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家出路的论文参考文献

一、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一）金田起义和太平天国的建立1. 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背景（1）清政府为了支付赔款，拼命搜刮百姓（2）鸦片输入引起白银外流、银贵钱贱（3）土地兼并加剧，地租剥削率日高（4）人民反抗彼伏此起2. 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进程（1）洪秀全创立“拜上帝会”，组织群众（2）金田起义后，势如破竹，迅速发展（3）定都后北伐、西征，很快达到全盛3.太平天国迅速发展的原因主观原因：其一，这是一次反对清朝反动统治的正义战争，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其二，太平军有严密的组织和严明的军纪；其三，坚强的领导核心、灵活主动的战略战术。客观原因：清军腐败，不堪一击。（二）《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1．《天朝田亩制度》的内容及评价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建设，并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天朝田亩制度》是最能体现太平天国社会理想和这次农民起义特色的纲领性文件。（1）把土地平均分配给农民（2）建立农村基层组织政权“两”（3）设立“圣库制度”二、农民斗争的意义和局限（一）太平天国起义的历史意义1．沉重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强烈撼动了清政府的统治根基2．是中国旧式农民战争的最高峰3．冲击了孔子和儒家经典的正统权威4．有力地打击了外国侵略势力5．冲击了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亚洲的统治（二）太平天国起义失败的原因和教训1．农民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不能制定出科学的革命纲领2．不能克服领导集团的腐败，无法长期保持领导集团的团结3．未能正确地对待儒学，保留了封建纲常伦理原则4．不能把西方国家的侵略者与人民群众区别开来一、洋务事业的兴办（一）洋务派的形成及其指导思想洋务运动是在19世纪60年代初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过程中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兴起的。1．洋务派阵营的构成（1）以奕䜣为代表的满族中央权贵派（2）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为代表的汉族地方实力派2．洋务派的口号前期：19世纪60-70年代，提出“求强”口号，即训练新式军队和设厂制造船炮，建立一套新的防务体系。后期：19世纪70-90年代， 在继续“求强”口号下，提出“求富”口号，强调兴办近代民用企业。（二）洋务派的主要活动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洋务派举办的洋务事业归纳起来有三方面：1．兴办军用工业以自强2．兴办民用工业以求富3．建立新式海陆军4．创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二、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及其失败（一）对洋务运动的评价对于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应该做实事求是地评价，我们即不应全盘否定它，也不能全盘肯定它，我们应该加以分析，洋务运动虽然引进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为中国近代化开启了道路。但是其本质还是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不可能真正担负起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使命，也没有使中国真正富强起来。（二）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1．客观上对中国早期工业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2．培养了新式人才，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开始3．社会风气和价值观念开始变化，工商业者的地位上升（三）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1．洋务运动具有封建性2．洋务运动对外国具有依赖性3．洋务企业的管理具有腐朽性总之，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巨大，波澜壮阔的一次伟大的反封建反侵略的农民革命战争。但由于受阶级和时代的局限，农民阶级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洋务运动打着“求强”和“求富”的旗帜，创办军事和民用工业。但是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北洋等海军遭受重创，几乎全军覆灭。洋务运动的失败使有识之士看到了洋务运动的严重缺陷，认识到中国要走上独立富强的现代化道路，必需将改革从物质技术层面进一步转向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层面。正是在这种认识之上，甲午战争之后，维新变法和革命运动迅速兴起。所以洋务运动的真正历史作用不在于它的正面作用，而在于它所提供的历史教训。即中国要现代化就必须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进行生产关系方面的改革，尤其是建立在生产关系基础之上的政治思想文化教育制度的改革

中国革命发展的规律是：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但二者之间又有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从而构成中国革命的规律。只有完成前者才有可能去完成后者，前者是后者的必要准备，后者是前者的必然趋势。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内无民主，外无独立，无议会可利用，无组织工人罢工的合法权利。无产阶级只能用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第二，强大的反革命势力，长期占据着中心城市，而广大农村则是他们统治的薄弱环节。无产阶级只有在农村建立巩固的根据地，集聚和发展自己的力量，才能创造促进全国革命高潮到来的条件。第三，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只有发动占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才能夺取胜利。中国的民主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武装斗争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无产阶级要取得民主革命胜利，首先必须深入农村，开展土地革命，把农村改造成为先进和巩固的根据地，成为促进革命高潮的重要因素。在革命实践中，毛泽东发现，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应该行得通，主要表现在：第一，中国是多个帝国主义国家间接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国，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地方性农业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政策，造成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分裂和战争，削弱了白色政权的统治势力。这个基本国情，是红色政权在四周白色政权包围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的最根本原因。第二，中国有着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影响，在那些曾经有过高涨的革命群众运动的地方，可能首先建立红色政权。第三，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没有解决，而且日益激化，全国革命形势在不断向前发展。第四，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第五，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正确。（前三个条件是客观条件，后两个条件是主观条件。）同时，“工农武装割据”是实现农村包围城市的必由之路。在怎样走包围城市道路的问题上，毛泽东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它的基本内容就是：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正确领导下，以武装斗争为主要斗争形式，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以农村根据地为重要依托，三者紧密结合，缺一不可：第一，只有进行土地革命，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才能动员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参加武装斗争，巩固和扩大农村根据地。第二，只有建立革命武装斗争，才能有效地开展土地革命，保卫根据地的发展。第三，只有建设、巩固和扩大农村根据地，才能使土地革命有可靠的基础，武装斗争有可靠的依托。“工农武装割据”是实现农村包围城市的必由之路。这是因为只有“工农武装割据”，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重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才能真正创造红军，使之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毛泽东关于红色政权的理论，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夺取政权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实际上否定了“城市中心论”，体现了“以农村为中心”的思想，标志着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已基本形成。它以独创性的内容，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向农村的历史性的转变，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规律，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人民解放斗争，提供了重要经验，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重要标志。我们党进行革命的初衷，就是为了改变贫穷落后，求富强。对此，大家的认识都是很明确的。正是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最早提出共同富裕的要求。1955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七届六中全会上讲话提出：“要巩固工农联盟，我们就得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97页）这是讲农民的共同富裕。过了十八天，即1955年10月29日，毛泽东又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讲共同富裕。他说：“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也包括地主阶级。”（《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95-496页）提出共同富裕，是毛泽东社会主义思想的闪光点，但遗憾的是，由于没有从理论上充分加以论证，因而这个共同富裕的思想是不巩固的，所以不久，在国内国际复杂的政治背景下，毛泽东的共同富裕思想发生了大的摇摆，由追求共同富裕到赞赏“穷”、贬斥“富”的大转变，影响到全党全民。“文革”是在“反修”、“防修”的名义下发动和推进的。据说，人富裕了就要变“修”。什么叫“修”？“修”就是倾向资本主义，就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修”等于“资”。实际的逻辑就是，穷了才能保持革命性，富了就没有革命性，就要变“修”，变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在这种舆论的引导和影响下，人们以穷为荣（所谓“穷光荣”），不敢言富，更不敢求富致富。以穷为荣，惧怕富裕，不敢求富，不准致富，这是对人们追求财富的正常心理的扭曲（马克思曾说，致富欲望是所有人的欲望），是“左”的思想的最大危害。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邓小平明确指出，绝不能讲什么贫穷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是人民共同致富，致富不是罪过。在改革开放中，我们清算了穷社会主义的思想，彻底否定了“穷革命，富变修”的糊涂观念和错误思想。党中央制定了一系列旨在富民的政策，鼓励和支持人民创业。党的十六大提出，要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党的十七大又提出，要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使家庭财产普遍增加。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随着党的一系列富民政策的落实，人们的思想观念逐步转变。现在，困扰了我们多年的“穷革命，富变修”的错误思想已经被基本消除，广大群众能够理直气壮地讲富，理直气壮地创业致富。这是改革开放30年来最具实质意义的思想解放。转变之二：对待人的态度——从见“人”就批到“以人为本”很长一个时期中，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我们的社会一度把阶级的概念绝对化，把阶级同“人”割裂开来，只讲阶级，不准讲“人”。由此出发，导致忽视甚至否定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作为人应有的尊严与权利，批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批判资产阶级人性论，认为人权是资产阶级的口号，等等。这种轻视“人”的思想，在“文革”中造成严重恶果，对人的轻视和蔑视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轻视人，蔑视人，摧残人，是“左”的突出表现，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我国经历了长期封建社会，作为封建社会基本人群的农民，他们没有起码的做人的权利。马克思说：“君主政体的原则总的说来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卷第411页）马克思讲的是德国的封建社会，但这个原则具有普遍性，中国的封建社会实际上也是这样。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是对“人”的问题的一次深刻教育，使人们懂得了要尊重人的权利。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各种经济体制改革措施的提出和落实，也是对人的权利问题的生动教育。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首次提出了“以人为本”。以后，党中央对“以人为本”的意义和内涵进一步阐释。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以人为本”，要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党的十七大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在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党中央响亮提出，人的生命高于一切，抢救生命是重中之重。这是对“以人为本”的最明确也是最好的诠释，把对人的理解提到新的高度。这里，已经抛开了片面的阶级论，这里讲的人，是覆盖全社会的，不分阶级、地位、财产多少，前后都没有限制词。这次抗震救灾，使珍爱生命，尊重生命的理念，深入人心，是一次极为成功的关于“人”的问题的普遍教育。从否定人性、人道、人权，见“人”就批，到提出“以人为本”，把人的生命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这表明，在“人”的问题上我们的思想观念和理论，已经实现了根本的转变。转变之三：对待自然的态度——从“人定胜天”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我们一度坚信“人定胜天”，迷信人的主观能动性。在这种思想观念的支配下，在“敢叫日月换新天”，“重新安排河山”，“改天换地”这些豪言壮语的鼓舞下，无限度地向大自然索取。另一方面，在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以后，不少地方片面追求GDP，而忽视了对环境和生态的保护。近年来，频频出现的生态灾难使人们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开始觉醒。1998年长江洪涝灾害后，人们重温恩格斯的话：“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集第383页）恩格斯的这些话，好像就是针对我们今人而言，使人们有所醒悟，从此停止了对长江上游林木的乱砍滥伐。2004年12月3日，老一辈革命家任仲夷同北京的一位学者探讨科学发展观，写了一段很精辟的话：“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何乐之有？到头来还是其苦无穷。从根本上讲，人是不能胜天的。天——大自然，大宇宙，只能与之和平共处，与之适应，绝勿做违天之事。违天，即违背自然规律和客观规律。违天，是做孽。古语曰：人（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治（逭），我说的自做孽是指违反客观规律之事，教训太多了。”（引者按：原文有两处讹误）这是任仲夷对几十年来我们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反思，也是许多人的共识，具有代表性。近年来，党中央将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作为科学发展的基本要求之一。2006年10月通过的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决定，又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要求之一。党的十七大又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任务。这标志着我们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思想观念已经有了大转变。可喜的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已经越来越成为全民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