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人制度研究论文

试论抢夺罪论文摘要抢夺罪是我国刑法第五章侵犯财产罪中的一项罪名，是介于盗窃罪与抢劫罪之间的一种犯罪形态。本文从抢夺罪的概念和特征谈起，对抢夺罪与抢劫罪的区别、抢夺罪与盗窃罪的区别，略作探讨学习。本文主要通过对抢夺罪的特征，即抢夺罪侵犯的客体，抢夺罪的客观方面、主体、主观方面进行分析比对，找出不同之处。找出了抢夺罪与抢劫罪、盗窃罪的主要区别，也就是三罪之间主要存在着犯罪的客观方面不同。抢夺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乘人不备，公然夺取公私财物的行为；抢劫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有暴力抢劫他人财物的行为；盗窃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有秘密窃取公私财物的行为。另外，本文还对部分外国立法例对抢夺罪大致划分的三种类型：把抢夺罪列入盗窃罪的范畴、列入抢劫罪的范畴、列入独立罪，进行了阐述。关键词：侵犯财产犯罪 抢夺罪 与抢劫罪、盗窃罪的区别近年来，抢夺犯罪，特别是“飞车抢夺”，即驾摩托车进行抢夺的犯罪案件呈上升趋势，犯罪嫌疑人疯狂作案，手段残忍，直接威胁公众安全，已成为当前危害社会治安最严重的问题之一，成为人民群众关注的焦点问题。例如，我市2006年3月份第四周110报警服务台公布的警情：全市包括五县（市、区），共发生刑事案件192起。其中，抢夺案件14起，占刑事案件的13.7%。另外，抢夺案件的路面发案率占86.7%，发案规律为18时至24时占50%。在日常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尽管各级党委、政府和公安机关采取了多种措施和办法，来打击和预防抢夺案件的发生，但结果仍不能让广大群众满意。《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7条规定：“抢夺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携带凶器抢夺的，依照本法第263条的规定定罪处罚。”第263条的规定也就是抢劫罪的规定定罪处罚。一、抢夺罪的概念和特征（一）、抢夺罪的概念抢夺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公然夺取他人的财物，数额较大，尚没有使用暴力等方法的行为。抢夺他人财物，是介于盗窃罪与抢劫罪之间的一种犯罪形态。它既不是秘密窃取，又不是采用暴力、胁迫手段，而是乘人不备，公然把财物夺走。对于这种犯罪，外国立法例大致分为三种类型：1、把未使用暴力、胁迫的公然抢夺行为，列入盗窃罪范畴。这种类型的立法，一般是对盗窃手段不作秘密窃取的限制，甚至或直接规定包括公开取走。例如：蒙古刑法典第109条认为盗窃罪是一种“未使用暴力或威胁手段，秘密窃取或公开劫取公民个人财产的”行为；意大利刑法典对偷窃罪的加重情节条款中，明文规定有“使用巧妙之方法或自他人手中或身上夺取者”（第625条第4款）；西班牙刑法典对盗窃罪的规定是“意图获利，未对人使用暴力或恐吓，也未对物使用武力，但未经主人之同意，取走别人东西”（第514条）。反之，“对别人使用暴力或恐吓，或对别人之物使用武力，而占据别人物品或动产者，触犯抢劫罪”（第500条）。2、把盗窃罪手段明文限于秘密窃取，而把公然夺取的行为也视为暴力，以强盗罪（即抢劫罪，下同）定胜。例如：日本刑法第235条规定为“窃取他人财物的，是窃盗罪”，同法第336条规定：“（一）以暴力或胁迫抢取他人财物的，是强盗罪”，也无公然夺取他人财物行为的定罪规定。因此，对公然夺取不能解释为“窃取”，只能理解为较轻微的暴力行为，归列于强盗罪的范畴。3、对公然抢夺他人财物的行为，列为独立之罪。例如：俄罗斯刑法第90条规定：“以抢夺的方法盗窃国家财产或公共财产的”是抢夺罪，该条文中把它解释为“公开盗窃国家财产或公共财产（抢夺）而未使用暴力的”行为；我国刑法认为，抢劫罪是重罪，公然夺取仅属于一种轻微的强力行为，并没有使用暴力伤人的故意，如视为抢劫的暴力，定为抢劫罪重罚，失之过重；但又与人们习惯上对偷窃行为视为“秘窃窃取”的观念不符合，不能列入盗窃罪范畴，故采用第三种类刑的立法例，定为独立的抢夺罪。（二）、抢夺罪的特征1、抢夺罪侵犯的客体，是公私财物的所有权。是否属于被害人合法所有或者持有，在所不问。其侵害的对象是公私财物。这种财物必须具有能被抢走、能被移动的特点，故仅限于动产。不动产及具有经济价值的无体物，例如：房屋、土地、公路、电力都是无法夺走的，不能成为抢夺罪侵犯的对象。但与不动产可以分离之物，例如：住宅的门窗，田地上的果实，仍可成为抢夺罪侵害的对象。刑法对抢夺另有特别规定的对象，如刑法第127条规定的公然抢夺“枪支、弹药、爆炸物的”；或者抢夺“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原体等物质”；第280条规定的抢夺“公文、证件、印章的”；第329条规定的抢夺“国家所有的档案的”；第375条规定的抢夺“武装部队公文、证件、印章的”；第438条规定的抢夺“武器装备或者军用物资的”，因所侵犯的客体各有不同，所以应按规定分别定罪处刑，不属于本罪侵犯的对象。2、抢夺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乘人不备，公然夺取公私财物的行为。其特点是：（1）必须是公然夺取。这是指犯罪嫌疑人当着公私财物持有者的面，乘其不备，公开夺取其财物的行为，公然夺取是抢夺罪区别于盗窃罪的秘密窃取的一个重要标志。所谓公然，主要是针对财物持有人而言。犯罪嫌疑人在大庭广众之下，“飞车抢夺”行人的挎包、手机等，或抢夺商场营业柜台上摆放的商品，可谓是公然抢夺。犯罪嫌疑人闯入他人住宅，面对房主一人在家，夺取其桌上放置的手机，或者深夜在僻静的小巷内抢走一妇女的挎包，虽然无旁人在场，也是公然抢夺。因此，抢夺以当着持有人的面进行为必要。如果乘持有人不在的时候，既使是不避他人，不怕被别人发现的情况下，取走其财物，仍属秘密窃取性质。（2）抢夺是一种强力行为，因为不实施强力夺取，就不能实现财物的非法转移。但必须以不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胁迫的手段为前提。这是抢夺罪区别于抢劫罪的显著标志。我们在司法实践中要注意分清抢夺与抢劫在使用轻微暴力的行为的界限。刑法第267条规定， 抢夺罪以数额较大为构成犯罪的重要条件。抢夺的情节也是认定是否构成犯罪的依据之一如果数额不大，情节轻微的，不构成抢夺罪。例如，有的下岗职工因生活无着，偶尔抢夺少量的猪肉、大米等物品，可以进行批评教育，或给予行政处罚。有的出自寻衅滋事的动机，抢夺他人的眼镜、头饰、帽子等，数额不大，固然也不能定为抢夺罪。另外，抢夺罪的既遂、未遂，应以财物是否已经脱离了持有人的完全控制、支配和犯罪嫌疑人是否实际控制为准。可以不考虑犯罪嫌疑人抢夺到手后，对财物占有时间的长短、即使被追赶就丢赃逃逸，也应视为既遂。3、抢夺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4、抢夺罪的主观方面，是直接故意，并以非法占有公私财物为目的。如果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诸如：为临时急用而抢夺他人财物，用后归还的；误认他人之物为己物，或者有权取得之物，为排除已被他人占有的障碍而公然索取的；债权人声称为抵债、扣押而公然夺取债务人财物的，等等，因都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不能以抢夺罪定罪，只能作民事纠纷处理。构成抢夺罪的必要条件是：抢夺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情节严重的，才构成犯罪。数额不大，或者没有其他严重情节的，不构成犯罪。犯抢夺罪的法定刑：3年以下；拘役或管制；3至10年；10年至无期徒刑。刑法第267条第二款：“携带凶器抢夺的，依照本法第263条的规定定罪处罚。”也就是要按照抢劫罪定罪处罚。所称的“携带凶器”是指在抢夺时携带枪支、爆炸物、管制刀具等凶器的行为。携带凶器本身就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携带凶器往往会使被害人产生恐惧感或者精神强制，造成被害人不敢进行反抗。因此，这种行为实质上，是一种胁迫行为。犯罪嫌疑人往往因携带凶器而有恃无恐，进行抢劫。一旦被害人反抗，或者在被公安干警抓捕时、或者被见义勇为的人民群众制止时，犯罪嫌疑人则会使用凶器，因此可以说这种行为是以暴力作后盾的。由于犯罪嫌疑人携带凶器抢夺，不仅侵犯了他人的财产所有权，而且对他人的人身也构成了威胁，其危害程度较之普通的抢夺行为大得多，并且具有一定的抢劫罪的特征。我国刑法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和公私财物的所有权，所以规定对携带凶器抢夺的，依照抢劫罪定罪处罚。二、抢夺罪与抢劫罪的区别抢劫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当场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行劫取公私财物的行为。构成抢劫罪的显著特征是“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财物。一般地说，抢劫罪的使用暴力、胁迫手段，是使被害人受到强烈的袭击，使之失去反抗能力，以任其抢走公私财物或被迫交出公私财物，犯罪嫌疑人具有危害被害人人身安全的故意。而抢夺罪的强力行为则没有这种故意，而仅以夺取具公私财物为已而满足。因而其行为的强力程度低于抢劫所使用的暴力。即使抢夺时，由于用力过猛，致使被害人受伤，因为没有伤害的故意，也不能视为暴力而定抢劫罪。有的犯罪嫌疑人在预谋时，作了抢夺与抢劫两手准备，应以其采取的实际犯罪行为方式确定罪名。比如：2004年11月22日，犯罪嫌疑人郭新坡、武洪彪、张勇清伙同张永军，预谋在位于安阳市中州路与清风街交叉口的中国工商银行铁西支行门前，对储户进行抢夺、抢劫。当日上午10时50分，当储户赵伏成，赵秀荣夫妇从银行取钱出来，准备乘车离开时，郭新坡、武洪彪、张永军冲上去抢夺，在抢夺未成的情况下公然实施抢劫，武洪彪持刀砍伤赵秀荣头部，郭新坡、张永军将装有40万元人民币的提包抢走，后与在一旁接应的张勇清分乘两辆摩托车逃走。经法医鉴定，赵秀荣的伤情为轻伤。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郭新坡、武洪彪等人采取暴力手段抢劫他人财物，并致人轻伤，其行为已经构成抢劫罪。最后，中院判处郭新坡、武洪彪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判处张勇清、张永军无期徒刑。另外，张勇清还被判处罚金22万元。郭新坡、武洪彪被判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抢夺罪与抢劫罪都是公然取得他人财物的行为，主观上都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但这两罪有显著区别。抢劫罪侵犯的复杂客体，抢夺罪仅侵犯了公私财物的所有权。抢劫罪的构成没有数额限制，抢夺罪则只有达到数额较大才能构成犯罪。抢劫罪的犯罪行为具有明显的强制性，即采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使被害人不能、不敢或不知抗拒而公然劫取财物。抢夺罪的客观行为不具有强制胜，只有公然夺取财物。三、抢夺罪与盗窃罪的区别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多次盗窃的行为。盗窃罪的构成要件：侵害客体是公私财物的所有权；客观方面是有秘密窃取公私财物的行为；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主观主面是故意。盗窃罪的必要条件：数额较大或多次盗窃即定罪。抢夺罪与盗窃罪的主要区别是，犯罪构成要件中的客观方面不同，盗窃罪的客观方面是，有秘密窃取公私财物的行为；而抢夺罪的客观方面则是，有公然抢夺他人财物的行为。抢夺罪与盗窃罪有许多共同之处，也就是两罪的构成要件中主观方面都必须出自直接故意，并且都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两罪所侵害的客体都是公私财物的所有权。抢夺罪的客观方面是采取公然夺取的方式。所谓公然夺取是指犯罪嫌疑人当着财物管理人的面，公开夺走其财物，并且这种公然夺取没有采用暴力或暴威胁，否则将构成抢劫罪。盗窃罪的客观方面是秘密窃取，即犯罪嫌疑人用自以为不会被财物控制人发觉的手段窃走财物。在司法实践中有两个问题要给予重视：（一）、犯罪嫌疑人取走财物的行为究竟是公然夺取还是秘密窃取有时也并不是容易判断的。一般情况下，应根据犯罪嫌疑人主观上对自己取得财物的行为方式的认识来判断，如果行为人自认为自己夺取财物是在财物管理人、控制人明知的状态下进行的，即使事实上财物管理人、控制人并不知道犯罪嫌疑人的取财行为，仍构成抢夺罪。例如，犯罪嫌疑人夺走财物管控人的财物，自认为财物管控人已发现，但事实上是财物管控人正在打盹儿，对被犯罪嫌疑人夺取财物之事并未知觉，但这仍构成抢夺罪。如果犯罪嫌疑人自以为采取了让财物管控人不知道的秘密方式取走财物，即使财物管控人事实上已发觉，这也仍构成盗窃罪。但是有些时候，犯罪嫌疑人主观上对自己行为性质的认识是不确定的，这种不确定是指犯罪嫌疑人并没有判断出财物管控人对其被夺取财物的行为是否知觉，犯罪嫌疑人的主观心理就是，其行为如果被财物管控人知觉，便夺取其财物；如果未被财物管控人知觉，便窃取财物。关键在于一个是“夺”，另一个是“窃”两个字的区别上。例如，一犯罪嫌疑人欲窃取某仓库内的财物，实施盗窃之前，发现该仓库门卫房间里有一门卫人员在值班。于是犯罪嫌疑人就把仓库门房的门，从外面偷偷地锁上，然后开始盗取仓库内的财物，犯罪嫌疑人的主观心理就是，如果门卫人员没有发觉，他的行为即为盗窃；如果门卫人员发现了，他的行为就是抢夺。在这种情况下的认定，我认为，应根据客观情形加以认定，把实际的客观情形推定为犯罪嫌疑人的主观认识内容，也就是如果犯罪嫌疑人取走财物时门卫人员已经发觉，均应认定抢夺罪。（二）、盗窃罪与抢夺罪之间存在转化的可能。盗窃罪的秘密窃取行为必须能贯穿整个窃取财物的全过程，如果行为人先是秘密窃取，但是在还没有既遂之前，即控制财物之前，已经被受害人发觉，犯罪嫌疑人进而将窃取行为转化为公然抢夺的行为，则应认定为抢夺罪。例如，犯罪嫌疑人张某，从窗户潜入刘某家中企图窃取财物。刘某听见房内有响声，于是便打开房门，见张某正在翻箱行窃，刘某考虑自己年迈，家中无其他人，也没有邻居，又担心会受到张某的伤害，所以刘某既未喊人捉贼，也未采取其他措施，只是央求张某别拿走财物。张某刚开始很惊慌，当意识到受害人刘某家无他人，也无邻居，且刘某又年老体弱，不会把他怎样后，张对刘某的央求毫不理睬，旁若无人地又继续翻箱倒柜地寻找贵重物品。最后，拿走了刘某的人民币2000余元，在本案中，犯罪嫌疑人张某在被受害人刘某发觉之前，其行为仍属盗窃性质，但是在被受害人刘某发现其行为后，犯罪嫌疑人张某公然拿走人民币2000余元，这时犯罪嫌疑人张某的行为，已经从秘密窃取转化为公开抢夺，应认定为抢夺罪。这种案件的认定应注意转化的条件，那就是在犯罪嫌疑人的作案行为既遂以后被受害人发现，受害人实施了自救行为，这时尽管犯罪嫌疑人也可能是公然将财物取走（逃脱），但这只是盗窃既遂后的事后行为，并无向抢夺罪转化的余地。 参考文献：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5年3月第1版2、《刑法学》高铭暄编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年1月第2版、2004年6月第15次印刷3、《办理刑事案件流程及罪名适用》冯汝义 编著 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6年1月第一版4、《一周警情分析》（第13期）安阳市公安局警令部指挥中心 2006年3月27日编发5、《刀砍储户抢巨款被判重刑》（大河报：2006年3月31日 第9版）

《法律与权利》（参编），中国社会出版社2004年1月版，承担6万字；《证人制度研究》（合著，第一作者），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6月版，承担30万字；《刑事司法大趋势》（合著），中国检察出版社2005年1月版，承担8万字；《证据法学研究》（合著，研究生教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出版；《简明证据法学》（合著，本科生教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4月版。《英国刑事司法程序》（合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4月版，承担12万字；《新世纪的证据法》，独译，载《诉讼法学研究》第11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年版；《娃娃屋谋杀案》，独译，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7年11月版；《人民法院统一证据规定司法解释建议稿及论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5月版；《特免权制度研究》，（专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1月版；《比较检察制度研究》（合著），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年6月版；《中国刑事名案程序与证据问题研究》，副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法律的侧面》，对外经贸大学出版社2009年6月版。《证据法学》，（十一五规划教材，合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2009年9月版。《证据法学》，（参编，孙维萍主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12月版。《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的释义和适用》，参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年7月版。《刑事证据新规定释义》，参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1月出版。《刑法与刑事程序》（第八版），合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即将出版。 《新刑诉法对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赣南审判》1998年第4期，0.5万字；《再探控权论——行政法理论基础的反思》（获院论文大赛二等奖），《盾鸣》1998年第5期，0.5万字；《电子商务的法律问题初探》（获“华为杯”电子商务征文三等奖），载《华中科技大学研究生学报》第20卷1期，0.6万字；《为陪审制度辩护》（该文获校论文大赛一等奖），《青年法学》2000年秋季号，0.7万字；《举证时限的理论思考与立法构想》，载《南京师大学报》（CSSCI索引）2001年第3期，1.2万字；《美国规制诱惑侦查的法理评介》，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0.7万字；《被告人认罪案件程序简化改革刍议》，《人民法院报》2001年7月21日第3版，0.4万字；《论诱惑侦查》，载《法商研究》（CSSCI索引）2001年第4期，1.3万字；《共犯口供证明力浅论》，载《人民检察》（核心）2001年第8期，0.5万字；《透视证人拒证权的价值理念》，载《律师世界》2001年第9期，0.5万字；《论共犯口供的证明力》，载《中国刑事法杂志》（CSSCI索引）2001年第5期，0.6万字；《证人证言的形式问题反思－－以庭审改革为切入点》，载《湘潭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刑事诉讼证人拒证原因探析》，载《证据学论坛》（核心）第三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版，0.6万字；《诱惑侦查初探》，载《公安大学学报》（核心）2001年第6期，人大书报复印中心《法学文摘卡》2002年第1期转载，0.6万字；《“零口供”与沉默权》，《检察新时代》2002年第2期；《品格证据规则研究》，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1.9万字；《证人资格问题重述》，载《中国刑事法杂志》（CSSCI索引）2002年第5期，0.7万字；《儿童作证问题之研讨》，载《政法论丛》（核心）2003年第1期，0.8万字；《论英美法上的意见证据》，载《律师世界》2003年第3期，0.7万字；《证人权利保障论纲》，载《安徽大学法律评论》2003年第1期，1.6万字；《证人保护制度探析》，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CSSCI索引）2003年第3期，0.8万字；《“陷阱取证”的法律思考》，载《证据学论坛》（核心）第六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版；《律师文摘》2004年第1期全文转载，1.9万字；《我国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探析》，载《中国司法鉴定》2003年第2期，0.9万字；《一体化下的欧盟司法制度》，《人民法院报》2003年5月26日B2版；《证人作证的实现方式》，《山东大学法律评论》第1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1.5万字；《刑讯逼供案的举证责任》，载《法律适用》（核心）2003年第7期，0.9万字；《英美恢复性司法述评》，载《中国监狱法学刊》（核心）2003年第6期，0.7万字；《刑事普通程序简易审中的证据问题》，载《证据学论坛》（核心）第七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0.8万字；《证人制度的实证分析》，载《证据学论坛》（核心）第七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1.1万字；《传闻证据规则研究》，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1.9万字；《实现正义的另一种进程》载《诉讼法论丛》第九卷（权威），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恢复性司法论坛》2005年卷（群众出版社2005年版）全文转载，1.9万字；《证人补偿制度研究》，载《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CSSCI索引）2004年第3期，1.1万字；《证人制度的经济学分析》，载《证据学论坛》（核心）第八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2.2万字；《欧美恢复性司法典型案例评价》，载《判解研究》（核心）2004年第2期，0.9万字；《证人制度改革纵横谈》，载《证据学论坛》（核心）第九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5年版，0.8万字；《欧盟检察发展趋势与中国检察制度改革》，载《人民检察》（核心）2005年第2期，0.7万字；《特免权的中国命运》，载《证据学论坛》（核心）第十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5年版，1.7万字；《法治视野下的卧底侦查》，载《法治论丛》2005年的4期，1.2万字；《角色、情境与社会容忍——法社会学视野下的刑讯逼供》，载《中外法学》（CSSCI索引）2006年第2期；人大复印资料《诉讼法学·司法制度》2006年第9期全文转载，3.3万字；《面对中国的证据法学》，载《政法论坛》（CSSCI索引）2006年第2期，2.2万字；《刑事诉讼中的律师保密义务》，载《刑事法评论》（核心）第18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3.2万字；《司法场景中的证人作证》，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诉讼法学·司法制度》（核心）2006年第11期全文转载，1.2万字；《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证研究——以法院处理刑讯逼供为例》，载《现代法学》（CSSCI索引）2006年第5期，人大复印资料《诉讼法学·司法制度》2007年第1期全文转载，1.4万字；《证据法学研究的迷思——在西方样本与中国现实之间》，载《政法论坛》（CSSCI索引）2006年第6期，0.7万字；《证据法的批判与建构》，载《环球法律评论》（CSSCI索引）2006年第6期，1.8万字；《中国式陪审的省察》，载《法商研究》（CSSCI索引）2007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诉讼法学·司法制度》2007年第9期全文转载，1.5万字；《传闻法则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载《台湾本土法学杂志》第94期（2007年5月）；《举报人法律保护的实证研究》，载《法治论坛》2007年第3期；《证据法学的启蒙》，载《证据科学》2007年（第15卷）第1、2期；68. 《力量博弈下的刑讯逼供》，载《华中法律评论》第三卷（2008年12月版）；《民事诉讼中的测谎》，载《中外法学》2008年第6期；《交叉询问制度的中国问题》，载《证据学论坛》第14卷，2008年12月版;《传统诉讼文化新解》，载《西部法律评论》2009年第1期；《证据法上的理论迷局》，载《证据科学》2009年第2期。《中国证据立法的理想与现实》，载《诉讼法学研究》第15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9年9月版;《犯罪主观方面的证明》，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0年第2期，人大复印资料《诉讼法学、司法制度》2010年第7期全文转载；《理念嬗变下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载《理论视野》2010年第8期； 《喧嚣中的前进：年终评点司法界》，《湖北法制报》2002年1月22日第15版；《儿童作证，不是一纸规定那么简单》，《检察日报》2002年12月6日第3版；《切莫盲从误用测谎技术》，《检察日报》2003年1月15日第3版；《“诱惑侦查”须严格控制》，《检察日报》2003年1月24日第3版；《偷拍、偷录的困惑》，《人民法院报》2003年1月24日B2版；《面对司法的媒体监督》，《人民法院报》2003年1月27日B2版；《亟待规定证人的三种权利》，《检察日报》2003年2月28日第3版；《医疗纠纷举证责任倒置不应叫停》，《检察日报》2003年3月28日第3版；《弘扬法学家精神的可人》，《人民法院报》2003年4月14日B2版；《卧底侦查需要法律规则》，《检察日报》2003年6月6日第3版；《与学术亲密接触》，《法学家茶座》第三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美国的诱惑侦查》，《检察纵横》2003年第6期；《追究涉嫌伪证证人的程序》，《法治》2003年第7期；《如何保障认罪口供的自愿性和真实性》，《检察日报》2003年10月30日第3版，0.4万字；《检察机关在立案监督中具有调查权》，《检察日报》2003年12月8日第3版，0.4万字；《如何建立证人经济补偿制度》，《检察日报》2004年1月8日第3版；《欧盟检察制度有了新发展》，《检察日报》2004年5月26日第3版；《证据学研究的“三维世界”》，《证据学论坛》第八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卡拉能否永远OK？》，载《方圆法治》2005年第5期；《路的制度与制度的路》，《方圆法治》2005年第 2期；《道德与法律缝隙下的公私概念》，《方圆法治》2005年第 4期；《维权是最好的美容之道》，《方圆法治》2005年第15期；《“大义灭亲”文化与法律思维》，《方圆法治》2005年第 7期；《事实·错案·证据》，《方圆法治》2005年第 8期；《科技利刃下的隐私权》，《方圆法治》2005年第 10期；《提倡酷刑的童话》，《法学家茶座》第九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于细微处见法治》，载《中国妇女报》2005年12月20日；《道德的善行与责任的缺位》，《方圆法治》2005年第 11期；《证人为什么不出庭？》，《法制日报》2006年1月5日第10版；《受贿案件不宜诱惑侦查》，《方圆法治》2006年第 3期；《为什么不能实行毒品“合法化”》，《检察日报》2006年1月9日第3版；《丛林正义与司法正义》，《法制日报》2006年1月26日第11版；《顺从暴力与顺应权力》，《方圆法治》2005年第 13期；《证据立法呼声缘何归于沉寂？》，《检察日报》2006年2月13日第12版；《破案率的神话》，载《中国妇女报》2006年2月28日第6版；《司法的悖论与尴尬》，《方圆法治》2005年第 14期；《在法治的十字路口》，《方圆法治》2006年第5期；《第二个辛普森——程序法治视野下的罗伯特杀妻案》，《方圆法治》2006年第6期；《到底为什么而争论》，《检察日报》2006年4月10日第3版；《诱惑侦查：既然实际采用，就该立法规制》，《检察日报》2006年3月20日，0.5万字；《让律师走出保密义务的困局》，《检察日报》2006年5月8日第3版；《警察的素质》，《方圆法治》2005年第 16期；《闲话“以保创收”》，《法制早报》2006年6月5日；《变迁中的法学研究方法》，《检察日报》2006年6月19日第3版；《谁来监督监督者？》，《方圆法治》2005年第 17期；《小广告治理中的法治忧思》，《法制早报》2006年7月9日；《事实的“罗生门”》，《检察日报》2006年7月24日第3版；《法律移植中的“捆绑性”》，《法制早报》2006年7月24日；《毒品“合法化”的乌托邦》，《方圆法治》2005年第 19期；《亲历庭审台湾“第一女婿”》，《方圆法治》2006年第15期；《大学的开放与限制》，《法制早报》2006年8月20日；《错案何以挥之不去？》，《法制早报》2006年8月28日；《律师的天堂与地狱》，《方圆法治》2005年第 21期；《在台北亲历呛扁现场》，《法律文摘》2006年第7期；《法学院是怎样炼成的》，《方圆法治》2006年第17期；《个案请示制度的“熄灯号”》，《检察日报》2006年9月18日第3版；《致命的“常情断案”》，《法制早报》2006年9月18日；《百分之百的背后》，《方圆法治》2005年第 24期；《美丽与哀愁：感受台湾地区法律的脉动》，《法制早报》2006年9月25日；《中国证据法学第一人》，载《法学家茶座》第12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证据相对主义》，《检察日报》2006年10月23日第3版；《法学经济分析的一扇窗》，《法制早报》2006年10月30日；《法庭之上谁最大？》，《检察日报》2006年11月20日第3版；《法律的一厢情愿》，《检察日报》2006年12月11日第3版；《动物的法律权利》，《检察日报》2007年2月5日第3版；《宝岛司法掠影》，《法学家茶座》第14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禁鞭令的开禁与安宁权》，《方圆法治》2007年3月上期；《排队文明与中国法治》，《方圆法治》2007年3月下期；《道路通向哪里》，《法制日报》2007年4月1日；《怎能用“电脑排期”根治司法弊病》，《法制日报》2007年4月15日；《侧面看法律》，《检察日报》2007年4月16日第3版；《以小说讲授法庭科学》，《方圆法治》2007年4月下期；《严格规则与自由裁量》，《方圆法治》2007年5月上期；《不是神明在审判——电影〈十二怒汉〉中的证明问题》，《方圆法治》2007年5月上期；《严格规则与自由裁量》，《方圆法治》2007年5月下期；《从发现真实到价值多元》，《检察日报》2007年6月18日（4748期）；《错位的权利保障》，《人民法院报》2007年6月26日第5版；《打击官员的“真”文凭》，《清风》2007年第3期；《杀光所有的律师？》《晟典律师评论》2007年第1期，人民法院出版社2007年8月版；《鸡肋：中国式陪审》，《中国改革》2007年第7期。《保护举报人是检察机关的义务》，《法制日报》2007年8月5日第1版；《法律人的理想与现实》，《检察日报》2007年8月13日（4804期）；《“纸馅包子”背后的真问题》，《方圆法治》2007年8月下期（205期）；《尘封的检察制度史》，《法学家茶座》第16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8月版；《“纸包子”事件：引人深思的五个问题》，《人民法院报》2007年8月21日。《法庭上的心理学家》，《法制日报》2007年8月26日第15版。《司法改革的软件与硬件》，《检察日报》2007年9月4日（4826期）。《预防腐败犯罪需警惕当代韦小宝》，《法制日报》2007年9月9日。《关于恢复性司法的一个反思》，《人民法院报》2007年9月26日第5版。《千万别来念法律？》，《方圆法治》2007年9月下期（205期）。《法学何以成为科学》，《检察日报》2007年10月8日。《我的师父石仲朱》，《检察日报》2007年10月18日“法学院”第13版；《在台大法学院听课》，《检察日报》2007年10月18日“法学院”第21版；《网络民意下的司法公正》，《法制日报》2007年10月21日；《中国古代司法的另一面》，《方圆法治》2007年10月下期（209期）；《韦式贪官与反腐利器》，《检察日报》2007年11月9日（4885期）第6版。《聂树斌案的制度反思》，《法制日报》2007年11月11日第2版；《证人是靠不住的》，载《人民检察》2007年11月上期（第21期）；《证据理论的一个侧身》，载《方圆法治》2007年11月上期（210期）；《科学证据的迷雾》，《法制日报》2007年11月11日第3版；《真的“假文凭”与假的“真文凭”》，《检察日报》2007年12月7日（4913期）；《追问手术签字制度》，《法制日报》2007年12月9日第2版；《华南虎”真假辩：一场精彩的民间审判》，《检察日报》2007年12月10日第3版；《司法制度的选择有惯性作用？》，《检察日报》2007年12月17日第3版；《个人所得税的公众期待》，《法制日报》2007年12月23日；《新华日报》2007年12月24日A3版转载。《科学证据一定是科学的吗》，《检察日报》2007年12月28日第6版；《让个税回归“劫富济贫”的本来面目》，《检察日报》2008年1月1日第3版；《电信运营商能推个一干二净？》，《检察日报》2008年1月11日第3版；《刑事证据规定能带来什么》，《法制日报》2008年1月27日第2版；《我永远不能说真话的遗憾》，《检察日报》2008年2月1日；《这是一个谎言盛行的年代吗》，《检察日报》2008年2月1日；《一定要重复漫长的观念更新进程吗》，《检察日报》2008年3月17日；《历史的另一张面孔》，《检察日报》2008年3月21日；《“许霆案”中的量刑裁量权困局》，《检察日报》2008年4月4日；《刑讯逼供与角色扮演》，《人民检察》2008年第9期（5月）。《法学研究的本土化问题》，载《检察日报》2008年6月26日。《诉讼的游戏规则》，载《检察日报》2008年7月31日；《奥运会报道要尊重运动员隐私权》，载《法制日报》2008年8月17日。《“引诱性执法”是否具有正当性》，载《解放日报》2008年10月6日第11版。《微软的“正版秀”》，载《法人》2008年第11期。《勿让诚信体系破产》，载《方圆法治》2009年第1期；《股市期待法治阳光》，载《方圆法治》2009年第2期；《“鞭炮门”事件：公务员的年后第一课》，载《方圆法治》2009年第3期；《网络反腐的民间力量》，载《方圆法治》2009年第4期；《神证时代的正义》，载《检察日报》2009年2月19日。《为什么又是矿难？》，载《方圆法治》2009年第5期；《“上帝”为何期盼3·15》，载《方圆法治》2009年第6期；《又见公捕公判》，载《方圆法治》2009年第7期；《刑法的愚人节》，载《方圆法治》2009年第8期。《刑事司法的“潜规则”》，载《方圆法治》2009年第9期。《惩罚性赔偿有多难》，载《方圆法治》2009年第10期。《如果没有口供》，载《方圆法治》2009年第11期。《冷眼旁观破案率》，载《方圆法治》2009年第12期。《戴着镣铐的舞者》，载《方圆法治》2009年第13期。《刑罚的“实报实销”》，载《人民检察》2009年第13期。《不自愿的自愿》，载《方圆法治》2009年第14期。《法官和律师的角色》，载《方圆法治》2009年第15期。《测不出的真相》，载《方圆法治》2009年第16期。《二审为何不开庭》，载《方圆法治》2009年第17期。《刑事司法中的“躲猫猫”》，载《方圆法治》2009年第18期。《司法夹缝中的证人》，载《方圆法治》2009年第19期。《职务犯罪的“零容忍”》，载《人民检察》2009年第19期；《侦查的司法控制》，载《方圆法治》2009年第20期。《“钓鱼式执法”暴露出的问题》，载《人民法院报》2009年12月8日第五版；《公开审判的阴影》，载《方圆法治》2009年第21期；《像法律人一样思考？》，载《方圆法治》2010年第1期；《从行人社会到汽车社会》，载《方圆法治》2010年第3期；《法制的传统和移植》，载《方圆法治》2010年第5期；《该以怎样的态度和措施遏制刑讯逼供》，载《人民检察》2010年第5期；《制度的纠错系统》，载《方圆法治》2010年第7期；《诉讼的时间之殇》，载《方圆法治》2010年第9期；《罗彩霞案为何久拖不审？》，载《人民日报》2010年5月6日第9版；《正义木桶的短板》，载《方圆法治》2010年6月20日第273期；《在法律与人情之间》，载《方圆法治》2010年7月2日第274期；《司法能见度》，载《方圆法治》2010年7月20日第275期；《如何给“张竞”公平的通道》，载《人民日报》2010年7月26日；《让诉讼成为真正的诉讼》，载《方圆法治》2010年8月20日第277期；《狂欢是一种社会病》，载《羊城晚报》2010年8月29日；《见识刑事诉讼的潜规则》，载《改革内参》2010年第32期（8月27日）；《交叉询问制度碰到中国障碍》，载《改革内参》2010年第32期（8月27日）；《捐款为何不是义务》，载《方圆法治》2010年9月20日第279期；《法治离我们有多远》，载《方圆法治》2010年10月20日第281期；《避风港与红旗》，载《方圆法治》2010年11月20日第283期； 2003年5月—2004年3月，参与何家弘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证人制度研究”，合著《证人制度研究》，已经由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2004年2月—5月，参与欧盟－中国司法合作项目“欧盟刑事司法制度研究”，合著的《刑事司法大趋势》已经由中国检察出版社出版；2005年6-12月，参与美国福特基金项目“反酷刑与中国刑事司法改革”，相关成果已经发表在核心期刊；2006年，台湾中央研究院资助项目“证人制度比较研究”，已经提交报告；2006年，参与何家弘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项目“证据法学研究”项目，相关成果已经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2005-2007年，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证人保护制度研究”，已经完成。2007年5月－10月，参与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统一证据规定》起草，已完成。2007年7月－2008年1月，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司法权基本理论问题研究”，已完成。2007年10月起，参与国家“十一五”规划教材《证据法学》，已完成。2007年11月起，参与最高人民检察院重点课题“检察制度比较研究”，已完成。2008年4月起，独自承担中国政法大学校级课题“证据法学的启蒙”，进行中。2008年8月起，独自承担证据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2008年度科研项目培育资金项目“民事诉讼中测谎结论运用之实证研究”，已完成；2008年9月起，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证据立法问题研究》（08JC820046），进行中。2010年6月起，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刑事证人保护制度研究》，进行中。

一、法理与宪法类： 改革和完善我国的宪法监督体制 建立宪法诉讼制度构想 中国宪法司法化探析 试论宪法权威 论宪法实施保障 司法审查制度研究 公民基本权利发展的若干问题探讨 现阶段我国公民法律意识探析 论法的本质属性 法制现代化新探 公民法治观念淡薄的成因与法治观念培育 论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法律移植问题探讨 论法的时代精神 法律与道德的互补——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结合 论法治国家对法律的要求 论司法公正与新闻自由 法制与法治之我见 二、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类： 行政处罚中“一事不再罚”原则的适用与例外 反权力腐败的法律和思想对策 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制度的探析 浅谈行政听证制度 行政程序违法及其司法控制 加入WTO对我国行政法的影响 行政职务行为探析 行政复议制度的性质和功能 行政主体理论之探讨 我国行政程序法的立法构想 论无效行政行为 论一般规范性文件在行政诉讼中的地位和作用 论行政诉讼的范围 行政赔偿若干问题研究 行政程序的司法审查 试论完善行政诉讼中的司法变更权 行政审判中的事实审问题研究 论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 三、民法学类: 论人格权保护与舆论监督的相互关系 论无因管理的司法适用及立法完善 论合同保全制度 论优先购买权 关于精神损害赔偿制度若干问题的探讨 合同纠纷解决及风险防范研究 论表见代理 论善意取得制度 关于保证的若干问题初探 无权处分行为辨析 我国债权人权利法律保护问题 诚信原则的本质探讨及在我国民法中的定位 善意取得的法理分析与法律规定 预期违约制度研究 离婚过错损害赔偿制度 关于电子合同若干问题的法律思考 论保证人的连带责任 商品房预售制度研究 浅析抵押权制度的完善 论婚约的法律规制 试论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的法律制度 论我国婚姻法增补“探望权”的必要性及其不足 论婚姻中的夫妻财产及其处理 离婚案中的夫妻财产制度研究 高校知识产权的流失及对策 浅议非专利技术的保护 商业秘密的法律特征及其保护 论完善我国驰名商标的法律保护制度

这篇是很好的法学毕业论文，你参考下，应该有所帮助一、引言 大数据技术的发展给科技进步、信息共享、商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变革，社会活动网络化的发展趋势更给予了个人信息丰富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使它成为对于国家、社会、组织乃至个人都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资源。与此同时，与个人信息相关的犯罪活动也呈现出高发态势。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增设“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将两个罪名整合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并扩大了主体范围，加大了处罚力度。2017年3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2017年解释》）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司法适用做出了具体规定。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对判决结果包含“公民个人信息”的刑事一审判决逐年进行检索，2009-2019年间各年份相关判决数如图表 1所示。我国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发展可为四个阶段：2009～2012年，此类判决数为零，与个人信息相关的犯罪案件在实践中鲜有发生；2012～2016年，判决数量开始缓速增长，总量尚较少；2016～2017 年判决数量激增 214.6%，呈现出高发态势；2016～2019年，犯罪数量增速放缓。 图表 1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行为对象，公民个人信息的内涵、范围、判断标准对立法和司法适用具有重要意义。《2017年解释》第1条对其概念做了明确的规定，但实践中对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仍存在一些模糊的地方。如，如何把握行踪轨迹信息的范围、如何把握财产信息的范围和如何认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可识别性等。由此观之，要实现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准确认定，我们应该对其行为对象的内涵、外延进行深入研究。本文拟对《刑法》二百五十三条“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进行深入分析，希望能对司法实践中该罪的认定提供有益参考。 二、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合理保护限度的设定原则 信息网络时代，我们要在推动信息科技的发展应用和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之间寻求适度的平衡。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力度过小或者过大，都不利于社会的正常发展。笔者认为，应当基于以下三项原则设定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合理限度。（一）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刑法的谦抑性,是指刑法应合理设置处罚的范围与程度,当适用其他法律足以打击某种违法行为、保护相应合法权益时,就不应把该行为规定为犯罪;当适用较轻的制裁方式足以打击某种犯罪、保护相应合法权益时,就不应规定更重的制裁方式。此原则同样是刑法在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进行规制时应遵循的首要原则。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尚未健全、前置法缺失的当下，刑法作为最后保障法首先介入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时，要格外注意秉持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严格控制打击范围和力度。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认定，范围过窄，会导致公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不能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进行有效的打击；范围过宽，则会使刑法打击面过大，导致国家刑罚资源的浪费、刑罚在实践中可操作性的降低，阻碍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有违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在实践中，较常见的是认定范围过宽的问题，如公民的姓名、性别等基础性个人信息，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识别个人身份，但大多数人并不介意此类个人信息被公开，且即便造成了一定的危害结果，也不必动用刑罚手段，完全可以利用民法、行政法等前置法予以救济。（二）权利保护与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则大数据时代，随着信息价值的凸显，个人信息保护与信息流通之间的价值冲突也逐渐凸显。一方面，信息的自由流通给国家、社会、个人都带来了多方面的便利，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对个人生命和财产安全、社会正常秩序甚至国家安全带来了一定的威胁。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需要使得数据的自由流通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如何平衡好其与个人权益保护的关系，是运用刑法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时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个人信息保护不足，则会导致信息流通的过度自由，使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处于危险境地、社会的正常经济秩序遭到破坏；保护过度，则又走入了另一个极端，妨碍了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使社会成员成为一座座“信息孤岛”，全社会也将成为一盘散沙，也将信息化可以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拒之门外。刑法要保护的应当仅仅是具有刑法保护的价值和必要，并且信息主体主动要求保护的个人信息。法的功能之一便是协调各种相互矛盾的利益关系，通过立法和司法，平衡好个人信息权利保护与信息自由流通，才可以实现双赢。应努力构建完备的个人信息保护体系，既做到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犯，又可促进信息应有的自由流动，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三）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相协调原则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让渡是合理的且必须，因为公共利益往往涉及公共安全与社会秩序，同时也是实现个人利益的保障。但是这种让渡的前提是所换取的公共利益是合法、正当的，并且不会对个人隐私和安全造成不应有的侵害。公共安全是限制公民个人信息的典型事由。政府和司法部门因为社会管理的需要往往会进行一定程度的信息公开，信息网络的发展也使得大数据技术在社会安全管理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对于公民个人利益边界的触碰，由此产生公共管理需要与个人权益维护之间的冲突。相对于有国家机器做后盾的公权力，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处于弱势地位，让个人信息的保护跟得上信息化的发展，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公众人物的个人信息保护是此原则的另一重要体现，王利明教授将公众人物划分为政治性公众人物和社会性公众人物两类。对于前者，可将其个人信息分为两类：一类是与公民监督权或公共利益相关的个人信息，此类个人信息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的让步是必须的；另一类是与工作无关的纯个人隐私类信息，由于这部分个人信息与其政治性职务完全无关，所以应受与普通人一样的完全的保护。对于社会性公众人物，其部分个人信息是自己主动或是希望曝光的，其因此可获得相应的交换利益，对于这部分信息，刑法不需要进行保护；也有部分信息，如身高、生日、喜好等虽然被公开，但符合人们对其职业的合理期待，且不会有损信息主体的利益，对于此类信息，也不在刑法保护范围内；但对于这类信息主体的住址、行踪轨迹等个人信息，因实践中有很多狂热的粉丝通过人肉搜索获得明星的住址、行程信息，对明星的个人隐私进行偷窥、偷拍，此类严重影响个人生活安宁和基本权益的行为应当受到刑法的规制。 三、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特征及相关范畴 （一）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概念是解决法律问题必不可少的工具”。1.“公民”的含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是指具有我国国籍的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罪名和罪状中都使用了“公民”一词，对于其含义的一些争议问题，笔者持以下观点：（1）应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从字面上和常理来看，中国刑法中的“公民”似乎应专门指代“中国的公民”。但笔者认为，任何人的个人信息都可以成为该罪的犯罪对象，而不应当把我国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局限于中国公民。第一，刑法一百五十三条采用的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个人信息”的表述，而是了“公民个人信息”，对于刑法规范用语的理解和适用，我们不应人为地对其范围进行不必要的限缩，在没有明确指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情况下，不应将“公民”限定为中国公民。第二，全球互联互通的信息化时代，将大量外国人、无国籍人的个人信息保护排除在我国刑法之外，会放纵犯罪，造成对外国籍人、无国籍人刑法保护的缺失，这既不合理，也使得实践中同时涉及侵犯中国人和非中国人的个人信息的案件的处理难以操作。第三，刑法分则第三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并不限于仅对“中国公民”的保护，也同等地对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的此类权利进行保护。因此，处于我国刑法第三章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保护对象，也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的个人信息，“我国对中国公民、处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和无国 籍人以及遭受中国领域内危害行为侵犯的外国人和无国籍人，一视同仁地提供刑法的保护，不主张有例外。”（2）不应包括死者和法人对于死者，由于其不再具有人格权，所以不能成为刑法上的主体。刑法领域上，正如对尸体的破坏不能构成故意杀人罪一样，对于死者个人信息的侵犯，不应成立侵犯个人信息罪。对死者的个人信息可能涉及的名誉权、财产权，可以由死者的近亲属主张民法上的精神损害赔偿或继承财产来进行保护。对于法人，同样不能成为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信息主体。一方面，自然人具有人格权，而法人不具有人格权，其只是法律拟制概念，不会受到精神上的损害。另一方面，法人的信息虽然可能具有很大的商业价值和经济效益，但是已有商业秘密等商法领域的规定对其进行保护。因此，法人的信息不适用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2.“个人信息”的含义法学理论上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主要识别说、关联说和隐私说。识别说，是指将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作为公民个人信息的关键属性。可识别性根据识别的程度又可以分为两种方式，即通过单个信息就能够直接确认某人身份的直接识别，和通过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或者通过信息对比分析来识别特定个人的间接识别。学界支持识别说观点的学者大多指的是广义的识别性，既包括直接识别，又包括间接识别。关联说认为所有与特定自然人有关的信息都属于个人信息，包括“个人身份信息、个人财产情况、家庭基本情况、动态行为和个人观点及他人对信息主体的相关评价”。根据关联说的理论，信息只要与主体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就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隐私说认为，只有体现个人隐私的才属于法律保障的个人信息内容。隐私说主要由美国学者提倡，主张个人信息是不愿向他人公开，并对他人的知晓有排斥心理的信息。笔者认为，通过识别说对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界定最为可取。关联说导致了刑法保护个人信息的范围过分扩大，而隐私说则只将个人信息局限在个人隐私信息的范围内，忽略了不属于个人隐私但同样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个人信息，同时由于对隐私的定义受个人主观影响，所以在实践中难以形成明确的界定标准。相比之下，识别说更为可取，不仅能反应需刑法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本属性，又具有延展性，能更好的适应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导致的公民个人信息类型的不断增多。且通过梳理我国关于个人信息的立法、司法，识别说的观点贯穿其中。名称 生效年份 对“个人信息”核心属性的界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 2012年 可识别性、隐私性《关于依惩处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活动的通知》 2013年 可识别性、隐私性《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4年 隐私性《网络安全法》 2016年 可识别性《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7年 可识别性、可反映活动情况图表 2《网络安全法》和《2017年解释》中关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无疑最具权威性。《网络安全法》采用了识别说的观点，将可识别性规定为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而后者采用了广义的“可识别性”的概念,既包括狭义可识别性 (识别出特定自然人身份) , 也包括体现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两者之所以采用了不同的表述，是因为《网络安全法》对公民个人信息做了整体而基础性的保护，而《2017年解释》考虑到，作为高度敏感信息的活动情况信息，随着定位技术的不断进步逐渐成为本罪保护的一个重点，因此在采用了狭义的身份识别信息概念的基础之上，增加了对活动情况信息的强调性规定，但其本质仍是应涵括在身份识别信息之内的。所以，应以可识别性作为判断标准对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界定。（二）公民个人信息的特征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体现了其区别于广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价值。明确刑法领域个人信息的特征，有助于在司法中更好的对个人信息进行认定。1.可识别性这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本质属性。可识别是指可以通过信息确定特定的自然人的身份，具体包括直接识别和间接识别。直接识别，是指通过单一的信息即可直接指向特定的自然人，如身份证号、指纹、DNA等信息均可与特定自然人一一对应。间接识别，是指需要将某信息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或者进行对比分析才能确定特定自然人，比如学习经历、工作经历、兴趣爱好等信息均需要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才能识别出特定的信息主体。2.客观真实性客观真实性是指公民个人信息必须是对信息主体的客观真实的反映，。一方面，主观上的个人信息对特定个人的识别难度极大；另一方面，现行刑法关于侮辱罪或诽谤罪的相关规定足以对此类主观信息进行规制。司法实践中，如何判断信息的客观真实性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实现科学、高效鉴别个人信息客观真实性，是司法机关应努力的方向。现有的随机抽样的方法有一定可取性，但不够严谨。笔者认为，可以考虑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方式，若嫌疑人能证明其所侵犯的个人信息不具有客观真实性，则不构成本罪。3.价值性刑法的两大机能是保护法益和保障人权。从保护法益的机能出发，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这一自然犯，只有侵犯到公民法益的行为，才能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而判断是否侵犯公民法益的关键就在于该信息是否具有价值。价值性不仅包括公民个人信息能够产生的经济利益，还包括公民的人身权利。从个人信息的人格权属性角度分析，个人隐私类信息的公开，会侵犯公民的隐私权、名誉权，行踪轨迹类信息的公开，会对公民人身安全带来威胁。从个人信息的财产权属性角度分析，信息化时代，信息就是社会的主要财产形式,能够给人们带来越来越大的经济利益。“信息价值仅在当行为人主张其个人价值时才被考虑”，只有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信息，才值得国家动用刑事司法资源对其进行保护。（三）个人信息与相关概念的区分很多国家和地区制定了专门的法律保护个人信息，但部分国家和地区没有采用“个人信息”的概念，美国多采用“个人隐私”的概念，欧洲多采用“个人数据”的概念，而“个人信息”的表述则在亚洲较为常见。对于这三个概念是可以等同，存在观点分歧。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有重合，但不能完全混同，也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包含个人隐私，以个人数据为载体。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三个概念进行明确区分。1.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关于这两个概念的关系，有学者主张前者包含后者，有学者主张后者包含前者，还有学者认为两者并不是简单的包含关系。笔者认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相互交叉，个人信息包括一般信息和隐私信息，个人隐私包括隐私信息、私人活动和私人空间，所以两者的交叉在于隐私信息。两者制建有很大的区别，不能混淆。首先，私密程度不同，个人信息中除隐私信息以外的一般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需要信息主体进行公开的，如姓名、手机号、邮箱地址等，而个人隐私则具有高度的私密性，个人不愿将其公开；其次，判断标准不同，个人信息的判断标准是完全客观的，根据其是否具有识别性、真实性、价值性来进行判断即可，而个人隐私在判断上具有更多的主观色彩，不同主体对个人隐私的界定是不同的；最后，个人信息既具有消极防御侵犯的一面，也具有主动对外展示的一面，信息主体通过主动公开其部分个人信息，可能会获得一定的利益，而个人隐私则侧重消极防御，主体的隐私信息和隐私活动不希望被公开，隐私空间不希望被侵犯。2.个人信息与个人数据笔者认为，个人信息（personal information）和个人数据（personal Data）的区别在于，个人数据是以电子信息系统为载体的对信息主体的客观、未经过处理的原始记录，如个人在医院体检后从自助机取出的血液化验报告单；后者是指，数据中可对接收者产生一定影响、指导其决策的内容，或是数据经过处理和分析后可得到的上述内容，如血液化验报告数据经系统或医生的分析，形成的具有健康指导作用的结果报告，换言之，个人信息＝个人数据＋分析处理。 四、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司法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概念和原则的把握必然有一定的差异性，需要具体情况具体讨论。在本部分，笔者对一般个人信息的认定进行总结归纳，并对一些存在争议的情况进行分析。 （一）公民个人信息可识别性的认定“可识别性是指个人信息能够直接或者间接地指向确定的主体。”经过上文中的讨论，根据《网络安全法》和《2017年解释》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定义，我们能够得出，“识别性”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解释第3条第2款印证了这一观点。对于能够单独识别特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往往比较容易判断，而对于需要与其他信息结合来间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信息，往往是个案中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也是本罪的认定中最为复杂的问题。面对实践中的具体案情，对于部分关联信息是否可以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时，可从行为人主观目、信息对特定自然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要结合的其他信息的程度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加以判断。以此案为例：某地一医药代表为了对医生给予用药回扣，非法获取了某医院某科室有关病床的病床号、病情和药品使用情况。此案中所涉及的非法获取的信息不宜纳入刑法中“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首先，从行为人主观目的上看，并没有识别到特定自然人的目的，而仅仅是为了获取用药情况；其次，从以上信息对病人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以及生活安宁的重要性上来看，行为人获取以上信息并不会对病人权益造成侵犯；最后，从这些信息需要与其他信息结合的程度来看，病床号、用药情况等信息并不能直接识别到个人，需要结合病人的身份证号等才能起到直接识别的作用。所以，此案中的涉案信息不属于刑法所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二）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2017年解释》第五条根据信息的重要程度、敏感程度，即信息对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影响程度，将“公民个人信息”分为三类，并设置了不同的定罪量刑标准。类别列举 “情节严重”标准（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 “情节特别严重“标准（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特别敏感信息 踪轨迹信息、通信内容、征信信息、财产信息五十条以上五百条以上敏感信息 住宿记录、通信记录、健康生理信息、交易信息五百条以上五千条以上其他信息五千条以上 五万条以上图表 3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对标准适用的争议，主要表现在对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1.如何把握“行踪轨迹信息”的范围行踪轨迹信息敏感程度极高，一旦信息主体的行踪轨迹信息被非法利用，可能会对权利人的人身安全造成紧迫的威胁。《2017年解释》中对于行踪轨迹信息入罪标准的规定是最低的：“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行踪轨迹信息50以上”的，即构成犯罪。由于《2017年解释》中对行踪轨迹信息规定了极低的入罪标准，所以司法认定时应对其范围做严格把控，应将其范围限制在能直接定位特定自然人具体位置的信息，如车辆轨迹信息和GPS定位信息等。实践中，信息的交易价格也可以作为判定其是否属于“行踪轨迹信息”的参考，因为行踪轨迹信息的价格通常最为昂贵。对于行为人获取他人车票信息后判断出他人的行踪的情况，载于车票的信息不宜被认定为《2017年解释》所规定的“行踪轨迹信息”，因为该信息只能让行为人知道信息主体大概的活动轨迹，并不能对其进行准确定位。2.如何把握“财产信息”的范围财产信息是指房产、存款等能够反映公民个人财产状况的信息。对于财产信息的判断，可以从两方面进行把握：一是要综合考量主客观因素，因为犯罪应是主客观相统一的结果；而是考虑到敏感个人信息的入罪门槛已经极低，实践中应严格把握其范围。以此案为例：行为人为了推销车辆保险，从车辆管理机构非法获取了车主姓名、电话、车型等信息。此案中的信息不宜认定为“财产信息”。因为行为人的主观目的不是侵犯信息主体的人身、财产安全，最多只会对行为人的生活安宁带来一定的影响，因而应适用非敏感公民个人信息的入罪标准。（三）不宜纳入本罪保护对象的公开的个人信息的认定 信息主体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是否属于 “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理论界存在观点分歧。笔者认为，“公民个人信息”不以隐私性为必要特征，因为《2017年解释》第1条并为采用“涉及个人隐私信息”的表述，而是以识别性作为判断标准。因此，信息的公开与否并不影响其是否可以被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对于权利人主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相关信息的行为显然合法，且其后出售、提供的行为，当前也不宜认定为犯罪。理由如下：第一，在我国的立法和司法中，曾以“隐私性”作为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可见公民个人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从隐私权中分离出来的权利，所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侧重于对公民隐私和生活安宁的保护。权利人之所以自愿甚至主动公开其个人信息，说明这部分信息即便被获取、出售，也通常不会对其个人隐私和生活安宁造成侵犯，因此不应纳入刑法保护范围内；第二，根据刑法第253条之一的规定，向他人出售或提供公民个人信息，只有在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前提下才构成犯罪。对于已经公开的公民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后向他人出售或提供的行为在我国缺乏相关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应推定为存在权利人的概括同意，不需要二次授权，也就是说不应认定行为人对获取的已经由权利人公开的个人信息的出售和提供行为系“违法国家有关规定”。第三，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机制尚未健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高发的背景下，应将实践中较为多发的侵犯权利人未公开的个人信息的案件作为打击的重点。对于权利人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相关信息的行为可以认定为合法，但如果后续的出售或提供行为违背了权利人意愿，侵犯到了其个人隐私和生活安宁，或是对权利人人身安全、财产安全造成了威胁，则应根据实际情况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论处。对于权利人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相关信息的获取一般来说是合法的，但是获取信息之后的出售、提供行为如果对信息主体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或是私生活安宁造成了侵犯，且信息主体对其相关个人信息有强烈保护意愿，则应据其情节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 五、结语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对个人、组织、社会乃至国家均具有重要价值，由此也滋生了越来越多的侵犯个人信息犯罪。“公民个人信息”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犯罪对象，其概念界定、特征分析、与相关概念的区分以及司法认定对于打击相关犯罪、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本文的研究，形成以下结论性的认识：第一，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原则。一是应遵循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保证打击范围既不过宽而导致国家刑罚资源的浪费和可操作性的降低，也不过窄而使公民个人信息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二是应遵循权利保护与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则，在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犯的同时不妨碍信息正常的流通。三是应遵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相协调原则，允许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让步，但杜绝对个人利益的侵害和过度限制。第二，公民个人信息之“公民”应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不应包括死者和法人。公民个人信息之“个人信息”应采取“识别说”进行界定，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是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本属性。除了可识别性，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还应具有客观真实性、价值性等特征可作为辅助判断标准。还应注意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个人数据等相关概念的区分，避免在司法实践中出现混淆。第三，一般个人信息的认定。“可识别性”是其判断的难点，可以从行为人主观目的、信息对其主体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与其他信息的结合程度这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判断；对于行踪轨迹信息、财产信息等敏感个人信息，由于其入罪门槛低、处罚力度大，应严格把控其范围并结合行为人主观心理态度进行考量；对于信息主体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应分情况讨论，对于信息主体主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其获取、出售和提供，不应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于信息主体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信息的获取是合法的，但其后出售、提供的行为，可以依实际情况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论处。希望本文的论述能够对我国个人信息保护体系的完善贡献微小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