樱桃香香
日本历史 文化 的广泛传播,促进了日本在国民心中以及其他国家心中的地位的提,许多国家也以日本的文化作为借鉴,积极吸收有益的成分,对各国文化的融合具有重要的作用。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日本历史与文化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论日本艺伎文化的历史贡献
摘要:随着斯皮尔伯格导演的电影《艺伎回忆录》的上映,日本艺伎迅速吸引了众多人的眼睛。在大多数人的眼中,艺伎始终是充满了神秘而又有些暧昧的特殊职业,有些人甚至简单地认为艺伎就是怀有某种才能的妓女。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事实上,艺伎从事的是一种表演艺术,他们的歌舞器乐乃至一举手一投足,无不体现了古典的艺术理念。因此,在现代社会,艺伎被称为日本古典文化的活化石,艺伎甚至对日本历史起过一些特殊的作用。
关键词:日本艺伎勤王艺伎历史贡献
随着电影《艺伎回忆录》的上映,日本艺伎迅速吸引了全世界的注目。在大多数人的眼中,因为“艺伎”这种称谓中多了一个“伎”字,便因此对艺伎有很多的误解。其实,这只是源于译成中文后的偏差,艺伎在日语里叫做“艺者”(geisya),在译成中文时将“者”字去掉,加了一个“伎”,于是很多人便误以为艺伎就是能歌善舞的妓女。
艺伎确实能歌能舞,也陪酒卖笑,但与妓女的不同之处在于,她们是卖艺不卖身的。即艺伎从事的是一种表演艺术,她们的歌舞器乐乃至一举手一投足,无不体现了古典的艺术理念。因此,在现代社会艺伎被称为日本古典文化的活化石。不仅如此,在日本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艺伎甚至对历史起过一些特殊的作用。
一从艺伎的由来说起
艺伎产生于德川幕府时期的江户时代,至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她们的前身就是表演歌舞的流浪女艺人。随着幕府统治中心江户(今东京)人口的增加,大量的流浪女艺人聚集过来,成为在此定居的暗娼。当时德川幕府为了增加税收,严厉禁止暗娼,迫使民间妓女必须寻找作为掩护的职业,于是她们逐步向以表演三味线伴唱为主的职业侍宴女郎演化,人们称之为舞伎。它可以称之为艺伎的初步形成期。
舞伎出现以后,幕府官营妓院的妓女为了吸引客人,也逐步吸取了舞伎的一些表演内容,开始向舞伎转化。艺伎一词最初指为舞女伴奏者,到18世纪下半叶开始,伴奏者、舞伎统称为艺伎。由于艺伎既卖艺又卖身,导致官营妓女同时面临内部与外部艺伎的双重竞争,生存处境极其艰难。在这种情况下,江幕幕府对艺伎管理做了明确规定,禁止艺伎卖淫,有违者严惩。这一规定使艺伎与妓女彻底分离,也使艺伎做为一种职业正式独立,其职业规范和习俗也随之确立。
艺伎作为一种职业,有自己独特的行为规范,即艺伎道。首先,艺伎卖艺不卖身,以此维护自己的形象;其次,必须坚守“封口”令,即必须严守客人的秘密,对于客人说的绝密隐私,只能用耳听,如过眼云烟,而不能在背后对外人 传说 ,以此给客人安全感;第三,艺伎需培养修炼日本女性美的典型气质,以符合男性观念中的理想女性形象。
虽然艺伎作为一种职业正式合法化,而且是日本女性美的典范,但是在江户时代期的日本,艺伎仍处于社会的底层,属于被奴役被蹂躏的阶层。艺伎能够进入主流社会,能够在日本历史上激起层层浪花,是因为明治维新,明治维新改变了日本,也改变了艺伎的形象。
二日本艺伎的历史贡献
1、艺伎文化对日本政治的影响
江户末期的1853年,美国人以坚船利炮打开了日本国门,并强迫江户幕府签订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激化了日本国内的各种矛盾,也使各领国找到了攻击幕府的借口。尤其是长州藩和萨摩藩,实力强大,对幕府统治久怀不满,在尊王攘夷的 口号 下齐聚京都,想推翻幕府统治。这一派被称为勤王派。幕府当然对此不会置之不管,也派人加强京都的戒备,这一派称为佐幕派。二派聚集在当时的京都经常进行较量。
京都的勤王派在商议重要事项时,为了掩人耳目,常常选择在艺伎馆,因为艺伎道的一个重要规定之一就是严守客人的秘密,使客人有充分的安全感。所以选择这里即可掩人耳目也可不必担心自己商谈之事被泄露出去。而一些艺伎对勤王派抱有同情之心,经常帮助、掩护勤王派的志士。借此契机,艺伎由社会底层走到了历史前台,在社会巨变中激起了簇簇浪花,这些走到前台的艺伎被人们称为勤王艺伎。
而在勤王艺伎中最为有名的当数君尾,君尾是京都诋园“岛村屋”艺伎馆的艺伎,经常在一个叫“鱼品”的茶屋表演,在这里她结识了来自长州藩(山口县)的勤王志士――井上馨。井上馨生于1835年曾游学英国,后来在明治维新政府中任过外务、内务、大藏大臣,为明治元老之一。井上馨对君尾一见钟情,二人十分恩爱。后来佐幕府派的岛田也看上了君尾,岛田是京都佐幕派的首要人物,在京都有权有势。在一般艺伎看来,能成为这样人家的妻妾,是求之不得的。但君尾却一口回绝,原因只有一个,就因为岛田是是佐幕一派。可不久,井上馨的同党找到君尾,要求君尾答应岛田的要求,为勤王派做卧底,刺探岛田的机密。于是君尾成了一个艺伎间谍。后来勤王派根据君尾提供的情报,策划暗杀岛田,最终岛田死在了勤王志士的剑下。君尾为勤王派立了一大功。
据说君尾还曾救过被称为维新三杰的木户孝允。当时的勤王艺伎以艺伎馆作掩护,联络各地志士进行秘密的倒幕活动。勤王派的艺伎们为了掩护他们,经常挺身相助。在众多英雄救美的 故事 中,君尾只是其中的一个代表。由于艺伎在倒幕运动中的特殊作用,使她们为日本的明治维新做出了重要贡献,所以后来有人戏称,如果没有艺伎,日本的历史恐怕就要重写了。
2、艺伎对日本社会的贡献
一名合格的艺伎,一般都要从10岁开始,在5年时间内学完日本传统的舞蹈、三味线、茶道、书法、插花、服饰装扮等,所以说艺伎在舞蹈、琴瑟及服饰化妆等方面继承了传统的日本艺术文化的精髓,是日本古典文化艺术的活化石,同时也向社会提供了一个即高贵典雅又温柔恭顺的理想女性的形象,并且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伎文化,对日本的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
(1)对日本文学艺术的影响
艺伎文化已经成为日本 传统文化 的一部分,艺伎,意味着以艺术为生。以文学为例,有很多小说就是以艺伎的生活为题材。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川端康成的《伊豆的舞女》、《雪国》,作品以文学的手段对艺伎文化的再创造,使得人们在赞叹日本传统的艺伎文化的同时,又不得不对日本现当代文学产生好感。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成就了川端康成成为日本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
(2)对日本社会现代服务业的影响
随着历史的发展,日本艺伎日益淡出历史舞台,可这并未消除日本艺伎固有的举足轻重的影响。艺伎融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如艺伎周到体贴的服务成为服务行业的典范。在日本的饭店、旅店、飞机场以及百货公司等许多地方都可以看到类似艺伎的服务,凡是到过日本的外国人,大都都体验过宾馆、饭店、百货公司等的一流服务,对于他们的周到、细致的服务感到惊叹。例如:在榻榻米房间的日式饭馆,服务员打开拉门、上菜、退出的动作无不显示出一种恭敬与谦卑,顿时让人产生一种主人的感觉。再有不管到那都可以听到接待小姐温柔的“欢迎光临”、“谢谢光临”等等的礼貌词句,这些无不让人感到艺伎文化的潜在的影响,即对客人要体贴、周到、恭顺。
(3)对日本女性审美、价值观的影响
在电影《艺伎回忆录》中,艺伎们所显示的气质无一不体现了日本传统观念中女性美的各个特征:忠贞、典雅、娇媚、柔顺,而这些也构成了他们观念中女性美的要素。艺伎的穿着妆扮在现代日本社会已经成为女性古典美的样板。据说现代社会日本人穿和服时,带子如何打,发型及饰物等都以艺伎为标准。要体现这种气质,实践这种气质,艺伎理所当然的成为日本女性的一种楷模,而他们的 言行举止 也成了普通女性的模仿对象,甚至艺伎本身也因为艺伎道而自豪。
艺伎对日本女性的影响还体现在价值观方面。成熟的艺伎必须具备极其温柔并遇事沉着果断的气质。据说这种气质已经成为现代女性的共同楷模。例如我们在观看日剧时,经常可以从剧中人物身上感觉到一种温柔的魅力,但同时又感到一种温柔背后的忍韧和坚强。这些都是艺伎的内在性格,如今已经内化为日本女性的一种美德。如80年代风靡中国的日本电视剧《阿信》中的主人公阿信,就是一位具有这样性格的女性。
总而言之,电影《艺伎回忆录》再现了历史上那个神秘的日本艺伎世界,艺伎如同日本的富士山、樱花一样,一起成为日本的象征。作为日本传统文化的活化石,它从不同角度折射大和文化的魅力,日本文化追求唯美的主题,这一点在艺伎文化上得到了尽善尽美的表由。日本的艺伎产生是日本现实时代生活赋予的,是日本传统文化的缩影之一,艺伎已经成为日本独特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必将对日本社会历史的各个方面产生更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罗莉:《端康成笔下的〈雪国〉和“日本之美”》,《黔东南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1期。
[2] 康有金、白丽敏:《从电影看日本艺伎文化》,《电影评介》,2006年第17期。
浅谈当代日本小说中的历史文化书写
摘要:以当代日本小说为研究对象,分别对战后初期日本小说中的战争历史元素及其语境、新时期日本小说中的历史书写、日本历史小说等进行了考察。其中不乏表现历史题材或因素的作品存在,尤其是战后更是涌现出大量控诉、 反思 战争带来的伤害和灾难的作品,但从作品数量以及思想内容来看,能够进行全面深刻进行战争反思的作品尚不多见。
关键词:当代日本小说;历史;书写
日本当代文学与历代文学相比呈现出了一些新的态势。比如,作家更注重个性化创作,在思想内容方面关注战争、社会、历史的题材增多,与此同时也强调表现自我。对传统也有一定的突破等。本文选取日本当代文学中的小说部分进行梳理,欲对其中的历史文化书写及其语境进行探讨。
一、战后初期日本小说中的战争历史元素及其语境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二战正式结束。在日本维持了近十年的战争体制和政治秩序宣告崩溃,战时的文化统治随之解除,文学也摆脱了战时的管制而重新获得表达的自由。在经历了短暂的混乱和迷茫后,文学界逐渐开始了复苏。在这样一种语境中,日本文学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1945年12月,曾一度受到镇压的左翼作家发起成立了新日本文学会,并于1946年创刊了其机关杂志《新日本文学》,其代表作家宫本百合子、德永直等都发表了不少反映战争创伤、表现日本军国主义罪恶的作品。宫本的代表作《播州平野》描写了战败的惨象以及对战争的批判。小说透过主人公石田广子的女性视角,揭示了日本帝国主义为其发动的战争所付出的代价。其中描写了在原子弹爆炸中失去丈夫的寡妇的悲哀,以及在战争和原爆中失去三个儿子的母亲的悲痛,揭露了战争带给女性的痛苦和伤害。此外,德永直的自传体长篇小说《妻啊!安息吧》、长篇小说《静静的群山》、《蛤蟆》、《熬煎》等作品也从多个角度展现了日本战后的历史转折以及普通工人、农民以及女性的不屈抗争的历史画面。
战后派作家尤其是第一批战后派作家中也有不少作品带有深深的历史烙印。第一批战后派作家的创作基本上围绕着战争体验和转向体验两个基点进行。如野间宏的《脸上的红月亮》、《阴郁的画》、《真空地带》、梅崎春生的《樱岛》、武田泰淳的《审判》、大冈升平的《野火》、《俘虏记》等。
《脸上的红月亮》描写了主人公在经历过战争后才强烈意识到亲情的珍贵,表现了战争带给民众的伤害。《阴暗的图画》描写了主人公一面为革命者所吸引一面又不愿真正投入革命的矛盾心态。是表现转向体验的作品。画家勃鲁盖尔的《阴暗的图画》象征着年轻的知识分子的苦恼和痛苦。《真空地带》也是基于作者的曾在狱中服刑的真实经历而创作的,其背景仍然是战争。
梅崎春生的《樱岛》以二战末期为背景,描写知识分子出身的军士村上在日本已处于美军包围的绝望的环境中的复杂内心变化,在向往生的美好的同时,揭露了战争的残酷,鞭挞了丧失人性的日本反动军队。武田泰淳的小说《审判》的主人公二郎因在战争中杀害了中国人而深陷于痛苦的负罪心理中。为了赎罪他选择留在中国,因为他担心回日本后自己的罪行会被淡化。这类带有自我审判性质的作品尚不多见,也反映出作家对战争的深刻反省。
大冈升平根据自己入伍及被俘的经历,写成短篇小说《俘虏记》、中篇小说《野火》、《莱特战记》等,运用心理分析手法,描写被俘经过,反映战争后期士兵的厌战情绪、败局的不可避免和战争对人性的摧残,并探讨了在生死存亡关头人的命运及其存在价值等问题。此外,战后派作家中也有堀田善卫的《广场的孤独》描写了朝鲜战争前后日本知识分子的动荡和不安。其小说《历史》则以1946年的上海为背景,反映社会的动荡。在 日记 《在上海》中表达了对侵略战争的自省与对昭和天皇的批判。战后派之后的“第三新人”的创作虽然已不再聚焦于战争相关类的题材,但其作品中仍能发现战争的阴影。如安冈章太郎的《阴郁的欢乐》、《海边的光景》,吉行淳之介的《在火焰中》等。
二、新时期日本小说中的历史书写
随着时间的流逝,直接描写战争题材的作品也逐渐减少。但作品中的历史痕迹也不难寻觅。开高健的《发光的黑暗》、《夏天的黑暗》、《花谢的黑暗》则是根据1964年自己作为特派员赴越南战场采访的经历而写成。推理小说作家松本清张也著有《昭和史发掘》等深入探究日本近现代史的纪实性作品。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的《饲育》写的是战争期间一个黑人士兵因飞机坠毁降落山村的故事。《广岛札记》则是1963年大江健三郎去广岛搞社会调查,对原子弹造成的迫害深有感触而作。《万延元年的 足球 队》中涉及到了日本万延元年(1860年)农民起义的历史。
村上春树的作品多以都市、青春和恋爱为主题,但作品中也时有对历史的涉及和思考,其中《发条鸟年代记》中记述了发生在蒙古和伪满洲国边境的一段鲜为人知的诺门坎战役的内容。《寻羊冒险记》中也有羊博士为绵羊增殖去满洲进行实地考察等基于中日历史关系事实的小说情节。《1Q84》中女主人公青豆把阅读关于20世纪30年代满洲铁路的书作为业余兴趣,男主人公天吾的养父也被设计为战后返回日本的满蒙开拓团成员。这些关于战争和历史认识的笔墨显得琐碎和零散,在近年来的当代日本文坛已不多见。
三、日本文学中的历史小说
历史小说(也称“时代小说”)是日本近现代文学中的重要文学类型。尤其在战后半个多世纪的当代文学中,其创作更为繁荣。出现了中里介山、直木三十五、大佛次郎、海音寺潮五郎、井上靖、司马辽太郎、山冈庄八、陈舜臣、吉川英治等一系列作家。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如现代日本历史小说作家吉川英治、司马辽太郎、山冈庄八等。吉川英治先后著有《宫本武藏》、《新书太阁记》、《三国英雄传》、《新・平家物语》、《私本太平记》等多部巨作。司马辽太郎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描写江户末期的历史小说。他笔下的人物如坂本龙马等,如今已成为时代剧里反复传诵的典型。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西乡隆盛们在他的许多作品重复登场著,并多次被搬上影视屏幕。山冈庄八花费17年时间,完成长篇巨作《德川家康》,在当时引发了前所未见的“家康热”。之后他更以历史小说为主,创作《织田信长》、《坂本龙马》、《丰臣秀吉》及《伊达政宗》等名作。
除关注日本本土历史之外,也有一些根据他国历史而创作的小说,如井上靖的历史小说《天平之甍》、《楼兰》、《苍狼》、《敦煌》、《孔子》、《杨贵妃》等大多取材于中国历史,以中国史传文学为素材进行创作,以此表现他对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化的向往,对人生对历史的独特思考和见解。此外,太宰志的《奔跑吧,梅洛斯》取材自希腊神话 历史故事 ,远藤周作的长篇小说《沉默》描写了葡萄牙耶稣会派传教士在日本传播天主教受到镇压的一段历史。
以上对当代日本小说中的历史文化书写进行了粗浅的梳理中可以看出,当代日本小说整体而言历史元素颇为浓厚。其中以描写日本历史人物的作品为主,也不乏或整或零地表现历史事件的作品存在。战后小说中更是异乎寻常地涌现出了大量对二战中战争带来的伤害和灾难进行控诉和反思的作品,这一点与其他时期的文学创作都有明显的差异。但从作品数量以及思想内容来看,能够进行全面深刻进行战争反思的作品尚不多见。而且,在经历过战后一个短暂的时期后,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这种关注战争或具有战争历史元素的作品急剧减少,不仅如此,关注国家历史民族命运的作品更是匮乏,这一点与中国文学有着较为鲜明的差异。
基金项目:“河北农业大学社科基金”资助(编号:SK20110401)
参考文献:
[1]何乃英.日本当代文学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2]张龙妹,曲莉.日本文学[M].北京:高等 教育 出版社, 2008.
[3]王向远.源头活水:日本当代历史小说与中国历史文化[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
许多多000
我们最常说的是日本在古代非常仰慕中国的文化,而从明朝开始虽然倭寇没有停止对东南沿海的骚扰,但总体来说,日本还是对中国出于一种毕恭毕敬的态度。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国力迅速发展,之后开始垂涎朝鲜和中国,到甲午战争中国大败,日本彻底成为瓜分中国列强之一。而日本一直没有放弃这种策略,一直以大陆政策为基础,逐步把中国变成其殖民地,直到中日战争的爆发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的彻底失败。这种被刻意粉饰过的历史事件,其逻辑和说法看似无懈可击,一直被我们深信不疑。但直到我与友人一次交流,彻底对这段历史产生怀疑。平心而论,抛开一切民族大义之言,日本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民族,其强大能力甚至不亚于犹太民族。举个例子,日本这样一个资源缺乏,市场狭窄的国家,在经历明治维新之后,竟然一跃成为世界列强(考虑到中国经历辛亥革命后的差强人意,明治维新的成功,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都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一个命题)。另外,在日本二战战败后,虽然有美国的扶持,但还是迅速地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亚洲四小龙难望其项背)。就是这样一个民族,是否能这样简单地去看待其在近代史上与中国的关系呢?就是只有所谓野心,吞并与侵略吗
灯神的精灵
中日友好或是一厢情愿 两千年从没友好中日新甲午,对弈“车马炮” 中美的世界经济合作与战略博弈适用于围棋智慧,而中美在西太平洋的第一岛链附近,即东海局势的博弈则犹如一盘中国象棋。当年美国为称霸世界,在远东重新扶植一个新的反共堡垒,以遏制共产主义的发展,不失时机地选中了日本,以《旧金山和约》激活日本。今天的美国在西太平洋为了遏制中国的和平崛起,再一次松绑日本,以象棋布局——启动“日本车”。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在西太平洋上应对中国的棋局早已铺开。但美国所启用的一些棋子大多已没有太大用处。比如,中国台湾,只是美国遏制中国的已经冲到“底线的兵”,象棋中称之为“老兵”,发挥的作用与力量最弱。而韩国,则是美国西太平洋战略博弈的一只“马”,但因中国与韩国近几年经贸合作和地缘政治影响,至多也只是美国的一只“绊脚马”。遭台风“海燕”重创后菲律宾尽管甘听美国使唤,但只能放几声空炮,充其量只是当美国的一只“没有炮架子的炮”。尽管澳大利亚对中国东海防空识别区说三道四,但澳大利亚的经济发展离不开与中国合作,因此,澳在美国西太平洋遏制中国的棋局中是一只“不会过河的象”;显然,只有日本奋不顾身地充当了美国西太平洋遏制中国棋局中的“车”。这只“车”还是一只冲过河的“骑河车”,这条“河”就是冲绳海槽,“车”横冲直撞想控制中方兵、马等各子的活动,即除了控制中国的钓鱼岛还想要控制中国海军进出的几条海峡。至于朝鲜、俄罗斯、东南亚其他国家和欧洲国家等则是这盘东海棋局的围观者。观看去年年底以来的棋局,可以说,中国“飞象开局”,遇到日本“臭棋”。如果将三中全会决定成立深改组比作象棋中“飞象”,国安委比作象棋中的“跳马”,那么三中全会结束十天后,中国宣布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则是在中国象棋中走了一着“巡河车”,它是有效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的主动作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可谓出了一招“臭棋”。此举让众多饱受日本军国主义毒害的亚洲邻国产生不满与不安。中国多位驻外使节通过发表署名文章、召开记者会等方式批驳安倍政府错误言行,站在世界和平与人类道德制高点展开外交攻势。这是在防守中抓住战机,果断使出的妙手。时至今日,我们要认清日本人特有的崇强鄙弱的民族性格。综观中日两千年的交往,中国与日本之间,中国人民与日本人民之间从来没有过平等友好的关系。在宋朝以前的强盛时期,日本称臣于中国,那时中国人奉日本人为上宾,毫无保留地传授文化与技术;从明朝开始衰弱时,日本人则对中国不断侵略、掠夺。再看二战后,从中日友好大局考虑,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时中国政府宣布放弃战争赔款的诉求,而日本如今却在历史问题和钓鱼岛问题上不断挑衅中国。从历史和现实展望中日关系的未来,“世代友好下去”恐怕只是中国一厢情愿的想法。l月19日自民党明确提出要修宪并删除“不战誓言”,为未来发动新的战争解除“紧箍咒”。中日新的“甲午战争”开始打响。在这场新的中日“甲午战”中,中国要从实力和心理上双重打败日本,让日本人心服口服。对中国而言,丢掉幻想,做好对日“车马炮”搏杀的准备才是根本之策。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
鬼鬼Jacky
隋唐时期中日文化交流也许是因为自身所学的专业原因,我对中日文化交流史和日本的语言文化、风土人情有着浓厚的兴趣。中日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一时之间自然难以说清道明。在这慢慢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与日本也有过不少的摩擦和战争。远的不说,明朝时期倭寇的掳掠曾经狂极一时,我东南沿海一带深受其苦。还有二战期间,日本侵华的种种暴行和南京大屠杀这一国人永难忘记的罪行,无不历历在目般的控诉着日本对我国人民的难以弥补的伤害。可就是这些显而易见的两国矛盾和“国仇”依然不能否定历史上很多次积极的交往和文明的传播及对两国千秋万代的重要影响。就在这从古至今的漫漫交往中,我想谈谈我对隋唐时期中日文化交流的认识和想法。就从两大事件来看待两国的交往:中日佛教艺术的盛行和“国书事件”。佛教发源于印度,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后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这种在当时被视为“蕃神”的外来宗教却在与日本原有的“国神”信仰碰撞与融合中扎根到了古代日本文化的土壤之中。我们都知道接受一种外来宗教无疑是对自身信仰的神灵的某种否定,带有摧垮旧有统治体系的危险性,可是即使在崇佛和排佛两大派系尖锐对立的斗争中,佛教依然在日本统治集团的上层站稳了脚跟,迅速深入到日本社会当中。原因何在?我认为是如下的几点原因:首先,佛教的力量。有古书记载:“是法于诸法中最为殊胜,难解难入,周公孔子尚不能知。此法能生无量无边福德果报,乃至成辩无上菩提,譬如人怀随意宝,逐所须用尽依情”。所以信奉无边法力的佛教的好处几乎是显而易见的。中国人更是对这样的一种神力表现出顶礼膜拜的极致态度。另外日本同大陆间巨大的文化差距和佛教本身带有的丰富的精神内涵与作为先进文明载体的物质外延,对于蒙昧初开的古代日本民族具有不可抗拒的诱惑力量。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皇室和贵族中信仰佛教者渐渐增多。其次,崇佛势力的强大。皇室中崇佛的苏我马子以绝对的武力优势诛杀了排佛势力,使得佛教迅速传播开来。圣德太子摄行政事之时,更是“笃敬三宝”,身体力行地推广佛教。他一方面积极地派人(小野妹子)到大陆求取佛法,一方面调拨人力、财力在国内修造寺院。第三,鉴真和尚的杰出贡献。他是古代中日交流史上的杰出人物,几乎无人不晓,除传播佛教外,还把寺院建筑艺术、雕塑绘画艺术以及医药知识带到日本,为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迄今保存的法隆寺和其国宝“玉虫厨子”、《秦王破阵乐》、《万叶集》、折扇、插花等等建筑绘画乐舞文学艺术无不是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产生深远影响的重大体现。不管怎么说,佛教在日本的盛行确是与中国有着密切的关系,而这一思想领域的共同性使得中日之间有了更多其他方面深入交流的可能性。任何两个国家的交流都不会是完全的互惠互利和平等公平的。中日两国交流自然也不可能完全是一帆风顺的,且说说“国书事件”吧。公元607年,日本派小野妹子(值得一提的是,他是男的。)带一批佛僧前来隋朝学佛法,并呈递给隋炀帝一封国书,信的开头是“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但是,在古代东亚地区朝贡体系中,只有中国的皇帝才能称为“天子”。因此,日方书信把本国最高统治者称为“天子”,令隋炀帝大为不快,吩咐“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之后就有了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发生了,小野妹子回国向天皇述职时说隋炀帝给倭王的国书不慎丢失了,后人对这一说法有诸多评论或微词。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他的“失误”避免了可能由国书中的语言问题引起的中日间的紧张关系,促使了裴世清的回访成功,并带回了前所未有的关于日本的完整和准确的信息。公元609年。小野妹子又作为送隋使再度来中国,这次的国书吸取了前次的教训,抬头为:“东天皇敬白西皇帝”,巧妙地避开了两国间的主从上下关系问题。就这样一来二往,中日出于各自的政治经济外交文化教育的需要使得两国的官方交流出现了第一次高潮。不管是出于怎样交流的目的和需要,中国历朝历代的天子对外邦都有“以自我为中心的君臣从属分明”的观念,就算是为了维护大国之尊严,可对于外邦稍有的“不敬”的言语就感到极大地不满,甚至做出一些幼稚的举动,未免有失我泱泱大国的风范。不过,这些统治者倒还是为了远交近攻的策略需要,迈开了中外交流的友好一步,也创造了我国隋唐时期的繁盛局面。中国和日本这两个东亚邻居之间的关系,自古以来两国人们都愿意借用“一衣带水”的说法,来比喻彼此的距离近在咫尺。可是,事实表明,中日两国之间的真实距离,无论在地理还是在心理上,都并非像“一衣带水”那样轻易能够跨越的。任何一国的人都不能按照自己的道德标准去判断其他民族的价值观念,而我认为正因为这个世界充满了多样性和多元化,才有世世代代互通有无的必要。回首历史,展望未来,我们都有理由相信中日的交流可以顺利的开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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