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域生态环境补偿机制研究论文

加强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卓吉华重庆农村环境问题同全国一样令人堪忧,传统粗放发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新农村建设的最大约束。特别是农药、化肥、农膜的不合理使用,禽兽和水产养殖污染,农村生活垃圾和生活污水以及乡镇企业污染,不仅直接威胁着人们的生存环境和身体健康,而且制约了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所有这些问题,都务必引起有关方面的关注和解决。一、重庆农村生态环境存在的主要问题(一)畜禽和水产养殖污染较为严重。据调查,全市畜禽养殖规模换算成生猪当量约3570万头,其中,猪年出栏近2000万头,家禽年出栏2.38亿只。年产畜禽粪尿总量近7500万吨,进入水体的COD(化学需氧量)、NH3~N(氨氮)和TP(总磷)分别为22.4万吨、2.48万吨和1.35万吨,其中畜禽粪尿产生的COD(化学需氧量)污染负荷与全市工业和生活废水的COD(化学需氧量)排放量相当。2005年长江、嘉陵江和乌江所有34个监测项目中,只有粪大肠菌群、石油类和总磷3项超标,其中粪大肠菌群超标率为90.9%,石油类和总磷仅在个别断面出现超标。目前,畜禽养殖污染在梁滩河、花溪河等已大大超过流域内城镇生活废水的污染负荷,成为这些流域水质恶化的主要原因。肥水网箱、网拦养鱼造成水质下降,并在局部地区超过水环境容量,导致水库富营养化问题日趋严重,成为农村环境质量下降的又一重要影响因素。(二)农药、化肥污染比较突出。大量农药、化肥不合理施用,作物秸秆、畜禽粪便、废旧农膜等农业废物污染,造成农村农业面源污染加重。2004年全市化肥施用量63.3万吨,化肥的增加率远高于粮食的增产率;农药施用量2837吨(其中杀虫类和杀菌剂占94.2%),农用薄膜使用量2.53万吨。其中,氮肥施用量为220公斤/公顷,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每年约2700吨废旧农膜残留于耕地中。此外,土壤受重金属污染的影响范围也已由过去的城郊区域扩展到农村地区。(三)农村饮用水安全保障程度低。全市农村饮用水安全人口1082.11万人,仅占农村饮水总人口的44.65%。水质超标和水质污染导致饮水不安全人口高达599.11万人、337万人,其中32.08万人饮用高氟水,27.1万人饮用苦咸水,饮用铁锰及硬度超标人口168.39万人,饮用硫酸盐超标人口32.12万人。水源保证率不达标人口220,63万人,用水量不达标人口249.83万人,用水方便程度低人口271.63万人,无供水设施人口806.56万人。饮用水不安全,使群众身体健康受到严重威胁,甲型肝炎发病率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一些村成为肝病、结石、皮肤病的高发地区。(四)农村环境卫生差,垃圾、生活污水污染突出。居住环境没有实行人畜分离,没有统一的垃圾堆放点和处理场所,也没有得到有效处理。垃圾、污水处理设施跟不上农村居民的集聚发展,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管理落后于经济和城镇化发展。现有小城镇污水处理和垃圾处理项目单位投资和运行费用高,无法维持正常运行,特别是三峡库区区县多为国家级贫困县,建设污水处理厂,“建不起、更用不起”的矛盾十分突出。(五)乡镇企业环境污染较为普遍。乡镇企业集中程度低,技术落后,大多数缺乏环保处理设施,规模效益差,给农村生态环境带来了严重的污染。根据对三峡库区和渝西地区18个小城镇调查,其企业类型主要是煤矿、水泥、机砖、铸造、皮革、农副产品加工等资源利用型,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十分严重。(六)生态系统功能衰退,水土流失严重。森林资源总量不足,资源分布不均,林种和林龄结构不合理,退耕还林政策中经济林比例较低,林地生态系统脆弱,稳定性差。全市水土流失面积3.56万平方公里,占幅员面积43.3%,年土壤侵蚀总量为1.34亿吨,进入江河的泥沙总量达1.0亿吨。水土流失加速了土地退化和“石漠化”。仅渝东南地区石漠化面积3125平方公里,占渝东南地区幅员面积的8.02%,加重了旱灾的发生率。(七)生物多样性受到较大威胁。农村人口增加,人地矛盾突出,加大了对资源的掠夺和环境的破坏;使用农药以及大量污染物排放,不少物种的栖息地发生剧烈改变,使生态脆弱区域的物种受到威胁,不少资源逐渐处于濒危状态甚至消失绝迹。而环境的改变,又为外来入侵种的生存和扩展提供了空间。(八)矿产资源开发、交通工程建设加剧农村生态破坏。一方面,地表失稳、地表水资源失衡、水质污染,水土流失与泥石流,以及土地资源的理化结构和生产力造成的严重破坏等。另一方面,公路建设环保措施不到位,造成局部区域植被破坏、水土流失等生态问题。二、重庆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的原因分析一是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低。由于基础条件差,基础设施落后,产业发展水平低,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加大了农村环境压力;全市农业人口多,人均收入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48%,自我发展能力弱;全市平均垦殖率31%,超过全国平均水平13.9%的一倍多,不利的自然环境条件加大了重庆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的难度。二是农村环境保护缺乏充足资金投入和政策支持。长期以来,农村环境保护社会整体投入不足,大多数乡镇没有生活污水和垃圾处理设施,生活污水直接排入河沟,生活垃圾直接露天堆放,特别是面源污染、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缺乏投资渠道,政策上缺乏激励机制和优惠政策。加上农村环境保护是公益性强、回报率低的领域,对社会资金缺乏吸引力,而库区多为国家级贫困县,无力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农村环境保护设施建设。三是农村环境保护和治理难度大。农村环境问题种类繁多、产生量大、分布面广,治理困难。农村环保基础设施建设总体上处于空白,许多农村地区成为污染治理的盲区和死角。如养殖污染、面源污染、土壤污染等方面立法处于空白,现行法律法规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不强,给农村环境问题的解决造成了一定的困难。现有的管理体制很难对农村环境实施有效管理,绝大多数乡镇没有环保管理机构和队伍。四是对农村环境问题重视和社会关注度不够。由于没有适当的法律、相应政策和机制帮助农民减轻农村环境污染,现有环保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很难延伸到农村、农业和农村居民。农业产业发展只注重数量的扩张,不考虑环境容量,忽视产业结构不合理以及过量增长也必然带来环境问题。加上农村环保宣传教育不够,广大农民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群众的环保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都不强,对污染的防范能力明显较弱。三、对策与建议重庆农村环境问题,已经严重威胁到广大农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制约了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对库区水环境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得到及时解决,必将影响到库区移民的稳定和三峡工程的安全运行,影响新农村建设和在西部地区率先实现全面小康目标。(一)加强农村环境保护宣传教育和培训。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农村环境保护宣传教育。要重点加强对各级领导干部的农村生态安全和环保教育,把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纳入各级社会发展规划及年度计划,牢固树立保护农村生态环境就是保护农村生产力,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就是发展农村生产力的思想。要把环境与健康意识紧密联系在一起,帮助农村居民了解农村环境存在的问题、发展趋势及其危害,唤起全社会的生态意识和可持续发展意识,增强全民生态环境保护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二)加强城乡发展统筹,加大对三峡库区产业发展指导。帮助破解环境与发展的矛盾,以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发展,在加快库区经济社会发展、解决库区产业空虚化的同时,积极引导库区农民发展生态经济,切实保障库区水环境安全。鼓励库区发展传统中草药材、生态农业和生态旅游项目,帮助发展库区环湖自行车赛、登山等一批体育与休闲产业,推动库区发展低消耗、低污染、高效益的工业项目。调整现有产业发展政策,如退耕还林中适当增加经济林比例。(三)加大对农村环境保护投入,建立农村环保新机制。国家已实施的农村畜禽养殖污染治理、农村沼气建设、小城镇生活污染治理设施等项目为重庆农村环境污染治理起到了示范和推动作用。建议进一步加大项目和资金投入力度,加快“农村小康环保行动计划”实施,重点开展一批农村环保工程建设,搞好农村人畜饮水工程,保护饮用水源,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整治。要按照城市反哺农村思路,建立以政府投入为主的农村环保投入机制、引导机制,吸引社会资金投向环境保护。建议将三峡库区列为全国面源污染防治试点地区,以及国家“农村小康环保行动计划”实施的重点地区,重点解决三峡库区农村面源和畜禽养殖污染以及小城镇生活污染问题。(四)加强农村环境保护监管能力,建立健全农村环境管理体系。构建农村生态环境监测和安全预警系统,建立和完善生态监测网络,加强对土壤、水环境、农产品安全等监控,开展减轻面源污染的科学研究和完善有关技术支撑。整合部门资源,建立由环保、农业、林业、水利、国土、建设、市政、卫生等部门分工合作的协调机制。基于重庆在三峡库区水环境保护中的战略地位和库区农村环保基础条件较差实际情况,建议加强库区农村环保能力建设,健全农村环境管理体系。(五)加强对小城镇生活污染治理的全面指导。小城镇生活污染整治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保护三峡库区水环境的必然要求。建议根据小城镇污染的实际情况,全面加强对农村环保政策和技术上的指导,研究污染防治对策;并尽快制定出台小城镇生活污染治理的标准,推荐一批符合小城镇实际的生活污水和生活垃圾处理技术,确保小城镇生活污染治理项目的实施是:建得起、运行费用低、便于管理、处理效果好的先进而又实用环境保护工程。(六)加快农村环保法规和政策建设,建立长江流域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制定畜禽和水产养殖污染控制,面源污染防治,资源开发利用等方面的标准和管理规章,加快推进《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的立法进程。结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制定新的环保政策与相关要求,包括制定有机肥生产、使用,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等方面的激励政策。鉴于三峡库区对于三峡工程的长期安全运行、长江中下游防洪与生态安全、南北水资源的跨区域调配具有特殊重要的战略意义,而且面临移民安置和维护社会稳定的巨大压力和困难,建议国家按照“谁利用谁补偿、谁受益谁付费”的原则,建立长江流域生态环境补偿机制,设立长江流域生态环境补偿基金。

生态补偿机制公共产品理论告诉我们，政府是提供公共产品的主体。公共产品是与私人产品相对应的概念。它们的划分一般根据两个基本属性：一是受益的非排他性，二是消费的非竞争性。由于公共产品具有这两个特征，私人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不愿意参与公共产品的供给。公共产品概念最主要的公共政策含义是，政府应当在提供这类物品上发挥主要作用，否则就会出现供给不足的问题。因此，在市场经济国家，政府是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主要提供者。生态环境作为人类生存栖息之地，在受益的非排他性上具有明显的公共产品属性，应该由政府供给。在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时，一定要意识到，完善生态领域的公共服务重要的是强调政府的主体责任。中国在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初期阶段，政府的主导作用非常关键，只要政府重视并有一定财力，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就可以进入轨道。浙江就是典型的例子。浙江省专门设立了生态补偿专项资金，如台州市设立600万元长潭水库饮水源保护专项资金；绍兴县每年从自来水费中提取200万用于源头地区的生态保护。浙江省财政口子用于生态补偿转移支付的资金总额，2005年达65亿元。 根据公共产品理论，对这种生态服务应该是全体受益者购买，或者说是其代表——政府购买，政府购买的资金来自公共收入，即可以由公共财政支付。但是，这不是补偿的全部。生态补偿机制政府是生态保护的责任主体，但并不意味着政府是付费主体。根据生态补偿原则：“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恢复，谁受益谁补偿，谁污染谁付费”。因此，谁来付费这个问题，其实是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责任问题。“生态补偿”的本质内涵是，生态服务功能受益者对生态服务功能提供者付费的行为。因此，付费的主体可以是政府，也可以是个体、企业或者区域。目前，我国已明确划分“主体功能区”和“生态区划”，但是这两种区划都没有将生态效益的提供者和受益者的范围界定清楚。建议在全国主体功能区划的基础上，明确各生态功能的定位、保护的责任和补偿的义务。在生态效益的提供者和受益者的范围界定清楚后，接下来就要建立“利益相关者补偿”机制。 “利益相关者补偿”是代表生态链和产业链上不同区域之间的补偿。主要方式：一是“资金横向转移”补偿方式，二是利益双方的博弈与协商，即市场化交易方式。 根据外部性理论，公共产品在其供给和消费过程中会产生外部性。这是生态补偿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所谓“解决”，就是使外部性内部化，就是说，将额外成本或者收益都由生产者自己来承担或享有。那么，如何实现外部性的内部化？公共对策有两个：一是庇古思路(政府干预)：征“庇古税”；二是科斯思路(市场机制)，即政府不必出面干预，由市场自行解决，但这必须有一个前提，即明晰产权关系。因此，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主要有政府与市场两种途径。 生态补偿机制(1)加大财政转移支付资金。我国目前的补偿机制基本模式是中央向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2006年中央对地方财政转移支付比1994年增长18.8倍，年均增长28.3%。巨额的财政转移支付资金为生态补偿提供了很好的资金基础。(2)征收“生态税”。我国同生态环境关系最为密切的一个税种是1984年开征的资源税，在设计之初，其宗旨是调节级差收入，但自1994年税制改革后，资源税被划分为地方税，在实际中很难达到调节级差收入的作用。因此，我国目前不存在纯粹意义上的生态税收。税收作为有效的经济调控手段，在控制环境污染、保护生态环境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我国应该考虑设置生态税种。(3)政府“赎买”。“禁止商品性采伐”使得“靠山吃山”的林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基础。针对这部分农民的补偿问题，国家应实行“赎买”的办法。如生态公益林由政府赎买，变为国有，这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从国外经验来看，发达的林业国家走的都是这条路。如美国在生态森林养护方面，采取由联邦政府和州政府进行预算投入，即选择“由政府购买生态效益、提供补偿资金”等方式来改善生态环境。目前，贵州省正在探索此办法。但政府“赎买”要考虑林地的产权及土地价值，解决农户在林地被收购后的生存基础问题。 生态补偿机制市场补偿相对于政府补偿来说是一种激励式的补偿制度，是通过市场的调节使生态环境的外部性内部化。目前，我国市场化补偿方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1)生态补偿费的实践。早在1983年，云南省环保局以昆阳磷矿为试点，对每吨矿石征收0.3元，用于采矿区植被及其他生态环境恢复的治理，取得了良好效果。1989年我国环保部门会同财政部门，在广西、江苏、福建、陕西榆林、山西、贵州和新疆等地试行生态环境补偿费。1993年，内蒙古、包头和晋陕蒙接壤地区等17个地方，试行征收生态环境补偿费。(2)排污权市场交易模式。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1994年，国家环保总局在包头、开远、柳州、太原、平顶山和贵州等6个城市开展试点，实施大气排污交易政策。(3)水权交易模式。一是跨行业水权交易的尝试。2003年，内蒙和宁夏两区通过转让水权的方式，将农业用水权转让给火电厂，开创了水权理论在中国跨行业交易的先例。二是流域上下游的水权交易。如上游地区将节余的水资源有偿提供给下游地区；或是上游地区通过努力保护水质，给下游地区提供了优质水资源，下游避免了使用劣质水资源的损失，这部分受益可以以某种方式补偿给上游地区，实现流域上下游双赢。由于这种补偿有赖于在对生态环境价值评估的基础上进行，为此，国家和省的有关主管部门应加快探索建立环境资源的价值评价体系，制定科学合理的补偿标准。(4)林权制度改革。2003年，福建、江西、辽宁、浙江等省率先推进林权制度改革。林权制度改革后，调动了林农护林的积极性，从“要我造林”向“我要造林”转变。从2005年-2007年，江西武宁县长水村先后有上百户农民自发上山造林，造林数量超过此前20年总和。 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理论则从量上回答了补偿多少问题。1997年Robot·Costanza等将全球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划分为气候调节、水调控、水土流失控制、物质循环、污染净化、文化娱乐价值等17种功能。通过测算，得到如下基本结论：整个生物圈每年产生的价值平均最少为33万亿美元，为全球GNP的1.8倍。这种价值构成全球社会经济价值的一部分。这是目前最有影响的对生态系统服务类型的研究结果。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方法为生态补偿提供了量化标准，有利于制定合理的生态补偿价格。2000年后，我国在林业系统先后实施了退耕还林(草)政策、生态公益林补偿金政策、天然林保护工程等三大生态政策；在农业系统实施了退牧还草政策。但是4个现有的项目预算，考虑了生态补偿因素，但在计算生态补偿标准时，实际上只计算了农民原来种植粮食的机会成本，没有补偿发展机会成本的损失，与瑞典等发达国家对退耕造林实行50%的补助率相差甚远。为此，有些被补偿地方的政府认为，他们不仅需要生态建设和保护的资金，更需要提高当地发展能力和社会福利水平的资金和援助，这往往是处于贫困阶段的当地群众更关心的一个问题。生态补偿机制在制定生态补偿标准时，美国和欧盟的标准值得借鉴。美国的退耕补偿政策，政府主要是借助竞标机制和遵循农户自愿的原则来确定与各地自然和经济条件相适应的补偿标准，通过农户与政府博弈，化解了生态补偿中的潜在矛盾。欧盟在生态补偿机制中，广泛采用“机会成本法”，即根据各种环境保护措施所导致的收益损失来确定补偿标准，然后再根据不同地区的环境条件等因素制定出有差别的区域补偿标准。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知道，生态补偿机制就是这样一种制度：其一，生态保护属公共产品，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理应归属于公共部门。其二，生态保护为社会提供的生态效益具有正的外部性，需要通过一定的政策手段实行生态保护外部性的内部化，让生态保护成果的“受益者”支付相应的费用。第三，生态补偿的背后反映的人与人的利益关系，建立利益相关者责任机制，才能真正体现“谁受益谁付费”的原则；其四，生态补偿标准需要科学量化。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方法为生态补偿提供了量化标准，有利于制定合理的生态补偿价格。2015年5月8日，在汉举行的长江论坛上，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潘家华在做长江中游宜居城市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做主题发言时表示，长江中游城市群目前的生态资产比较丰富，要建设好生态文明城市，还需要做好污染控制并完善生态补偿机制。潘家华透露，从现在进行的评估的情况来看，长江中游的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是好的，资产总体是优的，比如森林覆盖率是全国的3倍，水域面积在全国是绝无仅有，这是优势所在。而对长江中游城市群来讲，最大的资产就是水资源。建设生态文明关乎人们的福祉，宁要绿水青山，也不要金山银山，况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对开展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非常重要。“目前，两型社会建设在中游城市群中已取得了较好的成效，特别是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对于改善生态环境、融入当地经济发展、融入社会建设的成效非常显着。”潘家华呼吁，要将生态建设不断延伸，将生态文明融入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各个方面以及全过程。他认为，长江中游城市群地区的公共优质资源均衡配置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保障和途径，如果相应的优质教育、医疗和文化资源在长江中游城市群加以配置的话，特大和中心城市的交通和污染就必然得到相应的疏解和控制。潘家华建议，长江中游城市群应从污染物控制、资源利用和生态补偿三个方面来作出努力，建立生态文明的评估、监管和考评机制，并对生态补偿进行一些制度性的创新。“现在的补偿创新是对生态进行直接补偿，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如果我们将优质资源、社会服务资源与生态资产进行相互补偿，比如南水北调中线工程2800个亿，如果进行资产投资，生态资产就地利用，就会使得社会优势资产得到更好的利用。”潘家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