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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势造英雄。不过,机会永远是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1998年,因为互联网的蓬勃发展,有一群年轻人,他们几乎都是技术出身,正因为能深刻地认识和理解互联网技术对世界的颠覆作用,才能准确把握住机会,找准“风口”。
美国华裔天才杨致远在那一年,带着雅虎的业务进入中国,很大程度促进了中国互联网的发展。 当时,杨致远创立的雅虎已经4岁,每天有着1.67亿的浏览量,当之无愧是那时的全球第一大网站。 《福布斯》杂志推出高 科技 百名富翁,杨致远以10亿美元的财富跃居第16位,成为高 科技 行业的华人首富。
同样在这一年, 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博士生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无奈地将工作室迁往加洲郊外的一间车库,并把公司命名为Google。 此前,他们一直在学生宿舍研发,并共同开发了Google搜索引擎,并迅速传播给全球的信息搜索者,但由于消耗了斯坦福太多带宽,学校的IT部门将他们赶出了校园。
那一年,杰夫·贝佐斯作出了一个决定——亚马逊将进行商品品类扩张。 其实,1995年7月亚马逊上线时,杰夫只是想把它做成一个专业的网上书店而已。1998年6月,亚马逊音乐商店正式上线,开始全品类扩张。仅一个季度,亚马逊音乐商店的销售额就超过了CDNow,成为最大的网上音乐产品零售商。此后,亚马逊加快品类扩张及国际扩张步伐,成为全球最大的网络零售商。
互联网不仅改变了社交、购物和生活方式,还改变了支付,PayPal应运而生。 1998年12月,几位年轻人在硅谷创立了Confinity并推出了电子钱包产品PayPal。 2000年,Confinity与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创立的X.com合并,X.com更名为PayPal。PayPal是目前全球使用最为广泛的第三方支付工具之一,覆盖202个国家和地区,支持25种货币,为全球数亿用户服务。
科技 “教主”乔布斯虽进入不惑之年,但依然和这群年轻人一样激情四溢。 1998年5月6日,乔布斯回归苹果公司第二年,他站在库比蒂诺市迪安扎社区大学的燧石礼堂发布了第一代iMac。 这台蓝色半透明的计算机 历史 性地完成了乔布斯复兴苹果低迷态势、重振苹果企业文化的重任。在历经两年超过10亿美元的巨额亏损后,苹果更是在整个1998财年实现了3.09亿美元的盈利,乔布斯拯救了苹果,苹果追求创新和完美的精神也和他一起回归。
事实上,和如今万众创新非常相似,20世纪末一大批中国年轻人,尤其是远赴美国接受了互联网及创业思潮洗礼的理工科留学生,都期待着在互联网兴起的中国大展拳脚,他们要成为中国的雅虎、中国的美国在线AOL、中国的苹果。
海归张朝阳的的互联网梦在1998年2月得以实现。 他从美国回来后的第三年,第一家全中文的网上搜索引擎——搜狐网在他的带领下正式上线。 求贤若渴的张朝阳跑到硅谷搜寻互联网人才,遇到了在硅谷著名搜索引擎公司Infoseek替人打工的李彦宏。
心里打着小算盘的李彦宏,并未跟着张朝阳回北京。随后,游说硅谷投资人, 拿到资金后的李彦宏回国,在北大资源宾馆租了两间房,连同1个财务人员、5个技术人员,以及合作伙伴徐勇,一行八人创立了百度。
1998年6月,前电信局员工丁磊主导其于一年前创立的网易首页向“门户”进行改版,网易门户正式上线。 1997年5月,丁磊拿着编程攒下来的钱创办网易,并大胆地以163域名作为注册商标。此次改版转型让网易迅速占据了市场,成了中国最著名的门户网站之一。
四通利方总经理王志东在1997年~1998年里,连续3次去了美国,见了20多家软件公司、硬件公司、互联网公司等各式各样的公司 ,他去美国不只是想要融资要钱,他一直向往硅谷的风险企业经营模式,想通过改变四通利方的股东结构,把四通利方变成像硅谷的公司一样。1998年年底,四通在线最终与北美最大的中文网站华渊生活资讯网宣布合并,全球最大中文门户网站新浪网诞生。
那时的“马爸爸”还是一个并不成功的连续创业者。 1995年,马云去美国公务时首次接触互联网便被“感染”,回国后辞职专心创业,成立了中国第一家互联网商业公司并上线中国黄页,前往北京各部委及企业挨家挨户推销,但很少有人愿意买单。1998年底,马云决定离开北京回杭州继续创业。就这样,马云及团队凑了50万元,在杭州马云的家中继续琢磨互联网,次年阿里巴巴诞生。
和北京相隔2000多公里的深圳,改革春风继续沐浴着这座年轻的城市。 1998年,一名叫马化腾的编程工程师和朋友拿着50万元创立了腾讯,主要开发寻呼软件。 1999年2月,马化腾开发出OICQ,随后改名为QQ。虽然被认为是模仿国外聊天工具ICQ而来,但不得不承认这款聊天软件的火爆,迅速让普通人知道了什么是互联网,也让中国的互联网得到了普及。
同样,在中关村也有个年轻人,人民大学毕业后并没有按照父母的意愿,一直在外企拿着高薪做着体面的工作,两年后也就是1998年,他从外企辞职在电脑城卖起了光盘。 那个中关村小小的柜台就是京东最初的模样,这个在中关村街头发传单的年轻人就是刘强东。
时任Oracle中国区技术总监的梁建章同样抑制不了内心的激动。 1997年~1998年,美国互联网开始崛起,硅谷一下子冒出很多创业公司,这股热潮逐步蔓延到中国,梁建章也有了创业的想法。找到在美有过学习工作经历的季琦及沈南鹏,三人一拍即合, 携程于次年5月正式上线。
在斯坦福大学攻读MBA及电机工程双硕士学位的陈一舟,在这一年发起了一个“斯坦福中国互联网讨论会”,沟通中结识了周云帆和杨宁。 三人决定投身中国互联网热潮,具体的方向则是虚拟社区。1999年5月,三人回国创办ChinaRen,口号是“建造全球最大的华人虚拟社区”,定位在18到24岁的在校大学生。 在那个时代,几乎每个中国大学生都有一个ChinaRen的账号。
陈天桥的互联网梦也是在1998 年种下的。 这一年,曾经的复旦风云人物已经在陆家嘴集团工作了四年,并成为公司第一秘书。这个头衔对他来说最大的吸引力在于他可以在老板的办公室24小时无间断地上互联网玩网络 游戏 。不过,这一年他决定辞职,一颗互联网的种子在他内心发芽。 次年,陈天桥拿着牛市赚来的第一桶金创立了盛大网络。
1998年是中国第一代程序员雷军在金山公司的第六个年头了。 这一年,联想集团注资900万美元购买金山30%的股份,成为金山单一最大股东。金山重组后,雷军成为CEO。金山是一家软件公司,雷军却看到了互联网势头正猛。于是,金山旗下提供IT资讯和软件下载卓越网转型成为B2C电子商务网站。
与此同时,怀着“让中国人能用自己的母语上网”的理想,方正集团软件工程师周鸿祎,于1998年10月在自家小屋里创办了3721,开创中文上网服务的先河。 “中文关键词搜索”技术所带来的网站实名服务覆盖了当时90%以上的中国互联网用户,每天使用量超过约8000万人次,并拥有超过60万的企业客户,占据中国付费搜索市场40%的市场份额。
20年后的今天,当创业潮席卷神州大地、感慨创业人群太年轻时,回望1998年,那才是真正的成就年轻人梦想的年代——
丁磊创立网易时才26岁。三年后的2000年,网易赴美上市,那年他29岁。2003年,丁磊32岁,成为中国首富;
同样,陈天桥也是26岁创立的盛大。2004年,盛大在美国上市后,31岁的陈天桥以90亿元身家成为中国最年轻的首富,也成为无数创业者的偶像;
马化腾创立腾讯时28岁。2004年他带领腾讯在香港交易所主板挂牌上市,2014年3000中国家族财富榜中,马化腾以财富1007亿元荣登榜首。
……
在各个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名单里,中国互联网企业绝对是一道亮丽的风景;在各个富豪排名榜中,中国企业家也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中国互联网企业成为近20年来中国经济的重要支柱,也成为中国品牌集体出海的主力军。
作者丨边雯
微信编辑 | 周星如
审稿编辑 | 正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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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推动商业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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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催生组织机构发生了根本改变,管理思想也不得不面临更多挑战。
从精益模式走向新世纪
20世纪是管理成为专门学科的100年,也是被管理学家斯图尔特·克雷纳称为“有趣、创新和进步的100年”。 从大工业时代开始对“科学管理”思想的崇拜,到对生产线上的“人”的发现,德鲁克对企业、尤其是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的发现和界定,以至再到职场对女性潜能和利益的关切。
管理学是和商业发展密切相关的。1998年,道琼斯指数涨到9000点;微软的市值达2620亿美元,超过了当时如日中天的通用电气公司,成为美国最大的公司……亚洲金融危机继续横扫亚洲:从1997年7月开始,发生于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韩国等东亚国家的金融危机对这些国家的经济造成了巨大破坏,这些国家的经济在1998年呈现负增长……
在经济大环境之下,管理学著作也反映了企业的焦虑所在。 1993年出版的《企业再造》(作者:詹姆斯·钱皮、迈克尔·加默)成为削减企业规模的圣经,当年正是IBM“大象开始跳舞”的转型之年;1994年出版的《战略规划的兴衰》(作者:亨利·明茨伯格)和《竞争大未来》(作者:加里·哈默、C.K.普拉哈拉德)宣告战略新时代的到来,同年出版的《基业长青》(作者:詹姆斯·C·柯林斯、杰里·I·波拉斯)更成为20世纪90年带最重要的管理著作之一, 其中对于长寿企业的特点进行了描述: 对自身所处的环境敏感,有凝聚力和强烈的认同感,宽容,在财务上保守。
而在生产实践中,丰田精益生产成为上世纪90年代最受追捧的模式。精益生产建立在三条简单的原则上。第一是实时生产(just-in-time,JIT),生产必须和市场需求紧密联系在一起;第二是每一个人都要对质量负起责任,凡有质量缺陷,一经确定便要立刻予以纠正;第三是“价值流”,不能把公司看作一系列无关的产品和生产流程,而应当看成连续的统一体,一个包括了供应商和客户的流。
然而这一切都遇到了新模式的挑战。1999年,在《财富》杂志美国最受尊敬的公司排行榜上,戴尔电脑上升到第四位,仅次于通用电气、可口可乐和微软。这家公司借助模式发挥出技术效应。
这家电商先驱,借助网络和顾客直接建立联系,一方面顾客可以订制所需产品,另一方面从运营角度上来讲,没有中间商、减少库存,借助技术提升物流及分销效率,使得管理费用极低,并在企业发展中开辟了另一种增长可能。 计算机及互联网等 科技 的发展带来商业模式的革命,同时也对管理带来深刻的影响。
戴尔公司所代表的颠覆式创新,正是从技术开始的嬗变。1997年,Clayton Christensen在《创新者的困境:当新技术使大公司破产》(The Innovator's Dilemma:When New Technologies Cause Great Firms to Fail)一书中,首次提出了“ 颠覆性技术 (Disruptive Technologies)”一词。 自此,互联网公司所代表的颠覆式创新开始了翻江倒海的20年。
中国管理热
从1998年创刊之始,《IT经理世界》管理栏目就以介绍管理前沿内容为己任,对于德鲁克思想以及明茨伯格的介绍最为令人印象深刻。2006年,管理大师明茨伯格在《IT经理世界》的邀请之下再次访华,在“管理向何处去”解读大师论坛上,明茨伯格强调“领导能力是教不出来的”。这是他时隔20年之后再度访华。1986他第一次访华讲学时,在中国人眼里是个普通的老外,而第二次访华时,他则是如雷贯耳的名人。然而,年近古稀的明茨伯格依然对中国兴趣盎然,再次来到到中国人民大学演讲,他感慨万分,中国的变化使他难以想象,“中国人的视野比以前更为开阔了”。
在4月中旬到月底的近10天时间里,明茨伯格先后在中国的上海、杭州和北京作专题演讲和讨论,并在温州参观访问了几家企业,他虽然已是67岁高龄,但他的思想依然犀利,眼光依然敏锐,他提出,中国可以学习西方最好的东西,但不要一味模仿别人的发展模式,可以通过自己的经验开辟一条自主创新之路。他还给中国企业家提出了忠告: “在企业中太强调个人的强势是很危险的,领导不要太把自己当回事,要保持谦和的心态。” 这是他批判英雄式领导观点的一个中国式表达。在他眼里,中国如果创造出一批“企业英雄”,有可能是很危险的。
一个不可忽视的背景是,1998年成立的腾讯、1999年成立的阿里巴巴、2000年成立的百度,在进入21世纪之后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并在诸多领域形成颠覆式创新,而传统企业(非互联网企业)则出现了普遍性的焦虑。西方发达完备的管理学为CEO们提供了一剂“解药”。
而从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中国MBA教育,也助推了管理学的讨论热潮。案例教学法、讨论、实践课,让清华、北大等各大院校以及中欧商学院、长江商学院等成为企业高管广为热衷的知识与人脉的双重进阶,甚至还在2000年后催生了高级团建模式的戈壁行走等各种MBA赛事,形成新的产业。
管理学的冬天?
技术带来的几次工业革命,都创造了新的生产力,从而带来价值创造、分配模式的改变,进而影响到组织行为的改变。这样的变革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到第四次工业革命,都不难看出这样的轨迹。
而建立在工业 社会 之上的管理学,在互联网及新兴 科技 的冲击下也遭遇挑战。以降低成本和提高生产力为宗旨建立的企业组织形态之中,无数人以获得价值分配而依附于组织。借助网络被降低的交易成本使得外部交易成本等于甚至低于内部交易成本,新型超越既有组织的协作形式,使得企业组织的元素能够被根本改变。研发、财务、人事、供应链等都可以用外包形式得到实现,人可以独立于组织之外存在。
科层制所确保的流程日渐僵化,一个员工对应一个岗位的束缚,使得组织无法应对快速变化的市场需求。组织边界的模糊,更像是互联网所提倡的“自由人的自由联合”的泛组织形态。
实际上,大数据和物联网的兴起,为企业决策提供了更为精准的依据,也为理解人的行为提供了一定的参考,对于员工面试、薪酬福利、离职可能性、工作午餐安排等提供改进方案。
随着互联网公司的成长,其在管理上带来的改变,也成就了新的模式。工程师文化成了企业新的圭臬。谷歌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拉里·佩奇认为, “在谷歌,我们试着将自主思维方式推行到企业的方方面面。”于是,在谷歌吸引创意精英成为公司使命,因为“创意精英明白,商业计划远远没有支撑计划的支柱重要。”
在这个 科技 至高无上、员工被充分授权的互联网行业中,对于管理的理解被颠覆了。“硅谷范”既是摆满零食的游乐场一般的办公室,也是帽衫与牛仔裤,更是创新、创新、再创新。
新型商业组织
矩阵型组织、变形虫组织都在尝试对科层制进行改造,实质问题都指向一个:到底有没有一种组织形式能够适应去中心化的管理?
合弄制是一种解答。 Holacracy(合弄制)的创始人Brain Rorberson正是这种变革的催生者之一。这种管理方式由一家叫做Ternary的软件公司所孵化,是诸多组织治理民主形态中的一种,2007年由这家公司的创始人Brian Robertson将当中的最佳实践整理出来并发展成组织系统,命名为Holacracy。2010年,Robertson建立了Holacracy Constitution,为这个系统提出核心规则和实践,并支持相关公司实践。
《福布斯》和《快公司》赞扬他所发展的“合弄制”为“一个对于管理和运行组织有着深刻理解的管理体系,快速、灵活并且成功的达到目标。将企业从即将过时的自上而下的专制规划当中解脱出来。”Brian Robertson更乐于强调合弄制并非一种管理模式,而是一项技术。
从合弄制本身来看,CEO在这种管理模式中将正式放弃管理的权威,将权威转交给一个根据公司内部“宪法”成立的管理委员会,并转而承担重组公司员工小团队的职责。在这种制度之下,公司组织架构“去中心化”,公司员工重新自由组合成一个一个的小组。在小组当中,每人选择自己的职务和自己的目标。
这意味着, 合弄制将过去由“人及固定岗位”定义工作,转变为“围绕工作任务”来定义,且经常被更新。 合弄制是敏捷管理的最有力的组织表达形式之一,这种基于互联网时代的全新组织构架体系和组织管理体系,帮助组织内的团队和个体以更加快速、创新、灵活、精简、线上点对点互动的方式完成任务。同时合弄制的架构更加的清晰,谁负责什么,谁做哪些决定都在动态系统上被清楚地定义和强有力地执行。
这项技术从2009年被少数公司开始使用,2013年起被Amazon旗下的线上电商公司Zappos全面使用而名声在外,2015年传入中国。合弄制由于Google在内的一批互联网公司的使用而在硅谷掀起一阵浪潮。截至目前,全球有超过1000家的企业正在运营合弄。包括达能、迪卡侬等在内的近百家公司从2015年开始采用这项制度,瑞士与银行相关的线上金融数据分析公司也在应用中。
与合弄制一样让每一个员工成为老板的还有中国的海尔集团。这家白色家电巨人企业,将庞大的组织架构拆分为平台以及各种小微,让组织架构实现新的尝试,继而在物联网时代形成生态企业。 从2005年开始,现任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首席执行官张瑞敏提出“人单合一”模式,在十二年的摸索中,这项改革始终坚持以人的价值创造为主线。 实际上,只要组织是人构成的,背后的驱动力就没有差异。“人单合一”就是这种驱动力的源泉,让员工成为自主人,让创客直接连接用户,为自己的价值下定义,
从企业平台化、员工创客化、用户个性化开始到雷神新三板上市这类样板小微的出现。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首席执行官张瑞敏将2017年称为“‘人单合一’模式生根开花结果的元年”。而2018年,张瑞敏又提出生态圈、生态收入、生态品牌的“三生”体系,形成物联网时代的管理模式实践。
共益企业
另一种对于组织模式的 探索 是B型(Benefit Corporation)企业。公司制自诞生以来,就和 社会 责任密不可分。到底能以怎样的形式解决这样天生的问题?公司与管理要面对怎样的未来? 管理大师德鲁克盛赞 社会 企业的理念与管理,认为 社会 企业代表着管理的未来。
所谓“ 社会 企业”,就是为达到一定的 社会 目的,通过企业和商业的方法来经营管理的公司或组织。不同于传统的依靠捐赠的慈善组织,它们以盈利模式维系生存,同时主要为了实现 社会 目标,并为此将大部分盈余重新投入企业或社区,而不是追求股东和企业所有者利益的最大化。
而B型企业必须考虑他们对所有利益相关方产生的影响——包括员工、供应商、社区、消费者和环境等,而不仅仅是股东。换句话说,这是一种重新定义商业成功的方式,包含“公司治理”“友善环境”“社区经营”“员工照顾”,以及“具有影响力的商业模式”等五个关键要素。B型企业所倡导的是企业不仅要成为“世界上最好的企业”,更应成为“为世界做到最好的企业”。
如果说过去的两百年,公司制奠定了全球经济财富的基础,国家间的战争被替代成公司间跨国的竞争与合作;未来的一百年,随着 社会 逐渐富足,则将是B型企业生根、发芽、在全球茁壮成长的阶段, 社会 创业家将在这个新的组织形式下创造更公平的 社会 、更持续发展的明天。
作者丨郑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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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还没有 九三学社在2010年6月21日提出了关于创办《中国低碳经济》杂志的建议 但现在还在受理中
当代经济:属于什么级别的杂志 《当代经济》省级正刊,中国经济类核心期刊,俯国中心城市经济执行会工作期刊,湖北省国资委主管,当代经济杂志社出版,国内外公开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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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世界》周刊于1999年创刊,由信息产业部主管,信息产业部人民邮电出版社主办。在过去的8年里,始终坚持立足中国通信产业发展,全面反映中国通信产业发展变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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