臭氧层破坏论文文献

一、全球10大环境问题 1、气候变暖 2、臭氧层破坏 3、生物多样性减少 4、酸雨蔓延 5、森林锐减 6、土地荒漠化 7、大气污染 8、水体污染 9、海洋污染 10、固体废物污染 二、我国环境状况 1、大气污染属煤烟型污染，以尘和酸雨危害最大，污染程度在加剧。 2、酸雨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南、青藏高原以东地区及四川盆地。华中地区酸雨污染最重。 3、江河湖库水域普遍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除部分内陆河流和大型水库外，污染成加重趋势，工业发达城镇附近的水域污染尤为突出。 4、七大水系（珠江、长江、黄河、淮河、海滦河、辽河、松花江）中，黄河流域、松花江、辽河流域水污染严重。 5、大淡水湖泊总磷、总氮污染面广，富营养化严重。 6、四大海区以渤海和东海污染较重，南海较轻。 7、渔业水域生态环境恶化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并呈加重趋势。 8、城市环境污染呈加重趋势。 9、城市地面水污染普遍严重，呈恶化趋势。绝大多数河流均受到不同程度污染。 10、全国2/3的河流和1000多万公顷农田被污染。 三、历年环境日主题 1974年：只有一个 地球 1975年：人类居住 1976年：水，生命的重要资源 1977年：关注臭氧层破坏、水土流失、土壤退化和滥伐 1978年：没有破坏的发展 1979年：为了儿童和未来——没有破坏的发展. 1980年：新的10年，新的挑战——没有破坏的发展 1981年：保护地下水和人类和人类食物链；防止有毒化学品污染 1982年：纪念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10年，提高环境意识 1983年：管理和处理有害废弃物，防止酸雨 1996年：我们的地球、家园、居住地 1997年：为了地球上的生命 环境污染概述 由于人们对工业高度发达的负面影响预料不够,预防不利，导致了全球性的三大危机: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人类不断的向环境排放污染物质。但由于大气、水、土壤等的扩散、稀释、氧化还原、生物降解等的作用。污染物质的浓度和毒性会自然降低，这种现象叫做环境自净。如果排放的物质超过了环境的自净能力，环境质量就会发生不良变化，危害人类健康和生存，这就发生了环境污染。 环境污染有各种分类： 按环境要素分：大气污染、水体污染、土壤污染。 按人类活动分：工业环境污染、城市环境污染、农业环境污染。 按造成环境污染的性质、来源分：化学污染、生物污染、物理污染（噪声污染、放射性、电磁波）固体废物污染、能源污染。 环境污染会给生态系统造成直接的破坏和影响，如沙漠化、森林破坏、也会给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造成间接的危害，有时这种间接的环境效应的危害比当时造成的直接危害更大，也更难消除。例如，温室效应、酸雨、和臭氧层破坏就是由大气污染衍生出的环境效应。这 种由环境污染衍生的环境效应具有滞后性，往往在污染发生的当时不易被察觉或预料到，然而一旦发生就表示环境污染已经发展到相当严重的地步。当然，环境污染的最直接、最容易被人所感受的后果是使人类环境的质量下降，影响人类的生活质量、身体健康和生产活动。例如城市的空气污染造成空气污浊，人们的发病率上升等等；水污染使水环境质量恶化，饮用水源的质量普遍下降，威胁人的身体健康，引起胎儿早产或畸形等等。严重的污染事件不仅带来健康问题，也造成社会问题。随着污染的加剧和人们环境意识的提高，由于污染引起 的人群纠纷和冲突逐年增加。 目前在全球范围内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环境污染问题，具有全球影响的方面有大气环境污染、海洋污染、城市环境问题等。随着经济和贸易的全球化，环境污染也日益呈现国际化趋势，近年来出现的危险废物越境转移问题就是这方面的突出表现。 “环境污染”是指“被人们利用的物质或者能量直接或间接地进入环境，导致对自然的有害影响，以至于危及人类健康、危害生命资源和生态系统，以及损害或者妨害舒适和环境的合法用途”。 我国《环境保护法》第24条所列举的“环境污染和其他公害”包括“在生产建设或者其他活动中产生的废气、废水、废渣、粉尘、恶臭气体、放射性物质以及噪声、振动、电磁波辐射等对环境的污染和危害。”“预防为主，防治结合”是我国环境法制尤其是针对环境污染的重要原则。但是，由于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具有相伴相随的孪生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相当程度的价值正当性或社会有用性”， 因此，将环境污染完全消灭于无形是不现实的，除非实行“零增长”“零排放”。 鉴于此，“预防为主不是代替治理措施”，“对于已经发生的环境污染与破坏，要采取积极的治理措施”。 一、环境污染治理的提供者——政府 人类经济发展史的实践无可辩驳地证明市场是更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萨缪尔森（P. A. Samuelson）对此作过通俗的解释：一个完全竞争的、一般均衡的市场体系会显示配置效率。在这一体系中，所有产品的价格都等于其边际成本，所有的要素价格都等于其边际产品价值，不存在外部性。在这些条件下，如果每个生产者最大化其利润，每个消费者最大化其效用，经济在总体上是有效率的，你无法使任何人的状况在不使他人状况变差的条件下变好。这意味着，在社会资源和技术既定时，即使是最有能力的计划者，使用最高级的计算机，制定最天才的重新配置计划，他也无法找出比竞争市场更好的解决方案。没有哪一种重新配置能使任何人的状况改善。不论经济中有一个、两个市场，还是有二百万个市场，这个结果都是正确的。 然而，这些结果通常都是以假设完全竞争的市场为基础的，事实上，市场不是完美无缺的，它会失灵。市场失灵，“是指那些为取得有效的市场解决办法所需的条件不存在，或者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相冲突”。 狭义的市场失灵，是指市场运行的结果，未能满足帕累托最优条件，造成效率损失的状况；广义的市场失灵除狭义的内容外，还包括市场在解决收入分配等社会问题时的无能为力。 市场失灵的一个原因，是由于存在纯公共产品，萨缪尔森（P. A. Samuelson）把纯公共产品的概念定义为：“每个人对这种产品的消费，都不会导致其他人对该产品消费的减少。” 纯公共产品具有非排他性：因为技术或者成本的原因，无法排斥其他人对该产品的占有；还具有消费的非竞争性：再增加一个人也不会导致任何他人对该产品的消费。考虑到产品的非排他性，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生产者不具有供应公共产品的动机。因为他一旦生产了这种产品，他就无法排除他人对该产品的消费。那么，是否可以考虑消费纯公共产品的人们形成一个私人合作制，达成协议共同承担该公共产品所需的成本。这种协定对于小群体也许是可行的，可是随着群体规模的扩大，个人成为免费搭车者的可能性也提高了，因而私人自愿协定无法再起作用。因此，对一个大群体而言，“纯公共产品是通过公共部门预算来提供的”。 环境污染治理即为公共产品的一个例子，所以，“供方只能是代表公共利益的政府”。 现实生活中纯粹的公共产品或纯粹的私人产品都很少见，更多的是兼有二者性质的混合产品，外部性问题正是由此产生。 所谓外部性，指的是某一生产者（或消费者）的行动直接影响到另一生产者（或消费者）的成本或效用。 按照传统福利经济学的观点，外部性是一种经济力量对于另一种经济力量的“非市场性”的附带影响，是经济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 它包括正、负两方面影响，正面的影响亦称正外部性或外部经济性，负面的影响亦称负外部性或外部不经济性。前者的一个典型例子是某项新技术发明被他人公开的无偿使用，后者的典型例子是环境污染问题。 要使资源有效配置，就要矫正外部性。基本的方法就是要将外部性内部化，即把外部性产生的社会成本或收益转化为外部性制造者自己的私人成本或私人收益。具体地又可分为市场的方法和非市场的方法。按照科斯定理：只要产权界定清晰，在交易费用可忽略不计的情况下，资源会自动实现有效配置。这时，将产权界定给谁并不影响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只要界定明确，资源配置的结果都一样。 然而，现实的世界实际上总存在交易费用，有时交易费用还非常大，当牵涉的人很多时就是这样。因此，就必须由非市场的政府行为干预来消除外部性。 交易成本、排他成本和免费搭车策略使公共产品的私人式自愿供应面临许多问题，因此，“政府一种可能角色就是干预市场的配置职能，从而纠正市场失灵或采用政策弥补其效果。” 提供公共产品（包括环境污染治理及其制度安排）成为政府的基本职能。 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发挥到极至，形成与市场经济体制截然相反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下，行政计划机制在对资源的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政府经济职能不是对经济的运行起辅助作用，而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全方位的主导者和主宰者，小到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卖给何人，大到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和参数的确定、协调，都由政府一手操办。 “在这里，全体公民都成了国家（武装工人）的雇员。全体公民都成了一个全民的、国家的‘辛迪加’的职员和工人。”整个社会将成为一个管理处，成为一个劳动平等、报酬平等的工厂。” 以上的分析似乎一直在向我们昭示：市场是不完善的，政府干预可以校正市场。但我们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政府干预本身是有成本的，同样存在“政府失灵”现象。政府作为雇员机构都具有官僚主义的弱点，运作成本高，容易导致浪费与文牍主义， 同时，间接地增加“纳税人”的成本；民主政府的政策还往往有一种“中位取向”，作为受选民委托者，它往往体现大多数选民的利益，而不能很好地满足社会中那些最弱势群体、以及其他特殊群体的需要。例如妇女、儿童、残疾人、赤贫者的保护等等。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政客和官僚们的“寻租”行为，“人们试图寻求影响国家的方法以便使福利转移到他们手上”。 二、环境污染治理的市场化——BOT模式 市场和政府存在着各自的优越性，同时，也都可能出现“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因此，我们的任务无疑便是找到两者的平衡点，使其各自充分发挥作用。根据OECD市场经济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的环境管理经验，政府在环境保护中的主要作用是规制和监督，同时提供必要的环境公共物品。 但是,这并不必然意味着由政府来生产，政府“可以把生产该产品的合同承包给私人生产厂家”， 吸纳商业资本、社会公众和企事业单位等社会资金来参与，形成社会多元化投资局面。在国际上，从80年代开始，欧美开始倡导和鼓励私人部门积极参与环境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运营，力图在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之间建立伙伴关系，这一作法后逐渐被东亚许多国家所重视和应用。美国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与运营的较大部分由私人部门承担；马来西亚将全国划分为几个区域，把垃圾和污水处理业务全部委托给几大公司；日本过去曾把政府环境预算的80％以上投入到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中，现在也感到力不从心，弊端甚多，因而开始变革。 而我国，环保投入机制基本是延续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投资主体仍然主要是国家和政府。 BOT模式似乎是我们苦苦寻觅的“平衡点”的天然物，“蓦然回首，她在灯火阑珊处”。BOT(Build-Operate-Transfer,建设－营运－移交)投资方式是由政府通过特许协议的方式将基础设施的建设、营运权让渡给项目发起人并对部分项目风险提供商业支持和政府承诺；项目发起人则设立项目公司，并由项目公司通过一系列协议（合同）联接众多的项目参与者对项目进行建设、营运，通过经营所得收回投资，偿还贷款，获取收益；特许期满后，项目公司将项目无偿移交给政府。BOT投资方式具有融资能力强，自有资本需要量小，投资收益有保障等众多优点，因而，“自土耳其1983年设立世界上第一个BOT项目到1993年，世界范围内有近150个基础设施项目采用BOT投资方式，总投资额超过600亿美元”。 BOT投资方式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众多当事方，规范当事方权利义务关系的合同亦为数不少， 其法律特性在我国环境污染治理项目中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和可行性。 1、BOT是政府与私人资本以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经营为标的的合作关系。 BOT所涉及的领域一般为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设施。公益事业等基础设施项目，由于国家财力有限及垄断专营带来的效率低下、管理混乱等原因，这些本应有国家投资、垄断专营的领域，不得不引入私人资本。因此，从本质上讲，BOT是将本国和本地区的那些本应由公营机构承建和运营的公用设施项目，通过政府授权方式特许给某个私营机构来建设和经营，“是业主国政府的一项具体的独立的建设公共基础设施的政府职能由私人代为实现”。 我国BOT项目大都分布在火力发电厂、高速公路、隧道、铁路等基础行业，而又以地铁、港口、火力发电厂和交通运输投资额巨大的项目居多，其他类型的项目少。然而，1998～2000年间，中央政府增发国债3600亿元，国债投放的重点就是公路项目。各地电力市场也在“强电政策”的推动下很快趋于饱和。 与之相反,据国家环保部门最新统计，目前我国城镇日排放污水总量近亿吨，但达到国家二级排放标准的污水处理总量只有约亿吨， 全国城市垃圾的年产量达亿吨，且每年以8％至10％的速度递增，全国历年垃圾存量已超过60亿吨， 仅凭政府财力显然难以完成治污使命。环保产业已成为朝阳产业。但我国环保产品与巨大的市场需求相比仍存在很大差距。BOT投资方式在环保产业，尤其是环境污染治理项目中将大有可为。 2、BOT以政府特许为核心和基础，政府以合同中的行政特权方式保留和行使公共职权。BOT模式是涉及到公共利益的系统法律关系群，这种关系群是由公法和私法合作调整的。在这庞大的法律关系群中，核心是政府特许，其表现载体即为特许权协议，其他所有合同均以特许协议为基础，为实施其内容服务。特许权协议在法律性质上为公法契约（行政合同）， 协议目的具有公益性，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具有不对等性，政府在特许权协议中既是一方当事人，同时又以代表社会公共利益的管理机关身份出现，其地位具有双重性，具体表现为：第一，实行行政许可制度，以盈利为目的的私人资本进入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经营，必须首先得到政府特别授予的专营权；第二，政府有权监督私人履行特许协议的行为，有权为维护公共利益，变更、终止合同；第三，经营期结束，政府无偿取得基础设施的所有权。 环境污染治理是政府的职责，虽然政府可以通过BOT模式将其“承包”给私人，但显然政府不能据此放任自流，不能放弃其监管职责。我国环境污染防治方面的法律文件都相应的规定有各级人民政府的主要职责。 3、BOT是一种特殊的私人直接投资方式。BOT投资方式具有私人直接投资的本质特征，这是毫无疑义的。私方当事人以盈利为目的，以私人名义参与公共工程，自行筹资，自享收益，自担风险。而且，目前我国所称的BOT往往仅指国际BOT（外资BOT），没有包括国内私人以BOT方式参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可能性。 我国第一座以BOT方式建设的城市污水处理厂2001年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竣工，投资方为美国金州集团北京金源环保公司，美国金州集团与北京市政府磋商，拟投资建设北京北小河污水处理长二期工程。此外，法国苏伊士集团也准备投资建设北京卢沟桥和小红门两座污水处理厂。 鼓励内资参与BOT投资将是我国环境污染治理的发展方向。目前我国民间资金充裕，据有关资料统计，我国实际民间金融资本存量不少于10万亿元，仅浙江省就有3500亿元民间资金闲置； 同时还有一批资金和技术较为雄厚的民营企业，而且对投资环保产业有巨大的热情，因此，具备发展内资BOT的客观基础。实践中也确有其事。国内民营企业中宜环能环保技术公司与河北省安新县达成了意向性协议，采用BOT方式建设垃圾处理厂，项目总投资1000万元。另一家民营环保企业桑德集团，更是雄心勃勃，推出“中华碧水计划”：与全国12个省市签约，宣布以BOT模式承建这些地方的污水处理厂。 BOT方式的设计，成功地把基础设施分成投资建设、经营回报和无偿移交三个阶段，并将前两个阶段成功地与政府直接职能分离，推向市场，辟为可以投入产出的领域。利用私人经营机制和市场经营机制获得高效率和高质量，避免了国家作为主体直接进入经营领域所带来的高成本、低效率弊端。同时政府作为标的物的最终所有权人自始至终所享有的监督权和其他一系列特权，保证了BOT方式不改变基础设施的公益性和公共性。环境污染治理作为公共产品，所要求的“政府提供”和“私人生产”在这里完全得到了满足，政府和市场找到了各自合适的定位。 三、BOT模式与我国环境法律制度的冲突和协调 BOT模式在环境污染治理项目中是新生事物，因此，其与我国现行环境法制的冲突将是不可避免的，两者之间的协调、融合也就显得格外重要。 1、BOT模式与排污收费制度 公共产品具有非排他性和消费的非竞争性，但是，非竞争性产品未必是非排他的，有时，可以采用很简单的排他手段，如收费就可以使排他成为可能。 BOT模式中的投资方之所以愿意投资于环境污染治理项目，就是因为能通过收取污染处理费的制度将环境污染治理这一公共产品具有排他性，以实现其盈利的目的。为了保证这一稳定的并且也是唯一的利润渠道，排污收费制度就显得颇为重要。 排污收费制度（征收排污费制度），是指国家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向环境排放污染物或者超过国家或地方标准排放污染物的排污者， 按照所排放的污染物的种类、数量和浓度，征收一定的费用的一套管理制度。它是“污染者负担原则（PPP）”的具体体现。 排污费的使用，按《征收排污费暂行办法》 的规定，作为环境保护的专项资金，由环保部门会同财政部门统筹安排，用于下列3个方面：①补助重点排污单位治理污染源。②用于区域性综合污染治理。③用于补助环境保护部门检测仪器设备的购置、环境保护的宣传教育、技术培训等。在环境污染治理项目的BOT模式下，排污费的使用就需要重新分配。项目公司直接向排污者收取污染处理费，或者由政府从排污费中列支，这两种都是可行的方案。 与“污染者负担原则（PPP）”相对应的为“使用者负担原则（UPP）”。1999年，国家计委、建设部、国家环保总局发布了《关于加大污水处理费的力度，建立城市污水排放和集中处理良性运行机制的通知》，通知指出：“污水处理费是水价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用户用水数量，各城市要在用水价格上加收污水处理费，以补偿城市排污和污水处理成本，建立污水集中处理良性运行机制。”在美国，自来水费中有55％是污水处理的费用；在丹麦，污水处理费为自来水费的倍。 我国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环境污染治理一直被当作公益事业，使用者无需交费，在BOT模式下，环境污染治理已不再是纯粹的公共产品，因此，向使用者收费也自然显得理所应当。浙江省杭州市物价局自2002年9月1日起，对杭州市自来水价格进行结构性调整，但所有水价均包括每吨元的污水处理费。 2、BOT模式与“三同时”制度 “三同时”制度是指一切新建、改建和扩建的基本建设项目（包括小型建设项目）、技术改造项目、自然开发项目，以及可能对环境造成损害的其他工程项目，其中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的设施和其他环境保护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一项法律制度。“三同时”制度是我国首创的，是一项控制新污染源的法律制度，也是“预防为主”原则的具体体现。 1986年3月的《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规定：凡从事对环境有影响的建设项目，都必须执行“三同时”制度。1998年新颁布的《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重申了这一规定。并且，从1989年起，我国“三同时”制度的执行率连续保持在98％以上的水平。 由此可见，“三同时”制度已经深深扎根于我国环境法制。然而，“三同时”制度出台于1970年代初， 经济、社会体制已出现重大转型的今天，对“三同时”制度的价值可能需要重新估量。环境污染治理开始出现市场化、集约化道路的新形势下， 还是严格要求“凡从事对环境有影响的建设项目，都必须执行‘三同时’制度”是否还有必要？我们认为，“三同时”制度应该淡化。在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时候，应对该建设项目适合污染集中治理还是单独治理作出评价，适合集中治理的，就不必强制要求其执行“三同时”制度，当然，其若选择执行“三同时”制度，法律亦不禁止。 3、BOT模式与限期治理制度 限期治理制度，是指对长期超标排放污染物、造成环境严重污染的排污单位和在特殊保护区域内超标排放的已有设施，由人民政府决定，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监督其在一定期限内治理并达到规定要求的一整套措施。限期治理制度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管理制度，是减轻或消除现有污染源的污染和污染严重的区域污染，实现“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原则的体现。限期治理制度同样诞生于1970年代初， 实现的是“谁污染谁治理”原则，而目前，更为科学的“污染者负担”原则 已取而代之，其在“限期治理污染”领域的表现即为“代履行”。代履行，是一种行政法上的间接强制执行措施，“是指行政主体雇人代替不履行行政法义务的相对方履行义务而强制义务人缴纳劳务费用的行政强制方式。” 限期治理污染代履行，即为由他人代为履行限期治理任务，向履行方支付治理费用。 此处“他人（履行方）”的最合适人选莫过于以BOT模式投资的环境污染治理项目，一方面，此类BOT项目所成立的污染治理公司更具专业化和集约化，可以减少限期治理任务的成本，从而减少整个社会的成本；另一方面，限期治理污染代履行也为BOT模式中的投资者提供了一条利润渠道，因此可谓“双赢”。 4、BOT模式与环境法律责任 法律作为一种社会规范，其重要特征之一是具有国家强制性，表现为对违法行为追究法律责任。环境法律责任是综合性的法律责任，包括私法责任（民事责任）和公法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无论私法责任还是公法责任，其责任主体均为环境违法者，这是无疑义的，然而，在环境污染治理的BOT模式中，排污者和污染治理者，谁是环境违法主体，谁该承担环境法律责任，却变成一个困难的问题，目前学者亦是众说纷纭。 我们认为，在这一问题上，应区分私法责任与公法责任。私法责任，主要是因环境侵权而生，而在环境侵权领域，采无过错责任主义归责原则已成为世界各国法律上的通制。 因此，因污染造成的环境侵权，排污者和污染治理者应对受害者承担连带责任，也就是说，受害者可以向两者中的任何一方提起诉讼，要求承担民事责任。当然，若属于另一方过错引起，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先行承担责任方可以行使追偿权。而在公法责任中，行为人主观过错为必要条件， 因此，只能令排污者或者污染治理者中的过错方承担责任。这种责任区分方式在实践中也是可行的，污染事故受害者在实践中往往处于弱势地位，无力追究真正的责任人，而公法责任的追究者——行政主体或者司法机关——是完全有能力做到也应该做到这一点的。

臭氧层损耗是当前又一个人们普遍关注的全球性大气环境问题，因为它同样直接关系到生物圈的安危与人类的生存，需要全世界共同采取行动。1、臭氧层变化与臭氧洞臭氧（O3）是氧的同素异形体，在大气中含量很少，但其浓度变化都会对人类健康和气候带来很大的影响。臭氧存在于地面以上至少10km高度的地球大气层中，其浓度随海拔高度而异。平流层中的臭氧吸收掉太阳放射出的大量对人类、动物及植物有害波长的紫外线辐射（240－329纳米，称为UV-B波长），为地球提供了一个防止紫外辐射有害效应的屏障。但另一方面，臭氧遍布整个对流层，却起着温室气体的不利作用。在平流层中臭氧耗损，主要是通过动态迁移到对流层，在那里得到大部分具有活性催化作用的基质和载体分子，从而发生化学反应而被消耗掉。臭氧主要是与HOX、NOX、ClOX和BrOX中含有的活泼自由基发生同族气相反应。1985年，英国科学家法尔曼(Farmen)等人首先提出，“南极臭氧洞”的问题。他们根据南极[[right]][[image1]][[/right]]哈雷湾观测站(Halley Bay)的观测结果，发现从1957年以来，每年早春(南极10月份)南极臭氧浓度都会发生大规模的耗损，极地上空臭氧层的中心地带，臭氧层浓度已极其稀薄，与周围相比像是形成了一个“洞”，直径达上千公里,“臭氧洞”就是因此而得名的。这一发现得到了许多其他国家的南极科学站观测结果的证实。卫星观测结果表明，臭氧洞在不断扩大，至1998年臭氧洞的覆盖面积已相当于三个澳大利亚。而且，南极臭氧洞持续的时间也在加长。这一切迹象表明，南极臭氧洞的损耗状况仍在恶化之中。臭氧层的损耗不只发生在南极，在北极上空和其它中纬度地区也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臭氧层损耗现象。只是与南极的臭氧破坏相比,北极的臭氧损耗程度要轻得多,而且持续时间相对较短。我国的科学工作者（中国气象科学院的周秀骥）也报道了在我国的青藏高原存在一个臭氧低值中心。中心出现于每年6月,中心区臭氧总浓度年递减率达,这在北半球是非常异常的现象。2、臭氧层破坏的原因对于臭氧层破坏的原因，科学家们有多种见解。有的认为，这可能跟亚马逊河地区不断出现的森林火灾有关；有的认为，臭氧洞之所以出现在两极，是极地低温造成的，美国肯塔基大学的一个科学小组则认为，臭氧水平可能是随着太阳黑子活动的自然周期而变化的。但是，多数科学家则认为，人类过多使用氟氯烃（CFCS）类物质是臭氧层破坏的一个主要原因。CFCS的形式决定了它们对臭氧层的危害程度。含H的CFCS比不含H的降解得快，对平流层臭氧威胁较小，而像C2H4F2(CFC152a)类不含氯溴的CFCS则对平流层臭氧威胁更小，甚至不构成威胁。BrOX和ClOX破坏臭氧的机理：能产生这两种自由基的化合物，主要是氟利昂和哈龙。氟利昂是含氟、氯饱和烃的总称。氟利昂应用广泛，主要用于制冷剂、气雾剂、发泡剂和清洁剂等。破坏臭氧的机理主要是氟利昂进入平流层后，在紫外照射下分解出Cl原子基，Cl再与O3发生链反应。哈龙是一类含溴卤代甲、乙烷的商品名，主要用作灭火剂，破坏臭氧的机理与氟利昂相似，研究表明，进入平流层的哈龙比氟利昂更危险。3、臭氧层的变化对人类的影响由于臭氧层被破坏，照射到地面的紫外线B段辐射(UV-B)将增强，预计UV-B 辐照水平的增加不仅会影响人类，而且对植物、野生生物和水生生物也会有影响。1) 对人类健康的影响臭氧层破坏后，人们直接暴露于UV-B辐射中的机会增加了。UV-B辐射会损坏人的免疫系统，使患呼吸道系统的传染病人增多；受到过多的UV-B辐射，还会增加皮肤癌和白内障的发病率。全世界每年大约有10万死于皮肤癌，大多数病例与UV-B有关。据估计平流层臭氧每损耗1%，皮肤癌的发病率约增加2%。总的来说，在长期受太阳照射的地区的浅色皮肤人群中，50%以上的皮肤病是阳光诱发的，即肤色浅的人比其他种族的人更容易患各种由阳光诱发的皮肤癌。此外，紫外线照射还会使皮肤过早老化。2) 对植物的影响一般说来，UV辐射使植物叶片变小，因而减少俘获阳光进行光合作用的有效面积。有时植物的种子质量也受到影响。各种植物对UV辐射的反应不同。对大豆的初步研究表明，UV辐射会使其更易受杂草和病虫害的损害。臭氧层厚度减少25%,可使大豆减产20～25%。3) 对水生系统的影响UV-B的增加，对水生系统也有潜在的危险。水生植物大多数贴近水面生长，这些处于水生食物链最底部的小型浮游植物最易受到平流层损耗的影响，而危及整个生态系统。研究表明，UV-B辐射的增加会直接导致浮游植物、浮游动物、幼体鱼类、幼体虾类、幼体螃蟹以及其它水生食物链中重要生物的破坏。研究人员已发现臭氧洞与浮游植物繁殖速度下降12%有直接关系，而美国能源与环境研究所的报告表明，臭氧层厚度减少25%导致水面附近的初级生物产量降低35%，光亮带(生产力最高的海洋带)减少10%。4) 对其它方面的影响有研究指出，UV-B增加会使一些市区的烟雾加剧。一个模拟实验发现，在同温层臭氧减少33%，温度升高4℃时，费城及纳什维尔的光化学烟雾将增加30%或更多。另一种经济上很重要的影响是，臭氧耗竭会使塑料恶化、油漆退色、玻璃变黄、车顶脆裂。4、保护臭氧层的对策我们已经知道，氟氯烃类物质造成臭氧层的破坏最大，因此，了解其使用与排放情况，找到解决问题的对策，达成国际协议的基础，尽快停止使用CFCS。CFCS主要用于气溶胶喷雾剂，如制冷剂、发泡剂和溶剂等。当今世界上，从冷冻机、冰箱、汽车到硬质薄膜、软垫家具，以及从计算机芯片到灭火器，都离不开CFCS。CFCS的产量在世界各地极不相同，主要使用量集中在美国及西方工业化国家。1) 逐步禁止生产和使用破坏臭氧层的物质，从而保护臭氧层免遭破坏。既然破坏臭氧层的物质均为人造化学品，那么完全禁止生产和应用这些物质是可能的，但是，由于氟里昂在工农业生产上的重要地位,立即禁止生产和使用是有难度的，因此，国际上采用的办法是逐步禁止生产和使用这些破坏臭氧层的物质。因此有了著名的《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和《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及《蒙特利尔议定书(修正案)》。我国也在1989年9月加入《维也纳公约》。2) 全球合作为了使发展中国家的缔约国能够实施控制措施，缔约国应尽力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情报及培训机会，并寻求发展适当资金机制，促进以最低价格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和替换设备。3) 研究开发破坏臭氧层物质的替代物。由于破坏臭氧层的物质在工农业生产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限用和禁用上述物质就必须研究开发相应的替代物。因为破坏臭氧层的物质主要为氟里昂，所以，寻找氟里昂的替代物是研究的重点。现在比较常用的有：氢氟烃HFC，氢氟烃中不含氯，不破坏臭氧层，在大气中的降解产物毒性较低，是较理想的替代物。但温室效应较重，而且有些替代品有生产成本高,热交换性能差、易燃的缺点等。氢氯氟烃HClF，氢氯氟烃的臭氧层破坏系数低，亦可作为氟里昂的过渡替代物，可用作聚氨酯和绝缘材料的发泡剂。其它替代物，有氟碘烃FI，其中的C—I键很容易吸收紫外线发生断裂,不会滞留在大气层，是很有发展前途的氟里昂替代物。氟代乙醇、氟代醚、二甲醚、氨、饱和烃作为氟里昂的替代物均有研究和应用。氦、空气、水、二氧化碳及氮等许多天然物质在低温和制冷行业早有应用，应该也是比较理想的替代物。我国上海、青岛已开发出无氟冰箱。日本通产省技术研究院现已开发出新一代氟里昂,其分子式为C4H5F7O或C3H3F5O，它既不破坏臭氧层,也不产生温室效应。

河西少数民族地区主要指自东向西依次分布于河西走廊西南部的天祝藏族自治县、肃南裕固族自治县、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和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等4县，总面积万km2，位居石羊河、黑河、疏勒河、党河等河西主要河流的上游，是河西地区水源涵养地带及祁连山生态保护工程的主体。随着全球气候的变化，河西生态环境问题日益成为我国西部环境建设与保护的热点及难点，而如何尽快提高上游城镇的发展水平，加快人口和产业集聚，减轻生态压力，则是从源头上改善河西地区生态环境的重要举措，也是推动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1.城镇发展的现状评价城镇化比率较高，但城镇发展缺乏二、三产业强有力的驱动2002年，4个县人口城镇化比率分别为，阿克塞72..38%，肃北，肃南，天祝，除天祝县较甘肃省平均水平（）低个百分点外，阿克塞城镇化水平已相当于甘肃省的3倍，肃北县接近2倍。三次产业结构分别为：：：、：：、：：和：：，总体上形成了以第二产业为主的经济结构。但一方面工业企业规模小，布局分散，产品附加价值低，工业生产对城镇建设和人口城镇化的拉动力弱；另一方面，阿克塞、肃北、肃南3县的高城镇化比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口基数小，行政事业单位职工占城镇人口较大比重，实际上二、三产业就业的城镇人口比重较小，因而城镇的发展仍然亟待人口和产业进一步集聚的支撑和驱动。城镇规模小，行政空间布局极不均衡4个民族自治县现有4个县城镇，8个非县城建制镇，与县域人口规模比较，城镇数量不少，但行政区域分配极不均衡。天祝县万km2面积上有8个建制镇，基本形成了以华藏寺 (县城)为核心，以G312和兰新铁路为主轴的华藏寺——打柴沟——安远镇县域一级轴带，和以华（藏寺）——天（堂寺）公路为主轴的华藏寺——石门镇——炭山岭镇县域二级轴带，但县城华藏寺2002年人口还不足2万人。其他3县基本上都是以县城为单一中心的极核式空间结构，县城以外的村镇区位条件差，人口稀少，如果没有大型企业或建设项目的拉动，很长时期内将难以形成一定规模的小城镇。肃北县北部的马鬃山镇则因与县城跨度遥远，无论劳动地域分工还是城镇建设规划都与县域内其他区域相对独立。因此，城镇的凝聚和辐射作用都很弱，难以带动县域经济的高效、协调发展。[NextPage]基础设施落后，城镇为经济发展的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差全区除天祝县G312沿线和阿克塞红柳湾（G215）有交通干线联系外，其他城镇都偏离河西走廊交通主干线，且距离武威、张掖、酒泉、嘉峪关等河西中心城市较远，缺乏外部的辐射和带动。城镇内部则由于投资缺口大、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等原因，除阿克塞红柳湾在新城建设过程中实现了集中供水、供热外，其他城镇的供热、给排水、垃圾处理等设施落后，文教、卫生等社会设施紧张，城镇为经济发展的服务能力极为有限。缺乏科学的规划和前景设计，城镇发展后劲不足首先是对城镇的规模和职能分工认识不够明确，4个少数民族自治县无论城镇数量多少，都存在对城镇发展规模的确定缺乏科学预测，城镇产业重点确定缺乏有效的设计等问题，城镇经济的命运很大程度上寄托在少数企业命运之上。其次，没有充分挖掘自治县之间及与周边地区联系等外部动力，4个县无一例外地以所在地级市为最主要的外部引力中心，而县城与地级市在规模、产业、区位条件方面的差异使这种力量的作用很有限，自治县彼此之间和与甘肃中东部地区以及青海、新疆、内蒙古等地缺乏资源共享、协作开发方面的联动机制，城镇发展后劲不足。2.城镇发展的动力机制分析地方矿产和旅游资源开发推动 资源丰富，空间组合较好是本区最为突出的优势，天祝煤矿，肃北南、北山区矿产资源及阿克塞石棉等的开发有力地推动了炭山岭镇、马鬃山镇、党城湾和红柳湾的发展，天祝“小三峡”等旅游资源的开发，则直接促成了石门镇的城镇建制与发展。生态移民 位居祁连山北麓的地理位置，使本区城镇的发展一方面要为地区社会经济建设构筑平台，另一方面则具有安置生态移民，加快人口城镇化，从而减轻广大山区和草场的生态压力，增强河西地区水源涵养、生态保护等重大战略意义。目前各个城镇都集中了一定比例的生态移民，阿克塞红柳湾则直接是由于生态移民发展起来的。现在，随着西部生态恢复与重建工程的全面启动，生态移民力度进一步加大，城镇都在不同程度地接收和安置移民，城镇人口规模将逐步扩大。跨区域交通、交流带动 兰新铁路、G312等交通干线等级的逐步提高，有力地促进了沿线城镇的发展。华藏寺、打柴沟、安远镇、马鬃山等城镇的发展，都直接受到交通交流的带动。农牧业发展水平提高推动农村人口转移 农业人口城镇化是小城镇人口规模扩大的主要原因，本区农牧业发展水平的提高和结构调整，有力地促进了城镇的发展和规模扩大，如肃北县72%、阿克塞县82% 的农牧民在县城定居，并逐步向农产品加工、商贸、餐饮等城镇二、三产业转移。 3.城镇发展的策略选择特殊的地理位置使本区城镇的发展担负着发展本地经济和呵护整个河西地区生态安全的双重任务。因此，城镇发展的主要任务应该是建立区域现代经济、科技和管理的平台，从而吸引人口和产业集中，减轻农村生态压力，促进环境保护与建设，逐步形成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机制。基本稳定城镇数量，扩大城镇规模，完善城镇功能前已提到，与区域人口规模比较，河西4个少数民族自治县的城镇数量并不少，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城镇规模小，自我发展能力和带动力弱。所以首先需要扩大县城镇的规模，形成县域经济凝聚中心和辐射源。在天祝县要扩大G312沿线城镇规模，强化以县城为中心的县域一级轴带，扩大石门镇规模，积极探索炭山岭镇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促进二级轴带的发展，壮大以县城为中心，以主要交通线路为纽带的反“L”型空间网络构架。肃南县可以利用马蹄寺和祁丰区旅游资源开发和距离交通主干线较近的条件，设置建制镇，形成县域东、西两个“门户”， 构建“一个中心，两个门户”的城镇体系结构。明花区是肃南县生态移民的主要移入区，种植业和养殖业相对集中，可在远景（2020年以后）规划中设置小城镇。肃北县和阿克塞县人口少，且肃北72%，阿克塞82%的牧民聚居在县城，不宜再建新城镇，今后的重点是要完善县城功能，改善县城环境，构筑县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坚实平台。[NextPage] 综合开发特色资源，发展特色产业驱动型城镇特色是后进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内在动力。本区丰富的矿产资源，特殊的地貌和生态景观，淳朴独特的民族民俗，古朴悠远的文化等旅游资源，以及纯天然环境中不断发展壮大的畜牧业，为区域快速全面开发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这恰好与产业结构的地区转移和旅游市场上日益升温的民族风情游、多元风光游、特色文化游、生态观光游、康体健身游、怀古朝圣游等新热点[4]，以及食品市场上返璞归真潮流等新的趋势相吻合，但缺乏产业综合协调发展的平台长期制约着特色经济的发展。所以，应该强化城镇发展方向的研究与设计，发展特色产业驱动型城镇。改善城镇环境，发展旅游城镇 1充分利用阿克塞红柳湾、肃南县红湾寺、肃北县党城湾等城镇已有的矿产资源和畜产品初加工工业基础，强化资源的综合开发，以工矿业发展作为县城近期发展的动力和筹资手段，加强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城镇环境和服务水平，同时，加强城镇与重点旅游景区的交通网络建设，提高景区可达性，拓展服务项目，促进城镇主导产业向旅游业转化。2加强天祝“小三峡”、肃南马蹄寺、文殊寺等景区的规划、开发与管理，强化生态建设与保护，突出石门镇、马蹄寺和祁丰区的旅游特色。 深化矿产开发，促进资源型城镇可持续发展 本区拥有丰富的石棉、煤、铁、锰、建材原料等矿产资源，矿产开发加工工业初具规模，天祝县炭山岭镇以煤炭开发为主，阿克塞石棉收入占全县财政收入的90%以上，天祝县华藏寺、哈溪镇、肃南县红湾寺、肃北县马鬃山镇等矿产资源开发都占GDP的较大比重，应该进一步加强矿产资源的综合开发，提高环保产品比重，并积极探索替代产业，及早避免“矿竭城衰”和以生态破坏为代价的发展方式，促进城镇健康、持续发展。 加快畜牧业产业化，壮大特色农业型城镇 畜牧业是河西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经济的主体。本区天然牧场广阔、无污染，距离酒泉、张掖绿洲的草业基地较近，白牦牛等畜种独特，并有内蒙古草原兴发等大集团的投资合作，加快畜牧业集团化、产业化发展，一方面可以延长畜牧业产业链，增加产品附加值；另一方面推动草场资源的集约化利用，强化草场统筹治理与管护，增强草场的水源涵养能力，同时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安置，既减轻草场的生态压力，又促进农业型小城镇的发展，提高畜牧业发展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天祝县华藏寺、安远镇、哈溪镇、肃南县红湾寺等畜产品加工都有一定的基础，市场前景广阔，应进一步改革草场土地流转制度，积极开发与少数民族文化、习俗紧密结合的特色畜产品，实现畜牧业产业化发展，促进特色农业型城镇的壮大。充分利用交通建设契机，发展交通服务型城镇 本区靠近交通干线的城镇主要有天祝县华藏寺、打柴沟（兰新铁路、G312），阿克塞红柳湾（G215）和肃北县马鬃山镇，其中打柴沟镇是乌鞘岭铁路隧道东端的中转站，马鬃山镇是甘肃省唯一的内陆口岸，应该充分利用河西高速交通网络建设和改造的有利时机，加快物流设施规划与建设，增强服务能力，提高服务水平。 强化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建设生态城镇 本区位居祁连山生态敏感区，是河西生态环境的屏障，城镇的发展必须以生态环境保护为核心，1提高节水意识，建设节水城镇。虽然就数量而言，河西地区水资源人均占有量较我国北方缺水地区多一点，地处河流上游又为本区用水提供了一定的优先条件，但从社会、经济、生态和全流域发展考虑，水资源仍然是制约城镇发展的首要因子。因此，必须强化节水意识，加大城镇用水控制和管理力度，提高污水处理和资源化比率，加快水价调整步伐，促进水资源商品化。2加强环境治理和生态体系设计，建设“绿色城镇”。主要是强化生态设施建设与改造，加强工业“三废”和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比率，加快城镇绿地和防护林体系建设，把城镇建设成为繁荣、和谐、整洁、优美的绿色人居空间；3合理规划城镇空间规模，建设节地城镇。地广人稀是我国西北地区最大的特点，河西少数民族地区除天祝县土地面积（万km2）较小外，与人口规模比较，土地面积非常广阔，但山地、沙漠、戈壁比重大，所以城镇的发展必须节约有限的可利用土地，科学规划和控制用地规模。[NextPage]拓展空间协作网络，利用外部动力促进城镇发展与走廊平原比较，在今后较长时期内，区位偏远，地域相对封闭，资金、人才、技术短缺将仍然是制约本区发展的瓶颈。因此，必须打破行政界限的分隔，建立全方位开放的城镇空间协作网络：1东西向网络：以4个县城为中心，以非县城镇为重要支点，加强彼此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建设祁连山北麓民族地区以畜产品和矿产加工以及民俗、生态旅游为特色的城镇网络体系。2南北向网络：加强民族自治县与河西中心城市以及兰州、格尔木等城市之间的道路、通讯、技术、经济联系，加快民族地区城镇与周边乃至全国城镇的协作和体系融合，利用大中城市的辐射和带动弥补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劣势，为本区城镇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体现民族文化，突出城镇的民族特色 21世纪的城镇，不光是经济的竞争，科技的竞争，更是文化的竞争，环境的竞争[5]。本区悠远的民族历史，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各具特色的民族习俗等与古丝路文化和现代文化的交融，使这里成为河西独特的“民族文化绿洲”。所以，加大民族文化研究和开发力度，在城镇建设中传承和体现民族历史文脉，把民族的文化展现在城镇的建筑风格、产业产品、人文精神等各个方面，增强城镇景观的文化内涵和民族特色，是树立区域形象，增强城镇竞争力的重要选择。4.结束语河西生态环境问题是整个河西乃至西北地区必须共同努力解决的一个长期的战略问题，除了加快上游少数民族地区城镇化，减轻生态压力，增强水源涵养外，还必须：1应用现代科技手段统筹规划和统一管理水资源，协调城镇与农村之间和上下游之间的配水份额，节约水资源，保护水环境；2加大生态移民的力度，把水源涵养区、退耕还林还草区、生态旅游区和戈壁荒漠草场区的散居人口尽快移入城镇，鼓励其从事二、三产业；3建立城镇产业利润的生态回报体系，从城镇产业税收中提取一定比例建立生态投资基金，并建立下游对上游的补偿机制，把下游水资源开发利用与上游水源涵养保护挂起钩来，全方位投入，努力推进河西生态环境的全面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