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传统运动的毕业论文

论民族传统体育进入学校体育教学的重要性 论文关键词:民族传统体育 学校教育 体育教学 论文摘要:民族传统体育是我国社会主义体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民族传统体育的内容引入学校体育教育中,是民间原始体育形态走向规范化、科学化、普及化的必由之路,对于弘扬东方体育文化,促进我国体育事业的全面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 一、引言 民族传统体育是具有民族特色的传统体育活动的总称。随着社会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人们在享受物质文化的同时对精神文化的需求会不断被强化,而民族体育文化中那种特有的深层价值观念和信仰,更是任何东西都无法取代的。 (一)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现状 在学校教育的工作计划中,学校体育处在一个无足轻重的位置。学校对体育教育方式不重视,上体育课时受场地器材的限制,人数多,场地器材使用拥挤,从而导致整个学校体育的颓废。只抓竞技体育及考试项目,忽视普及体育教材内容呆板、枯燥、乏味,没有吸引力。 基于种种现状,体育的教育教学相对其他学科来说具有更大的难度。所以对于民族体育教育来说,我们要在现有师资、场地等基础上,最大限度的将民族体育教育的内容加入到现代体育课程中来。同时也可以利用喜庆、节日等传统方式进行民族体育的宣传,提升学生对民族体育的认知度和兴趣,充分利用各种条件为民族体育的教育创造条件。 (二)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教学发展潜力 据调查显示,民族传统体育现在依然有很好群众基础,虽在学校体育课程中略有体现,但是学生参与的项目很少,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项目上,很多非常具有民族特色的项目几乎失传了。 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内容丰富,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很高,但参与人数很少,可参与的项目类别也很少。民族传统体育在当今学校体育教学中有很大的发展潜力。高校教师对民族传统体育进校园持积极态度,并充分肯定了传统体育对学生的身心健康作用不逊于其他体育项目。但是学校的传统体育师资队伍、场地器材和教学资源远远不能适应体育教学的需求。 二、民族传统体育进入学校体育教学的紧迫性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实力和地位不断提高,这必然要寻求与我国经济地位相适应的文化地位,要想在国际纷繁多样的文化领域中异军突起,占有一席之地,重视和加强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建设是最佳途径。而学生时代是一个人思维方式、思想发展走向成熟的重要时期,如果在这个时期对学生加强传统文化教育,对于传承和发扬中华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调查发现,在幼儿园和小学阶段的体育教学内容中尚能发现我国民间传统体育文化项目存在的身影,然而到了中学尤其是高中阶段,传统体育文化教学基本上已经消失。我国现行高校体育教学中,代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统体育项目数量寥寥可数,其地位岌岌可危,传统体育文化项目一般只作为现代体育项目内容教学的补充。因此,将民族传统体育纳入学校体育教学的内容,已经到了非常紧迫的程度。 三、民族传统体育进入学校体育教学的必要性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进入学校,将极大的丰富体育教学内容。它对提高学生的锻炼兴趣,培养学生终身体育锻炼习惯和树立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具有深远的意义,对学生的个人发展,身心健康和人文素质的提高,将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 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使青少年一代有强健的体魄,身心得到健康的发展,不仅需要现代化的体育事业,也要大力发展民族传统体育事业。在学校开展民族传统体育教育,是国家教育改革需要,是发展传统体育的需要,是体育文化多样化的需要,是丰富体育教学资源的.需要,也是培养学生终身体育习惯的需要。因此,在学校开展民族传统体育活动是非常必要的。 四、民族传统体育进入学校体育教学具有重要意义 将学校作为进入异国的突破口,是西方体育在短时间内能得到广泛传播的原因。西方体育文化以学校教育为输入口,将其在中国学校体育教学内容中的主体地位延续至今。在学校开展传统体育教育,不仅能提高青少年学生的身心健康和综合素质,而且有利于青少年养成良好的体育锻炼习惯,并培养积极的终身体育意识,有利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整理和传承以及学校素质教育的开展。 (一)激发民族自豪感,促进民族团结 民族传统体育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代表着各民族自己的习惯和风俗。但由于现在常与西方文化交流,各民族文化被外来民族文化同化,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民族性和民族特色逐渐消失,人们对民族传统体育的观念有所改变。 造就一批民族传统体育教育研究的理论工作者,这将有利于传统体育项目的传承和民族文化的传播,而且民族传统体育有着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民族传统文化氛围浓郁,容易使学生萌发民族认同感,和民族自尊,促进民族团结。 (二)丰富教学内容,提高学生身体素质 我国学校体育教育长期以来教学形式重技术,轻健身,教学内容重竞技,轻适应力,忽视学生的个性发展。教学改革的方向是改变现今以竞技体育为主要内容的教学方式,转变为以现代竞技体育和中国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并存的教学模式。 由于现今体育教学内容单调重复,学生参与的积极性不高,从而使学生失去参加体育教育的热情。在学校体育教学中增加民族传统体育内容,不仅可以丰富教学内容,而且可以充分调动学生参加体育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提高体育课的教学效果。并且民族传统体育以个人修身养性为主,重在强化和优化个体的生命功能,适应提高我国全民的身体机能,能最好地达到健身的目的。民族传统体育技术简单易学,它让学生在欢快愉悦的情景中体验运动,享受快乐,能使所有参加者心情舒畅,充满活力,自然而然地获得身心健康的发展。 (三)促进终身体育的教学目标的实现 体育教育的目标是要实现终身体育锻炼,提高全民的身体综合素质。培养学生终身体育的意识、使学生养成良好的体育锻炼习惯和能力是学校体育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而传统体育恰好在培养学生终身体育思想方面有极大的优势。 (四)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实施素质教育,目标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必须把各方面有机地统一在教育活动中的各个环节中。民族传统体育是中国文化的重要部分,具有丰富的古代文化知识,和民族特色。有许多项目都具有丰富的思想教育内涵,活动形式基本都具有群体性和自然性,通过教学可培养学生乐观、团体协作的品质,从而达到提高青少年学生综合素质的目的。 五、结论 时至今日,民族体育不仅仅是一种身体运动,更是一种教育手段,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精神载体。在学校中开展民族体育活动不仅有利于增强学生体质,促进大众健身活动的广泛开展;而且有利于民族团结,有利于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丰富学校文化生活。 虽然目前我国的传统体育教学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从整体情况来看形势并不很乐观。对此,体育教育工作者应该保持清醒的认识。传承和发扬民族文化传统是我们的责任,体育教师应该有一种历史使命感,针对我国现有的民族传统体育教育现状,作出相应的努力,并切实采取相应的、行之有效的策略与措施,以确保我国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能够在继承的基础上得以进一步发展,也使得我们的体育教育焕发勃勃生机。 参考文献: [1]付宏山.民间体育项目进入体育课程教学的重要性分析[J].开封教育学院学报.. [2]王南童. 体育课程中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资源的开发[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3]赵继勇.论民族传统体育运动教材化[J]. 漯 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4]李诚喜.对学校体育工作中发展民族体育项目的新思考[J].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5]余贞凯.利用民族、民间体育课程资源进行体育教学的思考[J].时代文学(双月版)..论文相关查阅： 毕业论文范文 、 计算机毕业论文 、 毕业论文格式 、 行政管理论文 、 毕业论文 ;

论文关键词：舞龙运动 创新 发展 论文摘要：龙狮运动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体育活动，我国舞龙运动的发展历程以及我校舞龙运动的开展状况，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继承与弘扬提供一些参考和建议．是中华民族传统民俗中最优秀的 文化 遗产．本文通过分析探究舞龙运动的创新与发展，提出相应对策，以期为这项 龙是中国最为神圣的动物神，是中华民族的象征．舞龙，是我国各地群众喜闻乐见的一种传统性的民间文娱体育活动；是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体育活动．每逢庆典、节日，人们往往用舞龙来庆祝、共欢．舞龙又叫“龙舞”、“玩龙”、“龙灯”等．舞龙的主要道具是“龙”．龙是用草、竹、木、纸、布等扎制而成．龙是由龙珠、龙头、龙身、龙尾构成，龙的节数以单数为吉利，一般为7节，9节和13节、十三节龙，多者可达二十九节．十五节以上的龙体大而重，不宜舞动，主要是用来观赏．这种龙特别讲究装潢，具有很高的工艺价值．舞龙是由龙珠、龙头、龙身、龙尾10个人在4名鼓乐手的音乐伴奏下以大幅度的舞动来表现龙的各种腾跃加滚翻．珠引龙走，龙跟珠行，节节相随，快慢有序，组成各种巨龙腾跃的优美形态．自1995年龙狮协会成立10余年来，我国竞技舞龙运动发展迅猛，国内赛制齐备，国际比赛也初成系统，我国已经训练出一支具有较高运动技术水平的舞龙运动队伍，并在学校得到的大力推广，部分高等院校的舞龙代表队经过系统训练，在各类比赛中屡创佳绩，并先后在多所高等院校建立了龙狮训练队以及科研基地．我校作为龙狮训练基地之一，龙狮运动发展迅速，并在大学生第三届舞龙运动中，获得男子规定、自选套路和全能项目金牌，以及女子荷花龙、规定套路第一名，在第四届大学生舞龙运动中，我校龙狮队又获男子传统套路、女子规定和自选套路金牌，至我校龙狮代表队参加比赛以来，总计摘金1O余枚、夺银1O余枚等骄人成绩．近年来，在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和世界各国舞龙 爱好 者的努力下，舞龙运动这项集健身、娱乐、喜庆、竞技、 教育 于一体的民间体育项目已发展成为具有一定社会普及性、竞技性，并拥有国家级、世界级赛事规模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 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舞龙运动应跟上时代的步伐，被赋予时代的含义，以满足人们现实生活的需要．因此，舞龙运动作为一种优秀的具有深刻 传统文化 内涵的传统文化遗产，我们有必要和义务对他进行挖掘、整理，本文通过对传统舞龙运动进行改造和创新，包括对舞龙器材的改革创新，使舞龙运动更适合高、难、美、新的运动需要和人们对审美的追求；对舞龙运动形式的改革创新，使舞龙运动更适合朝体育与艺术相结合的方向发展；对舞龙运动的文化内涵进行选择性继承，赋予现代竞技体育的更高、更快、更强的体育文化理念，使舞龙运动更适合现代竞技体育发展的需求．并能达到对如何有效继承和弘扬传统体育文化更加完美结合． 1传统舞龙运动的创新 1．1舞龙运动器材的创新 在传统习惯中，人们把龙视为吉祥的化身，龙的形象各有特色，一般用竹、木、纸、布等扎成，舞龙时，由一人持彩球戏龙作舞．另外，还有用荷花、蝴蝶等组合成“百叶龙”，用长凳扎成的“板凳龙”等等．近年来，我们在传统舞龙运动器材的基础上，根据现代竞技体育的运动要求和人们的审美需求，对舞龙运动的器材进行改革和创新，我们初步自主研究和生产了“荷花龙”．“荷花龙”，是一种构思、制作均极奇巧的舞龙，舞者手执荷花叶，翩翩起舞，朵朵荷花紧紧相扣连，组成龙身，片片花瓣，变成龙身上的片片鳞甲，显得非常的漂亮．女子荷花龙是通过女性的温柔和阴性之美，以荷花为主体的龙为载体，在一定的民族音乐融合下，表现女性独特的肢体美、运动美、思想美、文化意境等理念．使龙与女性特点、女性文化完美结合，使其意味深远，使人留恋于其中．荷花本是象征着善良、淳朴、美丽，而用其花瓣 编织 成的“荷花龙”则体现了炎黄子孙内心的那种善良和淳朴．现已有多所高校根据自身的特色，在舞龙器械上不断创新，先后生产了多种“荷花龙”种类．因此，“荷花龙”这项舞龙运动通过在器械上的创新，更适合舞龙运动在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 1．2舞龙运动形式的创新 在传统舞龙运动的基础上，我们将根据舞龙运动的特点和运动形式，对舞龙运动方式进行了创新性研究和实践，其中包括对男子舞龙增加了舞龙的难度和速度，主要是：①简单的直线行进曲线行进走圆场等基本发展创新为空中造型的游龙动作如“跑斜圆”、“走圆场”、“一人双穿高龙门”等，幅度大，动作流畅．②在动态中增加了纵向移动、横向移动和水平方向的旋转如“纵向曲线慢腾进”、“纵向曲线快腾进”、“飞龙追珠”、“原地螺旋形跳龙”、和“螺旋跳龙磨转”、“大立圆”、“逆向跳龙”等；③从地面动作表演，向叠罗汉技巧表演发展，扩大了表演区域和空间如创“三塔盘”、“站肩舞龙”、“站肩直躺舞龙”等；④以组合动作和表演为主，增加了动作密度，对运动员加大了体能要求，提高了表演效果；⑤各类动作交融组合，特别是 武术 与舞龙动作相结合等增加了动作密度，提高了难度，增加了表演气氛，突出了舞龙的神、韵、意、美．使舞龙运动适合现代体育的发展需求．同时，我们根据百叶龙这项传统舞龙运动初步创造了“女子荷花龙”这项舞龙运动，使舞龙运动与音乐、舞蹈以及器械达到完美结合，呈现出了舞龙运动的新、韵、意、美等特征．这项自主创新的项目在比赛和演出中得到了专家、同行的高度评价．我院于2007年被授予全国大学生龙狮训练基地，现任院长谭伟平教授被授予全国龙狮协会副秘书长，为怀化学院赢得巨大的荣誉． 1．3舞龙运动文化内涵的选择性继承 传统舞龙运动有着很深的传统文化内涵，舞龙运动作为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干百年来在华夏民族中代代传承，它与中国传统的节日文化、 民俗文化 ，以及宗教文化等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我们有选择性继承．抛弃守旧、娱神、迷信的文化，继承其内在积极的、科学的文化．龙的勇猛、忠义、不屈的禀赋和精神应是华夏民族每个成员所推崇的，炎黄子孙应将龙的精神不断发扬光大，形成我们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和崇尚正直、忠信的道德观念，从而构成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文化和道德规范．舞龙运动在民间有很强的生命力，但要成为一项现代体育还需积极努力，必须使舞龙动作结构不断更新，演练技巧和表演水平不断提高，并将其赋予现代竞技体育的更高、更快、更强的体育文化理念，使舞龙运动呈现出高、新、难、神、韵、意、美文化内涵，舞龙运动才能更加适应现代体育发展的需求． 2舞龙运动的发展展望 2．1物质层面 物质层面是最容易受到社会发展影响而变化的一个层面，但同时它又是最容易使人感知文化内涵的外显层面．舞龙运动的器材和服装等，作为属于舞龙文化的物质层面，其受社会发展的影响而形成的变异，就更直接和明显．舞龙的器材，虽古之风韵犹存，但无论从制作工艺还是从制作材料上都一直处于变化之中，而器材的变化又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运动技术，在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 体育运动 会上就已经显现出器械的现代化问题．面对竞技化发展带来激烈竞争以及高新科学技术和材料，对于民族传统体育而言，需要在物质的传统性和现代性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使其更具观赏性和实用性，以满足时代的需求．舞龙运动作为民族传统体育的代表之一，其器材和服装是展现民族文化的一个窗口，因此必须关注物质器材的民族性、传统性、时代性的特点，既要有利于民族传统文化内涵的继承，展现其厚重的传统文化底蕴，又要表现其具有的鲜活的时代气息，与时俱进，发展创新． 2．2制度层面 如果从体育文化的物质、制度、精神三个层面来看，那么制度层面在这三个层面中具有枢纽的功能，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对另外两个层面有着极强的制约性和促动性．因此，舞龙运动的发展迫切需要建立和完善一个健全的组织机构，来领导和协调舞龙的组织管理工作，理顺各方面的关系，适应新的形势，促其良好发展．1995年中国龙狮运动协会和国际龙狮总会的正式成立，标志着龙狮运动开始进入规范有序的管理轨道并被世界接受．在龙狮协会的领导和组织下，龙狮运动高中级教练员、裁判员培训制度，龙狮管理干部培训制度，龙狮人员 出国 审批制度，全国龙狮运动之乡评比制度，龙狮团、队、俱乐部管理与评比制度，龙狮市场管理制度，龙狮裁判员考核制度等一系列制度得以建立，并正式列入全国体育四类比赛项目．2003年12月，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龙狮分会也宣告成立．这些龙狮协会的成立对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促进龙狮运动的普及与提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也标志着中国龙狮运动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截至今天，已在亚洲、欧洲和美洲也相应建立了自己的龙狮组织，为国际龙狮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了突出龙狮运动项目的特点和联合世界龙狮运动组织，特别是从未来进入国际单项体育组织的需要考虑，2006年l2月在印度尼西亚举办的国际龙狮总会代表大会上决定，国际龙狮总会更名为国际龙狮运动联合会．目前，我国每年都要举行一次国际龙狮邀请赛，国际龙狮总会每年还举办一次国际龙狮锦标赛和若干次国际龙狮邀请赛．其制度层面的完善，使舞龙运动逐步实现教育化、竞技化、市场化及国际化建设． 2．3精神层面 舞龙运动是中国文化的载体和象征．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我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来了解、学习中国文化．目前，舞龙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国际化，一些国际性的舞龙赛事中，有越来越多的外国舞龙团参与，既包括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等东亚国家，也包括意大利、美国、加拿大、法国、巴西等西方国家，舞龙运动的国际化正在逐步加强．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是舞龙运动国际化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随着我国国力的强盛，越来越多的外国人了解了中国，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渴望与中国进行广泛的文化交流．另外，遍布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也是推动舞龙运动国际化的重要因素．从参与舞龙运动国际赛事的人员来看，华人居多数，这正说明是他们把舞龙运动这项中国传统文化带到了国外，在国外生根、发展．舞龙运动的魅力是不言而喻的，相信，随着历史的前进，必将有更多的外国人参与进来，舞龙运动的国际化，会使舞龙运动的科学化、教育化、市场化更上一个台阶．使舞龙运动逐渐成为世界性的体育运动项目．这也为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在世界范围的传播，对于提升中国的软实力，对于构建和谐体育和和谐社会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3结论与建议 近年来，在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日益发展的新形式下，舞龙运动作为一项极具民族特色的传统体育项目已被各级体育主管部门和社会体育工作者挖掘、整理并规范起来．舞龙运动也开始走向了竞技化的道路，迎来新的发展空间．在其发展过程中，必须强调舞龙运动的自我保持和自我更新，要实现传统性与现代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努力增强和提高舞龙运动的规范化、社会化、市场化及健身化程度，从而使舞龙运动走向世界、面向未来，为增强民族体质，弘扬民族文化服务． 各级政府，体育主管部门应加大力度，给予经费、场地、器材等支持，规范龙狮市场，采用政府支持民间集资等 方法 ，保证龙狮运动的健康和顺利进行．

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征密切相关。可以说,作为文学观念之理论化形态的文论话语乃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体现。具体言之,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文化认同直接相关,形成了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古代士人维护个体精神自由与超越意识直接相关,形成了以道家、佛释之学为思想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士大夫诗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关,形成了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是中国古代居于主导地位或者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文论话语。就其产生的动因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西周文化之遗存。我们知道,西周是政文合一的社会,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密不可分,国家意识形态直接表现为政治的与文化的制度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诗歌在西周时期乃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尊崇的。 就现存《诗经》作品来看,西周诗歌的功能首先是沟通人与神的关系,那些以祭祀上帝、山川日月之神以及祖先神灵为目的的颂诗和部分“大雅”之作就属于这类作品。其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向天下诸侯证明周人统治的合法性,向周人证明贵族等级制的合法性。对神的祭祀从来都是一种特权,因此,祭祀活动本身就已经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了。西周诗歌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沟通君臣关系。这里又分为“美”、“刺”两个部分。“美”是臣下对君主的肯定性评价;“刺”是臣下对君主的批评与规谏。根据郑玄《六艺论》和《毛诗序》等汉儒的记载我们知道,西周时期之所以采用诗歌的形式来沟通君臣关系,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比较委婉文雅,便于言说与倾听。现在看来,这大约是贵族社会一种言说的特殊方式或权力——可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根据《诗经》可以知道,在西周后期,诗的这种功能得到了十分充分的实现。对于诗歌这种功能,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意识形态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十分清楚,西周时期诗歌的这两种主要功能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这意味着,西周诗歌本来就是彼时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这对于以继承和弘扬西周礼乐文化为天职的儒家思想家来说自然会产生莫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诗歌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就像母鸡有下蛋的功能一样是天经地义的。 促成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动因则是儒家士人的身份认同。儒家士人作为一个知识群体, 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以“克己复礼”——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为最高任务的。他们的一切话语建构与阐释活动无不以这一目的为核心。对诗歌的阐释自然也不例外。从现存的《论语》、《孟子》、《荀子》和被定名为《孔子诗论》的楚简等涉及诗歌的论述来看,先秦儒家已经在诗歌阐释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再到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之说,都不离“克己复礼”之宗旨。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主流,其影响至为深远。汉代是儒家知识群体擎着儒学大旗与统治集团讨价还价、形成“共谋关系”,从而建立起新型官方意识形态的关键时期。所谓经学,实际上乃是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终于形成联盟关系的话语表征,是知识阶层进入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保证,也是权力集团获得合法性的直接产物。经学是政治权力正式承认知识阶层话语之权威性的标志,是“势”对“道”的妥协;经学也是知识阶层话语压制了其固有的乌托邦精神之后的结果,是“道”向“势”的让步。因此,经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最终确定了中国主流文化始终在政治与知识之紧密联系中发展的基本格局,从而也决定了这种文化始终不能获得纯粹的知识形态而向自然领域拓展的命运。 在经学语境中的文论话语自然是彻底的工具主义的。从《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序》、《六艺论》等文论话语来看,在汉儒的心目中,诗歌直接就是一种规范君权、教化百姓的政治工具。诗歌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不能在个体情感世界中去寻找,而必须在人伦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中去寻找。汉儒说诗,非美即刺。无论美或刺,都是一种具有明显政治性的话语建构,是对儒家给出的价值秩序的维护与阐扬。汉代《诗》学四家,无论存在怎样的差异,其主旨都是用工具主义的眼光来解说《诗经》作品,其目的都是借助于对古代诗歌的解说来实施对现实君主的约束与引导。总之,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策略。手段是文化的,目的是政治的——这就是经学语境中文论话语的根本特征。 隋唐之时,儒家工具主义文论大体上继承了汉儒传统。但由于诗文自身的发展,文论话语也相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经过了魏晋六朝的诗文创作大繁荣局面之后,儒家文论家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再是如何阐释已有的诗文作品,而是如何创作新的作品。因此,隋唐儒家不再满足于通过阐释古代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工具主义文论观点。他们直接提出诗文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说,乃是此期工具主义文论的典型口号。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文论观。在这时的价值坐标中,建功立业乃居于最高位置。因此,“有补时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工具主义文论的基本宗旨。 宋代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期的儒家已经不再把建功立业视为人生最高理想,因此也就不再满足于仅仅赋予诗文直接的政治功能。从社会地位看,宋儒与汉唐儒者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幸成为君主集团唯一的合作和依靠对象;而汉唐时代的功臣、外戚、宦官、世族才是君主集团最重要的依靠对象,文人士大夫常常处于被压制与被排挤的地位。宋儒的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再以进入仕途、建功立业为人生最高理想,而是要追求更加高远的目标。一般说来,成圣成贤是宋儒普遍存在的人生理想。如此,则宋儒所主张的工具主义文论观也就有别于汉唐儒者。其根本之处是宋儒不仅仅要诗文服务于社会政治,而且更要服务于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道”。宋儒的文论处处离不开对“道”的阐扬。这个“道”可以说乃是宋儒乌托邦精神的话语表征而不是现实社会秩序。这种将“道”视为“文”之本体、将“文”视为“道”之发用的观点,本来是唐代中后期韩愈等人提出来的,是所谓“古文运动”的核心主张。但是这种观点在唐代并没有被发扬光大,而只是昙花一现。只是到了宋代,由于言说者的社会境遇发生了变化,才成为人人言之的普遍性的文论观点。 这样一来,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内部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要求诗文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成为“治教政令”的工具;一是要求诗文从属于某种超验的精神价值,成为载道之具。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为现实政治服务与为某种高远难达的理想服务是迥然不同的。可以说,这种不同就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差异所在。自宋直至晚清,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的发展即是这两种倾向的此消彼长。 以老庄、佛释为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系统 老庄之学与佛释之学从根本学理上来说都是否定诗文存在价值的,但是这两种思想系统却又都对古代诗文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什么原因呢? 毫无疑问,这只能说明无论老庄之学还是佛释之学都与诗文价值具有某种相通之处。在我看来,这种相通之处是一种超越的精神品格,是对物欲横流之现实世界的否定。对此,人们名之曰审美主义。这是在康德的意义上使用“审美”这个概念的,即无直接的功利目的,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老庄、佛释之学当然有诸多差异,它们各自在学理上也是头绪繁多。但究其主旨,可以说正在于否定一切现实世界所奉行的价值观念,将人的心灵提升到一个无知无识、无利无害的价值真空之中。所谓挣脱“名缰利锁”,也就是否弃现实生活中人人信奉的价值观念之意。老庄之“无”,佛释之“空”,根本言之即是将通行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统统荡涤之后剩下的空灵心境,也可以说是一种心灵在消除了一切内在与外在强制之后的绝对自由的精神状态。老庄的“体道”、“达道”,佛禅的“顿悟”,大约就是指进入这种精神状态之中了。这种精神状态究竟如何,以平常心境自然很难真正体会得到,但根据老庄、佛释之学的言说以意度之,则这种精神状态与人人都可以体会到的“审美体验”大约有某种重要的相似之处。或者可以说, “达道”或“悟”的境界是恒常的审美体验;审美体验是瞬间的“达道”或“悟”的境界。老庄、佛释之学追求的是这种超越境界的恒常性故而否定诗文之价值。然而诗文和其他审美活动却是在现实中体验老庄、佛释境界的方便形式,故而对其多有汲取。正如人们不能在现实中成为英雄豪杰,就愿意借助于想象在虚拟的世界中实现这一理想一样,老庄之学以自然为指归,但是绝大多数现实社会的人却是无法真正回归自然之中,于是吟咏自然山水与田园生活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精神需求了;佛释之学以“四大皆空”为人生至上境界,然而现实生活的人绝大多数都在追求“实”而逃避“空”,于是描绘静谧、空灵、清幽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对“空”的向往了。简言之,老庄、佛释之学在现实生活的实际实现是难以确知的,但其于文学审美领域的实现却是有目共睹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念于是成为中国古代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相媲美的话语系统。 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念是在魏晋六朝时期才形成的。此期主流文化的承担者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士大夫,而是其变体——士族文人。士族文人是具有实际贵族身份的文人。他们与传统文人士大夫最大的区别是:他们无须依靠个人奋斗就可以获得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的优势地位,这一切都来自家族门第。再加上这个时代的世家大族与君主集团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所以他们自然就将家族利益看得远远高于社稷利益,以至于可以说,在士族文人心目中是有家无国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在中国古代十分独特的文化场域——以谈论哲理、品藻人物、赏析诗文书画为主要内容的言说空间形成了,即所谓“清谈”。这个文化空间的形成实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一个时代的精神风尚、价值观念、审美趣味、诗文风格都是在这个文化空间中形成并充分发展起来的。这个文化空间是士族文人开拓出来的,体现了一种贵族化的精神倾向;反过来,它又大大强化和孕育了主流文化的贵族气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开掘出一个具有超越性的、极为精密细微、高远深湛的精神之域。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都是在这个时期臻于成熟的。 在这样一种贵族气息浓厚的文化空间中产生出来的诗文价值观,当然也不再是两汉经学语境中的诗学观念,“经世致用”的口号也被“诗赋欲丽”、“诗缘情而绮靡”所取代。审美主义文论观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先秦时期道家那种自然主义的社会乌托邦与个体精神乌托邦在这时都成功地转化为诗文书画的审美风格与艺术境界了。 我们可以随意挑选几个文论概念来说明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的基本特征: (1) 自然。在六朝的文论话语系统中,自然这个概念是指诗文作品看上去像自然生成的一样,没有丝毫人为痕迹。这个概念的深层文化内涵是老庄崇尚自然无为、否定一切人为的文化建构的精神。在玄学风尚熏陶下,六朝文人极为欣赏自然山水,但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总是生活在山水之间,于是他们一方面大造园林,将山水林木搬到自家庭院中来,另一方面又大量创造表现自然山水的诗文及绘画作品,以寄托向往自然之情。在这样的情况下,一种以自然为上、雕琢为下的审美价值观就形成了,于是, “自然”就成为文论话语中的核心范畴之一。(2) 远。这个概念在六朝时期正式成为重要文论范畴。“远”本来指空间距离之大,后来引申为时间距离之大。在《老子》一书中曾用来指“道”循环往复的运行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即所谓“逝曰远,远曰返”。六朝文人借这个概念意指精神对现实的超越,是诗文的一种重要审美境界。诸如“淡远”、“清远”、“高远”、“玄远”、“深远”以及“意远”、“心远”等等,其文化内涵都是指诗文所言说描绘的意象、意境对现实政治生活或通行的价值观念的超越与背离,是指精神对物质、灵魂对肉体、无对有、无为对有为、超验之物对经验之物的超越与背离。(3)韵。这个概念本是关于声音的,由于有韵之音能够令人回味无穷,所以后来引申为言辞表面之意背后隐含的余意、余味。六朝文人将这个概念用之于诗文书画的评价,有神韵、气韵以及风神气韵等用法。老庄之学有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之说,认为能够用通常言辞说出的东西不是那个真正有意义的东西。老庄又有“大象无形”、“大音稀声”之说,意指真正的“象”与“声”是不可以用通常的感官把握的。这样,老庄就给出了一种具有阐释学意义的观念:应该重视没有说出的东西。六朝士族文人秉承了老庄这种精神,在人物品藻上崇尚内涵与风骨,在书画鉴赏上标举“气韵生动”与“传神”,在诗文评价上则讲究“滋味”与“言不尽意”。总之,就是主张含蓄蕴藉而反对浅陋直白,这也是老庄之学在审美层面的显现。 经过六朝时期的张扬,自隋唐以降,审美主义文论观已然成为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相抗衡的文论话语系统了。以王昌龄(托名)《诗格》、释皎然《诗式》、司空图《诗品》为代表的审美主义文论观与元白的新乐府运动、韩柳的古文运动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并行不悖,足见这种文论观已经深入人心,获得了言说的合法性。宋、元、明、清同样如此。这说明在长期的碰撞磨合之后,在古代文化场域之中,儒、释、道三家学说已经找到了共存的方式;它们之间的互相渗透、触发,已经构成了彼此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从更深层的原因来看,儒学与道、释之学的同时共存现象表征着古代文人士大夫阶层在生存智慧上走向了成熟——他们建立起了一种将出世与入世、建功立业与心灵自由、博施济众与人格提升融为一体的新型文化人格。在中国古代,文论或诗学话语、哲学或学术话语、文人士大夫文化人格三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同构关系,可以说是三位一体的。 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专门关注诗文的文本构成、语言形式、表现技巧等等方面的文论话语在中国古代同样有一个相对独立的传统,对此以往的古代文论研究重视不够。这个文论话语系统并不直接与某种意识形态或乌托邦精神发生联系,因此可以说是“价值中立”的,也可以说是关于“形式”或“技艺”的言说。《易传》中关于言、象、意关系的论说,可以看作是这种文论话语的滥觞。在六朝时期,这种诗文评话语系统才正式形成并蓬勃发展起来。自隋唐以至清季,形成了内容丰富的文论话语系统。概而言之,这种文论话语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文体论。中国古代文体意识成熟较晚,汉儒刘歆《七略》与班固《汉书·艺文志》的分类标准只能算是文体意识的萌芽状态。只是到了六朝时期,文体意识才算比较成熟起来。曹丕有“四科八体”之分,首次从文体角度将“诗赋”与奏、议、书、论等实用文体区分开来;陆机《文赋》有“体有万殊,物无一量”之说,是讲诗文文体的复杂多样;到了刘勰的《文心雕龙》,则进一步以专篇论述文体之流变与特征,自《明诗》至《书记》凡二十篇,论及文体三十余类。而且对这些文体中所包含的更细微的文体差别也言之甚详。因此, 《文心雕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体观念成熟的标志。此后,文体论的演变基本上都离不开刘勰给出的范围。当然,按照现代文学的定义和分类标准,刘勰依然存在着文学与非文学浑然不分的问题。因为从审美角度看,古代文体几乎没有不讲究审美性的。即使是一封书信,也要写得情文兼至才行。对他们来说,无往而非文学;相比之下,倒是现代人的审美范围缩小了。另外,六朝时期的“言、意之辨”、“文、笔之辨”都是文体意识成熟的表现。 二是创作技巧、技法。先秦乃至两汉时期,文人普遍相信“有德者必有言”以及“诚实在胸臆,文章著竹帛”的观点,不大重视诗文的写作技巧问题。同样也是在六朝时代,由于精神生活成为士族文人首要关注的事情,并且因此而在各个精神生活门类中都形成了独立而细致的评价系统,于是各种“技艺”也就被空前地重视起来了。刘勰根据各种文体的特征,分别提出了具体的写作要求,已经涉及到写作技法问题。沈约等人更进一步提出“四声八病”之说,从声律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诗歌创作技法方面的原则。隋唐之时,诗人沿着六朝开创的创作习惯写作,并在理论和实践上发展和丰富了创作技法与技巧。到了宋代,诗人们开始关注所谓“诗法”、“句法”问题。由于宋代新产生了“诗话”这种文论体裁,所以宋、元、明、清几代关于“体”、“格”、“音律”、“句法”等诗歌写作技巧和修辞方式的议论大大发展起来。涉及这方面的文字远远超过了那些工具主义和审美主义的文论。 三是关于诗文发展源流的观点。这也是这派文论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钟嵘《诗品》分析魏晋六朝时期诗人们的渊源,虽多有牵强附会之处,但注意到诗歌创作的前后继承关系应该是一项重要贡献。唐宋以后的诗文评,都把梳理诗人对前人的承继关系作为重要内容。例如,宋人吕本中的《江西诗社宗派图》梳理江西诗派源流关系;明人许学夷《诗源辩体》从体制、格律、风格等角度入手,对自《诗经》以迄宋代的诗歌发展演变源流进行梳理,等等。这种着眼于形式诸因素的源流辨析并不属于工具主义或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而是一种比较客观的论说,故而应归于诗文评系统。 传统文论的现代命运 现代以来,中国传统文论陷于窘境。由于现代汉语的言说方式代替了古代汉语的言说方式,面对现代汉语语境中的文学创作,传统文论似乎失去了阐释能力。但是,传统文论毕竟是曾经延绵千百年的主流话语,事实上,它们构成了现代文论话语形成的基础,并且以改头换面的方式进入到现代文论话语系统之中。如果说中国现代文论的形成过程也就是中国现代知识阶层接受西方文论话语的过程,那么,古代文论话语也就自然而然地构成了这一接受过程的“前理解”或“前结构”,从而对接受对象的选择、接受方式以及接受效果产生重要影响。 传统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在现代以来一直拥有很大市场。无论是“启蒙”、“救亡”,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都需要将文学这种具有莫大社会效果的言说方式当作影响社会、改造社会的工具来看待。于是,现代文论就与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建立起极为亲密的关系——后者成为前者最有力的话语资源之一,前者则成为后者合乎逻辑的现代发展。从晚清改良主义者对文学社会功用的空前阐扬,到自由主义者主张的“为人生的艺术”、左翼作家主张的“文学革命论”,再到20 世纪50 —70 年代一系列文艺政策的推出,其间无论存在着多大的差异,有一条一以贯之的精神却是比较鲜明的,这就是文学应该服务于社会。可以说,正是由于有根深蒂固的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做基础,才使得这种以现实服务为宗旨的现代文论话语以压倒性优势获得主导地位。从1980 年代至今,由于来自中国传统与西方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资源在一个时期内被过度使用,导致了文论话语主流地位先后被唯美主义、形式主义、精神分析主义等等五花八门的西方文论话语所占据;倡导文学社会功用的言论空间受到挤压,日益被淡化和边缘化了。 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文论话语中的影响则比较微妙,现代只有那些具有唯美主义倾向的文论家才与之结缘。审美主义文论虽然以老庄佛释之学为理论依托,但它并不一定直接体现具体的老庄、佛释思想,后者只是为前者提供了进入纯精神、无功利的意义空间的阶梯而已。对于那些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奉行老庄清静自然或佛释无住无执修身原则的大多数文人士大夫来说,偶尔躲进空灵、超越的审美境界之中小憩一刻,也是对心灵的抚慰与净化了。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传统文人士大夫,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几乎人人对这种审美境界钟爱有加。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积淀,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知识阶层那里也依然时时有所显露,这也就是他们接受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的文化心理基础。我们知道,西方唯美主义文艺思潮是在德国古典美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其核心口号就是“为艺术而艺术”。20 世纪20 年代,中国文学界有不少作家、文论家(主要是创造社成员)接受了这个口号,成为与“为生活而艺术”相对立的重要文艺主张。从表面来看,这种主张毫无疑问是从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拿”过来的,但是如果细加考察就不难发现,他们所“唯”之“美”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传统审美主义文论的东西。例如,周作人、林语堂、宗白华、朱光潜等人的文论观点就是如此。再看看那些在“为艺术而艺术”口号下进行的创作实绩,例如小品文、抒情诗之类,所表现的艺术境界也同样带有明清小品文的鲜明印记。这就足以说明,中国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在现代唯美主义思潮中实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传统诗文评可以说是中国式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它只关注文学文本构成方面的事情。这种文论传统构成了中国现代文论对西方以“新批评”和“意象批评”为代表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接受的文化心理基础。例如,英美“新批评”的代表人物燕卜荪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先后两次来中国任教,他的诗歌批评方法对当时中国诗歌创作与批评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国人对燕氏提出的著名的“含混七型”说颇能心领神会,因为他们是从中国传统文论中固有的“含蓄蕴藉”角度来接受这种观点的。20 世纪80 年代,俄国形式主义批评、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在中国文论界掀起热潮,将人们的眼光从社会历史拉向文本自身,这当然主要是当时文化历史语境所决定的,但是中国传统文论对于文本分析的重视以及积累的大量经验肯定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另外的相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