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献的价值论文

敦煌文献以写本为主体,具有写本文献的特征,了解和认清其特证,是正确整理和研究敦煌文献最基础的环节,本文从敦煌文献分券不定、符号不定、内容不定、用字不定、文多疏误等五个方面,论述了敦煌文献的写本特征.

敦煌遗书的年代上起东汉，下至元代（即2～14世纪）。其间，三国、两晋、梁、陈、北魏、西魏、北周、隋、唐、后梁、后唐、后晋、后周、北宋、沙州回鹃、西夏、元朝、明朝等10多个朝代的文献都有所保存，成为研究各个朝代历史和文化的珍贵资料。其主要部分，更是传统文献宝库中所佚缺者，价值尤为珍贵。 其中有纪年者近千件，现知最早的为西凉建初元年（405），最晚的为宋咸平五年（1002）。大部分汉文写本写于中唐至宋初。汉文遗书除95%以上为佛典和其他宗教文献外，其余为经、史、子、集、官私档案、医药天文、诗词俗讲等。写本题款有纪年者近千件。其中年代最早者为公元405年（西凉建初元年）所写《十诵比丘戒本》，最晚者为公元1002年（宋咸平五年）《敦煌玉曹宗寿编造帙子入报恩寺记》，汉文写本的百分之七八十写于中唐至宋初。宗教文献以佛教的经、律、论即“三藏”以及佛经目录为主，其中大多有传世本，也有一些未曾传世的佛教文献。汉文典籍经、史、子、集中，除一部分是极为罕见的古写本，可用于校勘外，更有不少佚失千年以上的古书，如《隶古定尚书》、郑玄《论语注》、皇侃《论语义疏》、刘向《说苑》第二十卷及属于小学类的韵书、字书等。大量的官私档案文书，是研究中古历史、社会生活、风习民俗、寺院经济等的第一手资料，如唐代的《律疏》、《公式令》、《神龙散颁刑部格》、《水部式》等，使人们对唐代法令及其在古代现实生活中的运用，获得了全新的认识。符、牒、状、帖、榜文、判辞、过所、公验、度牒、告身，多是古代官府的原始档案。大批户籍、计帐、手实文书的发现，反映出北魏至唐中叶实行近300年之久的“均田制”以及相关的户籍、赋役制度的实际情况。各种各样的租佃、借贷契约，放良文等，使人们对中古时代的社会和阶级关系认识得更加深切。寺院文书反映着寺庙的生产和生活。各种社约从不同侧面展示了中古社会的民间社团、教团组织及其活动。张、曹二氏归义军政权时代的各种遗书，可了解敦煌地方史，敦煌石窟的凿建与发展，敦煌同邻近各民族的关系，以及敦煌和河西诸郡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和作用。各种地志、官私谱书也是稀世之珍。文学作品中，既有中原文人传世佳作的抄本和佚作，如韦庄《秦妇吟》， 300余首王梵志诗等，更有不曾传世的地方性俗文学作品，如诗词、赋、变文、讲经文、押座文、俚曲、因缘、儿郎伟等。科技史方面的天文历算、医药术数价值极高。如《全天星图》，是现知全世界最古老、星数最多的星图。医药文献中则有久佚的医书和医方。敦煌遗书中还有用多种古代少数民族和西域文字如吐蕃文、于阗文、龟兹文、突厥文、回鹘文、梵文、粟特文写成的典籍和文件，对于研究古代西域民族史、各种语言文字和中西交通史有着重要作用。总之，敦煌遗书以其内容广博、弥足珍贵而闻名于世，推进了中世纪中国和中亚的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文字学、民族学、宗教学、文学、艺术、书志学、历史地理学和科技史等各个领域的研究。国际上许多国家都有相应的研究机构和组织在从事敦煌遗书的研究工作，以至形成20世纪国际上的一门显学——“敦煌学”(严格意义上的“敦煌学” 还包括敦煌石窟艺术考古和研究 )。 世俗文献约占20%，数量虽少，但其学术价值比宗教典籍更大。其种类除了传统的经、史、子、集之外，还有大量地方文献。以内容来分，有数学、地理、历史、政治、贸易、哲学、军事、民族、民俗。音乐、舞蹈、文学、语言、音韵、名籍、账册、函状、表启、类书、书法、医学、兽医、工艺、体育、水利、翻译、曲艺、占卜书等等，广泛反映中古社会的各个方面，是研究中古社会生活的重要资料。特别是数百件科技史文献更是敦煌遗书中的珍品，其中与医药学有关的近百件，有医疗方1000多个；天文历法方面的40多件；数学方面的约20件；水利、农业、化学等方面都有。大量的“官私文书”也是世俗文献中具有珍贵价值的史料。“官文书”有符、牒、状、帖、榜文、判辞、过所、公验、度牒、告身、籍账等；有与户部、刑部、兵部相关的文书片断；《河西节度使判集》有助于对安史之乱后河西政治经济状况的研究；《沙州进奏院上本使状》及归义军节度使相关的文书，使晚唐、五代沙州的历史面貌重新明朗；军制、市制、屯田、长行马等有关文书，使各种制度得以稽考；籍账方面，包括计账、户籍、差科簿等有利于《西魏大统十三年计账》的研究，使西魏均田制的许多问题得以探明；唐天宝年间《敦煌郡敦煌县差科簿》为唐前期杂色、摇役等问题的研究提供了珍贵材料。“私文书”有契卷、社司转帖、账历、书犊、分家产文书、遗书等，其中租佃契、地契、借贷契、买卖契、雇佣契等对于研究唐五代及宋初劳动者身份地位以及祖佃关系、高利贷经营方面的问题，都是第一手资料。寺院文书是官私文书的一个分支，约有500件以上。如僧官告身、度碟、戒碟、僧尼籍、转经历、追福疏、诸色入破历、器物名籍以及各种契约等，都是研究敦煌教团政治经济结构的好材料。敦煌遗书中还有上万卷吐蕃、回鹃、粟特（康居）、干阗、龟兹、突厥、叙利亚、梵文等多种文字写本。是研究这些民族历史的珍贵资料，具有很高的民族学价值和国际意义。

敦煌藏族窑洞出土文献6万多件，其中佛教文献占90%以上。长期以来，我们对敦煌文献的利用主要集中在非佛教文献上，数量不到10%。事实上，对历史“不作为”的重视正是沙丘学转型的原因。当非佛教文献的附加历史价值被“移除”时，“新材料”就变成了“旧材料”，佛教文献中所蕴含的历史价值如此之多，如此之多，如此之多，值得更多的关注。

《柴文》、《忏悔仪式》、《骏经》、《记》等佛教礼仪文本是研究中国佛教礼仪演变的生动例证。斋文是僧人为信徒行礼时使用的一种仪式文本。《敦煌本斋义》（第2104页）五代高僧将前人的斋义汇集在一起，内容几乎涵盖了日常生活的每一种实践。正当性是在辩论的两个部分之间就某些理论问题进行问答的练习。在传统的历史资料中，这种论战活动是丰富的，但具体的仪式过程并不十分清楚。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看到的敦煌的97篇文本，不仅有助于我们重新建立完整的易学理论规划，甚至可以反映当时所使用的辩论技巧。

敦煌佛教文学作品，包括民间变体、佛像创作和精神回忆录，是我们认识佛教文学史上许多重大问题的重要资料。敦煌文献中有几十种佛教变体，对解决“评语”、“锣音”等文体来源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也有大量的佛歌属于韵律范畴。比如《净土五行经》2066页的《净土五行经》中的《净土五行经》中的《净土五行经》中的《净土五行经》中的《净土五行经》中的《净土五行经》中的《净土五行经》中的《净土五行经》中的《净土五行经》中的《净土五行经》中敦煌的经文中包含了一些宣扬某种教规的灵性信徒。

而是“抄本”充分重视其对复制者和用户的价值。例如，梵蒂冈第102条的文本与演讲没有实质性的不同，但它包含了许多抄袭者零食的痕迹。在敦煌的经文中，有许多“经”只取了一部经文的一部分，如羽毛555“涅盘经”，实际上是用来方便僧人学习的。经文使他们能够在有限的空间内，以经济有效的方式掌握事物。因此，如果我们把这些文献还原到它们在当时生活中的原始地位，或者在敦煌地区历史的大局中进行重构。敦煌文献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是其产生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