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三姐文化研究的论文

壮族是一个能歌善唱的民族。壮族人无论男女，从四五岁的童年时代就开始学唱山歌，父教子，母教女，形成幼年学歌，青年唱歌，老年教歌的习俗。在农村，无论下地种田，上山砍柴，婚丧嫁娶，逢年过节或青年男女间的社交恋爱等，都用山歌来表达情意。有些地方甚至家庭成员之问的对话、吵架有时也以歌代言。唱歌几乎成为壮族民众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人人能歌，个个会唱。因此，广阔的壮乡，素有“歌海”的美誉。被诗人称为“铺满琴键的土地”。“如今广西成歌海，都是三姐亲口传。”壮族民间认为，“歌圩”是刘三姐传歌才形成的，刘三姐是歌圩普遍形成的重要标志。歌圩的歌就是刘三姐的歌。刘三姐被广西民间视为“歌仙”，宜州市是刘三姐歌谣最有代表性的地区，被认同为刘三姐的故乡。刘三姐歌谣大体分为生活歌、生产歌、爱情歌、仪式歌、谜语歌、故事歌及创世古歌七大类，它具有以歌代言的诗性特点和鲜明的民族性，传承比较完整，歌谣种类丰富多样，传播广泛。刘三姐是壮族民间传说人物。其传说最早见于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九十八《三妹山》。明清以来，有关她的传说与歌谣文献记载很多。壮族民间口耳相传的故事与歌谣更为丰富。广西宜山壮族传说，刘三姐生于唐中宗神龙元年(703年)，从小聪慧过人，能歌善唱，被视为“神女”。12岁即出口成章，妙语连珠，以歌代言，名扬壮乡。后曾到附近各地传歌。慕名前来与她对歌的人络绎不绝，但短则一日，长则三五天，个个罄腹结舌，无歌相对，无言以答，羞赧而退。然而她的才华却遭到流氓恶霸的嫉恨，后被害死于柳州。传说她死后骑鲤鱼上天成了仙。也有的说她在贵县的西山与白鹤少年对歌七日化而为石。还有的说财主莫怀仁欲娶她为妾，三姐坚决反抗，莫买通官府迫害三姐，三姐乘船飘然而去，等等。虽然传说不一，但千百年来壮族人民对她的尊崇与热爱之情却是一致的。现在，广西很多地区都立有刘三姐的塑像或刘三姐庙。每当有新的壮歌集问世，必先捧一本供在她的像前。有些地方的歌圩，第一项议程是抬着她的像游行。刘三姐歌谣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显示了中华民族民间传统艺术活态文化的魅力。它不仅具有见证民族历史和情感表述方式的文化史研究价值，还具有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美学等方面的研究价值。《刘三姐歌谣》具有以歌代言的诗性思维方式的杰出性、扎根社区人文传统的鲜明的民族性、传承序列的完整性、歌谣种类的多样性及文化内涵的丰富性、传播的广泛性与影响的深远性等特征。

刘三姐是壮族民间传说中的人物,其悠久的发展历程促使其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刘三姐文化”。“刘三姐文化”是指在历史长河中产生的、与刘三姐相关的文学或艺术,主要包括“刘三姐传说”“刘三姐歌谣”“刘三姐影视”“刘三姐旅游”。“刘三姐文化”表现形式多姿多彩,具有鲜明的符号意义。符号学由来已久且已经成为一门广博多元的学科理论,运用符号学理论分析“刘三姐”文化符号的含义,可以探析在不同的时代其符号内涵是有差异的。此符号意义的差异一方面是时代环境的影响,另一方面是人们对“刘三姐”文化符号建构的差异。“刘三姐”文化符号的呈现与建构促进了其符号消费的生发,带动了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刘三姐文化”的传播。论文共分为绪论、正文、结语三部分。绪论部分首先阐述了本文的研究缘起及研究意义,其次从时间维度来综述符号学和“刘三姐”的相关研究,最后叙述了本文的研究思路、内容及方法等情况。正文由五章构成。第一章阐述“刘三姐文化”的生成及其内涵。“刘三姐文化”的生成有着特定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自然地理环境是“刘三姐”文化产生的表层因素,历史文化的影响是其文化生发的内在力量。壮族的歌圩活动和以歌代言的习俗是“刘三姐文化”得以产生的历史文化基础;奇特的山、清秀的水为“刘三姐文化”的生发营造了独特的自然氛围。对于“刘三姐文化”的内涵笔者主要从“刘三姐传说”“刘三姐歌谣”“刘三姐影视”“刘三姐旅游”来论述,这几个方面是其文化的核心部分。第二章以符号学视角来分析“刘三姐”文化符号的含义。符号学由来已久且丰富多元,法国符号学家罗兰·巴尔特认为对于一个符号的解读,不应忽视其背后文化因素的影响,所以他以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为基础,将文化作用介入其中,形成一个二级符号系统,也称为涵指系统。涵指系统中的所指是受意识形态影响的,在不同文化影响下其符号的所指意义是不同的。运用罗兰·巴尔特的二级符号系统分析“刘三姐”文化符号,可观察出在不同时代,其符号的意义是变化的,本文主要以20世纪50-60年代和21世纪初到本世纪20年代这两个时间段为例,探析在不同时代语境下,“刘三姐”文化符号发生了怎样的嬗变。第三章以20世纪中叶彩调、电影《刘三姐》为实例阐述“刘三姐”文化符号的意义。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给予中国人民极大的自信与鼓舞,1958年柳州为向国庆十周年献礼,集思广益产生了彩调剧《刘三姐》。《刘三姐》彩调剧的诞生让“刘三姐”一跃成为“广西红人”,各地纷纷创造与“刘三姐”相关的文学艺术。这其中电影《刘三姐》声名鹊起,影片中塑造了一个勇于向地主阶级说“不”,具有革命精神的民族女英雄形象,这一形象的塑造极大的契合了国家意识形态的表达,同时满足了那个时代人们对“刘三姐”的想象。电影《刘三姐》一举成为民众心中“刘三姐”文化符号的代表。此时,涵指系统中“刘三姐”文化符号的所指便是电影《刘三姐》,符号所代表的意义是具有革命精神的民族英雄。第四章以21世纪“刘三姐”文化符号旅游为切入点,探析在市场经济语境下,“刘三姐”文化符号发生了怎样的嬗变。主要以阳朔《印象·刘三姐》和“宜州刘三姐旅游”为例。步入21世纪,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刘三姐”文化符号与旅游产业相互融合,将其符号产业化,并带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在阳朔,《印象·刘三姐》的演出和“刘三姐文化印象博物馆”的双向互动,让游客全方位的了解“刘三姐文化”。在宜州,“刘三姐故居”的仿建和经典歌谣的演出营造一种空间想象,让游客身在其中思考“刘三姐文化”的本源。无论是《印象·刘三姐》还是“宜州刘三姐旅游”,两者皆是从电影《刘三姐》中提取出“刘三姐歌谣符号”,再经过人为的建构和呈现,将“刘三姐”文化符号赋予广西旅游的内涵,削弱了“刘三姐”文化符号的鲜明个性,消解了之前的政治意义,给予其新的符号意义:广西旅游符号。第五章从符号消费的视角来分析“刘三姐”文化符号的消费。随着文化产业和旅游业的兴盛,物质消费逐渐向符号消费转移。民俗旅游体验中对“刘三姐”文化符号的消费也逐渐增多。“刘三姐”文化符号的消费带动了一方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促进了“刘三姐文化”的传播与弘扬。但是过度的符号消费导致了对符号的滥用和对符号的随意建构,这样容易失去符号消费的真正价值,所以对于符号的建构尽量要遵循合理、适度的原则。最后是结语部分,总结“刘三姐”文化符号在当代嬗变的过程,其发展路径体现了传统民族文化符号与地方社会经济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发展方式,也为其它传统文化的发展提供一条可供参考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