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辑

业内很多人对于陈丹青与北京贝贝特的铁杆关系嫉妒得眼红。各种关于天价版税的猜想众说纷纭。而其实，陈丹青只是与刘瑞琳合作惯了，当刘离开山东画报出版社，陈也就跟着转会。虽然当时，他其实并不太清楚这个新东家。出版界对于盈利的渴求，让刘瑞林感觉大家普遍有种焦急的短视。仿佛过了今天就没明天，先把这个作者抢来再说，只靠高版税来吸引人，根本没有耐心交流、琢磨、维护。“这不是一种从容做出版的方式，我们从不抢作者，那没意思。要是认为用钱能买到一切好的作者，那他就错了。”2003年，刘瑞琳离开体制内的山东画报社，进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任副社长、副总编辑，北京贝贝特出版顾问有限公司总经理。她没有选择去三联、商务这样的老字号大社，刘瑞琳想做的是一种新型的出版模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当时在全国首先实践了异地建社的设想——北京贝贝特，这属于既在体制内又可以享受体制外的自由。这也正好符合刘瑞琳想要“上来透口气”的想法，那些年在山东画报出版社，让她真实地感觉到出版行业的那些束缚。那几年，整个出版行业改革慢是和“有饭吃”历史的关系很大。“有饭吃”包括两方面，一方面它享受政府拨款，依靠书号生存；而另一方面，靠教材出版，很多出版社日子也过得不错。这也正是喊了那么多年的文化出版行业的改制，雷声大雨点小的关键。而北京贝贝特的这种发展方式，在当时属于介于体制内外之间的一种自由。自由意味着自食其力，但对刘瑞琳来说，一个企业只谈文化，商业上不成功，到最后一定还是走不下去的。困扰刘瑞琳们的最大问题，还有图书的定价。她时常问别人，花上百元看场电影，还是花一半的钱买本书？而遗憾的是，很多人往往用脚选择了前者。这让她时常困惑，是人们对做书的人充满了失望，还是人们越来越不愿沉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