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关于神话的绘画创作研究论文

楼主的问题不够明确啊~~~~附上一篇，希望能帮到你。平凡质朴的崇高之美——米勒与《拾穗者》米勒在43岁时完成的《拾穗者》，这是一幅描写农村夏季收割劳动场面的作品，从题材上看，应该说平凡而简单。但它在当时产生的艺术效果是所有人没有料到的。画面上，金黄色的田野一望无际，秋天麦收后的辽阔土地上，有三个农村妇女正在弯腰而细心的捡拾收割后被遗落在田间的麦穗，她们身后的不远处，有堆积如山的麦垛。这一切，都说明三位拾穗的农家妇女是勤劳而朴实的劳动者。从画面上看，尽管她们身体健壮，但始终在重复着机械而单调的动作，目光却全神贯注在地上的麦穗。尤其是她们手中拿着的几根拾起的麦穗，与远处的草垛形成极其鲜明的对比。她们那憨笨的动作，也流露出一种虔诚和忠诚，画作将农民和土地的这种情意刻画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所以，任何人在这幅作品前，都会产生一种对丰收、对生命的庄严景仰，都会产生一种农民对土地那种类似于宗教般虔诚的情怀。当然，也对画面上的平凡而质朴之美产生崇高的敬意。《拾穗者》这幅画刻画了三位贫穷的农家妇女在辽阔的麦田里捡拾麦穗的情景，她们弯腰捡拾的动作展示了一种古典美。重要的是对人性的讴歌与赞美。同时，美丽富饶的农村自然景色与农民的辛酸与勤劳又形成明显反差。法国文艺评论家卡德莱曾这样说道：“米勒的《拾穗者》等作品刻画出他当时那个时代一般平民的心理和思想，表达了近代思想，这是一位高贵而不朽的人性画家。”在这幅作品中，米勒安排的人物动作和形态已经成为后人研究构图的经典，人物朴素动作优美，特别是在她们的背后，那合理而有序的铺陈，使得画面散发着一股泥土的芳香，也弥漫着古老而沉重的诗意，使我们感受到大地之神的魅力和古典的庄严美。据说，米勒在创作这幅作品的时候，自己的孩子连奶水都吃不饱，家庭生活极其窘迫，所以他对底层的劳动者有着非同一般的理解和同情，甚至他是在继续接受着并在绘画中融化他的痛苦，在生活的痛苦和创作过程的痛苦中寻找到一种庄严而崇高的宗教式的喜悦。因此，米勒笔下的劳动人民是在生活的痛苦中却饱含着道德，这是一种美，最后成为米勒的一种信仰。《拾穗者》是他思想与技术最完美的结合物，罗曼•罗兰这样赞赏道：“米勒画中的三位农妇是法国的三位女神。”米勒一生留下的作品不多，从1840年到去世的三十多年间只有八十余件油画作品。而且很多都是较小的画幅。据说，他的每一幅作品都是经过反复思考而成的。除《拾穗者》之外，还有《播种者》、《晚钟》和《牧羊女》等，同样在美术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无论什么时候，《拾穗者》总会给人一种心灵的震撼与冲击，这一点与画家始终关注现实、反映现实是分不开的。这幅作品在沙龙展出的时候引起了极大地反响，其中褒贬不一，甚至还有人认为画面上的三个女人丑陋不堪，还有人指责画面的内容揭露了农民生活的艰辛而有意向上层生活挑战的意味，还有人认为这是在有意煽动农民的情绪等等。面对这一切，画家米勒毫不畏惧，他说：“我将坚强的站着，即使他们称我是表现丑的画家，是妨害我们民族进步的东西，但我们绝不做把农民模样加以美化的蠢事。如果只能无力的表现我自己，我宁愿不表现。”我们从米勒的这番话语中感受到他那坚定的现实主义立场，通过平凡的人物表现崇高的理想和内在的精神。特别是他用真实的笔触和感受描绘着他生活在一个空间中的农民，成为后来法国许多画家共同的创作主题。因此，米勒成为法国美术史上伟大的画家，与库尔贝一样，为法国现实主义绘画的蓬勃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对神话传说的关注与研究，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一个世界性的热点。这反映了一种共同的文化思潮：人们普遍希望能够从古人的精神遗存中，寻找认识文明社会种种问题的钥匙。而人类学派的进化论世界观和“以今证古”的学术原则与方法，正好适应了人们的这一精神期望。于是，神话研究领域中的人类学派取代语言学派在欧洲崛起，而且很快便成为一个富有生命力的学术流派。到20世纪初，人类学派神话学通过两条线传到了中国：一条线来自欧洲，一条线来自日本，为一些向往新思潮的中国进步知识分子所接受。在“五四”前后，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欧洲人类学派神话学，对我国的神话研究发生了重要的影响。评论者指出：“以泰勒、安德留·兰等为代表（特别是兰氏）的英国人类学的比较神话学派，是19世纪后期到本世纪（按指20世纪）初年，在世界学坛上取得了压倒地位的一个学派。从20年代到40年代，我国神话、故事方面研究观点主要受到这一派的影响。当时这方面一些比较知名的学者如沈雁冰、赵景深、黄石及周作人等，都是接受了这一派的理论，并把它应用到中国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及风俗的谈论、研究上的。”[1] “在马克思主义神话理论广为传播以前，人类学派的神话学在欧洲和日本都拥有很大的势力，起过积极的作用，并于本世纪（按指20世纪）初传到我国，为一些向往新思潮的进步的知识分子所接受，在‘五四’前后对我国的神话研究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相当数量的研究者在接受人类学派神话理论的同时，进一步加以改造，并用之以探究中国神话和世界神话诸问题，从理论和方法上为我国的神话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2] 民间文学（主要是神话、传说、故事）研究者接过了西方人类学神话学的理论和方法，以文学的眼光加以改造，用以探究中国神话、传说、故事等领域里的问题，为我国的口头叙事文学研究乃至中国神话学的创立奠定了基础。在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初创时期，人类学派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甚至可以说是举足轻重的。一 人类学派神话学的传入人类学是以人为研究对象的人文科学。19世纪后叶，欧洲文化人类学达到了鼎盛时期，出现了摩尔根、泰勒、弗雷泽、安德留·兰、马林诺斯基等一大批著名的人类学家，出现了《古代社会》、《原始文化》、《金枝》、《神话、仪式与宗教》、《文化论》等一大批赫赫有名的人类学著作。20世纪初，1903年，在几部从日文翻译过来的文明史著作（如高山林次郎的《西洋文明史》[上海文明书局版]，白河次郎与国府种德的《支那文明史》[竞化书局版]，高山林次郎的《世界文明史》[作新社版]等）里，人类学派的神话学说伴随着“神话”与“比较神话学”这些新鲜的词汇传入了我国。我国开始有人向国人介绍欧洲（古希腊罗马、北欧）的神话，并试图用西方的人文理论来解释和评述神话了。1907年留学日本的周作人读到鲁迅回国前订购的美国人该莱(gayley)编的《英文学上的古典神话》、法国人戴恩(taine)编的《英国文学史》，开始对安德留·兰( andrew lang, 1844～1912)的人类学派神话学说有所了解。他根据安德留·兰和该莱的神话观点写了一篇题为《三辰神话》的文章，寄给了鲁迅、许寿裳正在筹办中的《新生》杂志，可惜的是《新生》胎死腹中，这篇文稿也就没有出世。[3] 同年，鲁迅发表《破恶声论》的文言长文。这是继蒋观云《神话·历史养成之人物》1903年初在梁启超于东京主办的《新民丛报》上发表之后，中国神话研究史上又一篇较早发表的探讨神话诸问题的重要文章，其中对神话的一些见解，如神话的起源和特点、神话与现实的关系以及对后世作家文学的影响等，显然受到西方人类学派神话学说的影响。[4]也是这一年（1907），周作人以周逴的笔名翻译了英国哈葛德和安德留·兰合作根据荷马史诗而撰著的神怪冒险小说《红星轶史》（原名《世界欲》）。周作人在《前言》中对作者之一的英国人类学神话学家安德留·兰作了简要的介绍。这可能是中国人第一次介绍安德留·兰的文字。1913－1914年周作人用文言文写的《童话略论》、《童话研究》（见周作人《儿童文学小论》上海儿童书局1932年）等文章，对安德留。兰的神话观点做了相当详细的阐述，是我国最早直接介绍人类学派神话学，并运用它来研究神话的重要文章。回顾历史，人类学派学说的传入中国，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翻译，二是绍介其理论与作品，三是运用其学说和方法来研究中国的神话和故事。先说翻译，在这一方面，上文已经说过，周作人有开创之功。赵景深也做了许多工作，他先后翻译了哈德兰德的《神话与民间故事的混合》（《新民意报·副刊》1923年第8期）和《神话与民间故事》（《小说月报》1926年第17卷第8期）；麦苟劳克的《民间故事的探讨》（《文学周报》1927年8月 第4期）、《季子系的童话》、《友谊的兽的童话》（原载报刊待查）、《兽婚故事与图腾》（《民众教育季刊》1933年1月31日第3卷第1期）、《民间故事之民俗学的解释》（《青年界》1936年11月第8卷第4期）等。麦苟劳克的《小说的童年》一书，他差不多译全了。他不仅翻译，也在自己研究童话和故事的著述中，介绍和运用人类学派神话学的理论和方法。他的观点，可以用他的一句话来概括：“民间故事近来渐渐有人注意了，他的价值是在从故事里探讨古代的风俗礼仪和宗教，这是大家早已知道的。”[5]这种民间文学观，正是人类学派神话学、故事学的核心。除了赵景深以外，周作人翻译了英国哈里孙的《希腊神话引言》（1926），杨成志翻译了英国该莱《关于相同神话解释的学说》（中山大学《民间文艺》1927年第3期）、英国班恩《民俗学概论》一书的附录部分《民俗学问题格》（《民俗》1928年），郑振铎翻译了英国柯克士的《民俗学浅说》（1934年），等等。从日文的翻译也是一个重要渠道，如小川琢治的《天地开辟与洪水传说》与青木正儿的《中国小说底渊源与神仙说》（汪馥泉译，1929年），小川琢治的《山海经考》（江侠庵编译，收入《先秦经籍考》下，商务印书馆1931年），松村武雄的《地域决定的习俗与民谭》（白桦译，1931），《狗人国试论》（周学普译，1933年）、《童话与儿童的研究》（钟子岩译，1935年）、《中国神话传说短论》（石鹿译，1936年）等等，都是一些有影响的著作和文章。此外，对泰勒、弗雷泽原作的翻译和介绍也散见于各种书刊之中。如周作人曾写《金枝上的叶子》，介绍弗雷泽的《金枝》（见《夜读抄》，1934年）；苏秉琦曾译弗雷泽的《旧约中的民俗》第4章《洪水故事的起源》，收在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中；秋子曾译弗雷泽的《迷信与社会诸制度》（《民间月刊》1933年）与《外魂――见于民间故事的》（《文讯》1946年）等等。在人类学派学说的绍介方面，1906年新城王树枏著《希腊春秋》（8卷，兰州官报局藏版，日本三省堂书店发行）、1916年孙毓修著《欧美小说丛谈》（商务印书馆）与1923年谢六逸著《西洋小说发达史》（上海商务印书馆）等，在介绍西方神话与人类学派学说的同时，对中外神话进行了比较。二、三十年代出版过几部采用人类学派观点写作的普及性的神话理论专著，如黄石的《神话研究》（1927年），谢六逸编译的《神话学abc》（1928年），林惠祥的《民俗学》（1931年）与《神话论》（1934年）等等。在这里要对谢六逸的《神话学abc》多说几句。此书前半部分根据的是日本早稻田大学著名人类学家西村真次的《神话学概论》，后半部分根据日本著名神话学家高木敏雄的《比较神话学》编译而成。西村和高木两位都是人类学派神话学有造诣的研究专家，其理论自成体系，钟敬文曾受到他们的影响。谢六逸20年代初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1928年，他把神话学看作是一门独立的科学，有意识地把人类学派神话学的三个有机组成部分（神话学史、神话基本理论、方法论），系统介绍给我国，对人类学派的传播，特别是对中国神话学的建立，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这几部书不仅在中国神话学的初创阶段，产生过重大的影响；直到20世纪80年代还作为神话学、故事学的入门书，受到研究者与读者的重视与欢迎。其次，在研究方面，鲁迅、茅盾、周作人、赵景深、钟敬文、郑德坤、郑振铎等都运用人类学派神话理论和方法进行中国神话的研究，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鲁迅有关神话的著述，如《破恶声论》（1908年）、《神话与传说》（《中国小说史略》第二篇，讲义本，1923年）、《从神话到神仙传》（《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第一讲，1924）、《关于神话的通信――致傅筑夫、梁绳祎》（1925），以及他的某些神话见解（例如关于神话的产生、神话与巫的关系、神话演进为传说、神话的分类等），明显受到人类学派的影响。他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提出“试察今之蛮民”，“证以今日之野人，揆之人间之心理”，这种取今以证古，以今日之蛮人来推测荒古无文时代人类心理的方法，也是人类学的方法。在研究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者，首推作家茅盾（沈雁冰、玄珠）。他从1918年开始研究神话，1923年在上海大学讲授希腊神话，1925年开始发表神话论文，“处处以人类学的神话解释法以权衡中国古籍里的神话材料”（《中国神话研究abc》序）。先后撰著了《中国神话研究》（写于1924年，发表于《小说月报》1925年第16卷第1 期）、《楚辞与中国神话》（《文学周报》1928年第8期）、《神话杂论》（1929年）、《北欧神话abc》（世界书局1930年）等等，都是人类学派在中国土壤上的产物。他1928年撰写的《中国神话研究abc》（1929年由世界书局刊行，1978年再版时易名为《中国神话研究初探》）成为中国神话学奠基性质的代表作，并由此奠定了他在中国神话学史上开拓者与奠基者的学术地位。1978年，茅盾在为他半个世纪以前写作的《中国神话研究abc》再版撰写的前言中，回忆20世纪初叶新一代的文学家是怎样接受人类学派影响的时候说：我对神话发生兴趣，在1918年。最初，阅读了有关希腊、罗马、印度、古埃及乃至19世纪尚处于半开化状态的民族的神话和传说的外文书籍。其次，又阅读了若干研究神话的书籍，这些书籍大都是19世纪后期欧洲的‘神话学’者的著作。这些著作以‘人类学’的观点来探讨各民族神话产生的时代（人类历史发展的某一阶段），及其产生的原因，并比较研究各民族神话之何以异中有同，同中有异，其原因何在？这一派神话学者被称为人类学派的神话学者，在当时颇为流行，而且被公认为神话学的权威。当1925年我开始研究中国神话时，使用的观点就是这种观点。直到1928年我编写这本《中国神话研究初探》（引者按：即《中国神话研究abc》）时仍用这个观点。当时我确实不知道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有关神话何以发生及消失的一小段话：‘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当后来知有此一段话时，我取以核查‘人类学派神话学’的观点，觉得‘人类学派神话学’对神话的发生与消失的解释，尚不算十分背谬。[6]茅盾的这段话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在神话学的初创时期，不仅他本人，我国许多学者的神话见解，受到的主要是欧洲人类学派的影响。周作人在译介人类学派神话学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在研究方面，写了《神话与传说》（收入《自己的园地》，1923年）、《神话的辩护》（收入《雨天的书》，1924年）、《习俗与神话》（收入《夜读抄》，1933年）等等，进一步阐发了安德留·兰的人类学派观点。钟敬文二、三十年代写作的有关神话、故事的文章有二、三十篇之多，如《楚辞中的神话和传说》（1928年）、《与爱伯哈特博士谈中国神话》（1933年）、《中国神话之文化史价值》（1933年）与《老獭稚型传说底发生地》（1934年）等等，都很有见解。他的神话观点有自己的特色，在接受人类学派学说的同时，还汲取了社会学派的见解。赵景深的几部童话集子，如《童话论集》（1927年）、《童话学abc》（1929年）、《童话评论》（1935年）等，也都是用人类学派观点研究童话和神话的。追随茅盾，运用人类学派神话学说研究《山海经》的郑德坤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他在《山海经及其神话》（《史学年报》1932年第4期）一文中，运用人类学派的万物有灵学说、心理共同说来探讨《山海经》与经中的神怪鸟兽。他说：“神话确能或明或晦地反映出原始人类心理状态的生活情形，是很可贵的文明史的史料。”在当时的《山海经》研究中，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郑振铎的《汤祷篇》（《东方杂志》1933年第30期）借汤祷的故事，旨在对中国的“蛮性的遗留”作一番清理，并由此指出，原始生活的古老的“精灵”常常会不经意地侵入到现代人的生活之中，为神话研究另辟蹊径。由于英国人类学派神话学在中国的传播，主要是由文学家或文学理论家们们完成的，故而笔者把中国的人类学派神话学称之为文学人类学派。当然这里所说的神话学是广义的，包括所有散文体的叙事作品的研究。20世纪20年代初，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创立之始，该会主办的《歌谣》周刊以及《晨报副刊》、《语丝》等报刊，虽然也发表过一些翻译介绍英国人类学派、阐发研究其观点方法的文章，但该会及其所代表的流派所倡导的主要思潮是乡土研究[7]，而《妇女杂志》等则成为文学人类学派的主要阵地，胡愈之早期的著名论文《论民间文学》，就是发表在此刊于1921年1月出版的第7卷第1号上的。关于我国的文学人类学派民间文艺学，赵景深曾写道：“关于神话和传说的研究，历来的学者多所争论。……直到人类学的解释出，神话和传说的研究方才愈加精密。完成此说的不可不推功于安特路兰(andrew lang)。……要走这条路第一步工夫便是搜集类似的神话和传说。……我国最初以人类学研究民间故事的自然要推《妇女杂志》社诸君。他们已很能做到照农民口吻一点不加修饰的复写下来这一层，却没有做到搜集大同小异的材料这一层，对于犯重复的故事每不采录。这一工夫最方才从单行本《徐文长故事》看到。《徐文长故事》重复的很多，均未删去，这便是这本书的价值所在处。”[8]《徐文长故事》收录同一母题的故事的不同异文的编辑方法，正体现了人类学派故事研究的方法和原则，被赵景深看作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民间文艺学界的一个成功范例。文学人类学派演武的阵地，除了《妇女杂志》以外，还有一些影响很大的重要文学杂志，如《语丝》、《文学周报》、《小说月报》等。二 人类学派神话学说在中国的本土化“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夕，西方各种新思潮涌入我国，学术思想十分活跃。当时，一部分留学生和掌握外语的知识分子开始接触欧洲神话及其理论，并对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西方人类学派学说这外来的种子，能够在中国的土壤上成活、生根、开花、结果，有一个拿来、认识和消化的过程。在我国，人类学派学说的本土化主要表现在人类学派学说的文学化与中国化；换句话说，所谓本土化，指的是用人类学派的神话学说和方法去构建和解释作为文学的中国神话。上文我们说过，在世纪初“睁眼看世界”的开放浪潮中，对欧洲神话理论首先产生兴趣的是一批掌握外语、与外界有联系的知识分子，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文学家。他们最初接触神话，只是凭着文学家的兴趣和爱好，以文学家的眼光，从文学的角度去认识神话。例如，郭沫若开始仅仅从诗人的兴趣出发去欣赏神话（《神话的世界》，《创作周刊》1923年11月7日）；鲁迅是为了和复古派、国粹派论争的需要而利用神话（见鲁迅1907－1908年的论文《破恶声论》、《摩罗诗力说》等）；茅盾则为了穷本溯源，对十九世纪的欧洲文学作一番系统的研究而钻研古典神话（《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生活之二》，《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2期）；周作人最初只是为了研究西洋文学必须具备一些入门的、典故性的基础知识而涉猎神话（《希腊神话二》，《夜读抄》北新书局1934年）；钟敬文、赵景深则认为探讨民俗学与童话学必须同时旁及神话（赵景深《研究童话的途径》，《童话论集》1927年），等等。尽管各人研究神话的目的不同，时代先后不一，修养各有深浅，成就各异；但是，他们在世纪之初都不约而同地从不同渠道接受了人类学派的影响，并以此为武器去探讨中国的神话世界。神话首先是文学，中国文学史以神话为开端。首次提出并从理论上对此加以阐释的，是文学家史家的鲁迅。他在《中国小说史略》第二篇《神话与传说》里，写的就是“小说的渊源：神话”；《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的开篇也是：“神话是文艺的萌芽”，明确地指出神话的性质是文学。神话在文学上定位的传统，自20世纪20年代鲁迅的阐明起，一直延续到今天并没有改变。其间传袭者，除了前面提到的茅盾等文学家理论家，到40年代，由何其芳为代表的“延安学派”所继承，到50年代及其以后，袁珂加以发扬光大。神话是文学，但从神话学的学科来考察，神话的功能是多样的，它不仅仅是文学。正是由于神话的文学性质与功能被强调、被强化，所以在我国，神话学在其创始之初，从来就不是一门独立的科学，即使在世纪初人类学派学说如此强大之时，也未能改变它依附于文学的性质。可以说，二、三十年代的文学家有关神话的主要言论，都是在“神话是小说的开端，文艺的萌芽”这个大前题下展开的。20世纪初，我国学者接触神话，是在“五四”前后，与知识分子“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的过程同步的，因此，他们的兴趣和抉择不能不受到“五四”民主与科学的革命精神的浸染，目的性很明确。以茅盾为例。一方面，他借鉴欧洲的人类学派，“处处用人类学派的神话解释法以权衡中国古籍里的神话材料”（《中国神话研究abc》序），认为“以此说为解释神话的钥匙，几乎无往而不合”（《人类学派神话起源的解释》，《文学周报》1928年第6卷）。另一方面，他善于吸取他人的精萃，化为自己的血肉，用以梳理中国的古神话问题。他对神话的一些基本看法，例如神话是原始人生活和思想的反映；神话和原始人的信仰和心理状况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必须从原始人的宇宙观、从神话的性质和内容，对神话和仙话、传说、寓言等非神话作品加以严格区分；在比较中探求神话演变的踪迹等等，虽然对人类学派的理论多有借鉴，但是许多结论是经过自己的分析和研究，结合中国神话的具体情况而得出来的。他重视原始人的生活和世界观对神话的性质、内容、产生和演变所起的制约作用，比起欧洲人类学家之更多地倾向于原始信仰、仪式与心理因素，可以看出茅盾的神话观点的独创之处。他主张学习外国，但反对一味摹仿，主张大胆创造。这种“自行创造之宏愿”（《一九一八年之学生》，《学生杂志》1918年1月），自始至终贯穿在他的神话研究之中。他借鉴欧洲的神话学，是为了“创造一个中国的神话的系统”（《中国神话研究abc》序），这种朦胧的学科意识在当时是十分可贵的。三 文学人类学派的历史贡献与局限在英国人类学派影响下出现的中国文学人类学派，是一个在20世纪中国民间文艺学史上有过重要贡献的学术流派，即使一些不属于该流派的学者，也多少受到过人类学派的影响，或多或少地接受了这个派别的观点和方法。但这个流派也存在一些不足和局限。钟敬文晚年在回顾他的学术道路时，对人类学派在我国的历史贡献与局限有过一段十分中肯的分析：这派理论在学术上的主要功绩，是它从进化论的观点去观察和说明人类不同时期神话的历史关系。它把“野蛮”时代的精神产物（神话）和所谓“文明”时代的同类文化现象联结起来，不把两者看作截然不相关的现象，从而给人文史现象以接近科学的解释，并打破了那种鄙视原始人群及其文化的偏见。其次，那些学者在建立自己的理论和具体论证上，是以当时所能看到的人类学资料为根据和凭证的。这是一种实证主义的方法。那些只凭思辨的方法是很不相同的。这也是此派成为比较科学的神话学、故事学的主要原因，是它所以能够取代语言学派，并有广泛影响的主要原因。这一学派尽管在观点和方法运用上有种种缺点（例如某些学者指出，他们对于各民族的风俗、神话等只着重看到它的普遍形相，却忽略了考察它的特殊形相等），但是，它在神话学史上的突出地位是不能抹杀的。这个显赫一时的神话学派的主要缺点，是它的心理主义。在对原始神话和民间故事等的解释上，它虽然也注意到作为社会现象的风俗等因素，但着重的却是原始心理（思想、信仰等）。对于原始人的生产活动、社会关系等在形成原始神话思维上的基础作用，那些学者并不怎样重视。作为文化产物的神话，它对原始社会（或稍后的社会）的作用，他们也很少注意。他们所热心解释的，是在较高社会里存在的“遗留物”的来源。其它如我们所重视的神话的性质、特点以及历史发展对神话的影响等，都不是它的着眼点。总之，它跟马克思主义的神话学有跟差别之处；而它的那些缺点，在我那时受过影响的论文里是迹象显然的。自然，这并不是说它对于我们毫无用处。它的某些因素或某些侧面是可以批判地吸收的。我们知道恩格斯的某些神话观点，与泰勒在《原始文化》中所阐述的不是没有关系的。[9]（一）在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初创期和幼年期，文学人类学派的学者们采取翻译、转述等方式，译介了英国和日本人类学派神话学者的大量著作，成为学科建设的重要参照物，给中国学人带来了进化论的世界观，万物有灵观、心理共同说、图腾崇拜、遗留物（又称遗形说）等理论，以今证古、类型研究、比较研究的方法。泰勒、安德留·兰和弗雷泽的神话研究与成就，代表着人类学派兴起、发展与极盛三个重要阶段，他们的丰富理论和深远影响，远非万物有灵论、遗留物说、心理共同说、巫术与图腾制等几个核心观点所能概括，而我国二、三十年代对人类学派的介绍也远非全部。然而，他们的代表作《原始文化》、《神话与习俗》、《神话、仪式与宗教》、《近代神话学》、《金枝》、《旧约中的神话》、《图腾制与族外婚》等等，直到今天仍然具有经典的价值。（二）文学人类学派学者所撰著的若干有关神话与故事的研究著作，为中国神话学与故事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他们以世界的眼光，采用归纳法、分类法和比较的方法，把发展的因素引进神话研究之中。强调搜集活态的口头资料，以以今证古的方法，从现代野蛮人的生活、思想和信仰去考察原始人的神话、传说，是人类学派学者们的治学原则，也是人类学派神话学的学科特点。遗憾的是，中国的文学人类学家们较多地停留在书斋研究上，而搜集活态的口头资料这一人类学的学科原则，则做得甚少，因此使学派的活力受到了局限，并没有为中国民间文艺学的进一步发展积累多少可用的田野资料，显示出中国文学人类学派的天然的弱点，直到20世纪30～40年代社会-民族学派在西南地区崛起之后，才初步建立起田野调查的原则，活态资料的空白也才得到了一些弥补。（三）进化论是人类学派的理论基础。把生物的进化观机械地套用到人文科学之中，认为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人类社会全都经历过从低级到高级、从野蛮到文明的过程；套用到神话研究之中，认为各民族的神话都经历过从多神——一神，从兽形——半人半兽——人形的演变过程；而口头叙事从神话——传说——故事的发展，也是千篇一律的。人类学派的直线进化观，只看到对象的一般形相而忽视特殊形相的偏颇，给我国的神话研究带来的影响也是明显的。

在西洋绘画中，巴罗克风格一直强调构图上的宏阔壮伟，在寓意式内容上突出优美的神话式主题，当然也离不开那种宗教体验的精神特质。 谈巴罗克与其西洋本原西洋艺术创作之风格多呈现在二个方面：一是景物对象本身的个性与气质表达；再是艺术家本人的个性与气质传递。前者多见于形似，后者显现于神似。而形似是没有底的，一个人物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阶段、有着不同的侧面和风吹日照不同的表情、坐卧立行不同的心情……有待创作中截取相对理想化的瞬间。而神似的过程，即是创作者凭籍自我独到的感悟力和表现力所成就的艺术性观察结果。在我们眼里，几根老木多不过是风烛残年、垂危之相，而在云林笔下就成了君子。大卫本是《圣经》里的英雄，在米开朗杰罗手中便成了人的偶像。古罗马的神话题材，在佛兰德斯油画大师鲁本斯和凡代克笔下演绎出了大理石般的理想境界，那就是巴罗克艺术风格！ 正如同许多流派的称呼一样，巴罗克本是贬义的（Pejorative）。“巴罗克（Baroque）”一词是源自于barroco的派生词，原意是指不规整和不够饱满的珍珠，主要用来形容中世纪建筑上流行的厚重与繁复样式。但几经演变和数个世纪的盛行，最后成为了西方近代中早期艺术创作的主流风格，事实上也涵盖并发展了所有的西洋古典传统审美_庄重而不失优雅；抒情而不失寓意；浪漫而不失妍静……乃至成了今天西方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追求场景的经典生动、闳深壮阔，悍马与人物的彪壮喻义充满激情又不无黠睿的人性。神女、岩泉、水泽、花木……多是真善美的象征。还有被赋予了宗教感和心灵寓意的色彩，使得动静有致的画面构成，如大调和弦般的音乐组合，又象交响乐、交响诗。从唯美的抒情（Aesthetical Lyric）、史诗式的叙事（Epic）、到神圣的寓意（Divine Allegory）和经典的样式（Classical Manner），有希腊式的古风、咏叹调式的激情、文艺复兴后的人文理想，如此富于神性的想象与情愫，就象空气里充满着水分、雪地上洒满了阳光，往往让观看者为之倾倒、无不陶醉。如果说巴罗克风格乃西洋艺术之精华所在，那我们也应该知道，人文主义恰恰是西方文化之古典精神的本源。从建筑、音乐到雕塑和绘画，包括亨德尔、巴赫、维瓦尔第、门德尔松、莫札特、悲多芬、肖邦等人的器乐曲、钢琴协奏曲……和霍尔拜因、鲁凡、普桑、普吕东的素描……都是渗透人文主义精神的巴罗克艺术之典型代表。他们的创作主题从来都离不开《圣经》、古典神话、造物主和基督。他们的创作都是艺术之神话，基督圣像就是最伟大的肖像。正如我们今天的天安门城楼和毛泽东像一样……它们都不仅包含了人的世俗性与理性，更包含了居其第一位的神性。在西洋绘画中，巴罗克风格一直强调构图上的宏阔壮伟，在寓意式内容上突出优美的神话式主题，当然也离不开那种宗教体验的精神特质。所以恰当地说，这种风格实际上是一种源自于上古时代的宗教精神，它其实是在追溯古希腊人的建筑雕刻所透露的那份神性资赋与美妙的想象力，但丁的《神曲》和文艺复兴式的建筑雕刻都是这种精神特质的绝佳注本。画面总有妍静的美女和幽泉、空远的风景、黠睿的彪汉或强壮的骏马…… 心灵透视般的肖像、繁缛或厚重的细节表现，有大调和弦般的色彩和谐，这些都是巴罗克风格共通的组合。巴罗克风格并不是“万花筒”，它也有千篇一律的时候，但它恰恰有着西洋人最典型的东西和共性。说到巴罗克绘画，首先会令我们想到卡拉瓦乔。他是Roman baroque那个时代的杰出大师，并以明暗法见长，开启了用光影突出形体、塑造体积感之山门，使人物绘画比起《蒙娜丽莎》的微笑来更具真实感与现场感，而不像威尼斯画派那样仅以色彩的和谐典雅和堂皇富丽取胜。在巴罗克风格之早期，一切都秉持了古希腊艺术的源头，简约、优雅、和谐、厚重。如米朗杰罗的雕塑、鲁本斯的绘画，追求大尺度的空间比例、竭尽卓越伟大而拒绝平庸的形式表达、乃至静物般的细节变化……都是其典型的特征。普桑的《阿卡迪亚牧羊人》等作品中，从优雅的人物与色彩到如诗如梦般的场景，更秉承了明显的希腊古风。神圣的乌托邦式背景也是其风格之一部分，而这一特征到了后期又有了浓重的田园化(Pastoralism)倾向，并多为洛可可风格所继承。西班牙画家委拉斯贵兹则在其作品《纺织女》中，以厚实(Massiveness)而灵动的笔致表现了一个简约而优雅（Grace）的古希腊式女子背影，在其神圣与非凡的气度上则是更胜一筹。佛兰德斯画家凡代克在其著名的《1622-23年自画像》（现藏于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和1638年的《安妮•卡尔夫人》肖像中，极尽才华地演绎了巴罗克风格的绘画元素。其1620年的《Cornelis van der Geest》（现藏于伦敦国家画廊）和1632年画的《Jan van den Wouwer》（普希金美术博物馆藏）二幅重要作品，描绘两位精神矍铄的睿智长者，更是为后人立下了肖像画的传世范本。只是囿于西洋民族外倾心理的作祟，致使在语言技巧上难免带有过份的炫耀，从而显露出明显的贵族气息。照专业的提法，对巴罗克（Roman-baroque）或“巴洛克”（Baroque）的划界一般为1590 – 1790年，期间跨度仅二百年。而其中的审美元素，如对形式的极致推崇、样式主义（The Elegance & Grace of Mannerism）的典雅与优美、过份的矫饰、夸赞上帝、对神之创造力的崇拜以及财富的寓意和宏大的叙事，同时又张扬人性之尊严……等等，这些早在米开朗杰罗、达芬奇、拉斐尔之辈的作品里和所有文艺复兴艺术的创作中其实都能见到，在古希腊的建筑雕刻中就更不用说了，因为它们是一脉相承的，彼此应谐、互为融合而不可割裂的。其审美渊源上大古希腊罗马（Greco-Roman），近接意大利文艺复兴（Italian Rebirth or Rennaissance），并不是从某个人骤然肇始，到某个人又嘎然而止的，它实际上是一种西洋传统品质的代表风格及其绵延授习，也说明于此之前在 精神上早已渗透着西方文化的方方面面，包括建筑、美术、诗歌、文学、舞蹈、音乐、宗教等等。在早期年代，从事雕刻绘画艺术，虽不都是贵族，但也得到商贾豪门的鼎力相济。16、17世纪，巴洛克艺术更趋附于上流阶层，其服务对象多为教堂、宫廷、私人别墅，往往都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如完成巨型壁画、天庭画、或大量的宗教版画插图制作。有鉴于工作之繁重劳累，每完成一项创作大都要付出极大的心血和努力，故被视为创造性任务，诚与科技同论、与工程并为一体。在鼎盛时期，艺术家们伟大而非凡的成就，好像是要证明市井劳作的无为和渺小。画家们的多产及博物馆里大量收藏自不待言，只要看看那些炫耀于深宅大院壁面上的名画，你就不敢小觑。提及具代表性的巴洛克画家，这里可以带出长串的名字。除了卡拉瓦乔、鲁本斯、普桑、委拉斯贵兹…… 还有象凡代克（Van Dyck1599 – 1641, Flanders）、帕尔米江尼诺（Parmigianino1503 – 40, Italian）、伏埃特（Simon Vouet1590 – 1649, French）、布隆涅（Louis de Boullogne1654 – 1733, French）、比亚捷塔（Giovanni battista Piazzetta1683 – 1754, Italian）、etc.。他们在为皇帝与英雄们歌功颂德之余，也无意间昭示了权贵们养尊处优、傲岸自负而不可一世的肖像面孔。提及女性题材，除了神话，自然少不了脂粉逸乐，同时也就培养了美术史上的一个“小语种”– 洛可可。西洋审美始终强调外化作用（Outwards expressing）但又从不乏其内在的精神及本有的睿智，只是多多少少缺了点儿内敛的一面，固而也致使其艺术模式走向了物质化、商品化、品位化、样式化、时尚化……即从其原型到生活理念本应有之还原_stemming from zee original prototype to the Living in our RENNOVATION time!! 这包括那些西洋建筑、博物馆、画廊机构、时尚与装饰、宗教与创造、私藏与拍卖、等等。它们与东方艺术之固有的渐入玄理成为了一种对照，后者多的是怡志逸兴；前者更注重原型思维及生活原创(The Originality & prototypical thinking)不少外行人，包括本人在早年，都颇有如此的错觉，以为鲁本斯是个专开“肉铺”的。其实不然，从菲狄亚斯雕在山墙上的《命运三女神》、文艺复兴进入古典主义绘画的巨匠霍尔拜因、鲁本斯和凡代克、亨德尔的皇家器乐曲和莫札特贝多芬的钢琴曲等、一直到19世纪初欧洲“浪漫型”绘画艺术之代表普吕东…… 他们所承载的，实乃充满着理想主义情感的一路文脉、是一种主题神化了的浪漫型风格，即巴罗克品质。 达芬奇的画多似造物之笔，米开朗杰罗的天庭画及雕塑更有铺天盖地之势，欲与上帝争巧。而审美的神性、人性与理性三者合一的西洋古典人文，则透射出其历久弥新的文化精神，也是西洋文脉的本质。典型的代表当然要算是巴罗克艺术，其出处最早可追溯自上古与中古时期的哲学、宗教与科技。在希腊庙宇的神柱上、中古后的圣彼得教堂尖顶内部、在西洋古堡的私人藏画中，都无不体现了这层内含。因而在我眼里，这种巴罗克式的精神乃是西洋文明最优秀的本质…… 正因为她包含了西洋文明对其神人理性三者合一的思考与诠释，那么如果缺失了这种精神，严格意义上讲，也就不再是西洋的东西了! 有些东西，亦如孔孟之道，古淡而云深；因林立而远圣。遗憾的是，西洋文化中的巴罗克气质，在当今的西方绘画中多已丢失殆尽，如今的西方艺术仅止于泛美式的浮光掠影而已。 东方绘画自古以来就充满了人格化的世故本质，我们视之为“入世观”。东方人在面对生活难题与失败时往往被训教着要坚强硬朗一点，而不能过于柔弱凄婉。天灾人祸和环境压力面前，总得抑制自己的情感，不能太伤心难过。摒弃纯真，岂知违背了人性。久而久之，神的威严与沧桑自然已改变不了我们人格的缺陷，万籁之交响再不能打动我们的心灵。有的只是干涩与变态，再不是生如夏花死归涅槃的想象和那种情感的重生…… 对神灵万物没有了天籁般的诵咏；对如潮的生活少有诗乐般的赞叹。亢奋的心悸取代了谦恭的内心，激情高迈、刚柔并济和往日的真情，多被代之以愎怙的恶俗（Conceited emblematics for a hegemony of living）。艺术也从此沦为内心畸变式的发泄，除了京剧西皮二黄、琵琶曲《十面埋伏》，还有四僧八友的山水、扬州八怪的花草鱼虫、等等，都是典型范例。宋元之后，高古不再。因为无法沉淀，也就不能释然。我们少有阿卡狄亚牧人式的浪漫、帕赫贝尔弦乐曲《G大调卡侬》THE CANON IN G中的那种虔诚与宛然，也少有。有的只是眉目向下、笑颜睥佞的菩萨和弥勒佛，或是老叟妖女，他们不象主爱的阿佛洛狄忒或萨莫色雷斯胜利女神那样会冉冉飞升、旋即而至。故以某种角度上看，我们东方人的个性是有人格缺陷的、是不完整的。我们的许多国粹不无变态心理，不仅京剧的西皮二黄、二胡、板胡、马头琴，甚至象黄土高原的原声信天游调调，近似于日本传统文化中的歌妓能乐一样，都是某种畸形的宣泄…… 全然不同于西洋歌剧美声与其音乐所表露的那种辉煌激情。与之相左的，是西洋式的世俗本真。它起源于古希腊时代早期的阿卡狄亚（Acadian）民风，Acadia是指远古时田园牧歌式的、淳朴恬淡的生活。这种世俗性因纯真而优雅，它拥有人性本真的多样性呈现，也包含具体而又典型的个性特征，并赋予了其理想人格与宗教美。从希腊古风时代的游吟诗、基督徒的圣经，到音乐家亨德尔的清唱剧和法国乡村的风俗画、风景画……都延续了这一特质。不象东方绘画，神逸之性总是多于人性和理性。当然，在我的心目中，艺术应该是以神逸妙能来分等的。面对山野田园，贝多芬总是想到音乐，创作了交响曲。科罗想到了仙女神话，创作了如梦如诗般的风景画面。陶靖节则想到归隐，诗曰归去来兮辞。或有避世脱俗，或在三界之外；“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赤情或世故，各有不同的浪漫。就象靖节诗曰： “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