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经济研究报告论文

影响德国经济发展的几个因素关键词：德国 经济发展 体制创新 理论创新key words: Germa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novation in system, innovation in fundamental theory.内容提要：文章分析了德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特点，指出德国经济发展的活力在于它根据自己的传统和国情进行了经济生产方面的体制创新和基础理论方面的创新，所以能始终保持自己经济方面的活力。Abstracts: this thesis analyzed some factors in German economic development processions, pointed out that the vigor of German economy based on its innovation in modern production system and fundamental academic research.现代德国是欧洲最重要的国家，并两次给世界带来了战争的灾难。尽管德国发展模式在政治方面的失败令人感到十分惋惜，但对德国人始终能够在经济方面保持异乎寻常的活力，学者们普遍持一种赞赏的态度。德国人在基础理论，重工业，化学，精密仪器，以及军事武器制造方面的成就，都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么，德国人为什么能够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期内，无论在何种体制下，都能始终保持自己的经济活力？笔者根据自己的研究，分析了以下几个影响德国经济发展的因素，或许能对这一问题的解答提供一些有用的素材。一，以农业为依托的发展工业化以前的德意志以农业为主，且处于分裂状态——保持德意志的分裂一直是英法等大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而德意志的分裂的确对德国的经济发展起了很坏的阻碍作用，但这种作用在德国统一后便转化为推动工业化的巨大动力，德国社会中所有要求工业化与都市化的力量迅速地占领了德国的政治舞台。其资本投资率在1850年前后估计只有5％，在1850－1860年间则增长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9％，70年代则为％。不过，与英国相比，德国没有因为工业的发展而牺牲其农业。一旦如美国这样的国家其农产品开始威胁德国农业的基础——谷物市场时，德国政府便使用关税等方法对农业进行援助。虽然这种保护是由于物价引起城市居民生活费用上涨才使用的，但它却使德国的农业能够在迅速工业化的时代从新的农业发展中获益，并能稳步地发展。在德意志帝国建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的谷物和马铃薯的产量几乎增加了一倍。产量的增加部分地来自耕地面积的增加，但主要还是其单位面积产量提高的结果。根据统计，1878－79年间的产量与1901－1910年间10年间的平均年产量进行比较，平均每公顷小麦的产量从吨提高到吨，黑麦从吨提高到吨，土豆从吨提高到吨。尽管农业部门在不断地吸收新技术以利于农业部门的现代化，但工业化过程中的农村人口流失问题依然产生了。如同其他工业化社会一样，农村生活逐渐失去了它的吸引力。一场离开土地的大逃亡开始了，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不断上升，这种变化的原因十分简单：城市需要劳动力，工资也在不断地提高，人们自然向往令人愉快的城市生活环境。下表显示了这种人口变化的趋势：各部门就业人口变化表；年代 就业人口百分比农业和林业 工业和手工业 商业、交通和服务业 当然，西方学者尚无法得出十分精确的数据，但可以肯定的是，自从德意志帝国建立以后，工业和农业已经交换了它们在德国经济生活中的相对地位——工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部门，而农业日益下降成为一个国民经济中的小伙伴。在这一过程中，大部分容克将自己的土地作为自己的财产并不断地扩大，但他们不再将土地租给农民，而是雇佣自由劳动力做工，这使得很多新技术有可能被应用，这些技术的应用使德国的农产品产量有了很大的增加。从1820年至1875年，小麦和黑麦的产量翻了一倍。 同时，德国的经济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下表可以看出这种变化：德国经济结构图：1850－1913。各行业在国内生产所占的份额（马克） 各行业所雇佣的从业人口1850/4 1870/4 1910/3 1849/58 1878/9 1910/13农业 工矿业 运输 服务 住房 总计 百万 百万 百万 百万 百万 百万德国工业中的传统行会势力强大，真正的职业自由在1869年后才开始出现，而德国的传统行会和手工匠的地位并未被替代，结果形成了德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另一个特点，即“双重经济”的特点。即便在1870年，手工匠人与产业技术工人的比例仍然是一比一。因此，德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农村未受到如同英国圈地运动那样的冲击，农业人口是逐步地离开土地，加入城市的就业大军的。同时，城市的工业构成也十分复杂，并非单一的现代工业经济。这种逐步演化，多种性质行业并存的现象，尽管保留了大量的封建残余，但保持了社会在转型时期的基本稳定，有利于德国人将自己传统的精细作风融进新的行业中。二，以铁路建设为龙头的工业化进程德国现代工业的基础逐渐形成后，从19世纪中期起，产生了一批大公司，它们是德国现代工业的标志，尽管德国的大公司形成的速度极快，其形成过程与英国和比利时等国却没有什么不同。最初都是从纺织部门开始，因为雇佣了大量的劳动力，毛织业也慢慢采取了现代的模式，但其对整个经济结构的转轨影响不大，主要是棉织业和丝织业在机械化的进程中取得了最大的成功。而手工业尽管落后，但也坚持到了80年代，才被迅速出现的大公司所取代。与英国相比，德国的经济起步有十分明显的不同，英国在农村中劳动力解放是与农业生产力的增长和生产率的提高同步发生的，并为工业化所需要的市场购买力作好了准备。但德国的农业由于技术落后，农业生产率没有提高，因此农村群众的购买力也没有相应的增加。结果，在德国推动工业化的动力与英国相比是来自完全不同的方向，即来自铁路建设方面，也就是来自工业本身。由于德意志关税同盟把德国大多数地区联合成了一个统一的销售区，鼓舞了国家和私人企业主进行必要的投资，开发这一地区的交通并将其联结起来，这样才能使它真正成为一个现代化的资本雄厚的经济区。1841年，著名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在反复强调一个好交通网对一个国家富强的意义以后又写到：“关税同盟和铁路系统是联体双胎，同时出生……有相同的精神和意识，它们相互支持。”“价廉、迅速、可靠、定期的客货运输是把国民财富和文明推向四面八方的最强大所杠杆之一。” 同这位学者一样，鲁尔区的企业家哈尔科特也认为，铁路是一国财富的源泉，是一种为整体利益克服局部利益的团结精神的开路先锋。铁路建设确实是卓有成效的实行工业化的真正的发动机。1835年7月7日，德国开通了第一条客运铁路，1850年，德国的铁路已经有6000公里。德国的工业化大跃进是随着1840－50年代铁路网的修建和鲁尔地区发现巨大矿藏而开始的。铁路的修建带动了钢铁工业、煤矿工业与机械工业。德国的煤矿从1820年的百万吨增至1850年的百万吨，到1913年的190百万吨，加上87万吨的褐煤，几乎占了整个欧洲大陆煤产量的三分之二，生铁在1826年超过了10万吨，1867年超过一百万吨，而到1913年超过了13百万吨。钢产量从1870年的126000万吨增为1913年的百万吨。生产组织的规模很大，很现代并具有很高的效率。例如，1900年时至少有24个鲁尔的煤矿的年产量超过了500000吨，1902年，德国平均每个钢铁工厂的产量为75000吨，而英国仅为40000吨。铁路是德国比法国发展得更快的一个部门，而且这种发展是在全德统一之前就开始的。所以德国铁路的特点是有很多小的中心，而不是如同法国那样有一个统一的全国性规划和基础。德国的这种特点反倒成为它经济发展的一个十分有利的因素，因为它的铁路完全是以经济为目标而发展起来的，以民族的需要而迅速发展。政府规划建设，私人也进行投资，两者的共同投入加快了德国的铁路建设的速度。德国铁路的大规模建设开始于19世纪40年代，前后经历了30年左右的高速度发展，这种铁路发展对德国工业革命的重要性怎么强调也不过分，“德国的工业革命……看来是随着铁路作为主导部门的不平衡发展。” 铁路投资作为国民净投资的比例在1851

自1990年两德统一以来，德国经济疲软不振。究其原因是德国经济一直背负着欧洲其它国家不曾有的沉重包袱，即德国重新统一给德国经济带来的巨大负担，以及产业结构老化和经济结构特别是劳动力市场僵化。未来今年，德国经济前景不甚乐观。 自1990年两德统一以来，在经历了1990-1991两年的经济繁荣后，德国经济从此疲软不振，增速缓慢。只是由于欧盟实行经济一体化和欧元区实行统一货币政策，世人的目光更多关注欧盟和欧元区作为一个整体的经济形势，作为15个成员国之一的德国不在像从前那么惹人注目。实际上，近10年来德国经济增长率仅为，是欧盟成员国中最低的，比其他成员国的平均水平低1个百分点，和被认为失去的十年的日本经济相比好不到哪里去。 德国经济不仅低迷，而且伴随经济的剧烈波动。自1990年统一到2001年，德国经历了四次经济衰退，经济周期仅为3年。1992/1993年德国统一后利率急升、马克升值以及欧洲汇率机制崩溃导致西欧经济深度衰退，其中德国经济连续5个季度出现负增长；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引发德国1995/1996年经济小幅衰退；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1998年下半年德国出现轻微衰退；1999/2000年国际石油价格上涨和美国经济衰退引发的2001年下半年经济严重衰退。而在同一时间内，美国只经历2001年的一次衰退，欧盟其他国家一般只经历1992/1993年和2001年两次衰退。德国何以如此？ 一、德国统一的后遗症是德国经济低迷的主要原因 十多年来德国经济一直背负着欧洲其它国家不曾有的沉重包袱即两德统一。德国统一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地区和一个低生产率、高度计划、经济落后的地区的合并。为保证统一过程中政治平等和社会稳定，防止东德居民大规模移民西德，德国决定西德马克和东德马克按平价兑换、向东德大规模实行转移支付用于东德的基础设施建设、把西德的社会保障体系引入东德、实行政治经济转轨等。但统一的过程产生了三大影响了德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 1．建筑业持续负增长 德国统一初期，由于大量的财政转移支付，东德的基础设施、商用和民用住房建设迅速增长，拉动了东德地区的经济增长并使东德地区的增长率高于西德。如此同时，在西德，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移民的增加刺激了住宅业的发展，建筑业也出现了较快增长。但自90年代中期以来，德国的建筑业出现停滞。一方面，东德的经济重建工作基本完成，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减少，东德地区的建筑业随之出现萎缩。另一方面，90年代后，西德移民潮基本停滞，住宅需求下降；同时，受欧盟《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对各成员国财政预算占GDP的比重不能超过3%的限制，政府减少了对低成本住房建设的补贴，公共投资减少，西德地区建筑业萎靡不振。 德国建筑业从1996年起已连续6年负增长，预计2002年仍将继续下降。可以说，该部门在经历了两德统一之后的短期繁荣后，进入自动调整过剩供给能力的时期，这可能是一个中长期的整合过程，目前这种调整仍未结束。根据欧盟委员会的估计，1996年以来，建筑业的萎缩使德国经济每年减慢个百分点。 2．为增加财政转移支付和降低债务水平导致税率上升 在经历了1973年和1979年两次世界石油危机带来的经济衰退之后，西德的财政预算状况不断改善，1981年，西德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为，到1989年，预算基本实现平衡并略有盈余，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不到40%。鉴于良好的财政状况，政 府分三阶段（1986年，1988年和1990年）实施了500亿马克的减少收入税计划，其中，从1990年1月开始的第三阶段减税计划预计减税250亿马克。 柏林墙的突然倒塌和两德的统一，打乱了西德的减税计划，给德国的公共财政带来了巨大的压力。首先，西德社会保障体系引入东德使政府财政负担剧增。统一不久，西德的社会保障体系被引入东德，由于东德的工资上升幅度明显高于其劳动生产率，导致企业倒闭，大量工人失业，失业工人的增加使社会保障基金和政府财政负担剧增。其次，公共债务负担增加。东西德马克按1：1兑换，东德政府债务大幅增加，到1995年，前东德政府的公共债务达到1026亿马克，住宅管理部门的债务为290亿马克。为加快企业的私有化进程，政府加大了对企业私有化的补贴，到1995年，负责企业改革的企业托管局负债2100亿马克。所有的这些债务都被纳入德国的公共债务当中，使德国的债务总额占GDP的比重由1991年的40%突然上升到1995年的60%以上，突破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的各成员国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不能超过60%的限制。第三，实施大量的财政转移支付用于东德基础设施建设。自1991年以来，每年对东德的净转移支付约在1100-1500亿马克，相当于德国国内生产总值的4%。同时，为鼓励东德的住房达到西德的标准，对东德的住房建设实行减税，减少了财政收入。 为解决统一后的财政负担问题，政府不得不放弃了从1990年1月份开始第三阶段减税计划，而且从1991年开始，通过推出团结税、环境税、能源税和增加社会保障贡献等措施增加税收，使德国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由1991年的上升到1999年，德国随之成为欧盟成员国中税收比重最大的国家之一，财政赤字也居高不下。 经济理论告诉我们，通过增加税收实行财政扩张，在初期可以刺激需求从而带动经济增长，但在对经济的推动效应消失后，增税会对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因为高税收减收了企业的预期利润，挤出了私人投资；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减少了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失业人员增加。根据欧盟委员会的估计，德国的税收增加和对东德的转移支付在1994年前拉动了德国的经济增长，但从1994年起，对德国的经济增长3．对外竞争优势受到损害 两德统一恶化了德国的对外竞争能力。首先，统一初期，由于西德的工资谈判机制引入东德，东德的工资上升幅度明显高于其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幅度。1991年，东德的劳动生产率是西德的1/3，工资是西德的42%；到1997年，东德的劳动生产率是西德的1/2，工资是西德的68%。整个德国的单位劳动成本1990年到1995年的5年内上升了17%。马克和24个经济合作组织国家货币相比的实际有效汇率1995年比1990年升值了15%，和欧元区国家相比升值的更快。其次，马克相对美元、英镑、里拉等货币升值。统一初期，由于德国的扩张财政政策，物价上涨压力加大，到1992年德国的物价指数超过5%，为抑制经济过热和物价上涨，利率急剧上升，拆借利率从1990年初的6%上升到1992年初的，高利率推升了德国马克。为维持欧洲汇率机制，其他欧洲国家不得不提高利率以维持和马克的汇率稳定，致使欧洲经济从1992底进入衰退，并最终导致英镑、里拉货币等退出欧洲汇率机制，使欧洲汇率机制崩溃。第三，东德马克高估，西德马克和东德马克按1：1实行兑换，而当时的实际汇率为1：。 德国经济系高度出口型的经济，在欧盟的大国中对出口的依赖程度最高。马克升值和劳动成本上升，大大降低了德国的对外竞争能力。统一初期，东德产品几乎完全退出国际市场，西德的出口占GDP的比重也由1989年的25%下降到1993年18%，德国的经常项目一 改长期顺差的局面从1991年开始连年出现逆差。只是到了2000年，由于欧元启动后不断走软，德国工资上涨比较温和，按实际有效汇率计算的德国竞争力才恢复到两德统一前的水平，但和欧元区内的国家相比，德国的竞争能力依然偏低，说明德国马克在欧元启动时定价过高。德国的对外竞争力减弱也是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和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两次诱导德国出现轻微衰退的主要原因。 开始产生负面影响，使德国经济每年减慢至少个百分点。 二、经济结构僵化 德国的经济结构僵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劳动力市场僵化，二是产业结构老化。 1．劳动力市场僵化 自1991年以来，德国的就业人数基本处于下降状态，只有到1998年以后，就业人数才略有上升，2000年的就业总人数和1991年基本持平，德国的就业人数不随经济增长而增长，说明劳动力市场缺乏弹性。相反，近几年来，其他欧盟国家如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家的就业弹性（就业弹性定义为就业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之比）显著提高，失业率明显下降。目前，德国的失业人数超过400万，失业率为8%，就业率仅为65%。在失业总人数中，一半以上是结构性失业。德国的劳动力市场僵化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社会福利过大，大量的失业补助金和社会福利，减少了人们工作的热情。比如，在美国，失业人员失业后第二年和第三年的平均收入只相当于失业前平均收入的10%左右，欧盟失业人员平均收入约为原工资的三分之一，但在德国，一个人失业后，在32个月内可得到工资的67%，如果以后继续失业，可永久性获得原工资的57%的收入。二是企业和职工的高社会保障贡献率和高税收率，抑制了企业雇佣工人和失业人员寻找工作的积极性。2000年，美国企业和职工的社会保障贡献和个人所得税合计占职工收入的，欧盟平均为，德国为，是几个大国中最高的。三是德国实行部门内集中型工资谈判模式。经济合作组织的研究认为，就业立法和失业之间没有密切的关系，全国性的或者企业内集体谈判也不一定不利于就业，但产业中的工会组织集体谈判机制会严重影响就业，导致非熟练工人工资相对过高。欧盟估计，如果德国的就业增长弹性达到欧盟的平均水平，德国的经济增长潜力每年可增长个百分点。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以及我国逐步开放金融业，我国的金融体系越来越成为世界金融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20世纪以来频繁发生的金融危机却明白无误地昭示着金融危机的危害性。尤其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而言，金融危机在某种意义上可能就是一个灾难性的结果。虽然我国迄今还未曾在发生金融危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的经济结构和金融体系有多么健全，而更多地可归结为我国先前所处的封闭状态。事实上，国外近年来关于中国爆发金融危机的论调几乎就不曾停止过。比如尼古拉斯•拉迪就认为，中国的金融危机早已成熟，唯一缺乏的是引发危机全面爆发的导火索（吴传俯，2003）。更有《远东经济评论》2002年发表文章认为“中国金融系统在走向毁灭”。虽然这些观点各有其出发点，但是中国经济体系内部存在着许多诱发金融危机的因素却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在金融开放已成为趋势的当前，从其他国家发生的金融危机中汲取经验，防范金融危机并且增强自身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就更显得迫切而重要。 一、理论综述 关于金融危机，比较权威的定义是由戈德斯密斯（1982）给出的 ，是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短期利率、资产（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其特征是基于预期资产价格下降而大量抛出不动产或长期金融资产，换成货币。金融危机可以分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等类型。而近年来的金融危机越来越呈现出某种混合形式的危机。 （一）马克思的金融危机理论 马克思关于金融危机的理论是在批判李嘉图的“比例”理论、萨伊的“市场均衡法则”的基础上建立的。马克思指出，货币的出现使商品的买卖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出现分离的可能性，结果导致货币与商品的转化过程出现不确定性，而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在客观上又会产生债务支付危机的可能性；因此，导致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可能性的关键在于商品和货币各自不同的独立运动价值特性。而只要商品、货币存在，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并且会首先表现为金融危机。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一旦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商品的货币存在，从而表现为一个处于现实生产之外的东西，独立的货币危机或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的货币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 可见，马克思是将货币金融危机分为两种类型：伴随经济危机发生的货币金融危机和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伴随经济危机的金融危机主要是以市场竞争、资本积累以及信用发展等因素为现实条件，而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则是金融系统内部紊乱的结果。同时马克思特别强调了银行信用在缓和和加剧金融危机中的作用。 总的来说，马克思认为金融危机是以生产过剩和金融过剩为条件，表现为企业和银行的流动性危机、债务支付危机，但是其本质上是货币危机。 （二）西方的金融危机理论 早期比较有影响的金融危机理论是由Fisher（1933）提出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Fisher认为，在经济扩张过程中，投资的增加主要是通过银行信贷来实现。这会引起货币增加，从而物价上涨；而物价上涨又有利于债务人，因此信贷会进一步扩大，直到“过度负债”状态，即流动资产不足以清偿到期的债务，结果引起连锁的债务－通货紧缩过程，而这个过程则往往是以广泛的破产而结束。在Fisher的理论基础上，Minsky（1963）提出“金融不稳定”理论，Tobin（1980）提出“银行体系关键”理论，Kindleberger（1978）提出“过度交易”理论， （1996）年提出“资产价格下降”理论，各自从不同方面发展了Fisher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 70年代以后的金融危机爆发得越来越频繁，而且常常以独立于实际经济危机的形式而产生。在此基础上，金融危机理论也逐渐趋于成熟化。从70年代到90年代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金融危机模型是由（1979）提出的，并由和加以完善和发展，认为宏观经济政策和汇率制度之间的不协调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原因；第二阶段金融危机模型是由以（1994、1996）为代表，主要引入预期因素，对政府与私人之间进行动态博弈分析，强调金融危机由于预期因素存在的自促成性质以及经济基础变量对于发生金融危机的重要作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金融危机理论发展至第三阶段。许多学者跳出货币政策、汇率体制、财政政策、公共政策等传统的宏观经济分析范围，开始从金融中介、不对称信息方面分析金融危机。其中有代表性的如Krugman(1998)提出的道德风险模型，强调金融中介的道德风险在导致过度风险投资既而形成资产泡沫化中所起的核心作用；流动性危机模型（，1998），侧重于从金融体系自身的不稳定性来解释金融危机形成的机理；“孪生危机”( Kaminsky & Reinhart, 1998 ) ，从实证方面研究银行业危机与货币危机之间固有的联系。 二、金融危机的国际经验与教训 从历史上看，早期比较典型的金融危机有荷兰的“郁金香狂热”、英格兰的南海泡沫、法国的密西西比泡沫以及美国1929年的大萧条等等。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回顾20世纪90年代以来所发生的重大金融危机，并试图从中找出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共同因素，以为我国预防金融危机提供借鉴。 （一）90年代一共发生了五次大的金融危机，根据时间顺序如下： －1993年的欧洲货币危机 90年代初，两德合并。为了发展东部地区经济，德国于1992年6月16日将其贴现率提高至％。结果马克汇率开始上升，从而引发欧洲汇率机制长达1年的动荡。金融风波接连爆发，英镑和意大利里拉被迫退出欧洲汇率机制。欧洲货币危机出现在欧洲经济货币一体化进程中。从表面上看，是由于德国单独提高贴现率所引起，但是其深层次原因是欧盟各成员国货币政策的不协调，从而从根本上违背了联合浮动汇率制的要求，而宏观经济政策的不协调又与欧盟内部各成员国经济发展的差异紧密相连。 －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 1994年12月20日，墨西哥突然宣布比索对美元汇率的波动幅度将被扩大到15％，由于经济中的长期积累矛盾，此举触发市场信心危机，结果人们纷纷抛售比索，1995年初，比索贬值30％。随后股市也应声下跌。比索大幅贬值又引起输入的通货膨胀，这样，为了稳定货币，墨西哥大幅提高利率，结果国内需求减少，企业大量倒闭，失业剧增。在国际援助和墨西哥政府的努力下，墨西哥的金融危机在1995年以后开始缓解。墨西哥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有三：第一、债务规模庞大，结构失调；第二、经常项目持续逆差，结果储备资产不足，清偿能力下降；第三、僵硬的汇率机制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亚洲金融危机是泰国货币急剧贬值在亚洲地区形成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这次金融危机所波及的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影响之大都为历史罕见，不仅造成了东南亚国家的汇市、股市动荡，大批金融机构倒闭，失业增加，经济衰退，而且还蔓延到世界其它地区，对全球经济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亚洲金融危机涉及到许多不同的国家，各国爆发危机的原因也有所区别。然而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决不是偶然的，不同国家存在着许多共同的诱发金融危机产生的因素，如宏观经济失衡，金融体系脆弱，资本市场开放与监控，货币可兑换与金融市场发育不协调等问题（李建军、田光宁，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