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研究期刊实证

很多学者曾经对实证会计发展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进行过概括。这些讨论多注重国外实证会计的发展。以下所述则侧重于我国的现实。 在理论基础上，早期实证会计的发展受到有效市场假说（EMH）和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的影响。八十年代以来的实证会计则与企业理论、契约理论、管制理论等关系密切。此外，作为计算方法，数理统计的发展大大早于实证会计，也早于实证经济理论。这提示我们，从事实证会计研究必须首先了解相关学科。如果不满足于“旧方法+新数据”式的研究，要有所创新，则需要在相关学科领域有较高的造诣，甚至突破。将会计理论与经济理论相比，可以发现一种现象。在中国和美国，会计理论中实证之风的兴起都晚于经济理论。通过简单的统计可知，我国《经济研究》近年刊载的实证论文（不限于会计领域）的比重多于《会计研究》。《经济研究》上发表的财务与会计方面的论文数，近三、四年明显多于以往，其主要原因就在于这些论文采用了实证分析方法。实证会计有无可能摆脱从属于、跟随于其他学科的阴影？（如，对于有效市场假说的检验，在经济学界、金融学界以至管理学界都有人研究。尽管没有引起该论题的学科属性之争，但这种研究容易重复，不利于会计的发展。）换言之，是否存在以会计理论为基础的实证会计？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深思。当前我国会计理论界在盈余管理上的浓厚兴趣也许与此有关。亟待会计学界研究的论题应该更多的是本学科的问题。如，关于盈利预测、会计准则、财务报告等问题的研究。 这两者都与计算机紧密相关，可归为一类。信息处理技术主要是指原始数据的整理加工，尤其是各种复杂的计算。国内常用的软件有TSP、Excel、 SPSS等。各种软件各有优劣。TSP是基于DOS的小软件，略嫌陈旧；Excel是最流行的办公软件之一，容易找到；SPSS功能强大，专业性强。数据库业务是提供研究所需的原始数据。从笔者所看到的实证成果来看，多数研究者是从证券报刊上收集原始数据，可以想象其工作量之大、成本之高。少数有条件的研究者已开始运用电子版的数据，真可谓“羡煞旁人”。 如果有类似国外标准普尔（Standard-Poor）、穆迪公司（Moody）等的咨询机构专门从事信息服务，有Compustat Tape和Datastream International那样详细的数据可供研究之用，相信一定能推动实证会计的发展。最近，证监会发布《关于上市公司2000年年度报告披露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年度报告全文登载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网站上(详见扩展阅读），年报摘要刊登在指定报纸上。上市公司可以在自己的网站或网页上披露年度报告，但披露时间不得早于指定网站。这一要求对于研究人员的数据收集将产生重大影响。此外，有关网站经常发布一些经初步整理的关于证券市场和上市公司的数据，值得实证会计研究人员关注。 按照库恩的科学范式革命理论，新的理论范式是在旧范式发生危机之后诞生的。所谓理论危机，是指理论的供求关系失衡，尤其是供给短缺，包括总量短缺和结构短缺。六十年代前后，美国的规范会计理论在指导会计准则的制定上出现了危机，于是有了Ball和Brown（1968）、Beaver（1970）开创性的实证研究。我国是否存在会计理论危机？对于面临发展和体制转型双重任务的中国经济，对理论的需求无疑是巨大的。在理论的供给方面，如果仅从发表论文的数量来讲，我国会计理论何其繁荣。但是，其中的泡沫现象实在太多。从形式上看，包括重复研究、抄袭、一稿多投等。从内容上看，有纠缠于概念、原则而无实质意义的“论文”，也有“新瓶装旧酒”式的“创新”，还有草率提出新概念、新理论的“弥补空白”。如何改变作为社会现象存在的学术泡沫，已不是本文主题所在。但透过这种现象，可以看到理论危机至少潜在地存在。近年，我们不时可以听到会计理论滞后于改革实践的批评声，也是理论危机的一个佐证。我们相信，早日粉碎学术泡沫，将理论危机明朗化，将有利于学术的真正进步。按照经济学理论，一部分人由于预期到制度变迁的收益可能大于其负担的成本，就可能发起变迁，成为制度变迁的第一行动集团（Primary Action Group）。我国会计理论范式变革的发起者是上海财经大学、厦门大学、清华大学等几所高校的会计研究者。他们的收益——更高的学术地位是非常明显的。一批有远见的研究者正在努力成为第二行动集团（Secondary Action Group）。 国外资本市场的发展远早于实证会计。而我国两者几乎是同步发展的。其原因是，资本市场是实证会计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但不是充分条件。如果说国外最迟形成的必要条件是计算机技术，而我国则是资本市场。实证会计与资本市场的关系可概括为：资本市场的会计规范需要会计理论的指导，资本市场的发展也为实证会计研究创造了条件（张为国和徐宗宇，1997）。在前一方面，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会计研究中“10%现象”的发现对于证监会改变上市公司配股条件具有明显影响。后一方面，主要表现在实证研究所需的原始数据上。我国理论研究人员直接与实务界接触的机会不多，而各种统计年鉴上可找到的数据大都属于宏观性的。因此，资本市场上公开披露的信息对于我国会计理论的发展具有相当突出的影响，较之国外不可同日而语。 八十年代末期，中国会计界兴起了一片“向国际惯例靠拢”的强烈呼声，但当时实证会计发育的土壤尚未具备。近年来，随着中外会计学术交流的增加，研究范式的转变逐步得到中国会计理论界的认同。其主要表现有：（1）一些理论精英为了在国外学术期刊上发表成果，不得不应用国外流行的研究范式——实证研究。（2）作为我国会计期刊中的权威，中国会计学会主办的《会计研究》转变了办刊宗旨，日益推崇实证会计，无疑对会计研究的发展起到了导向作用。（3）在一些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上，外国学者带来的成果多属实证性的，为我们进一步打开了眼界。（4）香港的部分会计学者先后受到大陆传统的规范式理论训练和西方的实证理论熏陶，他们曾对大陆的会计理论提出过善意的批评。这种批评很有说服力。同时也应看到，中外交流毕竟限于少数人，来自国际惯例的推动不足以使实证会计在理论界普及起来。综上所述，我国从事实证会计研究的必要条件已经基本具备。如果有足够的动力和正确的方法，研究者就可以深入了解相关学科和学习计算机应用技术，不辞劳苦地收集数据，针对规范资本市场的需要，从事实证会计研究。但是，问题在于，事物的发展不仅仅需要具备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