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群angela
陈国达教授的主要论著:《广东之红色岩系》(国立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1935年,6(1):55—78)、《广东灵山地震志》(两广地质调查研究所特刊,1939年第17号1—112)、《中国岸线问题》(中国科学,1951年1(2—4):351—373)、《中国地台“活化区”的实例并兼论“华夏古陆”问题》(地质学报,1956年36(3):239—272)、《地壳的第三基本构造单元——地洼区》(科学通报,1959年(3):94—96)、《地壳动“定”转化递进说——论地壳发展的一般规律》(地质学报,1959年39(3):227—241)、《地台活化说及其找矿意义》(地质出版社,1960年)、《地洼区的特征和性质及其所谓“准地台”的比例》(地质学报,1960年40(2):162—186)、《大地构造的哲学问题》(科学通报,1963年(2):1—17)、《地洼区——后地台阶段的一种新型活动区》(科学出版社,1965年)、《1∶400万中国大地构造图》(地图出版社,1977年)、《中国大地构造概要》(1977年)、《成矿构造研究法》(地质出版杜,1978年)、《南北地洼区及其与中国地壳演化分异及青藏高原隆起原因的关系》(大地构造与成矿学,1979年3(3))、《地洼学说及其实践意义》(中国国际交流地质学术论文集,第1册,地质出版社,1980年45—54)、《中国地洼型油田》(石油与天然气地质,1980年1(3):167—176)、《天山的中新生代大地构造性质问题》(地质论评,1983年29(1):26—30)、《古潜山油田的基本特征及形成的大地构造背景》(石油实验地质,1983年5(4):241—249)、《地洼区在国外的分布及研究现状》(湖南地质学会会讯,1984年(3—4):1—5)、《地洼学说文选》(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1986年)。
WHMooooooooo
由雪莲
(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潘云唐
(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一、世界沉积学回顾篇
沉积地质学最初只有地层学,从 1800 年左右开始起步,因用标准化石来作为划分标准的生物地层学在地层的划分中应用得非常成功,所以直到 20 世纪很长一段时间,地层古生物学都统治着沉积地质学的研究[1]。
但是,实际上沉积地质学在 19 世纪晚期其主要的进展就已出现。在 1893 ~1894 年,J. Walther 出版详细阐述岩相相关律以及比较岩石学的方法的 《现代成岩作用》 三卷巨著。英国的 H. C. Sarby 和 G. Darwin 以及美国的 G. K. Gilbert 等人在更早的时候,对流水和波浪对沉积物搬运进行了定量实验,甚至使用了不同密度和黏性的流体。
Middleton 认为,沉积地质学家们长期成功而有效地使用标准化石划分地层,所以忽视了对沉积地质学其他分支的研究。R. H. Dott. Jr 认为除了上述观点,还因为定性的和描述性的研究观点几乎主宰着沉积学界,即许多问题可以通过定性的生物地层学及地质图来解决,那人们就很少研究定量的东西。
其实在 18 世纪末到 19 世纪初,Von't Hoff 就对化学沉积作用做了比较先进的实验。但是直到几十年后,沉积学家们才开始重视物理、化学原理在沉积学中的应用。
沉积地质学的起源是来自于多方面的,像地层学源于对化石形态的研究; 沉积物成分和结构的研究源于岩石学; 沉积环境的研究源于地貌学和海洋学; 沉积过程的分析源于物理学 ( 即流体运动学) 和化学。
1900 年左右,沉积岩石学开始形成,随后就出现了粒度分析法,但是直到 20 世纪 20年代,沉积学才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如 Middleton 在 1978 年所指出,正是由美国研究委员会资助 W. H. Twenhofel 主编的 《沉积作用论文集》,以及 1926 年成立的经济古生物学家与经济矿物学家协会,最清楚地标志着沉积地质学成为一个专门的学科。
1933 年,Wadell 提出了 “沉积学” ( Sedimentology) 这个概念, 《沉积岩石学杂志》创刊。但是沉积学研究专业化在欧洲却出现较晚,1946 年在欧洲成立了国际沉积学家协会 ( IAS) 。1962 年 《沉积学》创刊,同时,英国沉积学研究专业组成立。此后,沉积学的研究在世界各地迅速地发展壮大起来[1]。
二战后,沉积学的研究有一些重大进展: Shvetsov - Kirynin 提出的原生构造控制碎屑沉积物的理论,1949 年 Pettijohn 的 《沉积岩石学》出版; 1950 年 Shepard 和 Kuenen 编写的 《海洋地质学》两本经典教材出版; 1950 年 Kuenen - Migliorini 发表了浊流沉积的论文。1948 年 Sloss 提出了不整合界线层序的概念。70 年代层序地层学最终导致了地震地层学和 “Vail 曲线”的出现和水槽实验骤增。这些都标志着 Walther 预言的比较研究方法付诸实现。
20 世纪 60 年代即有地震地层学的产生和沉积过程研究的出现,颗粒的研究也重新活跃起来。古生态学的发展,特别是通过遗迹化石补充古环境的分析,使 60 年代沉积地质学的黄金时代随深海钻探计划和板块构造理论的出现而达到顶峰。
二、中国沉积学回顾篇
在中国,早期的研究主要是包括在岩石学的研究领域之中的沉积岩石学。三大类岩石中,与岩浆岩石学及变质岩石学相比,由于它本身的理论和方法不完善,不大受地质学家的重视。从事沉积岩石学工作的人也很少[2]。
20 世纪 50 年代以前,我国的沉积岩石学研究很薄弱,只有像关于砂金、膏盐、煤及耐火材料等的调查和描述,以及对于铁、铝、磷矿床的古地理分布规律等少数的沉积岩( 物) 和沉积矿床做过少量的研究工作。
那时基本上是对野外露头进行描述,规律性的探索主要依据地层学的原理,尤其是关于古地理的解释,基本上是地层古地理或古生物古地理学。
按照刘宝珺院士的划分,将中国的沉积学发展分为 4 个阶段[2]:
( 一) 20 世纪 50 年代的奠基阶段
50 年代,随着国民经济建设的需要,能源资源如石油、天然气、煤和固体矿产如铁、锰、铝、磷等矿产地质勘探事业的迅速发展,相关沉积学的研究也大量开展起来。
但并不是从 50 年代才开始起步,其实早在很早以前,谢家荣先生就发表了 《甘肃玉门石油报告》这一初步成果,是中国地质学家对该区最早的石油勘察活动,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在 50 年代初,地质部建立了 6 个直属队,其中 2 个是勘查煤和沉积铁矿的。另外在全国开展的普查工作中,也规范了有关沉积岩研究工作的要求。
古地理学的研究,除了以地层学为基础外,因为沉积岩石学和沉积学的进展,许多沉积岩石学的资料也作为编制古地理图的重要依据。像 1955 年就出版了刘鸿允先生编制的《中国古地理图》,是以沉积岩石学为重要依据的,并且又是主要以地层学为基础的第一部完整的古地理图集。
50 年代,我国全面学习苏联,沉积学和沉积岩石学领域中,学校的教材以及实际工作的参考书均取自苏联学者的著作[3 ~ 12]。但是像岩石组分等值线图[13]等也借鉴欧美的观点和方法。
( 二) 20 世纪 50 年代末和 60 年代初的总结提高阶段
自 50 年代末,为了能够从成因上更好地解释古环境,有关地质人员就开始了有关岩相及环境成因标志的沉积岩石学研究,对粒度、层理、矿物成分、古生物等的环境意义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很多单位,特别是石油地质部门广泛开展了根据这些标志而进行的岩相古地理的研究工作。在此期间,岩相旋回分析方法在含煤岩系沉积条件分析和含煤地层对比方面已被广泛采用。淡水湖泊沉积和红层的岩相分析有一些较好的成果,海相沉积方面开始注意配合古生态进行研究[2]。固体矿产方面,叶连俊[14]关于中国磷块岩特点及形成条件的分析,都有很大的影响。
50 年代末至 60 年代中期,我国沉积岩石学发展较快,实际的工作,积累了大量的资料,有可能在一些方面进行规律性的总结并提高认识。
60 年代业治铮等人发表了 《震旦纪藻碳酸盐岩石的沉积作用》[15]。1962 年由戴东林主编的 《沉积岩石学》,由曾允孚、刘宝珺等成都地质学院主编的 《沉积相及古地理教程》[16]以及刘宝珺主编的 《沉积岩研究方法》公开出版。虽然就学科本身来说,逐渐有了比较成熟和行之有效的方法,而且沉积学方面的工作也得到很大重视,但在理论上,尚未建立起学科本身的有科学逻辑的和以一定实验数据和理论推理作为基础的完整的理论体系,仍然是以直觉的观察和感性的推理作为其认识论和地球观[2]。
( 三) 20 世纪 70 年代科学的沉积学发展阶段
60 年代,国外沉积学界有几项重大突破。沉积学家引入了泥沙运动力学的理论和方法,解释了沉积构造 ( 层理、波痕) 等的形成及水动力状态,并在红层冲积物的研究方面有了重要突破。加之在 50 年代初就出现了浊流理论,认识到了除牵引流以外的另一大类的沉积作用———非牛顿流体的沉积作用。60 年代对石油储层性质研究的需要,促进了沉积成岩作用的研究,引进了物理化学的原理和方法。50 年代末至 60 年代初有关石灰岩成因分类和碳酸盐岩机械沉积的观点得到公认。60 ~70 年代板块学说的崛起也对沉积学和岩相古地理学产生重大影响,沉积学家不得不认真考虑移动的大陆和板块对沉积作用的影响。所有这些科学成就意味着建立沉积学本身理论的条件已基本成熟,沉积动力学、成岩成矿的理论,碳酸盐岩沉积的理论以及重力流的理论都可成为沉积学的理论支柱[2]。
但是,由于受 “文化大革命”的冲击,我国刚开始与国际接轨的沉积学研究遭到中断,使我国沉积学的发展推迟了若干年。
从 1971 年起,沉积岩的研究逐渐恢复。油田的地质工作者与院校教师合作,对我国东部各含油盆地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这个时期我国学者做了大量有意义的工作,例如,1983 年叶德胜[17]等对我国西南晚古生代沉积 - 岩相古地理的工作; 冯增昭对于华北地区岩相古地理所做的工作[18][19],及其对碳酸盐岩沉积环境和岩相古地理的研究[20];1984 年关士聪[21]等的 《中国海陆变迁海域沉积相与油气》; 吴崇筠对中国东部含油盆地的湖泊相和三角洲相的总结; 何镜宇、孟祥化等[22]关于渤海湾黄骅盆地沉积相及指相矿物的研究; 同济大学严钦尚、项立嵩等[23][24]对长江口和现代海岸以及一些第三纪 ( 古、新近纪) 盆地做的大量工作; 曾允孚[25]关于我国西南古生代与中生代碳酸盐相、生物礁的研究; 刘宝珺关于云南红层冲积相及金属矿床的岩相控制的研究。叶连俊和孙枢[26][27]涉及从震旦纪到现代的各种岩相以及一些重要沉积矿产的形成条件的问题的研究。60 年代沉积盐类矿床作为国家重点开展研究,云南地矿局找到我国第一个钾盐矿床,袁见齐最早提出成钾理论[28][29]。
( 四)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的走向全球阶段
1979 年成立了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沉积学 ( 分) 会,中国地质学会成立了沉积地质专业委员会,地质矿产部成立了全国性的岩相古地理研究与编图工作协作组。1982年我国首次组团参加了在加拿大召开的第 11 届国际沉积学大会,展示了我国的研究成果,会上叶连俊当选为国际沉积学家协会理事。此后,我国又有业治铮、孙枢、刘宝珺、李任伟先后在国际沉积学家协会、国际地科联沉积委员会、全球沉积地质委员会中任理事及委员等重要职务,说明我国的沉积学研究已与国际接轨,并参与了国际这一学术领域的重要发展与决策事项。《沉积学报》于 1982 年创刊,《岩相古地理》于 1981 年创刊,对于推动我国沉积学和岩相古地理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80 年代以来,每 4 年一届的全国沉积学与岩相古地理学术会议团结了全国的沉积学工作者,每次会议均有三四百名代表与会,受到全国地质工作者的支持。我国还先后在北京和成都举办了国际沉积学会议的地区性国际会议,即国际沉积矿产学术会议及国际沉积学数据库讨论会,也有较好的影响[2]。
70 年代末以来,层序地层学、事件地质学等的出现,新灾变论的崛起,以及板块运动对沉积作用及古地理演化的深刻影响,给予沉积学和岩相古地理的研究以巨大推动作用。王鸿祯等 1985 年出版的 《中国古地理图集》[30]是我国新一代古地理研究的代表著作。1994 年刘宝珺、许效松[31]等编著的 《中国南方岩相古地理图集 ( 震旦纪—三叠纪) 》,1985 年出版的由刘宝珺、曾允孚主编的 《岩相古地理基础和工作方法》[32],都是有影响的著作。
80 ~ 90 年代,我国的沉积学有了飞跃的发展,已建立了完善而系统的理论,而且无论在理论上和方法上都与国际接轨,众多的成果分布于沉积学的各个研究领域,研究成果多是当代学科的热点和前沿问题,而且成果与实际相结合,解决了资源的许多重大问题,研究成果体现出中国特色,高水平的专著、论文大量出现,研究队伍日益成熟。我国的沉积学以前所未有的高速度发展起来。
当今,地质科学的发展、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的勘查和开发,以及水资源的开发,均对沉积学提出了许多科学问题,像孙枢先生[33]提出在陆相沉积、碳酸盐沉积、近岸和浅海硅质碎屑沉积、深海沉积等方面还有很多有意义的工作要做; 在沉积盆地和层序地层学、古气候与沉积作用、前寒武纪沉积、人类生存环境的沉积学研究、区域沉积学和全球沉积学等都是有意义的方向,所有维持生命和人类活动的地球表层的环境问题研究也正在成为沉积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篇论文的完成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的朱井泉研究员,要感谢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为我们讲 “古生态学”和 “地质科学史”课程的潘云唐教授,以及我的同学们,是他们的鼓励、支持、指导和帮助,本文才得以完成。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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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孙枢 . 中国沉积学的今后发展: 若干思考与建议 . 地学前缘,2005,12 ( 2) : 3 ~10
韵味八足
▲学术期刊《地质科学》和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集刊》副主编,《地质学报》和《地质论评》编委等。 刘东生曾多次参加科学考察活动。并曾于1957年兼任《中国第四纪研究》主编,1972年兼任《环境地质与健康》主编。▲泥盆纪研究与此同时,他还对泥盆纪的划分与对比,以及恢复泥盆纪时期的古地理做出了贡献。他在这方面的论著有:《殷墟哺乳类补遗》(1948年)、《四川歌乐山哺乳动物群》(与杨钟键合作,1948年)、《山西榆社系哺乳类记述》(与杨钟键合作,1948年)、《南京五通系中鱼化石》(专著,与潘江合作,1957年)、《关于狼鳍鱼》(《科学通报》,1951年)、《中国第四纪沉积物类型分布图的拟制》(与张宗祜合作,1958年)、《气候标志及中国第四纪地层划分》(《中国地质》,1962年)、《湖南临沣鲈形类—新种》(《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62年)等。▲金属矿产研究从1949年开始,刘东生进行了铜矿、铁矿、铜镍矿和稀有金属的找矿工作,以及水库坝址的勘探工作。他写了不少有关矿产和工程地质方面的科学报告和论文。主要有:《四川重庆白庙子煤矿地质报告》(与王朝军等合作,1946年)、《扬子江水利发电计划和三峡坝址地质工程报告》(与侯德封等合作,1947年)、《辽宁清源县水湖沟、湾垄、云家岗矿区铜镍矿》(1950年)、《三门峡水库坝址附近第四纪地质报告》(与杜恒俭等合作,1951年)、《内蒙古老哈河石门子水库坝址报告》(与周德贵等合作,1952年)等。▲黄河中游水土研究1954年,刘东生参加了关于黄河中游水土保持的科学考察工作。他领导并参与了对黄土成因及其特性的系统研究工作,写出了有关黄土的专著4册,考察报告1册,受到国内外同行的重视。他还编制了200万分之一中国黄土分布图,50万分之一黄河中游黄土分布图。他用数学方法对黄土的搬运与沉积进行模型研究,论证了黄土是一个具有独特古气候意义的地质建造,这为黄土的洲际对比和全球性黄土成因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对黄土成因的探讨,还为研究黄土的力学性质、黄土的湿陷性、黄土的地下洞室、桥涵、高坝等抗压性能提供了科学依据,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这方面的论著有:《黄河中游水土保持考察报告》(专著,科学出版社出版,1956年)、《黄河中游山西、陕西黄土分布图》(《科学记录》,1958年)、《新黄土和老黄土》(《地质月刊》,1959)、《中国的黄土》(与张宗祜合作,《地质学报》,1962年)、《黄河中游黄土》(专著,科学出版社出版,1964年)、《中国黄土分布图1:200万》(地图出版社出版,1965年)、《黄土的物质成分和结构》(专著,科学出版社出版,1966年)、《中国黄土的堆积与演化》(1979年出席26届国际地质会议论文)、《三十年来中国黄土的研究》(1979年,第三届全国第四纪会议论文,上集)等。▲黄土地貌研究20世纪50年代以后,黄土地貌研究进入蓬勃发展阶段。1953年黄秉维首次编制成1:400万黄河中游土壤侵蚀分区图,并发表相应的论文,奠定了黄土地貌研究的基础;1953~1958年,罗来兴等进行了黄土地貌分类和沟道流域侵蚀地貌制图工作,把黄土地貌研究与黄土区土壤侵蚀与水土保持工作紧密相联。5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刘东生等不仅在黄土地层学研究中作出了贡献,为确定黄土地貌发育年龄打下了坚实基础,而且在黄土地貌发育的历史过程、黄土性质与现代侵蚀的关系、黄土地貌类型区域分布与黄土下伏原始地面起伏的关系等方面,都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代表性著作有《黄河中游黄土》(1964)、《黄土与环境》(1985)。▲极地高山研究1964年,刘东生暂时放下黄土研究工作,与冰川学家施雅风共同主持青藏高原希夏邦马峰科学考察。这座山峰是当时全球8000米以上高峰中唯一的处女峰。刘东生经常注意科研中前沿性研究工作的开展,在研究黄土的同时,对全球科学家感兴趣的青藏高原广大地域、希夏邦马峰、珠穆郎玛峰、托木尔峰、南迦巴瓦峰等地区领导并参与了第四纪冰川及第四纪地质的考察研究,推动了我国高山科考探险工作,前后组织编著了14卷科考报告。与孙鸿烈院士合作关于青藏高原隆起对自然环境条件影响的报告。获中国科学院特等奖1988年,国家科委自然科学一等奖,1989年又获陈嘉庚奖。1964年以后,刘东生在继续研究第四纪地质和我国黄土的同时,开始以登山考察为主的第四纪古冰川、古气候的研究。他与施雅风等合作共同倡导并组织了两次高山考察,他自任队长和副队长,对我国第四纪冰川、冰期、间冰期的划分进行了研究,对喜马拉雅山的新构造运动、珠峰地区的第四纪地层划分、古气候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将高山考察的成果编成论文集和图片集,这为征服险峰,探索我国的高山资源积累了丰富的资料,也填补了我国在世界、高山考察史方面的空白。他参加编写的论著有:《希夏邦、马峰地区科学考察初步报告》、《希夏邦马峰科学考察论文集》(4卷)、《珠穆朗玛峰科学考察报告》(14卷)、《希夏邦马峰科学考察图片集》、《珠穆朗玛峰科学考察图片集》等。▲地质学与医学研究1969年起,刘东生与他人合作开展环境地质学的研究,推动了地质学与医学研究的结合,对我国环境保护科学的发展和机构的建立起了积极作用。他写了《环境地质的出现》(《环境与健康》,1972年)、《环境地质展望》〈环境地质与健康》,1975年),《当前环境科学中的若干问题》、《国际环境科学的发展》、《从肿瘤看环境地质学的研究》(《环境地质与健康》,1979年)、《环境地质学》等。▲罗布泊地区研究“我是到了罗布泊新疆的,那是最难到达的,现在很多人都不敢去。有一部分是盐湖,那个盐翘起来,跟刀似的,那个厉害,那个盐一蹭皮,都崩裂了,都起来了,跟冰似的那样,都是盐的那个困难。”刘东生对在罗布泊科学考察史上第一次使用了便携式光谱仪、大地导电仪(不同深度含盐量测量仪)、卫星全球定位系统等先进设备,很感兴趣,并且说:相对于过去地质科学考察的'老三样'(铁锤、罗盘、放大镜),现在的地质科学考察工作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通过考察,他们得出结论,塔里木河下游及罗布泊地区近年生态恶化的主要原因很明显是过度的农垦,以至生态用水和农业用水之间形成尖锐的矛盾。近几年,有关部门已五次通过塔里木河和孔雀河等,向罗布泊地区进行生态应急输水,但此工程亦面临一定困难。为了彻底恢复和改善塔里木河下游生态,就必须对周围水源河(特别是塔里木河和孔雀河)进行全流域的综合治理。刘东生特别提出:用管道输水的方法还是可以考虑的,虽然造价高些,但可以很大程度地减少蒸发和渗漏。例如,如果向下游输送亿立方米的水,但在途中却损失了3000万立方米,哪个更划算呢?并明确指出:罗布泊不是游移湖。他们也对罗布泊在卫星影像上的大耳朵形象作了详尽的分析和揭谜。他们还发现罗布泊西北的龙城雅丹地貌并非是以往认为的单纯的风蚀平行糟谷,而是在洪水作用基础上再经风的侵蚀作用最后形成的,也就是属于复合类型的。他们还发现红柳枯枝落叶层与沙层交替沉积形成的红柳沙包年层,以及在古楼兰遗址湖相沉积物中发现的炭屑层。刘东生认为,高分辨率测年手段和丰富环境信息载体对第四纪科学研究有其重要的意义。▲雅丹地貌研究“雅丹”一词,原是维吾尔语“雅尔”的变音,意思是陡崖。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一些中外科学家在罗布泊地区见到了大面积分布的相间的土丘和沟谷,并在撰文中采用“雅丹”来形容这一特殊的地貌形态,以后就逐渐为地学界接受和采用了。中国科学院院士刘东生指出:过去,许多人认为罗布泊雅丹地貌的成因主要是风的吹蚀作用,但是根据实地考察和对航空照片等资料的分析,罗布泊地区的雅丹地貌的成因不只这一种,可以归纳为3种类型。一是由风的吹蚀作用形成的平原地区的雅丹地貌,沟谷长轴走向与当地主风向一致;二是洪水作用形成的邻近山区或湖滨的雅丹地貌,沟谷长轴走向与附近山地洪水的走向一致,并在雅丹的土丘上留有洪水的痕迹;三是在阵发性暴雨和洪水作用的基础上,再经过风的修蚀作用而成的雅丹地貌,沟谷长轴走向既与洪水走向一致,也和当地主风向一致,是二者合一的第三种成因。▲水洞沟遗址研究位于宁夏灵武市境内的水洞沟,是与北京周口店等旧石器时代遗址齐名的重要遗址之一。该遗址自1923年由两位法国学者首次发现并发掘以来,考古专家于1959年、1963年和1980年又进行过3次发掘。其中,第二次发掘是由中苏专家联合进行的,第三次是由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裴文中亲自主持的。几乎每次发掘都有许多重要发现。2003年至2005年9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在距前几次的发掘地点———第一地点100米以外的第二地点又进行了第五次大规模发掘。刘东生先生认为,水洞沟新的一轮考古工作标志着“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文艺复兴。”水洞沟遗址是我国最早经过系统发掘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也是我区境内最早进行的考古活动,虽然是由欧洲人进行的,但它无疑是目前所知宁夏现代考古的第一次;水洞沟遗址的文化内涵又是深厚复杂的,它既具有本土特色,又具有欧洲特色,是宁夏境内最早的广义的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产物;水洞沟文化所具有的文化内涵产生于荒蛮,影响于后世,引起了世界各地研究旧石器时代文化的专家、学者的广泛注意,也成为宁夏一道亮丽的文化品牌。正如著名地质学家、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得者刘东生院士在《水洞沟-1980年发掘报告》序中所说:“水洞沟不同于一般的考古遗址。它是一个东西文化交流中不断迸发出明亮火花的闪光点。从2万多年前猎人们之间的往来,到现代东西方科学家的共同工作,都体现了这种东西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今天,那些在20世纪初为了寻求科学真理和人类价值而到东方来,并为中国科学事业做出过贡献的西方科学家们,以及为了旧石器考古学在中国土地上生根开花倾注了毕生精力的裴文中和贾兰坡先生已经离开我们。但是,他们的精神,他们的事业,以及他们所开拓的东西文化交流与世长存,并必将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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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出版 PERIODICALS'PUBLICATION 期刊出版PERIOLICALS'PUBDICATION 主办的《地质学报》(英文版) 荣获中国科学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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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结构工程、防灾减灾及防护工程、现代结构理论学科 2、岩土工程学科 3、桥梁与隧道工程学科 4、土木工程建造与管理学科
陈国达教授的主要论著:《广东之红色岩系》(国立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1935年,6(1):55—78)、《广东灵山地震志》(两广地质调查研究所特刊,1939年第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