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武器研究论文

在接受军事理论的教育之前，我总感觉，自己并没有参军，自然军事就离自己很遥远，看到身边的身着戎装的军人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想法。但是，通过这段时间的学习，我认为军事，是一个国家安全稳定的坚强后盾，也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强有力的表现，更是一个血性男儿应当为之奋斗，为之拼搏的永恒主题。由此，我体会到了军事的那种震撼的力量，那种男子汉气概的彰显。对军人，生成了一股浓烈的敬意，还有热切的向往。到目前为止，军理老师主要介绍了两种战争思想，一个是孙子兵法，另外一个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在我看来，孙子兵法简约概括，从高度抽象的角度来阐发作战制敌的思想。虽然已经是一千多年前的理论，但是由于他采用了保留作战经典思想，和高度抽象的方法，使得该兵法对于今天的我们仍然有着指导意义。在军界，商界，甚至文化界，都被广泛的应用，真可谓家喻户晓，尤其是如“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样的思想，分别在不同的情况下，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而军事家毛泽东，综合吸收了前人军事理论的精华，并加以创造和发展，通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等战争实践，形成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毛泽东军事思想理论。该理论，除了包含丰富的作战方法，还充满了哲学的色彩，其正确性，先进性，指导性，都值得我们去深入的研究体会，并结合具体情况，加以发展完善。这两种思想，让我深刻地体会到了人类军事理论的智慧。同时，我觉得，对于我们当代大学生而言，应该培养一种军人的气魄，军人的情操，军人的雄心，而这些与强烈的爱国情怀是分不开的。.现在，世界上仍然在发生很多针对华人的不公平事件。像华人在外受歧视，甚至被辱，国家领空遭受侵犯，国家自主权利受到干涉，面对这些行为，每一个中华儿女都应该拍案而起，强烈的表达自己的愤怒。在这个角度来看，只有强大，才有说话的权利，才有受尊重的资本。古往今来，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很多战争，最后都是正义战胜了邪恶，但是实际上，是胜利的一方，才能成为正义的一方。而军事力量又是一个国家的强大的最有力的表示。所以，要想捍卫祖国的利益，保卫祖国的领土，使祖国屹立于东方，最重要的就是要每个人都有着强烈的爱国情怀，国家有着强大的军事力量。什么国土之争，历史争议，分裂活动，归根结底，军事是最有力，最彻底的解决手段。虽然，人们有时会采取和平解决问题的办法，但实际上，在里面起主要作用的，是军事力量的威慑。强大的军事力量，是和平与战争所围绕的永恒主题，也是历史的真理。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当代中国青年中，有相当数量的人只知道沉迷于生活的享受，在他们的心里，在他们的世界里，除了恋爱，玩乐，似乎就没有其他任何事情。于是，爱国情怀，军事理念，民族意识，在他们的思想里开始淡化，甚至消失。对国防，对军事，不闻不问，长此以往，必将极大的削弱我们的军事力量，因为，青年人是祖国的下一代领导者。试想，如果真的发生了战争，这些奶油化的青年，怎样端起武器，奋勇杀敌？所以，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青年问题的严峻性，并且在现在，就努力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认为，在大学进行军事理论的教育，是十分必要的，同时，也必须认真对待，给予高度的重视。总地说来，以上是我经过这八周的学习，所得到的一些感想和体会，我想肯定有很浓重的个人色彩，毕竟这次我说的都是我所想，没有加什么修饰。关于军事理论的学习，我还有个建议，希望老师能够制作一些形象生动的课件，来展现丰富多彩的军事天地，同时，在授课的时候，最好多介绍一些经典战例，这对于我们的学习和理解，都是很有帮助的。

随着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在军事上的广泛应用，不仅对军队的武器装备作战理论，编制体制产生巨大的影响，而且对军事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作为构成战争基本要素的人，武器装备及人与武器的组合方式，都与科学技术密切相关。高技术战争，实质上是高科技的较量与对抗。作为战争主体的人，谁掌握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并把其科学有效地运用于战场上，谁就可以获得战场上的主动与优势。一、正确认识高技术条件下人与武器的关系人与武器的关系问题，是确立正确的高技术战争认识观的首要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早就明确指出：“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决定因素的是人不是物”这一科学论证，正确揭示了人和武器在战争中表现出来的辩证 统一关系。在现代条件下，武器装备的发展不仅没有而且也不可能削弱人的决定作用，相反却显得更加重要，更加突出了，这是因为，人永远是战争的主体，这也是我们建立正确的技术战争认识军事人才的关键。 （一）高素质的人是高技术战争中决定性因素的关键要素。在高技术广泛运用于军事领域的今天，高素质的人与低素质的人不是简单的能力差，而是战斗力的质量差，而以不同的二者形成的人的群体，军队，部队或战斗团体，在战争胜负的决定性作用上，具有本质的差别。因为高技术战争所涉及的技术与科学知识十分广阔，人的体力与体能在战争中的作用大幅度下降，而人的智能作用居于绝对优势的地位。在科学技术还十分发达的情况下人与武器的结合是件很容易的事，稍加训练就会提高技能，可以形成和提高战斗力。武器装备也要靠人去掌握和使用。同样的武器，在不同人的手中将发挥不同的效能。两伊战争，伊拉克和伊郎 各自得到了苏联和美国的一些新式武器装备，但由于双方军队的素质不高，结果是用先进的武器打了一场落后的战争。智能化的武器需要智能化的士兵来掌握。海湾战争中，多国部队的全胜与伊拉克的惨败，二者在科技素质上的悬殊差别是一个重要原因，而霍克导弹现象足以证明这一点。霍无导弹是美国雷锡恩公司1954年研制，60年代初装备部队的一种全天侯中低空的地对空导弹。经过近些年的高技术改造，在90年代初仍是比较先进的高技术兵器，它是美陆军、海军、陆战队标准的野战防空的中程防空导弹，可以用来拦截飞机，巡航导弹和地对空导弹。海湾战争前夕，美军卖给科威特140枚导弹及发射控制系统，当科威特陷落后，这140枚霍无导弹自然成为伊军的战利品，但由于霍克导弹采用了先进的制导方式，操作与发射过程十分复杂，由于伊军缺乏技术人才，尽管在90年8月份占缴获到手，但一直到1991年1月17日战争爆发，还没有掌握操纵，控制与发射的本领。尽管战场十分需要防空兵器，但由于缺乏高素质的人才，只能让其在库中睡大觉，造成了巨大的浪费。霍克导弹现象则进一步说明高素质的人在战争中的决定性作用。相反，低素质的人尽管再多，但它的作用很小，有时甚至是没有作用。 有的同志说战争就要投入大量的兵力，其实不然，下面我给大家讲一讲第二个问题：（二）人的数量优势不再是战争胜负的决定性优势，战斗力不仅来自人质量，也来自人的结合体－武器的质量。 在武器装备水平较低的时代，兵力兵器的数量是军力大小强弱的主要标志数量优势可以弥补质量上的劣势，成为制约战争胜负决定性因素。“多兵之旅必胜”几乎成为战争制胜的名言，而现代高技术的今天，是用数量无法弥补的。海湾战争中，占尽兵优势的伊军，由于军力，经济和政治组织力方面的质量差，不仅一次象样的抵抗都没有，简直成为战场上的聋子，瞎子和靶子，只是被动挨打，丝毫没有还手的余地，因此人的决定性因素－不在数量优势。高素质的人与武器结合，才能生长和提高战斗力。 （三）人心向背在决定战争胜负的决定性作用更为突出。毛泽东同志历来把人心向背作为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来看待，这也是他建立无产阶级战争观的基本出发点。在高技术战争的今天，人心向背，战争的正义性问题仍在战争胜负中起着重要作用。海湾战争更为深刻的说明这一点。（1）从战争的起源上，是由于伊拉克侵略科威特，因而遭到全世界人民的反对。特别是伊拉克置联合国十项决议而不顾，一意孤行，形成了100多个国家参加反伊的联盟和30多个国家组成多国部队；（2）从战争力量的形成上，由于伊拉克的侵略行径，在全世界空前孤立，几乎全世界都反对伊拉克，伊拉克真正成了孤家寡人。而多国部队似乎具有了战争的“正义性”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要人有人要钱有钱，再不像美军侵略越南，奇袭利比亚那样遭到世界及国内的反对与遣责，原因不正是伊拉克的人心向背问题吗？就连生活中也是这样，如一个需要积极向上的整体，某名同志不顾制度及要求，自行行事，犯了于集体“摸黑”的错误，必然招来全体的反对。坚持“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思想切不可有丝毫的动摇。二、人的因素在现代高技术出现的几种新的特点（1）人的因素将更多地通过“物化”形式表现出来。现代军事科技的发展，使人的作用在更加广阔的领域内和更高层次上得到充分发挥。如人借助“外脑”和其他先进的技术装备，成倍地提高大脑的功能；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广泛运用，把人的“智力”开发推向一个新领域；“机器人”参战也由幻想变为现实等等。这些都足以说明，人的因素的作用，将更多“物化”形式表现出来。（2）人的因素在“寂静战场的的对抗中更加突出”以往的战争，众人们习惯考虑双方打起来之后如何战胜对方。而在科学技术发达的今天，则要求把和平时期各个领域的广泛较量，即在“寂静战场”上的较量，视为“热战场”较量砂可分割的重要部分，作为战胜对方的新手段。当今世界，威慑理论的广泛研究和运用。凭借高精尖技术兵器，力图给对方构成一种威慑，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在这一过程中，人的素质，观念及军事理论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决定作用。（3）人的因素将更多地在间接对抗中发挥作用。新的技术兵器大量运用于战场几乎是强制性地改变着传统作战方法。打赢现代化战争不仅要靠直接操纵者，而且要靠保障者和组织者。人的因素将更多地表现为斗智斗谋。 军事科学技术的发展，战争方式和作战方法的改变，作战理论的更新，归根到底是人创造活动的结果。就连技术发展的美国1986年《作战纲要》指出：“战争是由人而不是由机器去进行并取胜的。一如既往，人的因素将在未来的战役战斗中起决定作用”。三、现代军事人才产生的途径1、在严格训练中成才。军事人才要经过系统严格的科学文化知识和军事知识的教育，更要经过直接或间接的军事实践的锻炼。战争条件靠战争实践学习战争，在和平时期则要靠训练，靠苦练，邓小平指出：“在没有战争的条件下，要把军队的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提高军队的；军事素质和部队整体作战能力，做到“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 2、努力提高科学文化知识。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军肩负着抵御外来侵略，维护国家稳定和统一任务。现代战争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特点，需要更要有较高的科学文化素质，毛泽东说过：“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熟练掌握和运用现代军事技术，努力探索未来高技术条件下克敌制胜的战法。 3、坚持多形式多渠道自学成才道路。培养现代高素质军事人才，除上述主要途径外，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从实际出发，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辟军事人才的新途径，谋求21世纪战略主动，在军队建设上，实现收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的转变，实现质量建军，科技强军的战略思想。你再整理一下，减少些字。

兵器发展概况；中国近代兵器的发展，从产品结构上划分，大体可分为；第一阶段的兵器制造皆在晚清时期；至19世纪末期，1891年江南制造局研制出快利步；第二阶段国内历经新旧军阀割据、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北洋政府时期，由于军阀战争，各派军阀竞相发展武器；自1928年国民政府宣告统一至1937年抗日战争；抗日战争爆发后，大部分兵工厂西迁，被迫进行战时生产；中国近代兵器的发展，从产品结构上划分，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制造带有火帽击发机构的前装枪炮到早期后装线膛枪炮（即早期后膛枪炮）。此时制造的后膛步枪为单发枪，后膛炮为架退炮。所用发射药和炸药皆为黑火药或栗色火药，炮弹为具有简单引信的榴弹（开花子）、穿甲爆破弹（钢质子）及穿甲弹（实心子）。第二阶段系步枪发展为连发（连续供弹）枪，并开始制造轻重机枪，火炮己发展为管退炮.发射药为无烟药，炮弹为已具有较复杂保险装置引信的榴弹、榴霰弹、破甲弹，所装炸药为各种猛炸药。第一阶段约从19世纪60年代初至19世纪90年代末，前后约40年；第二阶段从19世纪90年代初至1949年，约60年，其中前10年为两个阶段的重叠交叉时间。第一阶段的兵器制造皆在晚清时期。清政府不惜耗费巨资，先从国外购买洋枪、洋炮，继而购买设备、引进技术、建厂筹造，前后共创办42个局、厂。最初生产各式前装滑膛和线膛步枪、马枪、抬枪、炸炮（冲天炮）、阿姆斯特朗式重型要塞炮及弹药、地雷、水雷等，然后发展为生产林明敦边针、林明敦中针、马梯尼亨利、1871年式毛瑟等早期后膛单发步枪和阿姆斯特朗、克虏伯、克鲁森等后膛要塞炮、过山炮。这一时期，所建工厂大多为生产枪、炮、弹、药的综合性工厂，但缺乏正规工艺，生产技术也比较落后。至19世纪末期，1891年江南制造局研制出快利步枪，1895年湖北枪炮厂开始制造汉阳式（即1888年式毛瑟）步枪，1892年江南制造局制造阿式管退船台快炮，1905年该局又开始制造克虏伯式75毫米管退山炮.使中国兵器发展逐渐进入一个新阶段。第二阶段国内历经新旧军阀割据、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及第三次国内战争等几个时期，又受国外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在不同时期，兵器制造的品种和发展重点各有侧重，在武器的品种构成上有很大变化。北洋政府时期，由于军阀战争，各派军阀竞相发展武器。这时作战形式由固守城池的阵地战开始向运动战转变.在兵器的技术结构上出现了较大的变化，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使用和发明的部分新型兵器，开始引入国内制造，除普遍制造连发枪外，开始大量制造各种轻重机枪、冲锋枪、山炮、野炮、榴弹炮、加农炮、迫击炮、手榴弹、航空炸弹等。火药中的无烟药也得到较快的发展。这个时期的兵器品种增多，产量增大，其产品总体技术水平大体接近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及稍后时期的水平。自1928年国民政府宣告统一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国民政府对所辖兵工厂进行了整顿和调整，开始向生产专业化方向发展。这一时期，兵器的品种变化不大，但型制有所改变。如步枪发展为中正式步枪（仿1924年式毛瑟枪），轻机枪逐步统一为捷克式轻机枪，重机枪逐步采用马克沁式重机枪，迫击炮及弹由英式改为法式。同时陆续开始了防化器材、化学战剂和军用光学仪器的筹备制造，并拟定了全国兵器发展规划，统一了部分兵器的制式，其发展规划因抗日战争爆发而未能实现。这一时期，东三省兵工厂被日军侵占，上海兵工厂撤销，给中国兵器工业的发展造成了重大损失。抗日战争爆发后，大部分兵工厂西迁，被迫进行战时生产。这一时期，针对当时作战特点和生产条件，大大发展了适于山地作战且原材料大部可以自给的各种轻型兵器，包括步枪、轻重机枪、中小口径迫击炮、战防炮、手榴弹、枪榴弹、掷榴弹、地雷（甲雷）、炸药包等；而重型兵器生产因设备和材料缺乏，基本上陷于停顿或半停顿状态。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对原有的兵工厂进行了调整和迁并，并接收了日伪的兵器生产单位，进行整顿和改建，兵器制造能力相对集中，重新开始了重型兵器的生产，一部分是抗战前产品，一部分是对接收的日式兵器进行仿制、配套和加工。为发动内战，除继续加紧制造迫击炮、手榴弹、步机枪外，还进行了M3A1式冲锋枪、57无坐力炮、2.36英寸M6A3和M6A5型火箭发射筒等轻型兵器的仿制，这也是中国近代最后研制或制造的几种较新式的兵器。以下就枪械、火炮、弹药、火炸药、防化器材、军用光学器材等各类兵器的主要品种、结构、性能和工艺发展情况，择要进行介绍。一、枪械中国近代时期的枪械，包括各种步枪、抬枪、机枪、冲锋枪、手枪、信号枪及枪榴弹发射器等。其中步枪又包括普通步枪和马枪，机枪包括重机枪和轻机枪。（一）步枪步枪按其外形尺寸、重量和使用方式又分为普通步枪和马枪。两者结构基本相同，但马枪较短、较轻，适于骑兵使用，又称骑枪。另有一种抬枪，其结构原理同步枪，需两人共抬，故名抬枪，其所用弹药与步枪有所区别，射程更远。步枪的发展，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前装枪和后膛单发枪为主；第二阶段为后膛连发枪。但两个阶段有所交叉。近代以前已制造有前装枪，但系采用手工制造的火绳枪。自19世纪50年代后，西方国家的新式枪械大量进入中国，到60年代初期，输入的枪械已有各种用火帽发火的前装枪和后膛单发枪。在第一阶段开始大量制造的是各种前装滑膛枪及前装线膛单发枪（亦称前装来复枪），同时部分局、厂也开始制造各种后膛单发枪。晚清时期，制造枪械的局、厂达21个，其中生产后膛单发枪的有江南、金陵、天津、广东、四川等机器局及湖北枪炮厂等11个局、厂。自1891年江南制造局研制出快利步枪和1895年湖北枪炮厂试制成功1888年式毛瑟枪后，便开始进入后膛连发枪的制造阶段。主要以仿制各式毛瑟枪为主，最初称汉阳式步枪，最后发展为中正式步枪。从晚清至1949年制造后膛连发枪的局、厂先后有23个。晚清和北洋政府时期，生产较为分散，抗日战争爆发后，经过搬迁、合并和新建，生产工厂只有10个。抗日战争胜利后，又进一步调整，主要生产厂是第二十一工厂，最高年产量达10万支（1947年），据不完全统计，整个近代时期，共生产各式步枪（合马枪、抬枪）约280万支。其发展过程如下：1.前装枪及后膛单发枪此处所说的前装枪即前装火帽枪，以别于中国古代的前装火绳枪。前装火绳枪是用火绳发火的前装滑膛枪，而前装火帽枪则是将其火绳改为火帽击发机构。该机构为一锥形发火嘴，嘴内装引火药连通枪管内发射药：嘴上置铜火帽，另有一鸟头形打火锤。扣动扳机，打火锤在簧力的作用下击发火帽，点燃引火药及发射药。此机构先系英人在1807年发明，以后西欧各国相继采用，19世纪60年代传入中国。早期建立的一些机器局、厂，大都生产过此种前装枪。前装枪又分为前装滑膛枪及前装线膛枪两种。前装滑膛枪，枪管内无膛线，一般采用散装黑药、群子，结构简单，制作方便，此种枪早期建立的机器局制造较多，主要有西安、兰州、山东、山西、四川等机器局。前装线膛枪则在枪管内刻有膛线，枪弹为独个铅子。铅子形状有多种，一般为长形扩张式，底部中空，呈圆锥形，装有铁塞或木塞，借火药燃气压力使铅子圆柱部压入膛线而起密封作用。其射击精度和侵彻力较前膛滑膛枪为高。江南制造局于1857年最先仿造英、法、德等国的前膛来复步枪和马枪。其中所制德国前膛来复枪，口径11毫米，初速45.7米／秒，射程457米，有带表尺的瞄准装置及刺刀等物，结构较复杂。其后天津、吉林、云南、陕西等机器局也开始制造。前装枪由于弹药须从枪口装入，装填速度较慢，射击精度较差，性能落后。后逐渐被后膛枪所代替。后膛枪的仿制，开始时间较早。江南制造局在1867年仿制前装线膛枪的同时，即已开始仿制美国林明敦边针枪，以后山东、天津、四川机器局也陆续仿制马梯尼亨利、斯乃德、黎意等后膛枪。这些枪均系黑药、铅弹单发枪，所用枪弹为药筒、黑药、底火、弹头结合在一起的定装式黑药铅弹，从枪管后膛装入。枪身有击针击发式的闭锁机构，枪弹装入后进行闭锁，扣动扳机击发，火药气体不能外泄，增大了弹丸的能量和初速。供弹方式皆为单发装填。射击精度、射程及射速均优于前装枪。后膛单发枪在中国的发展情况是：(1)林明敦边针枪，此枪系美国1866年装备部队用枪，口径13毫米，枪重4.2公斤，射程100～1000码①，闭锁方式为滚动闭锁。该枪仅江南制造局制造，1867～1883年共生产步枪2.5万余支、马枪717支。(2)0.57英寸②斯乃德枪。此枪为美国人斯乃德发明，1867年英国采用。系在恩飞耳德前装枪的基础上改进而得，结构简单，口径14.66毫米，枪全长1397毫米，枪管长990毫米，枪重4.4公斤，初速366米／秒，表尺射程800码，射速可达18发／分。天津机器局于1874年仿制时曾向英商购买闭锁装置数千具，将旧有的思飞耳德前装枪改为后装斯乃德枪，以提高性能，节约开支。四川机器局1887年也曾仿造此枪，但未投产。(3)0.45英寸马梯尼亨利枪。此枪口径为11.43毫米，枪管长843毫米，枪重4.1公斤，初速412米／秒，闭锁方式为起落式闭锁。该枪1871年英国正式采用，山东机器局于1876年由曾昭吉自造机器，照式仿制，不到两月，即造出120余支，质量与英式相当。其后四川机器局亦有制造，1896～1901年共制造3975支。(4)林明敦中针枪。此枪口径10毫米，枪长1321毫米，枪重4.34公斤、射程300～1200码。闭锁方式在原滚动闭锁方式下改进其组合弹膛和闭锁机构，使它变得更简单、更确切。该枪自1884-1890年在江南制造局制造，后因产生走火疵病，乃停造。积存1万支，无人领用。后在原枪机簧后，添置活盖，克服了走火疵病，仍可使用。该枪除江南制造局外，四川、天津等机器局也曾制造。①1码＝0.9144米②1英寸＝2.54厘米(5)黎意枪。此枪系美国人詹姆斯?帕里?黎意设计，是在原设计连发枪的基础上去掉弹仓的单发步枪，口径11毫米，枪全长1340毫米，枪重4.1公斤，射程100～1200码。江南制造局最初于1883～1885年仿造36支，继后，由于林明敦中针枪因质量问题停产，乃于1890～1892年问又重新制造黎意枪，共造1720支。(6)1871年式毛瑟枪。此枪系德国著名枪械设计专家被得?保尔?毛瑟于1866年发明，1871年为德军正式采用。枪口径为11毫米，枪长1292毫米，枪管长852毫米，枪重4.54公斤，射程300～1600码（另有一种马枪，枪长953毫米，枪管长648毫米.枪重3.2公斤，射程200一1100码），采用枪机旋转闭锁机构，闭锁突榫位于机头部位、闭锁时突榫支撑在节套前端的闭锁槽内，左右对称，受力均匀。由于其闭锁与击发机构平稳可靠，在近代步枪中得到广泛运用。除江南制造局1883年试造12支外，四川、河南、广东、广西等机器局曾先后生产。四川机器局于1905～1910年生产5386支。除上述各种步、马枪外，当时还生产抬枪。抬枪亦分前装滑膛、前装线膛及后装线膛等三类，其结构原理与同类的步、马枪相同，只是尺寸、重量、装药量、威力、后坐力等比步、马枪为大。19世纪60年代以前生产的抬枪为前装滑膛、散装黑药、火绳点火，60年代后，也开始仿照英、法、德、美等国制造各种类型有击发机构的前装和后装抬枪。至1905年，制造的单位有江南、金陵、四川、天津、河南、山西、湖南、福建、陕西、云南、兰州、广东、吉林等机器局和湖北枪炮厂。制造的品种有各种规格的前装滑膛和线膛抬枪及林明敦边针、黎意、毛瑟、7响和五子等后膛抬枪。其中，除金陵、四川、北洋、湖南4个机器局的总产量分别皆在1000支以上外，其余各局产量仅数支到数百支。四川机器局从1896～1903年共造有蜀利、毛瑟抬枪5257支，是制造抬枪最多的局。由于抬枪品种繁杂，其诸元相差很大，如江南制造局造边针后膛抬枪，口径15.9毫米，枪全长2445毫米，全重13.2公斤，铅子重231克；山西机器局造抬枪口径25毫米，枪长2200毫米，湖南机器局造抬枪，全长2032毫米，铅子全重52.2克，陕西机器局造拾枪，口径41.3毫米，枪长1588毫米，净重14.14公斤。在中国，后膛枪代替前装枪的过程极其缓慢。从1867～1908年的41年间，许多机器局对前装枪和后膛枪都轮番进行生产。前装枪没有被后膛枪及时取代，主要原因是由于清政府财政困难、制造枪械的设备、材料及技术人员缺乏，因而严重地限制了兵器的发展和更新换代。李鸿章在1878年7月31日（光绪四年七月初二）的奏折中曾谈到：后膛枪虽较前装枪精度高，射程远，但前装弹药制造较易，而后膛枪弹必须造以机器，耗费既巨，且又一时不能奏效。为保存实力计，除已操练后膛枪者外，平时操练应用前装枪。近来所购新枪2万余支，费款数十余万，用心十余年，始得如此。新枪只可存放.以应临时事变。枪弹乃枪之命脉，但后膛枪弹制造复杂而费用大，遇有战事，十年之蓄，不够数月之需。因此在当时的条件下，许多地方为应付眼前需要，仍继续制造前装枪和后膛单发枪，直到民国初期才基本停造。这一时期.中国枪械制造所需的主要设备和材料，大都购自外国。机件加工除一般车、铣、钻、刨、插等方法外，型面枪件采用自由锻造法制出坯件，然后钳工划线、机械加工后修锉成型。枪管膛线加工用扁钻和挖刀先加工出内膛，再在专用拔来复线机上，固定枪管.用一单刃刀具随与来复线相同之靠模板旋转拉出来复线。枪管采用手工校直，枪托加工.除粗坯用机器外，其他用一般木工工具手工成型。淬火采用碳化法，表面处理采用珐蓝法。因此.加工效率很低，质量较差，而且零件不能互换。2.后膛连发枪后膛连发枪（即后膛连续供弹步枪），是在后装单发枪的基础上增设一个能容若干发枪弹的弹仓的枪，可以连续供弹。每分钟可发射枪弹10～12发，较单发枪先进。中国制造该种枪始于1891年江南制造局制成的快利步枪。湖北枪炮厂于1893年开始仿制1888年式毛瑟枪，1895年投产称汉阳式步枪。1907年广东军械制造总厂仿1904年式毛瑟枪，制成1907年式步枪。1924年东三省兵工厂仿1898年式毛瑟枪，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仿日38式6.5毫米步枪。1935年巩县兵工厂仿1924年式毛瑟枪制成中正式步枪。这些枪是中国近代生产最有影响的6种后膛连发步枪。其中汉阳枪流传最广，制造的工厂最多、时间最长，从1895～1946年52年间，8个厂总产量为100余万支，个别厂制造到1948年。1935年中正式步枪被定为制式步枪后，多数工厂生产此枪，其中.第二十一工厂生产工艺较正规，产品质量较高.生产数量也最多，1944～1949年共生产42.6万余支。各局、厂在仿制这些枪支过程中，均有不同程度的改进。除以上几种步枪外，1905年汉阳、上海两局、厂还分别研究成功数种自动步枪，但末投入生产。在连发枪的发展过程中，历届政府曾多次研究讨论制式口径。在1903年，代理两江总督张之洞会同直隶总督袁世凯，提出参照日本、英国小口径枪，拟定全国步枪口径为6.5毫米，政务处同意该项意见。后陆军部复议仿德国陆军的编制和装备，以德国代行设计的口径6.8毫米1904年式毛瑟枪为制式。该枪于1907年试成，故又称1907年式步枪或光绪三十三年式步枪。1912年广东兵工厂提高其精度，定名为元年式步枪①。1913年北洋政府陆军部重新规定步、马枪口径为7.9毫米，1915年陆军部军械司又复提出步枪制式定为元年式，口径为6.8毫米，认为该口径的步枪和枪弹于中国“人民体格，尤为相宜”。但由于当时军阀割据、南北对峙，未能实现。1919年广东及四川兵工厂先后将元年式步枪口径改为7.9毫米。因7.9毫米枪弹威力大，杀伤力强，当时引进的步机枪大多为7.9毫米，为便于枪弹通用，乃逐渐转向7.9毫米口径，称为元年式7.9毫米步枪。1928年兵工署统辖全国兵工厂后，重新探讨兵器制式化问题。1934年12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召开的兵器制式化会议，议定步枪采用德国1924年短式毛瑟步枪为制式步枪（口径7.9毫米）。1935年巩县兵工厂首先仿制成功，定名为24年式步枪，又称中正式步枪，1940年后，经第二十一工厂参照德国图纸，改进机床，设计制造工艺、工装，至1943年10月正式投入生产，一直生产至1949年。①民国时期试制成功的兵器，多以产品定型的年份命名，如元年式步枪，即民国元年试制定型，但亦有个别产品以正式投产的年份命名的。(1)快利步枪快利步枪，是中国自己设计制造的第一种连发枪。1890年，两江总督李鸿章因见江南制造局所造枪支均是旧式，仿造英国南夏枪亦不适用，乃“饬令专就曼利夏、新毛瑟两式讲求仿造。”②同年，江南制造局在购得各国样枪后，先后仿造了奥地利曼利夏和英国新利样枪。三亿文库3y.uu456.com包含各类专业文献、行业资料、幼儿教育、小学教育、专业论文、应用写作文书、中国近代兵器发展史57等内容。

刘勰著《文心雕龙・知音》里写道:“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意为练习一千支乐曲之后才能懂得音乐,观察过一千柄剑之后才能知道如何识别剑器。引申开来就是要学会一种技艺,不是容易的事,做个鉴赏家,也要多观察实物。这里提到了中国文化代表里的两种:音乐和宝剑,笔者在此文中主要陈述一下中国宝剑文化的代表――龙泉宝剑。 一、龙泉宝剑产生的时代背景 中国的宝剑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成就。为什么名剑出自龙泉,让我们来看看龙泉的自然地理风貌与人文历史。这一切与地理有着很深的关系,因为离开了气候和风土就不会产生相应的手工艺。浙江龙泉是浙南地区一个有着山的浑厚与水的轻灵这样美丽富饶的地方,凭借着地处古老瓯江源头的优势而四季葱绿。瓯江缆“奇峰、幽谷、流泉、密林、飞瀑”于一域。上游溪水清醇甘滋、纤细淡雅而又幽静地卧在“一折青山一扇屏”的秀丽的山麓绿丛下,两岸是片片山峦拱绿耸翠、蓊郁莽莽。 宝剑是中国古代兵器之一,属于“短兵”,素有“百刃之君”的美称。战争是古代各个诸侯贵族对外掠夺、对内镇压进行争夺地盘的重要手段之一,因此各个诸侯对武器的开发与改进就格外的重视。这时期兵器的进步,是与青铜冶铸业的发展紧密相联系的。由于商代青铜冶炼业的发达已经制作出了很短的青铜古剑,但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各国诸侯群战争势,为了强壮兵力和保护自己,各诸侯王竭力搜寻天下名匠铸造利剑。铸剑名匠欧冶子奉楚王之命铸剑,寻至浙江龙泉秦溪山麓,见此地山麓古木参天、湖水甘寒清冽,湖边有七口井,排列恰似天空北斗星座,水好利于淬火能增强剑的刚度,正是铸剑的好地方。龙泉山境内有丰蕴的铸剑材料铁英,还有一种名叫"亮石"的磨石,在这种石头上磨制出来的宝剑,寒光闪闪。正是由于这里具备了铸造宝剑的三大必备条件――铁英、寒泉、亮石,欧冶子遂于此定居铸剑。造出了以“坚韧锋利、刚柔并寓、寒光逼人、纹饰巧致”四大特色名誉天下的龙渊剑。至唐代为了避唐高祖李渊的名讳,以泉代渊,此后龙渊改为龙泉,龙泉就成了名剑的代名词。 二、宝剑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承载和演变 作为早已失去实际功用的冷兵器,龙泉宝剑为何在今天仍受重视,并于2006年龙泉宝剑的锻制技艺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除了它独特的锻造技艺外,还有就是它其中蕴涵着弥久历新的中华剑文化。它是中国古代匠人、文人和武士在制剑、佩剑和舞剑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道独特文化现象。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进步发展,宝剑的功能也随之发生演变。 在中国远古时期,夏代的先民们熟练地掌握青铜冶炼技术,能铸造出用于生产和生活各方面的器物,青铜铸剑也自然产生了。至东周青铜铸剑技术在不断探索逐渐进步之中,制作宝剑的型制规范开始产生。据《周礼・考工记》中记载了宝剑制作的大小、长短、并不同等级人士的佩带规矩。青铜剑质硬而脆,剑身过长则易折断,因此我们现在所看到博物馆里陈列的青铜剑长均不过二尺,最段的只有一尺。在西周初期的车战组合中,剑的地位并不重要,主要用于自卫或肉搏。春秋之后,因为步兵的兴起,剑作为一种武器开始受到重视。尤其是在吴越地区,因水道纵横,车行不便,而使剑的步兵却能发挥出很大威力,所以铸剑水平远高于中原诸国。战国时,随着车战的式微,宝剑作为一种步兵武器受到更大的重视,为适应战争的需要,提高剑的威力,铁剑自春秋晚期开始出现。铁,在未能锻炼成钢以前,不能作为上等兵器的原料使用。原因是未锻炼成钢的铁,品质不如青铜且易于氧化,我国古代的人工冶铁,大致始于西周晚期,春秋战国之交时期进入到高速发展时期。因此,春秋时期,是我国铁器时代的初期阶段,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铜铁并用时期”。 到了战国时期的秦国冶炼技术先进,铁剑开始大兴。首创将铁锻炼成钢的揉钢技术:用纯铁渗碳后对折,多层叠打。剑峰淬火而剑脊不淬火,不断冶炼、锻打、淬火,颇似揉面,使铁百炼成钢。战国后期,秦国已是青铜剑、铁剑并用,剑身也增长至三尺左右,故谓“三尺剑”亦即宝剑的另一称呼。秦国因着新型战争武器铁剑的大量使用故兵力增强扫灭六国,剑取天下,统一了中国。由此可见,宝剑在政治上的突出贡献。 剑乃短兵之祖,近博之器,剑多佩有鞘,型美身轻,便于携带,多被用做防身之器。被古人视作身份、智慧和勇武的象征,名士贵族剑不离身。但在等级森严的传统社会,个人不可随心所欲地佩剑,东周时期佩剑制度还是比较严格,从剑的尺寸长度和剑具形式材质上能直接反映出等级。据唐代徐坚等纂《初学记・武部・剑》记载:“古者天子二十而冠,带剑;诸侯三十而冠,带剑;大夫四十而冠,带剑;隶人不得冠,庶人有事得带剑,无事不得带剑。”汉代,剑术精备,文人武士皆喜欢斗剑,以示兼备之才。舞剑是伴随着古代士兵对外征战而兴起的,战斗之余,为了放松精神,负责宣传鼓动的士兵持剑在手,兴奋地跳将起来。有时是纯粹的即兴或滑稽表演,有时扮成敌我双方,以打败和擒获敌人而告终。成语典故“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证实了古代剑术在政治谋略中所发挥的作用。西汉时期的骑兵已经成为战争的主力。由于马速度快,宝剑在战争中的推刺功能已经没有多大的意义,而大刀的劈砍功能十分适用,于是在西汉时期,出现了环柄的长刀取代了宝剑在战场上的作用。自东汉以后,宝剑在战场上被淘汰已成定局,但佩带宝剑的风气未变。宝剑抛开充当开疆拓土的利器角色以后,逐渐演化成了百姓文化基因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隋唐时期宝剑逐渐由“兵器”演变成“礼器”,剑的用途开始趋向于人们精神层面的需求。自唐开始,佛道、神仙、妖魔、鬼怪等说盛行,宝剑演变为居家镇宅避邪之器,作为法器或象征物而存在,家悬一剑,以为祥和。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文化在宝剑上止武从礼的文明烙印。宋代市井文化昌盛,社会富裕,街头频现舞剑、耍剑之绝技,发展出套路样式的剑术表演技艺,影响至今在当代武术剑式中颇见渊源,而今天的剑舞则更多地成为一种仪式和传统文化的展示。至明代,在各派武学基础之上创造了不少珍贵的剑法,为后世剑术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素材。清代,乃剑术集大成时期,将历代剑术予以总结,根据不同的练法形成不同的剑法,可谓博大精深。 剑经常出现于古诗词中,如三国时,曹植就有“美玉生磬石、宝剑出龙渊”的诗句。宋代辛弃疾的“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的豪情。古人讲求文武兼备,所谓琴心剑胆。琴心指对音乐内涵的颖悟与理解,而剑胆则是对英雄精神的诠释,代表着中华传统文化体系的强悍与勇武。唐代诗人李白有“宁知草间人,腰下有龙泉”之句,说明唐朝的士兵和民间的文人雅士都是普遍崇尚龙泉宝剑。“万里横戈探虎穴,三杯拔剑舞龙泉?”自是他剑侠形象的写照。可以说,宝剑已不单为战斗和防身的工具,而且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载体。文人雅士多将剑与风雅之物相论,原本作为凶器的剑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熏陶下更成为高洁情操、积极进取精神的代表。作为一个民族别具一格的文化象征,宝剑的光芒和它所映射出的灿烂文化内涵,将永远闪烁在中国人的精神深处。 三、龙泉宝剑的工艺与艺术特色、 我国历史上名剑辈出,宝剑之所以选择龙泉作为它自己的故乡,延续有二千多年的历史,使龙泉成为宝剑的代名词,不但是因为浙江龙泉的地理风貌决定的,更重要的是它宝贵的工艺特色。 唐朝诗人郭震任通泉尉时,武则天召见他,要看他写的文章,他呈上歌颂龙泉的《宝剑篇》。全诗如下:“?君不见昆吾铁冶飞炎烟,红光紫气俱赫然。良工咨嗟叹奇绝。琉璃玉匣吐莲光,错镂金环映日月。正逢天下无风尘,幸得周防君子身。精光黯黯青蛇色,文章片片绿龟鳞。非直结交游侠子,亦曾亲近英雄人。何言中路遭弃捐,零落漂沦古狱边。虽复尘埋无所用,犹能夜夜气冲天。”这首诗生动地描写了龙泉宝剑的艺术特色。 当代龙泉宝剑仍然沿袭传统手工工艺制作,传统工艺是龙泉宝剑艺术的根。龙泉宝剑的传统工艺凝聚了历史上铸剑名师的心血和智慧。当代龙泉宝剑自重新拾取传统工艺制作方法以来,并未因当今科技的发达而采用现代化的制作手段,而是把传统制作手法作为宝剑的灵魂和制作传承的血脉。龙泉宝剑在充分尊重传统制作的基础上,汲取现代优良的工艺,融入现代审美意识,在剑身制作上仍然采用千锤百炼的手工热锻、冷锻方法,加上更为先进的热处理技术。在对剑鞘的加工和雕刻上,也是采用手工制作,宝剑形成成品的过程有30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是手工操作,没有留下机器的痕迹。 当代龙泉宝剑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历经数代铸匠名师的刻苦钻研,至今依然在产品质量上保持了传统龙泉宝剑的四大显著特点,就是坚韧锋利、刚柔相济、寒光逼人、纹饰巧致。宝剑斩铜如泥,1978年,在我国工艺美术界两次全国性集会上,龙泉宝剑的制作艺人曾当众表演。用一把龙泉宝剑,毫不费力地将叠在一起的六个铜板劈成两片,而剑刃不卷。如将一把轻型宝剑沿着人体腰部弯曲,卷成一个圆圈,松开后宝剑恢复挺直如故。古代的龙泉宝剑用生铁铸造,现在则用中碳钢铸造,加之淬火工艺恰到好处,使宝剑剑身柔韧而又弹性,以至达到刚柔并济的工艺特色。把数种不同的铁熔化复合,再反复千锤百炼般折叠锻打,在不断地折叠锻打中去除杂质,增加剑身的强度和韧性。因为各种铁的含碳量不一,最后落在剑刃上的颜色也就深浅不一,显出了自2500年前的欧冶子开创的龙泉宝剑著名的艺术特色――花纹钢。加上用龙泉境内特有的宝剑打磨制作用磨石。在这种亮石上磨制出来的宝剑,从各个角度看过去都显得流光异彩、寒光逼人。龙泉宝剑全靠手工锻制,一堆铁英、一眼泉水,用打坯、热锻、铲、锉、镂花、嵌光、淬、磨、刻、装潢等几十道工艺程序千锤百炼、百炼而成钢…… 一柄柄渗透着寒光与灵气的宝剑就这样在龙泉铸匠师鬼斧神工的磨砺下横空出鞘。若是七星宝剑,在剑身上还刻有七星图案。在剑身上刻花,这也是龙泉剑的一项绝技。工匠们用一把钢凿在宽不盈寸的剑身上直接刻凿,刻好后浇上铜水,经铲平加磨,七星图案就自然地留在了剑身上。再配以世界稀有的当地特产花梨木做剑鞘和剑柄,不必加漆而显古色古香,越用越亮, 使宝剑从剑质到外观相得益彰,蜚声国内外。 四、在传承中创新发展的当代龙泉宝剑 龙泉宝剑的外观工艺处理至今仍是一项引以为荣的技术。其中包括宝剑的表面处理,分为乌黑亮泽的防锈层与宝剑表面如流水之波浪的暗花纹;和金属的摺叠技术,这种技术巧妙地克服了同时保持刀剑硬度和柔韧度的矛盾,使龙泉宝剑呈现刚柔并济的特色,该技术沿用至今。 从古到今龙泉宝剑都有着极大的国际影响力。从世界范围看, 剑的种类较多,大体可分两大剑系:一是欧美剑系,我们称其西洋剑。二是亚洲剑系,其又可细分为几个门类,如中国剑、印度剑、阿拉伯剑、马来剑和日本剑。其中中国龙泉宝剑在亚洲剑系中已形成一道独特的文化。但是龙泉宝剑在大众老百姓心目中的认识度还不高,另外还存在一些缺陷,比如不同的师傅却使用相同的配件、研磨与表面处理功夫没有大的突破、仿造之风未见改善、配件粗糙,不注意细节,给人印象是精致不够。所以目前除了要做好龙泉宝剑这一品牌,大力进行文化宣传,促进民族品牌的可持续发展,同时要竭力提高自身的产品质量和艺术品位。展现当代亚洲顶尖艺术精品水平,丰富我国民族手工制造业,开辟精品艺术市场,促进国际剑文化交流。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需要传承和延续的。随着新世纪我国人口流动性加大、社会经济发展和都市化趋势加快,都需要优秀的传统文化技艺走入公众眼中,让更多的人们都来认识和保护我们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前这项技艺是靠家族个人传承和宝剑工厂群体技术工人的传承。大部分是来自龙泉本地的手艺传承人,比如长期从事刀剑锻造的名匠陈阿金、沈新培、周正武;2009年2月创办龙泉剑村刀剑研究所的胡小军;率先利用网络营销并取得成功的龙泉宝剑厂厂长张胜叶等等。 近现代浙江龙泉宝剑,在继承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创新、改革是其发展的主旋律。面对当前世界资源的竞争日益激烈和贸易保护主义逐渐膨胀的情况下,应用我们民族的文化艺术来创新商品。以文化的高附加值商品来提高我国的文化事业和经济,进一步推广传统艺术教育。宝剑工艺的继承与创新,使浙江龙泉宝剑在中国近现代工艺美术史上依然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 在中国的十八般冷兵器当中,却只有宝剑从遥远的春秋战国时代流传至今,它之所以能在中国文化艺术的长河中历久不衰,最主要的一点就在于其蕴涵着中国人侠义文化的理想气质,并代表着社会中正义崇高的价值判断,符合了中国历代文人天马行空、独立不羁的气度和文化精神的想象。悠久的历史、神奇的传说、四射的寒光和锐利的锋芒,流传至今的龙泉宝剑仍然承载着中国文化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