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素流动对中国的影响研究论文

楼主说的很对，有道理，可以认识一下吗？

比较难找 今年的论文都是写的金融危机背景的

二元经济结构是指城市以工业为主的现代部门与农村的传统农业部门并存的经济结构。发展中国家工业化阶段的主要任务就是对这种相对落后的国民经济结构进行改造，使异质的二元经济结构转换为同质的现代化的一元经济结构。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主要表现为：城市经济以现代化的大工业生产为主，而农村经济以典型的小农经济为主；城市的道路、通信、卫生和教育等基础设施发达，而农村的基础设施落后；城市的人均消费水平远远高于农村；相对于城市，农村人口众多等。这种状态既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存在的突出矛盾，也是这些国家相对贫困和落后的重要原因。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要实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经济结构的转换，以尽快完成国民经济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历史任务。 一、建国以来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演变 1、赶超型发展战略与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深化 受建国初期国际环境和历史条件的制约，在前苏联经济发展模式的影响下，我国选择了以重工业优先发展为特征的赶超型发展战略。这一发展战略的核心是试图通过重工业的优先发展，超高速实现国家的工业化。由于我国是在经济发展水平十分低下的基础上推进工业化的，一是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十分低下，储蓄率低，资本积累能力不足，资金严重匾乏。二是传统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较大的比重，技术落后，劳动生产率不高，产出水平低下，支持工业化的能力有限。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既不能象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当初那样通过对外掠夺来实现资本原始积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不可能通过引进外资的办法来补充国内资本的不足。而且由于重工业资本高度密集性的特点，使得以重工业优先发展为特征的赶超型发展战略与我国的劳动力丰裕、资本稀缺的资源禀赋特点相矛盾。为了保证重工业的优先发展，必须依靠一种新的制度安排??由政府统一调配资源，以降低发展重工业的成本，并减轻工业化过程中由于劳动力的转移而形成的城市化压力。由此形成了一整套包括统购统销、人民公社、户籍制度等在内的城乡隔离的二元经济体制。 赶超型发展战略和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通过从农业中提取工业化所需的资本积累，以及重工业的自身循环所创造的社会需求，克服了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初期的资本积累不足与有效需求不足这两大难题，在较低的国民收入水平上实现了较高的工业化水平，建立起了独立完整的民族工业体系。但由于重工业的优先发展是以牺牲农业的长远发展为代价的，这不仅造成了农业生产长期低速增长，而且也使农业内部的剩余劳动力不断积累，农村隐蔽性失业严重，从而使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特征更加突出。二元结构强度一般用农业与非农业间的相对国民收入差距来衡量。美国经济学家库茨涅兹的统计分析表明，世界上发展中国家这一差距最大为4 ．09倍，而1979年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强度却高达6．08倍。 2．战略调整、体制改革与二元经济结构转换 在传统的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的作用下，到70年代末，工农业之间的矛盾已相当突出，农业劳动力生产率的长期停滞，使传统的工业化发展战略无法继续进行。 从1979年开始的发展战略的调整和经济体制改革，使我国的经济运行机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调节作用不断增强，结构变动由政府行政力量推动，转为市场导向。这种由发展战略的调整和经济体制改革所带来的经济运行机制的变化，推动了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市场机制的诱导下，农业生产不断引入现代生产要素，加快了对传统农业改造的步伐。以1987－1992年为例，在这短短的5年时间里，农业生产资料来源发生了十分明显的变化。农业投入中来自农业内部的比重已从46．7％，下降为39．l％，而由现代工业提供的生产资料从41．7％，上升为 44％。这说明农业与现代工业部门的产业关联趋于强化。同时，国民经济其他各部门（包括工业、建筑业、邮电业、商饮业以及其他服务部门）对农业的服务贡献率明显提高，从1987年53．3％上升到1992年的60．9％。这意味着国民经济其他各部门越来越多地进入农业的产前、产中及产后的生产经营活动之中，在农业经济发展和农民生活提高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第二，工业化与城市化相互作用，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改革开放以前，1952?1978年的26年间我国城市化水平仅从12．6上升到17．92，年均上升0．2个百分点，在这期间的1962??1978年城市化水平从17．33上升到17．92，16年间仅上升了0．59个百分点，城市化进程处于停滞状态，而改革开放后，1978??1999年我国城市化水平上升了13．6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上升约0．81个百分点，是改革前城市化水平年均上升幅度的4．l倍。 第三，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速度明显加快，就业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1978年一1998年，共有13585万农业劳动力转向非农产业就业，平均每年转移为715万人。与此相适应，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就业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总的趋势是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持续大幅度下降，从1978年的 ％，下降到1999年的50．l％。20年间共下降了20 ．4个百分点。第二产业的就业比重稳步上升，从1978年的17．3％上升到1999年的％，21年间共上升了5．7个百分点。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持续快速上升，从1978年的12．2％上升到1999年的26．9％，21年间共上升14．7百分点。 2、我国二元经济结构演变的总体度量 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核心问题是实现传统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向现代非农产业转移。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过程，实质上也是传统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向现代非农产业转移的过程。随着一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完毕，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力也就与非农产业劳动的边际生产力趋于相等，农业部门与非农部门的发展水平、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也趋于均衡。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的特点突出地表现在传统农业部门劳动的边际生产力远远低于以现代工业为代表的非农产业的劳动边际生产力。最直接的表现是：在传统的农业部门中较大劳动力份额创造出较小的产出份额，而在以工业为代表的现代部门中，较小的劳动力份额却创造出较大的产出份额。根据这种特征，我们选用比较劳动生产率与二元对比系数两个指标来衡量二元经济结构的强度，并运用这些指标来计算1952年以来的二元经济结构的强度，并以此为依据对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演变进行总体度量。 比较劳动生产率是一个部门的产值（或收入）比重同劳动力比重的比率。国民经济中农业与非农业两部门的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差别越大，经济结构的二元性就越强。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国际比较表明，农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低于1，非农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高于 1。从时间序列考察，在二元经济结构加剧阶段，农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逐渐降低，非农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逐渐升高；在两部门比较劳动生产率差别达到最高点后，农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转而逐步升高，从低于1的方向向1接近，非农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则趋于下降，从高于1的方向向1趋近。 二元对比系数是二元经济结构中农业和非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比率。二元对比系数与二元经济结构的强度成反方向变动，二元对比系数越大，两部门的差别越小，反之，二元对比系数越小，两部门的差别越大。二元对比系数在理论上的最大值为1，通常总是低于1。 二、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特征 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大国，其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除具有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共同之处外，由于其结构转换的国内外环境不同，在二元经济结构转换方面还具有自己的突出特点。 l、就业结构的转换严重滞后于产值结构的转换 我国三大产业的产值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变动的方向基本上是一致的，但三大产业的产值结构与就业结构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在第一产业中表现得最为突出（见表 2）。1999年我国第一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为17．7％，而占社会总劳动力比重为，二者相差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9．3％，劳动力的比重为23．0％，二者相差26．3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33．0％，劳动力的比重为％，二者相差6．1个百分点。显然这种差异，第一产业最大，第二产业次之，第三产业最小。 由于各产业技术进步的速度不完全一致，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产值结构与就业结构的绝对对称是不可能的。由于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过快，劳动力的供给远远超过了非农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加之在其经济结构转换的过程中，第二产业的技术进步速度远远大于第一产业，一般说来，发展中国家就业结构的转换要慢于产值结构的转换。但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其就业结构滞后性更为突出。世界银行在《1979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揭示出这样一个规律，发展中国家工业与农业的产值份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人均接近700美元时（1979年价格）达到相等，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两部门的劳动力份额也达到相等。我国的工业与农业产值相等，是在1965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约134美元时达到的，当时，工业为38％，农业为39％。到1984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提高 1．3倍，达到310美元，而工业劳动力的比重，仅为17．2％，农业劳动力的比重仍高达68．4％。 我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过程中的产值结构与就业结构转换的严重失衡，造成我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过程中的结构性扭曲。从工农业产值构成看，到80年代末，我国的工业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4，已基本实现了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然而从就业结构来分析，到90年代末期，我国的第一产业仍占劳动力份额的 1／2，基本上还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农业社会（见表2）。 就业结构与产值结构严重偏离，说明劳动力在社会各个产业之间的转移还存在着较大的阻碍；同时也表明不同产业间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从这个意义上说，就业结构的转换严重滞后于产值结构的转换，是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存在的直接原因。 2．第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 除日本以外的大多数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转换都表现为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依次渐进的结构演变模式。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则表现为第三产业的超前发展，钱纳里等人的多国模型表明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转换过程中，“工业就业的增加，远远低于农业就业的减少，因此，劳动力的转移主要发生在农业和服务业之间。”与此相反，我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过程中存在着第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的特点。 我国产值结构中第三产业所占的比重，不仅远远低于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甚至低于印度等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而我国就业结构中第一产业就业份额过高，又和第三产业就业份额过低直接相关。表3的数字表明，我国1999劳动力就业结构中第三产业的就业结构仅高于 1988年的泰国和1991年的巴基斯坦，却低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其他各国。如果以我国90年代初的就业结构来进行比较，则我国第三产业的就业份额是上述各国中最低的（1991年我国第一、二、三产业的就业比重分别为60％、21． 3％和18％）。 3、城市化发展严重滞后于工业化进程 从历史上看，城市化与工业化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推动的发展过程。在一国的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不断向第二、三产业转移，与此同时，在空间结构上则不断向区位条件相对优越的地点聚集，这种伴随着工业化而产生的人口聚集效应是城市化发展的根本动力。钱纳里发展模式表明，在低收入区内，城市化率超过工业化率，但差异不大，在人均GNP大于300美元时，城市化率明显高于工业化率。 在我国经济发展与结构转换过程中，工业化与城市化相互关系表现出与上述城市化发展规律完全不同的特征：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严重滞后于工业化水平（见表 5）。1999年我国制造业比重为42．7％，不仅大大超过了处于工业化中期国家的水平，并超过了工业化后期国家的平均水平达10个百分点，而城市化指标仅相当于工业化中期的水平，为 30．98％。 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特征既受传统工业化道路和传统经济体制的影响，也取决于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农村工业推进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非城市化发展道路。二元经济结构转换过程中的就业结构滞后于产值结构的转换与第三产业发展滞后是直接相关的。塞尔昆在《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中发现，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不断提高，服务业相对制造业来说，其就业弹性系数不仅大于1，而且呈现连续递增的发展趋势，与第二产业相比第三产业能够吸收更多的劳动力就业。由于第三产业发展滞后，严重地影响了我国工业化过程中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导致就业结构的转换严重滞后于产值结构的转换。而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的直接原因是由于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非城市化道路所造成的城市化发展滞后。这是因为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相比更依赖于城市化的进展。与第二产业不同，第三产业所提供的产品??服务具有生产与消费的同一性，它不象第二产业所提供的物质产品那样可以在产地以外销售和消费。因此，第三产业只有在人口较为密集的城市才会有较大发展，而在人口密集度较小的农村由于受到需求不足的制约，发展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相比，成本高收益小。因此，要进一步推进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转换必需加速城市化发展进程，以带动第三产业的发展，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

[摘要]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伴随着非农产业向沿海地区集聚的是中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的跨省流动转移。本文以一个新国际贸易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为框架详细分析了这一中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跨省转移的结构、数量、城镇类别选择、行业选择等等，发现跨省流动的绝大部分劳动力是从人口较为密集的中部地区和西南地区向产业已有一定集聚优势的沿海地区转移。文章最后以广东省为案例，分析了外来农民工的进入与流入地、流出地的经济发展关系，发现它符合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推断。本文最后得出的政策含义是推动中西部地区城市化进程对发展中西部经济、缩小东西部地区差距具有重要意义。关键词：产业集聚/劳动力流动/地区差距一、引言1978年以来中国的改革事业和经济发展一直是沿着两条主线同时展开的：一是对外开放，大量外资涌入中国沿海地区，特别是处于开放前沿的广东省获得了港、台、澳、欧美数量巨大的直接投资，快速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二是改革率先在农村试行、然后延伸到城市，使得农村劳动力从先前低效的集体农业劳动中解脱出来，为农村快速工业化创造了制度上的前提条件，而且更深的意义是，当城市经济活力不强时，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差异决定了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上述两种因素综合起来，导致中国近二十年来的大规模工业化在各地区取得的进展差异极大。有的地区（如三大直辖市）已进入工业化后期或后工业化时期，东部沿海地区、东北三省已进入工业化中期，而中部地区和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则仍处于工业化的中前期（袁志刚、范剑勇，2003）。外资投资区位的非均衡性、各地区的市场规模与自然资源禀赋的迥异共同决定了各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同时也决定了产业在空间上发生集聚的动态演变过程。由于一国之内地区间的劳动力流动相对自由，这种产业集聚必然伴随着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特别是由相对贫穷的中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向东部沿海地区转移就业。本文探讨的是产业集聚与农村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之间的这种必然关系，定量描述这种受产业集聚影响的中西部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方向与数量。本文一定程度上是作者以前相关地区差距研究的延续。在这些相关研究中，范剑勇、朱国林（2002）分别按三次产业与亚地区间差距（按泰尔指数分解地区差距）将地区差距详细分解并发现，从产业角度讲，地区差距主要是由第二产业在东部沿海地区集聚与非农产业在地区间不均衡分布引起的，从亚地区间的差距演变来看，地区差距主要表现在东部沿海地区与内地之间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因此，两个角度综合起来，地区差距持续扩大的主要原因是非农产业特别是制造业在沿海地区集聚。袁志刚、范剑勇（2003）从各地区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速度差异上实证分析并进一步阐明了制造业在东部沿海地区集聚，东部沿海地区（包括直辖市）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中国的制造业中心。范剑勇（2003）从制造业报酬递增、运输成本、地区市场规模差异与要素流动性四者相互作用的角度阐述了引发地区差距持续扩大的产业集聚机制。他发现，东部沿海地区高的人口密度（代表地区市场规模）导致的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FDI 向东部沿海地区涌入、中西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沿海地区转移是改革以来制造业向东部沿海地区集聚的主要原因。本文则从中西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的角度进一步详细举证其对产业在空间上集聚的贡献。诚然，有关地区差距、产业集聚、要素流动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本文的研究着眼点也仅限于数据描述中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的结构。在具体展开分析前，我们先作以下说明：1）、本文的产业聚集是比较宏观意义上的聚集，这种集聚区别于更低层次上的集聚（如硅谷或城市意义上的集聚），是在一个国家内区域层面上的产业空间转移与聚集；2）、根据各地区工业化阶段和体制条件不同，本文应用类聚方法把中国分为六大区域：原来的三大直辖市、东部沿海各省、东北三省、中部地区、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1]；3）、本文使用的数据除作特别说明外均来自当年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国家劳动与社会保障部联合调查所得。该次调查的网点遍布全国31个省市、区、市，共有857个调查县、5000多个乡、8000多个村和68000多个农户。调查不涉及被调查者是否为城镇户口的问题，对于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定义界定为，劳动力转移乡外就业6个月以上（包括到乡外仍然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或劳动力未发生地域性转移、但在本乡内到非农产业就业6个月以上均计入为农村转移劳动力，同时由于婚姻关系、考取大中专院校和参军离开农村的均不视为转移劳动力。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简单说明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对产业集聚的作用机理；第三部分是农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的详细结构描述；第四部分则是结论。二、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对产业集聚的作用机理根据笔者理解，区域层面上产业集聚的起因一般说来有三种：一是地理位置等自然资源特征差异引起的，如沿海地区的开放首先是由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而这完全是外生的，也是属于比较优势理念范畴的；二是市场规模大小差异引起的，如沿海地区丰富的人口资源等，这虽是外生的，但属于新国际贸易理论范围，它已假设了不完全竞争与产品差异性，当人口丰富的地区易于实现产品生产的规模经济和对产品差异性的追求，当地区一体化水平从低水平向中间水平转化时，市场规模大的地区易于实现规模经济并成为制造业产品的净出口者，这是一种温和的产业集聚；三是新经济地理学范畴的产业集聚，它假定在两个完全相同的地区，由于某种偶然的因素导致一个地区演变为产业集聚区、而另一地区则沦落为低效率的农业区，这是一种极端的产业集聚。本部分首先简单介绍新国际贸易理论的产业集聚理论，然后阐述新经济地理学关于劳动力跨地区流动对地区间的产业集聚影响。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出现的产业向沿海地区集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任何一种单一理论都不可能完全解释中国的产业集聚现象。本文也仅是从劳动力要素流动、市场规模概念来理解中国产业集聚现象。1、新国际贸易理论对产业集聚的解释新国际贸易理论（krugman and venables，1990）的模型结构如下：存在地区1和地区2，各个地区都有制造业和农业部门，其中制造业部门生产的是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有差异性产品、农业部门生产的是常规模报酬的同质农产品。同时，该模型还规定，地区1为核心地区，它占有世界资源禀赋的60%，而地区2为外围区域，它占有世界资源禀赋的40%，但两地区的人口也分别为60%和40%，因此任何一地区没有相对比较优势。这时，我们发现地区一体化进程（即地区贸易存在运输成本的反义）与地区生产结构存在一种非线性的对应关系。当一体化水平处于中间水平时，核心地区1的制造业份额超过它的要素禀赋份额60%；而当一体化水平很低时（即没有发生贸易往来、制造业产品在地区间的运输成本很高），各地区为满足当地需求而处于自给自足水平，其制造业份额等于其要素禀赋份额；当一体化水平很高时，地区间的专业化分工选择又取决于各地区要素的价格差异，地区制造业份额又回到要素禀赋份额（图1）。上述一体化与地区制造业份额之间的机理可以描述如下。当处于一体化水平低时，各地区市场厂商的竞争取决于产品市场的竞争，当产品市场竞争激烈时，迫使一部分厂商退出。当一体化水平增强时，两地区发生贸易往来，由于制造业的报酬递增使然，地区1生产的产品开始运往地区2并在地区2市场份额开始增多，从而缓解了地区1的产品市场竞争，同时也意味着地区1的厂商利润开始增多，进而吸引了更多的厂商进入，由于规模经济最终导致地区1的制造业份额超过了其要素禀赋份额。但是随着一体化水平更进一步提高，地区1厂商对要素需求量进一步增多时，地区1的要素价格上升增长较快，迫使一部分厂商被迫转移到地区2，此时地区2的制造业份额开始上升并趋向其要素禀赋份额，地区间的要素价格差异也随之消失。新国际贸易理论对中国产业在东部沿海地区产业集聚的含义是，由于东部沿海地区市场规模远远高于其它地区，外部投资者一般倾向于这一区域投资，同时由于制造业的规模报酬递增性质和地区一体化水平达到中间水平时，[2]制造业的产出份额高于其资源占有份额，使该区域成为制造业对其他区域的净出口者，并使产业在这一区域发生了温和的集聚。但不可否认，新国际贸易理论的最大缺陷是决定制造业份额的源头仍是外生给定的要素禀赋差异，忽视了内生的劳动力等要素的跨

这个题目太大了。中国城市化过程主要涉及人口与土地两方面。人口就可以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等的转型，土地的研究范围更广，包括土地的使用权、所有权，土地用途的变迁，土地监督等等，在城市边界的土地纠纷争议特别突出。在城市化过程中问题层出不穷。虽然“城市化”经常挂在嘴边，但由于字数才8000，建议你还是将题目范围缩小一点，针对某一个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去探讨，简洁而有针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