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外科技交流论文

古代西方文化的特征与传承古代西方文化的特征西方古典文化首先由希腊人开创，罗马人依据其民族特点并结合自己的创造，在有选择地光采博收与融合古希腊文化的基础上，不断灌注以新的内容，从而使之发扬光大，最终形成为一种别具一格的文化传统或文化体系。当然，古希腊文化和古罗马文化也各有其不同的特征。早在奥古斯都时代，罗马著名诗人维吉尔就已经道出了两者各自的旨趣。他认为，希腊人的天才在于文化艺术领域的创造，而罗马人则在于以威力统辖天下万民，在世界“推行和平”。也正如“希腊可称为光荣，人类精神自由创造，自由思索，自由信仰之光荣；罗马可称为伟大，权利、纪律和一致之伟大。”这是由各自的民族性格、历史传统、社会和自然环境等因素造成的。但是，古希腊、罗马文化作为一种一脉相承的同质的文化，在历史的长河中凝聚成了一种有其独特内涵和体系的文化传统。在此，下面将对西方古典文化的特征进行大致的概括。1.民主与法制精神古希腊人所创设的民主政治制度是古典文化中最富有魅力的文化成就之一。而雅典的的民主政治制度则是其中的楷模。在雅典，公民民主制达到了极致。一切官职均由选举和抽签产生，权力的世袭、垄断和特权制得以废除。这种民主政治制度体现了三权分立、主权在民和政治上人人平等的原则。这是古代世界发展最充分、最完备、最典型的民主形式。民主和法制是密不可分的。民主政治必然要求健全的法制，而法制则会保证民主政治得以顺利实施。希罗多德早就体会到了其真义。他借别人之口宣传民主政治的首要优点在于“它的美好的名声，那就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的演讲中更具体阐述了民主政治的特点。他讲道：“我们的制度是别人的模范。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解决公私争执的时候，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让一个人负担公职优先于他人的时候，所考虑的不是某一个特殊阶级的成员，而是他们有真正的才能。” 罗马共和时代也曾实行过民主政治，虽然日后的罗马走向了帝制的道路，但民主体制和民主思想的影响却一直贯穿其中。在帝国时代，帝国范围内罗马公民权的扩大和统一，以及遍及帝国境内的自治城市的繁荣不仅使民主政治得以延续，而且还对古典传统的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因为正如论者所言：“古典文化首先是城市的文化、公民社会的文化，只有奠定于这种更大范围的公民权与自治城市发展的基础上，古典文化的广延才不至于使其传统遭到削弱，反而有所加强。”更为重要的是，由古希腊人创始的古典法律精神在罗马人那里得到了光大。虽然罗马人在法理的探讨上不如希腊人，但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却不断开拓进取，并最终使罗马法成为法理精深、系统完备的体系。可以说，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信条，在罗马人那里得到了更广泛意义上的实现。 古典文化中的民主和法治精神对后世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可以说，中世纪的市民民主和法律体系，以至近现代社会的民主和法律体系都是在它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下经过发展和演变而确立起来的。2.科学与理性精神从泰勒斯开始，古希腊人终于摆脱了神话思维方式而走向理性思想发展的道路，于是他们也就开始从神话王国进入到自然王国的探索旅程。正是在对宇宙和自然以及人类社会本身的无穷探究中，古希腊和罗马人初步建立了其科学体系。而现代科学体系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科学是愚昧和迷信的对立物。人类就是在克服愚昧和迷信的征途上不断进步的。因此人类思想的解放、社会的进步往往以科学的发展为先导。实际行，在泰勒斯时代，大多数希腊人仍然愚昧无知，并对科学心存蔑视。而泰勒斯也清楚的认识到他的责任就是让科学和智慧的光芒照亮全城，把愚昧完全赶走。也正是通过古希腊科学家的努力，希腊传统的宗教信仰受到了质疑，一种理性的思维方式才建立起来。也正是这种新的思维方式改变了人们看待问题的方法，并激发出了他们无穷的创造力，使他们在血多科学领域都有所发展，有所创建。 古希腊人所发现的这种理性就是通常所谓的自主的理性。它不是依赖于任何超自然的神和外在的权威，而是依靠人的智慧和思维能力对事物的一种把握和理解。可以说，在古希腊，自主理性精神获得了充分的发展。他们在探究一切事物时都将之放到理性的审判台上加以考察。对此，古希腊人柏拉图在《申辩篇》中就曾讲道，苏格拉底主张，凡是为一个人的理智所判断为错误的东西就不应该去想和做。而古罗马人不仅继承了古希腊文化中的科学精神，并在实用科技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而其还继承了这种理性主义精神。学界所谓的罗马文化质朴务实的精神实际上就是一种理性主义的精神。在西塞罗的言论中，我们仍然体味到它的真义。他讲道：“我们所谓的人，是具有预见性、灵敏性、综合力、机智力，是富有记忆力、充分的理性和深谋远虑的动物。……因为人是如此众多的各种各样的活的生命当中唯一获得一种理性和思维的生命，而且其余所有的 生命都为人所统治了。然而，我还认为不知是在人间，而且是在整个神的世界和整个宇宙，难道还有什么东西比理性更神圣的呢？理性只有它充分发展和尽善尽美的时候，才能真正称作为智慧。“即便是罗马帝国的一些皇帝也将其理想奠定在人性和理性的原则之上，如安敦尼王朝诸皇帝。可以说，在西方的古典时代，理性的思维方式已经成为了该时代的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思维方式。尤其是，这种理性的思维方式还为古希腊哲人和科学家发展成为一种严密的逻辑推理形式和初步的经验主义的科学方法，并成为后世思想家和科学家进行科学和哲学探索必不可少的工具。而近代西方的科学和理性精神就是以之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3.人文主义精神古典文化中充满着一种浓厚的人文主义精神。那么这种人文主义的特征是什么呢？西方著名的古典文化学者安邦纳曾对此作过精彩的论述：“全部希腊文明的出发点和对象是人，它从人的需要出发，它注意的是人的利益和进步，为了求得人的利益和进步，它同时既探索世界也探邦纳索人，通过一方探索另一方。安邦纳的这一概括也同样适用于古时代的罗马。或者说，它也是对整个古典时代人文主义特征的概括。 古典时代的人文主义体现在神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就是所谓的“神人同形同性论”。在古希腊人看来，神只不过是人的最完美的体现而已，神与人一样也具有七情六欲和喜怒哀乐，也具有诸如勇敢与懦弱、善良与残忍、宽容与嫉妒等人所具有的品格。因此，它与古代东方宗教那种把神看作不食人间烟火、威严无比、高不可攀的宗教观念相比是大相径庭的。古希腊人这种宗教观念意欲“用神的形象体现人的智慧与美质所可能达到的最高境界。神也只不过是人借以表现其理想的对象罢了。因此，古希腊宗教带有一种人文主义的色彩。而古罗马不仅接受了古希腊人的神，而且也完全接受了它的这种宗教精神及其渗透其中的人文主义思想。同时，不论是在希腊还是在罗马，僧侣并没有形成一个享有特权的阶层，因此在社会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他们也无法起权威的主宰作用。当然，在古代希腊和罗马，人们的宗教观念也是相当浓厚的，但与古代世界其他地区相比，其宗教思想所体现出的人文主义精神却是其中一个突出特点。 西方古典时代的这种人文主义精神可以说已经渗透到了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如政治生活领域中的民本主义，文学作品中对人的情感、人性、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大胆描绘和讴歌，艺术作品中对人体的着力刻画和赞美，古典建筑学中“维特鲁威人体”对人文主义的弘扬，如此等等。其中，古希腊智者学派的代表人物普罗泰戈拉的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葬礼上的一段话“：人是第一重要的，其他一切都是人的劳动成果”，索福克勒斯在《安提戈涅》中的一句台词：“天下奇事虽多，却没有一件比人更奇异”，都成为古典文化中著名的人文主义的格言。而古罗马诗人泰伦斯、著名政治家和学者西塞罗等对人性的深入阐发和强调也为后人所服膺。可以说，人文主义是古典文化的一个主题。4.庄重典雅，优美和谐的文艺风格对于西方古典文艺风格，世纪著名的艺术史家温克勒曼曾作过精彩而恰当的概括，即：“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朱龙华则进一步补充道“：古典风格以庄重典雅、优美和谐为重要特征，或如温克勒曼所说，那是一种高贵的单纯与静穆的壮伟，它讲求形式与内容、现实与理想、规范与自由、纯净与丰富之间的辩证统一、平衡以至最高度的和谐，这些关系的过度倾斜和破坏则是非古典的。”古希腊人则是西方古典风格的创立者。当然，这种风格是在他们不断实践的基础上而逐步成熟起来的，其形成的时间当在公元前5世纪的古典盛期。而此种风格是古希腊的人文主义、现实主义、理性主义和追求自然与人之和谐的精神在艺术领域的体现。它在雅典的神庙建筑和雕刻艺术中得到最完美的体现，而帕特农神庙则是其中的典范之作。古罗马人在模仿古希腊文艺方面达到了心领神会的程度。在奥古斯都时代，罗马艺术家在充分吸收希腊艺术成果（尤其是其中的新古典派）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庄重肃穆的奥古斯都风格，就是在帝制的条件下对希腊古典风格的一种继承。这在奥古斯都广场和和平祭坛上得到了集中体现。而在帝国前期，古罗马艺术一方面延续了奥古斯都风格，另一方面则又糅合了希腊化派的因素，从而形成了所谓的新帝国艺术。这在帝国初期的建筑、艺术中都有体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众所周知的“拉奥孔群像”。自文艺复兴一直到世纪的理性主义时代，它始终被崇奉古典传统的无数学者和艺术家视为体现古典艺术理想的典范之作。温克勒曼对古典艺术风格的那一高论就是以之为典型依据而做出的。不过，在世纪年代之前，学者们大都将这尊雕像错误地归入希腊艺术行列，但后来的考古事实表明，它恰恰是罗马帝国初期的作品，并体现了新帝国艺术的特点。这也充分说明，罗马人对古典艺术精神的理解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古希腊和罗马有着一脉相传的艺术风格和艺术精神。尤其在建筑艺术方面，古罗马人还将古典传统风格加以发扬光大，从而创造了“作为世界统治者的世界建筑”。古典文艺风格和精神有赖于合理的形式去体现和表达它，因此古典时代的文学和艺术也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并为人们所普遍遵循的富有特色的表现形式，例如建筑中的柱式（多利亚、爱奥尼亚和科林斯）和拱柱的组合，艺术中的人体中心（“维特鲁威人体”）和人体比例，文学中的史诗和悲剧的规格（三一律）及各种诗词格律等等。可以说，这些形式或格式与其内容密不可分，从而使古典文艺风格独步于古代世界文学艺术之林。 古典艺术风格及其表现形式不仅成为文艺复兴时代的学者和艺术家们所追逐和模仿的对象，而且还对18、19世纪的欧洲古典主义运动以极大的影响。编辑本段西方古典文化 - 古典文化的传承古罗马帝国后期，古典文化传统开始走向式微。随着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教会为了在精神和文化领域获得唯我独尊的地位，便加紧了对古典文化的破坏和毁灭过程。由于古典文化被教会斥为异教之物，所以许多古典建筑和艺术品遭到破坏，大学和图书馆被关闭，古典作家的著作成为禁书。当时的一位大主教洋洋得意地宣称：“古代作家的书已经在地球上销声匿迹了，西塞罗、苏格拉底和荷马（更不必说那些被基督教徒恨之入骨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都被扔在顶楼和地窖里被忘却。”从此，古典文化也就逐渐被以神学和道统为主的基督教文化所取代，并随之而坠入黑暗的深渊。但是，在基督教文化占统治地位的中世纪，作为古代人类智慧之结晶的古典文化不会也不可能完全丧失。那么，它在日后的历史中是如何传承的呢？1.古典文化知识的存留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的两个世纪里，虽然古典文化处于濒临灭绝的境地，但仍有少数学者在孜孜以求地去挽救它。这些学者都是受古代文化教育培养的最后一代。如波埃修（480-525年）曾将亚里士多德的一些著作翻译成为拉丁文并撰写了评注，他编写的几何、代数、音乐和逻辑著作则成为中世纪的教科书。卡西奥多勒斯（约477-约565年）不仅编写了《概览》一书（其中第二卷卷是有关“自由七艺”的概要），而且还开设了一个收藏古希腊著作译本的图书馆。伊西多（约560-636年）编写的《词源》则是一切古代和神学知识的汇集。他们的著译作品也就成为了中世纪初期学者们了解古典文化的一条通道，尽管这条通道极为狭窄。虽然基督教文化与古典文化是一种不同类型的文化，但实际上，基督教神学也没有完全割断它同古典文化的联系，基督教哲学就是在吸收古典哲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尤其是到了公元世纪，奥古斯丁吸收了柏拉图的哲学思想，从而导致了基督教神学和古希腊哲学的第一次大融合。因此，人们也将奥古斯丁主义称为柏拉图一奥古斯丁主义。整个中世纪的思想进程都受到了它的影响。而在民族大迁徙的浪潮中仍然得以延续和发展的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庭帝国），在整个中世纪时代则成为古典文化（尤其是古希腊文化）的一个壁垒。它对于古典文化的保留和传承都起了巨大的作用。同时，在拉丁基督教世界，也仍然有许多古典著作劫后余生，幸免于难。它们大都被尘封在各地的修道院或私人图书馆中。2.古典文化在东西方的复苏8-10世纪，古典文化开始在东方的阿拉伯帝国和西方的加罗林王朝同时复苏。查理大帝在位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力图实现教育和文化的复兴。为此，他延聘欧洲各地著名学者加入这一行动，并多次颁布诏令，要求全国各教区和修道院设立学校。同时，与之相关联的书籍抄写和图书馆也随之兴起，一批拉丁古典书籍得以抢救和复制，如西塞罗、恺撒、维吉尔、塔西佗、李维、卢克莱修、贺拉西、奥维德等古典作家的著作。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大部分拉丁古典作家的典籍都是依据这一时期的复制本印制而来的。也正是在抄写、复制古典拉丁著作的过程中，修道士们与古典文化建立起了某种联系。有些教士甚至因迷恋于古典拉丁作家的著作而不能自拔。“加洛林文化复兴”虽然并没有出现令人赞叹的学术创新，但它对于古典拉丁文化的传承却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不过，随着维金人的南下，这一复兴运动也告中断。 如果说，加罗林王朝在拉丁基督教世界主要致力于拉丁古典文化的复苏，那么阿拉伯帝国则着重致力于古典希腊文化的学习年的和研究。在约750-850的100年里，自阿拉伯人掀起了规模宏大的翻译运动，史称“百年翻译运动”。这是阿拉伯帝国全盛时代的大规模文化建设活动的组成部分之一。在这次翻译运动中，阿拉伯人不仅翻译了大量古代波斯和印度的典籍，而且还翻译了大量古希腊人的著作。众所周知，在希腊化时代，希腊人曾将希腊文化的种子播撒于西亚、北非的广大地区。直到阿拉伯人征服这些地区之时，许多传播希腊文化的城市仍然存在，其中著名的有波斯的军迪沙浦尔、伊拉克的哈兰、叙利亚的埃德萨和安条克、埃及的亚历山大城等。在这场翻译运动中，精通希腊文化的聂斯托里派基督徒成为其中的中坚力量。尤其是，帝国的统治者成了这场翻译运动的倡导者和有力的支持者，如曼苏尔、拉希德、麦蒙。尤其是麦蒙，不仅他本人醉心于古希腊哲学，每当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被翻译成阿拉伯文后，他总是先睹为快，而且为了将学术研究和翻译运动纳入正规，他还于830年在巴格达图书馆的基础上修建了著名的“智慧馆”。这是一个集图书馆、研究院和翻译中心于一体的综合学术机构。同时，麦蒙还派人到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等地去搜求古希腊典籍。于是，从各地运来的古籍不断充实到智慧馆。这样，在麦蒙的主持下，数百名学者和翻译家进行了大规模的有组织、有计划的翻译活动，从而使“百年翻译运动”步入了鼎盛阶段。在这场翻译运动中，几乎所有重要的古希腊科学家和哲学家的著作都被翻译成阿拉伯文。这不仅有力地促进了阿拉伯科学和哲学的发展，而且还对古希腊文化的传承起了巨大的作用。在对古典文化的保存和传承方面，与大致同时代的“加洛林文化复兴”的成就相比，阿拉伯人的“百年翻译运动”所取得的成就更为辉煌，影响也更为深远。3.古典文化在西方复兴的第一次浪潮自11世纪开始，历经劫难的拉丁西方人终于走出了“黑暗时代”，步入复兴和扩张之路。在扩张过程中，他们重新回到了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地中海世界，并与阿拉伯、拜占庭帝国等展开了富有成效的文化交流活动。正是在西班牙、西西里和西亚等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前哨，拉丁西方人重又接触到久违的古典希腊文化。于世从11纪末到13世纪末，一场历时长久、规模宏大的“翻译运动”在拉丁基督教世界如火如荼地展开。在这次翻译运动中，通过阿拉伯文、希伯来文和希腊文而翻译成拉丁文等西方文字的古希腊典籍达200多部。而参与翻译运动的翻译家则多多达90多位，其中，有的在其一生中翻译作品达80余部。可以说，在这场大规模的翻译运动中，几乎所有古希腊的科学和哲学著作都被译为拉丁文等西方文字。这不仅导致了各门学科在拉丁基督教世界的迅速复兴，而且古希腊文化中的自由和理性精神也得以复活，从而导致普遍的理性在中世纪拉丁基督教世界的确立。 与此同时，罗马法复兴的浪潮也从意大利蔓延到了法国、德意志、西班牙等欧洲大陆各国，罗马式建筑艺术也在拉丁基督教世界走向兴盛。无怪乎现代西方许多学者将世纪称为“文化复兴”的世纪了。可以说，这是西方世界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古典文化复兴的浪潮。4.古典文化在西方复兴的第二次浪潮文艺复兴时代是西方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时期。在该时期，新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复兴古典文化的旗帜下，展开了对中世纪基督教会和神学的批判。于是，一股强劲的古典文化复兴的浪潮再次蔓延西方世界。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者对古典文化的崇拜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们以特殊的热情学习古希腊语，并积极投入到搜集、挖掘、整理和重新翻译古希腊原文典籍的运动中。他们在寺院和教堂图书馆里，耐心细致并满怀希望地从积满厚厚灰尘的故纸堆中寻找他们所需要的东西。结果，他们在这些被人遗忘的角落里取得了重大收获，发现了一些古典著作的珍本甚至孤本。这些珍本大都已腐朽、脱落。他们小心翼翼地修复这些“被野蛮的狱卒囚禁的文雅犯人”。不甘寂寞的美第奇家族和教皇也加入了这一行列。科西莫将巨资投入到古希腊典籍的搜集之中。教皇尼古拉五世还是教士时便因购买古典书籍而破产，做了教皇后依然故我。他自己曾毫不掩饰地说：“假我以资材，当成就两桩事业，即书籍与建筑，及后为教皇，两者都付诸实施。”直到去世时，他仍欠有债务。但是，他却将800册古希腊手稿留给了世人。许多人文主义者到希腊做学术旅行，当他们带着数以百计的古希腊典籍回到当意大利时，人们就像迎接凯旋而归的将军一样欢迎他们。而许多人文主义者则因购买古典稿本而负债累累。在1453年，当君士坦丁堡在土耳其人的围攻下陷落时，许多拜占庭学者带着抢救出来的古希腊手稿流亡到意大利。他们在各地教授希腊语，从而为古典文化在西方的复兴增添了一股活力。正是由于人文主义者的努力，古希腊典籍才得以传世。而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古希腊著作，大部分就是在这一时期搜集、整理出来的。 同时，拉丁古典文化也对人文主义的文化艺术风格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该时期，“人本主义史学家则把一切思想和一切叙述翻译成装扮成西塞罗体的拉丁文，至少是黄金时代的拉丁文”。与这种文学上的西塞罗主义相伴行的则是艺术领域内维特鲁威建筑艺术的复活以及古物搜求和收藏之风的盛行。人文主义者千方百计地探寻古典艺术品，而古罗马城则成为了这一运动的中心。至文艺复兴时代末期，罗马已聚集了无数的古物，其中大多是古罗马人的作品，但也有少数古希腊后期的原作。正是这些作品成为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家进行创作的源泉。 中世纪盛期的文艺复兴是一次有限的古典文化的复兴。基督教徒翻译与研究的只是古希腊哲学和科学著作，而且他们是在信仰至上的前提下，按照那个时代的思维方式去解读古典文化的。而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者则完全冲破了这一局限，将探寻的目光投向了古典科学、哲学、文学和艺术等各个领域。他们立足于人文主义的新视角，重新审视和解读古典文化的真义，并站在时代的高度，对之进行了新的阐释。正是在古典文化的启发下，他 们奏响了响亮的“人的颂歌”，而在这片颂歌声中，中世纪的幽灵退到了黑暗的角落里。 实际上，古典文化复兴的浪潮并没有随着文艺复兴时代的结束而终结。在18世纪，启蒙运动的兴起导致了古典文化的继续复兴。在该世纪，古物搜求之风不仅有增无减，而且还从罗马扩散到了意大利和欧洲的其他城市。于是，英、法、德等国家则代替罗马成为了这一运动的新的中心。这些国家的人们蜂拥到威尼斯、神秘的庞贝古城和希腊本土、小亚细亚去凭吊、猎奇、探宝。尤其是在德国，一些艺术家还在理性的旗帜下掀起了一场“复古”运动，他们反对罗可可艺术的那种过分注重豪华和享受而缺乏思想的艺术风格，主张回到古典主义去，从而导致了一个新的艺术流派新古典主义的出现。该流派曾盛行于德国与法国，并在绘画和建筑、雕刻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温克尔曼便是这场运动的积极倡导者。新古典主义的艺术家注重从古典艺术中获取养分，所以每当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时，他们便从古典文化和艺术中寻求答案。如法国的新古典主义艺术大师达维德曾谈到，他鼓励学生去创作伟大题材的诀窍是：“快去翻翻普鲁塔克的书。”同时，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在高举理性的大旗对传统的基督教神学进行批判时，古典文化再次成为他们赖以获取思想素材的宝库。所以，古典文化还成为理性主义运动的导师。5.奥林匹亚城19世纪以后，伴随着考古学的出现和发展，古典文化的神秘面纱逐渐被揭开，从而导致古典文化更大规模的复现。在这一世纪，考古学的篝火在意大利、希腊本土、小亚细亚等地陆续点燃，著名的罗马城、庞贝古城、雅典卫城、奥林匹亚城、克里特和迈锡尼文明等遗址纷纷被发现和挖掘出来，一些古典文物和书籍也时有发现。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以至今天。这样，古典文化逐渐显露出它的全貌。同时，在西方各国，古典学也作为一 门学科而逐渐得以确立。

元代疆域横跨亚欧大陆，客观上有利于中外文化的交流，当然也包括科技的交流；另一方面，元统治者也比较注重收罗各方面的人才。因此，国外的人才包括能工巧匠也来到中国。与此同时，中国的科技也源源不断地向国外传播。这就形成了中外文化、科技交流的盛况。古代田园画当时，中国和西亚、北非的伊斯兰国家是世界两个文明的中心，科技往来频繁。比较重要的比如中国的火药和烟火，在这时传入了这些国家。这是由于这些国家与蒙古军队对抗，他们是从蒙古军俘虏那里学到这些技术的。又比如天文学知识。当时，中国的天文学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旭烈兀支持波斯科学家纳昔剌丁·徒思建立了一座天文台，有不少中国的天文学家在那里工作，将中国的天文历算知识也带过去，传播开来。纳昔剌丁·徒思主编的《伊利汗历数书》就是借鉴了中国的一些方法和技术编成的。波斯另一位天文学家叫扎马鲁丁来到中国后，建造了七件“西域仪象”，这些仪器开阔了中国科学家的眼界，其中有的仪器在当时是先进的，在中国第一次出现，如地球仪，其上水占七分，陆地占三分，近似于现代地理学中地球上水与陆地的比例：。扎马鲁丁还带来了二十几种科技书籍，包括天文、历算、地理、历史、医学、哲学、文学、相学、机械学、占金术、占卜学等。这些书对促进中外科技交流无疑是有益处的。此外，阿拉伯数字也至少在这时传入中国。中国与伊斯兰国家的医学交流也在进行。如阿拉伯著名医学家伊本·西拿在他的名著《医典》中吸收了中国医学的脉学。唐代孙思邈的《千金要方》也被译成波斯文，针灸疗法、姜茶、大黄、肉桂等药材也传到西亚。另一方面，回回药和医疗方法在中国也受到了重视，上都和大都都有回回药物院。元代与外国的科技交流除以上的伊斯兰国家之外，与其他国家、地区也有广泛的交流。比如阿尼罗出生在今尼泊尔境内，他是一个建筑学家。他来到中国后，先在西藏建造金塔，后因技术高超被推荐给了皇帝，在将作院任职。他在中国共营造了三座佛塔、九座大寺、两座祀祠、一座道观。把印度式的白塔传到中国。又长于铸像、塑像、织像。他的铸造技术水平很高，郭守敬的天文仪器大多数是他铸造的。总之，他带来的技术在当时影响很大。

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都居于世界领先的地位。中国历史上的的科学技术成就，为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它在发展的过程中，也与许多其他国家、地区和民族的科学技术发生了交流。中国科学技术史上成就最大的是农学、天文学、数学和中医学。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与其他民族和地区的科学技术相对来说比较独立，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更注重实用性和经验性，缺乏西方科学的思辨性，因此有些人对于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是否自成体系而表示怀疑。科学技术的萌芽中国科学技术的萌芽时期包括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中国是世界早期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火，发明弓箭和陶器、出现农牧业、观察天文、开创医药的地区之一。而且这时也开始利用蚕丝。先秦时期夏商周时期奠定了中国科学技术的雏形。这时中国进入了青铜时代，青铜器的铸造冶炼技术非常高超。这时也出现了原始的瓷器。尤其是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体系基本上是在这个时期奠定的。这时中国广泛使用铁器，同时还出现了炼钢技术和铸铁柔化技术。这时已经有了许多大规模的水利工程的兴建，著名的有都江堰、郑国渠等。数学上确立了十进位制；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星表之一；测定了比较精确的回归年长度；中医学理论初步建立。秦汉时期到了秦汉时期，随着封建制的巩固，中国古代的各个科学技术已经趋于成熟。农业上，轮作制已经确立。《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对后世中医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九章算术》确定了中国古代的数学体系。造纸术在这一时期被发明并且得到了重大改进；造船技术已经非常成熟。长城的建造体现了建筑技术的发达。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刘徽、祖冲之、张子信对数学和天文学做出了很大贡献。裴秀提出的制图六体，创造了中国古代地图学的基础理论。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标志着农学的成熟。王叔和的《脉经》、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陶弘景的《神农本草经集注》丰富了中医学体系。葛洪在炼丹上的研究，对原始的化学做出了贡献，马钧在机械制造方面的成就代表了中国古代机械制造的水平。宋朝──科学技术发展的高峰隋唐时期的繁荣，使科学技术得到了很大发展。到了宋元时期，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发展达到了高峰。其中杰出的代表人物是沈括。这时中国的四大发明相继问世，对世界文明做出了重大贡献。元朝元朝的科学技术达到或取得很高的成就，其中天文学、数学，甚至医学居于当时世界先进地位。当时领先于世界的阿拉伯与波斯科学技术传入中国。元世祖忽必烈在尚未登基之前，就征招“回回为星学者”。他们翻译及带来诸如托勒密的《天文大集》，伊本·优努斯（也译做尤尼）的《哈基姆星表》（也译作《哈基姆历数书》）等天文学著作。1260年，元廷承金人旧制，设立司天台；1271年正式设立回回司天台，1312年设立回回司天监。后来还任用了一大批以札马剌丁（又译作扎马鲁丁、扎马剌丁）为代表的天文学家管理此类工作。中国人在此时开始使用阿拉伯数字。1280年，元代数学家及天文学家王恂与郭守敬等制订《授时历》时，不但列出了三次内插公式（“招差法”），还使用“垛垒、招差、勾股、弧矢之法”进行缜密计算，其中将穆斯林发明的弧三角法应用于割圆术获得“弧矢割圆术”（即球面直角三角形解法）。一般认为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其中的一部分是明朝的徐光启在意大利人利玛窦的帮助下翻译并引进中国的(合译《几何原本》前6卷)，但是有学者（方豪，《中西交通史》）认为，在此前的元代，此书已经被来华的穆斯林带到中国。14世纪中、后叶明王朝建立后，由于科举大兴八股文模式并删减数学内容，以及珠算盛行，因此建立在筹算基础上的中国古代数学便衰落了。在元朝，中医药学有很大发展，出现了金元四大学派,医药学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出现了兼收并蓄、互通有无的局面，大大丰富了医药学知识的内容。《回回药方》（以下简称《药方》）是中国大型综合性回回医药学典籍（作者不详），原有36卷，少数残存本现可见于北京图书馆。该书多以汉语书写，同时夹杂许多阿拉伯语与波斯语医药术语及汉语音译。仅以少数残存本目录就可以看出，《药方》是一部包括内科、外科、妇科、儿科、骨伤和皮肤病等科、内容丰富、具有中西合璧特色的医学典籍；研究中国医药史的学者根据残存部分推断，《药方》约有药方6000～7000首之多，其价值与中医古籍《外台秘要》相当。今日的北京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就建筑学成就而言，元大都堪称享誉中、外的建筑学艺术瑰宝。元大都城在技术方面的主持设计与参与建设者，是来华穆斯林建筑学家亦黑迭儿丁。难以想象，这位建筑学家能够运用中国传统的建筑学特色，结合世界上先进的建筑学风格，设计出格局宏大、规划严整，与自然和谐相融的元大都。参与元大都设计、建设的，还有一大批专家、学者、能工巧匠。全面地说，元大都是中华民族智慧与汗水的结晶。元大都自1267年开工兴建，至1285年历时18年建成（先前的金中都城址位于今北京城西南部莲花池以东，元大都的新城建在中都旧城东北）。1291年，郭守敬指挥修建元大都至通州的运河。从通州到元大都，他设计七座水闸，这七座水闸彼此相距约半公里的地方，又设计有斗门。郭守敬就是通过水闸和斗门的关闭与开放，调节运河各段的水位高低，引导船舶顺畅通过。工程竣工后，元世祖亲自将这段164里长的运河命名为 “通惠河”。通惠河是中国工程建设史上的杰作，其运用的巧妙方法与现在国外一些运河采用的技术是基本相同的。元世祖时期即开始重视农业，很好地制定了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政策，使得农业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王祯编著《农书》一书有三十七卷（现存三十六卷），是中国古代一部对农业生产进行全面系统论述的伟大著作。 全书约有13多万字与300多幅图画，全文分为《农桑通诀》、《百谷谱》、《农器图谱》三大部分。 《农桑通诀》包括对农、林、牧、副、渔及水利等各个方面的综合性论述，提出“顺天之时、因地之宜、存乎其人”这一重要的农耕思想。《百谷谱》对各种农作物的品种、特性、栽培、种植、收获、贮藏和利用等知识加以介绍，尤其是王祯将农作物分为谷、蔬、果、杂等6大类，堪称中国农作物分类学的奠基人；此外作者对于植物性状的描述，也是此前书籍不曾有过的。而《农器图谱》则是《农书》的重点部分，该部分就田制、仓廪、舟车、灌溉、蚕桑、织纤、麻芒等20门类，详细介绍了257种农业机械，而且配绘图谱306幅并加以文字说明，其价值超过以往所有农业机械书籍，甚至中国古代后来在这方面的论述，亦无超越王祯者。在活版印刷术方面，王祯设计出木活字及转轮排字架，并于1298年用木活字排印《旌德县志》；其《造活字印书法》（附于《农书》书末）是最早的系统性介绍活字排版印刷术的科技文献。

中国古代的对外交往既包括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与人员往来, 也包括经济、科技、思想、文化的交流。古代中国的对外交往在明朝前后有明显的不同。明朝中期以前，由于科技和生产力水平的局限，世界还没有形成一个整体, 中国主要是与亚洲各国特别是日本、朝鲜和印度等国开展各种形式的交往；明朝中期后, 随着新航路的开辟, 西方殖民者陆续向东扩张, 以及西学东渐,中国与西方的交往逐渐增多。古代中国的对外关系主要是从两汉开始的。公元前138年，张骞首次出使西域, 为了联络大月氏回师东进,与西汉夹击匈奴。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为了发展与西域友好往来关系。他的探险直接产生了“丝绸之路”而造福当时, 泽及后人。“丝绸之路”成为当时连接东西方两大文明中心的通道, 大量的使臣、商人络绎不绝地奔波往返, 和谐 各地的物质产品与精神成果, 得到了充分的交流。汉代以开放的姿态, 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 吸纳色彩各异的文化元素, 走上了直接推动世界文明发展的道路。和谐当时的中国对外交往已突破了东亚范围, 远及欧洲和非洲。和谐秦汉之际, 朝鲜的檀弓、和谐果下马等输入中国, 中国铜镜、漆器、铁制工具等输至朝鲜；燕、和谐齐、赵有数万人前往朝鲜，三韩多次派人晋见武帝和光武帝。日本与中国的往来较早, 武帝时, 有30多国通过朝鲜“使译通于汉”；光武帝时,“倭奴国奉贡朝贺……光武赐印绶”。中国铁器、铜镜、丝帛传入日本。越南的象牙、和谐犀牛、珍珠输入中国；中国铁犁、牛耕和水利工程技术在越推广。出玉门关或阳关往西到中亚、印度半岛等地形成的丝绸之路, 中国的铁器、丝绸和养蚕缫丝、铸铁、井渠、造纸等技术，通过这一通道西传。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中国。和谐从广东向西沿海岸线、印支半岛南下, 绕过马来半岛、出马六甲海峡, 到孟加拉湾沿岸, 最远达印度半岛南端,形成的水上丝绸之路, 加强了和东亚、南亚各国的关系, 沟通了东西外交圈之间的联系。西亚大国安息, 利用丝绸之路与汉频繁交往, 通过水上丝绸之路在汉与大秦间转手贸易。处于陆上丝绸之路西端的大秦, 直接交往受安息等国的阻碍。97年, 甘英受班超派遣出使大秦, 到达波斯湾折回。166年安敦使者到达东汉, 《后汉书》中有与欧洲直接往来的最早记载。隋唐时期, 交通发达, 水陆并举。陆路从长安出发东达朝鲜, 西通印度、伊朗、阿拉伯和欧洲许多国家。水路从登州、扬州出发, 和谐 可到达韩国、日本。从广州出发, 经马来半岛、印度, 可到达波斯湾。和谐唐政府鼓励外商来贸易, 允许他们长期居住、通婚、任官, 实施开放的对外政策。和谐唐朝对外交往有新发展, 唐朝与新罗、日本、天竺、波斯和大食等亚非欧各国均有友好往来, 和谐 唐都长安成为当时国际大都会。和谐新罗人留学唐朝最多,崔致远最著名。长安和沿岸许多城市设有“新罗坊”、“新罗馆”,接待新罗商旅。新罗立国参用唐制, 举国学、教儒学；从唐引进茶叶、雕版印刷术和高超的制瓷、制铜等手工艺技艺；喜读唐诗, 许多文人会写唐诗；姓氏、服饰、节令、风俗等方面, 都有浓重的中华文化色彩。和谐日本与隋唐往来频繁。隋时互遣使, 遣唐使十多次；日本出土大量“开元通宝”, 中国也出土了日本奈良时的银币。大化改新由留学回国人员策动, 新政中的制度大都以唐制为蓝本；都城建造完全依照长安的样式；律令大体采用唐律, 学校以儒家经典为教材,祖冲之《缀术》传入日本成为教科书；祭孔礼义隆重。日本的吉备真备和中国的鉴真为中日友好交往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印度半岛的天竺与中国的交往以佛教为纽带。贞观时, 天竺一再遣使来唐, 送来郁金香、菩提树。中国创的十进位记数法推动了天竺数学的发展。玄奘和义净在中印文化交流中起了重要作用。和谐中亚一些国家同隋唐往来密切, 一再遣使前来, 和谐带来名马、和谐异药等特产。隋朝和波斯已互遣使节。唐朝时, 波斯遭大食侵犯, 其王及儿子先后来华求援。波斯商人在中国开设“波斯店”。唐高宗时, 和谐大食开始遣使中国, 持续了半个世纪。中国造纸术唐时传到大食。和谐唐与东罗马有使节往还。东罗马的医术、杂技传入中国, 唐丝绸、瓷器大量运往欧洲。和谐明朝前期, 郑和七下西洋密切了我同同亚非许多国家和地区的联系, 将中国古代的对外关系推向高潮。但是, 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不是发展海外贸易, 它采取的不计经济效益的政策, 给明朝造成巨大负担。随着国力的衰退, 航海的壮举也悄然结束。和谐明朝中期以前，对外关系的兴盛, 和谐与国家统一、经济繁荣、科技先进、国力强盛、对外交通发达等因素有关。这一时期的中国农耕文明充满活力, 发展水平处于当时世界的前列, 统治者也具有向上的进取精神、不断开拓的愿望和对外开放、兼收并蓄的胆识。由吕宋传入我国的烟草等经济类作物得到推广。16世纪后期, 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 他们说汉族, 和谐 穿儒服, 把西方的天文、数学、地理、绘画、音乐等方面的著作介绍给中国, 和谐又把中国的儒学和道家学说介绍给西方, 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代表性人物有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和中国开明士大夫徐光启。和谐明朝中期以后, 中国的对外关系呈现日益被动、保守和封闭的趋势。当时, 我国开始遭受西方殖民者的侵略, 1553年葡萄牙租占澳门, 西班牙、荷兰先后侵占台湾。清朝前期, 沙俄侵占人国东北的雅克萨等地。这一时期, 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成为对外关系中的重要内容, 如戚继光抗倭、郑成功收复台湾、康熙帝组织雅克萨自卫反击战、在平等的基础上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等。与此同时，清政府开始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 失去了积极进取的精神, 因而不能主动迎接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历史性挑战, 致使中国与世界长期隔绝, 逐渐落后于世界潮流。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一场围绕家书兴替的讨论就此展开。学生甲认为家书这种交流方式是不可替代的，学生乙认为信息技术这么发达，打电话，发短信，写邮件更便捷，当然不用写信……说到底，这是一场有关科技与传统争论的问题。

其实，现代科技与传统文化是可以完美融合的。

日本的京都就是一个极好的证明。京都已有1200多年的历史，它最初的设计是模仿中国隋唐的长安和洛阳而建的。其中，洛中最显京都街道棋盘式的布局，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交织，既有千年古刹，也有西式建筑。城中心大多店面和住宅，仍是低矮的两层楼木层，充满古香古色的古都风味。在京都市区，6公尺以上的建筑甚至都被为破坏景观，极易引起市民反对，所以没有高层建筑，也没有高架桥。走在京都的街道，你还会真正领略到“吃在大阪，穿在京都”的古训。你会看到很多的手工纺织的展示，正宗的日本茶道表演等充满传统味道表演。

同样，你也能在这里领略到现代气息。京都最新的车站，你能感受到21世纪的“高速”，它结合了五大特点：交通，停车场，文化，饭店，百货公司等全球数一数二的各类设施，尤其是车站内高11层的手扶梯，可直通百货公司商场及科技游乐中心，更有空中走廊和咖啡座，是一座多元化的建筑。站在这个多元化车站的顶楼眺望，看到高台寺周边的庭院，低矮的两层楼木屋，你才会真正惊诧于京都的魅力，绝不是精彩绝伦的现代建筑，更多的是千年传统与现代科技的融合。

上海世博会的成功举办又是另外一个很好的例子。比如，中国馆内用高科技投影技术制作的《清明河上图》;上海馆中由声光电影演绎的多媒体影片《永远的新天地》;日本馆内会用小提琴拉《茉莉花》的智能机器人，等等，都是传统文化与现代高科技完美结合的展点。

京都的灿烂和世博的成功证明：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并不矛盾，我们既不能以传统文化消亡的代价来推进现代科技的发展，也不能无视现代科技的发展来保护传统文化。我们唯有坚持现代科技与传统文化两翼齐飞，整个人类的发展才能有更加灿烂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