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哲学的论文3000字

西方哲学论文

无论是在学习还是在工作中，大家都不可避免地要接触到论文吧，借助论文可以有效提高我们的写作水平。你知道论文怎样才能写的好吗？以下是我为大家整理的西方哲学论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进入哲学之门，首先面对的就是哲学史。按黑格尔在其《哲学史讲演录》导言中所说：“哲学史本身就应当是哲学的”。由此而言，探讨所谓的哲学史研究1而且，哲学史应该由哲学导出，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哲学就有什么样的哲学史。

因此，哲学史研究方法论的探索，其核心自然应当集中在对哲学本身的探索上来。但就“哲学就是哲学史”而言，其另一意义则是哲学本身的发展过程中，推动其发展的哲学家们对于之前哲学的探索与创作，又在构成着哲学本身和哲学史的演进。由此，对于哲学史演进方法论的探索，我们自然当以对哲学本身的探讨作为哲学史方法论之所以然，另一方面，则以哲学史的发展演进作为方法论所以之显现。

一、中西哲学之差异略论

我们在探讨哲学史研究方法论之时，毫无疑问地，首先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即是中西哲学之间的差异。这是一个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问题，而且也正是应该深刻面对的问题。就中国哲学学科领域本身在当下所处的境状而言，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如果没有对此问题——即中西哲学之间的学科性质及其差异有所发明和区别，那毫无疑问就真的要引用德里达对于中国哲学的所谓“合法性”

问题加以衡量了。因为含混不清、不中不西的所谓哲学的创作和发展，在缺乏一个主线之下，很可能画虎不成反类犬。而不排除这正是两不相像、两不讨好的重要原因。因此，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对于中西哲学有一个理性和客观的对照和区别，是探讨哲学史研究方法论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大前提。否则，可以断言的是，所谓的“合法性”问题确实是存在的。

在关于中西哲学的差异性上，身处中西文化哲学交融和冲突最为激烈时期的海外新儒家，由于他们在具备了深刻的中国文化和哲学体认的基础上，又兼通西学、尤其是身处中西学交融最为激烈的场域，其感知无疑具有代表性。下面以牟宗三先生为例，来谈谈他对于中西哲学的差异性的界定。他是最为注重中西哲学的实质性差异的。按他所提出的“通孔”说，正是在中西哲学的发源处找出差异。他是基本上将中国哲学的开端性的所谓通孔定位为是对于“生命”的关注，而西方哲学源头性的通孔则是所谓的“自然”，即以外在的自然作为哲学家们关注的主线。这就决定了中西哲学两千多年以来的发展和走向的差异性。“中国哲学，从它那个通孔发展出来的主要课题是生命，就是我们所说的生命的学问。它是以生命为它的对象，主要的用心在于如何来调节我们的生命，来运转我们的`生命、安顿我们的生命。”

而对于西方哲学，它则直言其通孔性的特点在于“他们的对象是自然，是以自然界作为主要课题。因此就决定后来的西方哲学家有cosmology，有ontology，合起来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metaphysics。这个metaphysics就是后来康德所说的theo—reticalmetaphysics。希腊就是成这一套。”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牟先生特别强调的是一者“重德”、一者“重知”，即中国哲学从其一开始便以“德性”为最鲜明的主题，按他所说即“中国文化在开端出的着眼点是在生命，由于重视生命、关心自己的生命，所以重德。德性这个观念只有在关心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才会出现。”

而西方哲学的主题在于“自然”，所发展出来的主要对象自然也就是“知识”。由此导致的是概念的推演和理性的分析，而对于以“生命”为主要对象的认知，却不得不随大流而走向概念推理和探讨的误区。牟先生特别以在西方哲学家中相对比较注重“生命”或者说“德性”的哲学家苏格拉底作为代表，将其与中国哲学中的儒家进行对比。平心而论，应该说牟先生所做的比较研究才是较为切实和具有本根性的。前面我们说过苏格拉底是身在江湖也不得不随大流，将“生命”也推入了“知识”的误区。牟先生认为：“就是像苏格拉底那样重视道德，但是当他说德性即知识的时候，它还是以知识的态度来界定（define）德性，还是用知识的态度来了解德性。所谓知识的态度，就是从概念的思考（conceptualthinking）来了解德性。”

牟先生还特别例证：“比如说，什么是公道（justice）呢？苏格拉底认为公道是个概念，他说来说去，这个公道不是属于我们感觉世界（sensibleworld）里面的东西，而是属于我们智思世界（intelligibleworld），所以我们首先要对它有个明确的定义。……比如说，什么是仁爱？你假如说仁爱就是不应当杀人，好，那么打仗的时候，你是不是要杀人呢？所以要是从现实上举例子，常常是相冲突，不一定一致的。所以你要了解公道，你不能从例子上看，而必须了解它的定义。那么它的定义如何成立呢？它必须有一个公道的idea。苏格拉底说来说去，最后说了一句空话，说到最后公道要有个idea。这个在我们看来是空洞的很呀，尽管苏格拉底思考的那样精密，后来柏拉图也是顺着这条路来发展。尽管苏格拉底重视德性，但是他这个态度不恰当。”

引述如此长篇大论，意在从中西哲学的开端和源头处区别中西哲学本身存在的巨大差异性。笔者相当赞成牟先生对于中西哲学差异性的阐述，他将为我们中国哲学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

时下，关于中西哲学的各种比较研究可谓异彩纷呈。然而，不得不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如果没有对于中西哲学各自自身的特点和差异性有相应明晰的了解和把握，那么由此出发的一切研究和创作毫无疑问将大打折扣。对于中西哲学的自源至流的把握，抓住其主题，将是一切可能性的比较研究的前提。而就中国哲学学科自身的发展而言，即使是在全球化、多元化的现时代，立本立根，抓住自身的生命主线依然是根本，而且越是所谓的全球化和多元化的融合场景，恰恰更加凸显了寻找自身成立的根本性问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一个伴随西方哲学走向后现代的所谓“碎片化”时代场景里，如果中国哲学自身不找回自己的“真性”，加之各种有意无意的错谬和诋毁，不仅关系中国哲学的发展前景和中国人的安身立命之道的建立，毫不夸张地说也是全人类的遗憾和悲哀。

二、中西哲学方法论略论

众所周知，西方哲学中心自古希腊源头发展至今，其问题意识较为显着，也就是说整个西方哲学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虽然流派众多、大家辈出，但其始终有通贯性的这些问题或者说哲学命题作为流变之主线。无论是古希腊哲学，亦或是后来的欧陆哲学，其哲学命题发展都凸显了明确的内在逻辑理路，以及前后推进的明显层级和演变，也许更多的时候呈现的是一螺旋式的上升过程或者说否定之否定的扬弃发展过程。苏格拉底对于“德性即知识”从而引发的论辩和定义，由此在对事实和个例的不断超越和归纳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牟宗三先生所说的“知识”，这种“知识”显然不是中国哲学回归和落实到个体为本位，彰显主体的所谓“生命”的哲学，它势必要走向“知识”，因为其“通孔”处就决定不得不如此，而且不断思索和定义此种“知识”的结果，别无可能的就是走向所谓“idea”。因为思索和辩论的中低层次永远不可能使人满意，为了要使辩论者心服口服，必须不断地设问，从而又不断地回答。在看似简单的问答、设问、追问、诱导等等方式中，“哲学模式”自然形成。苏格拉底的所有对话无不如此，难怪其有“助产婆”之说，也不难理解为何西方最伟大的哲学家竟然死于不信神灵以及蛊惑青年，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没有辩论就没有西方哲学。苏格拉底的这套辩论术被柏拉图继承，并发扬光大。而最为重要的一点是柏拉图在继承其师在辩论中所形成的定义，追求概念的明晰和准确，由此而形成的对“idea”的追求，在柏拉图处才可谓真正的发扬光大。正是这种基于在辩论或思辨中形成“idea”的传统，才是真正形成了以后整个西方哲学的主要形式，几乎没有一个西方哲学家能跳出这一模式和路数。而这正是柏拉图的真正影响所在。这也是自巴门尼德试图以“理念”定义世界以来真正的“idea”之路。若在此意义上而言，怀特海所说的“一切哲学都是柏拉图的注脚”确属其然。不管是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康德、黑格尔亦不例外。

然而，怀特海之言却只适用于西方哲学。显然地，就限于《论语》中，孔子在回答或是谈论某一问题时，虽然常常是涉及更深的哲学大问题，但是越是高深，却被孔子以越是平凡之言道之。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因人说法，因材施教，从来是中国哲人的风范和特长。相比之下，如果将孔子的言论对比于苏格拉底，决然两样。可以戏言，如若孔子与苏格拉底并非圣哲，也许一者会说对方“巧言令色，鲜已仁”，而一者会说对方不够“勇敢”，没有理论或者说没有对于真理探索的勇气。一者是“辞达而已矣”，一者是千方百计的“助产”和“诱导”；一者是“予欲无言”，一者是蛊惑辩论。这样的情形却如实地发生在轴心时期的两位圣哲身上，这也许就是中西方哲学之所以差异的滥觞吧。至于二位圣哲各自的继承者，如柏拉图，则将对于“idea”的思考和追问推行极致，以致形成“理念世界”，而相比较而言，东方的亚圣孟子却道出“学问之道无它，求其放心而已矣，”相比较柏拉图的漫步学院而言，孟子或许只是在攻其异端时才“予非好辩”，自称其为“不得已。”

至于相比较于构建庞大的理念世界而言，孟子却只想“中道而立，能者从之。”

换一个角度而言，自孟子以后，直到千余年后的唐代，韩愈仍然为从来没有孟子的真正继承者而以继承者自居。可是，在西方，情形就大不相同了，或许还正好形成鲜明的对比。自柏拉图以后，亚里士多德作为踢其母亲的小马驹，在“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中不但剖析了柏拉图，而且又重新建立起了自己的庞大哲学体系，形成整个西方几乎所有学科的摇篮，其思辨性的实体哲学以及完备的知识论体系，更是成为其后整个西方哲学家争相效仿的榜样。仅此做一简单的对比，我们就已不难看出，中西方哲学的巨大的差异性。

也许我们可以简而言之，当我们在无限的思辨和激发我们的思索细胞之时，常常会有无限的遐想，如果是所谓具有一定的哲学天赋者，这些无限的思索加以整理，大大小小的“体系”也不是不可能建立的，而且如果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则往往愈来愈“深邃”。而东方的孔子却道出了他自己也曾经终日而思、终夜而虑，但却“无益”，所以不如学习，也就是去具体的学习和践履。原因何来？

正是“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也就是对于“天”、“天道”的效仿，形成了由天地而来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之统续。也正是这种“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的传统，使中国的圣哲们形成归简、规约，直指天地良知的“生命”，并进而将个体小生命和宇宙大生命打通为一，才有“生生之德”、“生生不息”的洞彻和通达。牟宗三先生曾说，哲学之进路，以“文字”、“逻辑”以及“见”为三要素，且具有层次之别。由此看来，孔子“辞达而已矣”、“欲无言”、孟子“不得已”，正是源自对于“天”、“天道”之“见”。按郭齐勇教授而言即“中国哲学中有人”，即中国哲学中有“生命”，正是地地道道的“见”，这种“insight”毫无疑问是天地万物生化通同的体现。这种性通天道之“见”，孔子也“罕言”，也许正是“中人以下，不可与言上也”之故。由此，简约之对比，中西哲学无论是在本体论，亦或是认知论上，显然差异卓然显现。不言已自明。而这正是为何中西哲学对比研究所必须要高度注意之所在。无明者使含混日增。

三、对于中国哲学及史研究方法论略论

众所周知，由于近代以来中国出现了在历史上千年未有之剧变，仁人志士、前辈先贤们自器物至典章度数及其文明哲学，无不在自与不自觉、介乎原不愿之间进行了艰难而漫长的探求学习和引进。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形势和船坚炮利之下，中国可谓一则慌忙应对、仓促拿来。然而船大难调头，数千年积淀形成之文明一时难以撼动。由此，中西之争愈演愈烈。而这一切的根本性之所在，无不最为深刻地体现在了作为文明内核的哲学上。难怪乎中国时贤有“师夷长技”，进而到“中体西用”，以至于将西学推到极端的“全盘西化”论。时至今日，一个多世纪过去了，中国历史的发展应该可以以事实说明许多东西。转而面对中西之间差异由来的内核，中西文化哲学之交往时间不可谓不长，然而事实上，中西文化哲学之间交往之效果却同样不可谓理想。最典型的是中国哲学在西方文明的冲击敲打之下创建一个世纪以来，其所取得的成绩依然见仁见智、众说纷纭。这其中最具典型性的便是所谓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这毫无疑问是一切中西哲学交往融合的是非得失的集中反映。这难道不是所谓哲学史或者说是哲学研究的败笔吗？长久以来，不但所谓一流大家的西方哲学家不懂所谓中国的哲学，恐怕就连中国本土所谓的一流哲学家是否真懂中国哲学也还是个问题。

取一家一派之“研究方法”作为格义乃至于“梳妆打扮”中国哲学自中国哲学学科自觉地产生以来从来如此。这其中就更不用说“五四”以降无数偏激者对于中国哲学的诋毁和无知，时间已经愈来愈证明了其中的原委曲直。可以说，时至今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作为文明内核的中国哲学已“一阳来复”、“贞下起元”。这不得不令人感慨“君子恶居下流”之状。

“我们对于中国传统哲学自身的特性及治中国哲学史的方法学，仍在摸索之中。”可以想象，在中国有多少治哲学史的同仁会发出多少不同的感慨。中国哲学发展到今天，可以肯定的是，不管是开启专门治史的胡适以实用主义进行的格义梳理，还是冯友兰由实用主义转到新实用主义及逻辑实证主义，以及梁漱溟所借助的西方所谓的生命哲学，亦或是任继愈、张岱年借助于马克思主义，对于以上诸般治中国哲学的所谓方法论，平心而论，都是中国哲学自身发展在特定阶段的必然产物。至少存在的时至当下是存在中的合理。然而，按牟宗三先生所言，我们在了解以上诸贤的中国哲学时，能否“相应”上，抑或说通过他们的特点，中国哲学，能否和肯定是有其存在一惯性和生命存在的原本中国哲学“相应”，则是另外一回事了。

我们承认西方哲学有其自身的优长和发展的内在逻辑性，而且在许多层面是需要借鉴和交流的，然而我们同时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哲学亦复如是。按照郭齐勇教授所言，“目前我们特别要强调中国哲学学科的自立性或自主性。时至今日，中国哲学靠依傍、移植、临摹西方哲学或以西方哲学的某家门派的理论与方法对中国哲学的史料任意地梳妆打扮、削足适履的状况已经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那么，中国哲学接下来的路要怎么走呢？“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显然是要以另外的方式继续下去。我想，冯友兰、萧萐父所强调的“辩同异”仍然不过时。只有知道自己有什么，才能知道自己没有什么；只有知道自己之所在，才能知道自己之所不在。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哲学经过近现代的曲折历程，到当下，才正式开始“贞下起元”，才真正掀开找回自我的大幕。正如“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的呼声愈发响起。“学中国哲学的必须懂西方哲学，否则就叫不懂哲学，或没有资格研究中国哲学，但学西方哲学的完全不必学中国哲学，不必懂孔孟老庄。正如学中医的必须懂西医，但学西医的不必学中医。为什么这样？这里恐怕的确有某种文化特权和崇拜西方的问题，……但就短期来看，这种不平衡的文化交流还难以改变。我相信，无论何人、何方、出于何种原因，盲目傲视他人或崇拜他人，都是非理性和非健康的态度，不仅于己无利，而且有害于人。”

这便是中国本土走出的第一问取得中国哲学博士学位的学者刘笑敢教授，而且也算是在自己本土香港的感受。刘笑敢教授所提到的中医，现如今带“中国”头号的事物恐怕都难免以上境况。可以说，中国哲学和中医有极其类似的境遇，比如还未有一点中国哲学的根底，也许一不小心诸如“自封”、“保守”、“狭隘”、“排拒”等等感受难免上身。这是中国哲学的名实极为不符之处。郭齐勇教授反复强调中国哲学不但一点不逊于西方哲学，而且还拥有西方哲学所没有的许多属于全人类的最为深邃通达之原发性智慧，这是毋庸置疑的。

建立在“生命”体验之上的中国哲学，其中有人、其中有道。就这些而言，如果离开了这一基本点，无论外向型的“思辨”如何发达，不但难以通同大道，而且最终会舍本逐末、所谓“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易·文言》）的境地。康德不是体道者，他是哲学家，却并非圣之者，他可以构建空前庞大的体系，但他无法取代孔孟老庄而成为具有原发性源头活水智慧的信仰之所在，离开了上帝，他也和凡夫同为无能儿。这就是为何西方要么“实证”一切而解掉一切所谓空洞的“形而上学”，要么宣布“上帝死了”，要么走向非理性主义，或是解构、后现代主义又宰制灵魂。也许一个有道者不会轻易“创作”和“完成了哲学”，所以才相对地不那么流派众多、“大家辈出”、异彩纷呈，也许这些对于圣哲而言都是浮光掠影，所谓“人类一思考，上帝便发笑”之情形。有所破方有所立，同时也有所立才方能具能破之能，恐怕后者更具有可靠性。市面所谓“真正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而中国哲学在自身民族性、即本性未立之时，便过分追求世界性，西方视域，恐怕既难免丢了自己真性，又误传一通，不但自损，也是在损灭全人类的慧根。朱熹的哲学易于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西方哲学家相比较，也恰恰是新儒家牟宗三先生所谓的“别子为宗”，因为这个哲学“道问学”之功始终具有根本性地位。在中国哲学之中，“中庸”之前是有限定的，即《中庸》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如果一定要对中国哲学之所谓研究方法论做一根本定义对话，那么可勉强名之曰“极高明而道中庸”。可勉强而分“极高明”为体，“道中庸”为用，前为本，后为用。但这也是西方哲学式的二分，二分法、非此即彼、排中律、主客对立、三段论等等在中国哲学这里是在根本上“不合法”的。如果仅仅在此意义上说，现代新儒家开山的熊十力先生之大着《体用论》也是违背了中国哲学儒释道之本意的。

那么，中国哲学的研究方法论竟是何为呢？如若在原始儒释道为代表的中国哲学而言，离开了孔子答仁式的智慧，那再拿“philosophy”而言之，已经离真正的“智慧”远矣。正老子所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哲学，离开了“其中有人”、“生命”、“道”之域，已不成其为真正之哲学，因为其已远离了真正之智慧。这也许正是西方哲学发展史所昭然若见的，这也许也正是中国哲学之世界性“大事因缘”之所在。这正是中国哲学根本上之研究方法论。

参考文献：

[1][2][3][4][5]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M].吉林出版集团2010年版,第14,14,41,42,42-43页.

[6]郭齐勇:《中国哲学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

[7]郭齐勇:《“中国哲学”及其自主性》[J],《“重写中国哲学史”三人谈》,《文史哲》2005年第3期.

[8]刘笑敢:《庄子哲学及其演变》(修订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18页.

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 我国学术界也称为“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斯大林教条体系”或“传统体系”等, 从这些提法中我们不难看出人们对该体系的反思和试图冲破它的理论努力。这一切当然是建立在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到底指什么的理论思考基础上, 但同时, 也是更为根本的原因是: 我国现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直接来源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这样, 我们对苏联哲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问题的讨论作一梳理就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了。一、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形成通常人们把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和斯大林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原因是: 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构造的理论体系, 影响了一整个历史时期。实际上, 斯大林的思想并不是理论的“空中楼阁”, 而是直接来源于列宁和普列汉诺夫等人的思想。普列汉诺夫这位被列宁称为“从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批判过修正主义者”“滥调”“的唯一马克思主义者”[ 1 ] (P31) , 以其《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1895 年)“对辩证唯物主义做了极其完美的有价值的阐述”,“培养了整整一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 2 ] (P67) [ 3 ] (P308) , 他的思想无疑会对后来列宁和斯大林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普列汉诺夫是较早的正式使用辩证唯物主义这一科学术语来概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哲学家。他认为, 最新的唯物主义即辩证唯物主义真正科学地解决了哲学基本问题, 因而是唯一彻底的和最先进的哲学体系。他说:“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主义世界观⋯⋯既包括自然界, 也包括历史。无论在自然界或是历史方面, 这种世界观‘都是本质上辨证性的’。这个形容词不是说明唯物主义的特征, 而只是表明应用它去解释的那些领域之一。”[ 4 ] (P311) 普列汉诺夫在其他场合也用其它不同的说法来表达这个意思,说历史唯物主义不过是以“宇宙”为出发点的唯物辩证法在社会学方面的应用。为此, 他强调说“存在的收稿日期: 2001—06—25·1·只是一个‘体系’——辩证唯物主义体系, 在这个体系中既有政治经济学, 也有对历史唯物主义过程的科学解释, 还有别的许多东西”。[ 4 ] (P106) 这样,“辩证唯物主义”就几乎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代名词。他的这一思想直接影响了列宁。1909 年发表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列宁在批判马赫主义过程中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体系, 尤其是它的认识论体系, 列宁指出, 马克思主义哲学整体是由“一整块钢铁铸成”的, 其中“决不可去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重要部分, 不然就会离开客观真理”[ 5 ] (P332—335)。1913—1917 年, 列宁在其《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组成部分》、《卡尔- 马克思》中总结和概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清楚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几个组成部分: 唯物主义、辩证法、唯物主义历史观以及阶级斗争。后来在《哲学笔记》中, 列宁提出了一些哲学体系的纲要, 其中《辩证法的要素》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雏形。[ 6 ] (P276) 他第一次明确提出,“在《资本论》中, 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不必要三个词: 它们是同一个东西] 都应用于一门的科学”。[ 6 ] (P290) 这就给我们提供了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基本原则——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是“同一个东西”。可见, 普列汉诺夫和列宁都强调了辩证法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重要意义; 都把历史唯物主义看成是辩证法在历史领域的应用。不同的是,前者更强调唯物主义方面, 而后者更强调辩证法方面。此外, 列宁更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性,并没有像普列汉诺夫那样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直接称为“辩证唯物主义体系”, 而是提出了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任务, 并为此作了大量的理论准备工作。这些都为斯大林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提供了条件。20 世纪30 年代, 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 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容上分为辩证法(概括为四个特征)、唯物主义(归纳为三个方面) 和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推广和运用) 三个部分, 并采用单调的叙述方法: 一律先叙述基本原理, 然后用具体的事例对原理加以说明。这本书, 原是作为《苏联共产党(布) 历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第二节的内容。后来因加上上述书名, 以单行本的方式发行, 而立即被誉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顶峰”, 以后, 苏联大多数哲学教科书的编写都以此为蓝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代名词。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以此为标志正式形成。考察它形成的过程, 尤其是其理论来源——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思想, 不难发现:首先, 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在内容上划分为三大部分, 即辩证法、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并不是斯大林的首创, 列宁在写作《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以及《卡尔- 马克思》等哲学专著时, 也明显地排列出了: 哲学唯物主义、辩证法、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次序, 后来的苏联哲学家基本上沿用了列宁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方法, 撰写了不少有分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和专著。斯大林写于1906 年的《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就已经包括三个部分:“辩证方法”、“唯物主义理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从体系上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相似的。其次, 斯大林在分别论述辩证法的四个基本特征(联系、运动变化、发展和矛盾说) , 也是与列宁对辩证法的论述思想分不开的, 只是将列宁的“辩证法是核心”的思想片面地理解为“辩证法是方法”; 而将唯物主义概括为三个基本特征, 则直接来源于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的前三章, 在这里, 列宁分别讲了唯物主义的三个基本问题: 物质和意识何为第一性, 物质的可认识性, 世界的本源。这三个问题恰恰是斯大林概括的唯物主义的三个基本特征的全部内容, 所不同的只是次序的改变。再次, 在具体论述历史唯物主义时, 斯大林下了一个定义:“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 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应用与社会生活现象, 应用于社会, 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这种“推广说”也是斯大林后来遭到批判的热点, 但是, 我们必须知道, 这种推广说是来源于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应用说的。普列汉诺夫在《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和《唯物主义史论丛》等书中多次讲到应用说; 而列宁在1913 年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中, 就明明白白写道:“马克思加深和发展了哲学唯物主义, 使它成为完备的唯物主义哲学, 把唯物主义对自然界的认识推广到人类社会的认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 5 ] (P443) 对照斯大林和普列汉诺夫及列宁的论述, 可见他们之间无多大原则差异, 可见斯大林对两位前人的继承性。最后, 也是最重要的是, 斯大林直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由“辩证唯物主义”体系演变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 也是来源于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因为, 1906 年在写《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时, 斯大林还深受普列汉诺夫的影响, 认为:·2·“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哲学体系, ⋯⋯这个哲学体系叫做辩证唯物主义。”“为什么叫做辩证唯物主义呢? 因为它的方法是辨证的, 而理论是唯物的。”[ 7 ] (P274) (后面一句话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的说法相同。) 又由于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尤其后者多次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完整性(如前所述) , 作为学生辈的斯大林当然就会继承前人的思想甚至论述的方法, 于是就提供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体系模式: 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明确地分成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大部分, 分成辩证法、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几大块。在这样的“板块结构”中, 辩证法是方法, 唯物主义是理论, 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推广。综上所述, 斯大林提供的体系模式的最大特点是“推广说”和“板块说”, 而这些都是在不同程度上来源于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思想, 只不过, 其中有斯大林对他们的误读。实际上, 综观20、30 年代苏联哲学界, 由于机械论和德波林学派的两次论战, 几乎所有的哲学专著和教科书都是专题性的, 此时的辩证法、唯物论、历史唯物主义都是分块论述就不足为奇。从最早的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1921 年)、希洛可夫《辩证唯物主义》(1931 年) , 到米丁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上册, 1932 年)、罗森塔尔《唯物辩证法》(1936 年) , 这一时期的苏联哲学家的确都是把辩证法、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分成独立的研究课题而著书立说。斯大林1938 年撰写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不能不受这些专著的影响。后者只不过把各个组成部分综合在一起, 以完成列宁所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一块整钢”的理论体系建构任务, 并揭示“一块整钢”各个组成部分的内在联系。只是, 现在看起来, 这个任务完成得并不圆满, 甚至可以说问题颇多。二、苏联模式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演化我们常以斯大林的体系模式代称苏联体系模式, 是为了说明它的影响之巨大和深刻。尔后, 几乎所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都是按斯大林体系的标准来编排的, 而且这种状况并不因为斯大林的逝世和后期对他的批判而终止。但这正如苏联哲学家叶夫格拉弗夫在他的《苏联哲学史》中所说,“不能说”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实际上, 在这期间和以后都有许多哲学家, 极具勇气地指出了斯大林体系的不足和缺陷, 并试图从不同的方面去建构新的他们认为更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 他们的理论活动构成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演化空间, 如果我们把他们“排除在理论界限之外, 从历史角度看, 那将是不公正的”。[ 8 ] (P135)这一演化过程从20 世纪40 年代一直延续到70、80 年代, 其中能够突破斯大林体系的是以凯德洛夫和科普宁为代表的“认识论派”。前者从斯大林的论述方法和具体论述内容出发反对斯大林的体系; 后者甚至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不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而是认识论。早在1947 年, 凯德洛夫就开始反对斯大林的“原理加例子”式的体系论述方法。1955 年, 他在题为《论自然科学中的几个基本哲学问题》的报告中再次指出:“现有的辩证唯物主义著作的缺点, 在于没有深刻领会列宁⋯⋯的指示⋯⋯这种例子堆砌的错误做法不是别的, 正是对待问题的教条主义态度”。[ 9 ]1977 年, 在题为《论辩证法的叙述方法——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报告中, 他指出, 哲学体系(尤其是辩证法体系) 的学术方法应该是首先找出其“细胞”, 然后以这个“细胞”为起点, 研究其最高级、最发达的形式, 最后形成理论体系。他的这一思想当然遭到了苏联大部分哲学家的反对, 包括米丁、亚历山大洛夫和康斯坦丁诺夫等人的激烈反对, 他们编著的一系列教科书基本上都是严格按照斯大林所提供的体系叙述方法, 即先叙述原理, 然后加上例子。但是在凯德洛夫看来, 这没有严格而彻底的遵循列宁关于辩证法、逻辑和唯物主义认识论三者一致的思想,所以也就无法完成列宁提出的将唯物辩证法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系统化的任务。凯德洛夫还对斯大林体系的具体结构提出了批评。他说, 应该放弃斯大林的小册子结构, 系统阐述辩证唯物主义这门科学的书,“绝不能按照先讲辨证方法的四个特征、后讲哲学唯物主义的三个特征的结构”来安排, 如果这样做, 辩证唯物主义的许多重要内容和范畴就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如否定之否定规律的长期被忽视)。他在《“否定之否定”规律》一文中详细论述了否定之否定规律在唯物主义辩证法中应占有的地位。这实际上是对斯大林体系的“板块结构”的简单性提出了批评, 并试图冲破这种板块, 填补新的内容。在对斯大林体系的单调的叙述方法和简单的分块“体系”结构提出反对意见后, 凯德洛夫进一步指出, 斯大林体系的严重缺陷还在于: 把辩证法和唯物主义割裂开来、以虚无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以前的哲学和“过低估计列宁的哲学遗产”, 他认为, 按照列宁辩证法、逻辑和认识论三者统一的思想就意味着: 不能撇开认识论问题而从纯方法论角度提出哲学问题, 也不能完全撇开认识方法问题而从认识论·3·上提出问题。这就提出了他一贯的观点: 不能否认辩证法是逻辑和认识论。凯德洛夫的这一思想得到了科普宁的支持和发展。1962 年, 科普宁就在一个哲学讨论会上批评了对科学认识论问题研究甚少的现状; 1971 年, 他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论与现代科学》一文中, 提出必须把唯物辩证法看做开放的体系, 适应新的条件改变其形式。问题不在于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体系中做出个别改动, 而在于“对现代科学知识做出更基本、更全面的哲学综合, 其结果是发展和丰富唯物辩证法的全部规律和范畴”, 其中也包括提出新范畴。他在1973 年出版的《作为逻辑和认识论的辩证法》、《辩证法、逻辑、科学》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导论》就是从分析现代自然科学认识的范畴结构方面着手, 制定唯物辩证法的体系。他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既是世界观、方法也是认识论。”“世界观作为方法和认识论而起作用,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部规律和范畴都是如此, 它们具有客观的内容并作为认识现实的现象的方法和理论。”“作为世界观、方法的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 也是认识论”[ 10 ] (P37—38)。科普宁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把自然界的规律搬到社会, 也不是相反的把社会的规律搬到自然界⋯⋯不是把社会规律搬到自然界而成为普遍规律, 而是社会规律的知识是发现自然界和社会的普遍规律的必要前提”; 辩证唯物主义“也不是直接地研究存在及其形式, 而是把它们看做人的感性的、物质的、革命批判的实践活动的客体, 所以它也是研究社会发展的规律, 因此它同时也是历史唯物主义, 它从理论上论证了作为社会思想的共产主义”。这样, 科普宁就在认识论的意义上把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看成是同一的东西了, 它们本身是关于存在规律和形式的学说, 即“大写字母的逻辑”。这显然是对斯大林体系的“推广说”的突破, 更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的重大突破。难怪他的反对者米丁和康斯坦丁诺夫等人指责他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只归结为逻辑和认识论; 没有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意义。但是科普宁并没有被他的反对者所吓倒, 他和凯德洛夫一样, 尽管遭到无情的批判(尤其是在早期) , 但他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由于共同理论旨趣,二人多次互相支持, 共同对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提出了不同于斯大林体系的观点: 比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问题(是否是“整个世界”? 科普宁等持反对态度, 参见凯德洛夫《论“整个世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的这一提法》;莫斯科1979 年) 以及与之相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问题(科普宁等认为如果自然科学没有给哲学提供必要的材料, 那哲学只能用自己的手段即抽象的思维去臆造。参见科普宁《科学的认识论基础和逻辑基础》莫斯科1974 年, 第387 页)、实践和认识的问题(科普宁认为实践与认识是统一的,实践本身是认识的要素, 而认识又是实践的活动的组成部分, 这就与把实践定义为人类改造周围世界的物质活动是很不相同的)、人的问题(科普宁是最早重视研究人的问题的苏联哲学家之一, 他说“世界观的对象是‘人和周围世界’的关系, 它力图解决处在周围自然界相互关系之中、处在同对自然界运动的普遍规律的理解的紧密联系中的人的问题”, 世界观包括哲学的基本问题、发展观和历史观, 这些问题的解决“归根到底服从于人及其存在的问题的解决”。参见科普宁《科学的认识论基础和逻辑基础》第21、27 页)。由于对这些问题的不同于斯大林体系的回答,使得凯德洛夫和科普宁被认定为“认识论派”的代表人物, 但是, 必须指出的是, 在斯大林体系的演化过程中, 起着“突破”体系作用的哲学家不只是认识论派的人物, 如早在60 年代, 鲁特凯维奇就以自己的观点反对斯大林体系中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仅仅看成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相加, 而后者是前者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推广说,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做广义的解释, 即它是由各门哲学学科组成的体系。这一体系包括: 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逻辑、美学、伦理学、科学无神论和哲学史。到了70、80 年代, 阿列克谢耶夫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对象、结构和职能》(1978 年) 和杰明娜主编的《作为体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 1981 年) 等, 也都表达了同鲁特凯维奇相似的观点。哲学家麦柳欣直接说: 不应当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仅仅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同起来。可以看出他们对体系的理解既不同于斯大林体系, 也不同于认识论体系。就是那些坚决拥护斯大林体系的哲学家, 随着斯大林的逝世和苏联后期的非斯大林化运动, 也开始认识到了斯大林体系的弊病, 并作出程度不同的反应, 如康斯坦丁诺夫主编的《历史唯物主义》在1953 年出第二版的时候, 在内容和结构上已比过去有较大改动(如有关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等, 体现了反对个人崇拜的精神) ;1958 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在体系上的改动更大, 其中把意识论与认识论结合起来, 在辩证法部分采取先讲范畴、后讲规律, 而规律又分别各用一章加以论述, 这种结构与斯大林的论述方法是不同的, 而且全书各章节都有自然科学方面的材料论·4·证, 这也是以前所没有的; 1971 年出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原理》(仍由康斯坦丁诺夫主编) , 则被公认是70 年代以后苏联的经典哲学教科书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最新理解, 因为它把现代资产阶级和社会批判作为单独的一大部分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并列论述, 还专门增加了“人的认识的性质”一章, 关于认识论部分, 开宗明义就提出:“唯物主义辩证法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 可见, 苏联哲学界已经开始接受科普宁等人的体系思想。此外, 从40、50 年代以后, 尤其是60 年代以后,哲学界关于认识论问题、实践问题、人的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异化问题、主体- 客体问题和价值问题等)、自然科学哲学问题(如系统论等)、全球性问题等等, 在对这些问题的探讨过程中, 丰富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理解, 有人甚至从各自的研究角度试图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 比如试图以人的问题为中心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作出新的解释, 格里高扬就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全部组成部分的统一中是彻底的和鲜明的人的哲学”。这显然是与科普宁关于人的思想是一致的。这些都共同构成了苏联模式哲学体系的演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 有许多的哲学家从不同的方面和角度对斯大林体系提出了质疑和建构新体系的理论设想, 但由于现实的政治气候, 使得他们建构新体系的工作充满了艰辛和曲折。但是还是出现了像凯德洛夫和科普宁这样的一贯坚持自己观点的理论家,他们对斯大林体系的突破是意义重大的: 它不仅告诉我们, 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并不仅仅指斯大林体系, 而是有更多的内容; 而且这种突破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苏联哲学以后的发展思路。三、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评价斯大林逝世后, 尤其是苏共二十大以后, 各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都从不同方面指出了斯大林模式的不足: 德国的哲学家利辛指出, 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是处于不断变化过程之中的自我完善的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和叙述方法不可能一成不变,它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 所以他提出用“辨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一词代替苏联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表述方法, 以便更确切地反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不可分割性”; 柯尔施、卢卡奇、列非弗尔、阿尔都塞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则认定苏联哲学体系是教条主义、公式主义和形而上学, 进而从结构主义、存在主义、人道主义等各方面重新研究和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有人提出了“实践哲学”体系、有人提出了“社会批判”哲学体系、有人提出“人学”体系。可见, 对苏联哲学体系的评价直接涉及到如何构建新体系的工作, 于是, 评价苏联哲学体系的问题, 成了理论界的一个热点。但它同时又是一个难点, 因为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苏共领导的整个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苏联哲学在70 余年间的发展时期里直接受到政治变动的冲击, 导致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主要就是斯大林体系; 这使得人们在评价苏联模式时, 长期习惯性地以为苏联模式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只包括斯大林模式, 而无视苏联哲学家对这一体系的改良和突破, 仿佛整个苏联哲学体系是一贯一致, 毫无变化的; 或者即使承认有变化, 也是无足轻重的, 所以他们在评价苏联哲学模式时, 实际上就是在评价斯大林模式。这些, 给我们正确评价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带来了困难: 要么是一味的鼓吹它的“首创性”和“体系性”甚至“科学性”, 只是象征性地指出一些不足和缺陷; 要么彻底将之打翻在地, 甚至吐上唾沫, 骂得一无是处。这些失之偏颇的做法使得我们直至今天仍然没有给苏联模式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一个理性的认识。而要做到对它的正确而公允的评价, 就必须对它的形成和演变过程有一个正确、清楚的认识。

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关系原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关系原理：第一，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是相互区别的；第二，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又是相互联结的，矛盾的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特殊性又体现着普遍性；第三；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区别是相对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关系原理，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原则的哲学基础，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是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针的哲学根据。在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现了矛盾普遍推行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的统一。“中国特色”是中国不同于其他国家的个性，特殊性；“社会主义”是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共性，普遍性。一方面，中国的发展不论多么特殊，也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共性。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一般只能在各国特色的个别中存在，我们要建设中国模式，中国就要立足于中国的国情，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这又是个性。我党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方针实际上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原理的具体运用，是正确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要了解本国的基本国情。这就需要对我国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进行全面系统的而不是片面零碎的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作出科学概括。“我国现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科学的命题，是从社会性质和社会发展阶段上对我国国情的基本概括。我们讲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就要搞清楚什么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初级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正是基于对基本国情的正确分析，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有一个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者，如何正确对待各国经验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它的哲学世界观）概括了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人的思维的普遍本质和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是我们革命和建设的指南。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行动的指南，而不是包治百病的药方。还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总是结合一定时间、地点、条件下的具体事物论述基本原理、基本规律。他们的著作是普遍和特殊、共性和个性的统一。因此，我们在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时候，要注意区分哪些是普遍的、共性的东西，哪些是特殊的、个性的东西，避免犯教条主义和实用主义的错误。

如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关系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大局，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根本要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路，是要加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化资源配置方式，打造合格的市场主体，推进科技创新市场化，创造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政策环境，从而在市场竞争中，实现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要从以下五个方面着力推进： 一、深化投资体制改革，优化资源配置。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这是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基本前提。一是加快政府投资体制改革。明确界定政府投资的职责和范围，优化政府投资结构，政府投资加快从竞争领域退出，转为主要用于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环节。创新政府投资运作机制，积极推广"代建制"等市场化运作模式，提高政府投资利用效率。二是进一步落实企业投资自主权。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减少行政审批和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转为更加注重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对企业投资项目政府一律不再审批，政府仅从外部性、公共性、合规性方面对企业投资项目予以核准或备案，履行好对重大项目规划协调、发布行业信息等服务职能。 二、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打造合格的市场主体。只有理性、合格的市场主体，才能有降低成本、追求技术进步、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内在动力，这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载体。深化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积极引入国内外有实力的战略投资者，形成多元投资主体，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健全现代企业制度。继续推动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做好政策性关闭破产，国有经济要从一般性竞争领域退出，逐步向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增强国有经济控制力和影响力。深化铁路、邮政等垄断行业改革，实行政资分开、政企分开，引入竞争机制，积极推进特许经营模式。加快开展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试点，规范国家与国有企业的分配关系，体现政府的所有者权益。破除体制障碍，推进公平准入和改善融资条件，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三、推进科技体制改革，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动力。有效的科技体制将为科技进步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供体制保障。要大力推进科技体制市场化改革，统筹不同所有制单位的科研投入，改变长期存在的所有制歧视和部门壁垒问题，支持教育体制改革，推动科技教育事业真正面向世界、面向市场、面向现代化。要全面落实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实施基础研究、高技术研究和科技支撑计划，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重点建设一批国家实验室、国家工程中心，加强科技基础能力建设。要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要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引导和支持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要创新产业研发资金的投入机制，扩大创业风险投资试点范围，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四、加强环境资源制度建设，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大力推进节能减排，加强节能环保，构建能源资源等生产要素投入的约束机制，这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条件。发展生产要素市场，建立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和市场供求关系的要素和资源价格形成机制，逐步取消垄断行业产品的行政定价机制，相应建立与完善价格调整听证制度。建立落后产能的退出机制，加快淘汰高耗能行业落后产能。着力推进建筑节能、高效照明产品推广等十大重点节能工程，增强节能能力。开发和推广节约、替代、循环利用资源和治理污染的先进适用技术，提高科技进步对节能减排的贡献。继续做好"三河三湖"和松花江等重点流域污染防治工作，实施渤海环境保护总体规划和太湖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方案。扎实推进节能减排报告、审计和能效标识工作，加强环境监管能力建设，完善能源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奖惩机制。发展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提高新能源在能源供应中的比重。建立节能减排市场化运作机制，按照补偿治理成本的原则，提高污水处理收费标准，实现治污成本内部化。 五、深化财税、金融体制改革，提供制度与政策环境。优化财税等政策设计与制度安排，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优良的政策环境。建立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税制度，加快建立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完善省以下财政管理体制，积极推行"省直管县"和"乡财县管"等财政管理改革，完善地方税制，逐步建立财力向基层倾斜的机制，增强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引导地方政府由过于重视发展工业项目向重视生态环境和基础设施方面转变。继续运用出口退税和关税政策限制"两高一资"和相关资源性产品出口，推进资源税、燃油税改革，加快扩大增值税转型试点，研究制定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方案，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良好税收环境。继续深化银行业改革，加快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按照市场经济原则，完善银行内部法人治理结构，使其真正成为企业化运作的商业银行，切实提高银行自身经营效率，促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