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中地域文化论文范文

综述陕西从西周起，就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周族是陕西关中一个古老的部族，周人以周原（宝鸡）为活动中心后，就有了文字记事，把卜辞和占卜有关的记事文字刻在骨片上，后来又在青铜器上铸刻铭文。周代的古阴阳历，就是中国最早的历法。秦阿房宫、秦始皇陵、汉阳陵、乾陵、桥陵等都记录印证了陕西古代文化，其中已开发的秦始皇兵马俑坑，就展现了一个巨大地下雕塑艺术宝库，反映出当时高超的艺术水平，是中国瀛湖文化史上的一个光辉篇章，号称世界第八大奇迹。陕北塞外陕北是中国现代革命圣地。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里生活战斗过13年，留下了大批宝贵的革命文物、革命纪念地和丰富的精神财富——陕北革命精神。境内的革命文物达140多处，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延安市区内的凤凰山旧址、杨家岭旧址、枣园旧址、王家坪旧址、子长县瓦窑堡（原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旧址）等国家级保护文物。省级革命文物有：延安市区内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旧址、南泥湾旧址，吴起县、志丹县、子长县、安塞县革命旧址、旧居、刘志丹陵园、谢子长陵园、洛川县冯家村“洛川政治局会议旧址”等。陕北自古就是民族融合的“绳结区域”。从商周时代起，鬼方，猃狁，白狄，匈奴，林胡，稽胡，卢水胡，鲜卑，氐，突厥，党项，羌，女真，蒙古，满等少数民族先后走上这块历史舞台，从而演出了一幕幕历史变迁的活延安宝塔山剧。陕北成为中原华夏民族（汉代以后的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融合与交流，形成了以汉文化为主体，融合了北方草原文化等少数民族文化的独特文化个性。秦汉以前，陕北一直是畜牧区。西汉以后，农耕业才大量发展，成为半农半牧区。一直到隋唐时期，陕北南界的黄龙山仍然是农耕区和半农半牧区的天然分界线，这种状况在宋代以后才逐渐有所改变。战国时代秦国大将蒙恬，秦朝时代秦始皇长子扶苏都曾经驻守这里，并且修筑长城，留下了中国古代边防的丰富的历史和人文遗迹；而作为革命圣地，陕北又是新中国的发祥地和革命精神的象征。关中中原西秦文化，是中国西部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从上古时代蓝田猿人，到中华文明的发源华胥古国，再到伏羲氏、女娲氏、神农氏“三皇”，从半坡的仰韶文化到西周定都丰镐、秦王朝的建立、汉隋唐帝国的延续，再至近代的西安事变，一直到国家在西安宣布实施西部大开发。陕南楚蜀中部和西部为蜀文化，东部为秦、楚文化；是汉族重要的发祥地。刘邦曾被封为汉中王，汉朝因此得名，汉族也因此得名。刘备曾在汉中称王，因此刘备政权被称作“蜀汉”。陕西是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发祥地之一，大约在80~120万年前，关中地区的蓝田猿人和陕南汉中龙岗寺人就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开始制造和使用一些原始的工具，采集果实和狩猎鸟兽。龙岗寺旧石器在地质年代为中更新世早期，绝对年代距今120万年以上（见《人民日报》1992年2月10日第四版），早于蓝田猿猴人遗址，是迄今发现陕西最早的旧石器文化，龙岗寺旧石器遗址被誉为是“亚洲三大旧石器遗址之一”。方言陕西分为三大方言区：关中方言区（属中原官话区）、陕北方言区（属晋语区）、陕南方言区（属西南官话区）。关中话，它又分为西安方言、关中方言东府话和关中方言西府话，它是西北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方言之一。关中话有很多古汉语的影子，是中国最古老的语言。古代关中话是中国的官话。[19] 陕北晋语蕴含着丰富的方言资源。陕北晋语在语音、词汇、语法上都与毗邻的中原官话有显著区别，显示出了独特的地域特征。[20] 陕南方言是西南官话（俗称四川话），包括汉中、安康等地。此外，清朝初期，由于“湖广填四川”而迁徙到四川、陕南一带广东话（客家话），流行于商洛一带。10旅游编辑概述截至2011年，陕西现有各类文物点3.58万处、博物馆151座、馆藏各类文物90万件（组），文物点密度之大、数量之多、等级之高，均居全国首位。[21] 目前陕西省A级旅游景区总数已达到257家，其中国家5A级旅游景区6家，国家4A级旅游景区71家，国家3A级旅游景区140家，国家2A级旅游景区54家，国家1A级景区2家。[22-24] 陕西可看到古代城阙遗址、宫殿遗址、古寺庙、古陵墓、古建筑等，如长城、秦始皇兵马俑、乾陵、茂陵、阳陵、黄帝陵、法门寺等，西安城墙、西安碑林、西安钟鼓楼、大小雁塔等。在陕西，仅古代帝王陵墓就有72座。陕西各地的博物馆内陈列的西周青铜器、秦代铜车马、汉代石雕、唐代金银器、宋代瓷器及历代碑刻等稀世珍宝，闪烁着耀眼的历史光环，昔日的周秦风采、汉唐雄风从中可窥一斑。在自然景观方面，有位于华阴市的西岳华山、宝鸡眉县的太白山，还有西安周边的临潼骊山华清池、终南山、翠华山，秦晋交界处的黄河壶口瀑布

v陕西是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周、秦、汉、唐等十多个朝代或重要政权先后在这里建都，又是革命圣地延安的所在地，典籍丰富、文化遗存也多，许多风俗习惯多有可供追寻的历史渊源。地域上：东面黄河、西望关陇；北临塞外草原，南接巴蜀水乡，横跨陕北高原、渭水盆地和秦巴山区。民风民俗既源远流长、根深叶茂，又争奇斗艳，异彩纷呈。一 陕西民俗文化的地域划分和秦、汉时期的发展陕西民俗的地域划分为：关中地区、陕北地区和陕南地区。关于关中地区的地理特点、历史地位、早期经营及至西汉初期的尚农遗风，《史记·货殖传》说：“关中自千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而公刘适邠，太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都镐，故其人犹有先王遗风，好稼墙，殖五谷。”关于陕北地区新的人文风貌的出现、地域特点与习尚，《册府元龟》说：“秦始皇遗蒙恬攘却匈奴。得其河南造阳之北千里地甚好，于是筑城郭，徙民居之，名曰‘新秦’。”《汉书·地理志》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翟，修习战备，高尚气力，以射气力，以射猎为先。”这一背景，与陕北腰鼓的声象相联系是可以相互印证的。关于陕西地区的早期风习，《汉中府志》说：“汉中府，其俗强劲质朴，力农习射。武都氏叟多羌戎之民，其人半秦，多勇戆；土地险隘，其人半楚，风俗略与荆州、沔州郡同。”《寰宇记》说：“汉高祖发巴蜀，伐三秦，迁蜀七姓于商洛，其俗多猎山伐木，深有楚风。”《宁强州志》也说：“宁强州”风气兼南北，语言杂秦、蜀。都充分显示着相邻地区风习的相互影响作用和风习的地域特点。关于对先秦风习的评价，《薛思庵（野录）》说：“读《秦风》喜得无淫奔之诗，见得秦俗好。”显现出对岐周良好风习传承的渊源。至秦亡汉兴，汉高祖刘邦进军商洛、途经霸上，西入咸阳，南屯汉中；回击三秦，建都长安，关内关外风习会合，使民风民俗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关于秦地风习的变迁、特点及其重大意义，宋代理学家朱熹在《朱子诗传》中有段颇为深切的概括和论述。谨转录如下：“秦之俗，大抵尚气概，先勇力，忘生轻死。然本其初而论之，岐丰之地，文王用之以兴，‘二南’之化，如彼其忠且厚也。秦人用之，未几而一变其俗，则悍然有招八州而朝同列之气。何哉？雍州土厚水深，其民厚重质直，无郑卫骄惰、浮靡之习。以善导之。则易于兴起，而笃于仁义；以勇驱之，则其强毅果敌之资，亦足以强兵力农而戌富强之业，非山东诸国所及也。”这段评论，是对历史发展的概括和总结，也对认识以后的历史发展有重大借鉴作用。二、魏晋南北朝至唐宋陕西民风民俗及生产习俗的发展汉、魏、两晋这一历史阶段，方土游侠、道教、佛教活动，先后在社会上出现，对民俗文化产生相应影响，对社会生活不同程度上增添了新的因素，习俗产生相应变化。方土游侠至汉时，已渐与民间游艺融合或以民间游艺形式出现，在都市已颇为多见。《随书·地理志》说：“汉中之人，质朴无文，不甚趋利，性嗜口腹，多事田渔。虽蓬室柴门，食必兼味。好祀鬼神，尤多忌惑，家人有死，辄离其故宅。崇重道教，犹有张鲁贵焉！”当地习俗的特色，还是浓烈的；道教和佛教的影响也是明显的。至唐，民风民俗与官府的关系也至为密切。《秦中岁时记》说：“唐上已日，赐宴曲江，都人与江头禊饮，践踏青草，谓之‘踏青’。”《辇下岁时记》说：“长安每岁诸陵，常以寒食荐汤饼鸡毯等，又荐雷子车；至清明上食，内园官小儿于殿前钻火，先得火者进。上赐帛三匹，金碗一口，都人并在延兴门看内人出城洒扫，车马喧嚣。新进士则于月灯阁置打毯之宴，或赐宰臣以下酴糜酒，即重酿酒也。”盛唐，物阜年丰，丝绸之路畅通，长安商贾云集，八方荟萃。饭店、酒楼、茶肆林立，在繁荣的饮食市场，胡风烹调，胡姬酒肆也频增风采，蔚为民俗大观。李白《少年行》曾抒写当时情况说：“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当时，胡姬学习用面食作有自己民族特点的胡饼，也闻中全国。白居易就有“胡饼饼样学京都”的诗句。据考，现在的芝麻烧饼，即由当时的胡饼演变而来。而面食则是陕西人自古迄今的传统主食。这同陕西的农业生产也是密切关联的。陕西农业，源远流长，生产习俗也在社会历史发展中不断向前发展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