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对国际金融的影响论文

新型冠状肺炎疫情的爆发,给我国民众的正常生活、企业生产以及投资发展造成不良影响。金融市场历来被视为国民经济的晴雨表,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带来的影响往往会在第一时间反映到金融市场中。

因此,探究新型冠状肺炎疫情对我金融市场的影响,对稳定我国金融市场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为投资方向及决策提供科学有利的理论依据。首先,通过运用干预模型结合经典ARIMA模型,将新冠肺炎疫情视为干预因素,定量分析了疫情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影响程度。结果显示:新冠疫情对我国股票市场产生了负面的冲击,对债券市场生产了正面的冲击。

对比ARIMA模型和干预模型的预测结果发现,干预模型的预测误差基本上小于ARIMA模型的预测误差,说明干预模型的拟合度更高。其次,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本文构建VAR模型系统分析了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股市和债市的动态冲击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所构建的VAR模型是稳定的,疫情对金融市场造成了显著性的影响。根据脉冲响应函数,可以发现新冠肺炎疫情对股市和债市的动态冲击效应、持续时间都存在差异。新冠肺炎疫情对债市的冲击比较平缓,而对股市的动态冲击较大,且存在较长的滞后效应。

“非接触金融”还能持续多久？

3354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金融服务调查

新冠肺炎的突然爆发使得非接触金融逐渐兴起，并成为近期金融业务中毋庸置疑的主角。

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等五部门发布《关于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的通知》，要求金融机构加强网上服务，引导企业和居民网上办理金融业务。2月15日，银监会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金融服务的通知》，要求银行业、保险业优化丰富“非接触式服务”渠道，提供安全便捷的“在家门口”金融服务。这是金融监管部门首次提及“非接触式”服务。

新银行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表示：“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可能会深刻改变公众的思维观念和行为模式，有望加速金融业务结构和服务方式的变革。”

商业流行“不接触”

家住浙江省温岭市松门镇的孙女士经营着糖桔果园。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原本是销售旺季的糖橙面临滞销风险，物流、运输、化肥价格上涨等原因让她的生意“雪上加霜”。

然而，台州银行温岭松门支行客户经理乔林通过调查了解了情况。她通过微信、电话等方式与孙女士取得了联系。并在第一时间得知她急需一笔资金用于流动资金和化肥采购。为了减少客户接触，在线指导孙女士在24小时移动营业厅办理贷款。从申请到成功审批不到2天。除了网上申请贷款，乔林还指导她通过“视频柜员”进行网上还款和网上转账。

二是支付结算。在人民银行支持下，银行业放开小额支付系统业务限额，延长大额支付系统时限，7x24小时满足各类资金汇划需求；对常见的柜台业务进行梳理，对必须在银行柜台办理的业务逐项提出备选方案；对于跨境汇款等复杂程度较高的业务，部分银行加强了上下级联动，通过跨境支付系统(CIPS)提高了处理时效。

此外，一些金融机构也将金融科技能力使用于疫情防控。例如，中国建设银行为各级民政部门和社区开发了线上“建行智慧社区管理平台”，帮助城乡社区构建“线上线下”立体防控体系。

金融成为强有力的支撑。

作为总行位于浙江杭州的全国性股份制银行，浙商银行一季度通过线上业务发放贷款超过54亿元，通过自动增量服务服务小微企业超过4600家，贷款超过25亿元。

这些非接触式金融服务的背后，是长期以来对小微企业专业化服务过程中对互联网和大数据的使用和积累，使得小微金融服务平台化、数字化、智能化。

此外，银行还自动分析客户相关数据，如征信、工商、税务等。并从行为数据、交易数据、属性数据、能力评估数据快速构建客户“画像”，配合大数据信用模型，在几分钟内做出贷与不贷、贷多贷少的判断。

“将区块链技术使用于供应链金融也是服务领域的一项重大创新。通过充分发挥区块链科技信息共享的可信、不可篡改、不可否认、可追溯等技术特性，首创‘应收链平台’，结合不同使用场景，先后开发推出区块链订单通、仓单通、分拨通，可为核心企业上下游小微企业提供灵活高效的金融服务。”浙商银行总行普惠金融事业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在前提下

得益于近两年来智能机器人的开拓创新，疫情期间，招联消费金融公司不断加快迭代AI人工智能研发，并启用了约5000个招联智能机器人服务，尽可能地覆盖对客户提醒等多场景服务。据介绍，招联金融自主研发的智能机器人具有低成本、多场景、高产出、高效能、易追踪等特点，能以高达99%的准确率识别200余种用户意图，承担了该公司95%的客户服务与贷后资产管理工作，有效提升了服务质量和客户体验。

不仅如此，上海农商行已实现个人贷款全流程线上化，从线上营销、获客、申请、审核直至放款全流程实现了线上完成，通过微信小程序就可申请贷款，最快3分钟即可放款，这也保障了疫情期间非接触金融服务的顺利推行。

数字化服务难题待解

不过，看似强大的非接触式金融服务，其实还面临许多难题。多位业内人士表示，由于目前基础数据不完善，外部大数据覆盖人口范围有限。很多数据只适用于区域市场，金融机构需要通过吸引技术支持方加快人员、设备的铺设，以渐进方式予以改进。

不仅如此，由于个体工商户或小企业主分布零散，客户类型、信用资质差异较大，在非接触前提下，金融机构要设计高效便捷又能控制操作风险的业务模式面临较大挑战。同时，由于小微信贷的风险控制方式具有场景化特点，与普通消费信贷目标客群同质化程度高，如何兼顾开发成本和风险控制之间的平衡，也对金融机构提出考验。

“数字化能力是非接触式服务的基础，数字化转型是金融服务发展的主流趋势。”马上消费金融公司有关负责人表示，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催化了这一进程加快发展，但这对企业技术能力也提出了更高要求。

作为人工智能技术服务提供商，“第四范式”产品商业化委员会负责人于佳表示，非接触式金融服务的兴起引发了新风险控制需求，智能风险控制能力是保障业务发展的基础，“智能风控技术是帮助金融企业提升风控效率、降低风险管理成本、平衡金融创新和风险的关键”。

“金融有反馈滞后的特点。同时，金融业受到宏观因素、监管、市场的影响，存在更多不确定性，任何一个环节或要素出现变动，都需要更改相应系统和模型。”360金融首席科学家张家兴表示，金融是周期性的，技

术的支持和铺垫是从已有的东西、事实中学习和归纳推理，并基于历史数据去预测未来，但是金融却很难预测。

正因以上难点，金融科技对技术综合能力的要求更高。业内专家表示，金融的核心是风险控制，风控的核心来自于信用。目前，中国仍有大量征信未覆盖人群，这就需要用技术方式挖掘信息，并给出个人信用评级。

实际上，数字化转型意味着要改变金融机构现有组织架构以及现有系统能力，整个非接触金融对于业务模式和运营模式都提出新挑战，这对很多机构来讲困难重重。与此同时，非接触金融对系统安全性、稳定性以及风控能力提出较多挑战，大多机构很难支撑全面的线上运营。

非接触理念仍将延续

尽管困难重重，但业内认为，此次疫情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公众参与金融活动的方式，由此催生的非接触金融服务理念和需求，不会随着疫情减轻而消失，反而会进一步深化。“这对金融服务提出更高要求，也带来新的机遇。”董希淼认为，对金融机构来说，应从战略上重视非接触金融服务，及时修订完善与非接触冲突的内部制度，构建符合机构能力的非接触金融服务体系，提高服务能力，提升客户体验，促进业务发展。

当前，越来越多客户已经养成了线上办理业务的习惯。“非接触式服务加速金融行业线上化发展，将服务在数字世界中全面延伸，不再受传统线下业务的限制，真正让金融实现数字化转型。”于佳说。

多位业内人士判断，线上化运营能力可以获取更多的私域流量以及更多活跃客户，围绕以客户为中心的个性化和定制化服务将成为金融行业的核心服务。比如，过去办理信用卡需要客户前往银行柜台，而现在一半以上的申请都可以在线上完成；理财业务更是可以通过网银办理。

“未来，对金融机构来说，客户留在机构内的相关数据将是极具价值以及区分度的信息。如何利用人工智能等数据分析手段，对客户进行精细地刻画，进而采取差异化、个人化的行动，实现多业务、跨场景、全链路客户生命周期的精准营销和运营，与客户建立更深刻的联系，将成为金融机构的主要发力点。”于佳表示，以银行为例，智能化大数据使用是银行在未来十年制胜的核心能力。

“疫情暴发加快了非接触金融发展，非接触金融会逐步提高金融普遍性，非接触金融的逐步发展壮大将是新经济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上海农商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战“疫”期间，传统金融遭受一定冲击，对于非接触金融而言则是难得的机遇期，非接触式金融是线上金融的延伸，尤其在疫情期间，市场对金融业数字化的转型需求从未如此强烈，银行的数字化转型成为大势所趋。

上述上海农商行负责人表示，非接触式金融服务将成为现有金融服务的重要补充。随着5G时代的到来，互联网高度发展，用户更倾向于高效便捷的非接触金融业务，“我们相信，除了非接触金融，各个行业都会发展非接触式服务。之前由于制度、习惯等因素，非接触式服务在生产、教育等领域面对比较大的发展瓶颈。但随着疫情对金融服务行为的重塑，我们有理由相信非接触式服务将迎来更好发展”。

金农易贷是由系统进行审核的，最快的话一分钟会给出审核结果，慢的话需要30多分钟才会有审核结果。也就是说，如果用户申请金农易贷，那么最迟30分能通过审核。而超时还显示在审核中，请用户主动与金农易贷的人工客服联系。

通过贷款审核以后，用户需要通过手机来签订贷款合同，合同签订好以后，系统会尽快安排放款。

中国经济具有巨大的弹性和韧性，它对当前的疫情冲击有很强的防御和自愈能力，能够使中国经济在克服当前困难和风险基础上快速回归向好发展的轨道上。疫情不会改变中国经济基本面和长期趋势，如能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最好的投资机会就在中国。图片来源/新华社■刘元春 任泽平 陈彦斌 伍戈联合解题日前，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积极组织内外部专家，针对“疫情背景下的经济增长与宏观政策”展开联合研究。中国经济具有强大韧性虽然疫情对中国经济造成了一定的短期影响，但是中国经济韧性强、回旋余地大，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变。中国经济的韧性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刘元春（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联合创始人）：第一，中国经济的最大韧性来源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这种优势决定了中国可以利用举国力量快速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快速使经济社会秩序恢复正常。第二，经过70多年发展，中国已经奠定了实力雄厚的物质基础和生产能力，疫情对于中国数百万亿元的固定资产、接近9亿人的劳动力以及全世界规模最大、品类最齐全的生产体系难以产生实质性损伤。第三，中国有超大规模市场和内需潜力巨大。疫情带来的冲击，无法撼动中国市场的自我良性循环。居民消费升级、城镇化与工业化的推进及服务业的快速发展都将为发展提供广阔空间。第四，新经济和新动能的蓬勃发展将较大程度缓冲疫情冲击。尤其是互联网经济与网上办公等新业态的发展，保证了中国经济社会在疫情中保持有效运转，缓冲了疫情对传统经济的冲击。第五，中国政府拥有强大的经济调控能力、充足的政策工具箱和广阔的政策空间，这决定了中国经济具有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目前，中国政府债务率不到60%，预算财政赤字率没有超过3%，各类贷款平均加权利率依然维持在5%左右，由此保证了中国政府可以在稳中求进的总基调下持续展开有弹性的“六稳”政策。总体看，当前中国经济具有巨大的弹性和韧性，它对当前的疫情冲击有很强的防御和自愈能力，能够使中国经济在克服当前困难和风险基础上快速回归向好发展的轨道上。任泽平（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恒大研究院院长）：疫情不会改变中国经济基本面和长期趋势，如能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最好的投资机会就在中国。一是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美经济主导全球。据IMF估计，2019年全球GDP总量达万亿美元，其中，中、美占全球GDP比重分别为和。二是2019年中国GDP实际增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相比之下，美国GDP实际增速、韩国、英国、日本，均远落后于中国。三是中国人均GDP仍有较大增长空间。2019年中国人均GDP为70892元，即10277美元，仅为美国的约1/6，英国的1/5，与1981年的日本、1994年的韩国相当，未来发展潜力巨大。四是中国城镇化率仍有20%的提高空间。2019年中国城镇化率，仅略高于2018年世界平均水平，远低于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81%。同时，中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远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还有约亿农民工及家属子女未能市民化。五是中国拥有全球最大市场和最大中等收入群体。中国有覆盖14亿人口的统一市场，商品、人员、服务和资本均可自由流动，产品研发、生产、物流、销售等环节都存在巨大的规模效应。六是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2019年末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约9亿，就业人员7亿多，受过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高素质人才有亿，每年有约800万大学生毕业。尽管中国总人口已跨过刘易斯拐点，但人口素质的上升使得中国孕育了新一轮、更大的人才红利。七是中国创新创业十分活跃，新经济独角兽企业数仅次于美国。2019年中美新增独角兽分别占全球比重为和。未来中国信息服务业与人工智能、AR、VR技术结合仍将释放巨大增长潜力，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动能。疫情不会改变中国中长期向好趋势疫情会否影响我国的潜在增长率？应主要从需求侧还是供给侧恢复经济增长？刘元春：任何一场疫情引发的经济冲击本质上是外生的、短期的和局部的，不会引起一个大型经济体的经济发展趋势出现偏离。这是因为，一个国家中长期的发展趋势和生产能力主要取决于三大因素：一是资本存量及其增长速度。二是劳动力及其人力资本积累的状况。三是技术进步以及资源配置效率的改进。这三大因素均不会因为疫情的冲击而发生根本性变化。纵观近百年历史，没有哪一场大疫导致一个大型经济体出现长期停滞，经济一般在疫情消退后1个季度左右就回到正常发展轨道。因此，当前疫情最多只会带来1至2个季度的经济小幅波动，不会改变中国中长期向好趋势，中国的潜在增速不会出现系统性偏离。由此，当前经济工作重点应在于有序展开复工复产，使经济循环尽快常态化，不宜在经济社会秩序没有常态化之前展开大规模经济扩张计划。经济政策应以疫情救助和促进经济循环体系恢复为主，坚持底线管理的基本原则。任泽平：此次疫情对经济的影响程度将大于2003年非典，但时间可能更短，具体影响大小取决于疫情持续时间和政策对冲力度。当前应兼顾应对疫情和长期改革，供求两侧发力，推出几项具有破冰效应、释放重大信号、能够提振各方信心的关键举措。一是提前储备项目，疫情后实施大规模基建，把由疫情冲击经济砸的坑填上。尤其是对人口流入的城市群和区域中心城市进行适当超前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以刺激需求、稳定就业，对冲经济下行压力。二是实施大规模减税降费并优化方式，从减增值税改为减企业所得税和社保缴费率，提高企业获得感。一方面，继续下调社保缴费率3个百分点，其中养老、医疗保险缴费率分别下调1个百分点和2个百分点。另一方面，下调企业所得税税率至21%，与美国联邦企业所得税税率相当。警惕疫情下的六大风险点疫情下须重点提防的风险点有哪些？刘元春：第一，经济增速下行下，就业风险是最大的灰犀牛。2月制造业从业人员指数仅为，比2019年同期下降个百分点，表明就业市场出现收缩。虽然不会造成大面积失业问题，但就业形势明显吃紧。第二，当前物价的结构性上涨势头将进一步显现，应谨防“滞胀”风险。可以预见，在疫情管控放松后价格将快速释放。同时，不同行业和不同区域的复工复产进程不一致，也会导致供应链出现瓶颈，部分原材料价格快速上涨。第三，要警惕疫情在全球蔓延所带来的全球经济快速下滑、金融市场大幅波动风险。目前，疫情在全球的蔓延势头明显加剧。因此，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将面临全球经济与国际金融市场的巨大不确定性，应当作出相应预案，防范外部冲击对中国经济的潜在影响。第四，要高度重视房地产市场的不确定性，防止房价快速回落。疫情后房地产企业通过大幅降价来快速回笼资金的情况将会增多，一旦降价预期形成，将容易形成“购房意愿下降——需求减少导致房价下降——降价预期增强”的不利循环，这对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将产生较大冲击。第五，要高度警惕放松货币政策所带来的资产泡沫化风险。目前经济循环没有基本恢复，货币政策释放的流动性难以流入实体经济，资金大规模进入金融市场会带来资产泡沫化风险。而资产泡沫将引发金融市场的大幅回调，妨碍疫情后中国经济的恢复。第六，要高度警惕过度积极财政政策带来的政府债务加剧风险。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不同，疫情冲击是短暂的，疫情后经济运行会恢复常态化，因而采取类似2009年大规模刺激政策的理由并不充分。而且，过度积极的财政政策会导致政府债务和宏观杠杆率大幅上升，这将会成为金融风险的核心根源，也会阻碍社会生产率的提升。任泽平：当前须兼顾疫情防控与恢复生产，警惕各地疫情防控“一刀切、层层加码”现象。一些疫情较轻的城市，盲目照搬疫情严重地区措施，采取各种过度限制措施，不能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在没有兜底预案、企业买单的情况下，将疫情防控措施无限扩大化，经济发展基本停滞，本质上是懒政怠政、不担责的表现。“一刀切、层层加码”式防控，打乱了经济运行秩序，给企业、各行业、产业链、社会稳定带来严峻压力。因此，应坚持疫情防控与企业复工“两手抓”，采取分区分级防控措施，杜绝以疫情防控之名行懒政怠政之实，以简单粗暴的方式限制企业复工。疫情对全球供应链会有多大影响？中国应采取什么措施来巩固和提高我们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以增强国际竞争力？任泽平：疫情冲击全球供应链，中国须以改革的方法稳增长。一是放开汽车、金融、能源、电信、电力等基础领域及医疗教育等服务业市场准入，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深化国企改革，落实竞争中性和所有制中性，消除所有制歧视，提升市场竞争和资源配置效率。二是以注册制改革为抓手，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配套制度。三是推动以“人地挂钩、金融稳定”为核心的住房制度改革，强化居住和实体经济属性，弱化金融属性。一方面，以常住人口增量为核心改革“人地挂钩”。另一方面，保持房地产金融政策稳定，回归市场化，支持刚需和改善型购房需求，支持行业间并购重组。四是调动地方政府和企业家积极性，给地方官员新的激励机制，给民营企业家吃定心丸。货币政策要注重定向调控、精准调控当前CPI位于几年来的高位，这使得货币政策发力时受到掣肘，但疫情对餐饮、旅游等行业影响较明显，其中小微企业尤其须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两难情形下，货币政策应如何定位？陈彦斌（中国人民大学教育部国家经济学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执行主任、经济学院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主要成员）：2020年1月份CPI同比涨幅上升至，触及了201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而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CPI涨幅仅为，连续16个月位于2%以下的较低水平。整体CPI与核心CPI走势分化，对货币政策的制定造成了一定困扰。理论上看，货币政策制定应着眼于核心CPI而非整体CPI。这主要是因为，包含食品和能源价格的CPI容易出现预期之外的大幅波动，会扰乱公众预期并对货币政策空间形成制约。本轮CPI上涨主要是受猪肉价格上涨叠加疫情的影响，与经济基本面不存在较大关联。因此，稳健的货币政策不应掣肘于整体CPI的上涨，而应坚持稳定经济的目标定位，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当然，猪肉价格上涨所引起的CPI涨幅扩大问题也不容忽视。有效解决猪肉价格上涨的结构性问题需要财政补贴政策等针对性较强的其他经济政策激励生产来加以应对和实现价格稳定，不能依靠总量调节为主的货币政策。伍戈（长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总裁助理）：一是为应对疫情严重冲击，货币政策应坚持稳健略宽松的取向。在一季度各行业普遍遭受重创的情况下，需要宽松货币政策为稳增长和稳就业“护航”。二是需把握货币政策宽松的力度和节奏，坚持适度宽松但避免“大水漫灌”。当前，CPI涨幅位于高位，货币宽松的幅度需要考虑对物价的影响。同时，货币过度宽松容易导致房价大幅上涨。未来仍需坚持“房住不炒”定位，防止过量流动性推动房价上涨。三是货币政策要坚持定向调控、精准调控，合理运用政策工具。本次疫情对二、三产业以及中小企业冲击较大，因此货币政策操作要注重定向调控、精准调控，合理运用结构化货币政策工具，实现精准帮扶。疫情下货币政策如何提高调控效率，更有效增强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陈彦斌：面对本次疫情，货币政策及时采取多种手段释放了较为充裕的流动性，并通过政策利率积极引导市场利率下行。但也应看到，目前货币政策效果更多体现为股市的快速上涨，资金“脱实向虚”问题有所显现。因此，提高货币政策调控效率，使货币政策更有效地支持实体经济，是当前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事实上，中国货币政策传导不畅的问题一直存在，其根源在于经济与金融体制机制上的扭曲。一方面，实体经济中存在一些预算软约束部门，对信贷资金存在大量需求，挤占了其他部门的信贷资源。另一方面，在利率仍存在一定管制的背景下，商业银行可获得稳定的净息差，因而不愿过多承担风险，更有意愿将信贷资源投放到预算软约束部门。需要着力提高货币政策的调控效率。一是加强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与微观金融监管三者的协调配合，推动资金更好地流入实体经济。二是适度通过结构性货币政策，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特定区域、特定行业、特定群体的扶持。但这只能作为特殊时期的权宜之计，不能长期化、常态化使用。三是要加强货币政策的预期管理与前瞻性指引，给予公众信心和稳定的预期。四是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破除经济与金融体制上的扭曲，并加快利率市场化的改革步伐。伍戈：为保证全年发展目标的实现，货币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在稳健基础上灵活适度。用好已有金融支持政策，适时出台新政策，在多重目标中寻求动态平衡，妥善应对疫情短期内对经济的冲击，不搞“大水漫灌”。一是继续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引导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下行。综合运用公开市场操作手段以及常备借贷便利、中期借贷便利等中长期流动性投放工具，保持总量合理。适时适度调节存款基准利率，合理压降银行负债端成本。二是继续用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已出台的政策要精准落地，压实承贷银行的责任，对企业进行严格的筛选，确保贷款用于疫情防控领域。同时，要提高审批和放贷效率，有效降低企业实际融资成本。三是要因时制宜、因地制宜采取针对性支持措施。要密切关注疫情发展情况，合理调整政策节奏，因地制宜采取针对性措施。根据不同地区疫情演变进度，不同行业复工复产进度及计划，设计有针对性的支持方案。四是要更加重视对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融资支持。可考虑根据不同地区疫情情况，给予企业在特殊时期还本付息延期支持，对因疫情影响未能及时还款的企业不作逾期信用记录报送。从多方面着力实现财政政策效用值最大化财政目前处于紧平衡状态，尤其是部分地方政府债务压力较大。在应对疫情过程中，如何落实“积极财政政策”的政策定位？陈彦斌：当前，财政整体上面临减收增支压力，财政运行仍将处于“紧平衡”状态。作为逆周期调节工具的财政政策应加力提效，让“紧平衡”下有限的财政资源发挥更大作用。具体须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适当提高2020年的目标赤字率。适当提高目标赤字率体现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定位，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当前财政收支压力。二是财政政策要精准发力。针对受疫情影响较为严重的行业和企业，要进一步具有针对性地出台更多减税降费政策，进一步降低企业税费负担，帮助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渡过难关。三是财政政策要提质增效。在减少税收收入的同时，避免非税收入的升高，切实降低宏观税负，以最小代价稳定经济增长。伍戈：在经济下行风险加大和财政收支承压背景下，为积极对冲疫情影响，要继续推行有针对性的财税政策，进一步优化支出结构。充分利用专项债等政策工具，将政策落到实处，实现财政政策效用值最大化。一是更加精准实施减税降费。可考虑研究出台阶段性、有针对性的税费政策，政策导向由“更大规模”转向“精准落地”，密切关注不同行业的税负变化，重点支持受损严重行业复工复产。二是优化调整财政支出结构。要落实零基预算理念，重视评估重大项目的财政可承受能力，削减非必要、非重点项目支出，压缩一般性支出。财政资金应投向撬动力度更大的重点领域，以市场化为原则，承担市场无力满足的需求。三是扩大专项债发行和使用。鉴于专项债是专款专用的债务，不计入财政赤字，有成本低、使用灵活的优势，建议未来进一步扩大专项债发行和使用。以一揽子政策帮助市场恢复信心除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还应采取哪些重要举措帮市场与公众更快更好恢复信心？陈彦斌：还应从更全面的视野布局，采取“微观政策要活+产业政策要准+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一揽子政策，帮助市场与公众恢复信心。一是要着力落实“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政策组合，更好地提升消费者信心。就改革政策而言，核心是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扭转中等收入人群可支配收入增速过快下滑的局面。同时，要加快建立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减轻住房对居民消费的挤出作用。就社会政策而言，核心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与救助体系，使居民减少预防性储蓄，更好地释放消费需求。二是要着力落实“微观政策要活+产业政策要准”的政策组合，更好地提升企业家信心。就微观政策而言，要进一步简化行政审批、优化营商环境。就产业政策而言，要加大力度实施以放松管制、促进竞争为核心特征的功能性产业政策，为企业家提供更大发展空间和更多发展机遇。伍戈：一是加强疫情防控，做好与社会的沟通。疫情期间首要任务是疫情防控，只有疫情控制得当，经济才能正常发展。二是稳定就业和农产品供给，保障基本民生。线下招聘目前难以开展，可打造网上就业培训项目、开展线上招聘等，利用互联网解决就业问题。同时，当下正值春耕播种之季，要有序恢复农牧种植业，减少疫情对农产品产量的影响，稳定农产品供应和价格。三是推动有序复工，尽快恢复社会生产，落实划分疫区的政策。国内多数疫区疫情形势已走向缓和，各地区应根据当地疫情，有序推进企业复工进度。高风险地区重视疫情防控，中风险地区适时安排复工，低风险地区尽快恢复产业产能。四是增强公共卫生服务制度，补齐制度短板。一方面，须建立疾病预防监管体系，第一时间发现潜在特殊疾病暴发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应重视培育重大疾病防控先进人才。与此同时，加强各级部门信息披露，发挥媒体舆论监督作用，营造实事求是、鼓励讲真话的氛围。主 编丨毛晶慧 编 辑丨曹 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