精神生产的知识分子的产生，它才以神学或哲学的形式蜕变和分化出来，而占据社会统治地位的知识分子（最初是以巫史兼王的身分出现的），同时也就将作为其存在基础的思想体系置于文化的统治地位，并借助为之所垄断的历史叙述和学术著述宣传和强化这一被颠倒了的文化观，而昧于历史辩证法并囿于文字典籍理解历史的后世的知识分子也果真相信了这种编造的文化历史，并继续编造着这种颠倒了的历史，以至于连自己的生存也被头足倒立地颠倒了过来。 既然，只是由于人们先已如此这般地生活着，然后才演生出如此这般的文化制度，才最终编造出如此这般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那么，要研究文化，就必须从生活、从活生生的生活出发，只有首先理解了生活本身，理解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事象和形形色色的文化制度，然后才能理解思想。文化研究应从研究文化制度和思想体系是如何从生活实践中生成和分化出来的，而不是相反，研究生活是如何莫名其妙地从思想体系中分泌出来的，毕竟，人是为生活而思想，而不是为思想而生活，人们从来不是先建立一种世界观或人生观，然后才开始生活，而只是在生活历程中才逐渐有了对世界和人生的理解，即是表面看来是先有思想后有生活的知识分子，他具体选择何种思想体系作为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也是有其粗俗的物质生活前提的，这个道理，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划时代巨著中已讲得很明白，马克思将被知识分子尤其是哲学家颠倒的历史重新扳正过来。 应该说，自从马克思出，人们再也没有理由仅仅局限于思想史的范畴叙述思想史，再也没有理由使文化史的研究依赖于思想史，尤其在我们这个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国度里，然而，事情却恰恰相反，在西方人文科学界已将历史和文化研究的目光投向世俗文化从而导致历史观和史学方法的根本转变的时候，我们的人文学术界却仍执著于一些陈旧的问题和理路不放，古代经院学术（经学）的哲学方法，仍被奉为学问正宗，几千年的学统和道统绵绵不绝，既是我们的骄傲，可也是我们的包袱，对此，我们应该有足够清醒的觉悟，学术方法的积习较之思想观点的教条更难于被觉察和清除，学统较之道统更根深蒂固。

幼儿民间美术游戏论文篇2 浅议幼儿园民间游戏 【摘要】民间游戏是我国 传统文化 的一部分，具有地域性、流传性、独特性与文化性等特征。幼儿园民间游戏是幼儿园教育活动的重要资源之一，民间游戏有利于幼儿了解并传承我国传统文化，对幼儿的身心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幼儿园应通过创设多样有趣的游戏环境、加强教师在游戏中的指导，并充分利用家庭、社区资源，以此促进幼儿园民间游戏的有效开展。 【关键词】游戏;民间游戏;幼儿园;幼儿 荷兰文化学家约翰•赫伊津哈(Jonhan Huizinga)在其著作《游戏的人》中这样描述游戏：“游戏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中展开的活动，游戏呈现明显的秩序，遵循广泛接受的规则，没有时势的必需和物质的功利。游戏的情绪是欢天喜地、热情高涨的，随情景而定，或神圣，或喜庆。兴奋和紧张的情绪伴随着手舞足蹈的动作，欢声笑语、心旷神怡随之而起。” 一、什么是民间游戏 民间游戏，是游戏的一种类型，顾名思义就是广泛开展于民间的一种活动。我国 民俗学 家乌丙安先生认为民间游戏就是“流传于广大人民生活中的嬉戏娱乐活动，俗语称‘玩耍’。是游艺民俗中最常见的、最普遍的、最有趣味的娱乐活动。它主要流行在少年儿童中间和节日里成人娱乐节目之中。”可见，民间游戏同样具有游戏本身的愉悦性感受，而其特点在于民间游戏是为一个较广阔空间内的人们，即广大人民所共同接受和喜爱的，且生活在不同地域的人们其所进行的民间游戏各不相同，都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及人们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如，北方冬天较为严寒，“挤油”的游戏不仅能为寒冬增添一份热情与乐趣，并能培养幼儿的协作精神;“踩高跷”是汉族的传统民间游戏，幼儿踩高跷锻炼了幼儿的手脚协调能力以及身体平衡能力。许多民间游戏至今仍为幼儿所喜爱，有些民间游戏则在时间的检验中进化更新成为现代民间游戏，这种广泛的地域性、流传性与推广性的特征成为民间游戏得以生存至今的重要保障。 二、幼儿园民间游戏的存在意义 (一)幼儿园民间游戏有益于幼儿了解传统文化 我国民间游戏具有悠久的历史与文化，是各个地区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是我国传统文化中不可分割、不可替代的一部分。幼儿园民间游戏与幼儿园其他游戏的区别在于，幼儿园民间游戏是幼儿模仿与想象反应各地区现实生活及劳动活动的游戏，相比其他游戏而言，民间游戏更贴近幼儿的现实生活，为幼儿所需要、所熟悉与感兴趣，这也是幼儿喜爱并易于接受民间游戏的原因之一。通过进行民间游戏，幼儿能够了解不同的民族习俗知识，体验多样的民族情感与生活，如包饺子、赛龙舟、元宵数花灯等反映民俗的游戏，挖地雷、织布机形象再现古代人们的生活的游戏等等。幼儿不断了解与熟悉我国的传统文化，这种文化的丰富性与独特性激发着幼儿强烈的民族认同感，熏陶着幼儿的爱国意识和集体荣誉感，这是幼儿成长发展的内在需求。 (二)幼儿园民间游戏有利于幼儿身心全面发展 由于民间游戏源自于人们日常生活以及劳动活动中，因此，民间游戏多以身体活动类游戏、器械运动类游戏以及社会生活扮演类游戏居多。民间游戏不是单纯的肢体运动，更是一种协调促进幼儿各种智能发展的活动，如幼儿思维能力、情绪情感、社会性交往能力等。民间游戏满足了幼儿的年龄与发展特点，民间游戏多为两人以上或者群体参与的游戏，这样的游戏环境也为幼儿社会交往能力的发展创造了机会。 三、幼儿园民间游戏指导策略 (一)创设丰富、有趣、独特的民间游戏环境 创设一个丰富、有趣的游戏环境，能引起幼儿的游戏兴趣及游戏愿望，有助于幼儿主动、专注地投入游戏。丰富的民间游戏物质环境包括游戏开展的场域、游戏活动时间、游戏材料等。首先，幼儿园民间游戏开展的场域应根据民间游戏的内容而设置，静态或动态的民间游戏可以选择在室内或者室外进行，可以是教室的某一个角落也可以是幼儿园的一个大操场。其次，民间游戏可以在幼儿园集体活动、区域活动、生活活动、自由活动等各类活动中展开，游戏时间可以根据幼儿的需要进行适宜调整，具有较大灵活性。再次，幼儿园民间游戏的游戏材料应具有丰富多样性、独特性与层次性，丰富多样的游戏材料能够激发幼儿游戏的欲望，独特的游戏材料体现着民间游戏所蕴含的文化，具有层次的游戏材料满足了幼儿在游戏活动中的个体差异性。此外，良好的心理环境也是开展幼儿园民间游戏的重要保障。良好的心理环境应该是规则与自由并存的，能使幼儿感受到充分安全感的、轻松愉悦的环境。幼儿在进行民间游戏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交往对象是同伴，因此，建立积极、和谐、友好的同伴关系就是安全心理环境的基础。 (二)发挥教师在幼儿园民间游戏中的作用 尽管幼儿是幼儿园民间游戏的主体，但这并不意味着民间游戏的开展能够离开教师的指导，教师对于民间游戏的组织与实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首先，教师是幼儿园民间游戏的观察者，教师应随时注意观察幼儿在游戏活动中的行为与情感变化，以更加了解幼儿的兴趣、已有 经验 以及能力水平，由此作为教师提供支持及引导的依据。其次，教师是幼儿园民间游戏的支持者，支持并不是在幼儿疑问的时候马上给予其答案，也不是在幼儿求助时立即告诉其解决 方法 。真正的支持是适宜性支持，通过增减游戏材料、变换游戏环境、更新游戏规则等手段，将教师的期望传递给幼儿，引导幼儿自主、积极的探索。再次，教师是幼儿园民间游戏的参与者、合作者，民间游戏合作性的特点决定了教师与幼儿应该成为彼此的游戏伙伴，而不是彼此孤立的守望者与游戏者。 (三)充分运用家长、社区资源 针对游戏资源缺乏这一问题，幼儿园开展民间游戏过程中应充分调动家长及社区资源，通过家园合作的方式大力挖掘与利用各种民间游戏资源。一方面，让家长们充分意识到民间游戏在幼儿成长中的重要意义，并通过家长会、家长开放日、亲子游戏会等活动让家长们参与到幼儿园民间游戏中，唤起他们对传统游戏的怀念与激情，收集家长们会玩的民间游戏，由于家长们来自不同的民族、甚至不同的地区，这使得收集起来的游戏资源更为丰富与生动。另一方面，在游戏过程中所需的道具，如高跷、沙包、竹竿、轮胎等，教师可以与幼儿、家长共同运用废旧材料进行制作，还可以在社区内寻找废弃、可利用的游戏材料进行加工再利用，这样既节约了成本，又获得了人力，极大丰富了幼儿园民间游戏资源。 参考文献 [1]赫伊津哈,著.何道宽,译.游戏的人[M].广东.花城出版社.2007 [2]邱学青.学前儿童游戏(第四版)[M].浙江: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 [3]刘焱.幼儿园游戏教学论[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9 [4]许洁,缪志红,王红梅.图说民间儿童游戏[M].湖北.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5]肖青.传统民间游戏与现代媒介游戏之比较研究[J].云南艺术学院学报. [6]陈育梅.民间游戏与文化传承[J].民族论坛.猜你喜欢： 1. 幼儿园民间艺术研究论文 2. 幼儿园大班泥塑论文3篇 3. 浅谈幼儿美术教育论文 4. 幼儿园民间面塑艺术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