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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景山地区出土了清代李绶墓志铭，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许多新闻媒体予以报道。如4月20日的《北京日报》第五版“石景山工地挖出清代墓碑”一文讲：墓志铭是在鲁谷地区的道路施工中发现的，分为篆盖和正文两块，墓志以纪晓岚撰文和刘墉书写为最大特点。“五一”期间，笔者与李新乐先生前往模式口田义墓看到了该墓志。墓志的志盖和志石均为上等的汉白玉石质，正方形，长宽各73厘米，厚16厘米，打磨的非常精细。志盖阴刻篆字5列19字，即“皇清诰授光禄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杏浦李公合葬墓志铭”，涂朱，书写者叫董诰，书法上乘；志文有近1000字，蝇头小楷，涂朱，尾刻“桐城彭德风镌”，叙述了墓主李绶的生平。李绶是什么人呢？据纪晓岚所撰墓志讲：李绶，“生于康熙癸巳”年，也就是1713年，死于1792年，享年79岁。他“字佩廷，号杏浦，又别号竹溪”，是受到当时学者尊重的“杏浦先生”。他的祖先从山东移居到今天的北京地区，后来因为他的名气，祖先们“皆以公贵，覃恩赠一品”，真正是光宗耀祖了。李绶从小就很有才干，仕途一路顺风。他22岁从科举起步，从地方小官做到巡抚，两次外任奉天府丞（相当于今沈阳市长），到乾隆52年已做到“左都御史”从一品的高官，在清代，汉人做到如此职位，已是罕见的奇迹。李绶的业绩主要体现在教育上。他学问好，喜读书，“作诗不下数千首”，“文章俱有法度”，中过进士，做过翰林，编写过史书，任过内阁学士。还做过主考官，提督过学政，制订过教育制度，“所甄拔皆得人”，是桃李遍天下的大学者。所以，人们才尊称他“杏浦先生”，纪晓岚、刘墉才会给他撰写和书写墓志！他为什么葬在今石景山地区的黄庄呢？推测应有两个原因。一是那里景色优美。黄庄在今鲁谷小区的东面，那里原有明代修建的大慈寺，其现存的碑文说那一带“有田可耕，有园可种，果木绕于墙垣，流水周于舍下，西山一片，居然在几案间。”二是传说五代时的大教育家窦禹钧在那里开办过著名学校“五花院”，窦禹钧就是《三字经》中“教五子，名俱扬”的“窦燕山”。从李绶的教育成就看，可能是清代学者心目中的又一个“窦燕山”！李绶的人品也好。经过他的努力，哥哥、弟弟们有了功名。他帮助收留的徐氏孀妹，把孩子徐朗元培育成“登科入仕”的人才。他平时不愿意显山露水，但关键时刻却敢做敢为。如“官奉天府丞时奏毁前明违碍碑碣，官湖南巡抚时奏赈茶陵水灾、奏增衙郴诸路驿马、奏稽察西洋教，皆蒙谕允。官御史时奏吏部胥魁受贿、奏浙江巡抚匿灾，并邀褒嘉”。那些事，没有些胆量是做不来的。李绶有2子7女，他去世时已有7个孙子和2个重孙子，是真正的四世同堂。李绶墓志的撰写者纪昀，字晓岚，比墓主李绶小11岁，就是演员张国立在电视剧里扮演的与奸臣和珅唱对台戏的历史人物。《清史稿》上说他：“学问渊通，撰《四库全书提要》进退百家，钩沉摘隐，各得其要指，始终条理，蔚为巨观”。有趣的是，他也当过与李绶一样的“左都御史”。他给李绶写墓志，可能是职责所在，也可能就是出于对李绶的敬重。李绶墓志的书写者刘墉，字崇如，号石庵，比李绶小7岁，就是民间传说中的那个“刘罗锅子”。他的书法受到清代学者的特别喜爱，他为李绶书写墓志，无疑给墓主抬高了身价。李绶墓是清代的名墓。李鸿章编《畿辅通志》卷165载：“国朝李绶墓在黄庄。”并比较完整地记载了其墓志，与出土的志文比，仅少3行字，估计是采用了纪晓岚文集的内容。但新出土的墓志比《畿辅通志》提供的信息量大，为考证清代历史显现了更直观的资料，十分珍贵。李绶墓何时被毁还不清楚，但其墓志集名家撰文、名家书写、名家镌刻于一身，说它是清代的“三绝碑”不算过誉，文物品位极高，也是北京市考古发现的一大惊喜！近日，林埭镇发现5块明代墓志铭，据有关人士反映，尽管我市在土地平整中陆续发现一些墓志铭，但在同一个地方发现5块墓志铭还是比较少见。这5块墓志铭是林埭镇共和村一农民从土地整理过程中发现的，石块呈正方形，由于受风化，刻在墓上的字迹已经模糊不清，但刻在志上的小字仍然字体清楚。据市博物馆有关负责人分析，这5块墓志铭大致是明朝中期的。从依稀可辨的字体中可以看来，中间大的一块是吏部侍郎沈升的墓志铭。据史料记载，沈家是古代有名的官宦人家，沈升的两个儿子分别于1443年前后考中进士，是平湖建县以来考取的首批进士。大儿子官至广州知府，二儿子官至山东道监察御使。市博物馆有关负责人表示，5块墓志铭的发现对研究当地的一些历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墓志铭墓志铭是中国古代一种悼念性的文体。埋葬死者时，刻在石上，埋于坟前。一般由志和铭两部分组成。志多用散文撰写，叙述死者的姓名、籍贯、生平事略；铭则用韵文概括全篇，赞扬死者的功业成就，表示悼念和安慰。但也有只有志或只有铭的。墓志铭在写作上的要求是叙事概要，语言温和，文字简约。墓志铭一般是铭主死后由别人撰写，偶有铭主本人生前撰写的。墓志铭为在坟墓中或坟墓上，以死者生平事迹所写的一份简介，尤其对于伟大或值得纪念的人其墓经常有墓志铭，在中国和西方都有这种习俗的存在，但是近代中国已不流行写墓志铭。一般而言，墓志铭使用韵文写作，中西方皆然，但也有例外，如韩愈的《柳子厚墓志铭》即为无韵散文。

“铭其功烈，以示子孙”。墓志铭正式起源于东汉末年魏晋南北朝时期，作为特殊的文字形式，其本质意义为哀悼性质的文体。“故人西辞，魂魄何处归”，古代中国人对于人死后的丧葬形式非常的重视，人们以在墓碑上刻下墓志铭的形式来哀悼先人或是“盖棺定论”在墓碑上纪念先人的平生事迹。“碑表立于墓上，志铭则埋于圹中”墓志铭多用来记录的是生平经历，对于考古有着极为重要的贡献与参考价值。

墓志铭早在东汉就有了，所以《幼学琼林》中记载的所谓“墓志创于傅奕”就显然不符合史实了，傅奕是唐朝人，墓志铭的发源时间明显早于唐朝。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墓志铭文化并不是一朝一夕产生的，而是在时间的发展中、文化的碰撞中以及形式的融合下逐渐形成的。小小的一块石碑，竟然承载了悠久厚重的历史。

一．墓志铭之源起

1. 奠定于东汉

墓志铭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这是墓志铭起源的萌芽期。《庄子》中记录了有关于卫灵公墓志铭的故事，墓碑上的文字主要是强调治国之道和卫灵公没多大的关系，而且内容也非常少，但也可以看出，墓志铭的形式已经初见雏形了。

到了秦汉时期，在《博物志》中《王史威长葬铭》也写到了很长一篇的墓志铭，这和之前傅奕的墓志铭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傅奕的墓志铭仅仅是四个字，不看题目根本就不知道这是在形容谁，而这一篇记录的就较为的细致。

现存的可以考证的最早的墓志则是东汉马姜的墓志，这也是中国墓志的鼻祖。1929年《贾武仲妻马姜墓记》在洛阳郊外出土，上面详细记录了马姜的姓名、家世、平生事迹以及死亡时间，是我国发现的最早用石头刻制内容的墓志。虽然墓志铭的起源还有其他说法，有的说是起源于西汉，有的人说是起源于南朝，但很多考古学家，都支持墓志铭起源于东汉这一说法。

2、 墓志铭以特征分类

墓志铭作为垂范后代子孙的文字形式，其性质决定其特征。一种形式是碑志，其中详细记录了死者的姓名、籍贯、家世、官职以及死亡时间，这在一定程度上就为后世对于此人的研究提供了详细的资料，这属于传承性。因为记录的内容“所言不虚”所以也决定了其真实性。而碑铭则是以韵文的形式对其功德进行赞颂，文字形式比较偏向艺术和内涵。以这种文艺的形式对死者的功德进行赞颂，以便后人可以更加明了的学习其精神。

碑文的书写形式和史书的写作方式也不一样，碑文是一种“礼文”，它规定了碑文的内容一定要是褒贬都有的，要做到不夸张、不虚假、不隐瞒。所以碑文的内容除了记录其生平事迹，还对其功德进行表彰，对其恶行进行披露，这对于历史考究有着极其重要的贡献意义。

二．墓志铭之形式

1、 “志”与“铭”之区别

墓志铭主要分为两个部分，墓志和墓铭。墓铭则是运用华丽的辞藻，讲究的是押韵，以韵文的形式来撰写墓主人生前的功德，就好像是作诗一般的将逝者的丰功伟绩描述出来。而墓志主要是记录了墓主人的姓名、事迹等等的详细内容对于墓主人的生平做了一个简单的概括与介绍。

墓志铭在魏晋南北朝是丧葬的主要随葬品，大多是用方形的石头或砖头制成的，叫做“碑”。墓志铭主要放在墓室的门前或甬道中，碑上的内容也从之前的几个字，发展到了几千字。墓志铭内容的多少也是根据“碑”的材质和人物决定的。

2、 铭文结构之演变

在两汉时期，墓志铭的内容开始扩充和吸收，其表现形式也在不断的充实和变化，那是的墓碑基本上都立于地上。而到了魏晋时期，由于统治者的严格管理，墓碑只得从地上转移到了地下，这一变化令墓志铭在制作以及文体上都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发展到南北朝时期，墓志铭的形式和结构就相对于稳定了，记录的内容也有了明确的规范。

在南北朝时期，墓志铭的内容基本上固定，是由首题、序、志传、志铭、尾记这五部分组成。其文本也在这个朝代发挥到了极致，南朝的墓志铭在内容上很追求华丽的辞藻和繁复的描写。像是《诗经》、《礼记》等都是他们主要参考的文献。

三．墓志铭之发展

1、 墓葬表礼仪制度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朝代更迭的速度非常快，为了能够将儒学文化发扬光大，统治者就会用法律来强制性的实行大臣的终丧，也会“下书禁国人在丧婚娶”禁止大臣官员们以丧事或嫁娶为由进行聚众形式的宴会。到了东晋时期，国家有了固定的墓葬礼仪，由于之前统治者禁止在地上做如此宏大的建筑，所以在这个时期也同样传承下来了，大家多是把墓修建于地下。

2、 墓志铭成身份象征

墓志铭在隋唐时期发展到了顶峰，几乎每个官宦人家的坟墓中都可以看到墓志铭的存在，数量已经非常庞大了。同时，墓志铭的形式和内容在隋唐时期也非常完善且多种多样了，不仅墓志的形制不再统一，甚至还出现了塔铭。其中，韩愈撰写的墓志铭最多最好。

结语：

最初的墓志铭，只是作为记录墓主人生平事迹，由于其真实性，给后人对于历史研究提供了准确的依据。墓志铭起源于东汉，发展于南北朝，兴盛于隋唐，是一种对文字和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具有划时代意义。随着朝代的更迭，墓志铭的内容也不仅仅局限于传记形式了，它发展成了以作诗的形式记录墓主人的丰功伟绩。

不论是墓志文字还是墓碑制作都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环境，小小的一块墓碑折射出的是这个时代。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瑰宝之一，墓志铭的价值不仅仅存在于书法的言辞，更多的是对于历史文化的传承。

话说唐人喜欢在写墓志的时候贴金已不是新闻，墓志铭中各种隐恶扬善、粉饰乾坤、无中生有的情况屡见不鲜，而唐人自己对此也有着很清醒的认识：“大凡为文为志，纪述淑美，莫不盛扬平昔之亊，以虞陵谷之变，俾后人睹之而瞻敬。其有不臻夫德称者，亦必模写前规，以圃远大。至天下人视文而疑者过半，盖不以实然故绝。”通观这些墓志可知古人写墓志时往往最讲究两点：一是为逝者讳，不揭其短；二是为逝者捧，乃至无中生有为其贴金。白居易的《秦中吟·立碑》一诗就对这种现象作了嘲讽：勋德既下衰，文章亦陵夷。但见山中石，立作路旁碑。 铭勋悉太公，叙德皆仲尼。复以多为贵，千言直万赀。 为文彼何人，想见下笔时。但欲愚者悦，不思贤者嗤。 岂独贤者嗤，仍传后代疑。古石苍苔字，安知是愧词。 我闻望江县，麹令抚茕嫠。在官有仁政，名不闻京师。 身殁欲归葬，百姓遮路岐。攀辕不得归，留葬此江湄。 至今道其名，男女涕皆垂。无人立碑碣，唯有邑人知。石碑上记载的都是些功比姜太公、德如孔仲尼之人，只有这样才有机会流传后世，而那些真正有真才实干的人却因为没有立碑吹捧，只能任名声淹没在岁月中，最后也就只有当地人知道。白居易此诗正是讽刺了这种为了立碑而夸耀门第、歌功颂德之风。因为根据史书的记载，当时人为了给逝者求得一篇好墓志铭，往往要出很大的一笔价钱专门找人来撰写，而撰者为丰厚的利润所驱使，也不管逝者的为人品德事迹究竟如何，只为了应付所需，随手就能写出功德和姜太公孔子一样伟大的为贤者嗤、令后代疑的文字。《旧唐书·李邕传》中就有记载：“邕擅才名，尤长碑颂。虽贬职在外，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观，多賫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后所制，凡数百首，受纳馈遗，亦至钜万。时议以为自古鬻文获财，未有如邕者。”李邕是唐朝著名的书法家，尤其擅长歌功颂德的碑文，也正因为有着“鬻文获金”这样强大的生活技能，所以李邕虽然经常被贬官，但生计并不成问题，甚至还能用这些润笔费来应付结友交游所需的巨大开销。刘禹锡也曾在祭韩愈文中说过：“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价，辇金如山。”提到韩愈因为善写碑文，经常通过给别人写碑文而赚取巨额稿费一事。事实上韩愈曾为王用撰写了墓碑，于是得到了“马一匹，并鞍、衔及白玉腰带一条”作为报酬。韩愈还在《平淮西碑》大力称赞了韩弘的贡献，因此得到了韩弘的“绢五百匹”，即相当于四百贯钱，而韩愈当时一个月的薪水仅二十五贯钱，一年也不过三百贯，由此可知这种润笔费极为可观。至于韩愈其他的“谀墓”之作，颇受时人讥讽，他的朋友刘叉曾十分眼红韩愈写碑文赚的这些润笔费，拿了他数斤金子扬长而去，还振振有词道：“你这是谀颂死人得来的，不如送给我当生活费。”白居易为元稹撰写墓志铭后也收到了价值六七十万钱的“臧获、舆马、绫帛，泊银鞍、玉带之物”，虽然白居易念及与元稹之间的情谊本不愿接受，但推辞不得之下便将这些财物捐给了香山寺，以作修缮寺庙之用。正因为撰写墓志的报酬是如此的丰厚，在这样巨大的利益驱使下，这些墓志铭的执笔人也就不能不为逝者粉饰贴金，乃至颠倒黑白、无中生有了。不过这种“鬻文获金”的行为总是不大令人瞧得起的，《太平广记》中便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唐宰相王玙好与人作碑志。有送润毫者，误叩右丞王维门，维曰：‘大作家在那边。’”就连杜甫也曾作诗嘲讽过李邕这些以撰写墓志换取巨额稿费之人：“干谒满其门，碑版照四裔。丰屋珊瑚钩，骐驎织成罽。紫骝随剑几，义取无虚岁。”“故人南郡去，去索作碑钱。本卖文为活，翻令室倒悬。”可见时人对这些好撰墓志铭之人的鄙夷态度。当然，在墓志上贴金并不是唐人才有的习惯，而是自古已有之。早在北魏时就有人明确指出这种墓志贴金的现象了，《洛阳伽蓝记》中便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生时中庸之人耳。及其死也，碑文墓志，莫不穷天地之大德，尽生民之能事，为君共尧舜连衡，为臣与伊皋等迹。牧民之官，浮虎慕其清尘；执法之吏，埋轮谢其梗直。所谓生为盗跖，死为夷齐，妄言伤正，华辞损实。”一个人活着时不过是中庸之辈，但他死后碑文墓志里无不搜罗尽天地之间的大德，和活着的人所能办到的各种好事。如果这个人是君王，那么就能与尧舜相抗衡；如果这个人是臣子，那么就与伊尹有着相同的政绩。所谓活着时是大贼盗跖，死后却能粉饰为伯夷叔齐一样的人物，这些都是在借助虚妄华丽的辞藻损害事实真相。而墓志中这样隐恶扬善、粉饰乾坤、无中生有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比如史书记载唐玄宗的皇甫德仪很早就失宠了，皇甫德仪病重期间唐玄宗正忙着宠爱武惠妃，武惠妃则忙着陷害太子李瑛、鄂王李瑶等几个皇子，而皇甫德仪所生的李瑶也因为生母失宠无法为自己说话而惶恐不安，但这并不妨碍墓碑上将皇甫德仪吹捧成绝代宠妃：“上以之服事最旧，佳人难得，送药必经於御手，见寝始迥於天步。月氏使者，空说返魂之香；汉帝夫人，终痛归来之像。”皇甫德仪的墓碑上称其病重时，唐玄宗每天亲自送药给她喝，等她安然入睡后徘徊在宫殿门口迟迟不肯离去；皇甫德仪死后，唐玄宗还像汉武帝思念李夫人那样思念她。然而事实上凡是有幸得到皇帝亲自伺候服药的后妃，都会像李煜的大周后那样在史书上留下记载，而不是只能见载于墓志上的贴金之语。何况就在皇甫德仪死后不过一年多的时间，李瑶就因为武惠妃的构陷在唐玄宗一日杀三子的悲剧中含恨被害了。残酷的现实撕碎了墓志华丽而苍白的辞藻，昭示着这位无宠妃嫔恐怕连临死前见皇帝最后一面都只是个奢求。又比如沛郡夫人武氏的墓志上自称是“故周定王驸马都尉攸暨太平公主第二女”，是太平公主与武攸暨的次女。但根据这位武氏卒于开元二十五年，享年五十四岁的情况来看，武氏最迟出生在嗣圣元年，而彼时太平公主的丈夫还是薛绍­，又如何与武攸暨生下所谓的第二女呢？再比如吴王李恪的次子李玮的墓志上称其父李恪是“帝之爱子”“优宠特殊”，然而就史实而言，李恪的一生当中不仅没有任何得宠事迹，反而不过是犯了踩庄稼和赌博这样的小错就连续多次被贬去都督的官职，先后削去实封共600户，只剩200户的实封，这样糟糕的待遇在唐太宗14个儿子中仅此一例。虽然后来唐太宗在立李治为太子后又过了7个多月的时间，曾一度心血来潮想改立李恪为太子，但这样的想法唐太宗却只对最不可能同意的长孙无忌一人说过，被反驳后不但再也不曾提及此事，对提名未果身陷险境的李恪也毫无保护措施，反而又严厉地将李恪告诫了一通：“你若是不遵纪守法，西汉的燕王刘旦就是你的下场，就算你是我儿子我也救不了你！”虽然有人认为这番警告是唐太宗在“保护”李恪，要他自己小心谨慎一些，但李恪作为亲王，他的性命并不掌握在自己手里而是掌握在皇帝手里，光是告诫李恪自己谨言慎行是没有用的，只有让未来的皇帝李治知道要善待李恪才能达到保护李恪的目的。也正因为明白这样的道理，所以汉高祖刘邦临终前特地留了封手诏给太子刘盈，要他日后一定要照顾好他曾经欲立未果的赵王如意；唐太宗在立李治为太子时也反复强调过立李治的原因是为了能同时保住李承乾、李泰、李治这三个儿子。而唐太宗既然能想到要为李承乾、李泰、李治的日后安危做打算，又为什么没为李恪日后的安危做出同样的安排呢？想来李恪若是真的如儿子墓志中所吹嘘的那样，是“帝之爱子”“优宠特殊”，又如何会遭此待遇？还有父子三人皆至宰相的韦思谦，史书中明确记载他的续弦妻子王婉作为继母对继子韦承庆十分严苛，动不动就体罚他。而王婉的亲生儿子韦嗣立不忍母亲这样对待自己的哥哥，于是主动脱下衣服请求代替韦承庆接受杖责，王婉自然没有应允，于是韦嗣立便自己杖责自己，王婉心疼亲生儿子，这才对韦承庆略好一些。结果在王婉的墓志中，这位明明对亲子继子区别待遇的典型后妈却被描述成了一位慈爱有加，对继子视若己出的好母亲：“前夫子子承庆，八岁偏罚，十岁便为夫人所养，抚存训奖，慈爱无隆，学宦婚娶，并夫人所成立。常谓所生子嗣立、淑等曰：时俗妇人，罕有明识，前妻之子，多被憎嫌，孝已伯奇，皆其人也。此吾之所深诫，亦尔辈所明知。”——足可见当时的墓志贴金风气之烈，已然到了颠倒黑白、无中生有的地步。

墓志铭是中国古代一种悼念性的文体。埋葬死者时，刻在石上，埋于坟前。一般由志和铭两部分组成。志多用散文撰写，叙述死者的姓名、籍贯、生平事略；铭则用韵文概括全篇，赞扬死者的功业成就，表示悼念和安慰。但也有只有志或只有铭的。墓志铭在写作上的要求是叙事概要，语言温和，文字简约。墓志铭一般是铭主死后由别人撰写，偶有铭主本人生前撰写的。墓志铭为在坟墓中或坟墓上，以死者生平事迹所写的一份简介，尤其对于伟大或值得纪念的人其墓经常有墓志铭，在中国和西方都有这种习俗的存在，但是近代中国已不流行写墓志铭。一般而言，墓志铭使用韵文写作，中西方皆然，但也有例外，如韩愈的《柳子厚墓志铭》即为无韵散文。 当今收藏的门类多种多样，其价值也各有不同，如果能对墓志铭加以收藏，更会别具一格。 所谓墓志，是古代埋在墓内的刻石。《神僧传》云：“宝志公殁，梁武帝命陆�制铭于冢内。”指的就是墓志，一般是在安葬时和棺椁一起埋在墓内。上面刻有死者生平梗概，主要是姓氏、世系、官衔、事迹、出生及卒葬年月等，故墓志又有“埋铭”“塘铭”“塘志”“葬志”等名称。墓志铭也有刻在砖上，叫塞砖铭。因墓志文后多用四言铭赞颂死者，故称墓志铭。 墓志是由墓碑发展起来的。前些年河南洛阳出土的东汉延平三年（公元106年）的《贾武仲妻马姜墓志》，据考是我国最早的墓志。由此可见，墓志至迟在东汉时就已出现，一直沿袭至清末。墓志的形状各异，有圭首碑形、梯形方版、方形等等，一般用两块石板上下相合，平放置在棺椁前，上石为志盖，刻有标题，即某朝某官墓志，有的还饰有花纹、神象，盖文多为篆书，故又叫“篆盖”；下石为志底，刻有志铭，主要内容有死者的姓氏、籍贯、官阶、事迹等。 墓志可以说是地下档案，资料最原始、最真实。对于研究历代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均有较重要的价值。首先是考古价值，可以补充或纠正历史文献中的阙遗和错误，如1974年河南省浚县出土的唐代上柱国邢国公李密的墓志铭，弥补了新旧唐书无李密安葬记载的缺陷，同时纠正了旧唐书中关于李密安葬地点的错误。其次是艺术价值，历代许多墓志铭堪称文物珍品，撰刻墓志铭的作者，多系历代著名书法家、金石学家、文学家，素为学术界所重视。因此，它也是研究我国文字演变和书法艺术的珍贵资料。例如唐代大文学家韩愈的《柳子厚墓志铭》，不但文笔生动，感情丰富，堪称千古脍炙人口的绝作，而且书法拓片至今仍是人们临摹的字帖。 总之，我们能够在日常生活中注意收藏墓志铭或是墓志铭拓片，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它不仅有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同时还有较高的经济价值。一、邓茂钏墓志铭该件系1973年10月间在浔中公社高蔡大队(今高阳村)后晏岭开山造田时出土。墓志用砖制成，高、宽各米，呈四方形，厚米。砖版完好，表面已有风化，有些文字已模糊不清。据铭文记载，邓茂钏生于明嘉靖三十年(公元1551年)，卒于万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墓志系万历四十五年(公元1617年)正月所立。铭文计312字，墨写楷书。二、郭兰庭与妻刘氏合葬墓志铭该墓在浔中镇仙境村塔仔岐锦坑头。墓志铭系墓葬被盗挖后丢弃山上。1989年12月18日由村民送交县文管会办公室。郭兰庭(公元1544—1591年)，明处士，本县盖德村人，其妻刘氏(公元1547—1625年)，墓志铭系明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迁刘氏柩合葬时所立。铭文为兰庭堂弟奉政大夫直隶扬州府同知晋阶朝列大夫郭维翰撰，户部主事郑扬题篆额，用贝页岩刻制，高米、宽米，已残断，部分铭文已无法查补。在尚存的788字中记载了郭兰庭夫妇的生平事迹。三、张九娘墓志铭该年系1973年9月20日三班公社三班大队29生产队社员在蜈蚣山泗滨分支山开山时出土。墓志用白瓷版制成，釉色白略带乳黄，高米、宽米、厚米。铭文共127字，分别阴刻在版的两面。其中正面89字，背面38字。字迹清楚，保存完好。据铭文记载，张九娘生于明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卒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墓志铭系明隆武元年(公元1645年)即清顺治二年十月所制。四、孙醇宇与妻周氏合葬墓志铭该件系浔中村民在尾糍棨开山种茶树时出土。墓志用黑色贝页岩刻制，宽米，高米。额中部竖刻“皇清”篆字，两旁刻有对称的云龙，额下从左至右横刻篆字“诰封武德将军醇宇孙公暨配诰宜人勤顺墓志”。铭文坚刻楷书1083字。字迹工整秀丽，有些部位因损坏文字不清。根据铭文记载，孙醇宇生于明天启七年，卒于清康熙四十六年(公元1627—1707年)；周氏生于明崇桢元年，卒于清康熙十九年(公元1628—1680年)，两人合葬于康熙五十五年(公元1716年)，墓志铭为安葬时所立。五、僧会司静正和尚墓志铭1973年12月18日下午，县农械厂(程田寺旧址)修理铸工车间至翻砂车间路面时出土。墓志铭用砖制成，高米，宽米，厚米，铭文共284字，用红漆写在砖上，大部份文字尚可以认清。根据铭文记载，静正和尚生于清乾隆三十八年、卒于咸丰三年(公元1773—1853年)，葬于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墓志为安葬时所立。六、昊缉堂墓志铭该墓志为1984年12月19日在浔中镇浔中村双鱼山(俗称必石贡)北侧基建平整土地时出土。墓志用瓷版制成，分为铭文版和底座两个部份。铭文版正面釉色白略泛青，背面露胎，呈扇形。底座粘墓室，出土时与铭版脱离。铭版中部最高处(包括连接底座的插版)高米，两旁高分别为和米，上额呈微圆形，下端左右各有斜角，角长分别为和米，总宽为米，其中插版宽米，铭文版厚米。铭文共512字，为釉下青花楷书，色泽鲜艳幽菁。字的颜字浓淡不均，字迹尚端庄清晰。根据铭文记载，吴缉堂生于清嘉庆二十二年，卒于光锗十六年(公元1816—1890年)，葬于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年)，墓志铭为安葬时所立。七、郑二常与妻黄氏合葬墓志铭墓葬在龙门滩镇硕儒村龟山，墓志铭于1989年龙门滩引水工程基建时出土。郑二常讳耀伯，卒子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其妻黄卒于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于乾隆七年(公元1742年)二柩合葬并附志铭。铭文用贝贡岩刻制，共489字，记载死者生卒时间和生平事迹。八、连逊斋墓志铭该墓在龙门滩镇硕儒村，墓志铭于1989年龙门滩引水工程基建中出土。连逊斋，清岁进士例赠修职郎，卒时88岁，墓志铭长米，宽米。用贝页岩双面刻制，已残断。赐进士文林郎湖北郧阳府郧西县知县兼署竹溪县知县丙子科湖北乡试同考试官王必昌撰文，乡进士文林郎吏部拣选知县郑秉钧篆额，儒学训导侄孙天手书。正面铭文235字，背面357字，尚有一部分铭文刻在另一方贝页岩上。现存残断的铭文记载了连逊斋的简历。因为只能写一万字，故一下部分继续~

中国古代一种悼念性的文体。 埋葬死者时，刻在石上，埋于坟前。一般由志和铭两部分组成。志多用散文撰写，叙述死者的姓名、籍贯、生平事略；铭则用韵文概括全篇，赞扬死者的功业成就，表示悼念和安慰。但也有只有志或只有铭的。 墓志铭在写作上的要求是叙事概要，语言温和，文字简约。墓志铭一般是铭主死后由别人撰写，偶有铭主本人生前撰写的。 墓志铭为在坟墓中或坟墓上，以死者生平事迹所写的一份简介，尤其对于伟大或值得纪念的人其墓经常有墓志铭，在中国和西方都有这种习俗的存在，但是近代中国已不流行写墓志铭。 一般而言，墓志铭使用韵文写作，中西方皆然，但也有例外，如韩愈的《柳子厚墓志铭》即为无韵散文。子厚，名宗元。七世祖柳庆，北魏时官至侍中，封济阴公。曾伯祖柳奭，在唐朝曾出任宰相，与褚遂良、韩瑗一同得罪了武后，死于高宗朝。父柳镇，为就便侍奉母亲，放弃了太常博士的任命，请求到江南去做县令。后来又因为不能迎合权贵，失去了殿中侍御史的官职，直到那个权贵死了，才重新被用为侍御史。为人以刚直著称，所交往的朋友都是当时很有名望的人。 子厚小时候就精锐敏捷，通达事理。当他父亲还在世时，他虽然年纪轻，已经独立成人，能够考中进士，显露出超凡的气象，众人都说柳家有了个好儿子。以后又应博学宏词科考试合格，授集贤殿正字。他才能出众，端方坚毅，每有议论往往引据古今事典为证，贯通经史百家学说，识见高远，意气风发，经常使在座的人为之折服。他的名声因此大振，一时间人人都向往和他交游。那些公卿显要们，也争着要把他收到自己的门下，异口同声地赞誉举荐他。 贞元十九年，他由蓝田县尉晋升为监察御史。顺宗即位后，出任礼部员外郎。这时遇上当权的人获罪，他被视为一党，同被遣出京城做州刺史。还未到任，又一道被贬为州司马。居官清闲，愈加刻苦自励，专心读书记诵，写作诗文，如江河泛滥，湖海蓄积，其造诣可谓精深博大无有止境，但只能恣意寄情于山水之间罢了。元和年间，曾将他和一道被贬的人召回京城，又再次一道出京为刺史，这次子厚分在柳州。到任之初，他感慨系之地说：“这里难道就不值得实施政教吗？”于是按照当地的风俗，制定了劝谕和禁止的政令，赢得了柳州民众的顺从和信赖。此地人借钱时习惯用子女作为人质相抵押，如不能按约期赎回，等到利息与本钱相等时，子女就要沦为债主的奴婢。子厚为借钱的人想尽办法，让他们全都能把子女赎回去。其中特别贫穷实在无力赎取的，就让债主记下人质当佣工所应得到的酬劳，等到酬劳和所借钱数相当时，便要债主归还人质。观察使把这个办法下达到其他的州，刚到一年，免除了奴婢身分而回归自己家里的就有近千人。衡山飞湘江以南考进士的人，都以子厚为老师。那些经过子厚亲自指点而撰写文词的人，从他们的文章中都可以看到很好的章法技巧。 翻译古文主要是要把古文中时常出现的频率高的文字弄清楚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