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产业结构合理状况研究论文

今天由我代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在这里就我们研究所宏观团队的研究成果向大家进行汇报。我们汇报的主题是多重目标下宏观经济政策的定位与选择。报告的内容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与当前经济困境。第二部分：多重经济目标间的冲突与抉择。第三部分：多重目标下宏观经济政策的重新定位。第四部分：结论与政策建议。本报告始终围绕政府引导、市场主导、调结构、稳定经济增长展开，强调政府的重要作用。市场的中心地位，调结构以保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核心目标，论证了多重目标下宏观经济政策应该如何进行重新定位与选择这一重大课题。第二部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与当前经济困境。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主要特征，这样我们分四个方面来看这个问题。特征一，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快速的经济增长不仅源于技术进步、生产要素、以及人力资本的积累，更加得益于对外开放和市场化改革等一系列制度改革的红利。近年来，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人口红利正在面临耗尽局面。中国经济面临刘易斯拐点到来的压力。此外由于制度红利和全球化红利日益耗尽，导致全要素生产率下滑，造成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面临下行压力。我们分这样几方面来看，一，经过增长日益依赖资本投入，全要素生产率贡献下滑。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在2006年后出现持续下滑的趋势，导致中国经济增长不得不更多依赖资本投入。二、中国社会加速老龄化，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据联合国(微博)测算，我国总抚养比将由2010年的38.2%下降到2014年的37.4%，之后则将由过去的不断下降逆转为不断上升，并在2020年上升到40.3%。我们的人口老龄化是一个严重问题，从这个图中也可以看出来。第三，制度红利即将耗尽，市场化改革亟待深化。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市场改革提供的一些制度创新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然而，近年来来自改革的制度红利出现了明显衰减。据测算，中国市场化指数自1981年到1999年的平均增速是13.7%，进入21世纪以后增幅则普遍降至5%以下，而且基本保持递减状态，在未来也难以改观。全球化红利也在耗尽，旧的全球分工模式不可持续。我们加入WTO以来，一直是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最大流入地。第二个特征，输入分配进一步恶化，短期难见逆转。国内的要素收入分配格局近年来出现了明显恶化趋势，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总收入比重在1992年至2008年间下降了12个百分点。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人均支配收入和消费占GDP的比重都一直在下滑。特征3，城镇化统计数据虚高，农民工市民化程度不足。2020年至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以平均每年提高1.35个百分点的速度发展，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长2096万人。2011年城镇人口比重达到51.27%，但上述结果是基于农民工进城居住63以上即为常住人口的统计剖经得到的，而这些被统计的城市人口的常驻农民工没有获得城市户籍和市民身份。特征4，产业结构不合理，工业化进程速度与质量不匹配，产业结构不合理，工业内部供需结构不匹配。我国目前面临的经济增长乏力现象表面上看是总需求不足，其根本原因在于政府主导的投资模式加剧了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结构性不匹配，导致结构严重失衡。由于我国特殊的经济发展轨迹，我国工业比重一只较高，很多时候都处于产能过剩的状态，通过拉动第二产业来调动整个经济增长，虽然在短期内解决的结构性需求不足，刺激了经济，但是长期内却再一次扩大了第二产业的产能，为随后的经济增长中的结构性需求不足留下了更大的隐患。由下图可以看出，在2008年之前我国第三产业占GDP比重正逐步赶超第二产业，然而随着2008年刺激方案的逐步实施，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之间的比重关系又出现严重的恶化。第二个方面是工业化速度与质量不匹配，工业化后期结构和中期的技术特征并。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从1978年至今走过了30年的历史。我们从重工业化，从1991年至今也走过了20年。所以当前中国这种粗放式的工业化进程很可能已经走到了后期，进一步提升的潜力的受限。然而在向高度工业化阶段转变过程中，我国的装备工业和高技术工业没有得到应有的加强和发展，一般加工工业的比重很高，技术密集型加工工业的比重较低，这种工业结构特征所反应的是导致工业化只处于中期工业化结果。第二方面的大问题，当前宏观经济困境的主要表现及其成瘾。当前宏观经济主要表现是国内短期增长形势恶化，但是通货膨胀压力依然存在。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总产出增速持续回落，先行指标不容乐观。我们今年第一季度、第二季度的GDP回落速度幅度有所加大，8月份规模以上增加值同比增长8.9%，比7月份回落0.3个百分点。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宏观经济指标看出来有进一步下滑的可能性。第二，固定投资增速回落，房地产首当其冲，固定投产投资的名义增速和实际增速都出现了连续回落。2012年1到8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名义增速较去年同期下降了4.8个百分点，投资增速下降的原因是由于政府主导的投资较快撤出， 市场主导的投资动力又增长不足。尤其是史上最严厉的房地产调控政策的作用下，房地产投资增长低迷，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中国经济的复苏和回暖。1至8月份全国商品住宅新开工面积累计下降11.1%。第三方面，消费者信心下降，消费增长难有热点。2012年1至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名义增长14.1%，较上年同期下降2.8个百分点。2012年我国农村与城市人均收入都在上升，消费却在下降。2012年7月消费信心指数仅为98.2%，大大低于，而且处于下滑的趋势。第四，进出口长期压力依然显著，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状况下，我国的出口和进口都出现了回落。2012年1月我国出口与进口同比出现了-0.5%和-15.3%的负增长，整个行业的形势不太乐观。8月份我国进口的同比增长仅为0.2%。其他海关数据也显示了这个状况。第五，物价增速持续回落，但通货膨胀依然存在。尽管从今年大家都知道我们的CPI一直出现了一个回落的态势，PPI也出现了下滑，而且在最近创下了34个月的新低。但是在原油(85.95,-0.12,-0.14%)价格不稳定和全球极端天气的影响下，物价水平短期内仍有不确定因素，通货膨胀的压力仍然存在。未来如果政府投资刺激型的稳增长政策出台，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刺激通货膨胀反弹。造成短期这些问题，经济回落的一个原因，我们的成瘾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个原因潜在增长下滑与短期经济回调重合，经济增速回落呈现长期性。第一个，多重因素叠加导致中国经济进入潜在增长放缓期。从这个表就可以看出来，就是中国潜在增长率进入放缓期。第二，发达国家潜在增长放缓，外需不足将呈现长期趋势。实际上此次危机是IT革命后，创新进展缓慢。从而利润率下降的后果。西方国家要彻底走出这次危机需要新一轮的技术变革，通过新的技术变革促进劳动生产率，提高企业利润率，促进长期增长，这意味着此次危机后的复苏将是一个缓慢进程。对于中国而言，一方面欧债危机的恶化拖累欧美国家经济复苏，导致中国出口市场萎缩。第三，西方的紧缩措施和贸易保护，对全球经济形成了进一步的下行压力。从整体来看，亚洲的进出口的同比增长率持续下降，特别是出口方面，由于欧美、欧洲市场疲软，因此亚洲的进出口增长率进一步下滑。对于中国而言，因为美国和欧盟等国家的贸易保护情绪抬头，其不断挥舞“贸易大棒”，将中国作为贸易战假想敌。第二方原因，运用传统宏观调控思路来调节经济增长的效果正在日益削弱。第一方面，传统刺激性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逐步减弱。总需求政策是否有效取决于短期总供给曲线是否是向上倾斜的。就政策效果而言，在总供给取现上，产出对价格的弹性越大，需求扩张政策的效果越显著。下图计算了国内吸收产品和出口产品供给的自价格弹性。对于出口而言，出口产品的价格弹性在1990年有正转负，2003连之后绝对值基本保持在0.3左右。虽然说明通过降低价格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出口量，但对出口收入帮助不大，进一步降低出口价格反而导致绝对下降。第二，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开始呈现下降趋势，原有保就业政策可能难以发挥理想的效果。劳动需求对内需品产出的弹性和劳动需求对出口的弹性的这两个指标分别反映了内徐和出口部门增长对就业的吸收能力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内需何处口部门对就业的吸收能力呈现不断增强的趋势，并且内需部门对就业的吸收能力超过出口部门。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自2008年以来，无论内需部门还是出口部门的对就业弹性均出现下降的趋势。这表明这两个部门对劳动的吸收能力呈现下降现象，以往通过经济增长来保就业的政策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当前的就业问题。以投资为主的刺激政策将进一步恶化要素收入分配格局，不利于消费和经济长期稳定增长。近年来我国扩张性宏观政策主要是以刺激投资为主，投资增长对拉动内需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容易增城投资品的相对价格和通货膨胀上升。与消费品相比，投资品具有资本密集型特征。我们可以看到从1981年至2010年间发现资本价格对内续聘价格的弹性均值在1.05，而劳动价格对内需品价格的弹性仅为0.88，当内需品价格上涨或者通货膨胀丧生时，资本品价格上涨快于劳动价格上涨，此时收入分配愈发向资本倾斜。第二部分，多重经济目标间的冲突与抉择。当前乃至未来较场的一个时期，中国政府的经济目标都将主要聚焦与稳增长、调结构末、控通胀三者之间的博弈与平衡。第一，稳增长、调结构与控通胀的矛盾。第一，当前经济的迫切任务是通过稳投资来稳增长。就当前宏观经济而言，在这三个目标中，稳增长似乎是当前经济工作中最迫切的任务，这是与“稳增长”对为当前我国合理的就业创造、居民收入增长和地方政府财政安全这三个方面的重要作用密不可分的。但在当前的形势下，消费需求受居民收入水平、社会保障体系上不完善等诸多慢变量的影响，短期内难以显著提升。出口则受制于外部环境，而国际经济形势仍然严峻复苏，前景并不明朗。稳增长成为当前的迫切任务，主要从这三方面看，一个是解决就业问题。从官方PMI中的就业指数中都可以看出，从2004年以来一直出现一个下滑的态势。所以我们就业问题虽然不是非常不好，但是也已经很严重了。第二，经济增速过快下滑导致财政收入下滑，进而造成政府财务困境。之所以产生这种状况是由于中国税种构成所决定的，在现阶段我国税收中流转税占到了税收总收入的60%左右，而流转税受宏观经济非常明显。从这个图表中可以看出来。所以目前财政支出中存在一定刚性，尤其是当前严峻的民生压力和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不容乐观的社会稳定问题，决定了我们政府财政支出中民生支出与维稳支出很难被削减。第三，是由于我们需要较高的增速保持赫莱的居民收入增速。当前居民部门在收入分配格局中的弱势地位以及严峻的居民间收入差距短期中都难以获得明显改观，因此只有通过经济增长才能保证居民部门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的合理收入增速，维持社会的基本稳定。通过什么办法？从目前来看只有通过稳投资才能来稳定当前的增长，就是稳投资成为稳增长的必要手段，首先是出口问题。出口可以看出来，出口一直在下滑，从世贸组织发布的报告显示，去年全球贸易增速仅为5%，较2010年13.8%增速大幅下降。2012年的状况更差，据世贸组织预测，全球贸易增速还将下降至3.7%，低于过去20年平均5.5%的全球贸易增速平均值。对于我们国家而言，我们以出为主的制造业升级正面临发达国家和比中国更欠发达国家的双重夹击。在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社会保障不足，房地产价格过高的现实下，要提升消费，就必须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改善收入分配格局，促进房价合理回归，但是这些在短期内都很难看见效果。由此可见，由于出口、消费已显疲态，稳投资就成了稳增长的唯一手段。投资是个快变量，能有立竿见影的效果。近期各地方政府陆续出台的地方版4万亿投资计划，解决基于这样的一个逻辑。稳增长、调结构与控通胀之间的冲突，冲突一：政府投资刺激型的短期稳增长与调结构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矛盾与冲突，当前短期稳增长可能会对调结构产生不利影响，可能会对经济结构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这几个方面。第一，稳增长的措施可能恶化需求结构，继续提高已经过高的投资需求占比。投资可以在政府的刺激政策下大幅增加，而居民消费则很难在这一过程中得到有力的提振。这是因为居民消费是由决定居民消费议员和收入的深层次因素决定的。事实上2008年与2009年政府实施的四万亿投资计划就明显恶化了需求结构，大幅增强了经济对投资需求的依赖。2008年以来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速扭转了前三年的下降趋势。从2008年的16.9%上升到2009年的32.5%，上升了将近一倍，这是自1993年里最高点。2010年投资在2009恩年的高水平基础上继续快速增长，增速20%，高于2000至2008年的两个百分点。从这个图可以看出来。从投资和消费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也可以看出四万亿投资计划对需求结构的严重恶化。总体来看，投资对消费贡献率的西历在2009年达到1.9的历史最大值，在2010年该比值虽然回落至1.47，但仍旧在高水平。第二，稳增长的政策措施可能恶化产业结构和产生锁定效应，导致投资结构的进一步扭曲。首先，加剧了某些产业投资和产能的过剩化和泡沫化，导致了投资结构一定程度上的“僵化”以及投资的结构性扭曲。其实稳增长中的政府刺激政策投资可能恶化产业结构的另一渠道是投资进一步强化了第二产业在总产出中的地位，不吝与第三产业比重的提高。事实上从2003年开始我国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就基本一直处于不断下降的过程，而第三产业的贡献率则不断上升，2008恩年政府大规模投资计划则明显逆转了这一趋势，经济增长又开始更加依赖于第二产业。第三，短期内稳增长措施可能不利于我国生产率的提高。我国政府主导的大规模投资计划往往主要投向基础设施领域。基础设施的完善，如交通、通信等，有利于提高经济运行效率，但是其建设周期长，效果的显现具有滞后效应，在短期内一般会恶化生产效率。此外，如果政府的基建项目低效率运行，政府主导的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可能无论是在短期还是在较长时期内都会不利于生产率的提高。我国TFP增速在2008年突然出现大幅度下滑，在2009年和2010年转为负增长，这就说明生产效率在政府主导的投资刺激下基本处于停滞甚至倒退的状态。我国的增量资本产出率从1992年的2.4逐渐提高到2007年的4，而在2008年之后该比率由于超常高水平的投资增速而猛增到创记录2009年7.8和2010年的7.3。此外，政府的大规模投资计划虽然也也会强调鼓励自主创新、促进技术进步，但是其效果可能难以令人满意。因为技术进步主要来源于私营企业长期的市场竞争行为，而非短期政府规划和干预，因此以政府投资项目促进生产率提高的方式可能是一种高成本、低效率的方式。短期，短期稳增长增长可能对民营经济部门和中小企业部门造成相当程度的挤出效应，削弱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基础。从2008恩年到2009年政府实施的稳增长经济的刺激计划贷款潮中，国企占据了90%以上的资金，而私企只有5%。第五，短期稳增长的政府刺激投资计划可能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收入分配结构的恶化。一方面，我国郑国伍政府主导型的大规模刺激投资主要投向了基础设施的建设，很少涉及民生部门建设。另一方面，从四万亿投资计划的事后结果来看，我国政府主导的大规模刺激投资计划主要惠及了中央企业，特别是大型央企。第二个冲突，稳增长、调结构的过程也可能引发通货膨胀。这是因为第一稳增长对控通胀可能产生负面影响。短期稳增长就需要稳投资，而投资的快速增加就会引发通胀压力。就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国的货币供给具有内生性。当货币供给由经济内省决定，即信贷需求产生了货币，那么通货膨胀就不是单纯由货币供给快速增长导致的，而是与其同时决定的。从这个过程来看，货币供给内省环境下通货膨胀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政府赤字、贸易盈余和投资推动，而其中最有中国特色的因素就是投资。第二，调结构对控通胀可能产生负面影响。便虽着总量上的经济结构的变化，必然便虽着相对价格体系的重新调整和确定。实际上当相对价格调整一定是通过价格升得快、有的涨得慢实现的，所以也会面临上行的压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判断中国经济结构未来会发生深刻的变化，那么中国价格体系也会发生深刻的变化，总量上必然有价格水平的上升。前面我们谈了多重目标冲突，那么多重目标冲突下政府或社会应该如何进行抉择呢？第一个角色，在稳增长、调结构与控通胀这三个目标之间，以市场为主导，通过调结构以保证经济的稳定可持续增长，应该成为当前我国政策目标的首要选择。有这样几个原因。原因1，本轮经济增速下滑是由国内外复杂的经济环境导致的，仅仅采用政府主导刺激投资型的短期稳增长措施或许只能暂时缓解经济增速的下滑势头。从中长期来看，在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已经呈现下滑趋势的现实面前，不管是中央版四万亿，还是地方版四万亿，政府主导的短期稳增长措施并不能遏制经济增速的下滑态势。原因2，通过调结构来稳定或提升潜在增长率，已经成为维持我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唯一出路。这迫切要求我们对以政府投资计划为主的短期稳增长措施进行重大变革。因为，以政府刺激投资计划为主的短期稳增长举措对潜在增长率的编辑贡献已经处于下降阶段。更为重要的是现阶段我国的经济基本面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这必将导致我国潜在增长率面临重要的转折点。因此从稳增长的角度来看关键在稳投资思路和手段的创新与变革。原因3，调结构必须坚持以市场化原则的导向进行，通过全面推进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来充分释放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省动力。因为以市场为主导，使社会生产适应国内外市场需求的变化，这是结构调整的根本目的，也是判断经济结构是否合理、优化的核心标准。市场需求是不断变化的，结构调整因此也要经常进行，不可能一劳永逸，要随着市场的变化而变化，政府在调结构的过程中主要是通过政策手段来发挥引导作用。抉择2：在稳增长、调结构的过程中需要注意管理好通货膨胀与其。原因1：稳增长、调结构的措施和手段都将改变公众对未来的价格水平的与其。调结构就必然涉及产品价格和要素价格的调整与重新布局，也要面对社会收入格局、产业格局的调整与转换，这就必然导致有些产品价格和要素上涨，有些产品和要素价格下跌。而稳增长措施也可能会有由于投资的推动促使某些产品价格较快上涨，这些都将改变公众对未来价格水平的预期。原因2，现阶段我国的通货膨胀具有非理性的特征，这是根本的，从而导致通胀预期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呈现放大姚莹。在高通(微博)胀时期公众的通胀预期一般比实际通胀水平低，公众往往低估通胀水平。在低通胀时期，公众的通胀预期一般比实际通胀水平更高，公众往往高估通胀水平，因此在目前通胀水平尚不太高的情况下，千万不能低估公众对通胀预期、对未来通货膨胀的影响。第二，2006年以前，中国公众的通胀预期波动比较平缓，此后波动性逐渐增大，到现在波动性比较大，敏感性比较强。第三，中国的通胀预期表现出一定的适应性预期和黏性预期特征，波动幅度较实际通胀水平平稳，公众通胀预期是不完全理性的预期。抉择3：通过推进进一步工业化和城市化，作为经济结构调整的切入口和重要的实现途径。从宏观的角度和经济结构调整的核心内容来看，调结构主要包括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的调整两个方面。而进一步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将带来社会需求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变化。原因1：我国当前供给结构调整的方向和动力必须依靠进一步推进新型工业化。我们说明一下，我们这个报告当中所谓的新型工业化、进一步的工业化、深度工业化，都是一个意义。现阶段这些新型工业化对产业的推对作用主要表在一方面我们的工业化进程总体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离全面完成现代工业化还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以信息化带动工业企业，是推动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主要途径。原因2：我国当前需求结构调整的方向和动力，必须依靠进一步全面推进结构合理的工业化。一方面，城乡居民的收入不平等是造成我国当前收入不合理进而导致我国需求结构不合理的主要原因。因此，积极推进结构合理的工业化可以提升我国农民收入的增长，改善城乡收入差距，进而对我国需求结构产生深刻影响。另一方面，工业化推进过程中国民收入变化的一般趋势是，国民收入分撇向劳动者倾斜，企业所得比重总体呈下降趋势，政府所得比重保持平稳并相对较低。原因3，从我国当前的供给结构调整的动力角度来看，必须依靠进一步全面推进内涵发展式的城市化。一方面，城市化所带来的人口、资源和科技的集聚，能够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影响和推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另一方面，城市的发展促使大量的要素资源集聚和多样化需求的产生，促使产业分工的西画，促进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原因4：我国当前需求结构调整的方向和动力，必须依靠进一步全面推进内涵提升与发展型的城市化。城市化不仅仅表现为城镇空间的扩展更重要的还表现为人口的集聚和城镇人口的规模扩大。大规模的人口城市化，会产生巨大的收入增长和消费转换效应。因此大量人口转为城市居民后，从买房、买家电到吃穿住行型等等消费行为，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带来巨大的投资和消费需求。我们认为稳增长、调结构与控通胀三个目标当中，以市场为主导，通过调结构来稳增长是首要选择。而进一步的工业化和城镇化不仅是释放巨大需求、稳定短期增长的有效手段，更重要的是结构调整的切入点和重要实现途径。因此政府需要进一步推进工业化与城市化，并把结构调整这一目标放在首位，运用恰当的政策手段处理好调结构与短期稳增长的关系，从而破解增长与调结构的两难昆剧，同时注意管理好通胀预期，也促进经济的稳定可持续增长。第三部分，多重目标下宏观政策的重新定位。在过去较场的一个时期，宏观调控需要面对的经济目标往往相对单一，所以，政府主要运用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