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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卡7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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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漫迷秋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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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文化,是指一种具有鲜明特征、相对稳定并有传承关系的历史文化形态。先秦、两汉时期湖南的文化应该纳入到另外一个历史文化形态——楚文化中。屈原的诗歌艺术、马王堆的历史文物,均具有鲜明的楚文化特征。而南北朝及唐宋以来,由于历史的变迁发展,特别是经历了宋、元、明的几次大规模的移民,使湖湘士民在人口、习俗、风尚、思想观念上均发生了重要变化,从而组合、建构出一种新的区域文化形态,称之为湖湘文化。先秦、两汉的楚文化对两宋以后建构的湖湘文化有着重要的影响,是湖湘文化的源头之一。湖湘文化是一种地域性的文化。身在其中的湖南人,都无不深受她的影响,接受她的洗礼,从头到脚、从里到外打上她的烙印。对于许多湖南人来说,他们都因有这一文化的深厚底蕴而骄傲,而自豪。正是有了这一文化的熏陶,那些走南闯北的湖南人,才能演绎出自己光芒的人生,并为世人所敬仰,从这一意义上说,湖湘文化又超出了她的地域,成为了中国乃至世界所关注的文化。" 南下的中原文化,在文化重心南移的大背景下,湖南成为以儒学文化为正统的省区,被学者称为"潇湘洙泗"、"荆蛮邹鲁";唐宋以前的本土文化,包括荆楚文化。这两个渊源分别影响着湖湘文化的两个层面。在思想学术层面,中原的儒学是湖湘文化的来源,岳麓书院讲堂所悬的“道南正脉”匾额,显示着湖湘文化所代表的儒学正统。从社会心理层面,如湖湘的民风民俗,心理特征等,则主要源于本土文化传统。这两种特色鲜明的文化得以重新组合,导致一种独特的区域文化形成。所以,探讨研究湘学者,能发现湖湘文化中的儒学正统特色,无论是周敦颐、张南轩,还是王船山、曾国藩,他们的学术思想、学术追求,都是以正统的孔孟之道为目标;而考察湘人者,则更会感觉到荆楚山民刚烈、倔劲的个性。当然这两种文化组合是相互渗透的:湘学的学术思想总是透露出湘人那种刚劲、务实、敢为人先的实学风格和拼搏精神,而湘人的性格特质,又受到儒家道德精神的修炼,故而能表现出一种人格的魅力和精神的升华。如曾国藩在自我人格修炼时追求的“血诚”、“明强”,常使我们体味到这种二重文化组合的妙处,"诚"、"明"的理念均来自于儒家典籍和儒生对人格完善的追求;而"血"、"强"的观念又分明涌动着荆楚蛮民的一腔血性!包括曾国藩组建的湘军,其成员主要是湖湘之地的山民,曾国藩既看中了他们的质直、刚劲的湘人性格,又要求他们学习儒家道德和文化修养,体现了他对这种二重文化组合的自觉运用。 三重演进与湖湘文化的因缘。湖湘文化形成于两宋以后。历史上,湖南“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是一块"不为中原人文所沾被"的荆蛮之地。那么,在这块"四塞之地"上如何会形成以中原文化为主要源泉的湖湘文化呢? 两宋之时,中国文化发生了三项重大演进,这三重演进对湖湘文化的兴起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继先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之后,两宋时期兴起了理学文化思潮。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化思潮,理学的主要特点在于对传统思想文化的综合。它以复兴儒学为旗帜,要求重新解释儒学经典,力图使儒家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得以振兴。另一方面,它又大量汲收、综合了佛、道两家的宇宙哲学和思辩方法,将其补充到儒家学说中去,将儒学发展为一种具有高深哲理的思想体系。由于理学能够振兴儒学,发展儒学,适应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需要,故很快成为了一种站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直至延续到晚清时期。 魏晋以前,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均在北方。代表中国文化主体的中原文化本来产生于北方,自东晋以后到两宋之时,中国的经济重心开始南移,而文化也随之南移。特别是由于北方的一些游牧民族不断地骚忧,出现了两晋的永嘉之乱、唐代的安史之乱、宋代的靖康之乱,致使中原地区战火不绝,这迫使中原人士纷纷南下。于是,向来居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北方的地位开始下降,而南方在经济、文化方面逐步崛起。到两宋之时,南方的经济、文化十分发达,已经超过了北方。尤其是到了靖康之乱以后的南宋,有名的文人均在南方从事文化教育活动,浙江、江西、湖南、福建等省成为文化最发达的地方,产生了许多著名的学派、建立了许多著名的书院。 两宋时期中国出现的一个重要的学术现象,即儒学演变为一个个具有地方特色、历史传承的地域学派,这便是所谓的"儒学地域化"。两汉时期儒学亦很鼎盛,但兴盛的契机是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代儒学就成为一种自上而下的国家意识形态。根本上来说,汉代儒学是一种统一的儒学。宋代复兴儒学的思潮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学术文化思潮,它不是通过中央或地方官学,主要是通过地方的书院来开展学术研究与传播。一批批立志于重振儒家信仰、重建儒家知识体系的新儒家学者集聚于各个地域的不同书院中,潜心著述、授徒讲学。于是,一个个具有各自学术传统、思想特色的地域学派就形成了。在北宋时期,有周敦颐的濂学、张载的关学、二程兄弟的洛学;到了南宋,又有了朱熹的闽学、胡氏父子及张栻的湘学、陆九渊的象山学等等。 理学思潮的兴起,标志着一种更具有综合性的新儒学的文化形态出现,又由于文化重心南移和儒学地域化,必然使这种以儒家为核心、综合释道的文化形态在南方繁衍、发展。最终,中国文化的这三重重要演进促使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地方学术形态-----湖湘文化的形成和崛起,并在日后大放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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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芬妮呀

陶瓷的发展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形象的中国民族文化史。它是同人们的生活和生产实践紧密相连的。首先是夏商周朝时期的陶瓷文化,然后是秦汉时期的陶瓷文化,随后是隋唐时期的陶瓷文化,隋的朝代虽然短,但是在陶器烧制上,却有了新的突破,不但有青花烧制,白瓷也有很好的发展,另外此时在装饰手法上也有了创新,如在器物上贴另外的泥片——贴花,就是一例。然后就是唐朝的陶瓷文化,唐代是跨入真正的瓷器时代。元朝时期的陶瓷文化,瓷业较宋代衰弱,然而这个时期也有新的发展,如青花和釉里红的兴起,彩瓷大量流行,白瓷成为瓷器主流,釉色白里泛青,带动了明清两代的瓷器发展,取得很高的成就。到了明代,又进入了另一个新的旅程,明代以前的瓷器以青瓷为主,而明代以白瓷为主的是青花和五彩瓷,景德镇更成为主要的窑厂,规模最大,一直延续明清两代五六百年而不衰,描写当时盛况为“昼间白烟掩空,夜间红焰烧天”。清朝中国瓷器可谓登峰造极。数千年的制瓷经验,加上景德镇的天然原料,宫廷督陶官的管理,皇帝的爱好和提倡,使得清初瓷器制作技术高超,装饰精细华美,成就卓著,是悠久中国陶瓷史上的最光耀灿烂时期。 从上述陶瓷在各个时期上看,它是辉煌的、璀璨的。美来自于生活,制陶者正是表现了生活的态度,有寓意地间接表达了人的思想和感情,或直接描绘了现实生活的风俗和风貌。 当然,现在陶瓷的鉴赏方法有很多,根据各朝代陶瓷胎质、釉色的特点来判断,一般来说,从胎质、釉色可以看出其年代和窑口,距今4000年前的商周时代的青釉瓷器,又称原始青瓷,是青瓷的低级阶段,其胎为灰白色和灰褐色,胎质坚硬,瓷化程度较高;其釉色青,釉层较薄,厚薄不均。这是因为当时采用沥釉方法进行施釉的缘故。 又如,五代时的釉色为天青色。据传说,五代后周柴世宗指雨过天晴的天空,对向他请示御用瓷釉色的官员说:“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所以,五代的瓷釉便被钦定为天青色。这种釉釉色莹润,施釉较薄,青中闪着淡淡的蓝色。 再如,宋代龙泉窑的梅子青釉。这是宋代龙泉的最佳色,是青釉中的代表作。其色可与高级翡翠媲美。釉层较厚,釉面光亮,玻化程度高,釉面不开纹片,质莹如玉,其色近似梅树中生长着的“梅子”。 明代永乐、宣德、清代康熙景德镇瓷器的胎釉各具特色。永乐时期白釉最负盛名,釉质肥厚,润如堆脂,纯白似玉,釉面光净晶莹;胎色纯白,胎质细腻,并且有厚薄不均现象。如在强光下透视可以看到胎釉呈一种粉红、肉红或虾红色的倾向。这一特征,是其它瓷器中所没有的。 明代宣德年间,与明永乐年间时间虽近,但瓷胎釉色却迥然不同。同一器皿,永乐胎厚,宣德胎薄。宣德时大件琢器底部多无釉,露胎处常有红色点,俗称“火石红斑”,还有铁锈斑点。清康熙、雍正时的仿宣德瓷器则无此特征。 清代康熙时瓷器的胎釉,胎色细白,胎质纯净,细腻坚硬,与各朝代的同一器皿相比,它的胎体最重。此外,这一时期的同一件瓷器,往往施两种白釉,器内、口缘、器外底施粉白釉,其釉较稀薄,往往见有小缩釉现象;底部还现有坯胎中旋纹痕迹。器身施亮青釉,其釉莹润光亮,胎釉结合极坚密。一件器皿施两种釉,是清代康熙年间生产的瓷器的最大特点。掌握好各朝陶瓷瓷胎、色釉的主要特点,是我们鉴别古陶瓷的年代和窑口的可靠依据。然后从各朝代陶瓷的纹饰去判断,鉴赏陶瓷,除了看其器皿的胎骨和釉色之外,纹饰的鉴赏也很重要。瓷器上的纹饰就像一个人的衣冠,它有明显的民族性和时代性。我们鉴赏古陶瓷时千万不要忽视它。 中国古代陶瓷纹饰繁多,但按类别可分为人物、动物、植物和装饰四大类。纹饰本身有它的时代性,它是当时社会文化的反映。例如,明代中期、正德年间,道教、佛教和伊斯兰教在社会广泛兴起,所以,瓷器上出现了八仙、八宝图、真武大帝、仙人朝圣图等图案。又如,清代康熙皇帝吸取明亡的教训,对“尚武”和“习文”极为重视。所以,在瓷器图案中,“尚武”方面有各样的刀马人物和清装射猎图等出现;在“习文”方面,在瓷器上大量书写诗词,以文字作为图案装饰。 作纹饰鉴赏时,对不同时代要掌握其不同纹制手法。例如我们最常见的云纹,元、明、清就有不同的“朵云”,只要细心研究,不难发现,每个时期都有其特定绘制方法。 元代朵云纹,其写法基本可分为两种。第一种,身绘成如意头状,多不对称,边大边小,其尾前段肥大,后半段细长,整个造型活像一条大头小蝌蚪在游动着。第二种,也绘一个不对称如意头为身,拖一长尾,尾的前段长出两个小头,其尾活像萌芽的种子根部,其如意头下的两个小头,又似两片小叶托着一朵盛开之花。但到明代宣德年间的朵云,又有变化,虽然也是绘如意头为身,但身上的飘带增多了;有的云头下飘出一带,有的在云头左、右两边和尾部各飘出一条云带,有的还在前者的绘法上在云头部再长出一带;所绘如意头丰满肥壮,飘带瘦长,变化多样。明代中期,成化年间的如意云,飘带较长,是如意云头长度的两倍,尾部的飘带又有增加突出的小小云块,和前期一条带状有所变化,云头又似露齿的兽面。再就是从各朝代陶瓷的造型去判断,陶瓷鉴赏,造型是一个重要依据。它有明显的时代性,直接反映出不同社会时期人们的审美观。 饭碗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器皿,一般人对它也许注意不多。其实,它的造型也是不断地随着社会发展而变化的。唐代的饭碗,一般是深腹、直口、实平足、胎厚、体重。明代的碗,口外撇、腹深而丰满、圈足较高,给人以古拙稳重之感。入清以后,特别是康熙时期,碗口外撇,但弧度没有明代大,腹深但显得瘦小,圈足开始变矮。到雍正以后,其圈足最下处,一改明代的平齐而向圆形(俗称“泥鳅背”)演变。 还有我们常见的口小、肩丰、圈足的梅瓶,它也随着不同时代而变化。宋代的梅瓶造型是小撇口,短颈,肩特别丰,身体修长,圈足,给人以古朴秀美之感。到元代,则改宋代时的小撇口为板唇口,短颈加高,从直统式小颈改为喇叭状,下身加粗,体形变大。到了明代早期,其口又改为卷唇口,肩丰而斜,下身略胖,改变了宋代的修长身形,向平稳实用发展,这是梅瓶造型最美的时期。发展到清代雍正时的梅瓶,它以明代早期为式样,但其口往往略高于明代,和颈相接处像欠一定弧度似的,没有明代早期那么好看。这时期的梅瓶,虽然丰肩,但肩的上部不是忽平就是下斜,下身又有所加粗,造型呆板,失去线条美。到清代后期,其造型更加呆板,更加粗糙,艺术欣赏价值也就更差了。 笔筒是文房四宝之一。顺治年间的笔筒体形高,平底无釉,胎厚体重。到康熙年间,体形略为降低,这时笔筒胎壁适中,底中央有一小圈下凹,涂白釉,凹圈外平坦,向外施一圈白釉,向内边的一圈则无釉。这种底形看上去似一玉壁型,所以,人们称之为:“壁足”。但到了雍正、乾隆以后笔筒变得胎体略宽,胎壁也略薄,其底也由“平底”、“壁足”改为“圈足”。 不同的造型,打着鲜明的时代印记。因此,认识、熟记各个时代器物的造型,是非常重要的,例如,拿起一把“鸡头壶”,我们应该知道这种壶是三国、晋朝、南北朝的产物。说起“宫式碗”,则应该知道是明正德年间产品的一种造型。如果是“观音尊”、“棒槌瓶”、“花觚”、“太白缸”、“柳叶瓶”等等,这些都应是清代康熙时期生产的器物。所以说,型制对古陶瓷鉴赏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陶瓷,历史悠久,品种繁多,它是我国历代文化的结晶。喜爱古陶瓷艺术品的人不少,但是懂得鉴赏的人却为数不多。因为,古陶瓷鉴赏是一门综合的技术,要掌握它,需要下一番功夫。例如,要鉴赏一件陶瓷古董的真假,首先要对中国几千年各地陶瓷的生产有所了解,才能从胎质、釉色、造型、纹饰、款识甚至重量等方面入手,作出准确的判断。对初学者来说,如能潜心钻研,循序渐进,掌握一些古陶瓷的鉴别方法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 着眼于陶瓷的辉煌发展史,国人,我们可以坚信它的前景是乐观的。对于陶瓷文化,我们要尊重,在此基础上施以保护。相信陶瓷,相信中国,相信人民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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