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学自考论文范文

教育同国家的政治、经济一样成为构建社会体系的组成部分。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比较教育学论文范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中美特殊教育比较研究

【摘 要】中国历来对残障个体非常关照，在公立学校也能照顾到残障儿童，中国现行的特殊教育很像1975年美国实施的残疾儿童教育条例。中国在特殊教育上的规划与美国无明显差异。本研究中，关于中美两国教师在帮助特殊儿童时能得到的支持问题上开展了一项调查，以比较两国特殊教育。

【关键词】特殊教育 专家指导 特殊教室 班额

毋庸置疑，中美两国是当今世界上强大而进取的国家。但在特殊教育方面，美国为其他各国做出了榜样。

一、中国的特殊教育

中国的特殊教育与美国先前在1975年实施的残疾儿童教育条例相似。在中国，有一些对特殊教育进展影响深远的重要法律法规。1982年，中国宪法修正案规定，国家有教育残疾人的义务，这是中国在特殊教育方面的第一个法规。

1986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使这一基础得以巩固(Worrell & Taber，2009)，规定所有儿童都有接受九年义务教育的权力――6年小学教育和3年中学教育。特殊学校是为视觉、听觉和智力等方面有障碍的儿童设立的。在1990年实施的《残疾人保护法》中强调：家庭、工作单位和社区组织有关照残疾人的责任。1994年，这一法律被残疾人教育条例落实巩固，实行特殊教师资格证书体制(Deng & Harris, 2008)。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1993)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1995)都要求为特殊个体分担教育责任。

中国正为教育残障儿童做更多努力。在中国，普通教育也接受残障儿童，但教育结果却不如人意。“普通教室学习”计划是为能够适应公立学校生活和学习的残障儿童准备的(Worrell & Taber, 2009)。目前，在普通教室中有三种残障：视力障碍、听力障碍和智力障碍。中国在这一计划上入学儿童数量显著增加，成就显著(Worrell & Taber，2009)。

二、美国的特殊教育

1975年以来，美国为所有残障学生保证了免费而相应的教育。《残疾儿童教育法案》认定13种残障，分别是：孤独症、发展迟滞、视力障碍、听力障碍、情绪困扰、创伤性脑损伤、语言和言语障碍、盲或聋、多种障碍、肢体伤残、智力落后、其他的健康损坏和特定的学习障碍。目前为止，发生率最高的是学习障碍(disability , 2011)。

在美国学校，特殊教育一贯坚持实施。教师尝试自己的方法后，根据需要会把学习困难学生转交给“学生研究小组”，这是设立在所有初级学校用来解决问题的一个部门，有时也称“儿童研究小组”或“学生成功小组”。它是一个多元小组，包含学校校长(或其他被校长授权的人)、针对未受到足够关注学生的咨询教师、学生家长、一名特殊教育专家、一名学校心理咨询教师、一名护士和其他必要人员，如双语翻译(如果该生是第二语言受教育)。研究小组先分析学生的课堂作业，在小组内头脑风暴一些措施来帮助该生。他们会先尝试其他方法，当没有最优方法之后，才测试该生是否需要接受特殊教育服务。如果儿童符合特殊教育的条件，将生成关于该生的教育个别化项目(IEP)报告。

IEP会提供给学生上学需要的所有支持，包括为学生量身设计的目标、不受环境限制的教育安排、咨询、辅助性技术、食宿、行为支持、转学、交通等服务。学生的IEP报告有效期一年。IEP会至少每年1次复查来确定是否需要改变儿童的教育规划。在一学年里家长会收到几个进步报告单，详述儿童在特殊教育目标上的进步。每3年，学生会被重新评估以确定是否仍需特殊教育服务，由学校心理教师和特殊教育专家完成该测试。

在美国，针对学习困难儿童的特殊教育是艰辛的实践，为与已有的法律和规范适应，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但在国家范围内，已确保了特殊教育服务的一致性。

三、中美特殊教育对比

特殊教育在美国执行良好，这归功于2004年《残疾儿童教育法案》，它是美国规范特殊教育的法案。不管儿童在哪入学、学校在城市还是农村、家庭是中产阶级还是贫民，所有的服务都完全一样。而中国在特殊教育方面的执行不够坚持，因为现行中国学校的不同环境和服务与美国不同，对两国系统的对比不好进行。一些中国学校也有IEP，在一些普通学校也有残障儿童，但中国的确认过程还未标准化。

1.方法。

中美特殊教育背景虽不同，但可对比中美教师帮助学困学生过程中得到的支持。感谢河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的支持，让作者有幸到石家庄市两所公立小学参观并与其教师座谈。为了研究中美特殊教育的差异，在这两所学校和美国的三所学校开展了调查，研究对象为自愿参与调查研究的五年级教师，调查内容是如下问题：①您班上有多少学生?②是否有过专家到您的班上指导学习困难儿童?③是否有过学习困难儿童去特殊教室接受指导?

2.调查结果。

与中国相比，美国班额明显要小，中、美班额平均数分别为、。美国研究中有的实施专家指导，然而在中国的研究却没有。美国研究中有送孩子去特殊教室，但在中国的研究却没有。所有的美国特殊教育都得益于专家指导和送往特殊教室的保障，但中国的研究中却没有。

四、讨论

调查结果中描述的小班教学是美国典型的教室模式(OECD，2009)，美国有法律限制班额，1～5年级班额很少超过30。一些州禁止1～3年级班额超过20。中国的班额大可能是因为人口基数大所致，但班额过大使教学个性化的实现受限。

在调查中，美国特殊教育的一贯坚持与中国的不够坚持可能是由于以下因素：美国要求其学校提供一个“统一地点”用于常规教育和特殊教育。此外，所有学校都至少有一名特殊教育专家和一名学校心理咨询教师。

尽管中国实行的“普通教室学习”计划和美国的专家指导有相似性，但仍有诸多不同。美国的政策是基于机会均等、自由政治系统和多元文化，但中国长久以来有层级管理制度，平等和地方自治程度有待提高。中国小学教育目标是让大多数儿童有机会上学(即行使受教育权)。美国的专家指导和送往特殊教室的目的是让儿童平等地接受教育。中国很多有严重障碍或多种障碍的儿童，甚至中度残障的儿童都没有学上。中国特殊教育系统仍简单而缺乏系统性，个性化教育项目、不受环境限制的教育和家长参与教育在中国还不太普遍(Deng, Poon-McBrayer & Farnsworth, 2001)。而且，“普通教室学习”计划并不是专家指导的反映，而恰恰是反映了师资的缺乏和受地域限制。

五、结论

美国残障儿童接受特殊教育的均等性确保了所有儿童能够受到得当教育，美国在这方面为其他国家做出了榜样。中国应该在特殊教育方面做出一些努力。首先，各学校准备“统一地点”用于特殊教育教室。其次，为有残障儿童的大班额班级教师配备协助人力。再次，教师培训也很重要，大学应扩大特殊教育专业规模，增加师资。普通教育中的教师也应接受美国专家指导式培训。最后，应制定法律法规限制班额，减轻教师负担。

中外创业教育比较研究

[摘要]创业教育在中国可以说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本文通过研究创业教育在国外的发展历程及现状，结合中国创业教育的发展情况，分析目前中国创业教育发展中的问题以及不足，并通过国内外创业教育比较，给当前中国发展创业教育提出一些建议。

[关键词]创业 创业教育 比较研究 近年来，随着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的不断增加，以及选择自主创业的毕业生的人数逐渐增多，“创业教育”越来越受到各个学校的重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这样给创业教育下定义的：“创业教育，从广义上来说是指培养具有开创性的个人，它对于拿薪水的人同样重要，因为用人机构或个人除了要求受雇者在事业上有所成就外，正在越来越重视受雇者的首创、冒险精神，创业和独立工作能力以及技术、社交、管理技能。”

创业教育是一种全新的教育理念，它对于提高国家创业水平和创新能力、促进职业学校学生的知识转化、加强学生与外部世界的合作、解决学生就业问题都具有很大的作用。创业教育作为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载体，实施和加强创业教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本文主要选择美国、英国和日本三国的创业教育作为比较研究的对象，是因为这三个国家的创业教育体系已相对比较成熟与完备。而我国目前的创业教育起步相对较晚，尚未形成统一的模式，目前主要集中在课堂理论传授的层面，因此美国、英国和日本三国在创业教育上的先进理念与教育方法能够为我国高校提供宝贵的借鉴作用。

一、国外创业教育的研究现状

国外的创业教育已有相当长的历史，“创业教育”一词最早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89年在北京召开的“面向21世纪教育国际研讨会”上提出的。

(一)美国

国外高校开展创业教育始于20世纪早期，而美国是最早开设创业课程的国家之一，于1919年就开始在大学设立创业教育类课程，而近期这20年是美国创业教育研究发展最为活跃、成效最为显著的时期，美国的创业教育已经纳入到国民教育体系之中，从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本科直到研究生的正规教育都涉及到了创业教育。到2005年年初，美国已有1600多所高等院校开设了创业教育的课程。所以现今在美国的创业热潮中，大学生的创业活动格外引人关注。

(二)英国

关于英国的创业教育目前主要有两种课程，一是“为创业”课程，二是“关于创业”课程。这两种课程的主要区别在于配备的教师是不同的，另外教学方法和评估体系也有一定区别。开展创业教育课程的教师有兼职教师，大部分有过实业管理经验，并且曾经创立过自己的企业。

(三)日本

日本在高校的课程设置上把创业教育放进必修课的地位，要求每位学生必须学习创业教育，重点在于培养学生创业选择所必须具备的能力和态度，另外还为学生将来的创业生活所必备的基本技能和交际能力打下基础。

二、国内创业教育的研究现状

我国的创业教育研究相对要晚一些，始于上世纪90年代，1998年清华大学成立了我国第一个创业研究中心，于是开始了我国创业教育的研究及推广工作。与国外的创业教育研究相比而言，我国的创业教育研究依然还处于初始状态。截止到今天，也只有很少的试点学校有创业教育课程，而且还没有统一或权威的教材。除此之外，我国的创业教育及其研究在研究队伍、平台、内容和方法等方面均呈现出了诸多问题，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从事创业教育的专门研究队伍缺乏;第二，创业教育研究的平台没有很好地搭建;第三，研究方法比较单一。所以在以后的研究中，需要借鉴西方国家创业教育的先进理念，在内容、方法、氛围和评价体系等方面做出相应的改善。

三、国内外创业教育的比较

国内外关于创业教育研究的起点不一样，经历了不同的发展历程，凸显出许多各自鲜明的特点，下面主要就国内外创业教育的现状做出比较。

(一)国内外创业教育理念的比较

国外创业教育的教育理念具有很明显的特色，主张学生是教育的主体，教学的重点在于对受教育者个人潜能的挖掘和综合素质的培养。不以单一专业或技能的传授为目的。采用大量的案例启发学生，学生通过分析研究，引发创业兴趣，建立创业思想，进行自我创业设计。由于我国学校从事创业教育的时间比较短，从2002年开始，在教育部的领导下，开展试点工作，因此到今天不仅没有形成鲜明的创业教育理念，就连对创业教育的认知还存在着一定的不足。

(二)国内外创业教育研究的比较

美国大学对创业教育研究十分重视，致使凡有条件的学校都必须设立专门的创业教育研究室、创业中心和创业研究会。而我国目前的创业教育大部分都是表面层次的工作，真正静下来认真思考过创业教育、潜心研究创业教育的很少。我国的创业教育之所以没有广泛地开展起来，很大程度上也受理论研究落后的制约。

(三)国内外创业教育师资队伍的比较

国外的学校多数会鼓励和选派教师从事创业和创业实践体验，例如很多学校担任创业教育课程的老师有创业的经历，并担任过或仍然在担任一些企业的董事，这就使得他们对创业领域的实践、发展趋势及创业教育社会需求变化有良好的洞察力。可是我国还没有一所学校有自己单独的创业教育师资队伍，现有创业教育师资队伍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原先从事企业管理学科教学的教师和学生就业工作指导教师。这些教师有着共同的不足之处就是其自身缺乏创业经历，在为学生进行创业教育培训的时候，纯知识的理论传授多于实践经验传授。

四、国外创业教育研究对我国的启示

国外关于创业教育的研究历经这么多年的发展，已经日趋成熟起来，并且逐渐向专业化方向发展，其在实施过程中所积累的经验的确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吸收和借鉴，可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等诸多方面的因素，导致我们不可能完全照搬照用，况且有一些经验也不是我们可以学习过来的，所以应该结合我们国内的实际情况，开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创业教育，本文认为有以下几点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一)转变创业教育理念，形成普及教育

众所周知，创业教育的理念决定着创业教育的方向，因此我们必须去除以往落后的观念，必须逐渐改变把创业结果作为评价创业教育成功与否的标准。最后把开展创业的终极目标，确定为培养全社会的创业文化，最终将创业教育理念渗透到民族精神中去，建立一个富有朝气的创业型社会，放眼于整个民族的创新与创业意识的培养。

(二)优化创业教育的外部支持环境

创业教育的开展离不开外部环境的支持，外部环境是影响创业教育开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必须通过国家、社会、学校三方的共同努力，来提升创业教育的外部环境。具体做法主要是政府对创业教育加强领导和引导。另外，作为学校方面，也要积极营造好的氛围，只有具备好的氛围，创业教育才能够顺利开展下去。

(三)完善创业教育师资队伍

完善的教师队伍建设是创业教育的关键所在，因此我国各大学校都必须重视创业教育，这就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能仅仅从事以往的纯理论教学，要求从事创业教育的教师要具备创业理论以及创业实践经验，可是现如今师资力量的严重缺乏成为制约我国创业教育发展的主要瓶颈，所以当今最主要的是率先组建一支创业教育团队，并且能够做到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创业教育师资培训。

(四)设置适合中国实际的创业教育课程体系

开展创业教育，首先要从课程入手，必须先让学生打好理论基础。而课程是各大学校创业教育的核心载体，是创业教育得以成功实现的重要环节之一，因此只有通过开设与创业教育相关的基础课程、专业课程和实训课程，才有可能推动创业教育的深入开展。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国外的各种创业教育政策及方法都是针对具体国情制定的，我国在开展创业教育时必须考虑我国的实际情况。在这样的现状下，我们应当认真总结当前创业教育的经验，并学习国外先进的教育理念、内容及方式，建立适用于我国国情的创业教育体系。与此同时，应该让创业的观念深入到学生群体中去，将创业教育理念融入学校教育的整个课程体系当中，进而为社会培养出具有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的人才。

【参考文献】

[1]徐小洲，叶映华.中国高校创业教育[M].浙江教育出版社，2010.

[2]肖川.教育的理想与信念[M].岳麓出版社，2002.

[3]刘沁玲.中国创业教育发展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6(5).

[4]王云鹏中日创业教育比较研究[J].长春工业大学学报，2008(29).

[5]熊飞，邱苑华.中美两国创业教育比较研究[J].北京航空大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

关于教育学论文800字

当今社会，教育究竟是什么以及该如何定义，这一问题已引起人们广泛思考，下面是我为大家收集整理的关于教育学论文800字，欢迎阅读。

《试谈汉代家庭教育特点及启发》

[摘要] 千百年来，家庭教育问题一直是一个热点话题。在不同的时代，家庭教育的内容和侧重点各不相同。就汉代家庭教育而言，侧重强调家长的责任和义务，家庭成员均注重自己的品德修养，以及相互间的积极影响，与后世“棍棒之下出孝子”的家庭教育理念存在很大的不同，这也反映出汉代家庭教育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关键词] 汉代；家庭教育；品德修养

自古以来，家庭是社会构成的最基本单位，它既是个人生存的重要依托，也是社会构成中的重要元素。所以，无数健康和谐的家庭就会构成和谐的社会，而良好的家庭教育则是和谐家庭的重要保证。因此，千百年来，人们对家庭教育的重视是一贯的。但是，过去许多人认为，家庭教育是指家长对儿女的教育，其实这种观点是不准确的。虽然不同时代的家庭教育存在不同的特点和侧重，但家庭教育的共性则是，不仅父母教育子女，夫妻之间还存在期待和劝勉，兄弟姐妹之间存在表率和示范，晚辈对长辈的规谏和交流等均属于家庭教育的内容。[1]也就是说，家庭教育不仅包括家长对孩子学业、技能等方面的教育，更包括道德层面的修养教育，以及相互间的影响等。在以两汉时期为代表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早期，家庭教育的内容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通过对这一时期家庭教育的特点进行一番梳理和讨论我们可以发现，两汉时期的家庭教育内容对今天的家庭教育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扑责不是家长对孩子进行教育的特权

所谓扑责，是指杖责或鞭笞。千百年来，“棍棒之下出孝子”是众多家长教育孩子时最直接有效的理念和方式，甚至被奉为家庭教育中的真理。正如《史记律书》所云：“故教笞不可废于家，刑罚不可捐于国。”其实，整个两汉时代，家长对儿女进行教育时很少采取杖责或鞭笞的方式。据我们统计，整个前四史中，“杖”字仅仅出现308次，与之搭配成的名词或术语只有“授几杖”“衰杖”“法杖”或“鼓杖”等，而且这些词汇或术语大多不属于家长教育范畴，其中家长用杖责方式对儿女进行教育的方式仅有3例。一是《汉书陈万年子咸列传》载，陈万年因儿子陈咸不听话而举杖责打，“万年大怒，欲杖之”。二是《后汉书刘平传》所载，薛包的后母厌恶自己，责其分家独自生活，薛包不愿意。“包日夜号泣，不能去，至被欧杖”。三是《汉书崔烈传》所载，崔烈花钱买官后，因儿子抨击其行为属铜臭之举故而恼之，而“举杖击之”。上述仅有的三例属于家庭教育中的特殊情况，并不是家长对儿女的常态教育行为。不仅如此，有时候儿女犯了错，家长恼怒自己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反而要杖责自己。据《后汉书淳于恭传》载，“后崇卒，恭养孤幼，教诲学问，有不如法，辄反用杖自棰，以感悟之，儿惭而改过。”该句话的意思是：叔父淳于恭在教育不听话的侄子时，不但没有杖责侄子，反而要杖责自己的失职，结果使侄子大为感动，使其羞愧而自觉改过自新。从总体上来说，两汉时期，家长以杖责方式教育儿女的方式比较少见。相反，我们发现，杖责行为出现比较频繁的记载多见于皇帝、官员对臣子或下属的责打。从心理惯性的角度来说，这些情况体现了皇权的优越性，而家长很少扑责儿女则体现了家长爱护儿女的天性。同时说明，在家庭教育中也基本上不存在后世所谓的“家庭暴力”。

二、家庭成员注重品德教育和相互影响

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家风”或“门风”是家庭成员在长时间的共同生活中逐渐形成的一种较为稳定的生活模式。在日常生活中形成良好的“家风”或“门风”是所有家长的共同心愿。但良好“家风”和“门风”的形成取决于所有家庭成员的道德品质和道德修养，而且要通过所有成员之间的相互影响，在潜移默化之中形成所谓的好家风或好门风。两汉时期的个体家庭教育已经开始注意家庭成员的道德修养，强调相互影响的重要性。首先，家长自觉注意道德修养，并影响儿女。在汉代个体家庭教育中，父母并不是单纯对子女进行说教，而是注重自身修养对儿女起到的表率作用。正所谓，“是以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夫不义则妇不顺矣。父慈而子逆，兄友而弟傲，夫义而妇凌，则天之凶民，乃刑戮之所摄，非训导之所移也。”[2]具体来说，两汉时期，家长的品德在家庭教育中的作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要求儿女“近有德”、尚节俭，注意心灵美的陶冶。据《史记高祖本纪》载，高祖刘邦临终写《手敕太子》，反省自己年青时认为读书无益的错误，告诫太子刘盈要勤奋学习，对开国元勋“萧、曹、张、陈诸公侯”要以礼相待。据《后汉书郑玄传》载，东汉郑玄以书信的方式教诫儿子郑益恩时，要求他“勖求君子之道，研钻勿替，敬慎威仪，以近有德……”蔡邕作《女诫》篇教育女儿：“……夫面之不饰，愚者谓之丑；心之不修，贤者谓之恶。愚者谓之丑，犹可；贤者谓之恶，将何容焉？”蔡邕要求她不仅要注意日常的梳理打扮，更不可忽视心灵道德的修饰。第二，父母坚持道德准则，为儿女作表率。据《后汉书张湛传》载，张湛“矜严好礼，动止有则”。张湛严于律己，不但做好妻子儿女的表率，即使对待乡党，也是“详言正色”。被周边地区的士大夫奉为楷模，“三辅以为仪表”。《汉书王陵传》亦载，王陵与刘邦有故交，秦末分别起兵，后王陵归顺刘邦，项羽为了逼迫王陵投降于己，于是把王陵的母亲抓住作为人质，“欲以招陵”，但王陵的母亲悄悄对汉使说：“愿为老妾语陵，善事汉王。汉王长者，勿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上述事例中的父母均身体力行，以“好礼”“忠”“义”等良好的道德准则，在精神上给予儿女们极大的教育和表率。其次，儿女以良好的品德影响父母。与父母重视儿女品德教育相映成辉的是，儿女也可以用自己良好的品行来感化或影响父母。

据《后汉书乐羊子妻》载，有一天，别人家的鸡跑到乐羊子家，婆婆据为己有，并“盗杀而食之”，乐羊子妻载饭桌上“对鸡不餐而泣”，且曰“自伤居贫，使食有它肉”。意思就是说，都怨自己不能干，让家里这么穷，否则，就不会让餐桌上出现别人家的鸡了。婆婆听后甚为惭愧，“竟弃之”。《三国志吴书全琮传》亦载，父亲全柔“尝使琮賫米数千斛到吴，有所交易。”儿子全琮竟然“皆散用，空船而还”。父亲大怒，全琮解释说：“愚以所市非急，而士大夫方有倒悬之患，故便赈赡。不及启报。”意思是说，我们要买的东西并不是很着急，而如今连士大夫们都没米吃了，救人性命乃头等大事，所以，我就把米救济给缺米的人了。最终全柔对儿子的行为不但没有生气，反而认为全琮很有出息。上引事例中的乐羊子妻和全琮，分别以高尚的品行和急人所难的大义之举，分别影响了自己的婆婆和父亲。这种事例无论是在汉代，还是在今天的家庭教育中，其意义尤为突出。第三，晚辈对长辈可以规谏。两汉时期，晚辈对长辈的规谏也应该属于家庭教育的范畴。而且这种规谏文献中是经常见到的。据《后汉书杨厚传》载，“厚母初与前妻子博不相安，厚年九岁，思令和亲，乃托言疾不言不食。母知其旨，惧然改意，恩养加笃。博后至光禄大夫。”杨厚对母亲不能善待异母兄长杨博的行为不以为然，用绝食的方式进行抗议，终使母亲幡然改悟。同时代的典籍中也对晚辈的规谏持赞同，甚至鼓励的态度。《孝经》云：“士有诤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诤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所以，有人认为，谏诤是善意的，作为臣属、子女，能够在君主、父母有不义行为时，不是听之任之，而能够以谏诤的形式加以劝阻，使他们往好的父母发展，这就维护了个人、家庭的利益。而且，谏诤对愚忠、愚孝有一定的抵制作用，具有一定的民主性[3]。所以，谏诤不仅在国家治理中，而且在家庭事务和家庭教育中具有积极的意义。从总体上来说，两汉时期，品德修养是家庭教育中的重要内容，如果父母能够严于律己，就可以为儿女做好表率，就可以树立良好的家风和门风，反过来，儿女们具有良好的品德也可以给父母带来积极的影响。上升到国家、社会的高度，德政和德教是汉代士人的理想追求，也是他们对统治者斗争的武器[4]。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汉代的家庭教育对推动社会的发展产生过较大影响。

三、家长重视子女的学业教育，家学盛行

两汉时期，修习经学的风气较为流行，尤其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理念被统治者认可之后，很多儒生通过修习经学得到察举、征辟，一跃成为公卿，从而提高了家庭声誉和门庭地位。正如《汉书儒林传》所载，“自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并封侯，天下学士糜然乡风矣”。在这种情况下，“教育兴家”的理念迅速流行起来。而且，专门从事教授的人也迅速增多，其中有一部分教授之人侧重于对子女或族人的传道授业。我们这里所说的授业角色，主要是指家庭（或家族）内部成员。在封建时代，父辈是家庭或家族之长，他们担任着家庭教育的主要角色[5]。汉代典籍中，有关家传学业的记载比较多。如《汉书刘向子刘歆传》载，“刘向三子皆好学：长子伋，以《易》教授，官至郡守；中子赐，九卿丞；少子刘歆，为侍中太中大夫，迁骑都尉、奉车光禄大夫，贵幸。复领五经，卒父前业”。《汉书王吉子骏传》载，王吉与儿子王骏，“吉兼通五经，能为驺氏《春秋》，以《诗》《论语》教授，好梁丘贺说《易》，令子骏受焉。骏以孝廉为郎。左曹陈咸荐骏贤父子，经明行修，宜显以厉俗。”《后汉书耿弇传》载，耿弇父耿况“学《老子》于安丘先生”“弇少好学，习父业。”从上引事例和文献所载我们发现，两汉时代，很多家庭中的授业学习大多是儿女受长辈的.影响而自觉学习，并不是因家长的强迫而学习。同时，到东汉时期，很多家庭的儿女自觉继承并发扬了父辈的学业，也就是所谓的子传父业。据统计，《后汉书》中有关子传父业且影响较大的记录就达近二十条。正如吕思勉先生所云：“谓汉世百家之学皆衰非。”[6]这应该是对汉代家学教育发展情况最中肯的评价。汉代教育执行的是“通经致用”的原则，昭帝、宣帝时期，治经儒生更多地以经术参与到政治活动和政权建设之中，经学在施政过程中的作用大大增强。家长鼓励子女研习经典与汉代的选官制度存在很大关系。客观来说，家长鼓励子女通过自己的努力学习走上仕途，进而达到光宗耀祖的目的，在任何时代均具有积极的意义。所以，在汉代家庭教育中，单纯就学业教育而言，家长对对子女的规划和管理是得当的，对后世的家庭教育也产生巨大影响。

四、汉代家庭教育的特点对当前家庭教育的启示

汉代家庭教育所呈现出来的特点是那个时代社会现实的产物。这一产物虽然产生在两千多年以前，但其本身所具有的积极因素，对促进当时社会的发展和家庭的稳定起到重要作用，即使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这些积极因素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对现代家庭教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启示。

首先，就父母在家庭教育中的权力而言。千百年来，人们一直认为，父母（尤其是父亲）是家庭的主宰，其权力是至高无上的，儿女必须无条件执行父母的决定，否则就是家法伺候，“棍棒之下出孝子”就是最好的诠释，这种观点直到今天仍或多或少地存在。其实，汉代家庭教育中，强调更多的是父母的义务和责任，而权力是次要的。也就是说，对儿女的品德修养、学业，乃至择业、择偶等方面，父母均有权参与，但都不是强行做主。相对而言，在各方面高度发展的今天，很多家庭中父母的“霸权”仍然顽固存在着，他们肆意干涉着孩子的方方面面，从小学择校，到读大学专业的选取，甚至在配偶的选择等，时时处处闪现着父母的干涉和权力，从而引起儿女的逆反和反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现代家庭教育与管理中，有些父母的思想和认识远远落后于汉代的家长，这也是现代家庭教育中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第二，在儿女的教育与择业方面。两千多年以来，“学而优则仕”的观念一直深入人心。随着汉代“经学”兴盛，尤其在设立“五经博士”之后，家庭生活中，父母非常希望儿女“通经致仕”，但父母更多地是为儿女创造一个比较宽松的教育环境。他们虽然很希望自己的儿女通过修习“经学”而走上仕途，但一般不会强迫。也就是说，年轻人是否通过修习经学而走上仕途，往往取决于自己的爱好或志愿，而不是父母的决策，更不是迫于父母的高压。即使在一些经学大师的家庭教育中，父母也是对儿女进行引导，而不是强迫。汉代个体家庭中，父亲是儒生或官员，而儿女从事其他职业的情况是常见的。这种家庭教育中的“民主”不但保证了家庭的稳定与和谐，也可以让年轻人更容易发挥自己的特长和爱好。所以，这种情况对现代家庭教育的启示应该更具有实际意义。

第三，在儿女的品德修养与熏陶方面。汉代家庭教育中，在品德修养方面最明显的特点是父母的表率作用与相互影响。汉代父母并不是单纯对儿女进行说教，而是更强调家长自身品德修养的表率作用。也就是说，家长一方面要求儿女“近有德”、尚节俭，注意心灵美的陶冶，同时，父母的言行非常注重坚持道德准则，为儿女树立好榜样。与父母重视对儿女进行品德修养教育相映成辉的是，儿女也可以用自己良好的品德或行为来感化或影响父母的不当之处。有时，儿女还可以用劝谏或交流的方式来影响父母。上述这种情况则是现代家庭教育理念中“言教不如身教”的最好证据。现代家庭教育中，对孩子的品德修养教育方面，很多家长停留在“言教”层面，而且不少父母没有起到表率作用，其教育效果可想而知。虽然我们不能强调每个家长都要去读一下汉代典籍，但其中的一些典型事例，其借鉴价值是很高的。从总体上来说，汉代家庭教育所呈现出的特点虽然有时代的因素，但其普遍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两汉时期，统治者以“孝”治天下的理念对中下层个体家庭产生了重要影响。反映在家庭教育事务中，家长虽然具有较高的权威，但在对儿女进行教育时，十分强调家长的表率和示范作用。同时，所有家庭成员注重加强品德修养，并相互产生积极影响是当时家庭教育方式的主流。过去，有学者认为，“家长握有儿女的教育权、择业权。家长不但有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和主观意向教育子女的权力，还有权为子女选择教师，为子女择业定向，而不考虑子女个人的需要和意愿。”[7]这种观点应该是针对后世的家庭教育而言的，套用到汉代是不恰当的。因为，两汉时期，在家庭事务中，家长的绝对权威尚未完全确立，更多强调的是家长的责任和义务，加之特定的历史环境，在当时的家庭教育中还存在不少“民主”的成分。这些“民主”的成分，对现代家庭教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范喜茹.两汉家庭教育研究[D].保定: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5-13.

[2]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卷第一.治家[M].北京:中华书局,2010:40.

[3]梅良勇,张方玉.《孝经》的家庭伦理思想研究[J].学海,2000(5):116-120.

[4]王洲明.汉代散文风格与汉代经学的关系[J].泰安师专学报,1999(5):28-29.

[5]曹建平.魏晋南北朝家庭教育钩稽[J].湘潭师范学院学报,1998(2):104-106.

[6]吕思勉.秦汉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686.

[7]王玉波.中国古代的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