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理与舞蹈的关系的论文参考文献

舞蹈是来自民间的自娱自乐的东西,有了舞蹈就有了节奏也就有了音乐.

舞蹈从一产生起便和音乐结成了最亲密的友谊，舞蹈离不开音乐，音乐在舞蹈艺术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无论是从外国或中国的舞蹈艺术发展的历史来看，舞蹈艺术中舞蹈本身的进展和音乐的进展紧密联系。在舞蹈艺术总的概念中，音乐成为其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古代就有诗、舞、乐一体以及 “舞者，乐之容也”的论断，春秋时期音乐与舞蹈统称“乐舞”，在现代既有“音乐是舞蹈的灵魂，舞蹈只是音乐的回声”的说法， 也有认为“舞蹈是一切艺术的基础”、“舞蹈是艺术的祖先”等观点。从起源来看，舞蹈应早于音乐，而音乐自从舞蹈中产生之后便和舞蹈结成了最亲密的友谊，成为其不可分割的灵魂。它们像是血肉相连的分不开的伙伴，相互配合，共同编织出美妙的艺术花朵。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舞蹈与音乐加以阐述:一、从舞蹈的起源和发展来看，舞蹈是音乐的源头据史载，人类尚未产生语言的时候，就会用动作来表示自己的情感和思想，就会利用动作形象传达和交流某种信息，因此，舞蹈便成了他们传授劳动生产，操练战斗本领，锻炼身体，乃至寻找配偶而不可缺少的重要生活手段。美学家柏拉图认为:“人类在语言表达不十分发达的时候，舞蹈是一种以手势讲话的艺术。”那么，由此推断，舞蹈的产生比音乐的产生应早一些。因为有了人的直立行走，为了便于完成人类最初级的交流，就有了舞蹈产生的基础条件，所以，手舞足蹈可以被看作是人类最早的文化艺术的象征，这也应了“舞蹈的冲动几乎与人类同时产生”这一科学论证原始社会中的原始舞蹈，最初就是借人体动作打拍子的，现在的民间舞中还常见到这种遗迹，比如西班牙踢踏舞踏地有声，俄罗斯舞中有手拍靴子的动作，至于蹬地、鼓掌更是多见。至今福建泉州人闹元宵时还要跳《拍胸舞》男子赤膊光脚，头扎草绳，手拍胸膛、腋窝、膝盖和大腿，蹲下跳起，极其热烈，节奏明快、舞容粗犷，把一种极其古老的舞蹈展现在人们面前原始人舞蹈时，也曾把一些能应节作响的东西系在身上，以作伴奏。这也有遗风可寻，如南美洲的印第安人，跳传统舞时，或脚系一种能摇响的荚果，或手持一种椰果制成的响器(现已制成交响乐队中所使用的沙球) 。南斯拉夫民间的《哑舞》，也是利用戴在手脚上的饰物摇动作响来协调舞步，而印度舞系上脚铃打拍子，可说是这种原始方式的高度发展吧。原始舞蹈后来有了真正的伴奏，即有节奏地敲击石、木伴舞。我国古书上说的“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尚书·尧典》) ，就形象地再现了击、拊石器，造成强弱参差的节奏，为拟兽舞伴奏的情景。这种原始音乐，只有节奏而没有旋律。美国的现代美学家苏珊·朗格在《艺术问题》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杰出的音乐史家和舞蹈家克尔特·萨哈斯所著的《世界舞蹈史》中说道:今人十分不解的一件事实就是:作为一种高级艺术的舞蹈，在史前期就已经发展起来了。还在文明的初期，它就达到了其他艺术和科学所无法比拟的完美水平。在那个时期，人们过着野蛮的群居生活，人们所创造的雕塑和建筑还是极原始的，诗歌在这个时期还没有出现，然而却创造出了使所有人类学家都感到吃惊的，难度较大而又很完美的舞蹈艺术! 他们在这个时期创造的音乐如果脱离了这种舞蹈，那就听上去什么也不是，只有伴随着这种舞蹈这种音乐才显得动听”。由此可见，音乐是从给舞蹈打拍子中产生的，舞蹈乃音乐之源。二、从音乐和历史发展来看，音乐成为了舞蹈的灵魂随着时间的推演和舞蹈事业的发展，音乐在为多彩的舞蹈伴奏中从单调走向丰富，并最终摆脱了附属的地位而独立地发展。有了它可以烘托舞蹈气氛，舞蹈者可以借助音乐的刺激产生对舞蹈的更多感受。所以当音乐高度发展后，它又回过头来提携了舞蹈，使舞蹈更趋于抒情化、抽象化。比如被选为“20 世纪经典舞蹈作品”的舞蹈《萋萋长亭》，它表现的是一对青年男女长亭送别的离愁别绪、缠绵悱恻的爱情双人舞，体现了“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的爱情主题思想。而这个舞蹈音乐却选用了民间音乐家华彦钧(阿炳) 的二胡协奏曲《二泉映月》，全曲表现的是在当时社会背景条件下阿炳内心独白“月光虽明，世道却暗;泉水虽甜，人世却苦;水面虽平，人间不平”的控诉。曲中充满了一种忧郁、愤懑的情调和大丈夫宁折不弯的气度[3 ]。我们在欣赏完舞蹈后，感到在阿炳的二胡协奏曲《二泉映月》名曲的伴奏下，你会被舞台上“夫妻”(舞者)塑造的人物形象的真挚爱情与离别交织场景故事情节所感染。《二泉映月》音乐之所以能成为该舞蹈作品中的一个合成部分，它的生命力在于音乐形象渗透到了舞蹈形象之中，使舞蹈形象与音乐形象巧妙的融合。当代舞蹈家吴晓邦认为:“任何舞蹈在艺术形象上都必须通过音乐，才能把它的‘意思’完整的表现出来。”他公开宣称自己曾从《义勇军进行曲》中获得舞蹈形象。他还指出:“就一个无伴奏的舞蹈，既然没有声音，但他从无声中也有一种节奏动作，会使人感到无声胜有声[4]。”这就深刻地指出了舞蹈与音乐的唇齿相依的关系。虽然在时间上舞蹈应早于音乐的产生，但实际上两者的相辅相成、互相映衬的事实使得它们成为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例如，有些舞蹈家为了强调舞蹈艺术的独立性，致力于创作不用音乐伴奏的作品，但还是用走踢踏，通过脚铃、手铃来随着身体的动作而发出有节奏的音响，来替代音乐伴奏。从广义上说，这种有节奏的音响，就是音乐的基本因素。我国舞蹈家王曼力等编导表现张志新烈士在狱中斗争生活的舞蹈《无声的歌》[5 ]， 就是一个无音乐伴奏的舞蹈作品，但是它采用了风声、水声、镣铐声、鞭打声等音响效果来伴奏，其实这种音响的本身就属于广义上的音乐，因为它有节奏，有律动，有音高，有音色。可见，随着时间的推演发展，舞蹈和音乐已经不能分离，音乐成为舞蹈所不可缺少的灵魂。当然，舞蹈并非只是服从音乐。首先，舞蹈要对音乐进行选择，因为不是任何音乐都适合于舞蹈的。其次，如果专为构思中的具体舞蹈作品创作音乐，就要服从舞蹈编导提出的要求。另外，舞蹈编导在编舞过程中还可以要求音乐进行修改。三、从具体的艺术实践来看，舞蹈与音乐呈相互结合的趋势舞蹈和音乐都有节奏，这是它们结合的自然基础。原始舞蹈之所以一开始就与音乐结合在一起，根本原因在于节奏。节奏是构成舞蹈艺术的基本要素，舞蹈虽然是人体动作的艺术，但不是所有生活中的动作都能成为舞蹈动作，只有那些经过提炼、加工变成有规律的、有节奏的动作，才能构成舞蹈动作，才能具有表达作品思想内容的特殊艺术功能。正因为节奏的形成是以人的意志和感情为依据的，所以，舞蹈中人体动作的起伏跌宕、动作线条的流畅曲折等等，才能以其触动人心弦的律动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将其蕴含的感情传导给观众，引起观众的共鸣，并引导他们参与艺术审美活动。由此可见，节奏是提炼和组织生活作为艺术动作的基础，节奏是结构舞蹈动作的纽带，也是舞蹈作品整体布局的贯穿线。 “音乐也是如此，节奏、节拍也是音乐整体的骨架。”舞蹈作品中，舞蹈形象是在音乐律动配合下，通过力度的强弱，速度的快慢，能量的大小，来深刻细致地体现人物内心的情绪波动的，所以，节奏是构成人体动作与音乐旋律结合的天然基础。从更深层的意义上看，人的有节奏的动作自然地要求音乐来配合，因此历代各种有节奏的集体劳动都有劳动号子。当然，能够同舞蹈相结合的不是任何音乐，而是节奏比较鲜明的音乐。音乐本来便于同其它艺术相结合，例如同戏剧、电影、诗歌等等，但是最容易而且必须结合在一起的还是舞蹈，原因也在于它们之间有着共同的节奏。其次是抒情性。音乐和舞蹈都长于抒情这一共同具有的特性，使得它们能在艺术作品中对人类各种情绪和情感做出深刻而细微的体现。当然他们并不象文学那样便于交代事物的缘由始末和繁杂的生活细节，而她们在抒情方面的特长，又是文学作品所不能代替的，这使他们同文学并立于人的创造性艺术活动中，成为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缺少的精神食粮。舞蹈是通过高度提炼了的人体动作这一艺术手段来塑造艺术形象的，舞蹈形象的塑造同样来源于生活，来源于作者对生活的认识和感受。和音乐不同的只是舞蹈是以直观的方式，直接地将艺术形象呈现在观众面前，使观众通过对形象的直观感知，引起自身的情绪激动和思维活动。音乐和舞蹈当它们独立存在的时候，各自用自己的艺术手段去发挥它的社会作用。当它们由于自己的特殊性和局限性，使彼此的结合成为必需而产生新的艺术形式的时候，音乐和舞蹈的紧密配合，互相补充，共同塑造完美的艺术形象，就成为至关重要的了。在舞剧、舞蹈中，音乐和舞蹈有着塑造同一个艺术形象的共同的目的和任务，在通常情形下，舞蹈形象的鲜明性、感人性，在很大程度上要借助于音乐对人物思想感情的描绘。舞蹈与音乐的结合形成完整的舞蹈艺术。舞蹈所表现的动作和姿态是世界万物中最美、最能打动人的动作和姿态，与组织得最美、最动听的声音即音乐艺术相结合，将给人带来一种美妙的艺术享受。例如，现代舞蹈《哈达献给解放军》的创编过程就是典型的例证。编导首先确定了“歌颂军民鱼水情”的主题，再通过修建“希望小学”这一热门题材，选择以藏族的 “锅庄”和“弦子”为主要的动作素材，塑造了一个藏族小姑娘和一群解放军战士的形象。从主要动作形象的设计看。编导在作品中突出“情”方面无疑是典型而有新意的，然而突出“情”这个新意往往只有肢体语言是不够的，这就需要优美而动情的音乐的配合。作曲家根据舞蹈编导提供的作品素材、内容对音乐进行创作。如:“·1 ·3 ·2 ·1 6| 5 - - - | - - -”舞蹈中这段具有藏族弦子风格的主题音乐贯穿舞蹈始终，这个主题音乐一会儿轻柔似水，表现了藏族小姑娘为解放军端茶、倒水、献哈达和热爱亲人解放军的人物性格，一会儿又铿锵有力，展示了解放军不分昼夜为修建“希望小学”的劳动情绪。看似简单的音乐，由于它的不断再现，使观众从音乐中领略了到藏汉军民间鱼水情深的主题，音乐形象因此更为丰满，舞蹈形象更为动人。该作品之所以获得较高的评价，除了编导独具匠心的构思以外，富有民族特色的音乐对舞蹈气氛的烘托也起了重要的作用，从以上舞蹈创作方式可以看出，舞蹈属于“看”的范畴，不“看”就无所谓欣赏舞蹈，除此之外它还需要用“听”来满足人们感官的需求，通过“听”来扩展舞蹈欣赏空间，调节情绪。当然，音乐虽然有其独立的表现空间，我们却不能因为“听”而过分强调音乐的作用，否则会使舞蹈中的舞蹈形象脱离人物形象而使舞蹈失去应有的价值，我们应该明白人们不会为欣赏音乐而到舞蹈演出场所这一简单的道理。因此，从这种意义上可以说，在舞蹈艺术中，音乐正是舞蹈的声音，舞蹈则是音乐的形体。一个有形而无声，一个有声而无形，舞蹈和音乐的统一，是不同表现方式的统一，视觉和听觉的统一、形体和幻象的统一，而且从总的发展过程来看，舞蹈和音乐可相互表现、相互促进，如上述的舞蹈可以解释音乐，音乐则可以为舞蹈展示氛围，加强风格特点，激励情绪，推进情节等。 参考百度文库：

摘要：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是中国近代音乐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具有重要的地位。首先，由于“海派”的文化传统，上海成为中国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其次，上海外国租界的音乐生活，为中国专业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良好的土壤；第三，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使上海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 关键词：近代中国音乐；上海；地位 上海是近代最早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也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城市。它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国近代新文化形成中的地位，得到了学术界普遍的关注。作为近代新文化一个方面的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和发展，上海在其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与上海城市独特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以及经济社会状况有密切的关系。因此，研究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形成和发展中的地位，不但会使我们对近代中国音乐发展史有深入的理解，也通过一个侧面使我们对上海城市的个性有深切的体会①。 一、近代音乐传播先驱 上海，由于独特的历史因缘和独特的文化环境，成为近代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桥头堡，也成为酝酿近代中国新文化的温床。近代中国新音乐的形成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近代的音乐发展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一是传统音乐的传承与改造②。其中，尤以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为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 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大致通过以下途径：1、基督教堂所带来的西方宗教音乐；2、新式军队中输入的西洋军乐；3、海外留学生带回来的西洋音乐；4、近代学堂对西洋音乐的普及。这四种途径先后出现，而尤其以第四种因素对中国近代音乐的面貌影响最为深远。上海在近代中国夙得风气之先，在近代西洋音乐传播中亦是如此，其主要表现则在于它成为近代新式学堂普及西洋音乐之最早试验场。 上海自五口通商以来就成为海外基督教在华传教的大本营，因此基督教堂所带来的音乐对上海信徒的熏染尤为深远。但教会音乐对于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贡献毕竟有限，新音乐的形成更依赖于新式音乐教育的发展。由于基督新教把教育作为在华传教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大量精力和财力用于办学，而其所办学堂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传授西洋音乐。从目前的资料来看，传教士在华办学以上海为最早，而学堂中设置音乐教育科目也以上海为最早。例如1861年在上海创立的清心女中，在教学中已把音乐与语文、算术、圣经等科目相提并论。创办于1892年的上海中西女塾为展示平时教学成果，还举办音乐会。音乐会的规模不仅限于学生之间的互相交流，还半年一次对家长们，一年一次对普通市民公开演出①。 而上海人沈心工，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从事新式音乐教育的中国人。他出生于商人家庭，1902年到日本留学，1903年回国后，在南洋公学附属小学任教，开设了中国最早的唱歌课。1904年出版了《学校唱歌集》，开创了“学堂乐歌”的形式。学堂乐歌是中国人最早用西洋音阶谱写的歌曲，成为近代音乐史的发端。上海的务本女塾、南洋中学等学校以及沪学会等团体都邀请沈心工指导唱歌。在沈心工《学校唱歌集》出版后，很多学堂开设了乐歌课，通过陆续出版的音乐教科书籍，初步的音乐知识得到了广泛的普及。在此背景下，1907年公布的《奏定章程》，规定音乐课为初级小学的必修课。因此，李叔同曾推崇沈心工为“吾国乐界开幕第一人”②。 另一位上海人曾志忞也为中国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做出巨大贡献。曾志忞是上海著名商人曾铸之子，1901年去日本留学。在日本他参加了沈心工发起的“音乐讲习会”。并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音乐教育论》，这是我国最早系统阐述近代音乐教育问题的论文。1907年归国他即与高砚耘、冯亚雄等人在上海创办“夏季音乐讲习会”。这是一个利用暑期传授西洋音乐的组织，其科目有乐典、和声学、风琴、洋琴、洋弦、喇叭、直笛、横笛、大鼓、小鼓等。1908年曾志忞遵照父命创办“上海贫儿院”，院中设音乐部，并成立贫儿院管弦乐队，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西式管弦乐队。虽然1912年音乐部就停办了，贫儿院也约于1921年左右结束③，但却成为中国人创办西式管弦乐队的最初尝试。可以说中国新式音乐教育是从上海发端，并逐渐普及到全国。 二、租界的音乐生活与近代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 由于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是西洋音乐理念、技巧的输入和传播以及根据西洋音乐对中国传统音乐的改造，因此海外留学生成为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最早先驱者。但是新音乐的普及和建立却依然要依靠在中国本土形成固定的消费、欣赏市场以及在此基础上不断涌现的本土音乐家。上海由于其在近代中国的独特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最早形成了较广泛的近代音乐的消费市场并涌现了大量的音乐人才，为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酝酿场所。而追根溯源，又与上海租界尤其是公共租界工部局乐队有密切关系。 1.租界的音乐生活与上海近代音乐消费市场的培育 根据《南京条约》的相关规定，1843年上海开埠成为通商口岸，当时在上海县城之外划定了一块外国商人的居留地，这成为上海租界的起源。后来，租界不断扩张，并成立了自己的市政机构，逐渐发展成了一块在中国领土上的“国中之国”，成为外国列强侵略中国的最好见证。但是，它也带来了一些副产品——为中国大众亲身领略西洋音乐的魅力提供了场所。租界里的外国商人为了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逐渐形成了一些文化娱乐组织。早在1850年英国人就成立了业余剧团，演出需要音乐伴奏，于是组织了乐队。1879年逐渐发展成上海公共乐队。1881年公共乐队由英租界市政管理机构工部局接手管理，并成立工部局音乐委员会。1907年，铜管乐队扩大为管弦乐队。1919年以后乐队聘请意大利著名音乐家梅百器担任指挥，并从欧洲招聘了很多著名音乐家，迎来了它的辉煌时期，并逐渐迎来了“东方第一”管弦乐队的美誉。1922年公共乐队改名上海工部局乐团。当时工部局每年给乐队28万两的高额预算拨款。每年从10月到翌年5月为演出季节，每周的星期天都举行定期音乐会①。起初乐队主要在市政厅的音乐厅内演出，主要局限于外国观众。但是据英国学者毕可思的研究，1928年以来，上海工部局乐队逐渐注重为中国居民服务。乐队指挥的“年报”中越来越多地注意到有中国观众的出席。并开始在中文报纸上刊登演出广告。“1928年，3／4的观众是中国人，据报道，1930年中国人的兴趣甚高。1931年乐队在室内演出时，20％的观众是中国人，此后这个比例稳定上升。”以至于到1933年，在上海工部局管弦乐与吹奏乐委员会上，有人指出中国纳税人希望工部局继续资助乐队，因为它在城市中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并且，1928年后开始有中国人被吸纳进入工部局的音乐委员会②。 1930年前，上海工部局乐队一直工部局行政大楼里面演奏室内音乐会。1929年，这幢大楼卖给了开发商，上海工部局乐队搬进了上海商业和公共空间——大光明电影院，后来又搬迁到兰心大戏院。“在市政厅，上海工部局乐队似乎仅仅是工部局的一个文化附属品，只为外侨社群服务。而在整个上海娱乐界，管弦乐队成了这个城市越来越重要的文化财富。”③同时乐队的演奏也从室内走向露天，在夏天，乐队会举行露天音乐会，在兆丰公园（现中山公园）、法国公园（现复兴公园）、外滩公园（现黄浦公园）等舞台上演奏④。1928年后，随着中国人可以进入公共租界的公共娱乐场所，中国观众观赏西洋音乐的机会无疑更多了。 通过以上叙述，可以看出，虽然租界的音乐生活开始只局限于外侨社群，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国观众逐渐增多，可以说逐渐在中国人形成了一批西洋音乐的消费群。这个消费群的形成和扩大，无疑为中国音乐人才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氛围。 2.工部局乐队对国立音乐院的影响 对于中国近代音乐的发展来说，创建中国人自己的音乐学府，作为研究和培养人才的机构，无疑是重要的举措。中国第一所高级音乐研究和教育机构本来创建于北京。1916年秋，北京大学成立学生社团“北京大学音乐团”，同年冬，改名“北京大学音乐会”。1918年改名“北京大学乐理研究会”。1922年以“乐理研究会”为基础成立北京大学附属音乐传习所，成为中国第一个近代音乐专业教育机构。随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艺术专科学校等高校纷纷设立音乐系、科，似乎预示着北京将成为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中心。但是北洋政府统治下的北京并不是中国新音乐成长的良好土壤。1927年7月教育部长刘哲认为“音乐有碍教化，也与社会人心无关”，命令关闭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艺术专科学校中所有音乐系科，经过师生抗争，结果只有女子师范大学的音乐系被保留下来。而不久在南方的上海则成立了中国第一所音乐专科学校——国立音乐院。 国立音乐院的创办与萧友梅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本来是北京音乐教育界的领导人，1927年6月南下上海。据谭抒真回忆，他辞去北京学校的音乐系工作，一方面他觉得教师水平低，又与自己的想法不合，另一方面因为上海人才多，还有外国音乐家，所以自己来上海了①。而许步曾更进一步认为国立音乐院之所以选址在上海，是由于上海工部局乐队的存在。 1927年11月27日，中国第一所音乐学校国立音乐院（1929年改为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在上海成立。国立音乐院的成长与工部局乐队的影响有密切的关系。首先，除归国留学生之外，国立音乐院长期从上海工部局乐队招聘老师和研究指导。初建时，10名音乐教师中，外国教师即占了一半，其中大部分是工部局乐队成员。1929年，鲍里斯·扎哈罗夫成为钢琴系主任，而长期担任乐队指挥的富华则一直是小提琴系主任。此外还有大提琴家佘甫蹉夫、难民音乐家如佛莱思克尔、沃尔持·约雅敬等也在此任教。这些外籍教师对国立音乐院教学的贡献是巨大的。比如，扎哈罗夫直到1943年去世为止，一直在上海教钢琴。以至于有学者说，在中国的第一代钢琴家、音乐家中几乎没有一人未曾跟他学过钢琴。 其次，乐队和音乐院虽然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但是两者有很密切的合作。乐队给音乐院的学生提供优惠票，和中国爱乐社合作演出音乐会，并且开始逐渐演奏中国音乐家的作品，吸收中国演奏员。1929年，乐队首次与中国独奏音乐家马思聪举行音乐会。1930年首次演奏中国人创作的交响乐作品——黄自的单乐章序曲《怀旧》。1931年上海音专的教师黄自当选为工部局音乐会员会委员。1927年工部局乐队让中国音乐家谭抒真代替休假的队员参加演出。1935年5位中国人首次作为实习生参加工部局乐队的演出。此后，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学生在上海工部局乐队表演越来越频繁② 。在这期间（1934-1942），中国人继续进入乐队。1938年，谭抒真、黄贻钧、陈又新和徐威麟等4人正式成为上海工部局乐队的成员。到1941年乐队中华人达到5人③。中国独（唱）奏音乐家的演出也频繁起来，如钢琴家沈雅琴、李惟宁、吴乐懿,小提琴家王人艺,歌唱家黄友葵、胡然、赵梅伯、斯义桂等相继在1930年代与工部局乐队合作演出④。应尚能在1937年就指出：“对于上海年轻一代有抱负的音乐家来说，能与该乐队演奏或歌唱乃是他们最大的成功。”⑤正如他所说的，演出并不一定总是能带来经济效益，但它们提供了聆听、观摩和演奏的机会，这是中国其它地方所不能提供的。工部局乐队不但具有历史的功绩，就机构而言，它也是今天上海交响乐团的前身。 3.音乐大师的聚集与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 上海由于其独特的历史机缘，成为近代中国国际音乐大师聚集之地，这为中国近代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难得的良机。首先，工部局乐队给中国带来了像柏克、梅百器、富华这样的音乐大师，如果没有乐队他们根本不会居住在这个国家。此外，上海的国际地位使它成为难民的避难所。俄国十月革命后，大量俄国音乐家流亡上海。二战爆发后，众多犹太音乐家流亡上海。他们或者担任管弦乐队成员，或者成为私人音乐教师，或者成为国立音乐院的教员，或三者兼而有之。例如，1924年之后俄侨设立的私人音乐学校就有18所之多⑥。这为中国学生提供了从学这些大师的机会，虽然很多人并没有成为国立音乐院的教师，但是普遍存在的家教，则提供了可能。比如，从1943年直到l946年逝世，梅百器亲自教博聪，富华指导后来出任音乐院院长的戴粹伦，沃尔特·约雅敬教授司徒志文，佛莱思克尔教授丁善德、桑桐、瞿希贤等。 上海良好的音乐氛围和高水平乐队的存在，也吸引了大量著名音乐家在全球巡回演出中把上海作为一站。从20年代到30年代，世界著名音乐家相继访问上海，如小提琴家F·克莱斯勒、约瑟夫·西盖蒂、雅沙·海菲茨和丁·蒂博，钢琴家阿图尔·鲁宾斯坦、B·莫伊耶维奇等①。国际音乐家到上海的演出，无疑开拓了中国音乐家的视野。比如据记载，黎锦晖在上海听交响音乐如同“上课”一样，事前必将登载在《申报》上工部局乐队的当天音乐会节目说明认真读过，然后前往。自1920至1929年他每礼拜五去听，风雨无阻，8年无间断。对于当时来华的歌舞剧团的演出，如：米兰来的歌剧班演出的正歌剧和轻歌剧，“向·旦尼斯（Danis-Shawn）舞蹈团”演出的大型舞剧和各式舞蹈，上海俄侨演出的歌舞剧，以及从欧美、日本来华的邓肯舞蹈团、宝冢歌舞团等的演出，他更是千方百计找机会观摩，既使观摩券“每券售大洋十元，不易筹措”，也在所不惜②。 大量音乐大师聚集上海，为中国音乐家提供了亲身从教的机会，而著名音乐家的巡回演出则为中国音乐家提供观摩的可能，这些对于中国音乐家的迅速成长和提高技艺无疑是难得的良机，非当时中国其他城市所能企及。 三、都市消费生活与通俗音乐的滋生 流行音乐的先祖是发源于美国的爵士乐和摇滚乐。20世纪流行音乐在全球迅猛发展，到今日已成为全球音乐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的近代音乐也不尽是西方高雅音乐在中国的传播和生根的过程，还包括中国近代通俗音乐的产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不仅是近代中国高雅音乐的摇篮，更是近代通俗音乐的发祥地。音乐史研究者虽然对流行音乐的研究还不多，分期也并不完全一致，但是普遍承认上世纪80年代的流行歌曲与20年代至40年代的流行歌曲有密切的联系。当时黎锦晖以“时代曲”之名创作于20年代末上海的《毛毛雨》、《特别快车》等一批迎合市民口味的歌曲，标志了20世纪中国流行音乐的产生。在该阶段产生了以黎锦晖及其“明月歌舞团”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作曲家和歌星。因此，研究者称这个流行音乐的第一阶段为“黎锦晖时代”③。而所谓“黎锦晖时代”其实亦可以称为“上海时代”，因为黎锦晖的整个活动主要是在上海，流行音乐的繁荣与上海的城市特点有密切关系，只有上海才能孕育第一个流行音乐的繁荣。 那么为什么会是上海孕育出近代的中国流行音乐呢？这要从上海这座城市的独特历史和文化个性寻找原因。有学者指出，20世纪流行音乐的迅猛发展是20世纪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现代科技的发展、商业炒作和现代人的心理需求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④。这些正好在上海有很好的土壤。 首先,由于上海特殊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使它在选择及接受外来文化上有非常积极和开放的态度，这种文化传统被称为“海派文化”。“海派文化”具有开放、灵活、多样、宽容等特点⑤，这为上海接受、容纳通俗音乐这种新形式提供了文化心理上的基础。此外，都会的经济繁荣，促进了都市大众文化生活的兴盛，也为流行音乐提供和扩大了流行空间。当时的上海无疑是中国近代娱乐业最为兴盛的城市，繁多的饭店、酒吧、咖啡馆、夜总会等服务业及娱乐场所,为流行音乐的发展提供了生存空间。 其次,商业炒作和现代传媒的出现大大加速了流行音乐的传播速度。上海是一座商业城市，任何文化形式都避免不了商业的熏染。同时，上海又是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很多现代化的娱乐消费形式只有上海才最为普及，比如电影、唱片、电台等。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既是全国的唱片业中心，也是无线电广播的中心，又是电影业中心。这三者的交互作用，使通俗音乐广为传播。 唱片和留声机于20世纪初叶传入上海，至30年代，上海逐渐发展为中国唱片业的中心，拥有国内数量最多和实力最强的唱片企业，生产大量内容丰富的唱片。唱片开始还只是印制中国传统戏曲为主。但到了30年代，新兴的流行歌曲被市民阶层所喜爱，很快成为唱片录制的重要内容。1928年，黎锦晖创作、黎明晖演唱的《毛毛雨》由百代公司录制成唱片，在社会上迅速传播。一些著名的歌星由此诞生。一些实力雄厚的大企业争相为明星灌录唱片，从此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成为各公司的重头戏。比如，百代公司曾推出“明星锦集”，为红极一时的电影女明星们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有胡蝶、陈玉梅、黎明晖、王人美、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陈燕燕、黎莉莉、严月娴等。为了争取歌星们录音，各公司专为她们“量身定做”歌曲，并不惜给予优厚的报酬，如百代公司曾给予周璇6%的版税。有些年纪尚轻的女歌星一个月的收入可达20至30元，令世人羡慕。三四十年代，各公司录制了大量的流行歌曲唱片。根据中国唱片厂1964年登记的旧唱片模板目录统计，在百代、丽歌、和声、高亭、胜利等公司灌制的流行歌曲唱片中，以周璇演唱的最多，为150余张，白虹有125张，姚莉有117张，龚秋霞有67张，王人美有62张，另有白光、李丽华、李丽莲、李香兰、欧阳飞莺、吴莺音、张露、黎莉莉、严华、梅熹等录制的唱片①。 唱片业之外，广播事业也扩大了通俗音乐的传播渠道，为其开拓了一个全新的市场。广播电台的兴盛使收音机在中产阶级市民中逐渐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收音机里欣赏通俗音乐。 上世纪30年代，上海电影业、特别是有声电影的发展更促进了流行音乐的繁荣。1931年中国第一部国产有声影片《歌女红牡丹》在上海首映，国产故事片在30年代的兴盛由此拉开序幕。电影需要配乐、插曲，这为流行音乐提供了新的创作和表演的市场。而电影的魅力更使穿插于其中的主题曲、插曲不胫而走、深入人心。本来流行歌曲主要以歌舞厅、酒吧、夜总会等为表演空间，有声电影则为歌星拓展了新的发展空间。一些原本以演唱流行歌曲、进行歌舞表演为主的歌舞团、歌唱社成员进入了电影界。如一直在黎锦晖的中华歌舞团和明月歌舞社从事表演的王人美和黎莉莉，就成为30年代联华影业公司“四大名旦”中的两位；周璇在进入电影界以前，先后辗转于明月歌舞社、新月歌剧社、新华歌剧社，早已是红极一时的名歌星。其他如白虹、白光、龚秋霞等，也都是在当红歌星的位置上走进银幕。歌星们从影后，继续维持歌唱生涯，而且往往演唱所主演影片的插曲，歌曲借电影而传播，电影亦因歌曲的流行而更加火爆。这种情况使一些原本并非歌星出身的电影明星也纷纷地开始灌录唱片，如胡蝶、陈燕燕、陈玉梅、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严月娴等②。无论是电影明星出唱片，还是歌星拍电影，结果往往是其拍摄的影片与灌录的唱片同样受到崇拜者的热爱。电影这种新兴娱乐工具对通俗音乐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正如汪毓和所说，“从20年代末开始，中国城市歌舞音乐与中国电影音乐，特别是电影歌曲的发展合为一体，成为中国娱乐性通俗音乐的主体”③。足见当时电影对于通俗音乐的促进作用。 总之，由于上海浓厚的商业氛围，具备较完善的市场运作机制，并受到唱片公司、无线电台、有声电影等新型娱乐媒体的强力支撑，流行歌曲发展的势头极为迅猛，形成了近代中国通俗音乐的第一个浪潮。 其三，市民阶层的庞大为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土壤。流行音乐具有创作题材贴近现实生活、富于情趣化，格式简炼完整、演唱方式不拘一格，突出“自我感受”、演出方式强调群众性、强化交流等特点①，这些都符合现代都市市民阶层的审美需求。类似《毛毛雨》等“家庭爱情歌曲”大都表现男女情爱，歌词内容、旋律、风格深受市民阶层的喜爱。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大的都市，有庞大的市民群体，这为以迎合现代都市生活口味的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良好的土壤。 其四，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很多进步的或严肃的音乐家，在流行音乐的创作上，也采取了较为积极态度。除了当时有黎锦晖、黎锦光、姚敏、严华等极负盛名的流行乐坛作曲家外，还有任光谱写的《渔光曲》、《燕燕歌》，刘雪庵谱写的《早行乐》、《何日君再来》，贺绿汀谱写的《天涯歌女》、《四季歌》、《秋水伊人》等都是30年代上海曾传颂一时的经典性的流行音乐作品②。 四、结语 近代上海因为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历史机缘，由原来的一个小县城发展成中国最大的都市，也成为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之一。上海在中国近代文化形成中的地位重要，它不但成为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窗口，也成为中国近代新文化酝酿形成的重镇。本文所述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文化形成中的作用，只是上海对中国近代文化贡献的一个侧面。 概括地说，上海由于其滨江带海的地理位置和华洋杂处的社会形态，形成了敢为天下先的文化传统，因此成为中国输入西洋音乐的最初舞台，并成为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而由于外国租界的存在，尤其是工部局乐队的存在，为中国人直接体验和学习西洋音乐提供了宝贵的机会；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也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 当然，随着抗日战争的开始，中国的音乐出现了新的内容，作为孤岛的上海虽然仍然保持了一段繁荣，但是由于脱离了民族的主战场，其音乐中心地位有所下降。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上海在音乐方面的影响又有所转折。这将成为另文考察的内容。

舞蹈的起源和发展 舞蹈是人类最古老的艺术形式之一。上古时代，它就充当原始人们交流思想和感情的工具。它的起源是随着人类生产劳动而产生的。动作和节奏与劳动是密切相关的，不管是哪一种劳动，人的手脚总是要活动的，手用以拍打，脚用以踩踏，在某种动作连续重复过程中，就产生有规律的节奏，再伴以呼喊或打击石块和木棍，最原始的舞蹈就出现了。 在人类原始部落里，舞蹈具有全社会性，在他们组织散漫和生活不安定的状况下，需要有一种社会感应力使他们团结在一起，舞蹈就是产生这种感应力的重要手段。不论是狞猎还是战争，都是整个部落一起行动，所以原始舞蹈总是集体性的。部落为了有个共同标志，这就出现了图腾。图腾不仅作为部落区别的标志，同时亦是一种最原始的宗教信仰。每逢祷告或庆贺，都对着图腾跳舞，这叫图腾舞蹈。图腾舞蹈在世界各地原始民族中都是一样存在的。北美洲印第安部落跳的野牛舞，他们迷信野牛和自己部族有血缘关系，跳这种舞野牛就会出现并让他们狞猎：澳洲土人跳他们的图腾蛇舞时，舞者纹脸纹身，作为对自己部落祖先的纪念。龙和风是中国古代民族的图腾。由于各个部族互相归并，一个图腾已经不能代表整个部落敢盟的共同祖先，于是把儿种图腾特征，如以鹿的角、蛇的身、鱼的鳞、鹰的爪综合成龙的形象，以孔雀、山鸡等特征综合成凤的形象，用它们代表最高统治者一姓的祖先，作为"帝德"与"天成"的标识。后来才把龙和风当作中华民族发祥和文化肇端的象征。 原始社会解体，人类进入奴隶社会，从此，图腾崇拜开始和巫术迷信相结合。因而就产生了巫舞。图腾崇拜和巫术虽然都是原始宗教信仰，但两者性质不同，活动形式也不相同。图腾是原始人类崇拜的偶像，而巫师则是作为人与神之间的桥梁;图腾舞蹈是社会性的集体舞蹈，而巫舞则是巫师的表演。在巫术中，歌和舞被利用为巫术的手段，制造出一种神秘的气氛，以保证巫术的成功。从舞蹈发展的角度上看，巫舞比原始的图腾舞蹈前进了一大步，它从比较粗糙的集体舞蹈转向专业的、个人的舞蹈表演，而且还表现出神话中的人物和故事。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巫舞十分盛行，规模宏大，形式和内容都相当丰富。 奴隶社会末期，巫舞逐渐向娱君娱种的方向发展。男巫已开始改为女巫。从此巫就失去了原来受崇拜的地位。到了封建社会，宫廷舞蹈大规模地发展;分为祭祖性质的乐舞和宴饮助兴的乐舞。中国的汉魏和隋唐时代，是宫廷舞蹈发展的两个高峰。宫廷内设有专门管理收集乐舞的乐府、太常寺、梨园等机构，训练和培养宫廷乐舞演员和乐员。唐玄亲和南唐李后主等皇帝还亲自参加编制乐舞。东方国家如印度、日本、朝鲜等，同样也有专供皇室享用的乐舞和舞伎。在欧洲，古希腊、罗马的宫廷舞蹈原来也是很兴盛的，自酉罗马灭亡后，整个欧洲为教权所统治，娱乐性舞蹈被中世纪教会认为是不道德的而加以禁止，但带有世俗性质的民间舞蹈仍独立于宗教舞蹈之外而发展，直到文艺复兴以后，宫廷舞蹈才重新恢复。 西方17世纪后的宫廷舞蹈，是以社交性质为主的娱乐舞蹈，皇帝也一样参加跳舞。这种舞蹈是向民间吸收了若千种舞蹈形式，由舞师加以改造和传授，以适应宫廷中的社交仪式，这是西方社交舞蹈的起源。 芭蕾是从欧洲宫廷舞蹈发展而来的，首先是属于宫廷中专有的表演，后来转移到剧场中去演出。它制订出一整套技术规范和要求，所以称之为古典芭膏。古典芭蕾是表演性舞蹈中技巧要求最高和最讲究形式规范的舞蹈，它传播面很广。20世纪初，现代舞在酉方兴起，这种舞蹈形式最初是受浪漫主义思潮影响产生的，后来又在现代主义的思想影响下产生出许多舞蹈派别。它总的倾向是反对传统的艺术观念，提倡创新、自由，建立了一套它们自己的表演体系和理论体系。现代舞在德国、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较为流行。 在舞蹈发展史上，民间舞蹈常常被人忽视，其实只有民间舞蹈才是舞蹈发展的主流。民间舞蹈是人民群众智慧的结晶，它是一条永远不会枯竭的舞蹈源泉。历代统治者都懂得向民间舞蹈吸取营养，但他们叉千方百计去禁止民间舞蹈的活动。民间舞蹈源远流长，它并不因为被禁止而停止发展，也不因为被宫廷吸收而改变其固有的乡土特色，它始终是以绚丽多姿的风貌在民间广泛流传

三、民族音乐的发展有效的推动了民族舞蹈的发展民族音乐在群众中的流传发展有效的推动了民族舞蹈发展。民族民间音乐和舞蹈具有丰富的民俗内涵。有人把民间歌舞称之民俗歌舞，不无道理。因为特定的民俗内涵 (包括各个民族传统的婚丧、农耕、劳作、时岁、节令、庆典、祭祀等习俗 ) 是民间歌舞的基本内容，而在我国 56个民族大家庭里，各民族内涵又千差万别，丰富多彩，这就使民间歌舞活动各具特色，绚丽夺目，有着深刻的社会作用，各自代表其民族的精神面貌和特点。如民间的社火，秧歌等等，无不具有民俗色彩。带有浓郁的民俗色彩的民间音乐舞蹈，寄寓了各民族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消灾免难、岁岁丰收，祥和幸福的愿望。由于民间音乐和舞蹈所表现的是人们理想愿望以及劳动、生活的有机结合，所以，只要存在有不同的民族，就有各民族的民族音乐和其各种特征民族舞蹈的存在和不断发展。 “采茶”是一种流行于南方及西南地区的民间歌舞．最初从采茶所唱的歌调中产生, 后来在不断流传和发展中，经过许多民间艺人再加上舞蹈表演娱乐形式而成为歌舞；“木卡姆”是在新疆维吾尔族地区流传的、具长久文化传统的歌舞音乐．“木卡姆”作为大型歌舞套曲, 据推测其产生早于十五世纪．“木卡姆”在世界伊斯兰文化区均有分布, 但仍以我国新疆地区木卡姆种类最多, 形式也最完整．到今天”木卡姆”已经成为了新疆维吾尔族舞蹈独具特色的民族音乐了，我们说“维吾尔族多变的音乐，创造了多变的舞蹈。” 维吾尔族多变的音乐不但创造了其多变的舞蹈，而且它运用各种语言和艺术形式表现了维吾尔族人民绚丽的生活和高尚的情操，反映了他们的理想和追求以及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产生的喜怒哀乐。她集传统音乐、演奏音乐、文学艺术、戏剧、舞蹈于一身，具有抒情性和叙事性相结合的特点。这种音乐形式在世界各民族的艺术史上独树一帜，堪称一绝。 也正是维吾尔族别具特色的音乐决定着其民族舞蹈的发展方向，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其民族舞蹈的发展。花鼓是一种以演唱为主加有表演的汉族民间歌舞形式, 又名”打花鼓”、”秧歌”．此乐种明代时起源于安徽凤阳．清雍正、乾隆时期, 花鼓在南方江浙等地传开, 也是在民间艺人的相互传播、改进中形成了花鼓戏．后由乡村传入城镇, 形式渐趋丰富．民间歌舞属于广场艺术的范畴，具有广泛的参与性和自娱作用，每逢庆典和节日，不少民族的群众都自发组织起来，开展民间音乐舞蹈活动，活动中很多时候是家家参与，人人表演的，寄托祝愿和祈求。在一些彝族、苗族等地区的”跳月”歌舞活动以及在苗族、侗族、纳西等民族地区的芦笙舞都是典型的范例．此外，许多地方的民间音乐与劳作、休闲结合起来，劳动间隙，茶余饭后，兴之所致就可以来上一段，唱到尽兴处还会手舞足蹈，边唱边跳，不受时间限制，也不受场地制约，对消除疲劳，娱悦身心有着莫大的作用。对民族音乐的流传和民族舞蹈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综上所述，中国民族民间音乐与民间舞蹈是不可分割的两种艺术形式，“载歌载舞，歌舞结合”是我国传统歌舞艺术的显著特征，诗歌、音乐、舞蹈三者紧密结合的歌舞艺术，在每个民族的艺术发展历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在我国，直至诗歌和音乐高度发展的今天，歌舞艺术仍在民族艺术中占有重要地位，歌舞结合的特点之所以能够保持，归根结底是人民群众的需要，这正说明了歌舞艺术在表达群众情感上的重大作用。中国民族民间音乐和民族舞蹈各有所长、互不排斥，并且相互促进、共同提高。歌与舞的结合使歌舞音乐同时具有了民歌的歌唱性与旋律性和舞蹈的节奏性与动作性，它不仅体现了本民族的音乐和舞蹈、生活节奏，还告诉了世界它的传统文化、民族习性、民族特征、个性等，让世界上的人都有机会了解到这个民族，民族舞蹈与民族音乐所结合形成完整的民族艺术。一个有形而无声，一个有声而无形，它们相互合作，相互依存，共同开创着舞蹈艺术事业的美好未来。民族民间歌舞最突出的特征是群体性、自娱性、参与性和时代性，这也可以说是民族民间歌舞的发展规律。群众性民族民间歌舞是流传最广、最为普及、参与者最多、最能代表该民族个性特征。它是该民族音乐和舞蹈的基础。也是民族音乐和舞蹈的发展中一个很重要的、不容忽视的层面首先，民族民间音乐和舞蹈具有丰富的民俗内涵。有人把民间歌舞称之民俗歌舞，不无道理。因为特定的民俗内涵 (包括各个民族传统的婚丧、农耕、劳作、时岁、节令、庆典、祭祀等习俗 ) 是民间歌舞的基本内容，而在我国 56个民族大家庭里，各民族内涵又千差万别，丰富多彩，这就使民间歌舞活动各具特色，绚丽夺目，有着深刻的社会作用，各自代表其民族的精神面貌和特点。如民间的社火，秧歌等等，无不具有民俗色彩。带有浓郁的民俗色彩的民间音乐舞蹈，寄寓了各民族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消灾免难、岁岁丰收，祥和幸福的愿望。由于民间音乐和舞蹈所表现的是人们理想愿望以及劳动、生活的有机结合，所以，只要存在有不同的民族，就有各民族的民间歌舞和其各种特征的存在和不断发展。 再次，民间歌舞具有广泛的参与性和自娱作用。民间歌舞属于广场艺术的范畴，每逢庆典和节日，不少民族的群众都自发组织起来，开展民间音乐舞蹈活动，活动中很多时候是家家参与，人人表演的，寄托祝愿和祈求。此外，许多地方的民间舞蹈与劳作、休闲结合起来，劳动间隙，茶余饭后，兴之所致就可以来上一段，不受时间限制，也不受场地制约，对消除疲劳，娱悦身心有着莫大的作用。 人人都可参与，人人皆娱悦，这是各族人民精神生活的需求，这需求无疑给民间歌舞注入了生命力量的源泉。同时也一定程度的推动了其民族舞蹈以及其音乐的发展，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音乐和舞蹈，而舞蹈离不开音乐的渲染与烘托，民族音乐和民族舞蹈在这样一个人人可参与，人人皆娱乐的生活环境中，相互推动相互发展在音乐与民族舞蹈的综合欣赏中，让我们看到了色彩艳丽的民间生活截影。倾听到了风格各异的民间舞蹈音乐，感受到了民族文化的旺盛生命力。