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文学论文参考文献

建安（196—220）是东汉献帝的年号，文学史上的建安时期从黄巾起义到魏明帝景初末年，大约五十年时间。在东汉末群雄并峙逐鹿中原的争夺兼并中，曹操完成了统一北方的大业，并吸引大批文士，形成了以曹氏父子为核心的邺下文人集团。建安诗歌便是社会由分裂动荡趋向统一这一历史时期的产物。“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时代特征，建安文人开阔博大的胸襟、追求理想的远大抱负、积极通脱的人生态度，直抒胸臆、质朴刚健的抒情风格，形成了建安诗歌所特有的梗概多气、慷慨悲凉的风貌。为中国诗歌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并确立了“建安风骨”这一诗歌美学风范。 建安文学的代表有“三曹”、“七子”和蔡琰等。 曹操（155-220），字孟德，既是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也是一位诗人，今存诗20余首。他的一部分诗真实反映了汉末动乱的社会现实和百姓的苦难。如《蒿里行》记录了汉末董卓之乱前后最黑暗混乱的一段历史，描绘了军阀争权夺势所造成的悲惨现实：“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另一部分诗抒发了他的人生抱负和统一天下的雄心大志。如《观沧海》写登临碣石眺望大海的所见所感，展现了作者吞吐宇宙的气概和宽广博大的胸怀；《龟虽寿》抒写了年命有尽而老当益壮的积极进取精神；《短歌行》抒发了求贤若渴的心情和建功立业的决心。曹操创造性地用乐府古题写时事，如《薤露行》、《蒿里行》本是送葬时的挽歌，在曹操笔下却以其反映现实的鲜明性被称为“汉末实录”。此外，他的四言诗为已经僵化板滞的形式注入新的活力。曹操不仅用自己的创作开风气之先，而且以其对文学的倡导，为建安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曹操的散文最突出地体现了迥异于汉代的清峻、通脱、华美、壮大的风格。他的代表作《让县自明本志令》、《举贤勿拘品行令》都写得朴素自然，清峻简约,不受礼法约束，不加雕饰，直抒胸怀，情真意切。 曹丕（187-226），字子桓，是曹操次子，于公元220年废汉献帝自立，是为魏文帝。现存诗约40首，形式多样，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无所不备，多为对人生感慨的抒发和人生哲理的思考。题材上除一部分写游赏之乐的宴游诗外，以表现游子行役思亲怀乡、征人思妇相思离别居多。借传统题材表现了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时代气氛，以及人生多故的伤离悯乱。风格清丽婉约。最著名的是《燕歌行》二首，为我国现存最早的完整的七言诗，对后代歌行体诗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其一描写女子在凄凉的秋夜里辗转难寐，思念远人，细腻委婉，缠绵悱恻，传诵不衰。曹丕文章的语言渐趋华美，排偶气息和抒情意味都比较浓重，代表了文章由质趋华的倾向。如《与吴质书》在追念旧游、感伤逝者中，描绘出友人的情怀与自己疏放的性情。感情凄怆真挚，语言流畅婉转，文笔清秀隽丽，是一篇含蓄深情，情文并茂的杰作。 曹植（192-232），字子建，为曹操第四子，天资聪颖，才华过人。现存诗90多首，创作以建安二十五年为界，分为前后两期。 其前期作品主要有两类，一类感时伤乱，如《送应氏》二首写洛阳荒芜残破景象，《泰山梁甫吟》写边海人民极端贫苦的生活，都流露出对百姓的深切同情。另一类抒发建功立业的理想抱负，洋溢着乐观、浪漫的情调。如《白马篇》借英姿飒爽、急赴国难的幽并游侠儿的形象，表达了自己“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豪迈感情。 后期主要抒写自己遭遣被弃的悲愤不平。题材大致有四类：一是抒发自己和朋友遭受迫害的愤懑，代表作是《赠白马王彪》，全诗共分七章，愤怒控诉曹丕集团对兄弟诸侯的残酷迫害，抒发了自己悲痛、恐惧、凄凉、愤慨等种种曲折复杂的感情。二是传统的闺怨题材，借思妇、弃妇的怨叹，表白自己的心迹，如《七哀诗》代思妇立言，从中寄托了自己的遭遇和感慨，情思哀婉，想象新奇。三是直抒胸臆，述怀言志，如《杂诗》其五直抒慷慨报国不甘闲居的志向。四是游仙诗，除少数表现求仙得道、服食长生外，大都是借游仙这一传统题材曲折表达了因人世险恶而隐居避世的向往。 曹植诗歌文采气骨兼备，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对诗歌的题材和内容进行了多方面开拓，艺术上注重声色的描绘和技巧的琢磨，富于创造，大大丰富了诗歌的艺术表现力。钟嵘《诗品》评价其诗曰：“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曹植又是第一位大力写作五言诗的文人，现存诗中有三分之二是五言诗。他以自己杰出的创作为我国古典诗歌从朴质无华的民歌向体被文质的文人诗转变做出了巨大贡献，不愧是建安诗坛最杰出的代表。 曹植散文抒情言志文辞剀切，叙事论理简练有序，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引经据典，仿佛信手拈来，运用自如。如《求自试表》博引典实，反复设喻，层层推进，情词恳切，将自己的一片忠心和急于事功之情抒发得既淋漓尽致又委婉曲折。艺术形式上，使用了大量骈俪句式，但能骈散相间，句子长短参差，错落有致，因而工整而无萎弱之弊。 其《洛神赋》是黄初三年（222）曹植过洛水时想起洛水之神宓妃的传说，有感而作。全篇笔触细腻，文辞艳丽，惟妙惟肖地刻画了神女美好、灵动而又虚无缥缈的形象，淋漓尽致地抒发了人神相遇而不能交接的无尽愁怨和可望而不可即的怅惘。 建安七子 孔融 (153-208) 孔融，家学渊源，他是孔子的二十世孙，鲁国曲阜人。他年少时曾让大梨给兄弟，自己取小梨，因此名垂千古，这也就是『孔融让梨』的故事了。早年加入讨伐董卓行列，后来为曹操办事，但因劝阻曹操攻打刘备而被处死。 为建安子子之首，文才甚丰。现存作品只有散文和诗。散文如《荐弥衡表》、《与曹公论盛孝章书》辞藻华丽，骈俪气息较多；《与曹操论禁酒书》则有诙谐意味。其《杂诗》第二首，以白描手法写丧子之痛，哀婉动人。 孔融其实家学渊源，他是孔子的二十世孙，鲁国曲阜人，后来为曹操所用。 陈琳 （？ -- 217） 陈琳（？ -- 二一七年）字孔璋，广陵（今江苏江都）人，为建安七子之一，擅长章奏书记。《饮马长城窟》为他的诗歌代表作，假借秦代筑长城故事，揭露当时繁重的徭役给民间带来的苦难，尤为深刻。 王粲 (177-217) 王粲子仲宣，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县）人，为建安七子之一，并在七子中成就最高。他的《七哀诗》和《登楼赋》最能代表建安文学的精神。《七哀诗》之一（《西京乱无象》）写他由长安避乱荆州时途中所见饥妇弃子场面，深刻揭示汉末军阀混战造成的惨象及人民深重灾难，使人怵目惊心。《登楼赋》是荆州时登麦城城头所作，主要抒发思乡之情和怀才不遇的愁恨，富于感人力量，是抒情小赋的名篇。 徐干 (171-217) 徐干，字伟长，北海（今山东潍坊市）人，建安七子之一。主要著作是《中论》，曹丕称赞此书『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于后。』（《与吴质书》）其情诗《室思》也写的一往情深。 阮瑀 (?-212) 阮瑀，字符瑜，陈留尉氏（今河南开封）人，建安七子之一。所作章表书记很出色，名作有《为曹公作书与孙权》。诗有《驾出北郭门行》，描写孤儿受后母虐待的苦难遭遇，比较生动形象。 应玚 (?-217) 应玚（？ -- 二一七年）字德琏，汝南（今河南汝南县东南）人，建安七子之一。擅长作赋，有文赋数十篇，代表性诗作《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音调悲切。 刘桢 (?-217) 刘桢，字公干，东平（今山东东平县）人，建安七子之一。今存诗十五首，《赠从弟》三首为代表作，言简意明，平易通俗，长于比与。 建安七子指东汉末建安时期曹氏父子之外的七位著名诗人。他们是，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七子”之称，始于曹丕所著《典论·论文》：“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瑒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期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录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

建安诗人以其卓越的创作实践和文学主张，谱写出中国文学史上一段极为壮美的乐章。他们开创了缘情而发、直抒胸臆、再现现实、体现个性的优秀文学传统，为后代诗歌创作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唐代诗歌能够发展到鼎盛，便直接得益于建安精神。“建安风骨”做为最具魅力的艺术风格之一，一直是后代多数诗人追求的理想境界。 在文学史上，有很多一家人父子或兄弟数人都成为著名文学家的现象。例加大家所熟知的汉代的班固、班昭，宋代的“三苏”(苏洵、苏轼、苏辙)，明代公安派的“三袁”(袁宗道、衰宏道、袁中道)等等。曹操、曹丕、曹植就同是汉魏时期的大文学家。这父子三人，对建安时代的文学繁荣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甚至可以说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建安”是汉献帝的一个年号。文学史上的“建安时期”却不只限于这25年，它大致包括了汉末、魏初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 东汉末年，从黄巾起义到董卓之乱一系列的军阀混战、武装割据，使统一的帝国陷入了大分裂、大动荡的局面，人民遭到了空前的浩劫，出现了“人相啖食，白骨盈野”、“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生民者不可胜数”的惨酷景象。社会的动荡引起了社会思潮的裂变。建安时代的诗人目睹了这一幕幕的惨剧，亲身经历了颠沛流离的生活，对社会动乱有切身的感受。他们抛弃了两汉大赋那种辞采糜丽、讽一劝百的浮泛文风，冲破儒家“原道、征圣、宗经”的文学观的束缚，在继承汉乐府民歌“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优良传统的基础上提出了“缘情”的文学主张。他们以质朴刚健、清新自然的语言、比兴的手法真实地再现现实，抒发强烈的思想感情，表现出鲜明的个性色彩和时代精神形成了慷慨悲凉的独特风格。后人称这种文风为“建安风骨”。 最先开一代风气的是曹操。他酷爱文学，具有极高的文学修养，富有创新精神，创作时不受传统思想和形式的约束，直抒胸臆．直言事理，下笔无所顾忌。鲁迅称他为“改造文章的祖师。”曹操有爱惜人才、看重文士的思想，因此，大批著名文人，如大家熟知的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禹、应扬、刘祯等都云集邮下。曹丕、曹植对建安文人更是象好朋友一样相处，“行则同舆，止则同席”。这无疑提高了文人的地位，鼓舞了文学创作。 曹丕(公元187一公元226)，字子恒，是曹操的次子。建安22年立为太子，25年，曹操死后，他继承了曹操的职位，当年冬天逼汉献帝禅位，自立为大魏皇帝。他传留下来的辞赋诗歌共80多篇，其中五言诗和七言诗写得较好；在内容上看，描写爱情的比较出色。 曹丕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就要低于曹操和曹植，但在文艺理论方面，却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在做太子时著的《典论·论文》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系统的文艺理论著作。《典论·论文》首先肯定了文学的价值和功用，称文学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第一次把诗赋的地位、价值和作用看做与学术著作相同。这在文学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对文学的独立发展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另外，《典论·论文》还比较深入地评述了文章的体载和特征、作家的气质才性和作品风格的关系、文学批评的态度问题。这些论述直接影响了南北朝时期文艺理论的发展和成熟，对当时的文学创作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 建安时期最杰出的作家是“才高八斗”的曹植。曹植字子建，生前曾封陈王．死后谥名是“思”，所以，后人又称他为陈思王。 曹植的一生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在父亲的庇荫下过着贵族生活，得到很好的教养，才华横溢，十多岁就“诵读诗书数十万言”，而且志向远大。曹操很喜爱他，一度曾打算立他为太子。但是最终还是曹丕在王储之争中获胜。由于这个缘故，他深遭曹丕怨恨。《七步诗》的故事虽然不一定是事实，但却真实地反映了曹丕、曹植兄弟之间的关系。曹丕继位后，对曹植进行了一系列迫害，先是杀了一向拥护曹植的丁仪、丁翼兄弟，接着又把曹植赶往封地，六次变更爵位，三次变更封地。后期的曹植象囚臣一样动辄得咎，物质生活条件也很恶劣。但他渴求建功立业的愿望却从未稍减，甚至更加强烈。最终在41岁时满怀忧愤地死去。 曹植传留下来的诗文作品有近130篇，诗歌、散文、辞赋的成就都很高。建功立业，留名后世是他各类作品共同的思想底蕴。在前期的散文《与杨德祖书》中，他写下这样一段话：“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吾)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鲁迅评这段话说：“他的文章已做得好，于是他便敢说文章是小道；”另一方面，他更看重的是政治，所以强调“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并不是真的否定辞赋。 曹植的前后期作品在风格上有明显的变化。前期的作品基调豪迈、开朗，充满昂扬的精神。《白马篇》歌咏的壮士为国捐躯、视死如归的精神，就是作者自己理想和抱负的自我抒写。后期由于理想得不到实现，作品中就充湿着慷慨愤激的情愫。“愿欲一舟济，惜哉无方舟”、“抚剑而雷音，猛气纵横浮；泛泊徒嗷嗷，谁知壮志忧?”等，都是作者悲愤的表白。 曹植后期写了不少反映妇女不幸遭遇的诗篇。但只要稍加分析，就可看出这些诗表面上是写弃妇怨女，其实是以她们象征自己，是诗人壮志难酬、在政治上被遗弃的哀怨心情的曲折表露。这与他在辞赋名篇《洛神赋》中，假托与洛神的恋爱故事，寄寓自己被迫离开朝廷，无由效国的痛苦心情的表现方法如出一辙。 在艺术手法上，曹植善于运用譬喻和象征巧妙地表达思想感情。例如他在好友丁氏兄弟被杀后写的《野田黄雀行》中，用风波、利剑、少年、罗雀等一系列文学话语，生动而具体地表达了诗人幻想大力者来救难友脱险的心情。 曹植还善于托物起兴，在诗的起首两句突出和渲染气氛，使读者一开始就能感觉到诗人要表达的思想感情。 钟嵘在《诗品》中给这父子三人的评价分别是“曹公古直”，评曹丕是“皆鄙质如偶语”、“殊美赡可玩”，而评曹植则是“骨气奇高，词采华貌。”这评价是很中肯的。 在曹氏父子的倡导和影响下，一大批文人积极创作，掀起了一场真正的文学运动。建安七子等近百位作家，如蔡炎、繁钦、杨修、吴质、丁仪、丁翼、弥衡等都留下了优秀的作品。这时的文学无论在文学体裁还是在写作技术巧上都臻于成熟，在乱世中创造出文学上的空前繁荣，成为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建安风督”也作为一种文风典范被收入史册，为后人称颂、效法，在以后的创作实践中发扬光大。记得采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