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宗李治论文素材

开辟了开唐盛世，

早年经历贞观二年（628年）六月庚寅，李治出生在东宫的丽正殿。贞观五年（631年），封为晋王。贞观七年（633年），不到任所而接受并州都督之职。李治幼而聪慧，端庄安详，宽厚仁慈，和睦兄弟。开始由著作郎萧德言教授《孝经》，唐太宗问道：“这部《孝经》说的什么最重要？”对答道：“孝，开始是事奉双亲，长大后是事奉君王，最终是修身。君子事奉皇上，进朝廷想着尽忠，退居在家想到弥补皇上的过错，将顺从其美，纠正其恶。”唐太宗大喜道：“按此行事，完全能够事奉好父兄，做好臣子了。”文德皇后长孙氏去世的时候，李治才九岁，悲哀思念之情感动左右的人，太宗多次加以安慰，从此特别受到宠爱。不久被任命为右武候大将军。贞观十七年（643年），皇太子李承乾被废黜，魏王李泰也因犯罪被贬，唐太宗与长孙无忌、房玄龄、李勣等人计议，四月七日，唐太宗亲驾承天门，下诏立李治为皇太子。唐太宗每次上朝，常令李治在旁边，让他观看自己决断各种政务，有时候让他参加议事，唐太宗多次称赞他。贞观十八年（644年），唐太宗将讨伐高丽，命令李治留守定州。等到唐太宗基本确定了发兵日期之后，李治颜色悲哀，整天啼哭，因而请求驿站飞马传递自己生活工作起居的表章，并传递边境情况的报告，唐太宗都同意了。用快马奏事，从此开始。等到唐太宗大军凯旋，李治跟从唐太宗到并州。当时唐太宗生了个大毒疮，李治亲自用口吸毒脓，扶着车辇步行跟从了几天。登基为帝贞观二十三年（649年）五月二十六日，唐太宗驾崩于终南山的翠微宫。二十七日，以礼部尚书、兼太子少师、黎阳县公于志宁为侍中，太子少詹事、兼尚书左丞张行成为兼侍中、检校刑部尚书，太子右庶子、兼吏部侍郎、代理户部尚书高季辅为兼中书令、检校吏部尚书，太子左庶子、高阳县男许敬宗兼礼部尚书。二十八日，李治回京。 六月一日，即皇帝位，时年二十二岁。八日，改民部尚书为户部尚书。叠州都督英国公李勣为特进、检校洛州刺史，仍在洛阳宫留守。六月十日，诏令司徒、扬州都督、赵国公长孙无忌为太尉兼检校中书令，主持尚书省、门下省二省政事，其余官职依前一样，赐物三千缎。二十日，特进、英国公李勣为开府仪同三司、同中书门下三品。七月三日，有关的部门请求改治书侍御史为御史中丞，诸州治中为司马，别驾为长史，治礼郎为奉礼郎，以避讳唐高宗的名讳。唐高宗因为贞观时先帝“世民”二字没有避讳，所以没有同意。有关衙门上奏道：“先帝两个名字，在礼制上不偏向某一避讳。皇上既是单名，臣下不应指斥。”李治于是听从之。六日，于阗王伏阇信前来朝见。八月一日，河东发生地震，以晋州尤其厉害，房屋被损毁，压死了五千多人。八月三日，又发生地震。唐高宗下诏派遣使者前去慰问，免当地赋税三年，死伤的人家各赐给绢绸三匹。同月，以开府仪同三司、英国公李勣为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仆射开始连带同中书门下。八月十八日，将唐太宗安葬在昭陵。九月十二日，加授鄜州刺史、荆王李元景为司徒，前安州都督、吴王李恪为司空兼梁州刺史。二十四日，赠梁国公房玄龄为太尉；赠申国公高士廉为司徒，赠蒋国公屈突通为左仆射，都可在太宗庙庭配祭。永徽元年（650年）正月六日，立嫡妻王氏为皇后。七日，封长子陈王李忠为雍州牧。五月九日，李治对群臣道：“朕继承皇帝大位，刑罚教化不明，致使晋州多次地震。确实是由于赏罚不公正，政理荒谬所致。你们应该晋封章奏事，尽量指明政教得失，以挽救朕之不足。”吐火罗派遣使者献大鸟，大鸟像骆驼，吃铜铁，李治派人献到昭陵。吐蕃赞普死，李治派遣右武卫将军鲜于匡济持皇帝书信前往吊祭。九月，高侃击擒突厥车鼻可汗，分置单于、瀚海二都护府。永徽二年（651年）正月，西突厥贺鲁自立为沙钵略可汗。七月，沙钵略可汗攻入庭州，唐高宗派遣梁建方前去征讨。八月，大食国始遣使来唐。永徽三年 （652年）正月，唐军在牢山大败贺鲁军。吐谷浑、新罗、高句丽、百济一起遣使入贡。三月，建大雁塔。七月，经户部统计，全国为380万户。十一月，驳马国遣使前来朝贡。同年，孙思邈编著完成《千金方》。永徽四年（653年），房遗爱、高阳公主、巴陵公主、薛万彻、柴令武等人密谋拥立荆州王李元景为帝，事情败露。二月三日，房遗爱、薛万彻、柴令武等都被处死；李元景、巴陵、高阳公主都被赐以自杀。左骁卫大将军、安国公执失思力发配到辒州充军；侍中兼太子詹事、平昌县公宇文节发配到桂州充军。吴王李恪、江夏王道宗、蜀王李愔等因得罪长孙无忌和褚遂良，或死或贬。同年，李治颁布孔颖达的《五经正义》，每年秋举明经考试就依据《五经正义》。乾纲独断早在李治还是太子的时候，就与大他四岁的太宗才人武氏私通；唐太宗驾崩后，武氏依唐后宫之例，入感业寺削发为尼。永徽元年（650年）五月，唐高宗在太宗周年忌日入感业寺进香之时，又与武氏相遇，两人相认并互诉离别后的思念之情。永徽二年（651年）五月，唐高宗的孝服已满，武氏便再度入宫。次年五月，被拜为二品昭仪。武则天再次入宫，深知王皇后的心意，遂对王皇后卑躬屈膝，百依百顺。王皇后不断在高宗面前称赞她，更加深了高宗对她的宠爱。高宗的宠爱为她提供了步步登高的阶梯。在武则天得宠的同时，王皇后、萧淑妃都遭冷遇了。最后，高宗决心要废王立武，改换皇后。他也深知此事非同小可，遂事先征求有关大臣的意见。长孙无忌是高宗的舅父，褚遂良参与过太宗很多军政大事的决策，被太宗视为“忠烈”之臣。太宗临终时，特意向他们两人托付后事，并明确表示：“朕佳儿佳妇，今以付卿。”“太子仁孝，公辈所知，善辅导之！”同时又谓高宗道：“无忌、遂良在，汝勿忧天下！”显然，废立皇后是非听取这二位顾命大臣的意见不可的。高宗先礼后兵，自己亲自前往长孙无忌住宅表明态度，武则天母亲杨氏、许敬宗等人也曾劝说长孙无忌顺水推舟，都无济于事。接着，高宗又召长孙无忌、李勣、于志宁、褚遂良等人入内殿，征求他们对改立皇后的意见。李勣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借口有病，根本没有入内。于志宁胆小怕事，不明确表态；褚遂良、长孙无忌坚决反对。勿庸置疑，高宗要改立皇后，必须采取果断措施。永徽六年（655年）十月，高宗不再考虑元老派的反对，下诏废王皇后，十一月立武则天为后，皇后正式易人。不仅如此，长孙无忌、褚遂良又先后被贬官。显庆三年（658年），褚遂良死于爱州（治所在今越南清化），显庆四年（659年）七月，长孙无忌于黔州（治所在今四川彭水）被逼自杀。长孙无忌这棵大树一倒，许多元老派人物都受到株连。从此以后，高宗在政治上不再受人制约，一切都自作主张。高宗废王立武，改换皇后的问题，已超出了皇帝家务事的范围。褚遂良坚决反对的理由，是“皇后名家，先帝为陛下所娶”。轻易废后，即是“违先帝之命”，即使“欲易皇后，伏请妙择天下令族，何必武氏”。 王皇后出身名门大族，武氏出身低微。这种门第观念，反映着士族官僚与庶族官僚的矛盾。士族地主势力的没落，庶族地主势力的上升，是南北朝后期以来的历史潮流。高宗敢冒“违先帝之命”的风险，打破士族势力的威胁，直接掌握政权，正是他不愿任人摆布，敢作敢为的具体表现。昏懦的皇帝是不可能有这种胆量和作为的。帝后争锋显庆五年（660年）以后，高宗经常头晕目眩，影响处理政务。武则天乘机插手政治，开始参与国家大事。李治因武后慢慢有主导政局的趋势，一度有废后的打算，未料计划被武后得知，武后向李治申诉辩解，事情遂作罢，但是协助李治拟诏的上官仪则遭族诛。这件事情过后，李治再也无由压制武后。显庆末年，李治患风眩头重，目不能视，难于操持政务，武后得以逐渐掌握朝政，李治在武后的建议下使用天皇称号，与天后武氏并称二圣。上元二年（675年），李治患的风眩症更厉害了，便与大臣们商议，准备让武后摄政。宰相郝处俊谏道：“陛下奈何将高祖、太宗的天下，不传给子孙而委任给天后啊！”李治因而暂时停议。武后得知后，就召集了一些“文学之士”撰《列女传》、《臣轨》、《百僚新戒》、《乐书》，约千余卷；并且密令参决百官疏奏，以分宰相的权力。李治期朝政主要和武氏共同商议处理，但李治仍掌握实权，在他执政年间，武后的支持者李义府、许敬宗等先后倒台，武后的政敌及家属拜相，王废后的族兄王方翼也受到任用，拟定《内训》和《外戚诫》压制武家人兴风作浪，武后对此皆无可奈何。因病去世永淳二年（683年），李治驾到奉天宫，当时武后从封泰山以后，劝李治封中岳。李治因患病而终止。李治苦于头痛不可忍耐，侍医秦鸣鹤道：“刺头微微出血，可以治愈。”武后在帷帐中说道：“此医可斩首，想要在陛下头上刺出血来吗！”李治说：“我苦于头痛，出血未必不好！”侍医就用针刺百会，李治道：“我的眼睛明亮了。”不久，诏命皇太子李显代理国政，裴炎、刘齐贤、郭正一等人在东宫任同平章事。李治从奉天宫回东都洛阳，病得很厉害，宰相以下大臣都不能晋见。同年十二月，诏令改永淳二年为弘道元年。将要宣布赦免之书，李治想要亲自到则天门楼，由于气不顺而不能上马，于是召百姓在殿前宣读赦免书。礼毕，李治问侍臣道：“百姓喜欢吗？”侍臣道：“百姓承蒙皇上赦免，没有一个人不感动喜悦。”李治道：“百姓虽喜，但我的性命危险。天神地神若延长我一两个月的命，能够回长安，死也无遗憾了。”当晚，李治在贞观殿去世，终年五十六岁 。宣布遗诏：“七天装在灵柩内，皇太子在灵柩前即皇帝位。园陵制度，务以节俭。军国大事有不能决断者，请天后处理决断。”群臣上谥号曰天皇大帝，庙号高宗。文明元年（684年）八月十一日，安葬在乾陵。天宝十三年（754年），改谥为天皇大弘孝皇帝。《旧唐书》：“大帝往在籓储，见称长者；暨升旒扆，顿异明哉。虚襟似纳于触鳞，下诏无殊于扇暍。既荡情于帷薄，遂忽怠于基扃。惑麦斛之佞言，中宫被毒；听赵师之诬说，元舅衔冤。忠良自是胁肩，奸佞于焉得志。卒致盘维尽戮，宗社为墟。古所谓一国为一人兴，前贤为后愚废，信矣哉！” 赞曰：“藉文鸿业，仅保余位。封岱礼天，其德不类。伏戎于寝，构堂终坠。自蕴祸胎，邦家殄瘁。”《新唐书》：“武氏之乱，唐之宗室戕杀殆尽，其贤士大夫不免者十八九。以太宗之治，其遗德余烈在人者未远，而几于遂绝，其为恶岂一褒姒之比邪？以太宗之明，昧于知子，废立之际，不能自决，卒用昏童。高宗溺爱衽席，不戒履霜之渐，而毒流天下，贻祸邦家。呜呼，父子夫妇之间，可谓难哉！可不慎哉？”《剑桥中国隋唐史》：“高宗统治时期的真正成就，不是想改变统治阶级内部社会力量的对比这一难以作为定论的企图，而是对科举制本身进行一系列大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