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古塔论文范文资料

一、古塔的历史 在中国辽阔美丽的大地上，随处都可以看到古塔的踪影。这些千姿百态的古塔，其造型之美，结构之巧，雕刻、装饰之华丽，均堪与我国其它种类的古代建筑相比。然而，在我国早期的古代建筑物中有楼有阁，有台有榭，有廊有庑，有民居有桥梁有陵墓，唯独没有塔。原来塔这种建筑并不是我国的固有类型，而是外国的一种建筑。在传入我国以后，塔又和我国原有的建筑形式相结合，形成了一种具有中国民族传统特色的新的建筑类型。 塔原本产生于印度，是佛教的一种建筑物。公元前五、六世纪时，古印度的释迦牟尼创立了佛教，塔就是保存或埋葬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的“舍利”用的建筑物。舍利，原文的含义为尸体或身骨。据佛经上说，释迦牟尼死后，弟子们将其遗体火化，结成了许多晶莹明亮、五光十色、击之不碎的珠子，称为舍利子。还有其它的身骨、牙齿、毛发等等，也称为舍利。后来又加以扩演，凡德行较高的僧人死后烧剩的骨齿遗骸，也称为舍利。 古印度的塔有两种：一种是埋葬佛舍利、佛骨等的“萃堵波”，属于坟冢的性质；另一种是所谓的“支提”或“制底”，内无舍利，称作庙，即所谓塔庙。在公元一世纪的东汉时期，随着佛教的传入，古印度的塔也随之传入我国，并与我国固有的建筑形式和民族文化相结合，有很大的变化和发展。古印度的“支提”就发展成为我国的石窟寺，而埋葬和供奉舍利的“萃堵波”则发展为各式各样的古塔。从古塔的发展历史和现存的实物来看，不管是否塔中埋有舍利，统统都被成为舍利塔。由此可见，中国的古塔是由古印度的“萃堵波”发展演变而来的。 从我国的文字发展历史来看，在早期的汉字中并没有“塔”字。佛塔传入中国时，它的名称被译成各式各样，人们发挥着各自的才能，有的音译，有的意译，也有按形状译的。于是出现了萃堵波、私偷簸、偷婆、佛图、浮屠、浮图、方坟、圆冢、高显、灵庙等各种名称。以后，人们根据梵文“佛”字的音韵“布达”，造出了一个“答”字，并加上一个“土”字旁，以表示坟冢的意思。这样，“塔”这个字既确切地表达了它固有的埋葬佛舍利的功能，又从音韵上表示了它是古印度的原有建筑，准确、恰当而又绝妙，于是“塔”的名称流行广泛。 印度的萃堵波和我国固有的建筑形式与民族文化相结合的过程，就是外来文化不断中国化的过程，也是中国古塔从无到有、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和古印度的萃堵波相比，中国古塔从形式、结构、布局和功能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印度半圆形的萃堵波一传入中国，首先就和我国原有的高贵而显赫的建筑形式——楼阁相结合，出现了楼阁式塔。我国第一座佛教寺庙中的佛塔白马寺塔，就是这样的建筑形式。以后，随着佛教在我国的广泛传播、建筑材料和建筑技术的发展，亭阁式塔、密檐式塔、花塔、金刚宝座塔、过街塔等，也相继出现在我国大地上。就是与古印度的萃堵波极为相似的覆钵式塔——喇嘛塔，在建筑造型和装饰艺术上也都增加了许多中国的成分。可见，从塔的形式上看，印度的萃堵波在我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在古印度，佛舍利是埋葬、供奉在萃堵波中的。而在我国，塔下一般都建有地宫，以埋葬或供奉舍利。这是印度萃堵波与我国固有的陵墓制度相结合的产物。同印度的萃堵波相比，中国的古塔不但有塔刹、塔身、沓座，还有塔下地宫，在结构上已经发上了很大的变化。在近代和当代维修古塔的过程中，人们在塔顶上也曾经发现过舍利，可见塔下地宫并不是中国古塔埋葬舍利的唯一地方。但是地宫的出现，却是印度萃堵波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古印度萃堵波的前后左右，虽然还有少量的附属建筑，但都很简单。在中国古塔的周围或旁边，却有规模宏大的建筑群。在这些建筑群中，有殿堂，有走廊，有轩，也有亭。最初，塔在寺的中心。佛殿、佛堂等，围绕着佛塔修建、布局。随着佛殿在佛寺中地位的提高，殿、塔并列，或者将塔放在殿后，以至移于寺外，但古塔始终没有离开殿堂，这是古印度萃堵波与我国宫殿、府第等建筑形式相结合的结果。佛教要在我国传播，就必须采用我国人民熟悉并乐于接受的形式。古印度萃堵波的传入和发展，与佛教的传入和发展如影随形，密不可分。因此，我国的古塔不但带有浓烈的宗教色彩，而且也富有浓烈的民族传统文化色彩，从而成为我国古代建筑中的一种特殊类型，成为绚丽灿烂、美不胜收的一朵建筑奇葩。 二、古塔的发展阶段 从历史文献的记载和我国现存古塔、古塔遗址的调查分析得知，古塔的发展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东汉到唐朝初年，为古塔发展的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印度的萃堵波开始和我国传统建筑形式互相结合，是不断磨合的阶段。 佛教同其他宗教一样，都要借助于实物来传播教义。佛教借以传播教义的实物除了佛经、佛像之外，就是佛塔了。根据史书记载，在著名的“永平求法”之后，汉明帝于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在首都洛阳兴建了我国第一座佛教寺院——白马寺，其中就包括了塔这种建筑。《释书·释老志》云：“自洛中构白马寺，盛饰浮图，画亦甚妙，为四方式。” 佛教初入中国时，人们对佛、舍利、萃堵波等等印度佛教名物是十分陌生的。汉明帝把传播佛教的使者迎进了洛阳，他的哥哥楚王刘映成为第一批信徒当中的一员。佛教的教义与中国固有的王权思想、儒家学说、宗教信仰等存在着分歧、冲突，为了生存，佛教不得不采取了调和的立场，力争以人们习惯或熟悉的思维及行为方式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来自印度的半圆形的萃堵波自然也不可能保持其原有形态，它势必要在迎合中国传统建筑风格的前提下改变其本来面目。由于时间久远，当时的建筑已经没有实物，但是我们借助文献记载得知，中国最早期的佛塔，主要是楼阁式的建筑。《三国志》、《后汉书》均记载汉末修筑的徐州浮屠寺塔是一座大木塔，顶上有九重铜制的塔刹，重要阁道的塔身层数也不会太少。 那么在诸多的中国传统建筑形式中，佛教的传播者为什么要把萃堵波“嫁接”到高楼建筑之中－呢？从东汉开始，除了一些特殊的礼制建筑之外，自战国至西汉一直流行的高台建筑逐渐为木构高楼所替代。无论是宫廷还是地主豪强的庄园，都盛行建造木构高楼，除了供居住的楼之外，还有城门上的谯楼，市场中的市楼，仓储用的仓楼，了望用的望楼，守御用的碉楼等。正是各种各样的木构高楼，构成了东汉建筑的时代特色。此外还要看到，秦汉时期的帝王、贵族普遍热中于求仙望气、承露接引等事，根据“仙人好楼居”的说法，至少在汉武帝之时就已经出现了高达五十丈的井擀楼（即用大木实叠而成的高楼），用于求神迎仙。所以木构高楼不仅是当时最显高贵的建筑，同时也是颇具神秘性的建筑，把萃堵波“嫁接”其上，实在是一种非常有利于佛教传播的选择。 汉代的佛塔虽然已无实例可寻，但我们尚可从河南故县出土的陶楼和甘肃武威出土的陶碉楼形态中可见其大概。这种由构架式楼阁与萃堵波结合而成的方形木塔，自东汉时期问世以来，历魏、晋、南北朝数百年而不衰，成为此一时期佛塔的经典样式。对此，《魏书·释老志》说的很明确：“凡宫塔制度，犹依天竺旧状而重构之，从一级至三、五、七、九。世人相承，谓之‘浮图’，或云‘佛图’。”很显然，“天竺旧状”指的就是来自印度的萃堵波，而“重构之”就是多层木楼阁。在木楼阁的顶上放置萃堵波，应当就是这一时期佛塔的基本形式。这里顺带要提的是，在这一时期还出席那了一些亭阁式塔，它们虽然也是萃堵波与中国原有建筑形式相结合的产物，所以并不是该时期佛塔建筑的主流。 第二，从唐朝经两宋至辽、金时期，是我国古塔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也是我国古塔发展的高峰时期。 唐、两宋时期古塔的建筑达到了空前繁荣的程度。塔的总体数量较前代大增，建塔的材料也更为丰富了，除了木材和砖、石以外，还使用了铜、铁、琉璃等材质。阁楼式、密檐式、以及亭阁式塔正值盛年，花塔和宝箧印经塔又现异彩。这一时期，是从以木塔为主转向以砖石塔为主的最后阶段。由于材料的改变，使建筑造型与技术也相应有所变化。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塔的平面从四方形逐渐演变为六角形和八角形。 根据文献记载和实物考察得知，早期的木塔平面大多是方形，这种平面来源于楼阁的平面。隋唐以及以前的砖石塔，虽然有少量的六角形、八角形塔，甚至还有嵩岳寺塔十二边形的特例，但是就现存的唐塔的情况来看，大多还是方形塔。但入宋以后，六角形、八角形塔很快就取代了方形塔。塔之平面的变化，首先是建筑工匠们从长期的造塔实践中积累的丰富经验所致。我国是一个多地震的国家，高层建筑特别是砖石结构高层建筑，极易在地震中受到破坏。古代工匠们从对地震受损情况的观察中，已经认识到了建筑物的锐角部分在地震中因受力集中而容易损坏。但钝角或圆角部分在地震时因受力较为均匀而不易损坏。所以处于使用和坚固两方面的考虑，自然要改变古塔的平面。其次，为适应人们登塔远望的需要，也是古塔平面发生变化的原因。木塔虽为方型，但却便于设置平座，使人们能够走出塔身，凭栏周览。改为砖石塔后，平座就不能挑出太远，人们走出塔身便很困难，而且危险性也大大增加。改为六角形或八角形后，不仅能有效的扩大视野，而且还有利于减杀风力，其优势是十分明显的。 由于社会风习的变化，唐与宋、辽、金时期的古塔，在审美特征上也有了明显的差异。大致来说，唐时修建的塔一般不尚装饰，唐人追求的主要是简练而明确的线条，稳定而端庄的轮廓，亲切而和谐的节奏，唐塔表现出来的是唐人豪放的个性和气度。而宋人却是追求细腻纤秀，精雕细琢，柔和清丽，所以宋塔的艺术便在装饰的、表现的、外在等方面开拓新的境界，极力渲染其令人目眩的轮廓变化和颇有俗艳之嫌的形式美。至于与宋对峙的辽和金，则是在唐风宋韵的混合当中，谱写了中国古塔的黄金时代里又一辉煌篇章，宗教内在的感染力，是造塔者极力要表现的唯一主题。 第三，从元代经明代到清代，是我国古塔发展的第三个阶段。 元代以后，塔的材料和结构技术，再无更高的突破，只是在形式上有了一些新的发展。最为明显的是，随着喇嘛教的传播，瓶形的喇嘛塔进入了中国佛塔的行列。这种带有强烈异域风格的塔，长期保持了它们那庄重硕壮而又丰满的造型。从元至清六百年间，这种塔形的主要变化，是其塔刹（即“十三天”）比例的变更，从元代的尖锥形，发展成为直筒形。明代以后，仿照印度佛陀伽耶金刚宝塔形式而来的金刚宝座式塔又和喇嘛塔一起，推动中国古塔的建造出现一次回光返照般的高潮。然而，从整体来看，从元代以后，塔的数量已经大大减少，佛塔的建造却处在不断衰落之中，而各种与佛教关系不大的文峰塔、风水塔却大量用处，但除了个别的精品之外，它们大多是粗制滥造的，几乎没有审美价值可言。 三、古塔的组成部分 我国的古塔虽然种类繁多，它们的建筑材料和构成方法也不尽相同，但是，这些古塔的基本结构却是大体一样的。古塔由四部分组成：地宫、塔基、塔身、塔刹。 1．地宫 地宫也称为“龙宫”、“龙窟”。这是宫殿、坛庙、楼阁等建筑所没有的。为什么要有这一部分构造呢？这是因为塔是埋葬舍利的。在印度，舍利并不是深埋地下，只是藏于塔内。而传到中国来之后，与中国传统的深葬制度结合起来，便产生了地宫这种形式。凡是建塔，首先要在地下修建一个地宫，以埋葬舍利和陪葬器物。这与中国帝王陵寝的地宫相似。当然，塔的地宫远远不如帝王陵寝的规模那么大，陪葬的东西也少的多。塔的地宫内安放的东西主要是一个石函。石函内有层层的函匣相套，也有用石制或金银、玉翠制作的小型棺椁。内中一曾即为安放舍利之处。此外，在地宫内还陪葬有各种器物、经书、佛像等。地宫是用砖石砌成的方形或六角形、八角形、圆形的地下室。地宫大都深埋地下，只有个别半入地下。 河北定州静志寺真身舍利塔塔基地宫又称“舍利阁”。它位于塔基的正中，在距现存地面约六十厘米的深处。上有石刻歇山式屋顶一块。屋顶之下有一个方孔，这就是地宫舍利阁的顶口。地宫平面作四方形，但不甚规整。地宫南面辟门，作拱券式。地宫内四壁均有壁画，为天王、帝释、梵王、童子、侍女等任务形象。北壁正面书写“释迦牟尼真身舍利”的牌位，两旁绘有十大弟子礼拜的图案。舍利阁内的柱子、斗拱、檀枋、阑额的彩画，色泽如新，是地面建筑中见不到的宋代作品。 从前，由于人们不了解塔下有地宫这一结构，便产生迷信说法，说某一个塔下是“海眼”，于是便出现了“镇海之塔”的传说。事实上，有些塔的地宫年久损坏，或防水不好，地下水渗满了，偶然发现这种情况，就讹称“海眼”了。 建国后，各地清理和维修古塔时，发现了许多地宫以及内部所埋葬的舍利及文物，例如江苏镇江甘露寺铁塔、苏州虎丘塔、湖北武昌黄鹤楼前胜象宝塔、北京西长安街庆寿寺双塔、吉林农安万金塔、云南大理崇圣寺千寻塔等。它们为研究古塔地宫形制与结构，提供了不少实物资料。 2．塔基 塔基是整个塔的下部基础，覆盖在地宫上。很多塔从塔内第一层正中即可探到地宫。早期的塔基一般都比较低矮，只有几十厘米。例如现存的两座唐以前的塔——北魏嵩岳寺塔和隋朝的历城四门塔的塔基。在唐代，有的塔为了使它更加高耸突出，在塔下又建了高大的基台，例如西安唐代的小雁塔、大雁塔等。亭阁式塔的塔基，在唐代也开始发展成高大的基座，例如山西泛舟禅师塔、济南历城神通寺龙虎塔等。 唐代以后，塔的基础部分有了急剧的发展，明显地分成基台与基座两部分。基台就是早期塔下比较低矮的塔基。在基台上，增加了一部分专门承托塔身的座子，称为基座。在建筑艺术效果上，它使塔身更为雄伟突出。基台，一般比较低矮，而且没有什么装饰。基座部分则大为发展，日趋富丽，成了整个塔中雕饰最为华丽的一部分。 在基座的发展过程中，尤以辽、金时期的密檐式塔的基座最为突出。辽、金塔的基座，大多作“须弥座”的形式，示为稳固之意。以北京天宁寺塔的须弥座为例，座为八角形，建与一个不甚高大的基台上，共有两层束腰。第一层束腰内，每面砌六个小龛，内刻狮子头。龛与龛之间以雕花间柱分隔。第二曾束腰下部砌出小龛五个，内雕佛像。龛与龛之间的间柱上雕饰力士。上部施斗拱。斗拱上承托极为精细的砖雕栏杆。栏杆上置仰莲三重，以承托第一层塔身。整个须弥座的高度约占塔高的五分之一。它成为全塔的重要组成部分。 后来，其他各种类型塔的基座也越来越往高大华丽的方向发展。喇嘛塔的基座发展的非常高大，体量占了全塔的大部分，高度占到总高的三分之一左右。金刚宝座塔的基座已经成为塔身的主要部分，座子本身比上部小塔要大的多。过街塔下的座子也比较上面的塔高大的多。塔的基座部分的大大发展，与中国古建筑传统中一贯重视台基的作用，有着你切的关系。它不仅保证了上层建筑物的坚固稳定，而且也收到艺术上庄严雄伟的效果。 3．塔身 塔身是古塔结构的主体。由于塔的建筑类型不同，塔身的形式也各异。各种不同类型的塔，就是按照塔身的形制来划分的。 从塔身的内部结构看，主要有实心和空心两种。实心塔的内部，有用砖石全部满铺满砌的，也有用土夯实填满的。纵或有些实心塔内也用木骨填入，以增加塔的整体连接，或增强挑出部分的承载力量，但结构仍然比较简单。空心塔一般来说是可以登临的塔。这类塔的塔身结构比较复杂，建筑工艺的要求也比较高。空心塔的塔身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木楼层塔身。盛行于汉末、魏、晋、南北朝。结构大体是：塔身内部从上到下是一个空筒，塔身四周立柱，每面三间，立柱上安放梁枋，斗拱，承托上部楼层。每层都有挑出的平座和栏杆游廊，可以环眺四周。每层还有挑出的塔檐，与一般木构建筑楼阁做法一样，内设楼梯、楼板，可以登临。纯木结构，砖壁木楼梯、木楼板和砖壁木檐、木平座结构的楼阁式塔，如山西应县木塔的塔身，就是这种形式。 砖壁木楼层塔身，也称空筒式塔身。内部好像一个空筒，早期的楼阁式或密檐式砖塔，大多是这种结构。如西安大雁塔、西安小雁塔、杭州临安功臣塔、苏州罗汉院双塔、登封嵩岳寺塔等都有这种塔身。 砖木混砌塔身。用砖砌，塔檐、平座、栏杆等部分均为木结构。这种结构流行于宋塔中，例如上海松江方塔，杭州六和塔、苏州瑞光塔、苏州北寺塔等。 木中心柱塔身。塔身内设有中心柱，早期的木塔塔身内多有中心柱，并从塔顶直贯塔底。现在这类塔身的古塔，现在已经见不到了。河北正定的天宁寺塔为半木结构，塔内的木中心柱只有半段，仅在塔的上半部。但是，就是这种只有半截木匠中心柱塔身古塔，在全国也极少，十分珍贵。这种实物无可争辩地说明，这种没有大木中心柱的塔身，在我国古塔的建造中是存在的。随着建塔材料种类的增加和建筑技术的发展，有些古塔的中心柱不是采用木料，而是采用砖石建造。陕西扶风法门寺塔、河南开封佑国寺塔、四川乐山凌云寺塔就是这样的例子。 砖石塔心柱塔身。全部用砖砌造，塔的中心是一个自顶到底的大砖石柱子。这种塔身的结构是我国古代砖石结构发展到高峰的产物。如河南开封佑国寺塔、四川乐山凌云寺塔、陕西扶风法门寺塔、四川大足宝顶山塔等，大多是宋、明时期的建筑，水平相当高。 高台塔身。塔身用砖石建造，砌成高大的台子，从台子的内部砌砖石梯子盘旋而上，或从座子外面登上顶端。这里说的主要是金刚宝座塔。北京真觉寺金刚宝座塔、北京碧云寺金刚宝座塔、呼和浩特慈灯寺金刚宝座塔等，就是这样的例子。 覆钵式塔身。即喇嘛塔的塔身，状如瓶形。明、清以后，建筑师们又在塔肚正中增设了焰光门，形如小龛。 在我国现存的古塔中，还有一些形制特别的塔身：有的在覆钵上多加上多层楼阁，有的是楼阁、覆钵、亭阁相结合，还有的塔身状如笔形、球形、圆筒形等等，形态多样，各呈异彩。 4．塔刹 塔刹俗称塔顶，就是安设在塔身上的顶子。我国的古塔很多，各座古塔塔刹的形状和建筑材料都不相同。但是，不管是用什么材料建造的塔刹，也不论其形式如何，它们都是古塔重要的、位置最高的组成部分。在古印度，塔刹只是作为“萃堵波”的表象而存在，结构简单，装饰也不复杂。但到了中国，就和我国原有的楼阁式建筑结合在一起，塔刹的建造就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其结构、形式也变得更为复杂、更为精细、更为美观了。从建筑结构上看，塔刹是作为收结顶盖用的。既要固定椽子望板，瓦陇等部分，又要防止雨水下漏，塔刹发挥了重大作用。从建筑艺术上看，塔刹往往玲珑奇巧直插云霄，给人以超脱，崇高的审美快感。因此，人们把塔刹的“刹”也作为佛寺的别称，寺也被称为刹，古寺也就被称为古刹了。 就塔刹的结构而言，它本身就是一座完整的古塔。塔刹由刹座、刹身、刹顶、刹杆等部分组成。 刹座是刹的基础，覆压在塔顶上，压着椽子、望板、角梁后尾和瓦陇，并包砌刹杆。刹座大多砌作须弥座或仰蓬莲座、忍冬花叶形座，也有砌作素平台座的，以承托刹身。在有的刹座中，还设有类似地宫的窟穴，被称作刹穴。刹穴可以供奉舍利，可以存放经书和其他供器。云南大理千寻塔、北京妙应寺塔就是这样的例子。 刹身主要的形象特征是套贯在刹杆上的圆环，称为相轮，也有称为金盘、承露盘的，《行事妙》云：“人仰视之，故云相”。可见，刹身是作为塔的一种仰望的标志，以起敬佛礼佛的作用。一般大塔的相轮比较多而大，下塔的相轮比较少而小。早期的塔制，相轮没有定式，有的塔相轮至多数十个，有的少至三五个。例如原洛阳永宁寺大木塔，就有三十重相轮。现存两处比较早的塔——四门塔和嵩岳寺塔分别为五轮和七轮。以后相轮的数目逐渐形成了一、三、五、七、九、十一和十三的规律。喇嘛塔大多采用了十三个相轮。因此人们就把这一部分称为“十三天”了。在相轮上置华盖，也称宝盖，作为相轮刹身的冠饰。 刹顶，是全塔是尖顶，在宝盖之上，一般为仰月、宝珠所成，也有作火焰、宝珠的，有的在火焰之上置宝珠，也有宝珠置于火焰之中的。因避“火”字，有的称为“水烟”。 刹杆，是通贯塔刹的中轴。金属塔刹的各部分构件，全都穿套在刹杆之上，全靠刹杆来串联和支固塔刹的各个部分。就是比较低矮的砖制塔刹，当中也有木制或金属刹杆。据佛经上说，刹杆又有刹柱、金刹、表刹等名称。刹杆的构造，有用木杆或铁杆插入塔顶之内的；如果塔刹很高，即用大木枝插入一二层或三层塔顶。长大的刹杆称为刹柱。有的刹柱与塔心互相连贯，直达塔底地宫之上。 以上所述塔刹的结构形制，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此外，各个时代、不同类型、不同建筑材料的塔，其塔刹也有所变化。有在刹杆上串联三、五、七、九个金属圆球作为塔刹的，例如辽宁被镇崇兴寺双塔；有的塔刹在刹座上贯有以巨大的宝顶，例如北京天宁寺塔。宝顶的形式各有不同，有圆形、方形、八角形等等。银川海宝塔的刹顶作方形葫芦形，或称蒜头形，可能是受伊斯兰建筑的影响所致。广州怀圣寺光塔又是一种情况，塔刹变成了风向标，它与佛教的塔刹意义完全不同。 四、古塔的建筑材料 从文献记载和石窟雕刻、壁画中我们可以得知：塔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楼阁式，亭阁式到密檐式到各种各样不同塔形的历史。寺和塔是密不可分的，早期的寺院更是以塔为主的。我国第一座佛寺白马寺当时的布局，就是以一个大型方木塔为中心，在其四周有廊庑门殿围绕。这种以塔为主的寺塔布局直接来源于印度寺塔建筑，自汉、魏、晋、南北朝，迄于隋唐初期，大体因循未改。《洛阳伽蓝记》曾对永宁寺作如下记述：“永宁寺，是熙平元年（公元516年）灵太后胡氏所命令修建的……寺中有一座九层的浮图，用木材修造。塔的北面有佛殿一座……全寺有僧房楼观一千余间……寺的四周有廊房围墙环绕，四面各开一座大门。”这一记载，大体可以说明早期寺塔建筑的风格。 但随着念经拜佛殿堂的升级，先是寺，塔并列，然后逐步把塔排出寺外，或建于寺旁。这一变化自唐代开始，主要原因一是中国佛教自身的发展引起佛寺布局的变化，二是中国原有的庭院布局影响了佛寺布局。当外来的建筑来到中国以后，必将被赋予中国的色彩，变成有中国特色的建筑。此外，自佛教广泛传播以后，不少官商纷纷把自己的府第、王府以至行宫、御舍作寺庙。可想而知，寺庙由府第改建，佛寺布局的改变已属自然而然了。 由于我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寺塔布局的形式出现千变万化，时有反复的状态。在唐代以后的一些朝代和个别的地区，也还有一些把塔作为寺院主体的例子。如山西应县佛宫寺辽代释迦塔（应县木塔），建于辽清宁二年（公元1056年），塔在寺的前部中心位置上，大殿在后。这种布局，就保存了早期以塔为主的寺塔布局形式。但是，以大殿为寺庙中心的布局已成为主流，塔在寺中的地位已远不如以前了。 正如其他建筑物一样，古塔的建筑材料和技术的改进促使古塔结构和形式也不断发生变化。据历史文献记载，中国最早的塔是木塔。从东汉第一座佛寺白马寺的塔开始，一直到东汉末年徐州的浮屠寺塔，都是木塔。著名的北魏洛阳永宁寺塔，“占地千尺，金宝瓶，承露金盘三十垂……”，号称“天下第一”。木塔抗震力强，便于登高远眺，但它有着致命的弱点——容易起火。这个弱点日益阻碍着古塔的保存与发展，人们开始用防火性能较好的砖石来建塔。现在所知的砖石塔，最早的例子是《洛阳伽蓝记》中所说的太康寺三层浮图。现存最早的砖塔，是北魏正光元年（公元520年）的嵩岳寺塔，此塔高40米，造型优美，虽历一千余年仍巍然屹立。现存最早的石塔是山东历城四门塔，是隋大业七年（公元611年）建造的。它体重和高度均较小，大概是由于石块较重，不好搬运的缘故。 唐朝时，砖塔建造技术已相当可观，成功创造了仿木构楼阁式和密檐式两种类型的塔。亭阁式砖石塔在唐代达到巅峰，例如山东历城龙虎塔，塔身雕刻非常富丽，属建筑史上的佳作。高层砖石塔的建筑结构，到了宋、辽、金达到顶峰，料敌塔，小雁塔，千寻塔等达到一流水平。这时的塔有一处重大发展，是普遍由唐代的四方形转变为六角和八角形。这一发展解决了两个重大问题：一是增强了抗震的性能。在同样条件下，多角形砖石建筑受震害的程度远远低于方形砖石建筑。二是多面形塔扩大了登塔眺览的视野。 此后，人们又利用金属的坚实和贵重建筑金属塔。广州光孝寺的东西铁塔，铸制于五代南汉时期，是现在保存最早的铁塔。四川峨眉山的铜塔，尽铜制雕铸之能事，天下闻名。此外，金塔、银塔、珍珠塔、象牙塔、珐琅塔等，质料昂贵，更显示出塔的佛光流溢，多彩多姿。 此外，使我国建筑分外增彩的还有明清琉璃宝塔。琉璃是中国古典建筑中一种重要的建筑材料，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已经有了。但普遍使用，还是明、清时代。 古塔建筑材料的发展史，也是中国建筑材料的发展史，它由低级向高级发展，从简单向复杂发展。宋、辽、金时期的古塔，发展砖石结构的坚固，防火，兼用木材富于弹性和便于加工的特点，创造了砖木混合材料。多样的材料，各用所长，使得建筑更加美观，耐用。这诸多的创造，来自能工巧匠的智慧。

大雁塔位于唐长安城晋昌坊（今陕西省西安市南）的大慈恩寺内，又名“慈恩寺塔”。唐永徽三年（652年），玄奘为保存由天竺经丝绸之路带回长安的经卷佛像主持修建了大雁塔

绝对是一大损失，只有文盲或野蛮人才会对此感到无关痛痒！望重复十景，重复汉服，重复汉礼，重复中华！

再论雷峰塔的倒掉①

从崇轩先生的通信②（二月份《京报副刊》）里，知道他在轮船上听到两个旅客谈话，说是杭州雷峰塔之所以倒掉，是因为乡下人迷信那塔砖放在自己的家中，凡事都必平安，如意，逢凶化吉，于是这个也挖，那个也挖，挖之久久，便倒了。

一个旅客并且再三叹息道：西湖十景这可缺了呵！这消息，可又使我有点畅快了，虽然明知道幸灾乐祸，不象一个绅士，但本来不是绅士的，也没有法子来装潢。

我们中国的许多人，——我在此特别整重声明：并不包括四万万同胞全部！——大抵患有一种“十景病”，至少是“八景病”，沉重起来的时候大概在清朝。

凡看一部县志，这一县往往有十景或八景，如“远村明月”、“萧寺清钟”、“古池好水”之类。而且，“十”字形的病菌，似乎已经侵入血管，流布全身，其势力早不在“！”形惊叹亡国病菌③之下了。

点心有十样锦，菜有十碗，音乐有十番④，阎罗有十殿，药有十全大补，猜拳有全福手福手全，连人的劣迹或罪状，宣布起来也大抵是十条，仿佛犯了九条的时候总不肯歇手。

现在西湖十景可缺了呵！“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⑤，九经固古已有之，而九景却颇不习见，所以正是对于十景病的一个针砭，至少也可以使患者感到一种不平常，知道自己的可爱的老病，忽而跑掉了十分之一了。

但仍有悲哀在里面。其实，这一种势所必至的破坏，也还是徒然的，畅快不过是无聊的自欺。雅人和信士和传统大家，定要苦心孤诣巧语花言地再来补足了十景而后已。

无破坏即无新建设，大致是的；但有破坏却未必即有新建设。卢梭、斯谛纳尔、尼采、托尔斯泰、伊孛生等辈，若用勃兰兑斯的话来说，乃是“轨道破坏者”。

其实他们不单是破坏，而且是扫除，是大呼猛进，将碍脚的旧轨道不论整条或碎片，一扫而空，并非想挖一块废铁古砖挟回家去，预备卖给旧货店。中国很少这一类人，即使有之，也会被大众的唾沫掩死。

孔丘先生确是伟大，生在巫鬼势力如此旺盛的时代，偏不肯随俗谈鬼神；但可惜太聪明了，“祭如在祭神如神在”⑥，只用他修春秋的照例手段以两个“如”字略寓“俏皮刻薄”之意，使人一时莫明其妙，看不出他肚皮里的反对来。

他肯对子路赌咒，却不肯对鬼神宣战，因为一宣战就不和平，易犯骂人——虽然不过骂鬼——之罪，即不免有《衡论》⑦（见一月份《晨报副镌》）作家TY先生似的好人，会替鬼神来奚落他道：为名乎？骂人不能得名。为利乎？骂人不能得利。

想引诱女人乎？又不能将蚩尤的脸子印在文章上。何乐而为之也欤？

孔丘先生是深通世故的老先生，大约除脸子付印问题以外，还有深心，犯不上来做明目张胆的破坏者，所以只是不谈，而决不骂，于是乎严然成为中国的圣人，道大，无所不包故也。否则，现在供在圣庙里的，也许不姓孔。

不过在戏台上罢了，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讥讽又不过是喜剧的变简的一支流。

但悲壮滑稽，却都是十景病的仇敌，因为都有破坏性，虽然所破坏的方面各不同。

中国如十景病尚存，则不但卢梭他们似的疯子决不产生，并且也决不产生一个悲剧作家或喜剧作家或讽刺诗人。所有的，只是喜剧底人物或非喜剧非悲剧底人物，在互相模造的十景中生存，一面各各带了十景病。

然而十全停滞的生活，世界上是很不多见的事，于是破坏者到了，但并非自己的先觉的破坏者，却是狂暴的强盗，或外来的蛮夷。

猃狁⑧早到过中原，五胡来过了，蒙古也来过了；同胞张献忠⑩杀人如草，而满州兵的一箭，就钻进树丛中死掉了。

有人论中国说，倘使没有带着新鲜的血液的野蛮的侵入，真不知自身会腐败到如何！这当然是极刻毒的恶谑，但我们一翻历史，怕不免要有汗流浃背的时候罢。

外寇来了，暂一震动，终于请他做主子，在他的刀斧下修补老例；内寇来了，也暂一震动，终于请他做主子，或者别拜一个主子，在自己的瓦砾中修补老例。

再来翻县志，就看见每一次兵燹之后，所添上的是许多烈妇烈女的氏名。

看近来的兵祸，怕又要大举表扬节烈了罢。许多男人们都那里去了？凡这一种寇盗式的破坏，结果只能留下一片瓦砾，与建设无关。

但当太平时候，就是正在修补老例，并无寇盗时候，即国中暂时没有破坏么？也不然的，其时有奴才式的破坏作用常川活动着。

雷峰塔砖的挖去，不过是极近的一条小小的例。龙门的石佛，大半肢体不全，图书馆中的书籍，插图须谨防撕去，凡公物或无主的东西，倘难于移动，能够完全的即很不多。

但其毁坏的原因，则非如革除者的志在扫除，也非如寇盗的志在掠夺或单是破坏，仅因目前极小的自利，也肯对于完整的大物暗暗的加一个创伤。

人数既多，创伤自然极大，而倒败之后，却难于知道加害的究竟是谁。

正如雷峰塔倒掉以后，我们单知道由于乡下人的迷信。共有的塔失去了，乡下人的所得，却不过一块砖，这砖，将来又将为别一自利者所藏，终究至于灭尽。

倘在民康物阜时候，因为十景病的发作，新的雷峰塔也会再造的罢。

但将来的运命，不也就可以推想而知么？如果乡下人还是这样的乡下人，老例还是这样的老例。这一种奴才式的破坏，结果也只能留下一片瓦砾，与建设无关。

岂但乡下人之于雷峰塔，日日偷挖中华民国的柱石的奴才们，现在正不知有多少！

瓦砾场上还不足悲，在瓦砾场上修补老例是可悲的。我们要革新的破坏者，因为他内心有理想的光。我们应该知道他和寇盗奴才的分别；应该留心自己堕入后两种。

这区别并不烦难，只要观人，省己，凡言动中，思想中，含有借此据为己有的朕兆者是寇盗，含有借此占些目前的小便宜的朕兆者是奴才，无论在前面打着的是怎样鲜明好看的旗子。

一九二五年二月六日【注解】

①本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三日《语丝》周刊第十五期。

②崇轩的通信，指刊登于一九二五年二月二日《京报副刊》第四十九号上的胡崇轩给编者孙伏园的信《雷峰塔倒掉的原因》。

信中有如下一段话：“那雷峰塔不知在何时已倒掉了一半，只剩着下半截，很破烂的，可是我们那里的乡下人差不多都有这样的迷信，说是能够把雷峰塔的砖拿一块放在家里必定平安，如意，无论什么凶事都能够化吉。

所以一到雷峰塔去关瞻的乡下人，都要偷偷的把塔砖挖一块带家去，——我的表兄曾这样做过的，——你想，一人一块，久而久之，那雷峰塔里的砖都给人家挖空了，塔岂有不倒掉的道理？

现在雷峰塔是已经倒掉了，唉，西湖十景这可缺了啊！”

胡崇轩，即胡也频，当时是《京报》附刊《民众文艺》周刊的编者之一。

③亡国病菌：当时的一种奇怪论调。一九二四年四月《心理》杂志第三卷第二号载有张耀翔的《新诗人的情绪》一文，把当时出版的一些新诗集里的惊叹号（！）

加以统计，说这种符号“缩小看像许多细菌，放大看像几排弹丸”，认为这是消极、悲观、厌世等情绪的表示，因而说多用惊叹号的白话诗都是“亡国之音”。

④十番：又称“十番鼓”，“十番锣鼓”，由若干曲牌与锣鼓段连缀而成的一种套曲。流行于福建、江苏、浙江等地。据清代李斗《扬洲画舫》录卷十一记：十番鼓是用笛，管，箫，弦，提琴，云锣，汤锣，目鱼，檀板，大鼓等十种乐器更番合奏。

⑤“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语见《中庸》：“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

意思是治理天下国家有九项应做的事。这里只取“经”“景”两字同音。

⑥孔丘（前551－前479）春秋时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论语·述而》有“子不语怪力乱神”的记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语见《论语·八佾》。

他曾修订过《春秋》，后来的经学家认为他用一字褒贬表示微言大义，称为“春秋笔法”。他对弟子子路赌咒的事，见《论语·雍也》：“子见南子，子路不说（悦）。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按南子是卫灵公的夫人。

⑦《衡论》：发表在一九二五年一月十八日《晨报副刊》第十二号上的一篇文章，作者署名TY。他反对写批评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话：“这种人（按指写批评文章的人），真不知其心何居。

说是想赚钱吧，有时还要赔子儿去出版。说是想引诱女人吧，他那朱元璋的脸子也没有印在文章上。

说是想邀名吧，别人看见他那尖刻的文章就够了，谁还敢相信他？”这里是鲁迅对该文的顺笔讽刺。

⑧猃狁：我国古代北方民族之一，周代称猃狁，秦汉时称匈奴。周成王，宣王时都曾和他们有过战争。

⑨五胡：历史上对匈奴、羯、鲜卑、氐、羌五个少数民族的合称。

⑩张献忠（1606－1646）延安柳树涧（今陕西定边东）人，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崇祯三年（1630）起义，转战陕、豫各地；崇祯十七年（1644）入川，在成都建立大西国；

清顺治三年（1646）出川，行至川北盐亭界，猝遇清兵，于凤凰坡重箭坠马而死。旧史书（包括野史和杂记）中多有关于他杀人的夸大记载。

扩展资料：

创作背景

雷峰塔和保俶塔同在西湖，雷峰塔是吴越建国之初，吴越王为皇妃所建，故又称皇妃塔，用以标封建道德。保俶塔建于昊越行将覆亡时，是吴越王钱元瓘为王子钱弘俶入贡宋朝所建其“保”之称便有明显的维护封建道统的色彩。

辛亥革命后，虽然封建专制被推翻，但封建制度并没有“绝种”，复辟势力仍存在复古论调仍在鼓噪不绝中，要清除封建思想意识更非易事。

此文写于1924年10月28日，正是雷峰塔倒掉的一个月后。作者写作此文时，上距辛亥革命13年，下距五四运动则仅5年。辛亥革命虽然结束了两千年来的皇权统治，但并未改变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

五四运动，特别是同时进行的新文化运动，虽然对封建思想、封建道德进行了有力的冲击，但也远没有将这些污泥浊水涤荡净尽。

1924年冬，正是北洋军阀政府加强其反动统治，而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革命斗争也日趋高涨的时候，鲁迅恰于此时发表此文，大题小做，借题发挥，其意义是远远超过了批判封建礼教的范围的。

文学赏析

一座古塔倒塌，这件事本身与社会政治斗争毫不相干，然而密切关注着政治风云变化的鲁迅，则以敏锐的目光，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把它与当时正在进行的反封建斗争巧妙地联系起来。

借雷峰塔的倒掉，用“白蛇娘娘”横遭法海残酷镇压的神话故事，对维护封建宗法制度的权势者，进行了批判和揭露，热情赞颂了“白蛇娘娘”的反抗精神，揭示出扼杀人民自由、阻挡社会发展的封建制度必然灭亡的历史规律。

从标题看，这好像是一篇论文，实际上是一篇语言优美，意蕴深刻，娓娓而谈的随笔散文。寓理于事，用叙事的笔调议理，是这篇文章最突出的特色。

作品从头至尾，既没有论说文的旁征博引，也没有杂文纵横挥洒的任意而谈，而是把深刻的道理寓于描摹真切、优美动听的叙事之中。

文章首先从“雷峰塔”倒掉的见闻谈起，全用叙事语言，没有直接发表自己的议论。紧接着笔锋一转，用娓娓动听的语言，讲述了“白蛇娘娘”的传说。

这样就巧妙地赋予了“雷峰塔”以“镇压的塔”的象征意义，为全文表现反封建的主题奠定了基础。

然后，以大量篇幅铺叙由白蛇、许仙、法海的关系构成的故事。寓理于事，把文章反封建的思想表达得淋漓尽致。通篇几乎找不到纯议论性语言，但如同盐于水中，虽看不到盐的形体，却在每一滴水中都能尝到咸味一样。

作者表现的“理”，没有公开点破，却朗然裸呈于读者面前。更见功力之处，是不仅寓理于事，而且融情于理，使叙事、议理与抒情水乳交融、浑然一体。既以理喻人，又以情感人。

作品从篇首描写雷峰塔的“破破烂烂”到中间叙述法海“横来招是搬非”，干涉别人的婚姻自由，把憎恨封建权势者和同情被压迫者的鲜明情感凝聚于笔端，进发在叙事语言的字里行间，给读者以强烈的感染。

最后，以独立成段的“活该”二字作结，用“幸灾乐祸”的笔调，对法海“老禅师”“独自静坐”在蟹壳内永世不得翻的下场作了辛辣的嘲讽，把人们惩恶扬善的强烈愿望痛快淋漓地宣泄出来，收到了出奇制胜的效果。既新颖巧妙，又富于战斗性，令人叹为观止。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论雷峰塔的倒掉

大雁塔位于唐长安城晋昌坊（今陕西省西安市南）的大慈恩寺内，又名“慈恩寺塔”。唐永徽三年（652年），玄奘为保存由天竺经丝绸之路带回长安的经卷佛像主持修建了大雁塔。

距今已有1300余年历史。今天所见塔样为明代包砖外表，但整体结构保持唐塔风格，是我国保存较完好的楼阁式塔，也是今天西安市的标志性建筑和著名古迹。

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太子李治为报答其母长孙皇后的恩典，选址长安城东南隅的晋昌坊，修建慈恩寺， 10占据该坊一半的面积，并请玄奘法师为慈恩寺的住持。

同年太宗皇帝撰写《大唐三藏圣教序》，太子李治撰写《述三藏圣教序记》。唐高宗永徽三年（652年），玄奘奏表高宗提议建塔，为安置西行所取回的经像、佛舍利。

武周长安年间（701年~704年），对佛塔进行了第一次改修，将其由砖表土心的西域塔形制变为楼阁式塔，内置木楼梯可以逐级攀登，高度增加近一倍。

五代后唐明宗长兴年间（930年~933年），西京留守安重霸再次修塔。宋神宗熙宁年间（1068年~1077年），富民康生在塔上宴饮，以致失火，火彻晚不熄。此次损坏后，游人不能再登。

宋神宗元丰年间（1078年~1085年），大雁塔再一次失火。金哀宗正大年间（1224年~1232年），慈恩寺遭到大规模的破坏，但佛塔依旧。

明嘉靖三十四年（1556年），关中大地震，大雁塔塔刹震落，塔身屹立如初。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咸宁县组织重新安装塔内楼梯，唐塔体外砌砖层，进行了一次重大维修加固。

清高宗乾隆十一年（1746年），对寺塔进行了修葺。1906年~1910年，日本人足立喜六赴陕对西安古迹进行调查，对大雁塔地面遗存进行实地勘测。

1931年，朱庆澜将军及五台山普济佛教会又对大雁塔进行了维修。 131932年，傅增湘考察大雁塔，撰《秦游日录》，记大雁塔近代残破之状。

20世纪30年代，梁思成对大雁塔进行实地勘测，并绘大雁塔的平面图及立面图，以及西门楣中唐代建筑的线描图。

新中国成立后，慈恩寺大雁塔于1961年被国务院宣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扩展资料：

大雁塔由仿木结构形成开间，由下而上按比例递减，塔内有木梯可盘登而上。每层的四面各有一个拱券门洞，可以凭栏远眺。

整个建筑气魄宏大，造型简洁稳重，比例协调适度，格调庄严古朴，是保存比较完好的楼阁式踏。在塔内可俯视西安古城。

玄奘当年造大雁塔时所仿的印度窣堵坡，不是一般那种下为方台，上有覆钵的普通窣堵坡，而是当时印度最著名的的礼佛高塔——佛陀伽耶精舍，汉文意译为“正觉塔”或“大觉塔”。

这座所谓“塔”，其实是塔式殿堂。大雁塔初建时，一如佛陀伽耶精舍，塔顶为平台，中央设置一个较为高大的覆钵塔，四角各设一个小型的覆钵塔，形成“金刚宝座”的构图。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大雁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